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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迟迟不愿签字通过让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挥更大作用的改革方案，雪上加霜的是，用他们喜欢在国会上说的话来说，奥巴马ZF无法在亚投行事务上“统计票数”。中国最大的地缘政治对手犯下的一连串几乎有点可笑的错误使中国的战略转变得以受益……
亚投行成功的运气因素：
1、上周，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将加入北京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亚投行），此举无异于在亚洲事务上往美国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
2、英国是第一个无视美国对亚投行的反对的美国盟友。一开始，英国“变节”加入亚投行似乎只是一次冲动之举，后来事情却演变成了北京方面彻底的战略胜利。
3、包括澳大利亚与韩国等传统美国军事盟友在内的50多个国家已签署加入亚投行。到目前为止，只有日本站在美国的一边，附和奥巴马ZF对这家新银行的治理水平和透明度标准提出的担忧。
对于亚投行的成功，你认为又存在哪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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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加入亚投行创始国有什么条件，创始国与今后可能加入的非创始国有什么优势，也不知道亚投行今后是怎样运作的。现在说成功为时尚早。
2楼说的不错，现在说成功还为时尚早！
确实是，虽然现在只是起步阶段，如果亚投行运营的不好的话将会给中国带来一系列的不利影响
分析的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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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巧最近郎眼财经讲了亚投行，亚投行成立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世界银行差不多是美国的，中国没话语权，而亚洲开发银行虽是日本创办的，但日本是美国的傀儡，所以……。但亚投行实际上好多都是亏本买卖，亚洲好多国家都好穷，贷款了也还不起，这就需要进行国家间的清算，比如给债权国实物以清偿，中国实际上需要从中学习一些管理经验，这才是重要的。
总评分:&论坛币 + 20&
必须要走出去，但要多拉点朋友，一来学经验，二来分担风险。最大的风险就是不还钱。所以主权交易是很重要的，背后还要靠军事力量威慑。
观点有启发
总评分:&论坛币 + 20&
陈大川 发表于
必须要走出去，但要多拉点朋友，一来学经验，二来分担风险。最大的风险就是不还钱。所以主权交易是很重要的 ...亚投行的建立主要是支持亚洲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很多都是很穷的国家，所以不还钱的风险很大啊……
和老牌强国，欧洲俄罗斯合作，可以借助他们的军事影响力，让这些国家不还钱，就还资源。。。。。
观点有启发
总评分:&论坛币 + 10&
陈大川 发表于
和老牌强国，欧洲俄罗斯合作，可以借助他们的军事影响力，让这些国家不还钱，就还资源。。。。。这些老牌强国主要是亚投行的参与国，而需要贷款的是亚洲这些不发达国家，所以这些国家的不还款的几率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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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法律顾问：王进律师【智库】欧洲也曾提出联盟战略 为何只有亚投行成功了
作者：人大重阳 王义桅
为何只有亚投行成功了？
　　提要：“一带一路”的提议得到那么多响应说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成功的。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的短短35年间便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尽管现在对我国经济的“唱衰论”再次兴起，但是相比其他世界大的经济体，中国能保持7%的经济增长率已经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了，我们要肯定“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魅力的一种释放。
　　受访者王义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问：近年来，也有一些国家提出了类似“一带一路”的倡议，比如欧洲提出的“欧亚一体化”战略构想，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战略等。您认为，“一带一路”的倡议为什么能够得到如此广泛的认同？它的优势在哪里？
　　答：“一带一路”的提议得到那么多响应说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成功的。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的短短35年间便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尽管现在对我国经济的“唱衰论”再次兴起，但是相比其他世界大的经济体，中国能保持7%的经济增长率已经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了，我们要肯定“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魅力的一种释放。
　　关于中国成功的原因，我认为主要可以从“中国模式”的角度来回答。何为“中国模式”？首先是我们改革开放的经验，比如大力建设工业园区、经济特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这种模式受到许多国家的推崇，比如就很希望借鉴深圳特区的经验。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一带一路”就是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魅力、中国模式和中国发展在世界范围的辐射体现。
　　世界对中国“一带一路”的反响会如此巨大，一个背景是改革开放，另一个背景就是领导力的衰弱。当前，美国所领导的国际秩序正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其领导能力和领导意愿也受到质疑和动摇。从美国的亚太战略来看，“重返亚太”战略的实行犹豫不决，这给那些原来为此亢奋的亚太国家泼了头冷水，许多国家意识到离开中国所面临着巨大风险。比如，日本的行为让大大受益，中韩间的贸易交往将大大超过中日之间等。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霸权在一定程度上的衰弱，使得中国“一带一路”的号召有了更大的响应力。究其原因是世界日益增长的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和落后的供给制度之间的矛盾。之前，美国是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也包括主要西方国家和日本。但是即使这些主要国家加在一起，也不足以提供覆盖世界的公共产品。这是为什么呢？首先是财力不够。债务危机使得这些国家国内经济疲软，内部矛盾突出。尽管美国现在看似经济回升，但从数据来看，其内部问题依旧比较突出。其次是观念问题。比如在美国主导下，世界银行的主要理念是实现民主化，但从本身职能来看有点本末倒置了。民主化固然是好的，但是要结合自身的状况和条件出发，而并非盲目的民主化。相比之下，中国式循序渐进的改革开放还是比较成功的。世界政治应该是多极的，文化应该是多样的。美国试图全面推行政治全球化，推行普世价值，这种思路并不适应二十一世纪国际合作的需要。而中国提出来的“合作共赢”观念，尤其“一带一路”理念下的“共商、共建、共享”才能超越“零和博弈”，适应当前的国际关系。
　　第三个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适应了这个时代发展的需要。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大家都需要找一个新的投资方向，比方说美国搞页岩气革命，搞工业4.0等，中国就提出了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我认为这个是中国吸取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的应时之举。中国学会了投资要走向实体经济，光玩金融是不行的，但是要借助金融力量，所以丝路基金、亚投行本质要投资在实体经济上。我认为这是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创意，为此得到了很多国家的欢迎，这也是适应他们发展需要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现在这样做也是帮助一些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进行发展能力的建设。
　　中国以前开发西部雷声大雨点小，很大程度上与交通不便、发展理念等问题有关。西部要运输到上海，然后再绕到欧洲。除了铁路之外，直接从西部到欧洲的连通就不能实现。所以说，原来的改革开放只是沿海地区发展起来的贸易，现在要向内地延伸，内地进一步向中亚、欧洲延伸，把整个欧亚大市场建立起来，这是中国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保障，也提供给欧亚大陆一个最新的重要机遇。我们经常讲欧亚大陆是世界上最长的经济走廊，从最大的经济体欧盟、最有活力的增长亚太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把这两边搭在一起改变了中亚以前“过道、洼地”的形象，这是中国梦和世界梦融通的一个渠道。我认为中国实际上也吸取了一些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发展失败的一些做法，并适应21世纪国际化全球发展的需要，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跨洲际间的地区合作模式，开创了经济走廊、经济开发区的合作模式。所以我们讲“五通”，这“五通”里明显就比“一通、两通”更高明一些。
　　问：您将新书命名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机遇与风险》，您认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面临的机遇和风险都有哪些呢？
　　答：我这本书更多讲的是风险，因为关于机遇之前很多人论述过了。我们要强调中国将给所在区域、给世界带来怎样的机遇。最近，在对的国际政治研究所的访问时，我讲到“一带一路”给欧洲带来的七大机遇，一个重要的核心是，这样的机遇只有中国才能带来。比方说欧洲人搞不定俄，俄罗斯搞欧亚经济联盟，欧洲也搞它自己的，双方始终在那里对立着。“一带一路”把俄罗斯和欧洲都连接了起来，而且欧洲本来就是丝绸之路的终点站。当年意大利的贵族们，借助中国丝绸的生意发了大财，如今新的丝绸之路又让欧洲发财，欧洲自然就想尽快抓住这个机遇。尤其在欧洲，欧债危机还没有完全消除，欧洲需要中国提供机遇。这是因为中国已成为资本净输出国，若干年以后将成为最大的资本净输出国和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国。只有进口国和投资国才可以影响到话语权。为什么亚投行提出后，大家都很积极？因为亚投行提供了一种新的融资渠道，实现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挂钩，可以让欧元、包括一些其他的货币提高在世界中的交易和储备分量。这些国家肯定是因为有好处才这样参与的。
　　至于风险，我把它归为五大风险，当然了还有其他的风险。第一个是经济行为本身就是有风险的，尤其是长远投资的项目。经济风险包括金融风险，如汇率、国际贸易金融的动荡，经济本身还有盲目扩张的行为，如海外盲目投资等，很多经济风险并没有测算好。第二个风险是地缘政治风险。相关国家地区例如中东、缅甸等国家和地区的冲突，这里面的问题很多，比如最近也门局势的危机就影响到了在也门中国公民的安全，中国能否解决这些问题？这是第二个风险。第三个是安全风险。既包括非传统安全风险比如中亚的水资源安全、中东的能源冲突、甚至还有气候变化，也包括传统的安全风险，比如直接的军事冲突、颜色革命、领导人更迭等。第四个是风险，中国建设“一带一路”面临的是地区的法律、国家的法律、欧盟的法律和国际法。这四法全通才能达到自己的投资目的。而且，我们尤其要重视的是海洋有关的法律。现在法律人才是大量欠缺的，可以说法律意识和人才都是不足的。最后一个是道德风险，现在国际上存在一些抹黑中国的声音，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朝贡体系、中国威胁论等言论不断出现。如果让这些言论把中国绑架，把脏水泼到头上，本来是好的事情也将变成坏事。
　　问：您认为“一带一路”的政策倡议将对中国经济外交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答：“一带一路”本身就是一个经济的行为，也是一个外交的行为。你不是在国内搞经济建设，是在国外搞，那必须牵扯到国家的外交。经济为外交服务，外交为经济服务。所谓经济为外交服务就是要有一定经济资源为外交提供便利，否则如果中国手上没有一定的外汇储备，没有经济资源、技术资源，没有大量的建设经验，（没有国家愿意进行合作）。所以，“一带一路”最起码体现了中国的四大优势：第一是中国是文明古国。“一带一路”是有历史的，不是凭空来的。第二是改革开放三十五年以来积累的中国模式的发展经验。既然中国能够成功，那么别的国家也能成功，中国鼓励别的国家走自己的发展道路。第三个是金融危机后，中国积累起来的外汇储备、资产创新新增量是最多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当今中国不是在进行低技术的投资，而是走高技术投资的道路，如高铁等等。相关的工程建设里有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这些人和经验都是中国的优势。另外，中国和周边国家相比领国最多，有14个陆上邻国。领国多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中国也要把这变成资源。以前是中国自己在搞开放、发展，现在地方也加入到建设中，各个省市地区都在积极进行建设。以前是沿海地区在发展，现在一带一路，除了沿海地区外，内陆地区像昆明、青海甚至新疆，也很积极。他们会开拓一种地区合作的新模式。经济外交不只是国家层面的经济外交，地方是可以承担起新的主角的。现在倡导“万人创业、万众创新”，地方就更要创新创业了。经济外交往下沉，往地方走，对外部世界的互动感会更加紧密，更接地气。
　　问：今年答记者问时，外长曾说2015年中国外交的关键词是“一个重点、两条主线”。“一个重点”就是全面推进“一带一路”。您也提到建设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风险，那您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建议来规避风险，更好地建设“一带一路”？
　　答：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我们感受到的风险变成大家的风险，实现风险共担。建设“一带一路”要“共商、共建、共享”，如果什么东西都由中国背负，那么这个倡议也将付诸东流。怎样变成大家的东西？不是说把安全包袱丢给大家，而是要一起进行环境评估、安全评估，大家有多少安全能力就做多少项目，共同建设。同时，中国也要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军事要为安全服务，不能仅仅为了国防。此外，民兵也要建设起来，一方面搞建设，一方面也有自我防御的能力，可以借鉴新疆建设兵团的经验。从机制上讲，要有合作安全倡议和合作安全组织。比如，我一直在建议成立一个海上合作组织，陆上安全方面，上海合作组织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自身功能，扩大成员，甚至可能会形成与北约的对抗。另外，要借鉴欧洲的经验，可以与欧洲共同经营第三方市场
（责任编辑：HN016）
04/17 10:2304/23 06:5804/22 07:3104/20 07:2404/18 08:5604/18 00:1204/18 00:1204/17 0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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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投行开业专家谈】开放包容高效透明是亚投行成功利器【】【字体：
】【】稿件来源: 发布时间： 16:42:40
　　法制网特约评论员 高蓓
　　日，筹建两年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57个成员国的见证下正式开业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从2013年10月中国提出筹建亚投行倡议，到今天亚投行正式开业，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我们共同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而亚投行的成立说明了一个道理：有志者事竟成”。
　　作为一个由发展中国家倡议和主导的新多边开发银行，亚投行在提议之初受到各种质疑，但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国家领导的支持下，中国政府本着公平协作的态度，与有关国家就亚投行筹建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多次各种级别的沟通交流，取得了这些国家对亚投行建立的认可，先后于2014年10月和2015年6月，签署了《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备忘录》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2015年12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达到法定生效条件后正式宣告成立。而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丰硕成果，离不开所有成员国的精诚合作和大力支持，更与中国亚投行筹备组坚定的决心和细致的工作密切相关。
　　亚投行作为区域性多边开发银行，按照多边开发银行模式和原则运作，在学习借鉴现有多边开发银行成熟经验的同时对其进行有益补充。首先，与现有多边开发相比，亚投行采取了更为开放和包容的态度。规定在其贷款项目中进行全球采购，而不限于成员国采购，这将使得所有受援国能够在项目实施中购买到最适合自己的产品，获取最大的利益；其次，亚投行对现有多边开发银行臃肿的结构设置进行改革。例如不设常驻执董会，在中国之外仅设几个办事处，员工人数也只有500-600人，这一措施将大幅降低亚投行的运营成本，同时，亚投行在贷款审批流程上也将进行简化，包括缩短项目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等，从而将亚投行建成一个架构简单、运作高效的机构。第三，投资模式将更为灵活。未来，银行贷款、股权投资和担保业务同时运作，将最大限度地整合市场资源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发挥亚投行的杠杆效应，增强基础设施项目对于私人部门投资者的吸引力。最后，与其他多边金融机构一样，亚投行要求项目合法透明，保护社会和环境利益，但不同的是，亚投行不会坚持华盛顿共识所崇尚的单一自由市场政策，不会要求借款国以私有化或放松管制等方式换取贷款。亚投行对改革所做的努力在获得赞誉的同时也招致了一些反对意见，但我们相信，只要各方都是基于为亚投行更好发展的目的充分沟通，最后总可以达成一致。
　　亚投行正式成立虽然有助于增加亚洲地区基础设施投资，推动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但在未来运行中将面临诸多挑战。第一，评级压力。亚投行虽然职能定位准确、市场潜力巨大、资本实缴比例较高、获得股东全力支持，但由于评级机构可能担心亚投行的主要股东缺乏运营多边金融机构的经验，欠缺项目和知识储备等原因，可能将对亚投行的信用评级有一定负面影响。第二，安全保障政策的实施与业务运营高标准的实现。国际社会对于亚投行的主要批评意见之一，就是质疑亚投行能否在业务运营中坚持高标准，例如，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Jen Psaki在回答记者关于亚投行提问时，6次使用了“高标准”一词。第三，与现有多边开发性银行的合作。在中国发起设立亚投行的过程中，国际上有一些声音，认为这是中国对现有国际金融规则的挑战，而亚投行也将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形成竞争。虽然这些对亚投行的挑战和质疑不会立刻消失，但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致辞中可以看出中国政府的决心和努力，包括“高起点运作”“帮助成员国开发更多高质量、低成本的基础设施项目”，“欢迎新老多边机构通过多种形式的合作”“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相信这些目标将在各成员国共同努力下最终实现，有志者事竟成。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经济发展研究室副研究员）
亚投行开业系列评论：
（责任编辑:秦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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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媒体详解亚投行本质以及美国为什么要博弈
新华社发仿佛到了百米冲刺的最后阶段，自3月12日英国向中方申请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赶在3月31日创始成员国资格确认截止日期到来前，加入申请行列。短短一周内，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卢森堡宣布，有意愿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始成员国。韩国和澳大利亚也一改此前的谨慎态度，转而积极讨论加入事宜。2014年10月才由中国牵头发起成立的亚投行，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以黑马姿态闯进国际金融体系中，立刻引发了许多仍在发展的戏剧性情节：美国将亚投行定性为“中国版的门罗主义”，意图阻止其传统盟友加入，而从G7集团到亚太地区，美国的多数盟友罕见地违背了美国的意愿，之前持冷漠态度的日本，立场也开始松动。围绕初始资本不过500亿美元、一期注册资本只有50亿美元的亚投行，中国与其他创始成员国，美国及其传统盟友，亚投行内部，亚投行与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和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之间，多层公开和潜在博弈线索时隐时现。这些博弈，并不全然真实。哪些博弈在想象中，哪些不可避免，博弈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又将怎样转化，正塑造着亚投行的现在和未来。要解开其中的复杂绳结，必须先解开关于亚投行的四个疑问。1问亚投行的本质是什么亚投行不仅是一个多边国际金融机构，更是中国“共同体外交”的新载体。众所周知，亚投行是全新的多边国际金融机构，但这不是其全部定位。亚投行是各国政府出资，因此更能体现各成员国政府与中国的合作态度及对现行国际金融秩序所持的立场。同时，由于亚投行出资份额按国家经济规模划分比例，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自然拥有了50%以上的股权。中国因此在目前的筹备扩容阶段具有更多的主导权。亚投行的中国主导色彩和某种政治性，与同样由中国主导发起的丝路基金和金砖国家银行形成了区别。丝路基金的资金来源是国家和民间的外汇储备，美元资产是中国外储的传统投资对象，购买“一带一路”项目的股权和债权，与购买美债没有根本差异；金砖国家银行以金砖五国为平等出资人，同时具有特定的金融服务范围，不存在谁主导的问题。这种差异，导致美国对亚投行更加敏感。但是，这种敏感如果不是出于政治短视，就是出于对亚投行缺乏深入理解。就本质而言，亚投行不仅是一个多边国际金融机构，更是中国“共同体外交”的新载体。所谓“共同体外交”，是有别于中国传统外交主线的新外交战略。中国外交的主线是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和共建多边外交，强调维护存量共同利益，寻求增量共同利益。而“共同体外交”则具有更广泛的覆盖面，更清晰的增量利益前景和更具体的操作路线。其代表就是“一带一路”战略。“共同体外交”的实质，不是单纯寻求中国利益，而是将中国利益与共同体成员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不是通过削弱其他共同体的利益以实现本共同体利益的增值，而是希望通过本共同体利益的达成实现普遍的利益增值。因此，区域开放主义、利益均沾、透明化操作是“共同体外交”的逻辑基础。这一点，在《筹建亚投行备忘录》中完全得以映射。在一定程度上，亚投行也是中国硬实力转化为软实力的载体。通过亚投行等具体平台，可以明确宣示中国的发展不以损害他国为前提，消除战略互疑，使区域内各国连接成为“命运共同体”。实际上，这样的战略布局，对于需要避开“修昔底德陷阱”的中美两国来说，同样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美国应该认识到，对于亚投行持有偏见，表面上是在维持自身利益，但其实并非如此。2问美国为什么要博弈美国针对亚投行进行的博弈，是基于想象的博弈，但这不代表亚投行不存在潜在的博弈。美国之所以对加入亚投行持保守态度，并力图阻止其他国家加入，是出于对国际金融秩序的因循守旧。国际金融秩序的架构，主要由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构成。二战结束后，凭借占据全球60%以上的黄金储备的实力，美国在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的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上确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实施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的汇率双挂钩体系。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维护者。在美国黄金储备已无力支撑日益泛滥的美元，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国又主导建立了牙买加体系，保证了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国际金融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尽管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肇因之一，防范和应对危机的能力明显不足，牙买加体系也被讥讽为“没有体系的体系”，但美国认为由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仍然行之有效。基于这个原因，美国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改革IMF投票结构等呼声态度迟疑，将原属欧洲发达国家的投票权转让给新兴经济体，却迟迟不予通过，既失信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也让欧洲发达国家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开始心存疑虑。与此同时，在亚洲，美国极力强调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的重要性，以此防范新的国际金融力量取而代之。美国的防范之心，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进入实操阶段趋于炽烈。在今年的总统国情咨文中，奥巴马就警告：如果美国不能主导国际秩序，中国就将取而代之。亚投行因此成了美国的主要靶子，但美国的这种做法，既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中国。美国之所以能够创造布雷顿森林体系，源于战后财富向美国的快速集中，以及美国当时拥有的特殊国家地位。这两个历史条件，中国都不具备。此外，亚投行的金融属性，也与世界银行不尽相同，更具有定向性。亚投行不是世界银行的觊觎者，而是其职能的补充者。可以说，美国针对亚投行进行的博弈，是基于想象的博弈。但是，这并不代表亚投行不存在潜在的博弈。3问能否减少博弈风险亚投行要顺利运营，必须对两种潜在的博弈风险保持足够的警觉。对于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不少媒体加诸了许多形容词，比如“中国版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金融秩序的争夺者”等等。这些形容，既不符合亚投行的定位，也不切合中国的国际角色定位。首先，中国并不刻意寻求对亚投行的主导权。虽然中国目前占有50%以上的股权，但随着G7组织中英、德、法、意4国和金融业发达、人均收入高的瑞士、卢森堡等国今后的加入，股权将被稀释。这些国家拥有比其他创始成员国大得多的经济规模，因此将占据相当比重的股权和投票权。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加入持欢迎态度，表明中国并不打算让亚投行变成“中投行”。其次，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看，也不到建立“中国版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时候。亚投行如果不是继续以美元计价结算，就是设定包括美元在内的特别提款权计价结算。亚投行不可能置于现有国际金融规则之外运行。相反，还会比照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运行方式，设立透明化、企业化运行的标准。第三，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缴纳的资金比重越来越大，并以此获得了更多的投票权。在被视为亚投行对手的亚开行，中国也有6.46%的出资份额和5.47%的投票权。常识就告诉我们，中国不可能以伤害在其他国际金融机构中自身利益的方式，为亚投行谋取发展空间。如果不对这些情况了解清楚，那么对于亚投行未来的发展就可能染上狂热症，并使亚投行初期运行必经的磨合，转为不必要的真实博弈。博弈可能来自内部：金融文化、政治语言相近的成员国联合起来争夺主导权；也可能出于对外：错失与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机会，争夺规则制定权。亚投行要顺利运营，必须对这两种潜在的博弈风险保持足够的警觉。4问如何建立比较优势亚投行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利益前景和商业模型，避免因为模糊化增加成长成本。亚投行作为新型国际金融机构，成立后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建立比较优势。这就要求，一方面，亚投行不应以凸现政治光谱为其主导思想，而应确立以商业利益为重的主导思想。这是因为，从各国加入的动机看，寻求资金支持和盈利机会本就是最主要的诉求。根据此前的测算，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有8万亿美元的资金需求，仅印度就有1万亿美元资金缺口。而亚开行每年只能提供100亿美元的资金，因此亚投行有巨大的商业机会。此外，随着美元走强，亚洲国家拆借美元资金越来越高，处于贬值的人民币、欧元等资金可以借亚洲基建获得盈利空间。如果凸现政治光谱，亚投行内部成员政治制度、文化、金融等诸方面的差异就会凸现出来，削弱其凝聚力和运营效率。当然，从英、德、法、意等国不顾美国施加的压力，积极申请加入亚投行来看，也表达了对现行国际金融秩序的某种不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低效率、美国货币政策给相关国家造成了政策困境和汇率风险，各国久有烦言。但是，真要让亚投行达到平衡国际金融秩序权重，推动多元化权力架构的目标，亚投行必须先做到商业上的成功。只有各成员国能够享受到商业利益，才能保持亚投行的活力，并在条件成熟之后，尝试构建更加透明化、国际化的金融运行规则。另一方面，亚投行还需要强化开放性。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德、法、意等国表达了愿意成为创始成员国的意向，但还没有正式进入程序，还有一些国家暂缓了有关加入亚投行的讨论。到目前为止，亚投行能够确定的成员总数，仍不到亚开行的一半。一定程度上，围绕亚投行的博弈之所以还在继续，是因为有人质疑亚投行的开放性和透明性。亚投行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利益前景和商业模型，避免因为模糊化增加成长成本。而能够让亚投行前景更加明晰的，是打造出开放、透明、革新、合作的气质。这实际上也是中国开展“共同体外交”应该秉持的原则。本版撰文徐立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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