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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是造不出圆珠笔芯而是不敢造
　　【中国机床商务网 市场分析】中国制造一直没有实现从低端制造向高端跨越，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受制于材料科学落后，如精密机床、燃气轮机、半导体等关键行业，都是受制于材料科学不济的命门。对于材料科学，国家长期投入，而且投入不少，高校、院所、企业承担了不少课题，但效果一直不理想。以至于连圆珠笔芯都造不出，需要总理提点，大丢制造大国的脸面。在材料科学不如人意的同时，中国制造在电子等领域却获得了很大进步。　　上海微谱化工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任天斌。 记者 高征 图&　　为什么这个行，那个不行？对此，同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上海微谱技术与上海普力通新材料公司创始人任天斌的痛感很强烈，&技术秘密保护措施缺失，是造成材料科学落后的根本原因。&任天斌有资格讲这句话，他在大学执教的同时，还是两家中等规模企业的创始人，这两家企业都与材料科学有关。&现在每天有猎头在盯着我们的工程师。如果要上新项目，我们对工程师若是有半点怀疑，就不会上这个项目。&技术秘密保护不力是如何拖累材料科学的发展，技术秘密又该如何保护，任天斌都有话要说。　　　&& 记者：中国材料行业的现状如何？　　　　任天斌：每一项重大科技的突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相应的新材料技术的发展，新材料技术对其他领域的发展起着引导、支撑和相互依存的关键性作用，是最具推动力的共性基础技术。美国把新材料列为影响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的六大类关键技术之首。中国材料行业与世界发达水平有相当大差距，高端材料产品严重依赖进口。中国下游应用企业受制于人，不得不高成本购买；中低端产品产能过剩，价格战严重，企业利润较低；材料相关企业特别是化工材料企业规模偏小，中国最大的两家化工材料生产商的销售额只有美国最大两家生产商的1/20，和无机非金属材料行业整体利润更低甚至亏损；企业的整体研发力量比较薄弱，当前有很强材料研发能力的企业非常少，企业开发新产品的投入意向不强，这些不仅与中国的制造业大国地位非常不匹配，而且对于中国转型到制造业强国更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记者：中国的材料产业为什么相对落后？　　　　任天斌：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我想有两点可能很关键，一是材料技术无法所见即所得，也就是说你即使看到了一种材料，也很难搞清楚这种材料的组成成分与生产工艺，而很多其他产品就不同了，如家电拆开就能搞清楚它由哪些零件组成，学习起来比较容易，并且可以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新；另外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技术的保密问题，技术含量高的材料和精细化学品从研发到实现产业化一般投入比较大，时间也比较长，而一旦形成技术与产业化突破，它的商业秘密是最不容易被保护的，技术很容易被非法扩散出去，而且不要太多投资就可以形成生产，不像汽车、手机这样的产品偷技术出去很难量产，偷技术再造一个大众、华为是很难的，产业链条很长，很难复制。由于这个原因导致很多企业也不愿意大量投入搞新材料开发。除了以上两点外，还有一些其它的原因，比如我们的材料行业相对国外起步较晚，基础原材料产业相对落后等。　　　　记者：同属于化工的医药行业为什么能通过知识产权进行保护？　　　　任天斌：医药专利保护是把新药产品的结构式及合成过程保护起来，在专利期内其他人即使掌握了相关技术也不能销售这个产品。而材料和精细化工的产品是不太可能通过这种方式进行保护的。　　　　记者：材料技术攻关难吗？　　　　任天斌：有些技术含量高或者关键领域应用的材料确实比较难，因为开发一款高端材料不仅要深入理解应用需求，还要完全弄懂其设计原理，而且很多时候某些关键原材料国外的供应商还不卖给你，必须依靠自己做或者与国内原材料生产商合作开发，这些都需要投入，也需要时间和经验积累。举个例子，我们开发过一款胶粘剂材料产品&&热硫化胶，这个产品主要用于粘接金属和橡胶，是汽车、桥梁及建筑减震的一个关键材料，军工上也有大量应用，这个产品被一家美国公司垄断几十年。2010年我们启动了这个项目，经过无数次的实验和客户验证，靠自有资金投入了500多万元，经过5年时间终于开发成功，2016年预计能做到1000多万销售额。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技术含量高的材料开发需要投入、坚持和耐心，这些对于企业和团队来说也是一种考验。当然通过这个产品的开发我们对于材料技术攻关与产业化有了比较深的理解，也总结优化出了一套材料开发的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现在我们的团队再开发相同技术难度的产品时间和投入都大大减少，所以我们现在有能力与国内知名企业合作开发一些高端新材料和精细化学品。　　　　记者：为什么还做不好出圆珠笔笔芯？　　　　任天斌：圆珠笔笔芯最近吵得很热，甚至最近还成为了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其实这件事情不完全是大家所了解的那样，这个行业的技术专家和资深人士告诉我，圆珠笔芯国内企业能做好，它不完全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市场问题，这种情况在国内许多行业也存在，就是很多产品从技术上来说没有问题，但是由于市场的原因，质量好的产品由于价格或者品牌等原因卖不出去，假冒伪劣大行其道，正规企业的路反倒越来越不好走。　　　　中国当前在一些精细化的产品上还存在一定的不足，有不少产品做得不一定完美。很多企业不愿意投入时间和资金去坚持把一些产品做好、做精，而只是想如何扩大产能，降低成本，占领更多的市场，最后就陷入了价格战，有些企业可能确实没有力量和能力去做，同时有些企业不愿意自己做，要么担心自己投入会为别人做嫁衣，或者希望别的企业做，然后他们想办法得到现成的，知识产权及商业秘密保护机制还不够健全，这就导致欠缺鼓励创新的环境。一个公司花了很大力气研发的产品，却可能被仿冒打死，导致企业的合理盈利水平无法保障，无法持续提高产品品质。　　　　其实我想当前国内在任何一个行业都还是存在一批有责任感的企业和团队，他们在不断努力地开发和生产技术含量高和质量更好的产品，但是我们的商业环境和创新环境确实不好，客户不断拼命压低产品价格，客户对产品的质量难以辨识，而行业中的也一些不法竞争者通过一些恶劣的手段窃取别人的创新成果或者生产低质量的产品渔利。　　　　记者：不是有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么？　　　　任天斌：中国很多是以保护专利的形式来保护知识产权，专利是公开的信息，而部分商业秘密和技术秘密才是要害，攻克某一个至关重要的技术环节，很可能需要花很长的时间，但这些技术可能只用两三种关键原料或者注意某个关键工艺就能做好，用几句话就能讲清楚。但也需要花大量时间和财力去认识它的原理并实现它，这个技术秘密是不太可能公开的，没有办法用知识产权保护。　　　　记者：如何保护技术秘密？　　　　任天斌：一是要形成正确舆论导向，不少人竟然认为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无关紧要，很轻易就泄密或者自己带走；二就是要立法，要采取有效的手段保护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完善商业秘密保护法、强化司法保护手段。我国目前相关法律体系内容分散、保护程度低、难以实际操作，如对技术盗窃的界定很难，关于商业秘密的规定很模糊。专利和商标的保护很给力，但是真正值钱的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却没办法保护，发达国家是专门法律保护商业、技术秘密。我们的技术秘密被盗窃，公安局很难立案，没法估值，秘密值多少钱？证据在哪，没有公权力介入，怎么能有证据？国外能直接立案，采用主动举证，技术人员被起诉需要自证清白，国内是被动举证，谁告状谁举证，这就很难；而且国内的泄密成本很低，国外的处罚很厉害。我目前正在和一些学者和企业家共同努力推动我国商业秘密保护法出台。很多企业在做研发时，往往快要出成果或者刚推出新产品时，核心的技术人员突然被别人高薪挖走，或者技术人员与销售人员一起出去成立新的企业做同样的产品；部分企业不做技术，只等挖人。科研投入比挖人的支出要多百倍千倍，其实这些企业挖人高薪也是短期，只要技术到手马上降工资。这是导致很多产品做不深、做不精的重要原因。　　　　我们公司现在就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经过八年的发展，在分析技术、商业模式及企业管理上总结了大量标准化操作流程和经验，这些也是我们企业的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但是有些企业与猎头公司合作，大量挖我们的销售人员，然后大批量挖我们的技术人员，而且在挖人的同时攻击我们的服务器。创新性企业是最大的受害者，行业也是受害者。非正当竞争获得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的成本非常之低，这些企业以很低的价格参与竞争，影响行业整体的声誉度和行业整体利润，很多行业就是这样被做乱了。从事猎头行业的朋友告诉我，这种模式已经非常普遍，最先起源于网络游戏行业，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地下的灰色产业，很多企业不愿意自己创新开发新产品，而是花大量的精力关注其它从事创新的企业，一旦他们看上某个已经成熟的创新产品（或者软件）或者商业模式，他们就会和猎头合作，通过各种方式把部分团队成员甚至整个团队成员挖过来，连人带创新产品和新商业模式一起以极低的成本获得，猎头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也会获得丰厚的利润。如果这个灰色产业真的存在的话，那绝对是制约中国技术创新的一个毒瘤。　　　　记者：你已经是教授了，为什么还创业？　　　　任天斌：作为一个科研人员，我们非常希望科技成果能得到转化，希望实验室技术能变为商品，现在国家非常强调产学研合作，高校科研成果转化，但实际上这项工作做得并不是很好，主要是高校科研人员和企业的负责人在新产品研发与产业化的过程中，各自该扮演什么角色理解得不很透彻。很多的高校老师没有做过产业，一个需求的提出或者一项新技术到一个实验室样品或者原型，再到放大生产的产品，最后到客户验证并认可的商品，过程很长，很多高校老师不清楚这个长链条中各环节之间的关系，导致很多项目都走不下去。企业需要的是能商品化的产品，而高校能提供的大部分是实验室的样品或者一个产品原型，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有时候是巨大的。我分别在德国柏林和美国波士顿各学习工作过一年，这些发达国家不同的组织完成不同的工作，政府主要是创造一个良好的商业环境和创新环境，通过法律打击破坏创新和不当竞争的企业，而大学适合做原创性基础研究和一些具有共性的应用基础研究，可能会把某项技术研究得很深，或者开发出一些产品原型或者实验室样品，主要的产品技术创新和商业创新主要由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完成，因为这些企业能够很好理解最终客户的需求，能够整合不同领域的人才，非常高效地把高校的某项技术转化成一个产品或者商品；而大的企业愿意花很高的代价收购或者购买这个中小企业创新性成果并利用其渠道形成一个大的市场或者商业模式，这也是大企业的优势。　　　　我创办企业也是希望把这个链条打通，通过指导一些学生进行创业部分实现了这个目标，同时这些年来通过创办企业对于人才的培养有了更深的理解，对于我培养学生是很有好处的，我觉得这是产学研很好的诠释。高校很多老师在某个细分领域有一定的技术优势，其实完全可以和学生通过创业把这些技术转化成一些商品或者商业模式。　　　　记者：分析很多情况是为逆向工程服务，如何看逆向工程？　　　　任天斌：创新必须基于现有的知识和物质，并对他们有深刻的理解，比如说我们要开发一种新材料或者新产品，我们必须利用人类一切对于这种材料或者产品现有的知识和物质，并在这个水平之上根据客户的需要进行创新，这意味着我们要查文献、专利、现有类似产品信息及应用资料，同时也要分析现有类似产品设计的原理，以及这些产品存在的优缺点，在此基础上根据对客户需求的深度理解设计自己的产品，当然在设计新产品时要注意现有类似产品的知识产权，并要想办法在新产品中避开这些知识产权，并创造新的知识产权，这就是如何开发一个新产品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就会用到逆向工程。渐进性创新中都会用到逆向工程，如果不用逆向工程会延长研发时间，犯一些不必要的错误，同时没有有意识避开现有产品知识产权，更有可能触犯专利保护。对于目前大部分的创新来说都是渐进性创新，而且渐进性创新有利于团队技术的积累和提升，从而产生革命性创新或者创造空缺市场创新的产品。当然这类创新可能不会用到逆向工程，但是任何一种创新都要学习和借鉴现有的知识。逆向学习，但不抄袭，在别人的基础上找长处和短处，规避专利，再做创新，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日韩及中国企业学习、理解、吸收、创新并赶超西方企业的发展之路。即使西方跨国大企业的研发中心也都有此类分析部门，他们的市场部门和技术部门也会搜集分析市面上最新产品和最新原材料的信息。　　　　记者：你们对食品有哪些分析服务？　　　　任天斌：微谱技术将未知成分分析（当前也称为微谱分析）这种技术和商业模式首先大规模应用到工业领域，解决材料及化学品生产及应用企业在产品开发、生产质控及应用中的各种技术问题。微谱技术能对百万分之一以下物质成分进行分析鉴定，我们不仅可以区分产品的真假，我们还有能力告诉消费者同一类食品、化妆品、药品哪个厂家的产品质量更好，或者说有害成分含量更高，比如我们可以告诉消费者他所购买的奶粉的组成成分，我们能对西药有效成分含量和杂质成分进行分析从而告诉消费者同一类型的药哪家的更有效，我们也能分析出同一类中成药（比如六味地黄丸）哪个厂家所用的原材料更好。我们也受农业科研单位委托分析过同样一种大米种在什么地方营养成分更高；对于食用油、醋、酱油这些产品，如果生产出了质量问题，我们可以分析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也可以分析鉴定不同厂家生产的酒，以及同一品种真正十年陈和五年陈的酒到底有什么区别。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接受科研机构及企业的委托做相关的分析工作，对于个人的送检样品也只是对样品本身负责，今后我们有可能与政府或者第三方组织合作对于市场销售的各类食品、药品、化妆品进行分析，并公布哪些产品质量更好，这样有利于消费者进行正确的选择，同时也利于各行业良币驱逐劣币，形成更好的市场环境。&（原标题：中国不是造不出圆珠笔芯而是不敢造）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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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工程院院士陈学东参加审议法制晚报讯
为何连一根圆珠笔的笔芯都做不出来?为何我们缺乏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为什么科学家仅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用来做科研?昨天，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院长陈学东接受《法制晚报》记者专访，针对上述问题做了解答。他认为，只有充分研究基础科学、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才能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而现行的科研经费预决算制度，分散了科学家的注意力。如果实行科研人员年薪制，可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谈工匠精神基础研究做充分才能精益求精坊间一直在讨论，我国是制造业大国，大飞机都能造出来，却做不出一个圆珠笔芯。陈学东对此表示，我国很多科技研究还是粗放型的，缺乏基础性、原理性的研究，“很多东西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陈学东说，这只会在表面上对产品进行模仿。他提到，李克强总理曾说过要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但如果缺乏技术研究，应该精到什么程度，如何做到精细，你就不知道了。”他表示，工匠精神还体现在一些高技能人才的培养上，“我国在这些人才的培养上也是缺乏的”。他认为学历教育代替不了职业教育，仅有教育部在管理职业教育不太妥当，应该让企业也参与进来，“工程师应该到企业去培养”。由于基础研究和高技能人才缺乏，使得我国的产品寿命和可靠性比较差。陈学东举例说，火箭、载人飞船这种一次性使用的航天器我们都做得很好，但制造民用航空飞机还在起步阶段。“因为飞机要具备十年、二十年的可靠性，但这个我们现在做不了。”他认为总理提出要建设质量强国、培育工匠精神，是切中要害的真知灼见。谈职业教育提高技工待遇让他们受到尊重陈学东回忆说，大型企业在二三十年前都有自己的技工学校还有中专，很多人在初中、高中毕业后，不一定非要上大学，就去中专、技校，然后在企业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其实很多技术工人的水平是非常高的，他们读了技校又经过企业的培养，所学的理论紧密联系实际，为解决一些关键工艺难题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家都说再穷不能穷教育，但是忽略了一个问题，国人认准了一个目标就是学历教育，人人都要读大学、读研究生，其实国外也不是人人都要上大学的。陈学东认为，教育部也没有恰当地引导老百姓，造成很多人才不能够流向技工岗位。他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从事技能操作的这些技师，在社会上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福利待遇也偏低。“假如技工的待遇很高，比工程师还高，比博士还高，大家就不一定非要追求高分一定要去上大学、读博士。有可能一些能考上清华北大、985高校的孩子，也会选择做技能工作。这样我们国家技工人才队伍就壮大了。”陈学东表示，由于现行高考制度造成我们国家技能人才培养的先天不足，不能说现在上技校的孩子因为考试分数低，学习、认知能力就一定差。此外，要提高这些高技能人才的待遇，光靠企业提供还不行，政府也要干预，国务院的政府津贴应该多给技能人才一些名额。高技能人才做出一定成果之后，也应给予很好的表彰。教育部现有的招生制度也要适当做一部分引导，“实际上一些211高校也能够把学生往高技能人才方面培养”。陈学东举例说，德国大学就分两种，有一种是专门培养技能人才的，学生都觉得很光荣、很自豪。政府和企业办学都应获得支持还有一个原因，现在我国职业教育的体制不太顺畅，政府也在办学，教育系统也在办学。国务院在强调推进职业教育之后，我们国家财政预算有一笔钱支持职业学校发展，但是政府只把这些经费拨给自己主管的职业学校，这样就造成了不公平。因为对学生来说，他并不知道哪个学校有政府拨款，哪个学校没有政府拨款。而且政府拨款力度越来越大，每个学生的平均经费已达到将近一万元了，有了这个拨款的学校，培养学生就非常轻松。陈学东认为，现在职业学校的教学和企业的生产实践还是相差比较远，虽然名义上叫培养职业学生，实际上按照普通学历教育的方式来培养学生。有些职业学校找不到企业合作，让学生去参与生产实践。有些企业现在也不是很积极，“不像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到企业去实习，企业非常高兴，很支持这个事。”除了政府主管的职业学校，有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也在办学，他们得不到政府的经费支持。“教育是一个事业，是要奉献的，如果长期得不能政府的支持，就有失公允。”陈学东说，这可能会使得有些企业在教育投资方面打折扣，有“偷工减料”的行为，这样对职业教育也是不利的。他因此认为，政府应该“一碗水端平”，对政府主管和企业办的职业学校都给予经费支持。“不然有的一分钱都不给，有的给一个学生一万块钱，这个差别就太大了。”陈学东说，全国人大去年出台了职业教育法，提到了教育公平，职业教育推进的问题。但是各级政府在执行过程中还是有偏差的，“去年我提了一个建议，政府主管和企业办的学校都应得到支持。财政部给了我答复，说这个没有问题，是由地方财政解决。但地方财政部门说中央财政也没有说要他解决啊，两方都在推。”陈学东认为，能解决的就解决，他也不太主张福利扩大化，老百姓的福利也不能盲目地扩大。“我们的经济建设达不到这个能力，空许诺也做不到，但是公平还是能做到的。”谈装备制造国家定重大专项提高技术水平陈学东认为，目前我国装备制造业的水平良莠不齐，有的高端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甚至处于领先地位。“如航天领域，绕月航天器的水平是很高的。但有的技术不行，比如我们连圆珠笔芯都做不出来。”他表示装备制造业考察两个能力：生产产品的能力和装备能力，也就是生产产品的设备和工业模具。“现在中国很多模具需要进口，也算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陈学东说，为提高工业模具的质量，国家制定了很多重大专项。比如临时重大专项，就是针对核电、交通、大飞机，制造大飞机，制造核电装备，制造大轮船，“关键装备本身开展研发、提高水平，这个方面的工作也在做。”谈国家标准让三分之一客户参与制定过程陈学东提到，当前国内制造的产品在外形、短时间性能上与国外产品有着差不多的表现。但国外产品可以在高温、高腐蚀等环境中使用一二十年，而很多国内产品只能用一两年，性能衰减速度很快。他认为导致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国家和行业标准出现了问题。他介绍，国务院的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所属的数千个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制定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分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标准，推荐标准不是强制性的，你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每个行业、企业也有各自的标准。“科技部在提倡联盟标准、团体标准，这都是非常好的。”国家标准应该确定产品的基本质量要求，企业生产时必须全部满足。行业标准应高于国家标准，企业标准也不能低于行业标准。“标准的级别越高，要求越低一些。国际标准也是如此，并不是国际标准就是最先进的。”陈学东介绍，过去的标准反映一个行业的平均需求。改革开放以前，制定标准的过程就是几家企业坐在一起，看看各自的平均水平如何，制定一个平均水平甚至更低的标准，能够让大多数企业都能达到这个标准，“这样产品才能卖出去、产生效益。”“标准仅仅由企业来制定就是不合理的，应该让用户参与进来。”陈学东说，国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改革，已经吸收了不少用户参与，但比例还是很低，“可能10%都不到”。如果客户代表占到三分之一以上，而且有否决权的话，那么这个标准水平会相应提高。他表示，制定标准的基础也是科学技术研究，“否则你都不知道标准定多高好，也不明白要设置多少指标。”陈学东认为，标准应该是在大量研究、实验的基础上制定的，但政府经常追求短平快的项目。“政府应该做企业不愿意管、不能马上挣钱，但对国家长久发展有利的事。”他说，国家应该在技术研究方面大量投入，技术研究做透了，标准制定会更加合理，企业也知道如何生产质量过硬的产品。谈科研经费预决算制度分散科学家注意力此前有媒体报道称，我国科学家要用大量时间来申请项目，仅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用来搞科研。同样身为科学家的陈学东对此表示，申请经费要占用一点时间，这个是必然的。即使在发达国家，在美国、欧洲的科学家也得申请科研经费。“可能大家有意见的不是申请经费，而是经费的管理在‘十二五’期间出现了一个变化。”他进一步解释说，很多科研项目在验收过程当中，并不关心这个项目干了什么事，而是盯着你这个钱是怎么花的，是不是花完，搞了一个预决算制度。“当然科研经费搞预决算制度是合理的，但是现在一些搞财务的专家，像审核我们政府日常开支一样审核科研经费，这就有一点不合理了。”陈学东说，科研项目有探索性、试错性，在没有研究成功以前，可能会产生各种费用，不可预见的东西比较多。“不可能在我没有做科研项目之前，就把要用多少材料，做几次实验都弄得非常清楚，精确到每一块钱，这个是难以做到的。”他表示，“十二五”期间的科研预算就是这么做的，决算也是这么做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弄虚作假的成分，实际上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为满足审计的要求，大家都这样做到了，大家都很高兴，签字认可就算验收了。”这样就使得科研人员把注意力过分集中在自己的钱怎么花，花多少钱，是否偏离预算，而忽略了科研的本身，探索本质的科学发现，“这个大家意见比较大”。关于申请科研经费的问题，陈学东认为可能一些科研人员有怨言。因为他们在申请科研经费的过程中话语权比较少，可能一些科研经费都给一些大专家、“学术大牛”拿走了。他认为将来可以改革一下，现在科技部也很重视这一问题，强调申请科研人员的年薪化，一个人只能申请一个项目，这样可能会使更多的科研人员都有机会申请到经费，这个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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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为一只普通圆珠笔的笔芯前段碳化钨球珠，最近一则中国是钢铁生产大国，却生产不了圆珠笔头上的“圆珠”的新闻，让老百姓对中国的制造业，特别是工业技术能力发出了众多讨论，大家都知道，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工业门类最齐全，工业技术能力发展最迅速的国家。
中国为什么造不出圆珠笔笔芯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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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快科技
中国造出圆珠笔头：竟然不关董明珠的事 &&&前些年，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我们连小小的圆珠笔头都造不出来。
3000多家制笔企业、20余万从业人口、年产圆珠笔400多亿支&&中国是圆珠笔第一大国，但但尴尬的是这400亿支圆珠笔笔尖上的球座体，从设备到原材料，却高度依赖进口。
2015年11月在央视《对话》节目中，&制笔大王&贝发集团总裁邱智铭提到了一支圆珠笔的制造过程，坦承国内制造圆珠笔的设备至今仍靠瑞士进口的现状。
之后，有&中国制造&情结的格力董明珠当即许下承诺：&一年之后，这种设备我负责交给你。&这是她和雷军&10亿赌约&之后，第二个让她成为网红的赌约。但最终，因为缺乏部分材料，无功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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