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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越关系简史& & & 作者:戴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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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越南是中国的南邻,古为交趾之地,国名几经嬗变。公元679年(唐调露元年),唐朝曾于其地设安南都护府,治所在交州,故又称安南。越南自主封建王朝建立后,又有大瞿越、大越、大虞等国号。迟至1802年其最后一个王朝——阮朝的开国之君阮福映按惯例向清廷遣使请封,“且请改国号为南越”,廷议不允,于次年才册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越南之名始此。这个国名一直沿用至今。在阮朝明命帝时,从1838年开始,曾一度称大南。
一、& & 传疑时代
&&越南人起源于广布华南的百越中的一支——雒越。他们分布在红河的中下游,濒江海而居,过着原始社会的生活。到了金属时代,原始社会逐渐解体,开始向阶级社会过渡。
根据传说,越南最早出现的国家有文郎国和瓯骆国,多不足凭信。早在传说时代,中越之间就已发生了交往。中国古籍中留下了相关的记载。《尚书•尧典》:“申命羲叔宅南交”;《淮南子•主术训》曰:“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其地南至交趾,北至于幽都,东至旸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史记》卷一《五帝本纪》曰:“帝颛顼高阳者,……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日月所照,莫不砥属”。《墨子•节用》曰:“古者尧治天下,南抚交趾,北降幽都,东西之日所出入,莫不宾服。”《五帝本纪》又云:“南抚交趾……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传说自不能当信史,但反映在中国的周边国家中,越南与中国的接触最早。
二、& & 中国的郡县统治
越南的信史不能早于秦代。在此以前,越南的历史属于传疑时代。比较可靠的关于越南社会的记载是公元四世纪的《交州外域记》中所说:“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仰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雒”即古越语中的nac,现代越语中的nuuc,意为水,或Lo或 Lua,意为稻米。“其田仰潮水上下”,就是随潮水上下来灌溉田地。这种耕作方式,即“刀耕水耨”或“火耕水耨”。至于当时的社会组织,中越史文都没有明确记载。但是,根据越南农村公社长期存在和语言学、民族学中遗留下来的一些痕迹,可以合理推断越南早期的社会结构是农村公社。那时,私有土地尚未出现,全部耕地、山林、河川、塘池都属于农村公社所有。在农村公社基础上的雒王、雒侯、雒将,只能是农村公社或其联合体的首领,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没有文字,处于“文明的门槛上”。
中国封建王朝的入侵,打破了越南历史发展的自然进程。公元前214年,秦平南越,深入岭南,略取陆梁地,设桂林、南海、象郡。一般认为,象郡在今越南北、中部和广西西南部。秦设象郡为中国在越南推行郡县统治之始。与此同时,秦王朝大批移民,“与越杂处”,促进了其地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和社会进步。秦末,中原大乱,龙川令赵佗(真定人,后接替任嚣为南海尉)乘机于公元前207年“击并桂林、象郡”,建立以广州为中心的地方割据政权——南越国,于其地设交趾、九真二郡。越南古史把南越国列入王统,称赵佗为赵武王,推尊为开国之君。赵佗对交趾、九真二郡的统治,是“从其俗而治”,仅派“二使者”典主。
公元前111年, 汉武帝灭南越国,设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其中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在今越南北、中部,从此属中央王朝直接管辖。交趾郡辖羸楼、安定、麋泠等十县,治龙编(今河内东北);九真辖胥浦、居风等七县,治胥浦(今清化西北);日南辖朱吾、象林等五县,治西卷(今广治附近)。九郡之上设交趾郡,委派刺史统管。这种行政机构的设置较前更加严密,也为以后诸王朝和越南自主封建王朝建立后的行政区划奠定了基础。
西汉在越南虽有三郡之设,但被列为“初郡”,“以其故俗治”,雒侯、雒将“主民如故”,且无赋税,统治比较宽松,也无经济上的沉重剥削。这种政象是与交州社会、经济落后相适应的。当时“凡交趾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姓,夫妇之道。”这种落后状态,随着中原移民的流入,而逐渐发生变化。中原移民“杂居其间,乃稍知语言,渐见礼化。”特别是两汉之交,中央王朝派驻的“循吏”所采取的措施,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九真太守任延推广中原先进的牛耕,下令铸造铁质农具,扩大耕地面积,改变了原来“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连年获得丰收,使“百姓充给”。与此同时,任延和任交趾太守的锡光在他们的辖区内,“建立学校,导之礼义”,并推行一夫一妻制婚姻制度,涤荡原始社会的群婚残余,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西汉末东汉之初,由于交趾等三郡久列郡县,不复为“初郡”,地方官开始直接统治当地的人民,并开始征收“调赋”。这种统治政策的变化,使固有的氏族部落制度面临崩溃的危机,雒侯、雒将行将丧失他们原有的地位,引发他们与中央王朝的矛盾。同时,地方官中的残暴贪墨之徒更激化了封建统治与部落首领和人民的矛盾,终于在公元40年爆发 了“二征起义”。公元42年,东汉派伏波将军马援率军征讨,于次年镇压了这次起义。马援在镇压起义地过程中,“所过辄为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条秦越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援将军故事。”二征起义后,雒侯、雒将退出了历史舞台,东汉王朝加强了其在当地的封建统治。所以,中越学者大都认为:自二征起义后,越南步入了封建社会。上述史实说明,正是中国封建王朝对越南的统治,使它迈过“文明的门槛”而直接进入封建社会,越过了人类历史上惨绝人寰的奴隶社会。然而,正因为它是在中国的带动下进入封建社会的,其内部变革不够彻底,因而残存许多前封建的残余,主要表现为农村公社长期存在和奴隶制的残余相当严重。这是越南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
东汉强化对越南的封建统治,不断引起人民的反抗,尤以边远的日南郡为烈。公元192年,象林摆脱中国的统治,建立了林邑国。林邑又称环王、占城,人民为占婆人,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地当广平、广治至南越的中部地区。立国后对中国叛服无常,及至越南自主封建王朝建立以来,对其蚕食鲸吞,时常发生战争,使一部越南史成为“越占交争史”。
东汉末年,中原动乱,继而三国鼎立,战争频仍,幸赖苍梧人士燮守交趾垂40年(187—226年),使其地“疆场无事,民不失业”,偏安一隅。士燮“谦虚下士”,延揽鸿儒硕彦南下归依,又“初开学,教取中夏经传,翻译音义,教本国人,始知习学之业,”使交趾的文化教育有很大提高和发展。士燮的政绩,历来受到越南史学家的赞扬,被尊为“士王”、誉为“南交学祖。”
三国以降直至隋唐,中国封建王朝都对越南实行着有效的统治。公元226年士燮卒,吴主孙权“以交趾悬远,乃分合浦以北为广州……交趾以南为交州”。后又一度合并。至此264年,东吴再分广州和交州,广州治番禺,交州治龙编。自此交广分治始定。吴曾分交趾之地增置武平、新昌两郡,又分九真郡地置九德。至吴末,交州辖交趾、新昌、武平、九真、九德、日南六郡。两晋因之。这时交州所辖郡县为日后越南自主封建王朝领土,但不再包括广西地区。且林邑自东汉时立国,至晋永和时,已占领日南旧地,扩展到横山。这样,晋代交州相当于今越南的北部和中部北区(清化、义安地区)。
南北朝时,南朝的刘宋在交州设置交趾、武平、九真、九德、日南、义昌、宋平七郡,仍属交州管辖。南齐改义昌为新昌。梁、陈除交州之外,增置兴州、爱州、德州、利州、明州。
隋、唐时期,仍长期在越南设置军政机构。唐朝的建置多有变动: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设交州总管府,不久改为交州都督府。武德五年(622)分全国为十道,交州隶岭南道;调露元年(679)改交州都督府为安南都护府。安南都护府所辖比三国和南北朝时交州的地域更为广阔。但除去设于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的覊縻州以及广西的汤、芝、武峨、武安州和横山以南的林州、景州形同虚设外,安南都护府直辖的交、陆、峰、长、爱、演、驩和福禄八州位于旧交州的地域之上。这便是越南早期丁、黎、李诸朝的地域。安史之乱后,唐朝于至德二年(757)将安南都护府改为镇南都护府,大历元年(766)再改为安南都护府。天宝十年(751),置安南管内经略使,由安南都护兼任。乾元元年(758)升为节度使,不久又改为经略使。唐末,咸通七年(866)再升为静海军节度使。
唐朝通过上述军政机构和中央委派的官员,对安南实行直接和有效的统治。在经济上,也一改三国以至南北朝对交州的征课以珍奇异物等土特产为主的状况,而实行全国统一的租庸调法和两税法。这说明安南在政治和经济上已形同内郡。唐末,云南少数民族政权南诏,侵扰安南,两次攻陷交州,尽管唐朝已是强弩之末,仍派骁将高骈率军驱赶南诏,维护其对安南的统治和国家的统一。高骈在安南设立屯隘巩固边防;造赋税册簿,征收赋税;又在苏沥江畔重建了大罗城,并疏浚各河流中的潜石,以利舟楫航行。他在安南治理有方,被越南人称为“高王”。唐朝对安南的统治一直维持至其灭亡。
由上我们看到,中国对越南的郡县统治,其地域主要是在今越南的北部和中部地区。中部的林邑早在东汉就摆脱中国的统治,成为一个印度化的文明古国。南部是扶南和后来真腊的领土,晚至18世纪才为越南所吞并。因此,中、南部没有经历过“郡县时代”或“北属时期”。
在长达千余年的郡县时代,越南同中国各方面的交往都十分密切。这首先表现为中原士民的南迁和部分交州人的北上,促进了彼此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的通婚融合。中原向越南的移民既有封建王朝强制性的,也有为了谋生和躲避中原战乱的自发性移民。这些移民中以劳动人民为主。他们的移入,使当地人口增加,并带去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体现了两国人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是中越关系的主流。如前所述,九真太守任延教越人牛耕、制作铁质农具,马援在越南“穿渠灌溉,以利其民”,但这些封建统治者仅有提倡之功,真正传授牛耕、铸造农具和兴修水利技术的,必然是中原移民中的农民和工匠。自任延开始“知牛耕以来,六百余年,火耨耕艺,法与华同。名曰白田,种白谷,七月火作,十月登熟;名亦赤田,种赤谷,十二月作,四月登熟,所谓两熟之稻也”(《水经注》,卷三十六),说明在中国的影响下,越南以水稻栽种为主的农耕技术,已臻成熟。安南人“不解种麦”,唐朝都护赵昌“尝教种之”。与此同时,安南的香蕉、椰子、龙眼、荔枝等热带水果也陆续传入中原,丰富了人民的生活。
在农耕技术传入的同时,中原先进的工艺技术也南被交州。在越南北部的考古遗址发掘的汉墓中出土了许多陶器、玉器、青铜器、铁器、漆器以及五铢钱和装饰品,表明这些器物在那时已经传入,而且日后在当地有所发展。东汉时中国已发明了造纸术,南传后交州人也有新的创造。3世纪时,交趾人用其地盛产的密香树皮造纸,称密香纸,微带褐色,纹如鱼子,香而坚韧,“水浸不烂”。中国是蚕丝的发源地,南传之后也大放异彩。唐朝时,安南的丝已成为对其重要税收之一。九真织工还用细嫩的簟竹织成竹疏布;交趾织工用芭蕉系织成葛,称交趾葛或蕉葛,都名躁一时。
交州地滨南海,是海外交通和贸易的要冲。“自汉武以来,朝贡皆必由交趾之道”(《旧唐书•地理志》)。三国以后,交州在海外交通上的地位更形重要,远方商贾来贸易者甚多。“商货所资,或出交部,汛海陵波,因风远至”(《宋书•蛮夷传》)。“南海、交趾各一都会也。并所处近海,多犀、象、瑇瑁、珠玑奇异珍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隋书•地理志下》)。到8世纪,交州在海外交通和贸易上的地位,始为广州所夺,但仍是交广并称。
在郡县时代,随着中国先进农业和手工业技术的传入,促进越南的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使交州的富庶堪与广州媲美,“交广富实,牣积王府”(《南齐书》,卷五十八)。
在漫长的郡县时期,居于统治地位的中国封建王朝和官吏大力灌输中国文化,促进了越南的文化进步,并使它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都受到汉文化广泛而深入的影响,成为濡染汉文化最深的周边国家。“昔之四裔漫染中国文化之最深者莫逾越南”(冯承钧语)。
中国在越南设置郡县以前,越南尚没有文字,随着中国官吏和移民的纷至沓来,使当地人“稍知言语,渐见开化”。越南人接受了汉字,并长期使用;越语中的汉语借词颇多,称为“汉越语”,在现代越语中约占60%左右。汉字的广泛应用,为汉文化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越南传播汉文化有功的官吏和士人,代有其人,不绝于书。如前已述,任延、锡光“教民礼义”,“越南华风,始于二守焉。”士燮大力传播汉文化,《大越史记全书》称:“我国通诗书、习礼乐为文献之邦,自士王始。其功德岂特施于当时,而有以远及于后代,岂不盛矣哉!”他统治时,“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中原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其中有名医董奉将中医药传入越南。又有牟子(博)奉母流寓交趾,是最早在越南弘扬佛教的代表人物。当时儒道释并传,十分兴盛。教育家刘熙也曾“避地交州”,“授生徒数百人”,培养了薛综、程秉、许慈等杰出人物,对交州文教事业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
三国以降魏南北朝,中国文化对越南持续发生影响,特别是到了唐朝,由于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化繁荣的朝代,对其影响尤大。唐朝派往安南的官吏,有的本身文化素养就很高,又热心提倡文教,如都护高骈,好为文,《全唐诗》(卷598)收有其《赴安南却寄台司》等诗篇;另一都护马縂“用儒术教其俗,政事嘉美”,“可谓文学政事,兼而有之矣”!“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其父王福畤曾任交趾令。王福畤原是经学词章名家,在任内“大开文教,士民德之”。与官吏提倡文教的同时,唐朝的文人墨客作客安南,对当地文教振兴也大有贡献。王勃曾赴交趾省亲,途中写下了传诵古今的《滕王阁序》,其中有关交趾的文句不少。又如著名诗人杜审言、沈佺期、刘禹锡、韩偓等曾流寓安南,留下了吟咏安南的诗篇。当时安南文人高僧北上者亦不在少数,彼此之间进行着频繁的文化交流。《全唐诗》中收录有中越文士互相酬唱的诗篇。如张籍的《山中赠日南僧》、贾岛的《送黄知新归安南诗》等。唐诗对后世越南诗歌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直到近现代很多越南人仍喜爱汉文诗并能作汉文诗。
郡县时代,中央王朝在越南推行与内地相同的文教制度和选拔人才政策。早在东汉已有越南人士李进、李琴、张重等人仕中原,受到重用。最突出的是唐朝时的爱州军宁县(今清化省安定县)人姜公辅,登进士第,德宗又擢为宰相,贵极人臣。他考中进士比福建省的第一个进士欧阳詹还要早,且詹止官四门助教,不堪与公辅相匹敌。凡此等等说明越南人受汉文化熏陶之深和水平之高。
上述经济文化的进步,为后来越南的独立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在郡县时代,中国封建王朝作为外族统治,对越南人民进行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必然引起人民的不断反抗。曾先后爆发过“二征起义”、赵妪及其兄赵国达的起义(248年)、李贲起义(541年)并一度建立了“万春国”,以及冯兴父子的起义(791年)。除上述反抗斗争外,还有交州军政官员反叛中央王朝的事件不断发生。上述起义和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虽然遭到失败,但显示着越人和中原移民构成的越南地主阶级渐趋成熟,为摆脱中国的统治奠定了阶级基础,并开了独立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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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自主封建王朝时期的中越关系
唐朝灭亡后,中国进入了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907—960年)。越南封建主利用中原分裂动荡之机,纷起割据。在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先后有曲承裕、杨廷艺、矫公羡、吴权及丁部领五氏崛起,被称为“小五代”。曲、杨、矫三代皆自称节度使。至939年,吴权自立为王,但时仅六年。944年吴权死后,“管内一十二州大乱”,形成为时22年的“十二使君之乱”。直至968年,丁部领削平十二使君,建立了大瞿越国,975年被宋太祖封王,视为“列藩”。越南传统历史编篡学把曲、杨、矫、吴四氏列入“外记”或“五代守任”之中,视为“五代时潜窃”,而只把丁氏立为“丁世家”或“丁纪”,视为“本纪”之始。因此,越南自主封建王朝的建立,应从968年开始。自此之后,越南虽与中国封建王朝保持“宗藩”关系,而实际上已摆脱了中国的统治,开创了自主封建的新时期。
越南自主封建国家,在统治制度等各个方面完全仿效中国。丁朝(968—980)和取代它的前黎朝(980—1009)一开始便确立了君主集权制度。到了李朝(1010—1225年)和接替它的陈朝(1225—1440年),越南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得到巩固和发展。1174年,南宋改称交趾郡为安南国,封李英宗为安南国王,进一步承认了越南的独立地位。李朝仿照宋朝制度建立了中央和地方官制,并大力加强军事力量,还制定新的法律,建立文庙,开科取士。陈朝进一步完善了李朝的各种制度,国势蒸蒸日上。在文化方面,陈朝时出现了本民族的文字——字喃和字喃作品。1227年编成了越南最初的官修史书《大越史记》,当时越南已经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由于它内部存在奴隶制残余,贵族的田庄中使用奴隶劳动,使李、陈以来的封建统治者不断向邻国和少数民族民族地区扩张,掠夺奴隶,周围地区深受其害。
从14世纪中叶起,陈朝开始衰落,连绵不断的农民起义,给陈朝的覆灭以决定性的打击。1400年,陈朝外戚胡季犛,乘机篡权称帝,建立了胡朝(1400—1407年)。胡朝的政权极不稳固。1407年,中国的明朝以恢复陈朝为名,出师越南,推翻了胡朝。但不久明朝就在越南设立交趾布政使司,直接进行统治,出现了短暂的属明时期(1414—1427年)。
<font color="#28年,黎利驱逐明军,恢复独立,建立了黎朝(后黎,1428—1784年)。黎朝初年是越南封建制度高度发展的时期,尤其是黎圣宗在位期间(1460—1497)达于鼎盛。当时,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机器进一步强化。朝廷大力削减地方官的权力,设置监察御史监察地方政权。为了选拔官吏,规定三年举行一次考试,科举制度日趋严密。同时,实行募兵制,建立了庞大的常备军。洪德年间还颁布了《洪德律例》。黎朝初年,制定“均田法”,使土地关系得到某些调整,并在一定程度上关心民间疾苦、重视生产,设置劝农官和河堤使,兴修水利,奖励开荒。手工业和商业也较前有较大的发展,除首都之外,出现了宪甫(兴安)等商业市镇。文化方面,1479年编出了《大越史记全书》,成为越南历史的定本。此外,还出现了其他不少著作。
从16世纪开始,越南封建国家进入衰落阶段。官僚贵族“滥取过多,致使小民失土”,引发农民起义。1510至1517年的陈昺起义,一度攻占京师,并建号称帝。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权削弱,陷入长期分裂和内战。1527年,权臣莫登庸篡夺黎朝的帝位,建立莫朝。但是以阮淦为首的一批黎朝旧臣,在清化、义安地区拥立黎维宁为帝,与莫氏相抗衡。这样,从1527至1592年,就形成了黎、莫对峙的“南北朝”局面。在南朝,阮淦死后,大权旁落其婿郑检之手。郑检害死阮氏长子,幼子阮潢装疯幸免于难。1588年郑检派阮潢镇守顺化,日后阮潢形成割据势力。在南北朝的半个多世纪时间内,南北征战不已,至1592年郑检之子郑松收复升龙,击败莫朝(莫氏仍盘踞高平一隅),黎朝复辟。复辟后的黎朝皇帝仅是傀儡而已,实权完全操纵在郑氏手中。但从1627—1672年,郑氏又与在顺北割据的阮氏发生连年混战,当双方互不能战胜时,就形成了北郑、南阮的对峙局面,越南历史上称之为“南北纷争时期”。
<font color="#世纪越南封建社会的危机日益严重,阶级矛盾十分尖锐。1771年爆发了越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西山农民起义。起义军在阮岳、阮侣、阮惠三兄弟的领导下,转战二十年,先后击败了南方的阮氏,消灭了北方的郑氏,推翻了黎朝,为越南的统一奠定了基础。1788年阮惠称帝,号光中,建立西山王朝。但是起义胜利后其领袖蜕变为新的封建统治者,他们之间内讧、火拼,使西山王朝建立不久,便被阮氏余孽阮福映所推翻。1802年,阮福映称帝,建元嘉隆,奠都富春(顺化),创立了越南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王朝——阮朝。阮朝最终实现了南北的统一,确定了现今越南的版图。但是,阮朝是在封建制度的危机中建立的,在它统治时期危机不断加深,使西方殖民者的入侵有可乘之机。
自越南自主封建王朝建立以来,始终与中国封建王朝保持着宗藩关系,直到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才结束。“宗藩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是封建依附关系在国际关系中的反映。越南的封建王朝和周围其它弱小国家如占城、真腊、哀牢(老挝)等也如法炮制,同样把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加于它们的头上。但是,这种关系和近现代资本帝国主义与殖民地的关系,有着社会性质的不同,不容混淆。对于这一时期的中越关系,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考察:
<font color="#、朝贡
越南封建统治者要向中国封建王朝朝贡,“修藩臣礼”,表示臣服。越南从宋开宝元年(968)开始向中国朝贡,除两国关系交恶或发生战争外,整个自主封建时期,大都没有间断。以宋朝为例。宋人李攸的《宋朝事实》,曾把北宋开宝至元丰年间(968—1073),越南对宋朝的朝贡,综述如下:“交趾:开宝元年八月来贡方物。太平兴国二年、五年、七年、八年来贡方物。雍熙二年贡方物。三年,贡金器、牙犀。端拱元年贡方物。淳化元年,贡龙凤椅子、伞握子。五年贡方物。至道三年,贡七宝交椅、方物。咸平元年献驯象。四年,贡驯犀、象。景德元年,遣其子明提来贡。四年,遣其弟明昶来贡,乞赐九经、佛经。大中祥符二年,贡驯犀。三年、五年、七年贡方物。天禧三年,遣弟鹤来贡方物。熙宁二年、六年贡方物。元丰年,贡方物。”这个统计很不完备,但也可从中看出北宋一个时期内,越南朝贡的概貌。宋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记述南宋时越南朝贡的情况说:“建炎南渡,李天祚乞入贡,朝廷嘉其诚,优诏答之。绍兴二十六年(1156),乞入贡,许之。乃遣使由钦入。正使安南古武大夫李义嗣、安南武翼郎郭应,以五象充常纲外,更进升平纲。以安南太平州刺史李国为使,所献方物甚盛。表章皆金字,贡金器凡一千二百余两,以珠宝饰之者居半。贡珍珠,大者三颗如茄子,次六颗如波罗密核,次二十四颗如核桃,次十七颗如李核,次五十颗如枣核,凡一百颗,以金瓶盛之。贡沈香一千斤,翠羽五十只,深黄盘龙段子八百五十匹,御马六匹,鞍辔付之。常进马八匹、驯象五头,二纲衙官五十人……。乾道九年(1173),……以五象进奉大礼,正使安南承议郎李邦正、副使安南忠翊郎阮文献,又以十象贺登宝位,安南中卫大夫尹子思为使,自邕州右江永平寨入……。是役也,贡象之外,附贡金银洗盘犀角象齿沉笺之属,计所值不满二、三万缗,似非绍兴入贡之盛,而其国扫府库仅能集事……。”绍兴二十六年的朝贡,可以说是贡品最为丰盛的一次,除贡“常纲”之外,又贡“升平纲”。乾道九年的朝贡,虽不如“绍兴入贡之盛”,然而也是“扫府库”而来。这是否会给越南造成极为沉重的负担呢?周去非在同一记载中就曾指出,越南在政治上“得赐国之宠”,在经济上“朝廷赐予优厚,复叨异恩”,所以,“使者满意而归。”
越南平时所贡,皆“犀象无用之物”,而中国朝廷所赐,都是“生生之具”的日用必需品。且计值回赐,越方每有盈利。宋仁宗乾兴元年(1022)七月,“三司言:交州进奉使李宽泰等各进方物白腊、紫矿、玳瑁、瓶香等,贾人计价钱千六百八十二贯,诏回赐二千贯,以优其值,示怀远也。”天圣六年(1023)三月:“三司言:作坊物料库估交州进奉人使纳卖香药价钱三千六十贯,诏回赐钱四千贯”(《宋会要辑稿&#8226;藩夷四》)。
宋朝和中国其它封建王朝对包括越南在内的“列藩”朝贡,一贯采取“厚往薄来”的政策,惟“嘉其诚”,不图利,甚至感到是一种负担。尤其越南所贡之象,“州县颇有宴犒夫脚象屋之费”,加之贡使沿途敲诈勒索,连宋朝皇帝也说:“象乃无用之物,经由道路重扰吾民,却不受”。所以宋朝对越南的朝贡并不积极,反而不止一次地“却贡”,提出“免(安南)使人诣阙,所进方物除华靡不受,余就界所交。从本路提举司依例计价回赐”(《文献通考》卷330)。后经越南再三请求,才复准其“诣阙”。
越南封建统治者之所以屡屡“乞贡”,如此主动,是因为朝贡对他们有利可图。他们可以把对其本国人民的残酷剥削,借朝贡和使臣往还之名,转嫁到中国的头上,从而坐收渔人之利。早在越南建国后不久,国王黎“桓即以供奉为辞,因缘赋敛”,而售其奸。更重要的是朝贡是一条重要的国际贸易渠道,“朝贡,不过利于互市赐予”(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31),给越南统治者带来很大利益。周去非写当时越南朝贡的队伍说:“交使衙官百人,擎负贡物者固无几人,而皆为使者负贩至都”,即与其说是一外交使团,不如说是一支国际贸易商队。所以,朝贡又称之为“朝贡贸易”。
宋朝时越南对中国的朝贡已如上述,元、明、清的朝贡大抵也是如此,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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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2、& & 册封
越南封建统治者以臣服朝贡从中国皇帝那里领受封号,在政治上找到了有力的靠山,是巩固其国内统治的一种手段。而中国皇帝也因此从名义上保住了“天朝大国”的宗主地位。所以,两国间的朝贡请封、册封、吊祭、贺寿、贺太子立、奏事、求冠服、谢赐冠服等等名目繁多的使臣,络驿不绝,成为整个自主封建时期两国外交往还的主要内容。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初封丁部领为交趾郡王,以后逐渐形成了“其王初立,即封交趾郡王,久之,进南平王。死者,赠侍中南越王”的制度。那么,“即乐国以肇封,既从世袭,极真王而锡命,何待次升?”这种王号的升迁,原是为了“示殊礼也”,“盖异礼也”。表明宋朝对越南采取的是一种怀柔和优宠的政策。但是,这时越南的“奏章文移,止称安南道”,“未显然为一国也”。直到南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才赐安南国名,进封李英宗李天祚为安南国王。二年(1175),赐安南国印。三年(1176)赐历日。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朝廷才正式承认了安南王国。自此以后,“遂以国称,而天下以高丽、真腊视之,不复知其为中国郡县矣!”(明&#8226;张镜心:《驭交记》卷二)
此后,南宋理宗景定三年(1262),诏封陈日煚为检校太师安南太王、陈太宗(光昺)为检校太尉安南国王。
明仁宗宣德六年(1431),命黎利(后黎太祖)权署安南国事。
明嘉靖十九年(1540),诏改安南国王都统使司,以莫登庸为都统使。
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封阮惠为安南国王。
清仁宗嘉庆八年(1803),封越南最后一个王朝的开国之君阮福映为越南国王。
从越南立国以来,其君主代代都受中国皇帝的册封。
<font color="#、& & 战争
越南自立国以来,绝大多数的时间,通过朝贡和册封,与中国诸王朝保持着和平相处的官方关系;与此同时,两国人民之间,进行着持续不断的友好往来和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这构成了两国关系的主流。但两国之间,也曾发生过若干次战争。它在中越关系史的长河中,只是支流和短暂的一瞬。
中越之间发生过的战争,并非全是中国侵略越南,其中也有越南侵略中国者。我们是马列主义者,不应为封建统治者迴护。如前所述,越南社会中长期存在农村公社,土地占有形态比较分散,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不多,仅有西山起义推翻了旧王朝建立了新的王朝,而大多数王朝更替,都是通过统治阶级内部调整——宫廷政变来实现。这就为作为宗主国的中国封建王朝发动对越战争提供了口实。这类战争,大都以维护宗主权、讨伐叛逆、兴灭继绝为理由。太平兴国五年(980)宋太宗对越南的用兵,是因黎桓篡丁氏之位而起。宋太宗说,这次用兵,是“兴师伐叛,皆有理而为之,且非无名之举也。顷以一境,篡夺相继,广西转运使有壮奏言,丁璿之家被贼陷害,乱非有定,民将畴依。况累朝以来,修贡不绝,为人主者忍不救之?”(《安南志略》,卷五)以封建社会的观点来看,可谓出师有名,伸张了封建“大义”,但以现在国际法的准则来看,则构成了对越南内政的干涉和侵略。其后,明朝以恢复陈朝为名,对越南的用兵(1407年);清乾隆年间(1789年),因阮惠逐走后黎皇帝黎维祁,而用兵越南,都属于这类性质的战争。但元朝对越南的三次战争,则具有较为明显的侵略性。
越南强盛的封建王朝李朝,对积弱的宋朝,不断寇边,蚕食我国的领土,掠夺我边境地区的居民为奴隶。李朝统治者“有以量宋”,“入寇请地数数见”,终于发动了1075年底至1076年初对我国的大举入侵。李朝派辅国太尉李常杰等领兵十万,分水陆两路,入侵我两广一带边疆,攻陷钦、廉和邕州等地。侵略军屠杀中国居民几十万人,并掳掠三州大批百姓回国。因此,宋朝被迫派郭逵等自卫还击,收复两广失地,并推进到富良江(今红河),距其国都三十里,越军不敌,被迫议和,宋军撤出越南。这次战争,中国完全是正义的。
战争给两国人民带来的损失,自不待言。但战争一结束,越方往往遣使谢罪,吁恳请封,两国关系旋即恢复正常。
四、& & 近现代两国关系述略
<font color="#世纪后期,西方殖民主义者相继入侵越南。18世纪末,法国的百多禄主教曾扶植阮福映复国,对越南抱有十分露骨的侵略野心。1858年,法国伙同西班牙组成联合舰队,发动了对越南的殖民侵略战争。从此,越南历史进入了八十年抗法斗争时期。
中越两国人民同遭殖民主义的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剥削,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在反抗帝国主义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早在1873年法国殖民者入侵北圻的时候,中国流寓越南的刘永福黑旗军就和越南军民一起联合抗击入侵者。黑旗军在河内近郊纸桥击毙法军头目安邺,狠狠打击了法国侵略者。1882年4月29日,法军再度攻占河内。5月,黑旗军在第二次纸桥战役中,又一次重创法军,击毙侵略军头目李威利,立下了赫赫战功。但殖民者转而进攻首都顺化,迫使阮朝屈膝投降,于1884年签订顺化条约,接受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
法国殖民者的目的,不仅在于侵略越南,而且企图进一步侵略华南。它占领北圻以后,就直接威胁着中国南部的安全,因而1884年爆发了中法战争。在这场反侵略战争中,中越两国人民英勇斗争,谱写了中越友谊的新篇章。黑旗军英勇抗敌,广西将领冯子材也曾在谅山大败法军。失败的消息传到巴黎,法国茹费理内阁因之而垮台。但昏庸无能的清朝政府竟与法国和谈,于1885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承认法国对越南的“宗主权”,结束了中国封建王朝与越南的“宗藩关系”。从此,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从法国殖民者侵入越南国土的那一天起,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从未停止过。这些斗争始终受到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二十世纪初,随着越南社会中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士大夫中出现了以潘佩珠和潘周桢为代表的开明知识分子。1904年,潘佩珠成立“维新会”以“恢复越南,成立独立政府”为宗旨。为了争取外援和仿效日本的明治维新,他组织了留学日本的“东游运动”(1905—1908)。在日本,他结识了梁启超并会见了孙中山,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胜利后,广州成为越南革命的海外基地。1912年,潘佩珠召集爱国志士在广州刘永福家开会,成立了“越南光复会”,并组织“光复军”,为驱逐法帝,光复越南,成立越南共和国而斗争。
<font color="#17年,伟大的十月革命胜利后,越南的抗法斗争进入了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阶段。1921年,阮爱国同志(胡志明主席)加入了法国共**。1925年,他在当时中国大革命的策源地广州,创立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组织了“共产团”,作为这个群众组织的核心,为建党进行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1930年2月3日,胡志明在香港召开会议,把三个分散的共产主义组织合并为统一的越南***。同年10月,举行党中央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政治论纲》,并改名为印度支那***。党诞生后,领导了从南到北、广泛深入的工农革命运动。
从本世纪30年代到1945年越南独立前,有许多越南革命者继续在中国进行革命活动。他们得到中国***和中国人民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与越南接壤的广西、云南地区,成为他们活动的基地,并为越南革命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早在20年代末,就有黄文树等一批越南干革命者在广西龙州活动。三十年代,黄文树、黄文欢、长征、黄国越、朱文晋等也在龙州活动。中国边民为他们提供吃住,担任交通联络,协助购买枪支弹药和其它物资,还掩护他们的安全。云南的越侨较多,1935年越南党在越侨中建立了党组织,接着成立了“云贵支部”。中国党和当地群众给了他们很大支持。抗日战争期间,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胡志明主席和其他一些革命者在中国进行革命活动。胡主席于1938年从苏联经新疆和西安到达延安。他曾随叶剑英同志,以八路军军人身份进行活动。1940年2月,胡志明到昆明,与越共海外支部的冯志坚、武英、黄文欢等人会合,具体指导越南党的活动,并举办训练班,培养革命骨干。1941年2月,胡主席从靖西回到越南北坡,直接领导越南革命。5月,在胡主席主持下,召开越党中央第八次会议,并成立了统一战线组织“越南独立同盟”(越盟),以团结全国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夺取全国政权。胡主席一度在广西被捕,在狱中写下了著名的《狱中日记诗抄》。释放后回到越南。当时,已投降日本的法军,不时向中越边境地区扫荡,残酷镇压越南的革命群众。为了胡志明的安全,广西边境地区中共地下组织,在1944年8月间,把他接到那坡县平孟乡的一户贫农家居住。胡主席在这里写下了不少重要指示,送回国指导革命斗争。
中越两国的革命斗争,是互相支持的。越南人民同样支持了中国的革命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在云南的越南党组织积极发动越侨支持中国抗日,成立了“越南民众支持中国抗日后援会”,简称“抗日会”。“抗日会”曾组织越侨铁路工人罢工,迫使云南火车公司为中国运送抗战物资。1945年9月2日,越南八月革命胜利,成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正在进行解放战争的中国人民得到了越南人民的支援。边境地区的党组织和武装力量,以越南为自己的后方基地,经常出入越南,进行革命活动。不少越南同志还直接参加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为此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年轻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刚刚建立,法国殖民主义者便于1945年9月卷土重来,妄图恢复其殖民统治。越南人民被迫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法战争。中国人民寄予极大的同情和支持。
<font color="#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创了两国关系的新时期。1950年1月18日,中越正式建交,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家。这一天被越南政府定为外交胜利纪念日。自此以后,两国之间的关系和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在两党的领导下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得到全面和空前的发展。诚然胡主席所说:“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
中国政府和人民在自已刚刚立国、百废待举的困难情况下,仍对越南的抗法战争给予大量的、无私的援助。在抗法战争时期,中国是向越南提供军事援助的唯一国家。越南军队的全部武器、弹药和军需用品,都由中国供给。中共中央曾派陈庚同志到越南协助训练班干部和组织指挥,取得了边界战役的胜利,打通了中越边界的几条大的交通线,使越北解放区和中国连一片,中国的大批援助物资得以源源不断运往越南前线。又派出以韦国清同志为首的军事顾问团,长期协助越南的抗法战争;派出以罗贵波同志为首的政治顾问团,协助越南做好财政经济工作、政权工作和发动群众的工作等。中国军事顾问团帮助组织了中游战役、东北战役等一系列战斗,消灭了法军的有生力量。特别是1954年具有决定意义的奠边府战役,从攻打奠边府战斗决心的下定,到制定具体战术方针、组织、指挥战斗,都是在中国军事顾问团的建议和协助下进行的,全部的武器弹药、粮食和军需物品都是中国提供的。奠边府大捷,迫使法国于1954年7月20日在《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协议》上签字。越南北方全部获得解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中国的大力援助,越南的抗法战争就难于取得胜利。
印度支那和平恢复以后,越南北方走上了发展经济和文化的道路。在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和人民在自己经济还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根据越南革命和建设的需要,仍提供了多方面巨著大和有效的援助。中国帮助越南制定了恢复、发展经济的方针、路线,大力帮助越南恢复和发展交通运输、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并提供资金(1955—1959年,无偿赠款8亿人民币)和技术,援助兴建了一批工业企业。由于中国的全面巨大援助,使越南仅用三年时间(1955—1959)就胜利完成了经济恢复任务。与此同时,两国的经贸、文化和外交交往与合作也十分密切。
与越南北方和平恢复和建设的同时,在南方,美帝国主义粗暴破坏日内瓦协议,大力扶植亲美傀儡政权,取代法国殖民者,把南方变成了美国的新型殖民地和军事基地。南方人民被迫起来反抗。1960年12月20日成立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民进行抗美救国斗争。1961的,美国发动了由美国军事顾问指挥、西贡伪军充当炮灰的“特殊战争”,失败后又于1964年8月制造“北部湾事件”,开始轰炸和袭击北方。1965年3月8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岘港登陆,把侵越战争升级为直接出兵的“局部战争”。越南人民坚持持久的抗美救国战争,打败了“局部战争”,继而击败了美国的“战争越南化”政策,迫使美国和南越伪政权于1973年1月27日签订了在印度支那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巴黎协定》。美国及其仆从国家的军队被迫撤出南方,但留下了大批军事顾问。南越阮文绍政权在美国的纵容和支持下,肆意破坏巴黎协定,不断蚕食解放区。越南人民奋起反抗,1975年3月发动春季总进攻,4月30日解放西贡,5月1日解放整个南方,抗美援越战争取得了胜利。
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像对抗法战争一样,给予了大力支援。中国政府及其领导人代表人民多次在各种场合旗帜鲜明地谴责美帝的侵略行径,给越南的抗美救国斗争以有力地支援“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可靠的后方”。“中国人民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甚至不惜民族牺牲,竭尽全力,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进行到底”。中国政府和人民言必行,行必果,给予越南最全面、最坚决、最巨大、最有效的援助。中国率先承认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而且从1962年到1966年,援助各种枪支27万支、各种火炮5400多门、各种枪弹2亿发、各种炮弹90多万发,炸药700多吨,军服20万套,各种布匹400多万米。与此同时,中国还与越南北方签订各种援助协定,从1965年6月到1973年3月,中国先后向越南派出防空、工程、铁道、后勤保障等志愿部队32万余人。其中有成千上万人在越南的国土上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或受伤致残,用鲜血缔造了中越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据统计,从1950年到1978年3月,中国援越物资总值超过200亿美元,居各国援助之首。其中包括足够装备陆、海、空三军200多万人的轻重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品,成百个生产企业和修配厂,3亿多米布,3万多辆汽车、几百公里铁路及全部铁轨、机车和车厢,500多万吨粮食,200多万吨汽油,3000公里以上的油管,还有中国自己也十分急需的外汇等等。许多军用物资是从中国部队抽调或新生产自己还未及使用的,甚至是专门进口的;许多民用物资是暂停国内项目或是中国人民节衣缩食支援越南的。中国人民为越南的独立解放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
在中越友好的年代里,在外交上两国保持一致,互相支援。越南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支持平息西藏叛乱和进行民主改革;支持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谴责美军飞机在侵越战争期间侵犯中国领空;支持中国的外交政策和睦邻友好政策;一再肯定中国对保卫世界和平的贡献,热烈祝贺中国原子弹、氢弹试验成功并高度评价其对保卫世界和平的意义;在国内推行友好的华侨政策;承认西、南沙群岛是中国的领土等等。
越南在抗美救国战争取得胜利、实现南北统一后,于1976年4月25日举行全国普选,成立了统一国会,并改名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但是,当政的黎笋集团并没有领导人民进行和平建设,医治战争创伤,而是推行地区霸权主义和仇华、反华的政策。1978年12月,出兵20万,武装侵略柬埔寨。同时,大量驱赶、迫害华侨,又提出“一切为了打败中国”的口号。在中越边界不断制造挑衅事件,一再侵犯中国领土,迫使中国边防部队于1979年2月17日至 3月16日,进行自卫反击。在中国军队撤离后,越南继续在中越边界进行挑衅和蚕食。为了捍卫祖国的神圣领土,中国军队再次反击,于1981年收复了广西边境线上的法卡山和林山。三年以后,又展开了收复云南省边境线上老山等战略要地的争夺战。越南当权者忘恩负义的倒行逆施,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破坏了两国人民间的传统友谊,使两国关系全面恶化。
越南当局的穷兵黩武,给越南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也使它在外交上空前孤立。面临内外交困和全面的经济社会危机,使越南不得不改弦易辙,逐步走上革新开放之路。1986年6月,越共六大,总结了1975年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革新路线。与此同时,改变了过去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提出和执行“多交友,少树敌”的全方位外交方针。越共六大成为革新历程中的转折点。使越南步入全面革新开放的新阶段。六大以来,越南的经济形势好转,生产持续增长,恶性通货膨胀已得对控制,对外经贸关系有了改善和扩大,群众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
<font color="#91年6月,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的世界和东南亚地区形势发生巨大变化,越南国内尚未摆脱经济社会危机的情况下,越共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七大”进一步确定和实行“六大”以来的革新路线,制定了第五个五年计划(1991—1995),还通过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国家建设纲领》,系统提出了越南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步骤、基本观念和方向。“七大”还确定继续贯彻“多交友,少树敌”的外交方针。1989年9月,越南已实现了从柬埔寨撤军。这一切,都为中越关系的改善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font color="#91年11月5至10日,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和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率领越南高级代表团访华,与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举行了会谈,发表了《中越联合公报》,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此后,两国高层领导人不断互访,经贸等各方面的关系有巨大发展。尽管两国之间还存在着南沙群岛等领土争端,但正如江泽民主席所指出:“只要双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站得高,看得远,以大局为重,公平合理,互谅互让,友好协商,坦诚谈判,我们两党两国领导人又积极推动和引导,问题是可以得到妥善解决的。”(1995年11月28日《光明日报》)我们期待着越方的实际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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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中越关系简史&
作者:戴可来
“二征”在越南可是被奉為民族女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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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中越关系简史&
作者:戴可来
黎笋是南方局书记,对54年的《日内瓦协议》将越南分为南北两部分非常不满,掌权后一直走亲苏排华的路线,直到他死后中越关系才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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