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_百度文库
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经济改革与发展
ＪＩＮＧＪＩＧＡＩＧＥＹＵＦＡＺＨＡＮ
相当水平的工业体系。仅从这一比例看，我国工业化已经达到较成熟的阶段。但从就业结构来观察，我国从业而第一产业高达７０．５％，人员中，第二产业仅占１７．３％，说明工业化进程仍处在初始阶段。就业结构与产值比重相比，更能从社会进步方面反映工业化的程度。从１９７８年开始，允许农民经商办企业，乡镇企业迅猛发展，我国的工业化在民间力量推动下全面加快。到２００４年，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下降为４６．９％，第二、三产业就业比重分别上升为２２．５％和３０．６％。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必然伴随着投资的高速增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由１９８１年的１９２２亿元增加到２００５年的８８６０４亿元。１９７８—２００５年的２７年累计固定资本形成额约达８０万亿元。这一期间，粗钢年产量由３１７８万吨增加到３．５亿吨，增长１０倍左右；彩电由３８００部增加到８２８３万部，增长２．１万倍；汽车由１５万辆增加到５７０万辆，增长３７倍；高速公路由零起步，达到３．４３万公里。这样的增长幅度，在各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是用巨额的投资换来的。而投资的增长主要又是靠社会投资比重的增加。国家预算内投资金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由１９８１年的２８．１％下降为２００４年的５．７％。
二是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和收入差距拉大的结果。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居民收入未能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得到相应的增长。２７年间，我国ＧＤＰ年均增长９．６％，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６．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仅增长６．５％，比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低２．８和３．１个百分点。居民收入水平决定着消费的支付能力，这是消费率偏低的直接原因。再从收入分配结构来看，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拉大，地区之间与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弹性下降，广大中低收入者缺乏有效购买力，特别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居民购买力提高缓慢，是消费率总体偏低的重要原因。如１９７８年城乡居民收入为２．６∶１，２００５年扩大为３．２∶１，由此使县和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由１９７８年的６７．６％下降为２００５年的３２．９％，平均每年下降１．２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中已经饱和的彩电、洗衣机等家用电器，在农村许多农户仍然买不起。高收入阶层中已经普及的轿车等昂贵消费品，广大中低收入者虽消费欲望强烈但仍缺乏购买能力。
三是新的消费热点的形成尚存在体制性和设施性障碍。随着吃穿用等生存型消费的基本满足，居民消费
例关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特别是２００３年以来，随着新一轮经济上升期的到来，投资率不断攀升。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４年资本形成率分别达到４２．３％、４４．２％，２００５年更超过２００４年的水平，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固定资产投资率和资本形成率最高的年份，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第“十一次连续三年资本形成率保持在４０％以上的高位。五”的资本形成率不仅高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而且也是全球最高的。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１９６０—２０００年，低收入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形成率平均为２３．４％，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平均为２３．９％，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平“十五”前四年的水平分别比全球低均为２１．５％。我国
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与地区高１７．６、１７．１和１９．５个百分点。即使考虑到在工业化过程中投资率一般较高的因素，与国外同时期相比，我国目前的投资率也是明显偏高的。与高投资率相对应，我国消费率即最终需求率则是历史上最低的时期，更远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毫无疑问，较高的投资率支撑了改革２０多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这作为一种独特的经济现象，被世界银行的专家称之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诀窍，是其他国家想学也学不来的。但是，其负面影响也不能低估。主要问题在于，一是长期的高投资率所形成的生产能力超过了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造成企业开工率低，投资回收慢，贷款不能及时偿还。居民消费增长速度长期低于经济增长速度，使经济发展的宏观效益下降。二是由于生产与消费脱节，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不相适应，使经济增长失去目标和动力，生产与消费陷入不良循环，最终将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延缓现代化进程。
二、造成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的主要原因
改革２７年来，我国的资本形成率在前１８年逐步上升，由“六五”时期的３４％上升到“七五”“、八五”时期的３６．９％和３９．７％。“九五”时期由于受需求不足的影响，下降为３７．６％。“十五”时期又转为上升，并达到历史新高。这种投资率长期居高不下、不断上升的总体趋势，有其内在的原因和客观必然性，既有合理的成分，也有不合理的因素。分析起来，主要在于：
一是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体现。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是投资率高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前的３０年，我国在工业化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到１９７８年，第二产业占ＧＤＰ的比重已达４８．２％，形成了门类齐全、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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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ＩＮＧＪＩＧＡＩＧＥＹＵＦＡＺＨＡＮ经济改革与发展
结构正在向享受型和发展型消费升级。这就需要有相应的体制性条件和消费环境。万元级、十万元级消费品的出现，需要有方便的消费信贷。改善居住环境，提高用于住房消费的支出在消费结构中的比重，需要建立完善的住宅市场。随着市区房价的提升，很多人愿到郊区居住，但又受到郊区的交通、教育、医疗等条件的限制。轿车已开始进入居民家庭，许多人具有购买能力和愿望，但又惧于使用环境，主要是害怕停车难和各种乱收费，从而使轿车消费的扩大受到限制。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只有３０％。没有自来水，就不能买洗衣机、建水冲式厕所和淋浴室。而这些条件只有政府和依靠集体力量才有能力帮助改善，个人是无能为力的。此外，像教育、文化、信息、休闲和社区服务等消费领域的扩大，也都需要消费环境的改善。
四是传统消费观念的转变需要有一个过程。中国人有着节俭的传统美德。因此，我国人民在收入水平不高的情况下保持了全世界最高的储蓄率。２００５年底，居民和企业等人民币存款余额达２８．７万亿元，其中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１４万亿元，这使投资具有充足的国内资金来源。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占总储蓄即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资金平衡表中的资金来源的比例，以及新增投资额占总储蓄增加额的比例，一直呈下降趋势，最低时下降到１９９９年的２４．２％和１１．３％。１９９３年和２００５年则明显提高，分别为３８．２％、５０．３％和２９．３％、４５．２％。这与当年投资增长幅度过大密切相关。１９９２—２００５年的１４年间，我国投资占总储蓄的比重年均为２８．２％，每年新增投资额占新增总储蓄的比重为２９．５％，说明我国较高的投资率是有充足的国内资金支持的。银行的储蓄存款如不能得到充分利用，承担的存款利息的压力则相应加大。从这个角度看，高投资率也是高储蓄率的必然结果。目前我国居民储蓄意愿比较强，除了受节俭传统影响外，主要还在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教育、医疗支出在消费结构中明显偏高。为子女上学和不可预见的医疗支出而存款，成为多数居民增加储蓄的主要考虑。所谓“三怕”，即年轻人怕买房、中年人怕子女上学、老年人怕生病，正是制约居民消费率提高的重要因素。
口拉动的状况。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调整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这是针对我国当前经济运行的实际并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贯彻这一方针，需要制定一系列针对性强的有效政策。具体来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努力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近三年来，随着中央连续三个“一号文件”的贯彻落实，解决“三农”问题的力度加大，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加快，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０５年分别增长４．２％、６．８％和６．２％，同期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分别增长９．０％、７．８％和９．６％。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仍明显偏低。平均起来，三年间农民收入增速比城镇居民低３．１个百分点。而且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基数相差３倍多，农民收入增长３个多百分点的绝对量才相当于城镇居民增长１个百分点。尽管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努力遏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但近期内改变这一趋势的难度相当大。因此，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目标，作为关系经济全局的大事，作为我们党代表最大多数人利益的实际行动，切实抓紧抓好。农民收入的较快增长必然带来农村市场的活跃，对消化过剩的工业生产能力、拉动城市经济发展必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着力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调节过高收入，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支付能力。这是提高消费率的根本举措。
扩大消费领域，促进消费结构升级。２００５年，城镇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已降为３６．７％，用于改善住、行条件和医疗、教育、通信、休闲等服务性的支出已占消费支出的６０％以上。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也下降为４５．５％。城乡居民消费都在向享受型、发展型转变。宏观经济政策要有利于推动这种转变。要通过适时修改税收、价格等政策，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积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要把加强社区服务作为扩大消费的重点之一，既满足居民多层次多方面的消费需求，又为扩大城镇就业提供条件。实践证明，社区服务发展比较好的地方，其吸纳的就业人数可达到社区全部从业人员的６０％以上。
扩大消费信贷，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我国消费信贷发展很快，目前已占银行信贷余额的１５％—２０％。根据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消费信贷的比重可以提高
求是杂志２００６?９３７
三、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提高居民消费率
实现我国经济的长期持续较快增长，必须把基本立足点放在扩大内需上，把扩大内需的立足点放在扩大居民消费上，改变目前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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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和商品服务质量，是扩大消费的前提条件。要继续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确保食品、药品质量安全，防止价格欺诈行为，使人民能放心大胆地消费。要推广商品质量标识制度和电子标签，实施原产地或可追溯原则。凡是在市场出售的商品，通过商标或电子标签，可迅速查明该商品的主要信息，以便于消费者的监督。要倡导建立诚实守信的商业道德，形成统一、公平、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合理引导消费预期，倡导健康文明的消费方式。我国经济长期保持快速健康发展的势头，使广大消费者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这是建立良好的市场预期的重要前提。要通过良好的市场预期促进消费市场的稳步均衡发展，避免出现排浪式消费和市场的大幅度波动。要通过对市场各类商品供求态势的分析预测和大众媒体的正确引导，使广大消费者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鼓励节约型消费、无害型消费、文明型消费，避免炫耀型消费、跟风型消费、奢侈型消费。大力推广节能住宅、节能汽车和无污染产品，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提高消费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要使消费的扩大能有力地促进广大人民的身心健康、智力开发和社会和谐，使消费者在改善生活质量的同时，自身的素质也能得到全面提高。
（作者：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责任编辑：李建军
输入地政府应完善公共财政，增加覆盖农民工的公共服务投入。当前主要是将长期进城务工农民的子女的义务教育纳入财政预算。还要增加农民工公共卫生、计划生育等方面的投入。
放开农民手脚，实质是尊重和发挥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么大规模的农民就业、居住等实际问题，靠政府是包不下来的，要允许农民创造和探索。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处理农民问题的一条基本经验。在输入地这一头，政府首先要做好的工作是组织职业技能培训，提供公平就业的环境和条件，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特别是保障他们劳有所得。在输出地这一头，务必要依法保障他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保证农民工出得去、回得来，在城里失去工作之后没有后顾之忧。这一点对于降低农民外出打工成本和社会稳定风险至关紧要。
（作者：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
责任编辑：李传柱
到３０％左右。因此，我国消费信贷还有发展的潜力。为了解决银行因消费信贷增加造成资金流动性降低的问题，应积极进行住宅贷款证券化试点，以分散银行消费信贷风险。为了解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应逐步增加财政对教育、医疗类公用事业的投入，加快医院管理体制、医疗管理体制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整顿药品市场，降低过高的药品价格，减轻居民个人的教育、医疗负担。扩大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的覆盖面。积极解决农民工保险账户可流动问题。
调整投资结构，改善消费环境。要围绕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调整投资结构，注重增加能够改善消费环境、有利于扩大新的消费热点方面的投资。如我国居民目前消费结构中，用于住房、交通、通信等方面的比重偏低，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要针对影响消费扩大的主要问题，采取有效对策，努力改善消费的硬环境和软环境。要按照轿车进入家庭的要求重新规划市区与郊区布局，把道路、停车场建设纳入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取消各种限制轿车消费的不合理规定。要健全住宅市场体系，严格控制住房价格，扩大住宅市场交易规模。加快新一代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提高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完善电网和交通体系。为扩大居民住、行、信息通信方面的消费创造良好的条件。
整顿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权益。良好的市场环
（上接第３０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样才能形成合
理的人口布局和城乡建设布局。
五、用改革和发展的办法解决农民工问题
改革和发展是我们解决一切前进中问题的正确思路，也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基本对策。具体来讲，就是一靠政策，二靠投入，三靠放开农民手脚。
政策方面，一要研究制定涉及农民进城务工的各项政策，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改善他们进城就业和居住生活的环境条件。二要研究制定促进县域经济和乡镇企业发展的财政、税收、金融、土地等扶持政策，以增加当地就业容量，促进农民就地就近转移。
投入方面，主要是着眼于新农村建设，重点支持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和小城镇建设。通过财政投入引导社会投入和农民投入，形成多元化投入机制。输出地政府应增加培训经费，大力开展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和引导性培训，提高农民的转移就业能力和外出适应能力。
３８２００６?９求是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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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遣经济”的迷失:兼论当下中国生产、消费与休闲关系的失衡
【摘要】："消遣经济"及其生活方式构成了生计经济下社会整合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曾是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日常生活图景。这一社会事实为资本主义未产生于中国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当视野扩展至资本主义世界和工业化国家,三种经济形态的理想类型得以区分开来:资本主义兴起时以生产为核心的形态;资本主义成熟期以消费为核心的形态;中国传统农村均衡生产、消费与休闲的"消遣经济"。不同形态下的日常生活形态及其伦理取向存在明显差异。近几十年急剧的社会变迁引发了中国人日常生活形态的巨变,当下突出的特征是生产劳动、工作和消费均有明显增加,休闲明显萎缩并被商业化,相伴而生的是公共社会生活失落、社会整合度降低。应对当下乱局,急需传统乡土社会的休闲、消遣观念和生活态度予以平衡,才能提高社会生活质量。
【作者单位】：
【关键词】：
【基金】：
【分类号】：F126【正文快照】：
对费孝通教授学术贡献的分析、反思、评论和重访主要来自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界的研究者,他们从多变的视角探讨了费孝通中国社会与文化研究领域的众多议题。但已有研究中关于消费、消遣、休闲、工作与娱乐的关系的探讨是缺失的、不在场的。为弥补缺憾,笔者曾仔细考察主要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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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公网安备75号中国经济增长背后代价：高速增长迷失_宏观经济_新浪财经_新浪网
中国经济增长背后代价：高速增长迷失
　　■&陈和午
　　上半年GDP数据显示“破8”后，关于中国经济能否挺住的议论甚嚣尘上，“保8”呼声再次涌动。当前政府提出“稳增长”的口号，但稳中求进的政策基调，有可能在现实中被演变为借机快进的态势。当中央4万亿2.0版刺激计划是否推出的疑问还萦绕在人们心头，地方政府新一轮投资潮已现山雨欲来之势，宁波、南京、长沙、贵州等多地出台的重量级投资计划被视为地方版的“4万亿”。
　　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表面上源于经济增速的下行压力，但深层次而言是中国经济是要速度还是要质量的问题。从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历史来看，中国经济创造了高速增长的奇迹，年中国GDP年均增速达到9.9%。依靠这样的速度，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中国制造”遍布全球，“世界工厂”的称号实至名归；经济总量跻身世界第二，2010年接近40万亿元；2009年超越德国，成为全球出口冠军；政府成为全球第二富政府，2011年中国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元；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外汇储备余额超过3万亿美元；城市化率从改革之初的17.9%跃升至2011年的51.3%；跻身中等收入经济体行列，2011年人均GDP已达5415美元……
　　然而，在增长的背后，更要看到中国增长质量与增长速度无法统一的现实。尽管政府无数次强调推动经济转型的重要性，要促进经济速度与增长质量的统一，但现实中经济“重量轻质”却是不争的事实，“速度就是质量”悄然替代了速度与质量的协调统一，中国经济依然未能摆脱“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实际上，进一步探究高速度奇迹的背后，中国经济增长的代价可谓极其高昂。
　　代价之一：严峻的环境污染和扭曲的生态破坏。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环境和生态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相关数据显示，80%的中国江河湖泊断流或枯竭，2/3的草原沙化，沙漠化土地每年递增3400平方公里，大部分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结，主要水系的2/5已成为劣等五类水。近年来，重大环境污染事件更是频繁发生。从2005年的松花江污染事件和2006年的湘江株洲至长沙段镉污染事件到2007年无锡太湖的蓝藻爆发事件和2008年辽宁丹东的重大水污染事故，再到2009年盐城自来水遭酚类化合物污染事件、2010年的污染事件和2011年的康菲渤海漏油事故，以及在此期间各地发生的一次次“血铅事件”和全国癌症村数量的激增，无不给我国环境保护和生态安全敲响了警钟。与此同时，因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导致的群体性事件也不断增多。今年六七月份接连发生的四川什邡和江苏启东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其背后的导火线也都与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项目密不可分。实际上，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列举十六大以来中国前进中面临的突出困难和问题时，“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就被放在了首位。
　　代价之二：畸形的房地产市场和脆弱的实体经济。GDP增速的快进，过度依赖于房地产这一所谓支柱产业的拉动。近十多年来，地方政府迷恋于大搞土地财政，房地产开发成为城市化膨胀的重要推手。土地一级市场被政府垄断，高地价与高房价共舞，房地产市场泡沫不断累积，房地产腐败严重到“积重难返”的地步，一批批层出不穷的落马官员，其背后都或多或少与房地产利益捆绑在一起。尽管中央对房地产市场展开了一轮轮的大力调控，但并未勒住疯涨的房价。在房地产绑架中国经济的畸形模式下，在中央与地方的一次次博弈中，楼市调控几乎从来没有长期政策，始终处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尴尬境地。一轮轮的楼市调控，变成了一次次的“空调”；一次次的“空调”，又推动了一轮轮的房价疯涨。与之相伴的是，大量资本开始大规模逃离实体经济，非房企纷纷进军地产业，“炒房”成为中国楼市的一大特色奇观，赚钱来得快且十分可观。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实体经济投资环境不断恶化，“国进民退”之势加剧，制造业领域不少行业的利润不足5%，投资机会越来越少。正是如此局面，自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中央多次强调发展实体经济，并指示各部委于今年7月底密集出台完毕42项民间投资实施细则。但如何让民间资本服务实体经济且不“悬空”，扭转畸形的房地产市场将是根本。
　　代价之三：潜在的地方债务“地雷”和不稳定的金融系统风险。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来袭，中国政府4万亿仓促“救市”。在保增长的旗帜下，2009年成了地方政府的融资大戏年，中央银行开闸放水制造了近10万亿的新增信贷，地方融资平台扩张成了中国经济复苏进程中的一道靓丽风景线。而对不少处于“吃饭财政”地方政府来说，如此大肆举债经营城市的后果便是地方债务规模的水涨船高，成为悬在中国经济头顶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亿元，这一债务相当于当年中国GDP的27%。而随着经济下行，地方债务蕴含的风险也随之开始显露，2011年云南、四川、上海等地平台公司的违约风波或上演的资产腾挪术，敲响了银行坏账风险多米诺骨牌效应的警钟。加上去年温州、、江苏泗洪县等地的“高利贷”崩盘事件，企业家“跑路潮”兴起，民间融资市场危机四伏，以担保公司、寄售行等地下钱庄为代表的“影子银行”正在制造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地雷”。眼下，浙江600民企联名上书浙江金融办的担保圈危局尚未解除，杭州、温州、宁波、金华等多地财政出资相助，而珠三角又曝出融资性担保公司半数歇业，部分被取消牌照的消息。如此局面，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向全国性、系统性金融风险演变越来越受到中央高层重视，而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也于今年3月份呱呱落地。
　　代价之四：失衡的经济蛋糕分配和链网式的强势利益集团。随着2010年居民人均收入跨过4000美元的台阶，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再次引发社会各界的激烈争论。而能否大力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改善失衡的经济蛋糕分配格局，已成为中国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中国经济高涨的同时，膨胀的财富蛋糕被强势利益集团不断蚕食和剥夺，弱势群体却日益被边缘化，并未能真正分享到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事实上，失衡的经济蛋糕分配背后，各种强势利益集团的链网式格局呈日益强化之势，且各强势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纠缠越来越复杂，纵横交织形成一张巨大的链网，侵蚀了社会的公平与公正。目前国民财富的分配情况是：政府财政每年拿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35%左右，企业资本拿走了约45%，广大的农民和城镇普通劳动者群体只拿走了剩下的20%。尽管中央多次强调加快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但历时八年起草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却迟迟难以出台。强势利益集团不破除，经济蛋糕分配难以体现公平。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代价并不止于这些，是时候终止这种过于追求速度的模式了。“十二五”中国经济处于转方式、调结构的关键时期，适度放缓经济增长速度是必然的。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将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至7.5%，八年来首次放弃“保8”任务，也彰显了中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决心。上半年中国经济虽下行加快，不过仍高于7.5%的增长目标，但恐慌经济失速的呼声又不绝于耳，GDP速度为王的观念束缚依然未根本改变，政府主导的投资时代并没有结束。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虽然成绩斐然，但代价也十分巨大，彻底转变发展模式已是刻不容缓，否则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将成空谈。(作者系正略钧策管理咨询公司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