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占地,占到我们家了,其他家的没占到,广州荔湾区花地村委会会决定要平分我们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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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心话》刘文西作  他们既是我们的亲人,又是距离我们最近的党员;他们既用浓浓的亲情呵护我们成长,又用坚定的信仰引导我们人生的航向。他们忠诚于党的一言一行,如春风催生我们心中等待开花结果的种子,如阳光召唤我们蓬勃向上的力量。  一滴水折射太阳的光辉。正是身边这一个个让我们亲近又让我们敬重的家人,给予我们最真实的感动和最深刻的影响。  ――编&者  咱爸咱妈  ■马誉炜  自打记事起,有一件事使我感到颇为自豪,就是我的父母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母亲虽然不识字,又一直在农村,但比父亲党龄还长,是在家乡刚解放的1948年入的党。父亲旧社会上过几年私塾,上世纪50年代初入党后就参加了革命工作。  父亲年轻时,到东北当过劳工,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真称得上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还常常要挨日本鬼子的皮鞭。外祖父和外祖母早逝,孤苦伶仃的母亲从小跟着邻里乡亲逃荒要饭,四处躲避日本鬼子的烧杀抢掠。  经历过严寒的人更知道太阳的温暖。我在父母身边生活了将近20年,最大的感受就是他们对党的那份真挚情感。父亲常对我们兄妹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咱们这个家。旧社会亡国奴的滋味不好受,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穷人闹革命、求解放,才有了如今安定幸福的生活。母亲也说,你们要懂得报恩,先要报的就是党恩。无论干啥,都要对得起党。  依稀记得,多少个夜晚,在昏暗的油灯下,我们按照母亲的要求,给她读《党章》,读毛主席著作,还有关于计划生育、农村文化活动的那些材料。母亲一字一句听得特别认真,时而紧皱眉头,时而笑容满面。母亲长期担任村里的妇联主任,谁家婆媳不和了、哪家有家庭暴力了、哪里发生邻里纠纷了,母亲就忙着去调解,经常顾不上吃饭、睡觉,但她却乐此不疲。那年月,村子里有几个“五保户”日子过得紧巴,穿戴也有些邋遢,很是被人瞧不起,村子里从大人到小孩都把他们的名字前边冠以“傻”字,比如“傻老六”“傻海成”“傻张旺”。可母亲从不让我们那样喊,要求我们按照村里的辈分,规矩地叫他们“叔叔”“大爷”。她还时不时让我们给他们送些干粮、咸菜去。上边来了救济粮和布匹,母亲总是惦记着督促村干部给“五保户”分好分足,她还抽时间为他们做鞋子、缝被子。要知道,那时候我们兄妹六人,穿的衣服、鞋子都是母亲用自己织的粗布做的,每天还要伺候年迈多病的奶奶,里里外外都照顾到,可真够她操劳的。  有一年夏天,我大哥出麻疹、发高烧,持续数天不见好转。而母亲除了照看孩子,还要带领乡亲们“三班倒”抗旱浇地,5岁的大哥因医治不及时而夭折了。那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在他身上寄托了家庭多少希望!母亲为此事经常愧疚。我参军后,本来坚强的母亲变得柔弱起来,在兄妹几个中,母亲为我流的泪最多。  我参军离开家那天她流泪,随部队去唐山抗震救灾她流泪,在救灾一线火线入党了她流泪,提了军官当上排长她流泪,回家探亲的战友去看她她也流泪……那年军校毕业后,组织上决定让我随集团军侦察大队去西南边陲执行重大军事任务,我最担心母亲知道受不了,临战训练阶段,在写给父亲的信里特意叮嘱暂时不要告诉母亲,等我到前线适应一段后再说。可不长时间,父亲就来信了,说母亲知道了,她这次没有流泪,而是说儿子本来就是国家的,“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到了前线要好好干,千万别总挂着家里,要轻装上阵……  父亲曾在两个乡担任过党委书记,后又在县水利局工作,在我的记忆中,他与普通百姓最大的区别,就是有一辆破旧的“永久”牌加重自行车,父亲骑着它长年累月、风雨无阻地穿行在冀南平原那块土地上。父亲很少回家,如果我们放学回家偶尔看到院子里有自行车印,就知道是父亲回来了,便如同过节一样欣喜。其实,在我6岁前,我们一直随父亲在他工作的乡里生活。1962年,党和政府号召减少城镇人口,动员干部家属下放回农村。父亲二话没说,第一个响应党的号召,安排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几个回了农村老家。父亲工作很忙,经常与百姓实行“五同”。记得他给我说过,某村一位车姓老伯,常年有病,眼神不济,家境困难,破草屋子脏得下不去脚,村里干部见了他都绕着走。父亲却把他家定为自己的联系户,在他家里一住就是半个多月,进门就盘腿坐在炕上,与老伯拉起家常,倾听他的困难,一起吃苦菜团子。后来父亲等乡干部带头捐款,帮助他家盖了新房,还为他寻医看病,使这位车大伯很受感动,多年后还和父亲保持联系。我二哥高中毕业那年,省里水利系统决定招收一批参加过水利工程劳动的青年农民转为职工,常年担负水利设施维护任务,这对那个年代想跳出农门的小青年来说真是天大的好事。当时父亲是县水利局的领导,直接负责这件事,按说借机给二哥留个指标应该不是难事。但父亲没有那样做,而是把指标全部拨给了一线水利民工骨干,他一个个按照历年资料审查把关。邻村有个连续多年参加水利工程的骨干叫于章,祖辈都务农,吃苦耐劳,只是因为家庭条件不好,都30多了还找不上对象,享受到这一政策转上正式职工后,很快成家有了孩子,惹得乡里乡亲很是羡慕。为这事儿,二哥闹过一阵儿情绪,父亲说,你们不要总想着靠老子,而要多多动脑子,好好学习长本事,在哪里都有所作为,咱可不能让人指脊梁骨啊!  父亲把送我从军入伍看得很重,他说你们哥儿几个里面就应该有个当兵的,保卫国家安全,也报答党的恩情。记得我参军离家的前一天,父亲专门从百里之外的水利工地赶回家来送我。那一夜,他第一次让我贴着他身边睡下,他的手抓着我的手,叮嘱我说:从明天起,你就是一名军人了,上了火车就要抢着做好事,积极主动干工作……我参加唐山抗震救灾期间,父亲作为县水利局的领导,也去唐山丰南支援抗灾,路过我所在部队驻地时他特意来看我,还在我们连队的帐篷里睡了一个晚上,再三嘱咐我不要怕苦怕累,多为灾区出力。我从西南边境执行完重大军事任务回故乡探亲时,当时父亲已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他回到农村老家,除了下地劳动,还练起书法,过春节给乡亲们写春联,一写就是一整天;谁家有了红白喜事,也请他去操持,生活倒是很充实。我休假期满临归队时,父亲给我拿出不知什么时候写好的一幅字,只见上边写着:“卫国保家,立功凯旋;再接再厉,积极前进”。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儿子的希冀和疼爱,也渗透着一位老党员爱国爱家的情怀。这幅字成为我的珍藏,一直被我带在身边,这么多年随我去过晋北高原、西北大漠、东北边关,激励着我立足岗位建功立业。  父亲作为县里的中层干部,没有在县城里要一间房子,没有在银行里存过一分钱,卸任时因家中人口多、拖累大,还欠着别人许多账。我在部队提干后,父亲把欠下的账分给了我一部分,后来他还表扬我“超额完成了任务”。父亲带回家的唯一财产,就是那辆破旧的“永久”牌加重自行车,但父母留下的勤劳、质朴、刚强、善良的品质和爱国爱党、先人后己、秉公守法、事业第一的作风,却足以让我受益终生。现在想起来,在父母身边生活的日子,实际上每天都在潜移默化接受着党的教育,如今父母相继离开人世已有几年了,但我依然觉得党徽在身边闪耀……  家庭党员会  ■元立刚  我家十几口人,中共党员就有8个,每每家庭有什么重大事件,我们就围坐在一起商量讨论,这倒像是连队召开党支部会议。我们家三代人都有党员,每一代人的成长都见证着党带领人民赢得解放并过上好日子的历程。  我的爷爷是一名有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回忆起我的童年,印象最深刻的是爷爷给我讲他的故事:当年是怎样火线入党,怎样打退敌人赢得解放……那个时候每个大队都有大喇叭,每次党员开会大队书记都会在喇叭里喊“西街村党员请注意,晚上7点半大队部开会”。吃过晚饭,爷爷就领着我去大队开会,记得很多人挤在大队部的火炉旁边讨论着什么,当时哪里知道这就是爷爷在过组织生活。时过境迁,以前的大队解散了,大队部也拆除了,在原地建起了西街村居民楼生活小区,村头电线杆上的那个大喇叭早就消失了,原地矗立起来了一座闭路电视村村通接收塔。现在爷爷年龄大了,享受着村里给买的养老保险,生活快乐衣食无忧,偶尔有个头疼脑热的也可以用农村合作医疗免费看病。爷爷腿脚不方便,党员大会去不了,但是每月一号仍然步履蹒跚地去新落成的西街村党员活动大楼,交上那十几块钱的党费。  我母亲是我们村村办企业的职工,也有十几年的党龄了。母亲在村里的村办企业当工人,20多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地努力工作,她乐于助人,思想积极上进,在村里口碑很好,被村里吸纳为中共党员。母亲所在的村办企业经历了改革开放春风的洗礼。上世纪80年代初,村里的生产大队解散后村委开始建机械厂,厂里仅有十几名工人,听母亲讲那时候开车床工人们干的都是体力活,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很差且没有什么科技含量。后来村里实行招商引资和股份制改制后,机械厂里安装了数控机床,加工的机器零件也转变为重型汽车配件。厂子的效益越来越好,村民的生活也越来越富裕。我母亲过组织生活可不是再用喇叭喊了,1997年村里出资给每家都安上了电话,通了电话后村里再开党员大会,就用电话一个党员一个党员地通知,再后来大家都富裕了,村里几乎人手一部手机,村里再开会就用手机短信群发了。  我哥哥和我弟弟都是退伍兵,也都是党员,春节回家时我发现哥哥随身带着联想笔记本电脑。他介绍说这是今年政府实行电脑下乡补贴后买的,政府补贴后才花了4000多元就买到了有很好配置的电脑。说话间电脑上的QQ一闪一闪的,我就点开一看“元立德同志,晚上在村委办公大楼开会讨论居民楼占地补偿。”当时,我还真是吓了一大跳,真没想到农村发展如此之快。哥哥退伍回家后将组织关系转到村里,党支部组织党员到青岛等沿海地区考察发展新农村建设项目,哥哥认真考察后在村里成立了一家铸造器材厂,带领大家发家致富建设新农村。弟弟退伍后进了村里的高新技术饲料厂,也过上了幸福生活,买上了农用车并住上了西街村居民楼三区的小洋楼。  我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上一次休假回家,正巧赶上由哥哥主持召开的家庭会议,商量我家沿街房返修的事情,一家人围在客厅里的桌子旁,俨然一副召开党支部会议的场景。真心希望在党的带领下,我家的“家庭党员会”越来越红火,越来越正规。  爷爷留下的党徽  ■张新中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爷爷的胸前总是佩戴着一枚徽章(当时不知道是共产党员徽章),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听大人们说,爷爷是党员,是村里的先进模范,虽然当时不理解,但“共产党”这个词深深地烙在我童年的记忆里。  那时候的农村,党员数量很少,只记得爷爷经常代表村委会去参加乡里的会议,每次出发前,他都要换上干净衣服,把全身收拾得利利索索,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在乡间小径上,带着一脸的庄重和自豪。经过田间地头,村民们就放下劳作的农具,热情地和爷爷打招呼;返回的时候,大家都群星捧月般围在他身边,问这问那。看着大家眼睛里流露出的羡慕目光,我心里美滋滋的,觉得爷爷真了不起,长大了我一定也像爷爷这样,当个共产党员!  转眼间到了上学的年龄。有一次我放学回家途中和小伙伴玩耍,不小心摔了一跤,受了“委屈”的我跑回家,爷爷一边抱起我一边说,“爷爷教你唱歌好不好?”然后,那首爷爷常常哼唱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又响起在我的耳边。我好奇地用小手摸着爷爷胸前的徽章问,“这是什么东西啊,你怎么每天都戴着它呀?”爷爷幸福得眼睛立即眯成一条线,疼爱地刮了一下我的小鼻子:“傻小子,爷爷是共产党员,这是爷爷的‘特殊身份证’,长大了你就知道了。”然后爷爷就一副很满足、很欣慰的样子。  我好像忽然懂事了似的盯着爷爷的脸:“爷爷,我也能像你一样,当一名共产党员吗?”  爷爷紧紧抱着我,用布满胡茬子的嘴巴吻蹭着我的额头:“我的乖孙子,好好学习,长大了爷爷给你当入党介绍人!”我清楚地记得,说这话的时候,有温湿的泪水从他的眼眶流出,滴在我的面颊上,融入我幼小的心灵,也定格成我永远的记忆。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慢慢知道了关于爷爷的一些故事: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爷爷常年给地主家当长工,受尽了欺压和折磨,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同旧社会广大受苦受难的农民一样,是共产党把他从水深火热中救了出来,过上了幸福美好的新生活。在爷爷朴素的意识里,毛主席是救星,共产党是恩人。他常说,“咱们要永远感谢共产党,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再苦再累都不能怕!”  后来我知道,在家乡解放后,爷爷担任了村里的民兵班长,他经常带领民兵打土豪、除汉奸,配合部队消灭敌人。在斗争中,他总是冲锋在前,出色地完成上级交给的每一项任务。1947年,在党的教育培养下,经一名革命老战士的介绍,爷爷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在爷爷入党后的第二个月,在一次与国民党还乡团的遭遇战中,那名战士为了掩护群众,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爷爷的腿伤就是在那次战斗中留下的。  岁月荏苒,伴着祖国繁荣昌盛的铿锵足音,我的家乡也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在爷爷的影响下,爸爸在18岁时报名参军,在部队光荣入党,复员后当了大队支部书记。他接过爷爷手中的“接力棒”,带领村民挖渠垦田、盖房修路、发家致富,积极投身到农村如火如荼的建设中。大队党支部连年被评为先进基层党支部,爸爸也多次被评为优秀基层共产党员。  18年前,我18岁,如花的年龄,穿上崭新的绿军装,成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临行前,已经73岁的爷爷执意要送我到站台,他用干枯的双手整了整我的军装领口,镇住喘息,说:“孙子,在部队好好干,听党的话,听领导的话,爷爷等你入党的好消息!”  我忽然好像想起了什么:“爷爷,你以前不是说要作我的入党介绍人吗?”  爷爷一愣,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和蔼的笑容,“只要努力工作,听党的话,会有人给你当入党介绍人的。”可能是年龄大了,又走了这么远的路,爷爷边说边咳嗽,声音嘶哑。我心里一颤:爷爷确实老了,但却一直不忘用一颗金子般的心,鼓励我前行!  列车徐徐开动了,透过车窗,爷爷那一瘸一拐的佝偻身影渐行渐远,消失在晚霞映照的天际,但爷爷的话语却始终萦绕在耳边,一直到今天……  怀揣爷爷的殷殷嘱咐和沉甸甸的希冀,我来到绿色军营,开始了火热的军营生活。我把对党的向往和追求融入刻苦训练和勤奋工作中,由于表现突出,当年便被组织列为党员发展对象。当时的支部书记田寿忠和副书记郑建明都明确表明愿意作我的入党介绍人。当我把这一喜讯写信告诉爷爷的时候,家里的电报回复是:“爷爷病危,让你不要回家,好好工作,早日入党!”在举起右拳,面向党旗宣誓的那一刻,我的眼前浮现出爷爷亲切的面容,耳畔响起参军临行前他的叮咛,我泪流满面……  1996年,在桂花飘香的八月,我回到了阔别3年的家乡。在我家房后不远处多了一座坟墓,上面不知名的小花和青草随着微风摇曳,那是爷爷长眠安息的地方。我穿着整洁的军装,将爷爷临终前留给我的寄托了他多年信仰和梦想的共产党员党徽,郑重地佩戴在左胸前,来到爷爷坟前,在沾满泪水的思绪里,行了一个庄重的军礼……  树增其人  ■王&瑛  王树增,北京人,1970年入伍,1974年入党。他是我的丈夫。  树增对他的军旅生涯很自豪,我们家挂满树增的戎装照,从一脸期盼的新兵开始直至今日一脸从容。虽已是专业作家,但树增念念不忘自己曾经身为一名伞兵,伞兵生涯让树增在审视任何事物的时候,会比别人多一种角度――他说:“第一次从天空俯视大地的时候,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树增喜欢过简单的生活。其实,简单对于他来说就是单纯,他的生活乃至我们家的生活重心只有写作。无疑,回眸历史对于今天谋求民族复兴的中国极具意义,因为历史可以生动地成为当代生活的参照或是注释。但是,历史留下的纷杂史料需要后人甄别真伪、探寻缘由、洞悉大势。所以,仅就史料研读这项工作而言,树增承受的苦与累远非旁人可以想象。有的时候,仅一个战场上的往来电报就需要分析三四个月。每天,一旦我下班回家,他就会把一天读史过程中深有感触的东西讲给我听,往往一讲就持续不断,我只好一边淘米洗菜,一边任他来回走着说着,我知道这是因为他已是一整天独自一人,没有人跟他说一句话。而伴随着树增的写作,这样的生活在我们家往往要持续两年、三年、四年。古人说,小隐于野,大隐于市。树增在功名利禄组成的缤纷闹市中,心无旁骛地让自己的写作专注以求、沉着坚定、锲而不舍。我想,中国人所追求的宁静致远,也许说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状态。树增以为,单纯的生活可以让人做事全情投入。曾有记者在背对背的情况下,分别提问盖茨与巴菲特:你认为人生成功的关键是什么?两个人的回答竟然是一样的,即“专注”。的确,相对于岁月长河来说,人的智力和精力极其有限,生命中的每一天转瞬即逝,人只有专注于自己有能力担当的工作,才有更多的可能接近成功。树增用17年的寂寞时光写了《朝鲜战争》《1901》《长征》和《解放战争》。而读者通过阅读这些作品所获得的启迪,无不来自他对丰富史料的独特把握和透彻认知。而我以为,树增书写的历史,解读意义远大于叙史本身。  树增还喜欢远行,他的远行远非大多数人热衷的游览。当他独自一人去祁连山的时候,没人知道15年后他要写《长征》;当他去锦州城,见到当年为东北野战军带路的老乡时,同样没人知道5年后他要写《解放战争》。他说自己拥有的是军人的职责与作家的敏感。无论远行到哪里,他始终不忘对自己的把握,这种把握令他以坚实的脚步走向既定的写作目标。朋友们一起去南通开会,听说如皋是长寿之乡,人人欲往探其奥秘,树增也同行至如皋,却去了当年华中野战军的战场,找到一间曾是粟裕指挥部的民房。回家以后,他告诉我:“民房一座,可谓简陋,足见粟裕令人折服的军事才华,他在这样的地方指挥了七战七捷。今日,曾经的战场上遍地油菜花盛开,不知当年牺牲在这里的年轻士兵是否地下有灵。”树增对任何事物的叙述,都能令我遥想历史何以沧海桑田,因为他的关注与揭示绝不是表象的。山西五台,阎锡山的巨大庄园里天天游人如织,树增被裹挟在不停地对巨富发出惊叹的游人中恍如隔世。然后,走出庄园,游人散去,他接着去了仅隔一条小河的徐向前故居,那里只有一个农家小院,那天只有他这一个访者。树增说,站在小院里,看着眼前的景象,想及徐向前指挥红四方面军十万大军西渡嘉陵江,想及他病得需要躺在担架上仍指挥了持续数月之久的太原战役,真是万般难过。我知道,树增的这份感情日后一定会浸润在他的文字中。军人的职责让树增不断地回首战争,作家的职责又让他深知回首昨日的战争是为了今日民族的真正复兴。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只是当今许多人对此不以为真,乃至不以为然。树增却日复一日地实践着这一古老的道理。  写完《长征》之后不久,他出门突然平地昏倒,救护车送到医院,医生说是极度劳累导致的一过性脑缺血;写完《解放战争》,他又一次住进医院,直至接受手术治疗。两次出院的时候,医生和朋友都说真是万幸。那意思是说他捡回来一条命。由此可见树增为写作付出的巨大代价。  中国人说,文如其人。树增的书气势磅礴,人也是大气凛然。我们的朋友都说他像北方一棵蓬勃生长的大树。  树增穿衣军装足以,长年布鞋一双,吃饭食不厌粗,无论在装潢成什么样的饭店只问有没有鱼香肉丝。在人们惯常以为的诸多乐事中,树增认为人生最享受之事是读书。因为书籍实在太多,我们家只好将客厅当成书房,书房靠墙一圈顶天立地19个书柜,所有的书树增都读过,其中一些还是他长年反复读的。博览群书的人不少,博闻强记的人不多,树增两者兼具。我的一位朋友开矿采挖玄武岩,来京一定要见树增,说就是想与文化人坐坐,结果树增讲述的玄武岩知识令这位矿主目瞪口呆。而我在一旁无比惊讶,不知道树增怎么会懂玄武岩?我们没有关于玄武岩的书呀?在家擦书柜的时候,偶尔翻出一本书,会发现里面夹着一张两年前的登机牌,就知道树增曾在飞机上看过。我一直认为,人世间,权势可以浮沉,钱财可以得失,唯有学识能够持之以恒地滋养我们一直到生命的终结。树增不会阿谀应变,不会随机逢源,但是丰厚的学识令他有能力创造有品质的生活。虽然与杯盏交错的场合“无缘”,也做不到人脉深广事事灵通,但树增对待他人的宽厚、看待世事的通透在同仁中有口皆碑。他可以谈古论今,但绝无张长李短,他说世上有那么多好书还没看,那么多值得去的地方没去过,那么多有意义有趣味的事可以做,因此任何琐碎是非都不值得花费时间理会。一个人心里装得下千载风云、万古气象,就必定有承载眼前这点世事的胸怀。树增可以拒绝大企业的高酬讲课邀请,但是当人大附中的学生找到他时,他立即放下手边的事,耐心地回答学生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在这个青少年迷恋于网络的时代,学生们认真地读了他的《长征》,这让他更觉自己的写作不能有丝毫懈怠。  作家朱苏进23年前写过这样一句话:“王树增先是一个有质量的人,然后才是作家。这样的人能够走很远的路,这样的作家能够写出很优秀的作品。”  现在我知道,的确如此。
(责任编辑:常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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