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遇见日本——纸币日元上的人物
说起流通的纸币，大家都不会陌生，一般国家的纸币上都是印着开国之父或历史名君的头像。
日本之行收获之一，就是发现日元确有不同，具体以新版日元说明。
日元面值一万元的纸币人物是福泽谕吉——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明治三杰之一。他勇于突破思想枷锁，批判当时日本的江户制度，系统、深入地介绍西方的新知识、新思维，推动和促成了“明治维新”，是日本“脱亚入欧”战略的倡导者，并创立了日本最著名的私立大学庆应大学。
值五千元的纸币人物叫樋口一叶。这是日本唯一以女性人物做纸币头像的人物，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少有的。她是十九世纪日本著名平民作家，是日本近代现实主义文学的早期开拓者之一。在她短短24年的人生中，创作了大量反映当时社会现状、关注日本女性的优秀作品，成为当时妇女社会角色变化的先驱。
面值一千元纸币上的人物为野口英世——日本著名的生物学家。他出生于农家寒门，而且童年时因意外导致左手伤残。但是他发愤学习，最终取得骄人成绩。他曾在南美和非洲从事研究工作，在研究黄热病的时候不幸感染去世。他的碑文上写着：“他毕生致力于科学，他为人类而生，为人类而死”。
按惯例，国家在纸币上头像的选择，一般要服从以下原则：首先，这个人物应该是人民众所周知、耳熟能详的；其次，这个人物应该在国家进步史上发挥过巨大影响、产生过特殊推动力；第三，这个人物值得大家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纪念。
日本纸币头像之所以选择以上人物，我想，其立意之本乃谁是国家进步史上最重要人物的问题，更进一步讲，是评判标准和价值观的问题。日本财务省负责人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说：“我们从来都是以政治家为中心的，在货币上更是如此，但如果从更广泛的领域去考虑，科学、文学、男女平等对我们同样重要。”在日本人民和政府的心目中，科学家、文学家、政治家都对日本民族的发展进步产生过巨大贡献。
进一步讲，日本纸币头像的背后回答的是日本社会、日本政府的思想和教育导向问题——培养什么、倡导什么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在纸币头像的选择上。日本民众，特别是日本的青少年，就应该成为像福泽谕吉、樋口一叶、野口英世这样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科学家，就应该以自己的努力，产生像《源氏物语》这样伟大的作品。日本导游告诉我，这些人理应得到全社会的尊重，值得全日本人民的崇敬和怀念。把他们的头像印在纸币上，就意味着可以天天和这些先贤人物在一起，长此以往，这些国家英雄就会深入人心，成为日本人民思维的一部分。
&日元的纸币，导游的话语，也许，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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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上：福泽谕吉的《脱亚论》&&&
随着世界交通的手段便利起来，西洋文明之风逐日东渐。其所到之处，就连青草和空气也被此风所披靡。大致说来，虽说古代和今天的西洋人没有多大不同，但他们的举动在古代较为迟钝，而今天变得活跃起来，无非是利用交通这个利器的缘故。对于东方国家的当务之急来说，此文明的东渐之势十分强劲，如果下定决心来阻止它的话，这样做倒也不是不行，但观察当今世界的现状，就会发现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莫不如与时俱进，共同在文明之海中浮沉，共同掀起文明的波浪，共同品尝文明的苦乐，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文明就像麻疹的流行一样。眼下东京的麻疹最初是从西部的长崎地方向东传播，并随着春暖的气候逐渐蔓延开来。此时即便是痛恨该流行病的危害，想要防御它的话，又有可行的手段吗？我确信没有这样的手段。纯粹有害的流行病，其势力的激烈程度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利害相伴、或利益往往更多的文明了。当前不但不应阻止文明，反而应尽力帮助文明的蔓延，让国民尽快沐浴文明的风气，这才是智者之所为。
　　西洋近代文明进入我日本以嘉永年间的开国为开端，虽然国民渐渐明白应该采用西洋文明，气氛也逐渐活跃起来，但在通往进步的大道上，却横卧着一个守旧衰老的政府（这里的政府指德川幕府――译者注）。应该如何是好呢？保存政府的话，文明是绝对进不来的，因为近代文明与日本的陈规旧套势不两立。而要摆脱陈规旧套的话，政府也同时不得不废灭。如果试图阻止文明的入侵，日本国的独立也不能保证，因为世界文明的喧闹，不允许一个东洋孤岛在此独睡。
　　对此，我们日本的有识之士，基于“国家为重”、“政府为轻”的大义，又幸运地依靠帝室的神圣尊严（这里的帝室指天皇――译者注），断然推翻旧政府，建立新政府。国内无论朝野，一切都采用西洋近代文明，不仅要脱去日本的陈规旧习，而且还要在整个亚细亚洲中开创出一个新的格局。其关键所在，唯“脱亚”二字。
　　虽然我日本之国位于亚细亚东部，但国民的精神已经开始脱离亚细亚的顽固守旧，向西洋文明转移。然而不幸的是在近邻有两个国家，一个叫支那（这里的支那指中国――译者注），一个叫朝鲜。这两国的人民，自古以来受亚细亚式的政教风俗所熏陶，这与我日本国并无不同。也许是因为人种的由来有所不同，也许是尽管大家都处于同样的政教风俗之中，但在遗传教育方面却有不尽相同之处。日、支、韩三国相对而言，与日本相比，支国与韩国的相似之处更为接近。这两个国家一样，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都不思改进之道。
　　在当今交通至便的世界中，对文明的事物不见不闻是不可能的。但仅仅耳目的见闻还不足以打动人心，因为留恋陈规旧习之情是千古不变之理。如果在文明日新月异的交锋场上论及教育之事，就要谈到儒教主义。学校的教旨号称“仁义礼智”，只不过是彻头彻尾的虚饰外表的东西。实际上岂止是没有真理原则的知识和见识，宛如一个连道德都到了毫无廉耻的地步，却还傲然不知自省的人。
　　以我来看，这两个国家在今日文明东渐的风潮之际，连它们自己的独立都维持不了。当然如果出现下述的情况的话，又另当别论。这就是：这两个国家出现有识志士，首先带头推进国事的进步，就像我国的维新一样，对其政府实行重大改革，筹划举国大计，率先进行政治变革，同时使人心焕然一新。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那么毫无疑问，从现在开始不出数年他们将会亡国，其国土将被世界文明诸国所分割。
　　在遭遇如同麻疹那样流行的文明开化时，支、韩两国违背传染的天然规律，为了躲避传染，硬是把自己关闭在一个房间里，闭塞空气的流通。虽说经常用“唇齿相依”来比喻邻国间的相互帮助，但现在的支那、朝鲜对于我日本却没有丝毫的帮助。不仅如此，以西洋文明人的眼光来看，由于三国地理相接，常常把这三国同样看待。因此对支、韩的批评，也就等价于对我日本的批评。
　　假如支那、朝鲜政府的陈旧专制体制无法律可依，西洋人就怀疑日本也是无法律的国家；假如支那、朝鲜的知识人自我沉溺不知科学为何物，西洋人就认为日本也是阴阳五行的国家；假如支那人卑屈不知廉耻，日本人的侠义就会因此被掩盖；假如朝鲜国对人使用酷刑，日本人就会被推测也是同样的没有人性。如此事例，不胜枚举。
　　打个比方，屋院相邻的村庄内的一群人，在他们出现无法无天的愚行而且残酷无情的时候，即使这个村庄里偶尔有一家人注意品行的端正，也会被他人的丑行所淹没。和这个例子一样，支、韩两国的影响已成为既成的事实，间接地对我外交产生了障碍，这样的事情实际上并不少，可以说这是我日本国的一大不幸。
　　既然如此，作为当今之策，我国不应犹豫，与其坐等邻国的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与坏朋友亲近的人也难免近墨者黑，我们要从内心谢绝亚细亚东方的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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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思云：读《脱亚论》有感
　　（之一）
　　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在中国广为人知，在中国对《脱亚论》的主流看法是持批判态度的，认为福泽谕吉的主张是“对亚洲邻国持轻蔑态度，主张模仿欧美列强侵略亚洲邻国。”但是一般人多半是看到《脱亚论》的只言片语，看过《脱亚论》全文的人似乎并不多。因此在这里我特意把《脱亚论》的全文翻译出来，供有兴趣的人参考。
　　在翻译《脱亚论》的过程中，不得不查阅不少资料，因此这也成为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我读完《脱亚论》全文的第一个感觉是：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误解了福泽谕吉。首先，所谓福泽谕吉“对亚洲邻国持轻蔑态度”，这个看法本身就很有问题。为什么这么说？我们首先看一看福泽谕吉写《脱亚论》的背景。
　　福泽谕吉的这篇《脱亚论》写于1885年，当时这篇文章并无题目，是作为《时事新报》（现在日本《产经新闻》的前身）的社论发表的，《脱亚论》这个题目是后人出版福泽谕吉的著作时加上去的。福泽谕吉为什么想起来写这篇文章呢？原来那时在日本舆论界展开了一场思想争论：日本应该怎样与中国和朝鲜这两个邻国打交道？
　　历史上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册封与朝贡关系，也可以说是另外一种不平等关系。1853年，美国炮舰侵入长崎，迫使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日美和亲条约》。此后英、俄、法等国接踵而来，强迫日本签订类似条约，其遭遇与中国非常类似。日本被迫“开国”后，有识之士提出学习西洋的强国之术，自强保国，1868年的明治维新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起的。
　　由于当时中国和日本、朝鲜同样被西洋列强侵略，都面临亡国灭族的危险，因此中日韩三国在“抵抗”西洋侵略方面有共同的利益。在这个背景下，日本有人提出“兴亚论”（后来又被称为“大亚细亚主义”），代表人物有日本当时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比如胜海舟、植木枝盛、大井宪太郎、樽井藤吉等。“兴亚论”认为日本与亚洲是唇亡齿寒的关系，日本的邻国一旦亡国，日本也会遭殃。所以他们提出唤醒亚洲(主要指中国和朝鲜)，日本与中国和朝鲜结成同盟国，日中韩相互提携，共同抵抗西洋列强，这是日本的最善国策。
　　中国也同样产生过类似的亚洲联合起来抵抗西洋侵略的思想，比如梁启超的“亚粹主义”，章太炎的“亚洲和亲主义”，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等。这个“兴亚论”后来又变成亚洲在日本领导下，共同抗击西洋列强的理论，比如“大东亚共荣圈”、“东亚新秩序”等。不过1880年代的“兴亚论”，还是主张日本以平等的关系与中国和朝鲜结盟抗击西洋，因为那时日本的国力还很弱，比起当时的大清国还有相当的差距。
　　对于这种“兴亚论”，福泽谕吉提出相反的思想理论，即“脱亚论”。针对“兴亚论”唤醒亚洲、共同对抗西洋侵略的设想，福泽反论说：中国和朝鲜死守陈规旧套，不思改进，不愿革新，所以日本不应该对中国和朝鲜的醒觉抱有希望（当然他也指出如果中国和朝鲜国内出现有识之士，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维新，将另当别论）。福泽指出：陈腐守旧的中国和朝鲜，不但对日本毫无帮助，反而因为他们落后腐败的“坏名声”，会让西洋人误认为日本也是同样的落后腐败。因此他主张日本不要再犹豫，应该拒绝与中国和朝鲜这两个不文明国家（“坏朋友”）继续交往，而与欧洲的文明国家交往。
　　福泽指出中国和朝鲜这两个国家没有前途希望的关键是：中国和朝鲜对西洋文明采取被动的抗拒态度，中国和朝鲜想把自己置身于西洋文明之外，保持自己的独特文明。而维新后的日本对西洋文明采取主动接纳的态度，把自己也投身于西洋文明之中，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福泽认为中国和朝鲜对西洋文明的抗拒不可能成功，因为西洋文明有像“麻疹”那样的传染性，对西洋文明抗拒的结果就是亡国，国土被西洋列强瓜分。后来的历史证明了福泽谕吉对中国和朝鲜的预见。要不是后来西洋列强改变了殖民主义思想，中国被列强瓜分几乎是肯定的。
　　读了福泽谕吉的《脱亚论》，我不由产生一种想法：中国在近代遭受的各种苦难凌辱，某种程度上是中国人自己“选择”的。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才开始意识到“对外开放”的重要性，才开始主动加入和参与西方文明圈，按照现在中国时髦的话叫做“与世界接轨”。中国的对外开放才搞了20多年，中国经济就取得了如此惊人的发展。现在中国人才自己体会到当年日本那样高速发展的秘诀，不过就是“对外开放”四个字。
　　其实日本人并没有隐瞒自己富国强兵的秘诀，早在120年前日本的思想家福泽谕吉就指出中国落后的结症就是拒绝西方文明，拒绝对外开放。可惜中国人直到100年后，才明白与西洋文明同呼吸共命运、共同品尝文明之苦乐的重要性。假如中国在100多年前就开始搞对外开放，及早与世界接轨，那么近代中国肯定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中国近代史就不会是充满屈辱和创伤的悲惨历史。所以我说：中国在近代遭受的各种苦难凌辱，某种程度上是中国人自己“选择”的。
　　如果评论一下日本当时的“兴亚论”和“脱亚论”哪个更正确，从日本的角度来看，还是“脱亚论”更正确一些，事实上日本政府也是选用了脱亚入欧的发展方针。设想假如当年日本政府选用“兴亚论”，等待中国、朝鲜的觉醒和自强，和中国、朝鲜站在一个战壕里，日本会有今天的发展吗？福泽谕吉的“脱亚论”，的确是极具远见的。
　　难怪现在福泽谕吉的头像印在日本最大面额的钞票上，而他的反对派却鲜为人知。对于日本人来说，日本有今天的发展，他是最值得感谢的人之一。
　　（之二）
　　中国近代史概括为两个字就是“反抗”。“抗英”、“抗日”、“抗美”；“反帝”、“反修”、现在还有“反日”，总而言之，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与外国抗争的历史，中国人近代以来一直怀着一种“仇外”心态。
　　说到“仇外”，当然有道理，中国被洋人侵略，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等等，都是中国“仇外”的理由。但同样是遭受侵略、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日本，为什么却没有同样地“仇外”，相反，日本却还要和侵略压迫自己的西欧列强“交朋友”。在这里，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很好地说明了日本对于西洋人的看法。
　　正如福泽谕吉所说：“如果试图阻止文明的入侵，日本国的独立也不能保证，因为世界文明的喧闹，不允许一个东洋孤岛在此独睡。”他早在100多年前就看到西洋文明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试图阻挡或者躲避这股潮流是愚蠢的，而自己也积极搭乘这股潮流才是明智之策。
　　中国对于西洋文明的潮流，一直采取对抗的姿态，从“以夷制夷”，“中体西用”，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是试图把外国人赶走，或者把外国人拒之门外，总之就是“排外”两个字。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尽管一直在学习西方，但中国学西方的目的，是“师夷技长以制夷”，用西方文明的枪炮来把西方人抗拒在国门之外，中国自己并不想加入西方文明圈。这和日本学习西方是为了“入欧”，加入西方文明圈的想法，从根本上就不同。
　　中国欢迎外国人来中国，欢迎外国人来投资办厂，那是最近20年的事，中国一直到现在才改变了“排外”的心态。以前中国总对外国人不信任，总觉得外国人来中国一定是“不怀好意”、“不安好心”，所以千方百计要把外国人赶走，以为赶走了外国人，中国人就“站起来”了，中国人就无比幸福了。1949年以后中共赶走了除了苏联以外的所有西方人，到1960年以后又把苏联人也赶走了。在文革时期，中国几乎是一个洋鬼子都没有了，现实了老佛爷、义和团等多年的奋斗目标，彻底赶走了所有的外国人。
　　可是中国却惊讶地发现，赶走外国人，把自己隔绝于西洋文明之外，并没有给中国人带来幸福，反而给中国带来了灾难。所以在文革之后，中国人痛定思痛，不再排外了，这次中国不但不赶外国人，反而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开始请外国人到中国来了，真可谓“既知今日，何必当初”呢？福泽谕吉早在100多年前就批评中国：“在遭遇如同麻疹那样流行的文明开化时，支、韩两国违背传染的天然规律，为了躲避传染，硬是把自己关闭在一个房间里，闭塞空气的流通。”中国人直到100年后的今天，用自己的亲身体验体会到“硬是把自己关闭在一个房间里，闭塞空气的流通”的痛苦之后，才明白“抗拒西洋文明是愚蠢的”这个道理。
　　上次我说了，如果中国早在100年前，认真读一读福泽谕吉的文章，早在100年前对外开放，早在100年前主动请外国人来中国，中国会是今天这样的命运吗？现在常听到中国人说“改革开放”的政策好，可是100年前提出“对外开放”的人，一定要被批为汉奸了。现在中国的奋斗目标是：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如果中国提早100年搞改革开放，现在中国肯定会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以上吧。
　　当然中国人的“仇外”心里还没有完全脱却，现在有人说“外国好”，大致还是要被骂为“汉奸”的。
　　（之三）
　　现在中国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日本明治维新后积极向西方学习，而当时的满清政府顽固守旧，不肯向西方学习，这是近代中国落后的结症。如果认真谈起来，这个观点只说对了一半。当年满清政府向西方学习还是抱着相当积极的态度，洋务运动就是明显的例子。
　　当初中国人认为中国败给西方列强，只是因为兵器不够精良，中国的国家体制并没有问题，这就是“军事救国论”，也称洋务运动。李鸿章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李鸿章总理衙门函，同治三年）。
　　洋务运动是在“军事救国论”的基础上，试图学习西洋的军事技术实现自强的尝试。中国搞洋务运动开始比日本早，规模比日本大。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购建了三所洋炮局；1865年，李鸿章购买了两家英美的机器厂，成立江南机器厂。清廷指定用上海关税的二成（约白银60多万两）作为其常年经费。这个厂以生产枪炮、子弹为主，兼修船舰，并附有翻译馆。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建福州船政局和马尾船厂，由福建海关税收的四成结款内拨付。日，马尾船厂制造的第一艘轮船下水。北洋、南洋、广东、福建水师的88艘军舰中，有30艘出自马尾船厂。马尾船厂造的排水量1560吨“扬武”号战舰，还参加了后来的甲午海战。
　　考虑到日本1868年才开始搞明治维新，中国洋务派学习西洋军事技术的自强运动是先于日本的。当时中国办现代化海军也是竭尽全力，在19世纪80年代，日本海军有军舰数量24艘，其中3000吨级战舰3艘，2000吨级战舰3艘，总吨位3万多吨。相比之下，当时中国北洋海军有军舰数量18艘，7000吨级2艘，2000吨级5艘，总吨位3万多吨。从军舰的质量水平来看，中国超过日本一筹。特别是2艘7000吨级定远舰、镇远舰居当时亚洲第一。
　　中国在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军事强国的洋务运动彻底失败，人们认为日本打败中国就是因为采用了西洋式的国家体制，于是“体制救国论”，即改革国家体制来实现富国强兵的论调高涨，终于发生了戊戌变法。尽管戊戌变法失败了，但清廷1901年以后实行的“新政”，基本上采用了戊戌变法的思路，对国家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但是中国还是没有像日本那样实现富国强兵，为什么呢？
　　应该说在中日甲午战争前的30年间，中国和日本都在积极向西方学习，都积极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但是两国学习西方的动机却完全不同。
　　日本学习西方是放弃以前日本的旧文明，全面引进西方的新文明，也就是所谓的全盘西化。中国学习西方的目的，却是为了保存中国的中华文明，中国富国强兵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建成一个抵抗西洋文明的堡垒。中国一方面要引进和学习西洋文明，一方面又要坚持中国以前的旧的中华文明，这件事本身就是矛盾的。就像郑观应在《盛世危言》（1893年）所说：“西人立国，育才于学堂，论证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以足恃欤？”
　　读福泽谕吉《脱亚论》，让我感到震动的就是当时日本对西洋文明的接纳，而不是抵制。福泽谕吉《脱亚论》的中心思想也是让大家接纳西洋的先进文明。可是直到今天，中国对西洋文明还是抱着抵制的态度。中国今天的自强思路，也还是没有摆脱“中体西用”的思路，坚持在中华文明的基础上，学习西洋文明。
　　日本学习西洋文明，这本身就是它的目的；而中国学习西洋文明，却是一种权宜之策，或者是一个手段，其目的仍然是保持和坚持中华文明。但文化和政治制度是配套的，西洋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西洋文化或西洋文明的土壤中，把西洋政治制度从西洋文化中割裂开来，只学西洋的政治制度，不要西洋文明的文化土壤，即所谓“中体西用”，用中华思想来运作西洋的政治体制，必然很难搞好。
　　中国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实现“现代化”，我以为其中最大的障碍之一，就是我们一直用中华思想来运作西方文明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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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元上的头像是谁:看不到图，不过除了夏目漱石就是野口英世了
　　日元上的头像是谁:：1万日元福泽谕吉，5000日元口一叶，1 000日元野口英世。其中，福泽谕吉是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重要大臣，野口英世 是日本现代细菌学创始人，而口一叶则是明治维新时代的年轻女作家。
　　日元上的头像是谁:1000-夏目漱石5000-新渡户稻造10000-福泽谕吉
　　日元上的头像是谁:坂本龙马这个名词很多时候其实已经不代表一个「人」，是日本国民追求的精神目标，说是民族偶像也不为过。永远走在潮流之前，想在别人之前，为理想而无畏进取。但因其终究只是一个已经被偶像化的人物，所以尽管其知名度在日本极高，在其它没有对其偶像崇拜的国家没有影响力。所以过去没有，将来也不太可能出现在货币上。
反观最近两版10000纸币的头像都是福泽渝吉，作为无可取代的引导日本「文明开化」的教育家思想家无可厚非（尽管作为中国人我很讨厌他）。现行1000纸币的野口英世是首位诺贝尔奖提名的日本人。现行5000日元纸币所印女性为口一叶（ひぐち いちよう），明治时期的女作家，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女性职业作家。前版1000纸币是作家夏目漱石，5000纸币上是农学家教育家新渡造。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留下成果与「不仅停留在本民族内，而具有世界声誉」的开创性的「睿智的，或者学者型」的人物。
　　日元上的头像是谁:1000圆日本医学家野口英世5000圆日本女小说家口一叶10000圆日本作家、教育家福泽谕吉
　　此内容是由为大家精心收集和整理，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喜欢，并支持我们，我们会做的更好！―― 转载请注明文章来源及原始链接，谢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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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进步，各国的地位不再单纯以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决定，文化科技的贡献得到认可和重视。钞票上的人物，也从政要、军事统帅，扩充到了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等。如果说，钞票上的政要主要是对本国做出贡献，那么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的贡献对象，则往往是全人类。这一点，在日元上表现得颇为突出。日元较早的钞票版式中，也是以政要人物为主。比如一千日元头像是确立日本东亚霸权和世界强国地位的首相伊藤博文，他曾签订 《马关条约》，策划吞并朝鲜。五千日元是曾出任国联副事务长和东京女子大学校长的外交家、教育家新渡户稻造等，他曾撰写《武士道精神》。更早还有1000 多年前的政治改革家圣德太子等。但在新版日元中，则出现了其他领域的名人。财务省有关负责人表示：“我们从来都是以政治家为中心的，在货币上更是如此，但如果从更广泛的领域去考虑，科学、文学、男女平等对我们同样重要。”比如，1984年版和1993年版千元钞票头像是作家夏目漱石。他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地位很高，人称“国民大作家”。他原名夏目金之助，“漱石”是笔名，意 思是用石头来漱口，来源于《晋书·孙楚传》“枕流漱石”的个性说法。代表作有《猫》《三四郎》《明暗》等。而2004年版的千元钞票，则是医学家野口英 世。这位日本现代细菌学的创始人出生于贫农家庭，童年时因意外左手烧伤致残。全校师生凑钱为他做了手术治疗，使他深受感动，立志医学，先后在美国宾夕法尼 亚大学和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科研，在蛇毒、血清学、小儿麻痹、狂犬病、防治梅毒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1928年在非洲研究黄热病时感染去世。他被称为“日 本的国宝”“世界的至宝”。他的碑文上写着：“他毕生致力于科学，他为人类而生，为人类而死”。新版一万日元的头像则是明治时代大教育家、思想启蒙家，人称“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的福泽渝吉。2004年版五千日元上的人像，是明治时代的女作家樋口一叶。樋口一叶出身低级官吏家庭，父兄去世，未婚夫变心，家庭一贫如洗。她从19岁开始从事写作，最初纯为 养家糊口。21岁因为师生恋遭到反对而停笔，23岁再度写作，24岁即死于贫病交加。短暂的一生中，她饱尝辛酸，更目睹贫民窟住户尤其是妇女们的不幸生 活，因而不但对社会、人生有了深入的审视，文风中的冗词赘句也消失了，只留下简洁有力的肺腑之言。樋口一叶在生命中最后14个月里面，写出了《大年夜》 《浊流》《青梅竹马》《岔路》和《十三夜》等一系列批判主义佳作，轰动文坛。在艰难的生活、世俗的歧视中，这位弱女子却能焕发出如此华丽的文化之光，不能 不说是一个奇迹。而她登上五千日元的钞票，在一贯女子地位较低的日本，具有男女平等方面的重要意义。欧洲钞票像个名人博物馆相对而言，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社会文化发展较早，他们对教育科学文化的重视程度也更高。因此在这些国家钞票上，出现了更多的教育科学文化领域明星，让国人和世人记住他们对全人类的贡献。以法国法郎为例，500法郎上的头像，一版是著名科学家皮埃尔·居里和玛丽·居里夫妇。皮埃尔是法国人，玛丽是波兰人，然而科学无国界，所以法郎上也印了波 兰科学家。另一版500法郎上，有17世纪著名数学家、物理学家帕斯卡。200法郎上，一版是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另一版是著名工程师埃菲尔，他设计了巴 黎埃菲尔铁塔和纽约自由女神像。100法郎是后印象派先锋画家保罗·塞尚，人称“现代艺术之父”，还有另一位著名画家德拉克罗瓦，《自由领导人民》的作 者。50法郎上有著名洛可可派肖像画家康坦·德·拉图尔，以及飞行员作家，《小王子》的作者圣·埃克苏佩里。20法郎则是著名音乐家德彪西。此外，浪漫主 义音乐家柏辽兹，文学大师雨果等也曾登上法郎。法郎上除了印这些名人的头像，还会把他们的代表作或功绩尽可能表现出来。这样，手握一把不同时期的法郎，数 百年间法国涌现的各领域伟人都在朝你微笑，仿佛走进了一个微缩的博物馆，你会感到，法兰西这个民族，真是为人类文明贡献了不少。英国是君主制国家，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作为国家象征，备受推崇。因此英镑正面印女王头像，背面则印其他人物。数十年来，女王头像先后出现在五版英镑的正面，见 证着这位王室贵人的沧桑变迁。而英镑的背面人物，少数是政要高官。比如曾在滑铁卢击败拿破仑的惠灵顿公爵，以及本次计划“上脸”的丘吉尔等。但更多还是经 济、科学、文学乃至社会慈善等各方面的名人。其中，科学家、发明家有科学巨人牛顿，有蒸汽火车发明者史蒂文森，有提出电磁感应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法拉第， 有提出“进化论”的达尔文；文学、艺术家有戏剧大师莎士比亚，有著名作家狄更斯；社会活动家有近代护理事业创始人、护士界的圣母南丁格尔，有19世纪慈善 家伊丽莎白·弗雷；经济学家有《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有英格兰银行首任总裁约翰·霍布伦等……有人笑谈，如果《福尔摩斯》作者柯南道尔，《哈利·波 特》作者罗琳，或者憨豆先生上了英镑背面，也是毫不奇怪的。在德国马克上，10马克钞票是德国伟大数学家高斯，20马克是德国女诗人德罗斯特胡斯荷夫，50马克是巴塔沙·诺伊曼，杰出建筑师，德国巴洛克风格的集大成者。而100马克上的则是十九世纪德国著名女钢琴家克拉拉·舒曼，也是《梦幻曲》作者舒曼的妻子。其余瑞士法郎、意大利里拉以及波兰、罗马尼亚等国货币上，也是一堆的建筑家、音乐家、诗人。中国钞票头像与西方不同，中国古代统治者并不喜欢往钱币上印自己的头像，最多只是盖上年号，例如“开元通宝”什么的。这大约和中国传统文化重农轻商有关，认为把皇帝的尊容印到钱币上，在千百万市井逐利之徒手中流传，是一种玷污吧。清末我国开始发行现代钞票，到了民国，人像才搬上钞票，先后出现在钞票上的也都是政要，有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林森等人。有趣的是，民国初年广州发行的一款钞票，头像竟然是秦始皇！原来，当时北洋袁世凯和南方革命政府孙中山对峙，到底谁当总统悬而未决，设计钞票的人急中生智，就搬出这么一位古人来。新中国成立后，最初的几套人民币，上面都是风景、劳动场面等，出现的人物则是如女拖拉机手、炼钢工人等抽象代表。从1987年第四套人民币起，100元大钞上出现了毛刘周朱的浮雕像，其余面额则是各民族头像。而1999年的第五套人民币，则统一为毛泽东建国初期的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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