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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工国际与乌干达签署6.1亿元输变电合同
作者：陆泓来源：中国证券报?中证网
&&& 中证网9月2日讯 （002051）今日晚间发布公告，日，公司与乌干达输电公司签署了乌干达工业园区输变电项目商务合同，合同金额为9997.59万美元。
&&& 该项目位于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市周边工业园区，内容为建造4座132/33KV GIS变电站及附属输电线路。合同工期为30个月。乌干达工业园区输变电项目商务合同金额为9997.59万美元，约合61085.27万元人民币，为公司2012年营业总收入万元的6.02%。(陆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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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公网安备-1
China Securities Journal. All Rights Reserved站在中国商人群居乌干达的社会主义大楼外
玛丽亚姆·纳玛塔（Mariam Namata）赶到阳光食品（Sunshine
Foods）面试的时候跑得满脸是汗。那是2015年10月，正是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最热的时候，她非常紧张。
阳光食品据说是乌干达的第一家国产薯片加工厂，公司的中国老板坐在他的办公桌前，桌子的另一头放着一排被焊在一起的四把椅子。旁边有一个垃圾桶，里面全是烟蒂。
玛丽亚姆24岁，她的鼻子很好看，还有一头颜色发浅的卷发。她坐在了中国老板旁边，开始用普通话介绍自己。她说自己毕业于沈阳大学的国际经济系，还问老板吃不吃得惯东非特色的香蕉饭（matoke）。老板一直绷着脸，十分钟不到，面试结束了。玛丽亚姆被当场录用，她的职位包括翻译、行政和会计。
她的办公桌挨着全办公室最引人注目的展品：满满一展示柜的开心洋葱味薯片、牧场番茄味薯片和番茄牛肉龙卷风薯片。
阳光食品的总部设在 Mukwano
大厦。这是一幢六年前拔地而起的野兽派建筑，位于坎帕拉市中心金融区，这里摩托出租车横行，银行超市沙龙办公室林立。大厦里有大约700家商铺，多是批发塑料皮革制品、胶合板和滚球轴承的小店。
大厦三层是一排宿舍，住在里面的大多数都是来自中国的店铺老板，有时候一个宿舍会住四个人。宿舍的窗户对着一个带天井的院子，院子里有很多塑料桶，里面装着活螃蟹，还有几个带转盘的餐桌。人们用微信聊着天，喝着白酒，笔记本里播放着湖南台的肥皂剧。男人们在从北京带来的游戏机上兴奋地拍打着抓鱼
—— 而与此同时，大厦的外面则是荷枪实弹的保安在巡逻。
成千上万中国企业家随着上十亿美元的政府引导投资进入了乌干达，而 Mukwano 大厦 —— 这个以当地卢干达语中 “朋友”
命名的大厦 —— 也渐渐成为了一个为中国而生、让中国人自给自足的小宇宙。
那是一个小老板们的社会，他们开着游戏厅、餐馆、超市和旅行社，坚定地将自己与低级社会阶层的人群隔离开。而所谓低层的人，指的就是那些做翻译、厨师、服务生、保安和助理的乌干达人。
玛丽亚姆对于中国对祖国的投资一直心怀感激。一些研究显示，乌干达青年失业率高达60%，而中国人的存在就意味着更多的工作。
对于玛丽亚姆来说，唯一的缺点就是中国人喜欢 “冲着员工叫骂”。
面试玛丽亚姆的男老板有个女合伙人，名叫林阿珀（Lin Apo
音译）。她一直在自己办公室里一边听着面试的过程，一边看着材料，除非谈到工资，一般她是不会起身参加面试的。
在乌干达有很多关于中国老板的故事，多是讲他们如何残忍无情。然而此时此刻，玛丽亚姆只很感激她可以有一份工作。和她有类似背景的求职者通常最后是去乡下用集装箱改的简易房里工作，因为那里有中国政府支持的建设项目，比如高速、铁路、炼油厂和电厂。
玛丽亚姆叫她的新老板阿珀女士，这位阿珀女士直言她对于玛丽亚姆作为公司会计的不信任。在两人见面的第一个小时里，林阿珀就把玛丽亚姆的薪水从一百万先令一个月压到了80万，也就是大概一个月240美元。林老板还撤掉了她的午餐和交通补助，理由是她还太年轻没有经验。
不过，据玛丽亚姆估计，一个和她差不多年纪的女孩子如果给一个乌干达老板工作的话，大概薪水只是现在的三分之一。
“毕竟这里是乌干达，” 她说，“我说可以，我必须积累工作经验。”
那个晚上，她一个人躺在离家6000英里远的酒店床上，从前听过的那些关于落后非洲的恐怖故事一个个重现。她生怕有些事情是真的。
阳光食品公司背后的梦想家林阿珀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典型的中国女商人。她试图做出一脸掌控大局的表情，却让自己看起来更无神。她举止礼貌却少言寡语。她公事公办，就算她穿着牛仔裤，也希望别人视她如女王般高贵。
13年前，她只是一个女青年，经常手足无措。2003年，她刚在亚的斯亚贝巴博莱机场降落，就开始后悔她要移居非洲的决定。
这个机场同年刚刚开放，大张旗鼓地宣称自己是非洲最大的机场之一。然而远不像宣传中所谓的快速运输，机场工作人员只是打发林阿珀在埃塞尔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郊区过了一夜。她带了一个箱子，装着衣服、化妆品还有几小包抗生素和中药，以抵御热带性发热和感冒。那一年她23岁，第一次出国。
她每去一个地方都能看见端着机关枪的埃塞尔比亚保安。那个晚上，她一个人躺在离家6000英里远的酒店床上，从前听过的那些关于落后非洲的恐怖故事一个个重现。她生怕有些事情是真的。
在老家，就连警察都没真的荷枪实弹。 除了在电视上，她从来没有看到过真正的武器。她努力克制着，不去想他们持枪的原因。
不久前林阿珀刚从历史悠久的湖南大学毕业，两天前她还在和朋友家人一起庆祝。她成长在湖南的南部山区，食物定义着当地的文化。那里几乎顿顿都有红辣椒，而湘妹子注定要承载这种美食文化。有歌里唱过这里的辣妹子，有人赞赏她们，也有人甚至畏惧她们，因为她们如火般热情独立。
林阿珀不是这种典型的湘妹子。她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就梦想着有一天能离开家去很远的地方。她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见证了中国在数十年的封闭后缓慢而痛苦的开放过程。然而她还是觉得，如果她继续生活在有七百人口的长沙市，她就再也没机会去看看这个世界。她的很多朋友都离开了。
“走出去”
随着政府1999年推动海外投资的政策成了一个种风尚。这种想法感染着上至国企下到像她一样的普通人。老家劳动力市场的上层阶级已成饱和，而在海外，做一个老板依旧是一个现实可行的目标。林阿珀曾想去欧洲或美国，但是西方国家的签证格外难拿，因此她转而决定去乌干达，去做一个旅馆老板的助理。
她的父母很生气，坚决反对她的想法，提醒她不久前乌干达总统伊迪·阿明（Idi
Amin）才刚刚驱逐了首都坎帕拉的所有亚裔商人。
1972年8月，阿明总统指责在乌干达的亚洲人在经济上剥削这个国家，称他们是
“吸血鬼”。那时候，在该国的亚裔群体绝大部分来自印度，他们在19世纪英国统治时期作为契约工进入乌干达，慢慢发展成了当地颇有权力的商人群体。阿明政府规定他们于90天内离开乌干达，否则将面临在军营被监禁的处罚。
林阿珀该怎么保证这样的事情不会再次发生呢？她的父母苦苦哀求说，作为一个中国女人，又是家里的独子，她应该顺应孝道。
“要是我们一直听别人的，你就什么都干不了，”
林阿珀说，“要是你一直犹豫，不敢尝试新的事情，你就什么事都做不成。好比说，如果哥伦布犹豫了，那他就发现不了美洲新大陆了。”
然而对于中国人来说，非洲并不是新大陆。周恩来总理早在1955年就说过，中国重视对整个非洲大陆的联盟，并理解非洲人民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下所遭受的屈辱。即便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自己的经济还在蹒跚前进的时候，毛泽东主席还是决定斥资5亿美元修建坦赞铁路，那是一条曾经在撒哈拉沙漠以南最长的铁路，连接了坦桑尼亚的港口城市达累斯萨拉姆和赞比亚中部省份。
时至今日，当中国在这片大陆上继续快速修建各种大型项目的时候，这些隆隆前进的，或有生锈的车厢依旧象征着中非的团结。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中国向乌干达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起先是外交上的威信工程，比如可容纳4万人的曼德拉国家体育场、30英里长的坎帕拉-恩德培高速公路，以及一条贯穿乌干达、肯尼亚、卢旺达、南苏丹和布隆迪的东非铁路，而后则是中企在石油、矿产、能源和林渔业的一系列投资。仅2015年一年，中国在乌干达的投资就高达3300万美元。而乌干达政府对于这种发展中国家之间以投资驱动的方式表示感激，这也是所谓
“北京共识” 的一部分。
“美国一只手带着援助来了，但还有一只看不见的手，” 乌干达投资管理局小中企业部主任巴希尔·阿热（Basil
Ajer）说道，他所在的投资管理局是乌干达专门为促进外资设立的政府部门。“他们并没有改造成功世界上的哪个国家。”
随着中国超过英国和美国成为南撒哈拉地区最大的投资国，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去年承诺，中国绝不会走西方殖民主义的老路。慈善并不是通往发展的可行之路，然而至少可以为精英阶级提供工作，尤其是那些海外侨民。
“中国的弦不会绷的那么紧，” 阿热主任说，“他们是纯粹的经济关系，并不会夹带政治立场，或者要干涉我们的内部民主。”
和大企业一道，成千上万的私人投资商在听闻乌干达巨大的经济潜力和日渐增加的购买力之后，也来到了这个国家。
林阿珀随着这些投资商来到乌干达的时候，拥有多家当地企业的方方集团董事长方忞（Min
Fang）女士已经证明：在乌干达，中国的女人也可以一跃成为企业家。
她位于坎帕拉使馆区的酒店，是中国人在乌干达的大本营，两盏巨大的灯笼在通常漆黑一片的城市夜景里闪耀着独特的红色。位于酒店内部的办公室里挂满了各类表彰，有2001年东非最佳企业，2002年乌干达政府颁发的优秀证书，还有2003乌干达最优秀的女性企业家。她在这个国家工作生活了26年，为了一个乌干达护照甚至推掉了加拿大绿卡。
当林阿珀到达乌干达时候，这个国家的淘金热才刚刚开始。窗外的一切都使她深思 —— 维多利亚湖的壮美，广阔的蓝天，纯净的空气 ——
这些在她老家的朋友眼中只是野性和自然的一切，在林阿珀看来都是尚未开发的潜力。
唯一的区别是，在乌干达的中国人，并不像他们在中国时那样友好。
玛丽亚姆·纳玛塔在位于坎帕拉的外婆家长大，那里距离 Mukwano
大厦只有20分钟摩托车程。她和很多表兄弟姐们一起挤在一间四居室里，他们的父母都移民国外了，只剩下一句承诺，说一定会回来把他们都带走。
玛丽亚姆的父母在她八岁的时候丢下她去了美国。她的父亲励志成为一个工程师，而她的妈妈则志向成为一名医生。七年后，他们回国看她的时候她已经上中学了。她的父母在美国给她生了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她还没见过他们。
她的父母商量过把她也带到丹佛一起生活，但他们觉得如果现在这样
“连根拔起”，可能她还是太年轻。他们计划等到她上九年级再说，等她上了九年级，他们又决定等她高中毕业。快毕业的时候，玛丽亚姆和父母表示她已经可以和父母一起走了，但她的父亲却让她先选个大学，而且不能是美国的大学。
玛丽亚姆说：“我爸说我要是去了美国就会一直依赖他们。所以他们让我选个别的国家就行。”
玛丽亚姆是&时代长大的孩子。她的一生中，约韦里·穆塞韦尼一直是乌干达的舵手。他止住了她孩提时代的政治动乱，开放了这个国家的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也引入了外资。人们认为他的政策振兴了乌干达的经济，同时使更多的乌干达人成为了中产。穆塞韦尼每次竞选，都会承诺进一步国家发展和经济增长。
当然，乌干达对于中产阶级的定义还是颇有争议的，比如非洲发展银行就将中产定义为每天花费两美元的人群。
随着中国继续将重点转向非洲，Mukwano&大厦即将成为香港&&的相对极，成为一个五分之一的非洲手机用户都会经过的高度全球化购物中心。
然而穆塞韦尼并没有为像玛丽亚姆一样的孩子做出太多贡献。
很多她的朋友通过攒零花钱和高利贷做起了小买卖，他们卖欧洲的二手衣服和二手鞋，或者卖中国产的小电器，然而这些小商人都很快销声匿迹了。
国际劳工组织和乌干达统计局2014年的研究显示，乌干达有非常高的失业率，有5%积极找工作的乌干达年轻人依旧处于失业状态。而独立分析则将这个数据推向了更高：非营利组织国际
“行动救援”（Action Aid）称失业率高达60%。
玛丽亚姆是乌干达社会中一小部分幸运的人之一。尽管她并不能被定义为上中层阶级，她还是能够感受到自己的特权。她的父母已经是侨民了，他们会给家里寄钱。与她很多一直待在坎帕拉的朋友相比，她还可以选择出国上大学。
2011年，她19岁。如果她想要学她喜欢的法律，她就要去加拿大或者英国，而这些国家的签证往往需要等很久，有时甚至要等九个月。她还可以选择去印度，然而她并不是很喜欢。最后，她的一个叔叔告诉她，中国即将成为经济大国，中国已经在向非洲投资发展基建开发石油，这个国家充满了机遇。
“很多朋友跟我说别去中国，”
玛丽亚姆说，“他们说那就跟乌干达似的。一模一样，还有贫民窟。我当时想，天呐我该怎么办，他们都不会说英文。”
然而她最终决定，只有在中国才能学到她想要的技能。“我只是想独立，” 她说。
玛丽亚姆在沈阳大学三年，攻读国际金融并学习普通话。在此期间，她习惯了中国人的好客，也接受了他们对外国人的好奇。2014年，她大学毕业，她申请做英语家教，这是一份很多外国人都会做的工作，然而就是这份工作让她被偶然的种族歧视所刺痛，使人想起时时发生歧视的
“如果你跟他们说，我从非洲来，我想教英语，他们就会说不行，”
她说，“但是只要你跟他们说，你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或者这些国家，即便你是黑人也可以。”
她看过很多好莱坞的电影，知道该怎么适当加快语速也知道该怎么卷着读 r 音。最终她假装自己是美国人，拿到了一份工作。
尽管已经在中国有了一份工作，玛丽亚姆还是开始准备材料准备移民美国。她在中国工作了一年，去年八月回到坎帕拉准备移民材料。四年之后又回乡，她发现城市在中国人手里变化了很多。建筑工地遍地都是，在尚未完工的高速路旁，有很多工人戴着
的帽子（中国城市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扎堆看着城市地图和建筑图纸。超市里有单独的通道卖中国货，坎帕拉的夜生活也有了卡拉OK。
“我回来发现中国人好多，” 她说，“我以为我回来只能看到大概十个中国人，可是我实在没想到会有这么多。”
唯一的区别是，在乌干达的中国人，并不像他们在中国时那样友好。
回到家，她发觉自己疲乏不堪。她在中国学习的经历改变了她朋友看待她的方式。有天晚上，她正躺在床上玩手机，一群高中同学在翻箱倒柜地看她的抽屉。“我可以要这套裙子吗？我可以要这双鞋吗？”
她尖着嗓子学他们，之后无奈的说，“行，你们想拿什么拿什么。”
当她的老朋友得知她从中国回来后，突然都热情了起来。“天呐你有时间一起吃饭吗？”
她又开始学他们讲话。“然而他们并不愿意付钱，是真的拿我当钱罐子。”
玛丽亚姆在家呆了两个月后，她开始坐不住了。乔西·詹姆斯（Josh
James）跟她一起从沈阳大学毕业，现在做了一家中国旅行社的执行经理。借助他的语言能力，他的事业有所起色，待遇也比一般乌干达人要好。
普通话就是这座城市的货币。玛丽亚姆也会说普通话，她觉得她也可以借此得到一份薪水不薄的工作。她加入了乔西跟她讲的 WhatsApp
上的中国大学乌干达学生校友会。一个小时之内她就收到了一条短信：“玛丽亚姆你好，明天和我在 Mukwano 大厦见个面吧。”
当今的中国成了一个快速发展的奇迹，而这种发展的方程式，也可以在资源丰富的乌干达得到复制。
尽管在乌干达的中国移民心中对于生活在这个国家仍有恐惧，Mukwano 大厦却是出了名的安全。
2013年底，很多中国人为了逃离南苏丹的内战，纷纷从首都朱巴来到乌干达。虽然乌干达近三十年来全国基本上风平浪静，但随着二月乌干达总统选举的召开，Mukwano
的商铺都暂时歇了业，以防暴乱发生。“在这儿做生意最大的担心就是不稳定，”
林阿珀说，“要是社会不稳定，没人愿意冒险在这儿生活。”
随中国政府投资的项目而来的中国雇员住在工地附近的简易房里，外面是三重保安守卫。而住在&Mukwano
里可不是什么高级享受，这里都是那些没什么背景的中国企业家。不过 Mukwano
大厦有自己独立的安保人员，大厦内部从超市到沙龙应有尽有。如果你生活并工作在这里，你并不需要离开这里。
阳光食品是一个乌干达人值得骄傲的品牌，林阿珀坐在大厦的办公室里解释道。办公室一面墙上挂着乌干达搏击明星哥罗拉·摩西斯（Golola
Moses）的海报，海报上的他微笑着，露着胸膛，还抱着三包阳光薯片。海报上写着，“好吃！我最喜欢的零食就是阳光薯片。”
这家公司的有一百多乌干达雇员，他们工作的工厂位于通往坎帕拉和乌干达东部城市金贾的公路旁，还有十个雇员在 Mukwano
大厦门前工作。“他们工作很努力，” 林阿珀又补了一句&“但是他们干活并不利索。”
薯片是用当地的原料做的，主要是小麦、玉米和木薯，这些作物在当地产量都很高。但是对林阿珀来说，这些不只是薯片，它们也是她童年记忆中一片片价格昂贵的小零食。她小时候所生长在的中国并不像如今这样富足，而这样的经历也使她对乌干达人非常同情。“坎帕拉有点像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
对于中国人来说，乌干达的名声仍然不太好，但是中国乌干达商会会长俞斌在努力改变这个现状。他出版了唯一的中文版穆塞韦尼总统传记
——《穆塞韦尼总统与乌干达：赤道永恒的雪山，非洲的明珠》（President of the Permanent Snow on the
Equator & the Pearl of
Africa），书中附有将近200张照片，大多数都是穆塞韦尼总统戴着他最典型的农活帽。
俞斌认为，中国为像乌干达这样的国家树立了典型。俞斌从小生长在南京这座二战期间被日本侵略者屠城的城市，他儿时的记忆就是刻骨铭心的饥饿。他回忆说文革期间，一个鸡蛋都要两个人分着吃，家里能吃条鱼是非常罕见的事，通常还要留着吃好几天。但当今的中国成了一个发展的奇迹，而这种发展的方程式，也可以在资源丰富的乌干达得到复制。
玛丽亚姆·纳玛塔再回到坎帕拉的时候，中国人的身影随处可见。在尚未完工的高速路旁，很多工人戴着 CCCC
的帽子（中国城市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扎堆看着城市地图和建筑图纸。超市里有单独的通道卖中国货，坎帕拉的夜生活也有了卡拉
俞斌坚持认为只有发展中国家才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西方援助资金可以被吞进个人的口袋，但是有谁能把一整条高铁装进口袋呢？
“30年来中国变化很大，” 他说，“在乌干达，只要开放的大门打开，你也可以改变很多事 —— 但是首先你得开放。”
乌干达在对中国开放后已经有很大变化了，俞斌说。
他刚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是上世纪90年代，他的奔驰车在满是大坑的路上一路颠簸。“砰！砰！”
他笑着模仿自己在车里颠簸的模样，“现在你看不见那种路了，大部分道路都很平整。”
林阿珀享受到了早期移民的福利。她和丈夫一起做的第二笔生意是开了
“南京饭店”。他们每天都会随着日子变化更换地毯，客人们在配有凉亭的房顶上吃饭。他们有一个七岁大的儿子和一个一岁大的女儿，两个孩子不必国内的担心空气污染问题，更不用戴口罩
—— 也许最大的优势在于林阿珀可以不受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而生孩子。办公室外面，她的儿子骑自行车玩得开心。
“很多跟我差不多大的女性都想为自己的人生做决定。我们没一直生孩子也没做家庭主妇。我们不依靠自己的老公，”
她说，“妇女能顶半边天。”
林阿珀的办公室里，正当玛丽亚姆坐着没事干的时候，一个乌干达客户走了进来。尽管玛丽亚姆的本职工作是翻译和会计，公司也指望她可以用英语、普通话和卢干达语做做推销。她赶快起身，向客户手心里倒了一包薯片，开始夸夸其谈地介绍薯片的独特之处。其他的薯片就是用土豆做的，切片煎炸；但是这可不一样，他们味道很好，有时候有点甜，形状还各不相同，她介绍说。
这时林阿珀合伙人的助理，稚气未消的克利福德·周（Clifford
Zhou）悄悄从办公室走出来，手背后看着他们。玛丽亚姆转过去的时候，他小声说：“乌干达人，就知道干活，不动脑子。”
“你要是问那些去过北京和广州的中国人如果看待坎帕拉，他们会说这里就是个破村子；可是对我们这些从小长在这里的人来说，这是我们的首都。”
在 Mukwano
大厦，下午过得很慢。院子里听不到外面的喧闹声。游戏厅里满墙贴的都是中国功夫的海报，下了班的建筑工人蹲在一个叫中国龙的游戏桌旁边，桌子又是音乐又是人声一直响个不停，桌上有19条鱼游来游去，有一条就是捉到就可以中大奖的海底怪兽。
游戏厅的老板叫徐建军（音），他正坐在一张满是圆珠笔画的木头桌子旁复习英语，有人用圆珠笔画了一只喷火龙，还有一个古代帝王。徐建军在老家是一个保险推销员，他在乌干达之前也卖过女式服装和箱包。他不会说卢干达语
—— 实际上，也根本没有几个中国人会想要去学习这门当地语言。
他从老家带了一本卷了边的字典，每天从里面翻查一些需要用的词。有一页上写着
“这个傻逼黑鬼”，还有一页上是他自己随手写的笔记：“我想要生活，而不是活着”，“你苦逼的时候没人心疼你”。
楼上是伊万·西塞鲁比陆（Ivan
Sselubilu），一个乌干达理发师。对于如何吸引中国顾客到店理发，他最近想了一个新办法：他打算雇个中国美甲按摩师。最近他还装了闭路监控摄像头，防止他的沙龙丢东西，上次有个中国人来他店里，结果店里就少了东西，有了摄像他就有证据了。
“中国人比我们强多了。在想法上，意识形态上，还有政治上，在什么上都比我们强多了，”
他说，“你要是问去过北京和广州的中国人如果看待坎帕拉，他们会说这里就是个破村子；可是对我们这些从小长在这里的人来说，这是我们的首都。”
伊万深深地折服于孔子学院传授的中国哲学。乌干达最古老的大学之一的马凯雷雷大学18个月前刚刚有了孔子学院，普通话班一开课就爆满。
孔子学院的乌干达院长奥斯瓦尔德·尼多莱日尔（Oswald
Ndoleriire）表示，乌干达有很多方面可以向中国学习。“这些人有很好的工作品德和工作习惯。他们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努力工作，而不是成天睡觉喝酒，”
他说，“非洲人不必担心，他们不是带着枪来的。他们没有逼着我们学他们的《圣经》和《古兰经》。”
中国在刚果茂密的森林里修建了数英里长的公路，有些地方甚至从未有人去过。“比利时人在这呆了好多年，就是成天教刚果人唱歌跳舞，”
他说。其实，比利时人在刚果自由邦有诸多暴行，造成了数百万人的死亡。“
“我不知道该怎么站队了，你明白吗？”
然而中国想要赢得非洲人的信任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去年，很多华侨的店铺被暴乱分子冲击，180名侨民只好向驻刚果首都金沙萨的使馆寻求避难。而南非的仇外暴乱更是声势浩大，中国外交部都对此提出了抗议。好在乌干达截至目前还没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一月的一个晚上，Mukwano 大厦里一个中国烧烤店的厨师纳什·马利克·卡格（Nash Malik
Kago）正在厨房阴影里削着胡萝卜皮。那天的晚餐客流来的比往常早一些，红桌布还没换，也没有服务员来接待。领班女服务员正在桌子上打瞌睡，她也是餐厅里唯一的中国女员工，好像和餐厅老板关系比较好，一般都不会挨罚。
纳什拍拍她的肩膀告诉她客人在等了，然后他回到了厨房。突然她出现在了纳什身后，对着他拳打脚踢，先是用拳头，再后来直接挥起了墩布杆。
他们身后围了一大群人，但是没人制止。纳什后来去医院做了检查，结果显示他没受伤，可是回到餐厅工作的时候他收到了一封信。信上说从来没有过肢体冲突，只是小的误会
—— “领班只是在教他武术”。
这件事之后，Mukwano 大厦里发生了一些变化，尤其是对于那些下层群体，比如玛丽亚姆和乔西那些为中国人服务的人 ——
这种事情本来更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而不是纳什。
为中国人在乌干达的成功做出贡献原本是他们的动力，而现在，这件事情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很多乌干达人觉得我很幸运，但我不觉得，” 乔西说，“就像这次事件，我老板肯定站在中国人那边，而乌干达人却说
‘不，这是我们国家，你不能这么随便打别人’。我不知道该怎么站队了，你明白吗？”
“现在乌干达就是我的家，中国不再是了。”
二月份，春节临近的时候，Mukwano
大厦的院子几乎变成了中国大使馆的前哨阵地。到处挂着纸灯笼还有象征吉祥好运的装饰物。城外的建筑工地里搭起了巨大的舞台，甚至还有三流歌手从北京飞来为大家演出。
南京酒店里，化了妆的林阿珀挨桌检查客人的满意程度，每桌上都放着纸叠成的小花，还有糖、点心和免费白酒。每位客人还收到了代金券，可以在酒店的
SPA 里做免费的拔罐或者清洗耳朵。
林阿珀感觉自己好像在家里一样。她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具有亲和力的帝王，给雇员发着红包。她还想带孩子去北部大草原远游。上次他们去的时候，她儿子看到了狮子、大象、斑马和鬣狗，笑得非常开心。
“我爱乌干达。只要这里还安全，” 她说，“至少这里气候不错。这里的朋友，人也很友好。”
林阿珀在坎帕拉生活了13年，每年回国几次，但是很少回老家长沙。中国的经济腾飞了，但她的老家好像被遗忘了。如今，这个年轻的女领导努力保证每个人都享受到发展的红利。“现在乌干达就是我的家，”
她说，“中国不再是了。”
除夕夜，玛丽亚姆在 Mukwano
大厦安静的院子里喝着非洲茶，计算着她需要在阳光食品工作多久，才能攒够足够的工作经验去美国科罗拉多找工作。她还没有把薪水存起来，工作内容很简单，就是翻译些没意义的东西，对她来说也没有挑战，她已经越来越讨厌这份工作了。她大部分的薪水都花在了买新衣服、包和小饰品上。
“你跟那帮中国人一起工作的时候根本存不下钱，” 她说，“你花的会更多，结果什么也存不下。”
她正努力去美国，而这次她觉得好事一定会发生。她一定可以逃离坎帕拉的苦差事，逃离这些慢慢压垮她的琐事。
三月第一周，她递交了辞呈。“如果我没在美国找到工作，我就去中国，再教英语。”
作者：Kim Wall & Mansi Choksi
插画：Matt Rota
翻译：姜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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