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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府一句“重新评估与中远集团的合作”，令近期接二连三遭遇打击的中企海外投资再度蒙上一层浓重的阴霾。
就在同一天，政府也叫停中墨合资的“坎昆龙城”项目。在此之前，墨西哥政府单方面搁置企业本已中标的高铁项目。这些毁约事件犹如闷棍一下又一下当头敲向雄心勃勃的海外投资。
说好的投资，怎么突然变卦了？这种“翻脸”的节奏，让中国这个正在成为资本净输出国的国家，如何伤得起？
有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如果算上第三地融资的再投资，2014年我国的对外投资总规模应该在1400亿美元左右，这已经超过当年引入外资规模。
“变卦”的海外投资项目背后，总是藏着几个“翻脸”的新政局，希腊更是彻底改姓“左”了。但现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剧烈变化已是“新常态”，出击海外，抄底也好，扩罢，海外这本经到底该怎么念?
资本净输出国的遭遇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遭遇“变卦”的例子比比皆是。在希腊、墨西哥，、包括一些亚洲邻国。但另一方面，中国海外投资规模仍在快速增长
希腊的政权更迭不仅令希腊与之间的债务关系陷入一团乱麻的状态，也令中国企业在希腊的投资面临巨大的风险。
新一届希腊政府对中国企业投资埃夫斯港（Piraeus）的最新表态是这样的：将尊重与中远集团达成的比雷埃夫斯港项目协议。然而，这并不能消除中远集团在希腊投资面临的巨大不确定性和风险。
“即使是在希腊政府内部，估计也没有一个对比雷埃夫斯港私有化计划的统一意见和规划。”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谭雅玲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1月27日，希腊新政府刚宣誓就职，希腊激进左翼联盟（Syriza）胜选组阁后负责航运的副部长Thodoris Dritsas表示，将中止上届政府启动的向中方出售港口股权的进程，希腊新政府将重新审核同中国中远集团的交易。至此，比雷埃夫斯港私有化计划被叫停。
就在几天之前，中远集团在希腊首都雅典举行中远比雷埃夫斯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三号码头扩建开工典礼。根据中希双方签署的协议，三号码头扩建工程将在4年内基本完成，届时比港码头将成为地中区最重要的集装箱中转中心之一。2008年6月，中远集团获得了希腊比雷埃夫斯港二号、三号集装箱码头35年特许经营权。2010年，中远集团正式接管码头。
如果说，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的投资计划遭“翻脸”，是出于希腊政府换届后不同政党执政的不同政见。那么，来自墨西哥政府的出尔反尔更是令中国企业陷入相当被动的境地。墨西哥当局1月 30 日宣布，由于全球油价下跌，迫使政府削减 2015 年公共项目预算近 3%，刚刚重新启动的墨西哥城至塔罗高铁项目招标被“无限期”搁置。
日，墨西哥交通和运输部宣布由中国铁建牵头的中墨企业联合体作为惟一按时递交竞标文件的财团成功中标这一项目，但3天后又出人意料地宣布取消中标结果。今年1月14日，墨西哥交通部宣布重启高铁项目新一轮招标，并发布初步条款。原定1月29日公布正式招标文件，但由于要在文件中纳入各方意见而推迟了文件发布日期，没想到1月30日突然宣布搁置这一项目。
而这并非是墨西哥政府唯一一次变卦。1月26日，墨西哥联邦环境保护署以“触犯环保法规及长期欠缴罚款”为由，下令位于该国加勒比坎昆市郊的中资商城项目——坎昆龙城（DragonMartCancun）全面停工。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遇挫的现象可以说是比比皆是。法国图卢兹机场将49.9%的股权出售给中国财团，同样由于国家安全因素，在国内引起争议。中兴、华为公司在欧美的投资频频遭遇各种难题和阻碍。即使是联想集团收购IBM这样已经成功的投资案例，当年一路走来可以说是铸就了一部“辛酸史”。
在亚洲，中国企业在首都填海造地，建造科伦坡港口城，但政府换届之后，表示要对项目进行重新评估。中国在兴建的密松大坝2007年动工、计划投资36亿美元，由于环境原因，于日被缅甸总统吴登盛叫停。两国之间的高铁计划也因为类似原因无疾而终。
然而，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频频遇挫的艰难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中国海外投资规模的快速增长。1月16日，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钟山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透露，201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突破千亿美元，达到1029亿美元，同比增长14.1%。同一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增幅则仅为1.7%。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监事长周立群表示，“一带一路”战略为中国的财富管理机构带来新的机遇，2014年我国共实现全行对外直接投资1160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5.5%。如果算上第三地融资的再投资，2014年我国的对外投资总规模应该在1400亿美元左右，超过了2014年外资的规模，也就是说2014年中国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的国家。
海外投资九成亏损
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总体来讲是不成功的。中国有2万多家企业在海外投资，90%以上是亏损的
只是，何以中国在向海外输出资本进行投资的过程中会如此的艰难与辛酸？
就拿希腊政府叫停比雷埃夫斯港私有化计划来说，欧洲问题专家指出，中远集团有可能失去已经投入的34亿欧元，也有可能失去计划中未来35年通过经营自己购买的3个码头而将赚得的利润。
而中铁建与中国南车在墨西哥的高铁项目，也已经开始实地勘探线路。2月2日，中国国家发改委对墨西哥决定搁置高铁项目一事做出表态时也指出，中国企业为参与该项目招标开展了大量工作，付出了很大的人力和财力。
目前仍很难统计这些被叫停或搁置的投资项目将给中国企业造成多大的损失。其实，至今为止中国企业这么多年海外投资的营收状况从来就没有一本确切的清晰的账，至少基本在各级政府的官方网站上查不到信息。然而，“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大多是亏损的”似乎成为了国人普遍的认知。
中国经济贸易促进会副会长王文利曾这样说道：“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总体来讲是不成功的。中国有2万多家企业在海外投资，90%以上是亏损的。”
既然如何，为何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前仆后继地去陌生的海外市场打拼？“中国企业热衷于对外直接投资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取得长足发展的结果，是为了解决当前企业经营中遇到的问题和压力，也是为了追逐更高的收益。”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海外中国业务部总监李震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同样指出，这里面既有国内企业经过30年改革开放， 随着自身实力不断增强希望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以获取更大市场份额、更高资本回报、更优资源配置、更强技术支持、更广泛市场认同等而内生推动的战略动机，也有因为国际贸易壁垒、国内生产成本提高、汇率变化等压力而对国内企业产生倒逼的原因。
而随着中国企业大规模“出海”，折戟沉沙的投资事件也越来越多。“我们必须反思。”谭雅玲直言，“很多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方向性、战略性角度就是错误的。赚快钱、炒短线、盲目追逐高利润的思维主导着企业的投资行为，总是把别人的危机当作时机。所谓‘抄底’，这是像索这样玩金融的资本巨鳄玩的投机游戏，而任何一个干实业的企业都不应该有这种投机思维及心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确存在不规矩甚至违规操作的现象，容易被别人抓住把柄。”谭雅玲进而指出，“企业选择投资项目，首要看的就是市场潜力与预期收益，紧接着就需要考虑各种存在的以及潜在的风险。而不少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往往有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大无畏精神’。”
就中远投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项目而言，首先，当时的希腊政府出售该港股权主要也是出于“以出售国有资产来换取国际援助”的被逼无奈。其次，希腊民众对于政府将国有资产出售给海外企业而进行过抗议活动。可以说，这样的投资环境绝对称不上“优良”。不是说，这样的环境就不能投资，但是对于中远这样跨国投资经验匮乏的企业而言，胆子是否太大了些呢？
再来看看“坎昆龙城”项目。墨西哥联邦环境保护监管局以“未取得联邦环评授权而开工建设”为由对坎昆龙城项目开了724万比索的罚单。而且，坎昆龙城项目用地因砍伐149公顷受保护树林而多次遭到罚款，至今积欠2200万比索的罚款尚未缴付。
“在我们看来，该计划没有可能在此处进行。”墨西哥环境保护局Profepa主管Guillermo Haro强调，该项目投资者从未提交相关土地使用相关的环境评鉴许可证，也未提交土地变更使用申请，触犯了生态平衡与环境及林业保护相关规章。
传统基金会对中国1000万美元以上的海外投资项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相比西方跨国公司，中国企业向高风险地区投资的趋向非常明显。在高风险偏好下，中企海外投资亏损难以避免。
对国企来说，不仅要考虑盈利还要服从国家战略。中国政府与风险国家政府间的双边协议，包括经营性开发和援助项目，往往由国企来执行。然而，在海外，企业的盈利追求和国家战略并不总是步调一致。当然，国企出于对“政绩”追求也偏向投资高风险地区。
出海首先是盈利
国有企业在海外投资是应该尽量少地去承载外交任务甚至政治目的，这其实无形中为国企海外投资增加了很大的风险
“企业投资应该有更纯粹的商业目的，如果是出于政治目的或者说政治目的大于经济目的，那么就应该通过政府行为来达成。”顾心逸，一位多年从事服装生产、加工及出口的企业主这样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说道。他本人在10年前就开始在美国进行投资，目前主要从事高档服装、小众服装的网络销售。
谈及当初到美国进行投资的出发点，顾心逸直言：“当然是有钱可赚，对我们中小企业主来说，每一分花出去的钱都是自己的，所有的风险也都是自己承担的，如果无利可图就不会投资。而现在在美国经营的利润要比在国内高得太多。”
目前，顾心逸已经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拥有了两个自己的仓库。“之前一笔100万美元的投资，其中当地政府提供50%的贷款，银行提供40%贷款，剩下10%的投资额才是我们自己出。最近投资的500万美元的项目，当地政府同样提供50%的贷款，银行提供45%贷款。没有抵押、没有担保提供给当地政府和银行，有的只有我们的业绩和信誉。在国内我们根本就不可能从银行借到一分钱。”顾心逸笑道，“而且当前美国的融资成本很低，我们每个月只要偿付一两万美元的贷款就可以了，这对我们的经营来说基本没有压力。”
当然，当地政府愿意让你投资甚至支持你的投资，自然是有条件的。而无非就是提供就业岗位和增加税收来源。顾心逸指出：“我们公司雇佣了近30个美国当地人，而只要每个月准时向员工发放工资，就建立起企业的信用，成为日后当地政府和银行提供融资的依据。”
“就纳税来说，我们在美国的税负压力也比国内要轻。一方面，各种税的透明度很高，很少存在重复计税的情况。另一方面，最主要的企业营业税，是在扣除员工工资之后再进行计算，而国内则是按照未扣除员工工资的营业额来计税。”顾心逸表示。
不过，顾心逸也指出，赴海外投资最初的准备工作是相当复杂且艰辛的，一定要有充足的准备，“毕竟海外的投资环境与国内游很大的差别，法律、文化、环境保护等涉及方方面面，必要的时候一定要寻求专业机构的协助。”
“许多境内企业有强烈的‘走出去’愿望，但对当地的投融资情况、风俗文化、法律税务制度等都还缺乏深入的了解，需要有专业、多元化的服务机制帮助这些企业解决‘走出去’过程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李震表示，“汇丰自2010年起相继在全球各个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要目标市场设立了‘中国企业海外服务部’，近年来中国企业对这一服务的需求急速增长。”
利润的驱使以及成熟的市场环境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民营企业赴海外发展。2014年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呈爆发式增长。据普华永道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上半年，中国内地民营企业海外并购金额较2013年下半年暴增218.6%。而根据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中有四成是民营企业的投资。
相较而言，民营企业在海外投资中似乎比国企更具有优势。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廖天舒认为，与国有企业海外并购主要集中在资源领域不同，中国私营企业海外投资更为多元化，更关注获取技术、品牌和打开当地市场。这使得私营企业的“国际化”发展速度更快。此外，海外对民营资本接受度较国企更高。在发达国家，民企受到的制度和政治的怀疑阻力可能会少很多。
顾心逸就其自身多年在海外投资、经营的经验坦言：“中国的国有企业在海外投资是应该尽量少的去承载外交任务甚至政治目的，这其实无形中为国企海外投资增加了很大的风险。作为企业，经济目的才是首要的。”
“任何带有政治目的或国家战略意图的投资，其实完全可以通过政府行为来完成。可以通过国家主权基金投资的方式，或者通过国家贷款的方式等。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以及的国家主权财富基金就通过贷款的方面对中国进行投资，这些贷款的利率很低，但关键在于贷款的附加条件。其中往往都会包括一条，贷款所用的项目中有百分之多少的原料或产品必须购自日本企业。”顾心逸表示，“中国可以多学习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做法。”
学会避开投资陷阱
风险规避已经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第一要务。而如何规避风险也是企业决不可缺少的学习课程
“任何投资行为，投资者永远要记住的一点是，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谭雅玲指出，“企业投资不要只盯着收益一方面，要尽可能地对可能存在的风险做全面的认知，切忌盲目投资。”
王文利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主要是在文化、政治、法律等方面存在矛盾和冲突。他把这些问题看成是“陷阱”。第一个陷阱是核心技术。王文利认为，中国到海外投资的企业，拿不到人家的核心技术。其二是资产陷阱。他认为，并购企业债务价值如何评估，这是个大问题。通常，一下子很难看清楚该企业的价值和经济状态。第三是劳动陷阱，工会问题很复杂。王文利说，“中国工会，其行政手段，服务职能和国外‘完全不同’。”中国到海外的投资，要能应对外国的工会问题。第四是反垄断和国家经济安全，比如华为和三一重工在美国投资遇到的问题。第五则是税收、环保、公关。比如排放问题，中国的环保标准和外国的不同。
在顾心逸看来，在海外投资一定要搞明白当地的法律法规以及行业规则，而更重要的则是，切实遵守。“不少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会被调查、被罚款甚至遭到同业排挤，是因为自身的确存在一些问题，游走在法律边缘。有些企业习惯了在国内经营时‘打擦边球’的做法，到海外也同样行事，自然容易被别人抓住把柄”。
而对于无法规避的风险，例如希腊政府“翻脸”这样的风险，中国企业就要拿起法律武器切实保护并争取自己的利益。日前，中铁建发布公告指出，关于被墨西哥政府叫停的高铁项目的索赔问题，该公司仍在与墨方交涉。
日，美国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认为奥巴马政府在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禁止中资公司在美投资的风电场项目时，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剥夺了法律赋予其的正当程序权利。这份判决意味着，历经近3年的博弈，三一重工成为首个胜诉白宫的中资企业。
三一重工高级副总裁贺东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表示，中国企业出去一定要尊重当地的法律体系，这一点非常重要。当然，一旦你的利益受到损害，也要大胆地拿起法律的武器，哪怕他是总统都要敢去告，大胆的利用法律武器，使中国企业能够真正成长起来。
“当然，除了企业要学会自我保护之外，政府也应该为本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发展提供必要的保护和协助。”顾心逸说，“有很多朋友远赴做生意，经常遭到俄罗斯警察的敲诈勒索，但是他们却不敢去敲诈勒索商人。论国力，越南远不及中国；论远近亲疏，中俄关系应该比越俄关系要来得密切。而俄罗斯警察反而频频找中国商人的麻烦原因很简单，一旦有俄罗斯警察去找越南商人的麻烦，越南领事馆就是出面，而中国的领事馆却很少管这种‘小事’。”
中国保障海外投资的举措主要包括信息预警、与投资目的国签署投资保护协定，以及中国驻当地使、领馆保护，但目前来看，很难满足市场需求。在海外投资保护方面，发达国家经验值得借鉴。美国传统基金会认为，发达国家出于经济战略的考虑，在大幅度增加海外投资的同时，相关机构的职能也在不断强化，如的国际发展部享有与贸工部同等的地位，国际发展署为副部级设置等。
在信息服务方面，美国经济分析局建有功能强大的基础信息系统及管理咨询系统，定期对美国在海外的投资情况进行普查，并发布相关数据；日本则根据特别法设立亚洲经济研究所经济调查部、海外投资研究所等专门机构负责提供投资情报和促进投资活动。
“虎山行”者仍很多
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项目频频遭遇被“翻脸”，但海外投资不可能因噎废食，“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同行者仍不少
近日，中国太平洋建设集团董事长严介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该公司正在寻求海外机会，“我很快就会去东欧、、阿尔亚和希腊”，“我想投资那里的基础设施，收购一些建筑公司”。他说他并不为希腊近期的债务危机苦恼。对于投资希腊的风险，严介和称，“希腊经济已经接近谷底，这是最好的进入机会。不管希腊在不在欧元区，都不会困扰我。”
毕马威最新发布的报告认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进入了一个“新常态”。“在预期中国未来10年将会投放1.25万亿美元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下，中国似乎即将进入‘全球投资者’的快车道。海外投资正帮助更多来自不同行业的中国企业进入新的市场，并获取必要的经验、技术、品牌和人力资本以加强竞争力。投资对象国也可受益于中国投资者所带来的资金、经验、具有成本优势的生产资料以及更大市场机会。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企业可以通过与主要目标市场的现有企业建立伙伴关系，在基建及农业领域内成功发展。”毕马威中国海外投资业务主管冯栢文（Vaughn Barber）表示。
而多年来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方向及领域也在发生明显的变化。“走出去的企业已经从传统能源矿业的一家独大逐步转向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TMT（科技/媒体/通信）、农业等多个领域，新能源、医疗卫生以及文化娱乐也占据了一定投资规模，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特别是近几年，由于国内房地产政策趋紧、市场利润下滑等‘内因’的推动，加上欧美房地产市场潜力大、房屋租赁需求旺盛、回报率高等‘外因’的作用，让中国房地产开发商和保险公司纷纷‘出海’进行住宅和商业地产投资。”
摩根大通亚太区副主席李晶在此前的媒体见面会上说：“前段时间我在美国大使馆参加一个活动，美国大使说美国电网、铁路、公路的老化问题很严重，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建设，所以他们非常欢迎中国的资本去投资。”李晶表示，其在欧洲、美国、与当地政府交流后发现，由于中国国企在铁路、公路、桥梁等大型基础设施方面具备技术和效率上的优势，大多数发达国家欢迎中国国企在其市场上进行投资。
李晶进一步指出，中国国企可借助发达国家市场基建方面的需求参与国际竞争，从而提升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她同时指出，中国国企在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市场投资建设的重点不同，“新兴市场比较欢迎中国劳力的输出，因为当地技术工人比较缺乏，但假如说中国在美国投资一个铁路、公路或是桥梁方面的项目，输出大量劳工的可能性非常小，他们更欢迎技术和资本的输出。”
“中国国企还可进一步探索海外投资模式，比如加大在发达国家市场的被动投资力度，欧洲一些国家有不少项目，已经在运转，但需要寻找一些占少数股权的投资者。目前中国在法国、、等地已有相关投资，但这些模式需要大力发展，这样可以提高国企在海外的竞争力。”
不过，谭雅玲认为，中国企业在纷纷加入海外投资大军的同时，必须要对自己有清晰的认识和定位，“你能干什么？该干什么？能干好什么？这３个问题要回答好。企业规模的扩大并不代表企业的实力，很多企业并不具备进行跨国投资的条件。而在中国经济陷入增长乏力、问题重重的艰难之际，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是不是可以考虑更多地投资国内，进而拉动国内经济增长呢？”（付碧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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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著名“三农”问题专家，管理学博士温铁军
　　本文由t望智库整理自作者所著《告别百年激进：温铁军演讲录（上）》，东方出版社授权发表
　　现在世界上这套政治强权就是今天各国货币信用的基础，货币信用的大小多少，其背后是政治强权的大小作为基础。
1、美元依靠什么称霸世界？
　　在金本位时代，黄金本身就具有货币信用。
　　那“去金本位”以后呢？
　　我们都知道，世界在1944年去金本位了。取而代之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而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不外乎是美国承诺用黄金作为储备，其他国家可以随时用美元兑换黄金，于是，其他国家就都放弃金本位了。
　　为什么那么多国家就乖乖地去金本位转而推崇美元呢？
　　战争打的。
　　二战期间，每一个国家都要用自己的贵金属去换军火，换来换去还有贵金属储备吗？都没了怎么办？只有那个大军火生产商，向整个战争提供军事装备的美国才赚的盆满钵满的，全世界70%的黄金储备在美国人手里。因此，美国向西方世界承诺可以随时兑换。1944年就意味着全世界放弃黄金储备唯美国一家承诺。
　　但是，1971年美国也撕毁布雷顿体系协定，于是，世界彻底告别了金本位时代。
　　那请问货币的信用来源是什么？
　　政治强权。
　　美联储大家都知道是个私人银行的联合部门，它并不是政府部门。而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家确立的发行货币单位，是政府的一个部委。不管是什么，总之是背后一定有一个强大的政治强权，发行的货币才有信用。
　　全世界都知道美元币值被严重高估，然而为什么世界60%以上的外汇储备却都是美元？当然，一般的政治家、经济家都会告诉你，因为大家对美元有信心。是吗？如果是，为什么？因为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家都相信美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军事开支占全球军事开支的一半左右，所以不能垮。
　　我们不妨拿欧元做个对比。
　　现在很多人说欧元要解体，为什么？是因为欧元区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众所周知，北约（NATO）是美国控制的。欧洲人曾经想搞欧洲军团，遭到美国人反对，就没搞起来。
　　由此，美国的货币无论怎么滥发到泡沫化的地步，也能维持，所以大家相信美元不会垮，还是存美元保险。
　　为啥现在人民币这么硬？因为大家嚷嚷了半天，无论是中国崩溃论还是中国威胁论，中国仍然屹立不倒，只要中国维持现有的这套体制，它的币值就是坚挺的，不断升值。因此中国才能顺畅的跟周边国家，甚至是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都开始签订贸易协定，和中国的贸易用人民币结算，他们当然愿意，因为人民币的币值在上升啊。
　　客观来说，现在世界上这套政治强权就是今天各国货币信用的基础，货币信用的大小多少，其背后是政治强权的大小作为基础。
　　一旦这个关系说清楚了，我们就知道货币的信用基础乃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强权。不同国家叫什么币不重要，这个币值的变化，除了经济决定之外，还有很强的政治因素，在于国家的政权是否稳定，国家的政治强权是否足够大。
　　你再去看看其他国家的货币，哪个不是？英国人不是得把女王的头像印上？随便换一首相行吗？因为首相是走马灯一样地换，女王不换，她是一个长期稳定的政权象征。
　　印度换了多少总理，哪怕不同政党都轮流上来，对不起，还得用甘地的头像来当印度卢比的大头像，印度人都认他是开国元勋。历届政府领导人不断换，但大家公认只有一个开国元勋，他是政治权威啊。
　　这样看就明白了，美国每年军费开支占全球差不多一半，美元就值钱，就有全球储备硬通货的信用，谁也不敢说美元明天就垮。所以，过去人民币就紧盯美元，没有办法，因为美国的政治强权，庞大的军事开支维持什么呢？不就是美元币权嘛。
　　2、美国式经济奇迹
　　从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发生以后，世界上接连发生拉丁美洲金融灾难、俄罗斯金融灾难，一个接一个的，最后终于发生了华尔街金融灾难，发生在西班牙、希腊及欧洲各国银行的灾难等。
　　这些金融危机爆发的症结在哪儿？
　　在于金融化要求以一国政治强权赋权于金融体系所形成的货币信用，来货币化他国的资源性资产，这叫做金融全球化。
　　而美国正是利用了金融全球化来向全球转嫁危机，获取收益的。以我们中国来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在自由贸易理念之下向发达国家输出一般商品，比我们落后的国家就在输出原材料，在80年代以前的时候我们也是原材料、农产品等输出国，甚至到1993年以前我们还大量出口过石油，当时是典型的原材料输出国。
　　现在进步到了一般商品输出国家，输出一般商品了。好了，我们大量的向发达国家输出，就导致了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内欧洲、美国强调中国是在倾销，因为他们出现了严重的经常项目逆差，他们大量进口嘛，我们万吨轮万吨轮的往美国输送货物，回来都是空空的，他们就逆差，我们就顺差了。
　　同时，在欧美主导的金融服务理念之下呢，我们把赚到的顺差用外汇再投资，现在已经有1万多亿美元的外汇投到了美国，于是推高了美国的资本市场，中国现在已经是美国最大的投资国之一，我们相当于是帮助美国发展了资本经济，这样它的资本市场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
　　美国以金融为中心的服务贸易可以占到GDP的85%以上，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可以达到这种程度，一个国家就是美国，一个地区就是香港，香港的金融服务业可以占到GDP的82%。
　　美国可以靠楼市、股市、期市、债市......可以靠所有这些虚拟经济来维持高增长，你的所有的成集装箱的鞋子、衣服、帽子、皮带等等给他送去了，他给你什么呢？
　　一张纸。
　　这张纸的真实成本是多少呢？
　　一百美元的一张纸，真实成本只有4美分，99.96美元都可以作为实质收益。
　　这样我们就明白了全球化为什么是美国最积极，一定要求其他国家跟它一起全球化。因为资本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个方面，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就可以生钱，造钱就得让钱得到收益，怎么得到收益呢？这样就是你们生产产品，我造钱，你们生产食品、电视、洗衣机、衣服等等，用你们的资源、污染你们的环境，把你们劳动力的健康给损坏了，都转嫁到我的收益上。
　　于是发展中国家之间就产生了低价劳动力和竞争条件下的失业，就是过度竞争的结果最后降到底，甚至打破底，然后导致发展中国家动乱频繁。大家都知道全世界有60多亿人口，劳动力是绝对过剩的，只有发达国家能消费，发展中国家消费水平很低，不是60多亿都能消费，只有20%能消费的情况下，生产是过剩的，过剩就得竞争，竞争就会压低工价，工价压低了劳动者就会闹事，社会动乱就会发生，所以发展中国家的动乱根源在于这种不平等的交换关系。
　　好了，发展中国家接着就把自己的资源、环境都给破坏了，无论生产什么，你得用水吧，得用煤吧，盖工厂得占地吧，过分使用水、矿物质等资源不可再生，资源环境破坏，不可持续，生态灾害等等就都来了。
　　所以为什么今天发展中国家有这么严重的问题，又是人权问题，又是生态问题，又是这个那个的，为什么？
　　是因为世界是“二八开”――20%的人享受80%人的生产，当然是用“买”的方式。
　　所以客观上就是这样一种交换，今天的全球化在带来发展和便利的同时，其实也隐含着这种深层次的矛盾，发展中国家如果不加入资本全球化你就要丧失竞争力，这个框架不被打破，就是这样一种结果。
　　现在欧美发达国家享受着低物价，购买最便宜的东西，我是跑过美国十多趟的人，几乎每年都去，美国的超市里连拿低保的穷人都可以用购物车不断的往外推毛巾、被单、鞋子、衣服等等，现在一个美国人一年平均可以消费7件中国产的衬衣、12件中国产的鞋子，不要以为这是中国特有的问题，其实现在世界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只要人口超过1个亿，都有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等问题。
　　这样美国就通过美元把发展中的成本转嫁到了发展中国家，创造了美国的经济奇迹，美国的贸易赤字与经济增长率成正比。
　　那美元大量增发流到哪里去了呢？
　　除了我们持有的美元储备，其他60%以上流到了世界原材料、能源、食品、粮食市场。
　　于是粮食价格大起大落，原材料价格大起大落，石油价格大起大落，每一个“起”都意味着有大量货币进去，每一个“落”就如同它变成了一个货币垃圾消纳场。
　　一“落”，消纳掉了几千亿、上万亿美元的货币符号，因为它本来就不是实质性财富，只是一个被政府强权创造出来的信用，只是个符号，这个符号可高可低，可多可少。每一次大规模的下滑，就替政府消纳掉了一部分大规模创造出来的增量的信用。
　　这个虚拟的资本此消彼长的游戏，美国人玩得非常之精妙，根本不用派兵打你，只要你们大规模进口能源，那我制造一次能源高通胀，你就出现严重的国内高通胀。随之，一般低利率的制造业就垮掉，就大量失业，就上街，你的政权就不稳定，连带货币体系不稳定，弄不好甚至把你玩完。然后我的货币进来了，把你剩下的资源性资产、生产性资产，一股脑的给货币化了。其中，货币化收益我拿走了。你怎么在灾难之中痛苦挣扎，那是你的事。
　　因此美国就成功转嫁了成本，于是就出现了像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国家，因为要大量进口原材料，PPI价格就会上涨，然后是CPI上涨。所以中国现在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进口通胀。
　　我们自己作为经济研究的学者进行测算，发现中国现在的CPI指数中，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因素来自于进口。今天世界上很多人在进行讨论，但如果没有对这个基本关系的了解，很难将其认识清楚。
　　3、背后捅了美元一刀的“非民主国家”们
　　在今天这个世界，被美国这种货币游戏玩掉的国家比比皆是，北非就是这么被玩掉的。
　　那什么样的国家敢于站出来说，不行，这个货币游戏我不玩了，我得把自己的资源变成我的货币化来源了。都有谁呢？
　　俄罗斯。
　　俄罗斯原来的几任领导都信了那套说法，把自己给搞垮了――政权解体、货币垮台，大量的财富被别人货币化占有了。好在普京上台后，干的最大一件事就是把原来的资源，比如它最大的是石油天然气资源，收归国有了。
　　一旦收归国有，你这儿增发信用制造涨价，我就水涨船高，能源市场价格上涨所产生的溢价收益，被俄罗斯拿走了，拿回来以后给国民发福利，老百姓拥护，这就是俄罗斯游戏。
　　所谓今天的俄罗斯魔方并不复杂，美国人创造垃圾信用导致通货膨胀，俄罗斯占便宜，也叫“搭便车”，这一“搭便车”就把美国搭火了，美俄之间的关系就高度紧张了。
　　敢说不的国家还有哪呢？
　　委内瑞拉。
　　原本委内瑞拉的石油由外国公司控制，3/4的石油资源被美国为首的跨国公司控制，这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通过CIA、军事手段干出来的，那时没有民主可言，但查韦斯通过军事政变、发动民众收回了石油资产的控制权，就出问题了。
　　因为拥有石油主权的国家，拥有了对冲关系，这个对冲关系非常重要。意思是：你增发货币导致石油价格上涨，如果这个石油是你控制的，那就意味着你把增发货币导致的石油收益上涨也拿走了，成了两头挣钱。这是美国对大多数国家占有收益的手段，成就了自己世界一哥的地位。但现在委内瑞拉把这个对冲关系收到自己手里了，所以就成了美国的敌人。
　　同理，尽管普京是通过选举上台的，依然是美国的敌人，因为普京也是用各种手段把石油收归国有。
　　由于美国失业率依然很高，美国的贫困人口不得温饱，贫困率从9%上升到19%，因此奥巴马现在的政策是有增长、无就业，他并不能解决大众的问题，解决的是少数大资本通过金融控制、能源控制、粮食控制来占有收益的国家想象，这对美国来说没有问题，麻烦在于他同时制造出了自己的劲敌。
　　普京、查韦斯为什么会是美国的敌人？因为他们把原来美国大公司控制的石油收益收回了。因此俄罗斯人可以通过普京政权大幅度提高收益和福利，委内瑞拉连80%的贫困人口都得到了政府因石油收益增加而发展福利、办教育的好处，所以贫民窟的老百姓站出来拥护查韦斯，而知识分子则是反查韦斯。
　　所以委内瑞拉当时一方面是贫民喜闻乐见的革命：跳着桑巴舞，穿着红衣服，举着红旗去拥护他；另一方面，90%以上的知识分子、大学教师、媒体反查韦斯。
　　你如果去接触委内瑞拉大学教师、知识分子，他们会说查韦斯是反民主、独裁者，这套话语谁给他们的？美国。美国用它的软实力影响委内瑞拉和俄罗斯，俄罗斯的自由主义政党也是这样的，高呼自由主义口号，但是60%的俄罗斯大众拥护的是把石油主权收归国有、向大众增加福利的普京。
　　普京和查韦斯还是用美元结算的，还不是美国最彻底的敌人；最彻底的敌人是曾经的萨达姆.侯赛因和金正恩。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拒绝用美元做出口结算。
　　欧元发行后萨达姆一看欧元的币值比美元高，就不用美元用欧元来结算石油出口，于是美国人出兵打伊拉克。朝鲜为什么没被打呢？因为朝鲜当时对外贸易总量才30多亿美元，很小，这伊拉克可是个石油输出大国，它一年的贸易量是300多亿。
　　世界资本市场上有谁敢抛200亿美元立马就会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你抛了，我就担心了，你一抛200亿美元，我就觉得美元可能会掉一两个点，我赶快抛，我不抛就亏了，因为大家手里都有过剩美元。
　　所以如果当时伊拉克真实现300多亿的外汇用欧元结算，不用美元了，就意味着抛了300多亿美元，那这个世界资本市场上会出现什么现象呢？美元就会如多米诺骨牌一样应声倒塌，我们有的人当时说是石油战争，石油战争其实还是低层次的，其实打的是保美元的战争。
　　这次还是美元的胜利，你看当时的报道，美军坦克开到伊拉克大街上的时候没有遇到抵抗，美国用特有的方式，把伊拉克最高级别的指挥官用3800万美元买下来了，所以军队指挥官命令军队不抵抗，美军就进去了，而边边缘缘没有接到指挥官命令的军队还打一打，接到命令的首都军队主力就彻底靠边了。
　　其实很简单，只是告诉你，你在瑞士的银行里有3800万美元，你可以永远避免受到任何起诉，你的家人全部都可以平安，都上美国吧，便宜不便宜啊？便宜，就给你一个数，现在都叫电子货币嘛，都不用印出来，不用装成箱子提着一箱子钱，那是演电影，真正买你不用演电影，就告诉你在瑞士银行里有一数就够了，你听话这数就是你的，你不听话这数就没了，所以不就是这样嘛。
　　若从这个角度看，利比亚的卡扎菲更过分，连欧元都不用了，要用黄金，于是欧洲人出兵把他端掉了。你连对冲货币增发都拒绝，就意味着当我作为欧元区国家增发欧元支撑欧洲共同基金来解救我的财政困难时，你连我的这个能力都要毁掉，你卡扎菲一定是恶魔，于是就只能死。欧洲人出兵，美国人乐得说这是你们欧洲人的事，我就不出兵，所以干掉卡扎菲的是欧洲人。
　　国内媒体很少介绍的是，卡扎菲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强力把利比亚的石油资源都收归国有，用石油收益来支付社会开支，因此国民高福利，全利比亚没有一个街头流浪汉，教育、医疗、养老全部免费，福利程度比欧洲各国还要高。
　　如果拿社会发展指数来衡量，它有全世界最高的社会发展指数。干掉卡扎菲有其他借口，但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只要石油收归国有，你就有对冲能力了，国家不再是个想象，因为经济主权中的石油主权在你这儿。
　　伊朗也是其中之一，因为宗教革命使伊朗的世俗政权把石油收归国有。
　　干掉伊拉克萨达姆的是美国军队，它的石油主权被美国人占有，干掉卡扎菲的是欧洲军队，先开始动手的是法国，所以法国占有利比亚34%的石油主权，剩下的2/3归了其他的战胜国。
　　这就是再殖民化，根本不意味着什么正义，只是重新控制别国的石油资源。所以西方人高呼着，这根本就是石油战争，而不是什么人道主义。我不会去争辩，只是提供一点信息有助于丰富你的理解，我并不坚持，因为这些信息在媒体上根本看不到。不会有人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发生的经济关系是这种对冲关系。
　　欧美虽然有时候出于共同的利益联手打压一些国家，但是欧美之间也会因为币权战略而相互斗争，别的不说，1999年出了一大麻烦――欧元问世。
　　欧洲人聪明啊，因为美国人就是欧洲人生出来的。眼看着美国人靠印出点绿纸就能过好日子，欧洲人觉得甭儿子这么干，我早就会啊，大家都知道玩金融玩得最早的就是16世纪的荷兰，接着是17世纪的英国，连苏格兰，过去比较穷都会玩金融，苏格兰至今还是以金融为主，所以要说玩金融，欧洲人早就会，怎么办呢？
　　这时候“欧元之父”蒙代尔就出了一个主意，你们可以建一欧盟，发行欧元，所以当时借着美国搞垮苏联的大好形势，欧盟那些主要国家的货币像德国马克，意大利里拉，法国法郎等等纷纷涌入东欧，去把它的经济和资源都货币化了，就赚了一大笔，赚完了以后，大家说我们富了，于是就发行欧元，发行了以后由于欧洲的区内贸易大于区外贸易。
　　欧元是健康货币，其币值刚开始比美元高百分之十几，这就打击了美元，欧洲又派代表团到处游说其他国家调整币种，你们的外汇储备不能光是美元啊，你们得有欧元啊，你看我的欧元多强劲啊，所以大家就开始调整了。
　　买进欧元意味着什么呢？抛出美元啊，你一抛美元，币值就会掉下来，美国人还能维持这种经济奇迹吗？不能，所以怎么着呢，发生了1999年的巴尔干战争。一打就把欧元打下去了，你们以为打的是巴尔干吗？其实打的是欧元。
　　现在中国成为美国敌人的条件上升了，因为中国开始越来越多的与周边国家签订双边协定，咱们不用美元了，我进口你的，你用我的货币。这个变化很大，也是在美国虚涨的庞大泡沫上捅了一下。
　　今天大家为什么知道美元明明是币值高估，甚至有人说高估了70%还愿意储存美元呢？原因就在这里，这才是美国经济奇迹的真谛。
　　至于是不是他说的民主等等那一套，大家愿意信就信，反正那是你的事，我并不想干预，很多年轻朋友跟我辩论，我说咱不辩论，你一夜美国人都没当过，夜夜做美国梦，连白天都梦，你说跟我辩论啥啊？我不辩论。你先去那些国家多跑几趟，跑够了咱再坐下来聊。
　　4、来自20世纪90年代的经验与教训
　　这个格局能改变吗？目前来说还不能。
　　中国现在怎么做呢？
　　先别着急听别人来忽悠你，别盲信这个理论，那个理论。
　　其实，如今中国已经有了条件作壁上观，中国人完全没必要自我矮化，先别着急把本币开放、银行开放、资本市场开放。中国人现在的实质性资产，高达百万亿规模，我们如果保持现在的状态，可以用本国政治体制维持的货币信用体系来不断的增发货币，我们叫Continue -monetization,继续我们自己的货币化。我刚才其实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了，你们知道，货币是什么？货币早就不是一般商品等价物了，靠交换来决定价值，早就不是了。
　　所以应该怎么做？
　　中国人的社会责任就是不要做“鸦噪状”，别瞎吵吵，中国人应该做出的选择是用自己的政权体系支撑着自己的货币信用来货币化自己的资产和资源。这样，我们很快会经济总量迅速扩张。
　　现在如果计算实质性资产，中国已经不是世界第四了（注：2005年数据），第几我不好说，说早了没意思，你如果计算金融资产把泡沫那一块加进来，中国第四，如果不加这一块，就是开印刷机印纸啊，或者电脑里存一个数这一块，只计算发展中国家的实质经济，中国第几？所以别说，去做，干你的活。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要着急开放我上面说的那一块，这一开，人家那个过剩的货币就进来了，过剩的货币你又相信不会垮，所以就会用他的，用他的你自己的就完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给你举一个例子，亲身经历的。
　　1991年苏东解体，我当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我讲课的时候人家就挑战，说我们已经把“铁幕”搞垮了，剩下的就是你们中国，因为你们中国不过是个“竹幕”，意思是竹竿编的篱笆，我能把“铁幕”搞垮，搞垮你们还不容易吗？下一个就是你们中国，“Next must be China!”。
　　我非常愤怒，怎么回答呢，北京话叫“没门”，翻译成英文叫“No way!”,但是没有用啊，我没弄明白，得去弄明白，于是就一个人去了欧洲，去了苏东国家，一个人背着一个包走了7个苏东国家，做了40天的苏东考察，回来还挨了一处分。
　　我们党组书记说，谁允许你擅自改变出国地点？那时候出国挺严的，需要审查什么的，我到期没回来，机关炸了锅了，说这小子叛逃了，结果过了40天回来了，我当时写了一篇像模像样的考察报告交给党组，这个文章叫《苏东7国私有化的观察与思考》，党组开会说，看来真的考察去了，就逃过了处分。
　　当时去苏东的一个重要感觉就是，觉得你自己是百万富翁，拿着一百美元换来一堆票子，那票子上面很多“0”都数不过来，我们中国那时候票子还是1毛钱、5毛钱等等，那时候有10块钱就觉得挺踏实，上街没问题，所以当时在苏东都不认识票子上面的一大堆零，坐汽车、住旅馆都会拿出来问人家，你看收几张。
　　其实深入了解就会明白，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信用源于什么？源于政权的权威性。苏东国家纷纷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上了美国人的当，先是政权解体，随后货币体系应声倒塌，今天宣布易帜解体，明天货币一钱不值。
　　最后去俄罗斯，去的时候换的钱，回的时候换不回来，没人跟你换，换成卢布还想换回美元？苏联没解体之前，1个卢布换2.38个美元，解体后1个美元换4800个卢布，老百姓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以为快要退休了可以安安稳稳生活，没想到一夜之间还剩4、5个美元了。
　　好在后来俄罗斯全部国有化了以后，每个职工只要你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满5年以上可以得到国家无偿给你提供的半公顷的园地，在城市郊区，孬好我还有块地，那一家人能够活得下来啊，再加上它后来的改革是把所有国有资产都折成了券分给老百姓，实在不行，老百姓卖一点国有资产券也能生活下来啊。
　　所以苏东解体的时候我为什么感觉很强烈，就是货币并不是什么真实财富，它是一个虚拟的东西，从哪来的货币的价值呢？从政府的权力来的，政府倒台，你的银行体系就应声倒台，谁是硬通货，谁就大占便宜。
　　为啥苏联老百姓后来那么恨那个政府，一定要改朝换代，就是因为他们输得太惨。整个国家的资源经济、产业经济、实体性财富被国外货币的涌入所“货币化”，外国金融资本占有了大量的托宾税，就是被货币化的收益，这个巨大的制度收益被国外金融资本占有，本国在经济上缺输的一塌糊涂。
　　所以提醒一些激进的朋友，这事干得干不得，前车之鉴啊，包括我跟一些同龄的比较激进的朋友聊起来的时候，他们会说，既然转轨有成本，那晚点来不如早点来，我说，转轨成本不用你承担，你一拍屁股走人了，承担代价的可是老百姓。
　　至少前苏联整个经济不进入货币化阶段的历史教训，我们算是避免了。尽管苏东国家的实体经济产生的制造业产量是全世界第一，按工农业总产值来计算它肯定是第一的，但是对不起，如果按货币量计算交易过程的增加值，就是按GDP法计算，当然就不如西方。于是西方舆论这个软实力就说苏东的体制不行，但其实质性的问题只是没有进入货币化。
　　中国恰恰是从1992年进入到了高速度货币化，GDP陡然大幅度增长，西方舆论也突然就从中国崩溃论变成中国威胁论了。
　　我们得益于什么？恰恰得益于无形之中推进的是货币化加快，恰恰又配合了市场经济改革。如果中国没有规模化的货币投资这个所谓的龙头要素来撬动其他要素进入所谓的市场经济，光靠放开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很难发挥作用。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最重要教训是，自主的货币化创造了高增长。
　　因为货币化如此短期加快，中国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利益结构改变，崛起了与中央政府利益相关的金融资本集团。今天很多人批判国有经济，反垄断，包括批评国有银行，其实无外乎是批评金融垄断资本。
　　中国跟其他世界上的大国一样，因为人口众多，国家经济总量大，对货币的需求也大，于是产生了几大国有银行占绝对比重的金融资本系统。这个大银行系统占有了全国资金总量或信贷总量的70%，于是它变成了一个在中国乃至于在全世界都排在前列的大企业。这是客观上造成的结果，不是主观的，是客观上中国进入了一个高速货币化进程而由原来的国有金融部门来运作大规模增发的货币。
　　当然，这个运作的过程，开始因为政府短期内就把全国各种各样的资源性的要素和资产性的要素大都货币化了，这些资源和资产在哪儿呢？大多在地方。所以，早期的中国货币化是地方政府主导的。如果看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地方政府，那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每个地方政府都拼命地加快本地GDP的增长。
　　那个年代，我们叫做“中央承担全部金融风险条件下的地方政府公司化竞争”。这个竞争过程中就有一批沿海的先富起来的地区，在此之前并不特别突出，但是在货币化的过程中，沿海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因为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整个国家的工业布局大部分在沿海，就是实质性资产的主要聚集地。
　　当沿海地方政府把国家工业化形成的这部分实质资产货币化的时候，资本增量显然比内地大得多。于是沿海按GDP统计就发展起来了，内地就跌下去了，出现了非常大的区域差别，同期，农民收入的低下尤为凸显出来，因为农业属于自然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农民货币化低的时候，城乡差别也就拉大了。
　　那好了，中国正好20世纪90年代初期进入到了高速度货币化，尽管后来我们遭遇到了更为严重的债务危机，为什么过得去？就是因为在高速度货币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巨量的所谓货币化制度收益。这个制度收益又因为我们的货币市场不开放，使得中国几乎全额占有了自主货币化的制度收益，这就是人民币在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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