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人民要论：建设自主监管规则&&参与全球金融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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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健全符合我国国情和国际标准的监管规则，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这是适应我国经济和金融国际地位提升要求作出的战略部署，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和国际监管规则制定指明了方向。我国金融业过去主要是国际规则的跟随者和遵循者，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缺少话语权。随着金融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我国需要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特别是在金融监管规则制定中提升话语权和影响力。近年来，中国保监会抓住历史机遇，推动“中国风险导向的偿付能力体系”（以下简称“偿二代”）建设，不断扩大国际影响力，积极主动参与国际保险监管组织活动，显著提高了中国保险业在国际金融监管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参与国际金融监管规则制定需要有力抓手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金融市场和金融监管发生深刻变革，国内保险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我国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已经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亟待改革。2012年保监会启动偿二代建设，经过3年努力，日研制完成并发布了偿二代全部主干技术标准共17项监管规则，建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可比性的新一代保险业偿付能力监管体系，为参与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特别是保险监管规则制定提供了有力抓手。
　　在偿二代建设过程中，我们深入分析保险监管的国际格局和我国的道路选择。与银行业已经形成统一的巴塞尔资本监管协议不同，国际保险业尚未建立全球统一的偿付能力监管规则。欧盟偿付能力体系和美国风险资本制度（RBC）模式的影响力较大，新兴市场基本参考借鉴欧美模式，缺乏适合新兴市场的现代化偿付能力监管模式。国际金融危机后，二十国集团（G20）推动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加快国际保险监管规则的制定。当前正是国际保险监管规则制定的关键时期，中国保险业面临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历史性机遇。中国保监会抓住机遇，不照搬照抄国外体系，自主研发适合中国市场实际的偿付能力监管体系，使之既符合国际金融监管发展方向，又具有中国特色、反映新兴市场特点，努力形成与欧美模式并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现代化偿付能力监管模式，并将中国的经验和诉求反映到国际保险监管规则中，切实提高我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话语权。
　　加强国际推广，增强对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影响力
　　中国保监会高效完成了偿二代标准建设，并于2015年初开始偿二代试运行。在标准建设和试运行过程中，保监会积极扩大偿二代国际影响，增强我国对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影响力。
　　大力宣传推广偿二代。保监会通过各种形式加强国际宣传，扩大偿二代的国际影响。比如，支持瑞士再保险集团在瑞士主办关于中国偿二代的国际研讨会，出版偿二代专题研究刊物。境外保险监管机构和国际组织高度关注中国偿二代，普遍认为偿二代处于国际前沿，体现了新兴市场的特点。
　　积极推进偿二代规则输出。保监会积极发挥偿二代适合新兴市场特点的优势，推动偿二代标准和规则对新兴市场及保险机构的输出。2015年，亚非保险与再保险联合会主动申请纳入偿二代监管。偿二代的推广应用促进了跨境保险业务合作。
　　开展偿二代规则等效评估。基于国际保险监管尚未统一的现实，通过推进偿二代与国际主流监管规则等效评估，提升偿二代的国际影响力。一是开展与发达市场偿付能力监管等效互认。2012年，欧盟方面已经启动对偿一代与欧盟偿付能力II的等效评估工作。下一步，我们将开展偿二代与欧盟模式的等效评估，争取实现等效互认。二是推进偿二代与周边市场偿付能力监管的等效评估。其中，把启动偿二代与香港偿付能力监管的等效评估作为突破口。三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市场进行偿付能力技术援助，通过培训、技术咨询和合作等方式，推广偿二代经验和技术，提升偿二代在新兴市场的影响力，支持中国保险公司走出去。
　　运用偿二代成果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偿二代建设是我国参与国际金融监管规则制定的重大突破，为我国在国际金融监管规则制定方面提升话语权提供了抓手和基础。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高度重视中国偿二代的新兴市场经验，借鉴偿二代经验提升国际保险监管规则的包容性和代表性。2015年6月，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派出资本规则负责人专程来京考察偿二代。在全球保险资本标准（ICS）中，增加中国作为单独分组，设定专门的风险因子，不再与其他发展中市场混用最高因子，在国际保险监管规则中首次明确体现中国标准。
　　从规则跟随者向规则制定参与者和引领者转变
　　国际金融监管规则是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建设偿二代并积极开展国际推广工作，为保险业参与国际金融监管规则制定提供了范例。总结中国偿二代国际推广的经验，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树立信心，努力从国际规则跟随者向规则制定参与者和引领者转变。我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目前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二，外汇储备排名世界第一，已成为全球第三大保险市场。2008年至今，我国贡献了全球新增经济总量的30%以上。作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我国显然需要在国际规则中反映自身的诉求和声音。目前，国际规则大都是由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制定的。我国如果只是遵循和追随西方制定的规则，就不能充分反映自身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发展和诉求，也不能为我国金融企业发展提供适宜、有利的规则环境，与我国的大国地位不相匹配。从偿二代建设和国际反应看，我们应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着力实现角色转变，从规则跟随者向规则制定参与者和引领者转变。
　　抓住机遇，积极建设中国自己的标准。国际规则的趋同对我国既是挑战，更是机遇。偿二代建设正是抓住国际保险监管规则尚未统一、加快趋同的历史机遇，在国际规则定型之前自主建设中国自己的标准，从而避免了我国不得不适应发达经济体制定的规则的被动局面，为参与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提供了筹码和抓手，争取到与国际社会和欧美模式平等对话的机会，大大提高了我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发挥优势，以我国巨大市场支撑规则建设。巨大的市场为我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中提升话语权和影响力提供了坚实基础。一是我国市场具有充分的规模、体量和实力支持我国建设自身的规则；二是我国市场对国际性大公司具有强大吸引力，为提升我国规则的国际影响力提供了重要渠道；三是我国市场对新兴市场具有带头示范效应，对周边市场有较强辐射力，使我国的规则具有广阔推广空间和较高国际接受度，能够发展成为代表新兴市场的国际标准。
　　统筹资源，把对外开放与争取国际上对我国规则的承认结合起来。对外开放与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可以统筹协调、相互促进。我们在进行偿二代国际推广时，将保险业对外开放政策与偿二代等效评估紧密结合起来，这样既能提升我国对外开放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又能推动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展监管体系与偿二代等效评估，进而有力支持偿二代成为国际主流监管规则，促进提高我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作者为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
　　《 人民日报 》（ 日 07 版）
(责编：王政淇、文松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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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民 网 版 权 所 有 ，未 经 书 面 授 权 禁 止 使 用
Copyright &
by .cn. all rights reserved中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
“当前世界经济不稳定的问题在加剧，尤其是金融动荡的问题在加剧。货币政策的协调变得非常重要。我们期待在G20杭州峰会上，在国际治理方面，尤其是在金融治理中发挥积极的影响和作用，能改善国际治理的机制和表现。”8月18日，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的“世界经济季度谈”论坛上，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认为，当前全球化面临重大挑战，不仅仅是一个结构性和周期性问题，更重要的是人类要考虑未来的走向。
G20峰会机制诞生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最紧要的关头，金融部门改革一直是其重要议题。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还在继续，世界经济仍然处在深度调整期，世界经济和国际经济合作又走到一个重要转折点。
“现在欧洲是负利率、在加息，亚洲国家的风险是存在的，所以稳定性就变得非常重要了。”曹远征认为，稳定的金融首先是要避免汇率的竞争，这在今年2月举行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已经达成了共识；其次是要改善国际治理，尤其是在国际收支调节上加强一些改善工作；此外，还要加强宏观政策的协调，尤其是货币政策的协调，避免出现竞争性的货币贬值。在稳定的基础上，金融发展的方向应该是普惠。“普惠金融的核心是绿色。”曹远征说，“我们特别注意到，中国提出绿色金融的概念获得G20峰会的高度认可。”
据了解，今年以来，二十国集团财金渠道紧密围绕峰会主题，就全球经济形势、“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投资和基础设施、国际金融架构、金融部门改革、国际税收合作、绿色金融、气候资金、反恐融资等议题开展合作并取得了积极进展。
在推动普惠金融方面，推动制定了《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这是该领域的第一份国际性指引文件；更新了G20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使得该体系更加科学和完善。
在“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的主题下，中国还首次把绿色金融议题引入G20议程，并创建了绿色金融研究小组，识别绿色金融发展面临的机制和市场障碍，根据各国经验，研究如何提高金融体系动员私人资本进行绿色投资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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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G20峰会：全球经济治理需要正能量
原标题: 聚焦G20峰会：全球经济治理需要正能量　　2015年G20峰会在土耳其举行。图为会议举行区域。（人民视觉）　　中国机遇――　　深化改革推动中国经济健康稳步发展，为全球经济添柴加能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在世界经济中的所占比重不断上升，而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则不断下降，全球经济力量对比发生明显转变。今年以来，世界经济复苏形势继续分化，一些新兴经济体遭遇困难，发达经济体复苏势头加快，全球经济治理格局依然处于非对称状态，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严重不足。现有全球经济治理框架亟待变革，以适应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使全球进入一个力量更加平衡、更加互利共赢、更加包容发展的新阶段。　　二十国集国（G20）在危机应对过程中，形成集体干预、有效救助的多边协调机制，积累了较高信誉，取代七国集团登上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心，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全球治理平台。后危机时期，G20一方面继续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三大传统治理机构的改革，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另一方面，通过不断完善G20本身的“三驾马车”（连续三年的主办国）机制和议题导向，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G20将能源、粮食安全、气候变化、反腐败、基础设施投资等议题相继纳入G20议程，并达成诸多共识，落实一些重大决策，对应对金融危机和推动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全球经济秩序向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　　2015年，在大部分地区潜在增速放缓、不确定因素和风险上升的大背景下，作为G20轮值主席国，土耳其提出了实现全球2%增长目标的“3I”支柱，即包容 （Inclusiveness）、落实 （Implementation）和投资（Investment），并设定了三方面的优先关注领域和10多项重点议题。“包容”，重点关注如何制定包容性政策，提高就业、解决中小型企业的劳动力缺乏和融资难以及劳动力市场失衡，如性别不平等和青年失业等问题。“落实”，体现了对2014年澳大利亚峰会的沿承。土耳其反复声明，将加强对布里斯班承诺的1000多项具体措施的政策力度和实施效果等的监督。“投资”，以国别投资战略为重要抓手，敦促各成员国自愿提出富有雄心的国别投资量化目标和投资计划，并探索新的长期投资融资渠道，来缩小各国投资差距，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　　作为“三驾马车”之一，中国与澳大利亚和土耳其一起，承担起加强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和全球金融监管协调的重任，并肩合作以实现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目标。　　通过政策协调，中国加强了与美国在气候变化等全球公共事业方面的合作，极大提升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与信心，推动今年底的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取得成果，这是中国对世界的重要贡献。2015年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深度推进的一年。中国经济正经受短期“阵痛”，发展速度放缓，即使这样，中国前三个季度仍增长6.9%，远远高于世界平均增速，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30%。亚太经合组织秘书处执行主任博拉尔德认为，中国政府从几年前就已表示经济处在转折点，世界对中国的增速放缓不用惊讶。IMF首席经济学家江勋和李昌镛则都认为，对中国经济的悲观情绪实无必要。　　刚刚出台的中国“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理念，为中国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动力，也与全球发展理念和潮流相吻合，符合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这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在深化改革推动中国经济健康稳步发展的同时，必将为未来全球经济增长添柴加能。中国倡导建设“一带一路”，已获60多个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中国发起成立的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达到57个。这些积极进展，展示了中国给世界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　　中国方案――　　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　　作为G20的重要参与者，中国多次建议G20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维护国际公平和历史正义，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对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中国的态度非常明确：重在完善，而非推倒重来。中国领导人曾在不同场合表示，中国对于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诉求主要是改革已有体系，使其更好地反映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现实，更为公正合理地反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而非另起炉灶。　　近些年来，中国积极通过G20平台推动IMF和世行的份额改革，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积极推动各国2013年年底在涉及“早期收获”等议题上达成多边协议，打破了多哈回合谈判的僵局；积极推动全球多边发展机构改革与完善，满足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融资需求。通过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中国一方面致力于塑造更为公正、合理、开放、透明与包容的全球经济治理新秩序，另一方面则服务于中国国内发展要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我们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服从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根本立足点和出发点。它包含两方面诉求：第一，将中国的声音和诉求正当合理地反映到全球经济规则制定中，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二，深化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为国内经济发展提供外部动力。可以说，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　　中国力所能及地参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是维护中国正当利益诉求、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话语权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具体体现，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自主意识和能力正逐步提高，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广度和深度也在不断扩大。2009年，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立，有力加强了新兴经济体之间的沟通和立场协调，促进了新兴经济体在区域和国际事务中话语权与影响力的提升。2013年，中国提出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目前亚投行已完成章程谈判并签署协议，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横跨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并正准备在电力、交通、供水等三大领域启动首批项目。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投行的成立也是全球金融治理的制度创新，它们是全球多边开发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进一步满足发展中经济体的融资需求，助推IMF和世行的改革，完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2014年，中国进一步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它以经济和人文合作为主线，力图将中国与不同国家的战略规划进行合理对接，代表了一个更大范围的国际经济合作框架，有助于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　　中国期待――　　以共商、共建、共享的精神开创发展之路　　习主席在联合国发展峰会讲话时强调，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一份高标准的任务单，也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书。国际社会需要以共商、共建、共享的精神共同应对全球调整，共谋全球可持续发展。过去30多年来，中国是千年发展目标的重要支持者和重要贡献者。对于新的发展议程，中国秉持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原则，采取一系列实质性举措，无论是“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还是“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抑或是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免除对有关最不发达国家债务，目的只有一个：以身作则推动各国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一起走向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之路，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人类。　　伴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期待也越来越高，这也为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必须顺应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过程中，把维护中国利益同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和多边机制内的协调与配合，共同推动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权利。　　应对全球性的经济风险、解决全球挑战必然需要彼此协调、共同合作，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处于无风浪的自由岛之上，各国亟须加强国际合作。2016年，中国将成为G20轮值主席国，也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和全球治理挑战，同时也面临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重大机遇。中国作为一个在治理制度创新领域有着丰富经验、在多元文明融合方面有着深厚传统的国家，既有愿望也有能力，以一种更加包容与公正的方式来主持G20的全球经济治理工作，为全球共商治理议题发出中国声音、做出中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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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G20峰会：全球经济治理需要正能量
日 17:37 来源:人民网
原标题: 聚焦G20峰会：全球经济治理需要正能量　　2015年G20峰会在土耳其举行。图为会议举行区域。（人民视觉）　　中国机遇――　　深化改革推动中国经济健康稳步发展，为全球经济添柴加能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在世界经济中的所占比重不断上升，而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则不断下降，全球经济力量对比发生明显转变。今年以来，世界经济复苏形势继续分化，一些新兴经济体遭遇困难，发达经济体复苏势头加快，全球经济治理格局依然处于非对称状态，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严重不足。现有全球经济治理框架亟待变革，以适应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使全球进入一个力量更加平衡、更加互利共赢、更加包容发展的新阶段。　　二十国集国（G20）在危机应对过程中，形成集体干预、有效救助的多边协调机制，积累了较高信誉，取代七国集团登上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心，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全球治理平台。后危机时期，G20一方面继续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三大传统治理机构的改革，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另一方面，通过不断完善G20本身的“三驾马车”（连续三年的主办国）机制和议题导向，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G20将能源、粮食安全、气候变化、反腐败、基础设施投资等议题相继纳入G20议程，并达成诸多共识，落实一些重大决策，对应对金融危机和推动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全球经济秩序向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　　2015年，在大部分地区潜在增速放缓、不确定因素和风险上升的大背景下，作为G20轮值主席国，土耳其提出了实现全球2%增长目标的“3I”支柱，即包容 （Inclusiveness）、落实 （Implementation）和投资（Investment），并设定了三方面的优先关注领域和10多项重点议题。“包容”，重点关注如何制定包容性政策，提高就业、解决中小型企业的劳动力缺乏和融资难以及劳动力市场失衡，如性别不平等和青年失业等问题。“落实”，体现了对2014年澳大利亚峰会的沿承。土耳其反复声明，将加强对布里斯班承诺的1000多项具体措施的政策力度和实施效果等的监督。“投资”，以国别投资战略为重要抓手，敦促各成员国自愿提出富有雄心的国别投资量化目标和投资计划，并探索新的长期投资融资渠道，来缩小各国投资差距，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　　作为“三驾马车”之一，中国与澳大利亚和土耳其一起，承担起加强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和全球金融监管协调的重任，并肩合作以实现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目标。　　通过政策协调，中国加强了与美国在气候变化等全球公共事业方面的合作，极大提升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与信心，推动今年底的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取得成果，这是中国对世界的重要贡献。2015年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深度推进的一年。中国经济正经受短期“阵痛”，发展速度放缓，即使这样，中国前三个季度仍增长6.9%，远远高于世界平均增速，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30%。亚太经合组织秘书处执行主任博拉尔德认为，中国政府从几年前就已表示经济处在转折点，世界对中国的增速放缓不用惊讶。IMF首席经济学家江勋和李昌镛则都认为，对中国经济的悲观情绪实无必要。　　刚刚出台的中国“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理念，为中国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动力，也与全球发展理念和潮流相吻合，符合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这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在深化改革推动中国经济健康稳步发展的同时，必将为未来全球经济增长添柴加能。中国倡导建设“一带一路”，已获60多个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中国发起成立的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达到57个。这些积极进展，展示了中国给世界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　　中国方案――　　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　　作为G20的重要参与者，中国多次建议G20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维护国际公平和历史正义，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对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中国的态度非常明确：重在完善，而非推倒重来。中国领导人曾在不同场合表示，中国对于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诉求主要是改革已有体系，使其更好地反映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现实，更为公正合理地反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而非另起炉灶。　　近些年来，中国积极通过G20平台推动IMF和世行的份额改革，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积极推动各国2013年年底在涉及“早期收获”等议题上达成多边协议，打破了多哈回合谈判的僵局；积极推动全球多边发展机构改革与完善，满足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融资需求。通过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中国一方面致力于塑造更为公正、合理、开放、透明与包容的全球经济治理新秩序，另一方面则服务于中国国内发展要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我们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服从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根本立足点和出发点。它包含两方面诉求：第一，将中国的声音和诉求正当合理地反映到全球经济规则制定中，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二，深化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为国内经济发展提供外部动力。可以说，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　　中国力所能及地参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是维护中国正当利益诉求、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话语权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具体体现，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自主意识和能力正逐步提高，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广度和深度也在不断扩大。2009年，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立，有力加强了新兴经济体之间的沟通和立场协调，促进了新兴经济体在区域和国际事务中话语权与影响力的提升。2013年，中国提出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目前亚投行已完成章程谈判并签署协议，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横跨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并正准备在电力、交通、供水等三大领域启动首批项目。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投行的成立也是全球金融治理的制度创新，它们是全球多边开发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进一步满足发展中经济体的融资需求，助推IMF和世行的改革，完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2014年，中国进一步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它以经济和人文合作为主线，力图将中国与不同国家的战略规划进行合理对接，代表了一个更大范围的国际经济合作框架，有助于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　　中国期待――　　以共商、共建、共享的精神开创发展之路　　习主席在联合国发展峰会讲话时强调，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一份高标准的任务单，也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书。国际社会需要以共商、共建、共享的精神共同应对全球调整，共谋全球可持续发展。过去30多年来，中国是千年发展目标的重要支持者和重要贡献者。对于新的发展议程，中国秉持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原则，采取一系列实质性举措，无论是“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还是“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抑或是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免除对有关最不发达国家债务，目的只有一个：以身作则推动各国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一起走向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之路，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人类。　　伴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期待也越来越高，这也为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必须顺应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过程中，把维护中国利益同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和多边机制内的协调与配合，共同推动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权利。　　应对全球性的经济风险、解决全球挑战必然需要彼此协调、共同合作，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处于无风浪的自由岛之上，各国亟须加强国际合作。2016年，中国将成为G20轮值主席国，也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和全球治理挑战，同时也面临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重大机遇。中国作为一个在治理制度创新领域有着丰富经验、在多元文明融合方面有着深厚传统的国家，既有愿望也有能力，以一种更加包容与公正的方式来主持G20的全球经济治理工作，为全球共商治理议题发出中国声音、做出中国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