为什么会出现“中国中等收入陷阱阱”这一经济社会现象

蔡P: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有四步
来源:观察者网
  【本文节选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唯有改革》,原载《参考消息》】
  虽然“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是,根据现实中的“中等收入陷阱”现象,我们可以从丰富多彩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史,特别是拉丁美洲和东南亚一些国家长期徘徊于中等收入阶段的经验教训中,归纳出一些具有共性的特征化事实,用以说明一个“不幸”的经济体,是如何经过四个步骤落入该陷阱的。
第一步,经济体经历一定时期较快增长后减速。
  美国经济史学家埃肯格林等收集了大量国家的历史统计,通过计量研究发现,一个经济体在中等偏上收入阶段的某个特定时点上,会发生明显的经济增长减速,平均减速幅度可高达60%。
  国际组织分析一些国家减速经验时,把不同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分别归结为制度因素、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不足,以及在地区一体化和贸易方面的缺陷。不过,具有规律性的是,这些减速都与发展阶段变化相联系,归根结底是供给侧相关因素变化的结果。
  第二步,对减速原因的误判导致政策选择不当,使减速演变为停滞。
  例如,如果减速的原因在于供给侧的潜在产出能力降低,而政府的政策却是着眼于在需求侧刺激的话,则不仅难以产生政策效果,还会导致一系列的扭曲和不良结果。
  其中,最严重的扭曲莫过于政府过度使用政策,导致生产要素的价格背离比较优势;最严重的政策后果则是造成泡沫经济、产能过剩和对落后产业及企业的不当保护。一旦如此,原本可能是正常的减速,反而被转变为长期的超低速增长甚至增长停滞。
  第三步,面对经济增长停滞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政府采取饮鸩止渴的方式应对,造成经济社会体制的全面扭曲。
  例如,在经济增长停滞、蛋糕不再能够做大的情况下,重新分配蛋糕成为普遍存在的动机,造成寻租行为滋生和腐败泛滥。由于具有特权的群体往往得到更大的收入份额,以及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马太效应,收入分配状况愈益恶化,进而激化社会矛盾。这时,财力拮据的政府往往只能借助于仅有承诺却难以兑现的民粹主义政策,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伤害经济活动中的激励机制。
  第四步,与停滞的经济增长相伴而存在的资源分配和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造成既得利益集团,后者竭尽全力要维护这个有利于自身的分配格局,因此不利于打破“中等收入陷阱”的体制弊端积重难返。
  一旦进入这种体制状态,相关的经济社会政策就被利益集团所俘获,不仅经济增长陷入停滞,改革和制度变迁更是举步维艰,妨碍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便被固化。
  从已有的经验看,上述四个步骤既有时间上的先后继起性,又有空间上的同时并存性。从中得到的启示是,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既要正确认识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防止把自然的减速转化为万劫不复的经济停滞,又要解决好收入分配不公、差距过大等问题,保持社会凝聚力,同时打破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碍,以体制改革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实现经济增长的创新驱动和长期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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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等收入陷阱 的本质
  乔新生
  中等收入陷阱是西方经济学家总结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发展经验和教训过程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是指一个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之后,会出现长期停滞的现象。
  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经济发展动力不足,金融体系日渐脆弱,资产价格出现严重泡沫,劳动力增长缓慢,民主政治停滞不前,腐败不断蔓延,整个社会陷入混乱等,都是产生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与国家的经济结构有关,另一方面与国家的政治结构也有密切的联系。拉丁美洲国家通过引进外资、发展本国经济,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宏观调控,市场经济发展很快出现了一系列问题。部分国家依靠独裁政权为投资者保驾护航,结果导致整个社会矛盾迅速增加。在大规模投资的刺激下,拉丁美洲国家很快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但由于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投资者的利益受到严重威胁,当一些国家独裁政权垮台、投资者失去保护迅速撤离后,整个国家的经济出现空心化状态。
  西方经济学家分析拉丁美洲国家经济现象后认为,拉丁美洲国家之所以会出现经济奇迹是因为发展市场经济;拉丁美洲国家之所以会出现经济发展停滞现象,是因为抛弃了市场经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拉丁美洲国家的一些政治人物到华盛顿召开会议,总结出了著名的“华盛顿共识”,提出经济自由化的主张,认为拉丁美洲国家乃至所有转型国家都必须实行经济自由化,通过发展市场经济解决本国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然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拉丁美洲国家一些领导人物聚集到智利首都圣地亚哥,重新分析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他们得出的结论正好相反,认为拉丁美洲国家之所以出现危机,就是因为过分依赖市场经济。他们提出玻利瓦尔社会主义的概念,认为拉丁美洲国家要想避免出现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必须在整个拉丁美洲国家实行玻利瓦尔社会主义,一方面充分照顾到中下层居民的切身利益,另一方面必须对市场经济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革。
  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类似拉丁美洲国家的困境,一方面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大量投资在向外转移,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严重的动力不足问题。虽然政府提出创新驱动战略,试图通过发展互联网等新兴产业带动经济增长,但从目前情况来看,如果不解决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中国经济的发展可能会步拉丁美洲国家的后尘。
  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是国家治理的陷阱,它考验着一个国家政府的管理水平,同时也反映出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明程度。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出现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现象,必然会出现“资本雇佣劳动”的社会危机。解决市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不能依靠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市场经济本身就是问题。解决市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一方面要改变资源的配置方式,调整国家的经济结构,尽可能地让社会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另一方面应该加快行政体制改革,以政府的有形之手,解决市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没有看到政府的重要性,没有充分利用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去解决市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那么,中国经济可能会陷入长期停滞陷阱之中。
  非常遗憾的是,一些学者没有看到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他们认为只要加快发展市场经济的步伐,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就能解决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市场经济不是“永动机”,市场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必然会出现动力不足的现象。解决市场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一方面必须寻找新的动力,而另一方面则必须改变市场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减少市场运行的摩擦力,从而使市场经济在一定的时期内能继续发挥作用。
  笔者认为,当前解决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必须跳出市场经济看待问题。
  首先,必须降低市场主体的经营成本,通过大幅减税,让企业轻装上阵。现在许多企业经营困难,根本原因就在于税负沉重。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整体税负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并不重,中国没有必要实行休养生息、让利于民的政策。笔者的观点是,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从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到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社会转型,整个国家的税收主要集中在消费环节,因此,税收结构相对合理,而我国当前的税收主要集中在生产环节,税收结构极不合理。减轻企业税负,是中国今后一段时间改革的重中之重。
  其次,必须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步伐,尽可能解决收入分配不公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资本的拥有者掌握的财富越来越多。这种现象不仅会导致社会矛盾不断积累,而且很重要的是,会严重削弱居民消费能力。从绝对数量上来看,我国中等收入阶层正在膨胀,但从相对数量来看,中等收入阶层民众相对较少,由于住房、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严重不足,因此,一场大病可能会让一个中等收入家庭陷入困境,一把大火可能会让一个中产阶层家庭彻底失去最基本的住房保障。中国人均收入已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但由于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因此,中国大多数居民的消费能力明显不足。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应成为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当务之急。
  第三,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民众对精神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应在满足民众物质需求的同时,不断满足居民的精神需求,通过加快文化社会等体制机制改革的步伐,让每个居民都能畅所欲言,让每个居民都能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获得足够丰富的精神产品。
  部分学者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一定会出现调整或者转轨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经济的发展速度就会下降,整个社会的矛盾就会日益突出。但如果统筹兼顾,未雨绸缪,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可能出现的各种因素,不断满足人们物质文化精神需求,那么,就能集思广益,广纳善言,有效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作者系教授)
责任编辑:李坚 SF163
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可能需要准备好应对中美经济关系的局部恶化。如果希拉里当选,安全问题会在中美关系中变得更加突出;如果特朗普当选,贸易问题很可能会成为矛盾焦点。
1-5月中国房地产投资回升与销售回升反而会因为楼市已经进入下半场而隐藏着更大“陷阱”。这个“陷阱”就是一线城市、部分基本面较好的二线城市面临着地价攀升的投资风险,部分基本面不好的二线城市、大部分三四线城市面临更大的“去库存”压力。
地方政府收入一落千丈,日子过不下去,就开始出现动作变形。地方政府的一个动作变形,跟过来就变成了“稳定压倒一切”的事情,就不再是微观经济层面能简单调整的一个问题,涉及的是带有社会意义、政治意义的事情。
看熊市是否终结,就看股市里的那些超级大庄家是否死掉了。从历史看,超级大庄家的死掉,才能出清股市中的乌烟瘴气,再配合改革的驱动,牛市才能重启,否则大庄家参与的牛市只能是伪高潮,分分钟就能搅得市场狼狈不堪。为什么有的国家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财经--人民网
为什么有的国家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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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的国家能成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而有的国家却不能?为什么在起步阶段发展水平和条件十分相近的国家,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命运?梳理、总结国际上各后发国家经济实现赶超的成功经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经济停滞的教训,对于我们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很有意义。
拉美一些国家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这些国家十九世纪70年代工业化开始起步,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快速增长,但后来增长却一度停滞甚至倒退,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至今仍未走出中等收入阶段。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很多,每个国家的情况也不尽相同,但有一些共性原因值得关注。
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没有解决好“蛋糕”分配问题,是其中之一。国际经验表明,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往往伴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也遇到这一问题,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贫富悬殊严重。对此,各国政府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结果不理想,出现了两极分化现象长期化趋势,一些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关系被固化,不仅使得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大大减弱,更让经济社会发展失去了必需的凝聚力。
转换发展模式错失时机,没有成功培育出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更是深层原因所在。上世纪30年代,拉美国家普遍实行“进口替代”战略,但受自身技术水平与劳动力素质的限制,进口替代不仅没有使这些国家把工业发展起来,而且以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与经济衰退。到80年代中后期,拉美国家为了顺应贸易自由化浪潮,又盲目地开放了国内市场,大幅降低进口关税,平均进口关税从改革前的40%左右降至90年代中期的12%左右,这使拉美国家对外部资金和技术产生了过度依赖,在外部环境发生大的变化时无力承受冲击。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在很大程度上还缘于制度建设的滞后。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分析,“高收入之墙”实质上是“制度质量之墙”。一个落后国家要启动经济增长并不困难,但随着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经济活动和经济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矛盾冲突越来越多。如果不及时进行深入的改革和系统的制度建设,不能及时完善法律制度、加强政府能力培养、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一国就可能出现经济停滞、冲突加剧,就难以翻越“高收入之墙”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与拉美国家不同,日本、韩国等被视为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极少数国家,日本从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阶段只用了12年,韩国不到10年。其最重要的经验有两条:一条是较为及时地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韩国二十世纪70年代“汉江奇迹”主要依靠出口导向战略,但进入八九十年代,面对国际竞争主动求变,将发展方向从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经济转向创新经济,深化“科技立国”战略,目前韩国高等教育普及度高达95%,研发费用占GDP的比重高达3%以上。另一条是较好地控制了收入差距的扩大。日本上世纪60年代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韩国70年代推行“新村运动”,缩小了居民收入和城乡差距,扩大了中产阶层群体。
中国也进入到了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过渡的新阶段,尽管我们面临着与其他国家未有的机遇和有利条件,但挑战也不容忽视。如何在汲取他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路,需要我们进一步深思。(马志刚)
(责编:聂丛笑、乔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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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清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
第一财经乔新生 21:37
中等收入陷阱是西方经济学家总结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发展经验和教训过程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是指一个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之后,会出现长期停滞的现象。
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经济发展动力不足,金融体系日渐脆弱,资产价格出现严重泡沫,劳动力增长缓慢,民主政治停滞不前,腐败不断蔓延,整个社会陷入混乱等,都是产生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与国家的经济结构有关,另一方面与国家的政治结构也有密切的联系。拉丁美洲国家通过引进外资、发展本国经济,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宏观调控,市场经济发展很快出现了一系列问题。部分国家依靠独裁政权为投资者保驾护航,结果导致整个社会矛盾迅速增加。在大规模投资的刺激下,拉丁美洲国家很快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但由于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投资者的利益受到严重威胁,当一些国家独裁政权垮台、投资者失去保护迅速撤离后,整个国家的经济出现空心化状态。
西方经济学家分析拉丁美洲国家经济现象后认为,拉丁美洲国家之所以会出现经济奇迹是因为发展市场经济;拉丁美洲国家之所以会出现经济发展停滞现象,是因为抛弃了市场经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拉丁美洲国家的一些政治人物到华盛顿召开会议,总结出了著名的&华盛顿共识&,提出经济自由化的主张,认为拉丁美洲国家乃至所有转型国家都必须实行经济自由化,通过发展市场经济解决本国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然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拉丁美洲国家一些领导人物聚集到智利首都圣地亚哥,重新分析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他们得出的结论正好相反,认为拉丁美洲国家之所以出现危机,就是因为过分依赖市场经济。他们提出玻利瓦尔社会主义的概念,认为拉丁美洲国家要想避免出现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必须在整个拉丁美洲国家实行玻利瓦尔社会主义,一方面充分照顾到中下层居民的切身利益,另一方面必须对市场经济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革。
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类似拉丁美洲国家的困境,一方面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大量投资在向外转移,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严重的动力不足问题。虽然政府提出创新驱动战略,试图通过发展互联网等新兴产业带动经济增长,但从目前情况来看,如果不解决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中国经济的发展可能会步拉丁美洲国家的后尘。
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是国家治理的陷阱,它考验着一个国家政府的管理水平,同时也反映出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明程度。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出现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现象,必然会出现&资本雇佣劳动&的社会危机。解决市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不能依靠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市场经济本身就是问题。解决市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一方面要改变资源的配置方式,调整国家的经济结构,尽可能地让社会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另一方面应该加快行政体制改革,以政府的有形之手,解决市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没有看到政府的重要性,没有充分利用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去解决市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那么,中国经济可能会陷入长期停滞陷阱之中。
非常遗憾的是,一些学者没有看到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他们认为只要加快发展市场经济的步伐,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就能解决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市场经济不是&永动机&,市场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必然会出现动力不足的现象。解决市场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一方面必须寻找新的动力,而另一方面则必须改变市场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减少市场运行的摩擦力,从而使市场经济在一定的时期内能继续发挥作用。
笔者认为,当前解决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必须跳出市场经济看待问题。
首先,必须降低市场主体的经营成本,通过大幅减税,让企业轻装上阵。现在许多企业经营困难,根本原因就在于税负沉重。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整体税负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并不重,中国没有必要实行休养生息、让利于民的政策。笔者的观点是,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从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到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社会转型,整个国家的税收主要集中在消费环节,因此,税收结构相对合理,而我国当前的税收主要集中在生产环节,税收结构极不合理。减轻企业税负,是中国今后一段时间改革的重中之重。
其次,必须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步伐,尽可能解决收入分配不公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资本的拥有者掌握的财富越来越多。这种现象不仅会导致社会矛盾不断积累,而且很重要的是,会严重削弱居民消费能力。从绝对数量上来看,我国中等收入阶层正在膨胀,但从相对数量来看,中等收入阶层民众相对较少,由于住房、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严重不足,因此,一场大病可能会让一个中等收入家庭陷入困境,一把大火可能会让一个中产阶层家庭彻底失去最基本的住房保障。中国人均收入已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但由于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因此,中国大多数居民的消费能力明显不足。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应成为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当务之急。
第三,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民众对精神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应在满足民众物质需求的同时,不断满足居民的精神需求,通过加快文化社会等体制机制改革的步伐,让每个居民都能畅所欲言,让每个居民都能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获得足够丰富的精神产品。
部分学者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一定会出现调整或者转轨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经济的发展速度就会下降,整个社会的矛盾就会日益突出。但如果统筹兼顾,未雨绸缪,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可能出现的各种因素,不断满足人们物质文化精神需求,那么,就能集思广益,广纳善言,有效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编辑:黄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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