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大包干精神有什么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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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郊小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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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追忆东郊的似水年华
现代成都人说起东郊第一个反应就是“东郊记忆”,成都人享受悠闲与艺术结合的最佳去处。一进园区,能看见路旁有不少铁质的四轮滚车零星分布于各大门口和中央街区,虽然表面刷上了一层锃亮的黑漆,但那车依然显得陈旧,无法抹去身上岁月的痕迹。车上熏黑的煤球已换作了成簇的绿叶鲜花,古老与鲜活搭配,分外惹眼。这是东郊记忆最为典型的独特风景——艺术 工业遗迹。
中央大道贯穿东西,琴行、画坊、水吧、酒吧、书店等交织出现在大道两旁,俨然一条时尚休闲的步行长街。每一家小店门口都散落着悠闲的游人,形成一种现代感十足的咖啡馆文化,呼应着成都传统的茶馆文化,为这座城市增添了浓厚的时尚感。行走在长街上,时而会遇上一两个背着乐器的年轻人;间或也会听到一曲动人的音乐从某处悠悠传来;转入成都舞台,多半都会遇到一场大型艺术活动,或是一群正在玩着时兴群体游戏的青年;舞台广场的两边,一半喧闹,一半静谧,喧闹的是舞台左边的水吧、茶馆,静谧的是舞台右边的书店、画廊。其间又处处都点缀着音乐与艺术的雕塑,把音乐公园的主题凸显得淋漓尽致。
但在某一转角处,一群的陈旧建筑中,也许能碰巧遇上这样的场景:一位上了些年纪的老者,搬了根凳子端坐在这群过时的建筑中,拿起手中的画笔,专注的画着:两根耸立的烟囱,一根淡砖红色,一根灰白泛黄水泥色,直入青天。画面结构简单、明暗对比鲜明,色调统一在一种陈旧感中,仿佛在叙说着一段时过境迁的历史岁月。
突然,两根高大的烟囱,一下活了过来,出着滚滚大气;那别致的花坛下黑漆都无法遮掩的斑斑锈迹渐渐淡退,鲜花变作了煤球,穿梭在林立的厂房间;红砖楼房里里外外人声嘈杂;装满现代味道的小店逐个消失,车间、工段里顿时一片热闹;轰隆隆,厂内机器轰鸣,面前俨然一座工厂正兴奋地工作着。统一的蓝色工装,繁忙欢快的步调,骄傲的神情,工人们有条不紊的忙碌开来。广播室放着《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歌声,广播员播送着工厂再一次取得的新成就,句句鼓舞人心。厂宣传部的同志们正在厂区墙面上涂画着宣传标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标语下的工人画像神采奕奕……音乐公园瞬间被一种深藏在时尚背后的工业色调覆盖,一切的一切都回到了那个火红的年代。
晨曦微亮时,几个工人从车间出来,在前面的水池,胡乱抹了一下脸,转身前往食堂,十几分钟后又返回车间;走近车间,那几个工人已经忙碌了起来,旁边还有几个则在靠墙边的地铺或凳子上躺了下去,还有一个手握钢笔涂写着什么的年轻小伙,砰的一声栽倒在了桌边,呼呼睡了过去。这些工人就住在这车间里,可在他们的脸上除了些许劳苦的疲惫,却没有一丝的怨意,仿佛他们乐在其中,苦中带甜。
这大致是“一五”建设以后逐渐壮大起来的东郊工业时期,虽然连带着“大跃进”的疾风骤雨,东郊工业却成为了成都财政的主要支柱;三年经济调整,又渐渐打开了出口渠道,创造了属于东郊的品牌产品。这些成就便是那一个个深扎车间、艰苦奋斗的工人们创造出来的。那年月的东郊工人,似乎大多都不知疲劳,眼里、心里只想着一件事——怎么出产品?怎么出成绩?满满都是国家的事儿、人民的事儿。大多的工人都没日没夜的扎在工厂车间里,累了困了就在车间空处躺躺,从梦里醒来又一头扎进去,就这样不断地实现了当时各方面的工业突破与创新,点点滴滴汇聚成了整个东郊工业的辉煌。
1958年,成都东郊圣灯寺马槽沟村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了国营成都红光电子管厂。然后红光人就让这厂从一个维修车间和一个库房中发展成当时我国最大的显像管玻壳生产基地,并且自行研发生产了中国第一只显像管。创造了从无到有的奇迹,突破了一切技术难关,成就了红光的骄傲。于是烟囱、铁架、红砖楼……工厂的设备设施渐近成熟,然后又在时光里慢慢浅暗陈旧。
忽一串七彩的泡泡悠悠地从这浅暗陈旧中冒出,源头是一个穿着现代时髦的小孩,他玩得很开心,一路跑向了远处。小孩跑去的方向分散着或蹲、或站、或仰天、或俯地,形态万千,奇趣横生的摄影师,他们的镜头不断移动在街区的每一个人身上、每一个角落处,捕捉着这里的每一个现代与过往交织的故事,探寻着那些嵌入东郊记忆每一寸肌肤的青春痕迹与艺术东郊的每一个灵动音符。
拍摄画面里也许就有这样一对老人: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相互搀扶,闲淡地慢步在这时尚的音乐公园里。也许他们就是那一群意气风发、坚定朴实的工人中的两个;也许他们正在从地面斑驳的砖缝中回忆着各自青葱的黄金时代,感叹着匆匆那年留在东郊岁月里的动人挽歌。那流年虽已被掩映在了新世纪的欢声笑语中,但来访者依然能够从那些遗留的工业痕迹中探听、寻找到他们过往的踪迹,将那遗落的文明、曾经的光辉一幅幅地重现眼前。这就是东郊记忆,一个穿越在似水流年里的工业文明印象。
原成都红光电子管厂现东区音乐公园
1957年红光电子管厂在东郊马家沟破土动工
日红光电子管厂正式建成交付国家验收剪彩仪式
二 老东郊忆东郊崛起
暖阳渐近西下,在这个时尚音乐公园最能远离喧嚣的一隅,总能看见一位画画的老人。这时他正缓缓收起画具,按件装入袋中,拧开硕大的保温茶盅,喝了一口,映着春日的余辉,望着他面前的一处旧景,静坐不语。可以猜想此时他定是又开始回忆那些年东郊的模样了。
这一切如从历史中剪辑出来的一段段掠影一般,似清晰,又渐近模糊。挤满他大脑记忆层的是“一五”到“三线”的十年,东郊大电影拉开巨幕的十年,也是成都点亮东郊明珠的炫丽开场,虽然“饥荒”三年做了过渡,但那辉煌发展的十年依然闪亮耀眼。那一阶段的东郊携带的他最青春的时光。如今东郊在别处还继续发着它耀眼的光芒,而他却早已不再年轻,于是东郊崛起的那一时期便总是在他的脑海里一幕幕重现,为着纪念自己的青春,更为纪念那一段让他感到无比的骄傲与自豪的辉煌岁月。
因此他总是间或几天就会背着画具在这里花上大半天的时间,找一处旧景画上一幅,谁都看得出他是想在这里的一砖一瓦中拾忆起那些年的岁月痕迹。比如:一片荒野上,一个个穿褂子包白头帕的客家人;一群带着各种仪器四处探测地理情况的高鼻梁大个子洋先生;然后是一根根平地而起的大烟囱,一堵堵挤满了荒野的水泥墙。他记得上世纪50年代初期,苏联老大哥援助了我们156个重点工程,电子工业占九项,其中四项就布在东郊。从这个决定下来以后,他看见东郊每一年都在发生变化,甚至每一个月都有所不同。1958年一下在东郊就冒出了三个大厂,3月西南无线电器材厂,6月成都无线电厂,12月锦江电机厂,就都开始投入生产。他还记得当时好多成都人到那个时候才发现,“哟,咋个冒出这么多房子烟囱了!还有那么多的外国人!”这一切吓坏了好些东山人和老成都,他看见好一些从来没出过门的老成都,呷起嘴巴惊叹不止。
那个钢筋混凝土,铁一样的岁月,是他记忆中最清晰的画面。成都的工业革命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演变便也从东郊这里起步。从“一五”计划开始,东郊的变迁就影响着整个成都的大变迁。一个深陷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中的23000平方公里的农业平原,开始了向工业现代化的转变。回忆中不能错过的是成都热电厂开建和沙河治理工程迅速开启,因为这一电一水两个工程,基本解决了这一时期东郊工业区对于电和水的迫切需求。那会儿他常听工友说:“东郊如果没有这两样东西,所有的设备仪器也只能是一堆废铁,就像是一辆崭新的汽车加不到一滴汽油一样恼火。”
1953年,“十万大军” 开进沙河的壮观场面自然更是难以忘记的恢弘画面,这一队气势磅礴的大军是通过肩背手提的方法,把古老的沙河,从天然农灌河道扩建为了工业区供水专用渠,使淤塞窄小的沙河最终成了全长22.223公里,河道最窄处15.6米,最宽处55米,平均水深4米的穿城河。愚公移山的毅力、恒心,不怕困难,迎难而上,不退缩的精神在东郊人的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进水渠道的整修让沙河重获新生,担负起了东郊企业的生产供水、市民生活用水、沿河农田灌溉及城市东郊防洪排汛等任务,从此被称为成都的“生命河”。满足了成都热电厂及沿河新建工厂的生产用水,解决了扩大到五万亩的农田灌溉用水,还建成了成都市自来水二厂、五厂提供了人们的生活用水。逐渐地,东郊工厂的布局也大致以沙河为界形成以东为厂区、以西为工人住宅区的模式。
到1956年3月东山灌溉渠也开始动工,贯穿整个成华区东部区域,此时,正是东郊工业发展鼎盛时期,它也一样担负着东郊工业生产、农业灌溉和居民生活用水及防汛排洪排涝的功能,到现在已经是成华区非常重要的一条河流了。他觉得很难说清它到底是东郊工业发展的产物,还是源泉,毕竟期间它们是相互影响,相互起着作用的。
东郊工业区的厂房就这样一家接着一家地建起,改变成都工业囧状的大好时机便逐渐来到,一切准备就绪,一促即发。从1953年到1957年整个东郊都在为一场工业时代地崛起而准备着,没有设备、没有厂房,那就创造土设备,车库变工棚,尽一切之可能变无为有。工人们虽然居无安处,但却几乎把除了睡觉以外的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厂里,基建生产一起抓。他常说那会他们的生活就只有一个字——忙,各种忙,忙得不亦乐乎。为了东郊工业的发展,为国家的事业,每一个工人都持有着“先生产后生活”工作态度,没有人抱怨,大家都是心甘情愿往上扑的,那是一种荣誉。
看着眼前的红光厂,他总是能清晰地记得,1960年7月以后苏方停止了一切供应,所有苏联专家全数撤离出了中国时,红光人日夜不停地坚持在车间、厂房时的场景,不断地实验,不断地改进,不断地突破。才有了李铁锤他们生产出的第一只被称为电子工业“原子弹”的彩色显像管,才有了后来红光人的骄傲。而这荣耀里浸满了无数红光工人的青春汗水和一个时代的工业发展梦想。
&&&东郊的工业时代就这样正式崛起,成都的新时代也自此到来。这一变化使东郊的一片荒野上矗立起了成都当时最高的建筑——新都机械厂消防瞭望塔;使东郊成为了成都最具优越感的城市郊区;改变了成都“马路不平,电灯不明”,工业只有“三根半烟囱”的历史状态;使国家拥有了一个现代产业和高科技产业集中的电子工业特区;为中国的国防工业和航天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国光厂机加工生产现场
红光电子管厂电子枪装架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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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温东郊光辉岁月
成都东郊在整个古城历史演变中似乎并没有留下过多少痕迹,仅有的些许痕迹,也不过是附庸在秦建蜀郡后的成都城垣以外的荒原野地;隋唐大慈寺兴盛后的零余繁荣,最后也在一把大火后倾覆殆尽;明清时期迁入省外移民,成为清至民国东山客家人的聚居地。仅此而已,再没了什么大事记、大光景可以为人们赞颂讴歌。就不过是成都以东的一片荒郊野地。
可奇迹发生了,1953年7月中央“七人小组”空降四川,成都东郊的历史就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从那一年开始成都东郊就成为了成都发展历史中,乃至全国历史发展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年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式实施的开始,目标是以重工业为中心,集中力量进行以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和我国自行安排的相关工业建设,最终在“一五”计划里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而在这个规划中,成都东郊将被建设成为一个以电子、机械、仪表工业为主体的大型工业区。到1958年,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孕育出了西南无线电器材厂、成都无线电厂、锦江电机厂这三个大厂子,并逐个投入生产,电子工业的希望之火就此点燃。之后在“大跃进”期间,依托着这三个电子工业大哥,东郊也陆续建成成都电机厂、成都通用无线电测量仪器厂、国光电子管厂、国营成都红光电子管厂等一批国内重点电子工业项目,东郊电子工业家族逐渐发展壮大,兄弟姐妹越来越多。与此同时,整个东郊的工业发展也开始形成规模建设。很快,红光厂试制出了我国第一只35厘米黑白显像管玻壳;西南无线电器材厂第一支热敏电阻器研制成功;成都电机厂开始试制生产DK-1A直流伺服电动机等飞机罗盘伺服系统的相关配置;四川抗生素厂土霉素车间建成投产;仓储业、计量业等相继兴起……工业东郊的雏形便大致落成,从此改变了我国几乎一片空白的电子工业状况,成都东郊就此基本定型成为了中国电子工业的摇篮。东郊自此开始了它的辉煌,不仅有了令人称赞的大事记、大光景,而且其成就逐渐改变了整个成都、四川乃至中国的工业发展历史。
伴随这些大型工厂的落成,东郊又逐步建起了许多的电子配套企业,成都机车车辆厂、成都制材厂、四川化工厂、成都量具刃具厂等等,东郊这个工业家族规模再度扩张,在全国的影响力也不断扩大,真正意义上的东郊工业集群的设想已经成为现实。其中相当值得一提的就要数成都量具刃具厂了,1957年春天,朱德同志视察了成都量具刃具厂,过后不久中央来拍了个《一个勤俭办企业的典范》的纪录片,成量厂成为了那一时间各地工厂学习的楷模。1958年3月5日下午,毛泽东改变原本去郫县的计划到量具刃具厂视察工作,鼓舞了工人们的生产积极性,生产量也迅速攀升,为了纪念这一重要的事件,就把毛主席进厂走过的那道门命名为“幸福门”,而那“幸福门”自然也成为了工人们心中最深最美记忆之门。三年调整期间,东郊工业逐渐打开出口渠道,成都量具刃具厂的“川牌”和“三尖牌”量具刃具走向了世界。“成量”便逐渐成为了西南第一座现代精密工具制造厂,同时也是当时成都向现代工业城市发展的重要标志。
熬过三年困难,再经过三年调整,我国国民经济基本开始复苏,东郊也终于通过抗灾自救度过了那段艰辛的岁月,来到了“三线”建设时期,工业的发展形成迅猛之势。国家投入了前所未有的资金与人力,东郊工业在这一时期基本为成都产业的形成和城市性质的转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必须一提的是这个时候来自北京、沈阳、上海等工业发展较快较好的“一线”城市的大力支援。那时候到处都洋溢着“党叫干啥就干啥,党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到内地去!到大西南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豪言壮语。在党的号召下,全国各地大量工业企业内迁成都,如:1965年2月25日,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电焊研究室内迁成都;同年5月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抗菌素室部分科研人员和设备内迁成都;同年10月,哈尔滨工具研究所内迁成都;还是1965年,中共冶金部钢铁研究院西南分院在成都冶金实验厂成立。“三所一院”为成都工业科研注入动力,成为新时期东郊工业发展的主力军。此后又有一批电子及电子配件生产企业从全国四面八方内迁至成都,为东郊工业的进步发展再一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多难兴邦,在工业复苏的这个过程中,东郊的发展多亏了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同胞兄弟姐妹们,才有了东郊后来更为辉煌的骄傲岁月。
从上海、北京等地迁进的一大批技术设备、研究机构和员工,基本改变了东郊的工业发展状态和人口结构,地域的差异碰撞出了不一样的成都东郊,成都也迎来了第二次移民大军,他们的到来再度加速了成都现代化的发展,成都的经济实力、城市建设、工业交通、科技文化等项事业就此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另外伴随东郊工业的快速发展,入川的铁路也通了几条,肩挑背扛出了成渝,上穿秦岭到了宝鸡,下越高山河谷进了昆明,蜀道也便从此不再难了。便利的交通助力了东郊工业的快速成长,增加了东郊工业的影响力。随后,成都地区的军事电子产品逐步由前期的以仿制为主向以自主研发为主转变,开发出了一大批具有高科技含量的科研成果被广泛用于国防建设和“三线”建设重点工程。科学仪器厂、宏明无线电器材厂、红光厂、成都电机厂、新兴仪器厂、前锋厂等都为成都成为中国西部最大的电子工业生产及科研基地提供了强大的科技力量与生产实力,成都也已然成为了“三线建设”的主要后勤补给基地。
同时外来的工业入驻成都以后,也带动了成都本土工业的快速发展。成都灯泡厂、国营西南玻璃厂、成都蜀都轴承厂、四川制药厂、川西针织厂等等就是在这一时期,通过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扶持不断崛起发展壮大的,成为了东郊工业不断前进发展中一支强大的地方军。它们的产品灯泡、玻璃、硅酸盐、轴承、药品之类的,都不仅仅是普通的民用器械材料,还包括高端的医用、航空、兵器及其他电子工业的配套器材,甚至还有很多产品远销海外。这一切对于整个成都从传统消费型城市向现代工业化城市的转变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成都老百姓的生活基本上也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生产、生活的质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成都东郊以“厚重”步调,就这样踏出了建国以后它最为骄傲的一页篇章。这一章写下了当年最神秘的东郊信箱厂的故事,记录了苏联专家在成都生活的点点滴滴,铭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俊才的青春热情。东郊在时代的感召下,创造了很多在当时达到世界水平的设备仪器,助力了“两弹一星”的成功发射,在国家最需要工业支撑的时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于是那时总能看到,几万辆自行车来来往往在那沙河两岸之间,几万工人浩浩荡荡涌进涌出那排排林立的车间厂房,迎接东郊的光辉岁月,自信自己的双手与汗水可以改变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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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人为庆祝208厂第一埚光学玻璃出炉合影留影(58年)
国光厂生产场景
四 细数东郊明珠的创业故事
——420厂初创纪实
继1954年3月31日第二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管理局发出第10号命令由老工业基地——沈阳国营111厂负责包建410厂之后,根据形势的需要,大型国防工厂要建在内地,以保证安全的要求,1958年11月3日,航空工业管理局作出决定,仍以111厂为主,支援建设中国第二座喷气式歼击机发动机厂——国营420厂。
开向大西南
1958年10月,二机部在南昌召开的企业领导干部会议上口头通知111厂负责包建420厂。会议结束后,111厂党委书记崔光炜、厂长杨诚绕道成都察看了新厂厂址,了解筹备工作情况。回沈后立即紧锣密鼓地进行了分厂转移的一系列前期准备工作,根据“成套支援”转厂的方针、原则,多次召开党委会,就支援420厂建设的组织领导、分厂原则进行充分酝酿讨论,做出了五条规定,确定了 420厂的党政负责人是党委书记崔光炜、副书记仉锦堂、厂长杨诚、总工程师柳毅、副厂长李立德、郭永顺、孙光远等。
按规定,111厂应向420厂输送生产工人3841人,各种大型、中型设备及标准机床设备400多台份,还有各种试验仪器、非标设备、工装检测工具。要求全部转移人员及设备物资,从1959年元月份开始,分三批,三个月内完成转移到位。
1958年12月3日,一个不寻常的日子。这一天,国营111 厂党委召开了全厂职工大会,向全厂职工进行了支援新厂和建立试制厂重大意义的教育、动员,号召广大职工积极报名支援内地建设。广大干部和职工通过大会、小会的动员,弄清了支援新厂的重要意义,克服“三怕”(怕吃苦、怕离家远、怕生活不习惯)做到“三通”(本人通、家庭通、亲友通)。全厂很快出现了积极争交申请报告,志愿到祖国大西南参加航空工业建设的高潮。此时,北国已是千里冰封、万里飘雪的寒冬,111厂却一派热火朝天,到处洋溢着“党叫干啥就干啥,党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的豪情壮志;广大职工心中激荡着“到内地去!到大西南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豪迈誓言。
然而,毕竟到420厂去的职工多数是东北土生土长,有浓厚的乡土眷念之情,与不愿随迁的父母、兄弟、姊妹以及亲朋好友,感情上也一时难以割舍。想着一旦分手,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见面,支援内地,到西南安家,就意味着要在祖国大后方战斗一辈子,以至繁衍后代……一系列后顾之忧在内迁职工脑海中跳荡,
各种思想和情绪在激烈交锋。
家有老人的担心过惯了北方生活,睡惯了北方火炕,到成都后水土不服;有的人固守“破家值万贯”的观念,焦虑用惯了的盆盆罐罐如何带走;孩子们问,滑冰用的耙犁那边能不能用?总之,人们即将远离世居的热土,思绪万千,疑虑重重。但是,这些老兵工们在党、团组织的教育下,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国防事业,最终放弃了个人利益而服从了国家的大局。
当时反反复复的思想动员工作,渗透到每个家庭,每个成员,职工回家积极做父母、妻子、儿女和亲属的工作。木工李呈祥迁往成都时,父母死活不让走, 甚至要儿子丢掉工作也不去成都,李呈祥耐心说服父母及家庭成员,按时离沈到岗。还有一位老职工,妻子身体不好,担心到成都水土不服,不愿走。这位老同志耐心做工作,终于让还生着病的妻子同他一起转移到成都。李秀智同志转移时已59岁了,转移前他在花园街刚盖了两间房子,家里养了很多猪,并有其他家产,当组织动员时,他二话没说,表示“虽然我快退休了,组织上需要我,我无条件服从,在有生之年为党为祖国的建设多做贡献。”在420厂再立新功,虽然他到岗时已六旬,仍人老心红,处处起模范作用,不分昼夜,不分工序和年轻人比着干,传为一段佳话。
在高涨的政治热情下,佟富臣、李秀智、李呈祥、陈国清、刘明亮等三十多人,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房屋和家具以低价出卖,或送给亲属;把自己养的猪、鸡、鸭等牲畜全部处理完。
刘明亮同志看见转移名单上有他的名字,第二天就把自己的两间住房处理了,向党支部表示:“我房子已经卖了,什么时候叫我走,我马上奔赴内地。”又说,“我不怕成都热,再热没有我心热。”许多职工表示:“我们卖房子,不是把心卖散了,而是一心一意干革命的心更实了。”有的职工说:“暂时抛弃小家利益,开赴创业征途,为航空事业奋斗,是无比光荣的。”
111厂广大职工在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之下,打消了各种顾虑,发扬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纷纷用大字报、小字报和书面申请等形式向党表决心,不怕任何艰难困苦,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全厂很快出现了丈夫说服妻子、妻子动员丈夫、儿女说服老人、老人支持儿女的动人场景。
千里大转移
回忆40年前的分厂大转移,许多老人一提起便眉飞色舞,心情激荡,自豪不已……
1959年1月9日,国营420厂正式成立并启用印章。与此同时,沈阳111厂在俱乐部召开热烈的欢送会,拉开了转移的序幕。
从东北沈阳搬迁到成都,那么多机床物资、设备器械,那么多男男女女、老老小小,那么短时间,那么长行程,在50年代交通还很落后的条件下,情况极其复杂,任务非常艰巨。
周密详尽的组织工作在厂党委的领导下进行。首先在沈阳成立了“转移指挥部”,李立德任总指挥,李广才、黄公略任副总指挥(李负责设备、物资转移;黄负责人员转移)。并从各科、车间抽调一批干部成立专门机构,实施人员转移的周密措施。
针对小孩上学、临时病号和生产需要暂时留人等情况,党委抽调一批得力干部成立“留守工作组”,处理部分职工不能如期离沈的遗留问题。留守组工作人员有于长恩、王家凡、朱广义、黄志家等人,由厂工会副主席汪志富负责。当时安排上车定票、物资托运都由张贺春、韩长杰负责。
在成都终点站成立接待安置组。先期到达成都的党委负责同志极其重视这项工作,安排了思想政治强的干部,先遣人员李学文、李成修、汪波等同志完成社情调查后,按党委要求会同先期到蓉的运输科张凤力、马如林、行政科林均寿、教育科宋爱光、保育科于莲英等组成厂接待工作班子,废寝忘食地迎接安置来蓉职工,工作分外辛苦。
沈阳是转移始发站。当时在指挥部负责日常工作的张连生,负责联系送站订票的是张贺春,因种种原因,经常发生退票改座情况,他都全力以赴满足要求,他还同时负责货运车皮联系工作,忙了这头忙那头,日夜不停,星期天更忙,他们在各科室、车间领导支持下组织队伍,办理手续,发放差旅费;订票、送站、收发行李、负责和北京联络站联系,根据成都传来的住房分配情况安排转移人员,始发站工作繁忙、辛苦,自不待言。
这样,以沈阳指挥部为龙头,成都终点站为龙尾,一前一后,中间设立北京、上海、武汉、重庆接待中心站,环环套扣,使规模宏大的分厂转移工作忙而不乱,涌现了许许多多好人好事,他们勇于自我牺牲,夜以继日,辛苦备尝,为工厂前期创业做出了贡献。
从东北沈阳到四川成都,横跨七省市,陆路行程2889公里,水路航行3521.5公里,加上成渝段行程,共4422公里,从北向西南,经过大半国土,分厂转移路线有三条:
第一条路线是陆路,从沈阳经北京到郑州,然后经陇海线到宝鸡抵达成都。
第二条路线是水路,从沈阳乘火车到大连,改乘海轮到上海,逆长江而上抵重庆,再改乘火车到成都。
第三条路线是从沈阳乘火车经北京到郑州,从郑州南下到武汉,再乘江轮到重庆,转成渝线到成都。
以上三条通道各有利弊,运行过程中大多采用前两条路线。
人员转移在实际操作中,无论走陆路还是水路,都得到了中央、部、省市各部门的重视和大力支持。“北京联络站”的工作量最大,工作很出色。这个联络站以吴增瑞任组长,房学泮、杨景宇、彭国良、姜馨、刘绍舟等先后在联络站工作。他们昼夜接待,安排住宿,办理订票、换乘等手续。夜间便和沈阳、成都联络,对临时发生的变故,如有人生病、家属和小孩走失、铁路塌方引起停运等等意外,事无巨细,不分日夜地解决。北京联络站的同志们工作热情很高,有时一天接待几十户家属,一百余人,有一次有80多人到北京换乘,临时找不到交通工具,联络站人员便帮大家背行李,带领老老小小队伍走了十多里,把他们一直送到住处。
全体联络站人员,不分白天黑夜,风里雨里,泥里水里,从接待安置到吃住供应,都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不等不靠不埋怨,积极主动满足中转职工要求,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而他们自己的家属却时常不得不托付别人照顾,或让其自行随队伍到成都。
对北京站的工作,厂党委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关怀,为便利周转,银行开了专户,厂领导每次到北京,在部队拿到几张剧票,自己不看,派人送给联络站的同志们看。有一次,24户家属80多人到达北京,他们考虑招待所离火车站有7.5公里路程,又有老人和孩子,坐公共汽车和步行都有困难,便到航空工业局请求派客车支援,因缺少司机,王西萍局长便步行上班,要司机早上8时准时开大客车到火车站接人,大家才安全及时被送到招待所。
种种转移中的轶事,难以尽书。
航行入蓉都
1959年1月,成都新厂急需生产准备人员到岗,刻不容缓。111厂党委便立即着手实施转移计划。首批转移人员(工具及毛料系统人员)五百多人由沈出发前,忽然传来宝成线塌方的消息,转移受阻。而当时家家户户连锅盆碗盏都已装箱托运走了,怎么办?面对新情况,党委当机立断,指示指挥部“旱路不通走水路”。
于是,立即派人赴大连,在有关单位领导支援下,顺利包租了一艘海轮,全船员工在船上政委带领下,对住处、伙食都作了专门安排。船上设施好,有大餐厅,休息厅,还可以看电影,大家情绪很高。谁知船一驶离港口,不久就见风浪,宽阔无垠的大海鼓动着胸脯,欢腾的波浪蒙着白雾,在向所有第一次坐海船的人们问好!
经过三摇两晃,船上的人们晕的晕、躺的躺、吐的吐,孩子们叽叽喳喳,大人自顾不暇,既新鲜,又难受,到后来竟然晃得鱼肉无味,平时喜爱的白米饭端起又放下,这可难坏了总领队徐立祥、谭振庆和随队医生,更忙坏了船长、政委和船员。
关于这次转移,马桂群同志写了一篇回忆,记录了他随队经历,让我们一同去追思一下“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情景吧!
得到宝成线塌方的消息,我们工具系统必须抢时间,争速度到达指定岗位,组织上决定我们由水路入川,发给每人路途生活补助费,其他费用全由组织包干。1月19日下午4点过,转移人员全部登上海轮“民主十二号”,一切都感到新鲜,加上船上食品都是细粮,大家争相购买,广播里不断发出“保证供应,请大家不要拥挤”的声音。
晚上八九点钟,启锚开船。漫长的海上航行开始了,初时大家有说有笑,多数人没坐过船,海风一吹,船又颠簸摇晃,人都好像飘起来了,不少人呕吐起来, 有的吐入痰盂中,来不及的便吐在甲板上了。呕吐好像会传染,有的人见别人在吐,自己也禁不住“哇”了起来。住通舱的尽量缩小自己的地盘,生怕弄脏别人的东西。由于行程中大家既困又乏,一时疏忽,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王心成同志才几个月的小孩睡梦中被压死。大家都很悲痛,在船上召开了临时支委会进行妥善处理,要求大家以此为戒,互相关照,注意途中安全。
第二天黎明,船仍在大海中航行,湛蓝的海水一望无边,浩瀚的天空连着海水,海轮像大海中一片漂浮的树叶,在鼓浪的海上一会落入低谷,一会儿浮出海面。
21日晚,“民主十二号”抵达上海,两天两夜航行中,我们得到船上员工无微不至的关照。8点左右,我们从吴淞口上岸,只见两岸灯火通明,船只如织,
波光粼粼,下船时人声鼎沸,码头的夜景使人难忘。上海接待站的张连康、林渭海等同志早已在码头迎接,从物流供应到人员休息均已安排停当。记得码头上供应了大量的糕点,大家对面包最感兴趣,多的有人买了几十个。
尽管不少人下决心不坐船了,但他们未曾料到,“才下海船,又登江轮”,他们又将逆长江而上,经南京、武汉直奔重庆,开始新的江上航行。
船至南京,停靠码头两个多小时,大家纷纷上岸观览古城风貌,马路上全是我们的人,好不热闹。1月24日晨8时,船抵武汉,忽使人想起崔颢那“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诗句,暗思幸好没有安排我们上岸观赏名胜古迹,不然定会惹出许多乡愁来。
经过数天数夜航行,记不清是30号还是31号,工具系统首批转移职工及其家属580名人员终于抵达重庆,欣喜心情,溢于言表。那天中午,工具科科长邹化教、厂接待组李学文、林继振从成都远道赶来迎接,他乡相见,无比亲切。大队人马下船后稍事休息,便集体步行到重庆火车站,进入事先联系好的三节车厢。次日我们到达“八千里路”西进的终点站——心中向往已久的成都。美丽的蓉城张开双臂,欢迎远方建设者的到来。
回忆这次大转移,无论陆路水路,艰辛万种,佳话多多,难于尽述。仅此依稀之言,供后来者凭怀,以志420厂初创之艰辛。
五 “军转民”时期的辉煌东郊
“吃四川的饭,干四川的活!”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既然来到了咱四川的地界,总是要为这一方水土做出一份贡献的,特别是那个百废俱兴,万物正待复苏的年月,更当如此。早在1958年4月,航空工业局就发出“在保证完成军需任务和不断提高技术水平的基础上,军需、民品同时并举”“充分发扬航空工业储备生产能力,积极为民用航空交通运输现代化、社会主义工业化、农田水利化、农业机械化、化肥化及城乡电气化服务”等指示,也就是说,“保军转民”本来就是东郊军工企业的任务。与此同时省、市委便根据相关指示也向东郊军工企业下达过民品任务,在那时还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按理说如此发展下去,成都人很快就能因为东郊工业的发展而进入现代化的都市生活中。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东郊“保军转民”扶持地方发展的道路,好不容易艰辛地开始了,地方工业也得到了大展手脚的大好时机,可一场天灾诱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突然走进了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东郊各大企业自顾不暇,一边要学技术搞生产,一边又要修路土建办农场。好不容易熬过了“饥荒”的三年,到1964年迎来了“三线”建设,不久文革又开始了,那十年间,东郊工厂大多数军工企业基本面临着军工产品上不去,民品不敢搞的尴尬境地。直到1973年前后,“三线”建设中期,极具前瞻性的新兴仪器厂开始注意到民品生产,成为那一特殊时期民品生产先觉意识较早的国防企业单位之一。该厂直到改革开放以前,民品生产也未间断过,帮助了很多地方企业解决了仪器设备稀缺的问题。
寒冷的冬天终于过去,中华大地上吹来了人们期许已久的春风,20世纪80年代,东郊才迎来了真正的“军转民”时期,第三机械部工业部于1980年制定了“军民结合,以民为主,航空为本,多种经营”的发展方针,要求全行业认清形势,转变观念,要在民品生产和出口创汇上有所突破。东郊军工企业按照这一方针指导,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大转变。这算得上东郊军工业凤凰涅槃前的挣扎吧,这一时期大部分的军工厂都在迎着新时代的到来“转轨、转型”。文革结束后,全国都处在一段模棱两可的混乱时期中,东郊各工厂便开始试探性的申报军转民产品生产。初期,只是小打小闹利用富裕的劳动力加边边角角的生产余料,生产些家电产品和小商品,锅铲、菜刀之类生活用具。因为政策不明确,谁也不敢轻举妄动,于是就捡漏胡乱的生产销售一通。直到改革开放真正地来到,东郊军工才找到了方向,扫尽阴霾,把工作重心放回到了生产的源本上来了。紧接着,各大军工企业大刀阔斧,利用生产技术上的优势,大力发展起了民品生产,以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的需要。这时候,才有了新都机械厂的双燕牌洗衣机、电冰箱;新兴仪器厂的立体声电唱机、超声心脏功能诊断仪、天然气炉盘;成都电机厂的风扇电机、全自动型洗衣机电机;锦江厂的收音机、收录机、录像机;“前锋”牌热水器;以及宏明厂的彩电零部件、通讯电子仪器零部件等成批量的民用支柱型产品。
&那一时期“成都造”产品,畅销国内、轰动一时,谱写了老东郊工业的辉煌。东郊,一下成了整个城市的焦点、成都的骄傲。全国各大城市都流动着“双燕”牌冰箱、“峨眉牌”自行车、“海洋牌”洗衣机、“成都牌”电视、“效力多”牙膏等等民用产品。那时候军转民的产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工厂都以做军工产品的标准来衡量,做出来的产品质量是相当好,如今老一辈人还是常常说:“现在的东西真是越做越歪了,点都不经用。”反证可知当时的军转民产品质量之好。可以说这一时期,成都东郊的“工人贵族”光环比东郊工业兴起之初还要闪耀,而“东郊厂”也是那个工人时代最理想的就业方向。
就这样成都东郊再次凭借厚重的工业基础迎来了高速发展的春天,一大批大型军工企业深化“军转民”改革,致力于走出国门,拓展国际市场。快速转型是这一时期东郊工业的主要任务,如:成都量具刃具厂从1979年开始,就由单一的生产企业向生产经营型企业过渡,进而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允许自主经营;成焊所(成都电焊机研究所)在1993年2月联合五个紧密层企业、十八个半紧密层企业以及多个松散层企业,形成一个集科、工、贸一体化的科技型企业集团——四川成都焊接设备集团公司; 1999年成都冶金实验厂仅用三个月时间将原厂址改造成了512建材市场,成功实现转型。该企业后来的发展被称为“成实速度”,在当时是相当扯眼的,最终于新世纪伊始成功改制,更名为成都成实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它们的转变证明了,这一时期的东郊工业企业只有快速适应新形势下的新业态,增强自己的市场竞争力,才是生存之道,才是发展之法。“改制”是这一时期东郊工业的主要表征,也是东郊工业必须经历的一次大换血过程。
那段辉煌的民用产品开发、生产时光,清晰地印在每一个老东郊记忆里。而老东郊在这一时期更是为成都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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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信箱厂牛气的小社会
我们今天要讲东郊,就必然要讲当年东郊的小社会,而讲小社会,我们又需首先从那神秘的“信箱厂”讲起。自20世纪50年代建厂开始,东郊的每一个大企业都有三个名字,一个是对国家主管部委用代号,二是对外混淆视听用的厂名,最后一个就是通信用的信箱号。这是为啥子喃?主要还是因为建国初期“备战备荒”的特殊时代背景,这些东郊工厂可都是军工企业,一点也马虎不得。而那个时候,信息通讯没有我们现在这么方便,主要还是靠打电报和写信,尤以写信为主。但是通信也是受到一定限制的,既不能出现内部代号,也不能涉及厂内任何机密。毕竟在东郊军工厂的工人每月都能领取3-10元的保密费。松韵先生就在《建设路的奔腾岁月》中这样说道:“我们东郊工人当年拽得很。绝对拽!为啥?因为成都东郊当年是国防工业的秘密基地,在当时冷战的国际大环境下,它就该拽!不拽就不叫成都东郊了!”这些信箱厂工人工资比一般工人高,身份又比一般工人拽,被当时的人们都称为“工人贵族”,成为成都一隅牢不可破的“贵圈”。在那个年代一般工人本身已经很洋盘了,信箱厂的工人那就像是今天的“白骨精”(高工资白领 企业骨干 团队精英),令普通小群众艳羡不已。
因此企业办社会也就自然而然地在东郊形成了,这像是过去的大户人家,自家里就有学舍、私人医生、戏台等等,府里贵族人甚至无需出门,生活的一切都被安排妥妥当当,这在那会儿叫“大包干”。在那时每一个东郊的信箱厂就是一个“大户”,学舍从幼儿园办到了大学;医院、购物商店、邮局、派出所每厂必备,基础设施一应俱全,吃穿住行学一并包干。自然这就形成了别具时代特色的信箱厂小社会。
至于“听戏”这种娱乐活动,在东郊信箱厂小社会便更为丰富。首先要说的当然是沙河电影院,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草棚棚里放到了六十年代砖木结构的电影院,粉碎“四人帮”后,从电影院又放到了各厂生活区的坝坝头。《五朵金花》、《刘三姐》、《小兵张嘎》等等经典影片,可算是饱足了东郊人的眼福。20世纪90年代放映《焦裕禄》,红光厂一家就买了六千多张电影票,可见东郊企业员工对于电影的热爱之深。但重要的还不只是看电影,还有看电影那种人山人海的氛围,很多东郊人到如今也是很难忘记抬着家里高高低低的凳子到放映场占位子的场景。另外自1980年开始各厂还为“贵族们”准备了一份丰富的文化大餐——厂报,1980年4月创刊的《国光报》,同年9月创刊的《川棉报》,然后是后来的《红光报》、《亚光报》、《成微报》、《成实报》、《成量报》等等一系列各具特色的厂报。报纸的采访、收集、组稿、编辑,甚至发放都是厂内办报人自己搞定。内容主要反映各厂自己的新闻故事,除了满足工人的阅读需求,大家也可以向厂报投稿,发表自己的文章。同时这些厂报也为后来的人们了解东郊各厂历史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实为可贵!除此之外,文工团会经常组织话剧、舞剧、曲艺、杂技等精彩的节目演出,这个很像我们现在的街道、社区的群众文化活动。
当然厂内也是绝对不能少了篮球场、足球场这样的体育设施,不过更有意思的应该是独具特色的灯光球场。每到周末,现场乐队伴奏,露天舞会就会在这灯光球场拉开序幕,想起来都觉得特别洋气。这样的舞会大多时候还是各厂自己在自己家里小打小闹的娱乐。后来,各厂领导突然关注起了这群贵族的婚姻大事来,这舞会便被壮大了,并且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事情还得从川棉厂和无缝钢管厂讲起,主要还是因为工厂的产品特色的限制,比如川棉厂一大半的员工都是单身女贵族,而无缝钢管厂又有一大半的单身男伯爵。贵族生活虽然幸福,但单身久了,就成了剩男剩女“单身狗”,别说过去,现在大龄单身青年的婚姻问题也依然是上一辈最大的心病。不过这些几乎与成都主城区脱离的小社会里的青年男女,并不是因为不吃香而找不到对象,恰恰相反,他们那会儿实际上是成都女婿儿媳的最佳人选,只要是东郊的工人大多都有排着长队的一群追求者。但小社会里的婚姻审查是相当严苛的,因为这事被处理的人也是有的,因此贵族们便大多不愿接触外界的人,内部配对成了主要的婚配方式。这就为难了像川棉厂和无缝钢管厂的适龄青年们。
不过他们是幸运的,厂领导想了个好办法,举办厂际舞会,打破了这种僵局。这就像我们现在的万人相亲大会,只不过过去的东郊工厂的工人要单纯得多,相亲也是真人出面,不是爸妈代办,另外也没有什么婚托之类的,更没有电视上相亲节目那么浮夸。青年们就在一次次的舞会中拉近关系,然后慢慢发展,成就了一段段美好的婚姻。
这大致就是当年神秘东郊人的小社会生活了,虽然看上去满满的风光,足足的幸福,但这些工人在这里付出的汗水配得上他们所享用的这一切。是他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荒凉的成都东郊,将这片沉睡多年的土地变成了热火朝天的大工厂,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工业奇迹。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这样的小社会变成了东郊企业的弊病,大包干的模式制约着东郊在新时期下的发展。这是那段钢铁一样的时代所遗留的,可那一段岁月却又是太多东郊人的骄傲,它切切实实地存在过,历史里的东西总是要留在那一段特殊的历史里去看待,才能真正的显现出它实际的分量。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被淘汰也是很正常的事,毕竟与时俱进才能带来前进与发展。就让这个小社会留在岁月里,成为老东郊人最美记忆吧!
七 东郊辉煌的见证者
岁月易逝,每一个经历过的昨天都是永恒的历史,但过往的历史中总有一些东西铭记着昨天发生过的一切,也许是一本书,也许是一首歌,也许是一扇门,甚至一个回眸一笑的瞬间,不管这东西具象到底是什么,它们都可被统称为历史的见证者。东郊工业的历史从无到有,从艰难到辉煌,起起伏伏走过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影响了一座城的历史文明记忆,自然是少不了见证其历史辉煌的标志性事物,它们都是东郊岁月中掌管记忆的精灵,它们与时间同在,也与东郊同在。
作为东郊记忆的精灵,首先我们要说的是2008年5月17日在法国戛纳电影节上唯一入围的华语电影《二十四城记》。它算得上是东郊辉煌最具典型意义的一位见证者。导演贾樟柯说要用这部剧展现从1958年到2008年的中国历史,而这段历史所记录的正好就是东郊工业文明的半个世纪历史。故事以东郊420厂做背景,“围绕一个国营老工厂的三代“厂花”展开,通过60年代、80年代以及现在三代“厂花”的人生经历和情感历程,反映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的发展、生活环境的改变给普通人带来的影响和体验。”最后420厂从制造飞机的国营工厂变成了新开发的现代楼盘“二十四城”,正好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整个东郊工业文明的历史状况,史实与艺术结合,绘声绘色,立体饱满,可谓东郊记忆精灵里的最成熟的代表。
接着,我们不得不提到的是最漂亮的精灵——“莫斯科大红楼”,在当时的成都是十分罕见的高层建筑。它伴随着坐落在府青路与二环路交叉路口的成都量具刃具厂而诞生,建设于1956年。该建筑属于俄罗斯尖顶塔楼样式,其“俄式尖顶塔楼分主楼和两侧副楼,副楼是平顶厂房。主楼为六层,北侧副楼是三层,用作量刃车间;南侧副楼是三层,女墙上是白色的饰边和栏杆,高低错落有致。主楼顶部是塔基,上面为两层逐层收缩的六角形圆柱塔体,六面都是圆弧形的落地窗,顶层圆柱形塔尖顶端是一根长长的避雷针。”因为独特的外形极具特点,因而是府青路标志性的一大建筑。成为标志性建筑的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其通红的外墙装饰,与周围绿树交相辉映,甚是惹眼。实施东调后,刃具厂迁出府青路,原址上是一片高耸入云的楼盘,俄式尖顶塔楼被定为了省级文物,作为工业遗产保留了下来。半个多世纪,这个爱穿红衣服的小姑娘,一直陪伴着东郊的变化发展,渐渐地从年方十八的妙龄姿态,走向了古稀年华的温和闲淡,因而它算得上东郊见证者中最长情忠贞的一位。
与之相对的,应该是新都机械厂里的消防瞭望塔了,它是一位健壮高大的汉子,高七层,30米,砖红肤色,旋转楼梯通顶,阳光开朗,帅气活泼。作为当时东郊最高的建筑,给人以十足的安全感,因而消防瞭望塔算得上是东郊时代里最受追捧的厂草了。
最后作为成都第一座展示工人形象雕塑“建设者”自是更为具体的东郊辉煌的见证者。该雕塑为四川省雕塑艺术院原院长任义伯先生设计,于 1988 年为庆祝一环路竣工开通而建,“塑像高15米,主体部分为一男一女两个工人,展现了工人阶级奋发有为的形象。两名工人脚下的圆环既象征着一环路,也隐喻着工业建设中的大型钢管。”它之所以被命名为“建设者”,是因为它标志了成都工业特别是东郊工业的辉煌历史,展现的是一种蓬勃向上的企业精神。1984年,被选送到中国城市雕塑首届成就展上,一鸣惊人,广为好评;1988年它被安置在水碾河路口的街心花园中,成为成都人骄傲的象征;2000年街心花园拆除,雕塑依然保留;2004年从水碾河路口迁走,2006年5月1日,迁移至成都现代工业文明博物馆中,位于“沙河八景”之一的麻石烟云景点。它虽然没有与东郊一同经历岁月的洗礼,但它却是人们对于东郊历史、成都工业文明历史的一种最深沉的爱地表达。
这些东郊标志,不仅铭记了上一代东郊人的辉煌故事,同时也成为这一代东郊人奋发向上的动力支撑。
八 青春焕发的现代东郊
东郊工业区可谓是成都现代工业史上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从 “一五”计划到 “三线”建设,大量军工企业向成都搬迁,成都迅速地成为祖国工业的大后方和全国三大电子工业基地之一。在东郊历史上,那个火红的年代造就了成都现代工业的鼎盛时期和老东郊的繁荣。半个世纪里,东郊从一个神秘的军工基地慢慢走出成都,开往全国,奔向世界,成为一代成都人引以为傲的地方。然后在新世纪的钟声中又渐渐地退出工业历史的舞台,沉醉在那骄傲的岁月里,伴着快节奏的现代城市步调,渐渐成为回忆。
于是二十一世纪,人们便习惯于冠以“老”字来称呼它,好像从此老东郊留给人们的记忆就只剩下步履蹒跚、颤颤巍巍的样子了。东郊就这样被遗弃了吗?显然不是!成都人是念旧的,也是重感情的,同样也是懂得感恩的。东郊给成都带来了发展的曙光,促进了成都由传统消费型城市向现代化工业城市的转变,是成都现代化发展的源头。成都人把这一切都是铭记在心,然后用现代的方式,永驻着东郊那段最辉煌的“青春岁月”。
成都人用“东郊工业文明博物馆”,几乎存下了东郊岁月的所有记忆。博物馆是在2005年12月30日正式落成,以成都市82信箱——国营第715厂(原西南无线电器材厂,今成都宏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旧厂房基础改建形成,2007年4月正式更名为成都工业文明博物馆,是国内首座集工业文明史展示和文化产业为一体,利用旧厂房改造而成的主题式公园博物馆,它以场景、图片、文字、实物、雕塑等手法,重点展示了上世纪50-80年代成都工业走过的风雨历程,是成都历史的珍贵积淀。它就像是一部纪录片,立体地记录着东郊从婴孩到而立的所有故事,满满地装着每一个照顾过他的老东郊人的所有回忆。
接着又用“东郊记忆”开启了东郊艺术时代的新纪元,为老东郊注入了最青春的血液。2009年5月15日,成都传媒集团与中国移动集团四川公司签署的一份协议,落下了构筑成都工业遗产保护与文化创意产业全新版图的点睛之笔——“成都东区音乐公园” ,在成华区原红光电子管厂旧址上修建而成;2011年9月29日盛大开园;2012年11月1日起正式升级为东郊记忆;2013年7月28日,正式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在最大限度保留老红光厂的工业元素的基础,又以音乐为核心,打造了目前中国唯一的一个音乐互动体验和数字音乐产业聚集园区。最终成为对接现代化、国际化的成都文化创意产业高地。聚集了记忆载体、产业基地、展演聚落及特色街区四大版块构成;商务办公、演艺与展览、音乐培训、音乐主题零售、酒吧娱乐、设计酒店和文化餐饮七大业态;365天无间断的文艺展演活动构成了东郊记忆的独有特色,为每一位到访者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文化之旅。在这里,路边、墙面、转角,现代艺术的雕塑与钢铁年代的印记,随处可见。高大的烟囱、废弃的发动机、工业时代的各种标语、运煤的铁皮车等等都成了公园艺术品呈现在现代人的眼前。来访的人们仿佛在这里听见老东郊在说:青春是一种心态。
再看那源源不断涌向青春象牙塔的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的莘莘学子。你能说成都人忘记了当初的那个意气风发的东郊吗?不但成都人不会忘记,整个中国也不会忘记。现在的电子科技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国家“985工程”“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成立于1956年9月,是在总理的亲自部署下,由(现、)的电讯工程系、(现)的系和(现)的系合并创建而成的新中国第一所无线电大学。学校成立以来,随着机构改革的进程,先后归属、、三机部、四机部、电子工业部、机械电子工业部、电子工业总公司、负责管理。然而建校之初,学校是定位为中国培养无线电工业干部(人才)的主要基地,重点为中国无线电工业部门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可以说她也是东郊工业区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半个多世纪的建设,学校形成了从本科到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等多层次、多类型的人才培养格局,成为一所完整覆盖整个电子类学科,以电子信息科学技术为核心,以工为主,理工渗透,理、工、管、文协调发展的多科性研究型大学。电子科大的半个世纪大致也是东郊工业区存在的半个多世纪,她的存在让世人深深地记住“中国电子工业的摇篮”——东郊。
此外,正如电影《二十四城记》最后在420厂迁走以后,位于市中心的土地被开发建成了商业楼盘“二十四城”一样,东郊早已结束了简易土坯房“干打垒”的岁月,现在沿建设南路走去,河畔华苑、红枫岭、万科金色乐府等新时代的优质居民小区,林立分布。城市配套设施一应俱全,今天的东郊早已是一个时尚、现代、生态、宜居新城区了。
现在你能说东郊时代已经过去了吗?装满回忆的“日记本”将久远的留存后世,艺术的殿堂汇聚着虔诚的赤子之心,白玉象牙塔里只有年轻。岁月易老,但成都人却就这样让东郊青春永驻,成了不老的神话。
“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优秀科技成果
1979年国家产品质量金奖
1988年国家质量金奖
1991年国家重大技术装备成果一等奖
1993年中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奖牌
2003年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奖状
2004年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
部分留言内容如下:
☆ &从小就听爷爷奶奶说过关于东郊的事,但是那时候还小,都是当故事在听,爷爷奶奶以前都在那边上过班,每次给我说的时候,都提劲的很。但很多年过去了,关于东郊具体是怎样一种情况,还真不晓得。看了这篇《东郊小时代》,总算是弄清楚了,爷爷奶奶心头那份割不断的东郊情结。
☆ &不去看,不去摸,不去听,不去感受,完全不晓得原来东郊记忆背后还有那么一段艰苦奋斗的历史。
☆ &如果不听旁边的一位老爷爷说,那个东区音乐公园以前是一个电子管厂,哪个会想到东郊记忆背后竟然还有那么一段厚重并且无法忘记的历史啊!去东郊记忆,顺便“偷听”一下老年人摆龙门阵,也是挺不错的。回来正好看了这篇“东郊小时代”,很有共鸣。
☆ &东郊,大部分都是父母一辈的记忆了,只是隐隐约约地记得那时候那儿应该是一个工业区吧,发展挺好的,父母也在那儿上了很久班。我很小很小的时候似乎也在那儿呆过,但是那个时候的记忆差不多都搞忘了。看到这篇文章,似乎又把我带回了那个小的时候。
☆ &挺怀念那一段时光的,虽然苦点、累点,但是我们个个都很有干劲。不过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现在想想,是有汗水,有疲惫,有辛酸,但更多的还是开心和斗志。
☆ &东郊记忆去过很多次了,但每次不过是在这里与朋友喝喝茶,聊聊天,不曾想过,这工业遗迹中竟然蕴藏着这么厚重的一段工业发展历史。下次再走在那红砖镶砌的大道上,我想感觉定然更加亲切熟悉。
☆ &到东郊记忆,像穿越,对于我的创作很有帮助,但很多过往都只是一种想象,看过这段历史,感觉过去的想象更清晰了。
☆ &刚来成华,就听很多老成华爱摆东郊的事情,听得有头没未,这次总算了解了一个究竟。
☆ &我是从河北老乡来成都支援东郊的,来的过程中很艰辛,但没想到这一来,就再也没有离开。现在我也算的上是个地道的老东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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