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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在欧盟面临巨大的爱尔兰税务支出情况
欧盟预计订购苹果周二(8月30)偿还数十亿欧元的税收在爱尔兰后,它的一个最大的此类案件裁定甜心税收交易对美国科技巨头都是非法的。
Margrethe Vestager,欧盟竞争监管机构将召开新闻发布会1000 GMT的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记者,她将宣布欧盟委员会的结果。
布鲁塞尔展开调查三年前在减税,爱尔兰提供业巨头苹果公司的一系列针对美国主要公司的反垄断案件,激怒了华盛顿。
一位欧洲消息人士不愿透露姓名的说他们“理解”可能是数十亿预计,苹果偿还。
苹果和爱尔兰都将上诉任何决定哪些规则的高度竞争的税收减免都柏林给硅谷巨头达到非法政府援助。
苹果在南部城市软木有基地自1980年以来,雇用了5000人在爱尔兰,通过它的路线其国际销售,避免公司数十亿美元的税收。
苹果公司首席执行长库克,8月13日出版的《华盛顿邮报》采访中表示,他希望“得到公平的听证会”。
“如果我们不,我们显然会吸引它,”他补充道。
“没有偏见”
美国加强了上周三反对委员会的镇压由苹果和其他跨国公司避税,指控其单边主义和超越其授权。
白皮书,美国财政部表示,委员会调查所谓的特殊税务处理某些欧盟国家给了苹果、亚马逊、星巴克和菲亚特克莱斯勒“破坏了国际税收体系。”
欧盟税收已经成为核心问题自从LuxLeaks丑闻,据透露,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的本机卢森堡给了公司巨大的税收减免,而他是总理。
布鲁塞尔10月命令我们咖啡巨头星巴克和意大利汽车制造商菲亚特偿还高达3000万欧元(合3400万美元)的税款分别为荷兰和卢森堡。
但是苹果的情况下设置为矮的美德公司巨大的营业额。
美国财政部一位发言人拒绝评论可能从委员会周二裁定。
美国也承认这些问题在跨国公司获得政府援助的问题,形式的秘密,极其丰厚的税收减免,来自爱尔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在这些国家建立业务。
但它表示,这些交易都是根据国际条约和接受税收实践。
上周欧盟委员会否认这是针对美国企业特别是和说,欧盟规定不允许国家税务机关提供税收减免一些公司没有提供给别人。
对美国公司“没有偏见”,它在一份声明中说。
华盛顿也担心欧盟反垄断案件针对科技巨头谷歌声称它有不公平的抑制竞争。
上一篇：没有啦下一篇：近日在线营销新创团队Ranky.co联合创始人和CEO Yoav Vilner发布文章，介绍了2014年搜索引擎优化领域的3个趋势，文章如下:在过去几年中，搜索引擎优化SEO已经基本从一个褒义词变成了一个贬义词。起初的时候，SEO只跟网络新技术相关，而现在给人的印象就是各种垃圾邮件。于是在这个领域总能新出现一些词汇，来掩盖原有的问题，给SEO带来更好的新概念。比如越来越多人开始使用growth hacking(技术与营销一体化的模式)类似的词汇。还比如inbound marketing集客营销(让顾客自己找上门来)这个概念，已经在2013年超过了SEO了。较早之前的一份调查称，过去一年中上关于inbound marketing的工作数量，增长了210%，而于SEO相关的工作数量也增长了170%，但是相比前者还是少一些。无论如何，有一个事实是不可否认的，即营销策略要同时对搜索引擎和用户保持友好。而这些年中的唯一变化是，在两者之间进行比重的调整。当年谷歌刚刚出现的时候，大部分人只要求90%的对搜索引擎友好，对于用户留下10%的精力就行了;但是如今对于用户要投入70%的精力，剩下的则关注在搜索引擎上。而下面这三个行动是需要关注的，在2014年这些都会是SEO的主要趋势。1. 充分分析你的链接情况首先,在所有能够影响你在搜索引擎中排名的因素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反向连接(backlink)的质量。正因为如此，谷歌公司有很大的一个团队，专门负责这个方向，不断的升级排名算法。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很多人哪怕即使技术人士都对链接的问题处理的不好，使用了一些工具，但是不得其法，结果不断接到了一大堆的垃圾邮件，而且会导致往网站流量的巨大下滑。而且人们也没有意识到，你的竞争者很容易就利用一些工具，毁掉你的谷歌页面排名。在网上只需要5美元，就能找到很多这样的工具和服务。而如果你的竞争对手肯花费200美元或者2000美元，来做这件事情的话，那么你的网站基本就完蛋了。我个人的习惯是，使用免费的OpenSiteExplorer的工具，结合其他的网络工具，就可以得到与你相关的所有链接的一张大表。然后用不同的颜色表达不同链接的属性，比如绿色代表自然链接，橘红色代表来自自己博客的，蓝色代表从相关营销网站上获得的等等。当你把所有的链接都以可视化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时候，你才发现对你的链接有了充分的了解。2. 用你的内容向谷歌证明你的真实性你可能会在公司主页或者产品列表的页面，花费很多的精力，但是一定要记住最重要的是为你的公司设立一个独立的博客。这样做可以向谷歌证明你的品牌价值，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吸引大量的稳定流量，让内容的多样性更具有选择性。而现如今建立一个公司的独立博客太容易了，尤其是如果你对WordPress这样博客发布工具很熟悉的话。另外你可以使用AuthorSure这款插件，这样做可以向谷歌证明你更多的真实性，因为有了这个插件，搜索相关文章的时候，作者的照片会出现在旁边。建立博客很容易，关键的问题是应该发布什么样的内容呢?依据我个人的经验，应该努力做到下面这几点：1） 50%的内容应该以关键词搜索为基础，把所有潜在用户会搜索的关键词、问题等，都列举出来。2）40%的内容应该跟你公司的具体情况相关，比如新办公室的照片，某个员工的生日会等等。3）剩下的10%可以自由的发挥了。另外，不要忘了把你的公司博客的内容转发到社交网络上。3. 移动化与速度化另外，你还要做到更加的移动化，而且不论是移动设备和桌面设备都要更快。最近的一份报告称，68%的搜索是来自移动端设备的。而移动化的过程中要保持好下面几个基本原则：1）选择合适的移动化基础平台，比如有的公司会选择互动性很强的模板为基础，构建自己的移动网络;而有的公司会为移动平台选择分离的域名。2） 移动化的设计要简单明了。3）发布之前，要用多种的移动设备进行测试。总之，在2014年以及今后一段时间内，在线营销的关键就是、速度和有价值的内容。而唯一能够在激烈的搜索引擎竞争中胜出的方法就是，停止纠结，停止构建低质量的链接，停止发布没有任何价值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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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税务筹划中的几个概念
1、税收饶让
亦称"虚拟抵免"和"饶让抵免"。指居住国对其居民在国外得到减免税优惠的那一部分，视同已经缴纳，同样给予税收抵免待遇不再按居住国税法规定的税率予以补征。税收饶让是配合抵免方法的一种特殊方式，是税收抵免内容的附加。它是在抵免方法的规定基础上，为贯彻某种经济政策而采取的优惠措施。税收饶让这种优惠措施的实行，通常需要通过签订双边税收协定的方式予以确定。目前税收饶让抵免的方式主要有差额饶让抵免和定率饶让抵免两种。
2、资本利得税
资本利得是指资本商品，如股票、债券、房产、土地或土地使用权等，在出售或交易时发生收入大于支出而取得的收益，即资产增值。资本利得税是对资本利得所征的税。简单而言就是对投资者证券买卖所获取的价差收益（资本利得）征税。
资本利得作为一种所得，仍然属于所得税的征税范畴，是公司、个人所得税应税所得的组成部分。
在对资本利得是否征税，以及如何征税问题上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处理方式，大致可概括为以下三种：
视同普通所得征税。
征收资本利得税。
对资本利得免税。
3、预提所得税
　通常来讲，预提所得税（Withholding　Income&
Tax）不是一个税种，而是一国政府对非居民取得来源于其境内的所得实行源泉扣缴方式征收的所得税。这类源泉扣缴所得范围包括：股息、红利、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转让财产所得或所得来源国规定的其它所得。这类所得是属于非居民未在所得来源国设立机构场所取得的所得，或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得的所得与该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所得。
4、推迟课税
推迟课税又叫做推迟应税、推迟纳税。推迟课税指的是英美等国规定的：本国公司在海外子公司的利润不汇回不对其征税，只有汇回母公司时再对其课税。此规定使得有些跨国集团将利润长期滞留在避税地子公司的账面上从而规避母公司所在的高税国的税收。
5、直接抵免
直接抵免是指企业直接作为纳税人就其境外所得在境外缴纳的所得税额在我国应纳税额中抵免。
直接抵免主要适用于企业就来源于境外的营业利润所得在境外所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以及就来源于或发生于境外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所得、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财产转让等所得在境外被源泉扣缴的预提所得税。
6、间接抵免
间接抵免是指境外企业就分配股息前的利润缴纳的外国所得税额中由我国居民企业就该项分得的股息性质的所得间接负担的部分，在我国的应纳税额中抵免。例如我国居民企业（母公司）的境外子公司在所在国（地区）缴纳企业所得税后，将税后利润的一部分作为股息、红利分配给该母公司，子公司在境外就其应税所得实际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税额中按母公司所得股息占全部税后利润之比的部分即属于该母公司间接负担的境外企业所得税额。
间接抵免的适用范围为居民企业从其符合规定的境外子公司取得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所得。
税盾是指可以产生避免或减少企业税负作用的工具或方法。
例如，某企业某一年利润是20万元，税率25%，在没有负债时，该企业需要支付5万元的所得税，净利润是15万元。在借债利息费用为8万元的情况下，其他条件都没有变化，只是需要支付8万元的利息费用。由于利息费用可在税前列支，所以这时企业只需要支付3.75万元的所得税，净利润是8.25万元。虽然因为支付利息费用而使利润总额减少了8万元，但净利润减少为6.75万元，少减少的那1.25万元就是“税盾”作用的结果。
这也就是所谓的“税盾效应”(TAX
SHIELD)，即债务成本(利息)可在在税前支付，而股权成本(利润)在税后支付，因此企业如果要向债权人和股东支付相同的回报，实际需要生产更多的利润。
8、资本弱化
资本弱化，又称资本隐藏、股份隐藏或收益抽取，是指企业和企业的投资者为了最大化自身利益或其它目的，达到减少纳税的目的。在融资和投资方式的选择上，降低股本的比重，提高贷款的比重而造成的企业负债与所有者权益的比率超过一定限额的现象。根据经济合作组织解释，企业权益资本与债务资本的比例应为1：1，当比值小于1时，即为资本弱化。
9、债务下推
债务下推是投资者的一种投资策略，投资者在并购、投资时向被投资企业提供借款或其他服务，被投资者支付借款利息或其他费用来冲减自身利润，从而达到节税的目的。
10、税收倒置
税收倒置（tax
inversion）是指企业通过改变注册地的方式，由高税率国家迁往低税率国家，将原本应适用的比较高的税率变为适用比较低的税率，以达到避税的目的。税收倒置也可通过海外并购后的业务转移来完成，即“倒置收购”。
11、转移定价
转移定价一般指大企业集团尤其是跨国公司，利用不同企业不同地区税率以及免税条件的差异，将利润转移到税率低或可以免税的分公司，实现整个集团的税收最小化。具体的说，该企业集团倾向于在税率高的地方定价偏低，而在税率较低的地方定价偏高。
12、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是指公司或是其附属公司与在本公司直接或间接占有权益、存在利害关系的关联方之间所进行的交易。关联方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主要指上市公司的发起人、主要股东、董事、监事、高级行政管理人员及他们的家属和上述各方所控股的公司。
13.避税天堂
避税天堂是指为了繁荣本地经济，允许境外人士或公司从事投资和经营活动而不征税、少征税、免税、允许税收抵免或采取其他税收优惠的国家或地区。
14.离岸公司
离岸公司，是指在公司注册地以外经营，不能在注册地经营的公司。世界上离岸金融中心如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巴哈马群岛、百慕大群岛、塞舌尔群岛、萨摩亚群岛、马恩岛等纷纷以法律手段制订并培育出一些特别宽松的经济区域，允许国际人士在其领土上成立一种国际业务公司，这些区域一般称为离岸管辖区或称为离岸司法管辖区。而所谓离岸公司就是泛指在离岸法域内依据离岸公司法规范注册成立，只能在公司注册地以外法域从事经营的公司。
“离岸”的含义是指投资人的公司注册在离岸管辖区，但投资人不用亲临当地，其业务运作可在世界各地的任何地方直接开展。例如在巴哈马群岛注册一家贸易公司，但其贸易业务的往来可以是在欧洲与美洲之间进行的。
15. 税收协定
税收协定，又称，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主权国家，为了协调相互之间的税收管辖关系和处理有关问题，通过谈判缔结的书面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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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盘点2014·国际2014年世界民族热点问题透视与评析&|&发布日期：&|&nbsp浏览（）人次&|&&|&&]□ 熊坤新 吕超 王晓丹
<font style="font-family: 楷体_GB年9月19日，叙利亚难民等待进入土耳其境内。资料图片&
　　<font style="font-family: 楷体_GB年岁末，经历了“阿拉伯之春”后的中东，风云依旧激荡，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难民们在饥寒交迫的寒冬里等待着新年的到来；中东大地上，打开了的潘多拉魔盒，释放出“伊斯兰国”，在饱受战火洗礼的土地上，用鲜血和杀戮书写着民族悲歌；乌克兰的硝烟似乎刚刚散尽，分裂和战乱的阴霾依旧笼罩在这个国家的上空；巴勒斯坦部长齐亚德之死，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上空凄厉的警报与火箭弹的尖啸声暂时停息，但在这短暂的平静中也许正在孕育着一轮新的冲突；在美国的华盛顿、纽约和波士顿，圣诞树下聚集着抗议种族歧视和警察暴力的人群，种族事件受害者迈克尔&布朗和埃里克&加纳的名字，使2014年的圣诞节失去了祥和宁静的色彩；“独立公投”大幕落下的苏格兰和英格兰，依然会携手步入新年，但公投在英伦三岛留下的种种裂痕会随着时间推移得以弥合抑或是愈演愈烈，依旧是未解之题。
　　一、后阿拉伯之春——战火不息，幻化成冬
　　日， 突尼斯水果小贩穆罕默德&博阿齐齐因无法忍受警察凌辱而自焚，从而引发了被西方媒体称为“阿拉伯之春”的反政府暴力运动。运动先后波及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导致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等四个国家发生了政权更迭，埃及继而又发生了“二次革命”，推翻了首位民选总统。伊拉克、埃及、利比亚、叙利亚无一不深陷内乱和战争，生灵涂炭。
　　这场运动发生后不久，包括阿拉伯知识分子阶层在内的国际主流舆论对中东地区的事态发展持乐观态度，预期西方民主在该地区将迎来明媚的春天，认为这是推动阿拉伯国家历史向前发展的正向行动。然而，随后3年多的事态发展证明，各当事国人民不但没有看到政治方面的稳定与开明、经济方面的发展与繁荣、人民生活的富足与安康，反而目睹了该地区各种矛盾的激化与升级，亲历了前景未卜的动荡与混乱，承受了生活条件的不断恶化。
　　在埃及，浩浩荡荡的“革命进程”把执政30年之久的法老级人物穆巴拉克赶下了台。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 “穆兄会”）上台后，由首位平民总统穆尔西提拔的军队统帅塞西，竟在民选政府履新仅一周年之际发动政变，接管政权，将“穆兄会”的代表穆尔西拉下了马。埃及舆论称这一事件为“二次革命”。随后，埃及军方开始了对宗教党派的铁血打压。日，开罗刑事法院撤销对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杀害示威者”的指控，这场“世纪审判”至此基本尘埃落定。而穆尔西则身陷囹圄，“穆兄会”被取缔。推翻穆巴拉克的“阿拉伯之春”起义转了一圈后，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除派系斗争外，埃及信仰基督教的科普特人与穆斯林之间的矛盾激化，军队重新接管政权，镇压“穆兄会”，原有国家体系已被彻底颠覆。埃及的经济状况也不容乐观，失业率高达13%。社会分裂严重，社会治安混乱，宗教、族群争斗不断，民众频频上街游行示威，局势十分混乱。据统计，2013年以来，在埃及发生的游行平均每月不下1140次，且大多伴随暴力冲突。
　　2011年2月和3月，利比亚、叙利亚国内陆续爆发反政府示威，随即引发内战。在利比亚，各部落之间的权力斗争成为内战的导火索，各部落之间的流血冲突和霸权斗争现在依然持续。利比亚的部落纷争、宗派之间的利益摩擦原本就非常激烈，利比亚前国家元首穆阿迈尔&卡扎菲2011年10月被击毙后，利比亚政局发生严重动荡。这位强人去世后形成的空白，使各部落之间的纷争全面爆发，基地组织也渗透到利比亚。利比亚近150个部落各有诉求，地方势力拥兵自重，中央政府毫无权威，政治和社会问题严峻，国家事实上已经分裂。　
　　与此同时，叙利亚成为伊斯兰逊尼派和什叶派对峙的战场。叙利亚前总统哈菲兹&阿萨德和他的儿子、现任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系在叙利亚人口中占16%的什叶派分支阿拉维派出身，他们从1971年开始以阿拉维派为核心执政。逊尼派在总人口中占74%，是叙利亚最大宗派，但一直在权力中被排斥在外，因此他们则想借此机会铲除阿拉维派。随着沙特、卡塔尔等海湾君主国家的快速介入和资助反对派武装，叙利亚动乱的性质逐步发生变化，演变为瓦哈比主导的逊尼派与阿拉维为首的什叶派教派角逐，演变为阿拉伯人与波斯人自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的种族对决。
　　海湾君主国家直接介入，基地组织找到新战场，伊朗全力驰援协防，真主党民兵越境打游击，以色列空袭阻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甚至连美欧国家的极端分子都麋集叙利亚参加所谓的“圣战”&&3年多过去了，叙利亚战局尚不明朗，但政局脉络已然清晰：内乱由最初的民众变革升级为“春秋无义战”，又因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恐怖力量的坐大和泛滥，演变为恐怖与反恐怖之战。据联合国2014年8月发布的数据，内战已造成叙利亚至少19万人死亡，至少320万叙利亚民众逃亡邻国。庞大的难民人数为邻国带来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压力。
　　回想起4年前，正是突尼斯人民起义推翻了总统扎因&阿比丁&本&阿里的统治，引发了“阿拉伯之春”。如今，突尼斯人民却还在与物价上涨、失业和上升的恐怖主义势头作斗争。突尼斯这个国家已经被伊斯兰主义者与世俗论者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给撕裂了。
　　也门的国内外形势也不容乐观。萨利赫总统的“全身而退”并没有化解国内政治危机，各派围绕权力分配激烈博弈，恐怖势力亦乘虚而入。
　　评析：
　　有着3.5亿人口的阿拉伯世界之所以成为热点问题集中的“火药桶”，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一方面，长期的殖民统治以及西方等外来势力的不断插手，造成伊斯兰各派势力内部争斗绵延、伊斯兰教与西方“民主化”矛盾加深；另一方面，中东经济对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过度依赖，长期的强人政权和家族统治导致经济停滞和贫富差距日益扩大。
　　美国学者亨廷顿说过：“在中东，国家一向软弱无力，比家庭、宗教团体和统治阶级还要弱。”长期以来，强人政权和家族统治成为维系这些国家部落和教派的重要纽带。殖民主义结束后，不少阿拉伯国家并未完成现代国家所必需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建构，教派和部落组织依然是社会的基本形态。“阿拉伯之春”的浪潮卷走了穆巴拉克、卡扎菲等强人统治，伊斯兰各派势力和部落组织间的矛盾再次被激活，相互杀戮和争斗卷土重来。
　　无论是埃及、利比亚、突尼斯还是也门，甚至连摩洛哥这样的王权国家，都在 “阿拉伯之春”的影响下，使得宗教党派第一次大面积获得名分，公开角逐权力、施展抱负。在此过程中，基数巨大、更合乎现代气候的世俗力量以各种公开与不公开、和平与非和平的方式争夺社会生活的主导权。在其对面，“穆兄会”、萨拉菲分子、伊斯兰拯救阵线等旗帜鲜明的宗教团体或党派，尝试通过议会民主框架让政治现代性回归伊斯兰主义，让国家认同臣服于信仰皈依，让社会生活规范于宗教法典和先知举止。
　　受信仰之争溢出的影响，伊斯兰教派与基督教派之间的摩擦和冲突死灰复燃，伊斯兰逊尼派中温和阵营与激进阵营出现龃龉，伊斯兰逊尼派与什叶派的明争暗斗空前激化，西方国家、海湾国家以及土耳其和伊朗等国也参与进逊尼派和什叶派的较量之中，局势十分混乱。甚至阿拉伯人与科普特人、阿拉伯人与波斯人、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冲突也被撕开绷带。宗教与世俗矛盾、宗教派别斗争和种族摩擦，不仅普遍存在于剧变后的每个国家，还成为超越国家、民族和文化的地域之战。这种彼此矛盾、你中有我却又你死我活的复杂关系，成为“阿拉伯之春”释放出来的巨大负能量，一如揭开曾经尘封多年的“黑暗封印”，使奄奄一息的诸神重焕活力，捉对厮杀。这一切使得“阿拉伯之春”的长尾横扫革命缘起的目标堤坝，大有冲决地区力量板块和重新洗牌的势头，进而使原本让人眼前一亮的阿拉伯社会自我革命，正褪去当初的光泽，逐渐蒙上复古和血腥的阴影。
　　总的来说，“阿拉伯之春”产生的历史后果是多元的。它直接迫使突尼斯的本&阿里、埃及的穆巴拉克、利比亚的卡扎菲、也门的萨利赫等领导人先后下台。中东地区伊斯兰政治力量借民主运动引发的混乱局面迅速崛起，得以在政治舞台上扮演各种强势角色。西亚、北非地区的乱局必然产生外溢效应，必然殃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稳定。突尼斯、埃及、叙利亚、利比亚等国的政治和社会陷入了极度乱局，经济陷入了严重困境，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希望渺茫。民族分裂日趋加剧，教派争端快速升级，血腥仇杀不断。严酷的现实打消了当初阿拉伯动乱所激发的乐观预期。以发展民主、振兴经济、改善民生为预期的“阿拉伯之春”已幻化成了冷酷无比的“阿拉伯之冬”。
　　二、伊斯兰国——潘多拉之盒释放恐怖新魔
　　2014年，盘踞于叙利亚东部和伊拉克北部的“伊斯兰国”（ ISIS）武装攻势迅猛，并一度逼近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他们在占领区大肆屠杀战俘和拒绝改变信仰的异教徒，迫使约50万人逃离家园。截至2014年11月，“伊斯兰国”武装已经控制了从叙利亚阿勒颇城到伊拉克东部之间的绝大部分土地，地域跨度达500多公里，拥有民众600多万，其控制区的面积和人口差不多与整个约旦相当。
　　“伊斯兰国”此前也曾称“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 （ISIL）”或“伊拉克与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这一伊斯兰逊尼派极端组织主要由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残部组成。该组织试图用暴力手段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涵盖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约旦、以色列等大片地区。由于其野心巨大、手段凶残、作战剽悍，已经成为在中东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具有强大号召力的恐怖组织。
　　“伊斯兰国”的前身是上世纪90年代初成立的“一神论和圣战组织”（TOMJ），是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扎卡维利用阿富汗设立的。2003年，美国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伊拉克北方许多地方出现政治真空，扎卡维等趁机打着“基地”的旗号进入伊拉克，以“伊拉克基地分支”的名义猖獗一时。2006年，他们和提克里特附近一些逊尼派部落武装组成反美的“圣战者联合委员会”。同年12月，它们宣布成立政教合一的“伊拉克伊斯兰国”(ISI)。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ISI分子纷纷进入叙利亚。日，ISI头目巴格达迪宣布与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组织“救国阵线”合并，自称“伊拉克与大叙利亚（沙姆）伊斯兰国”。日，在攻占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后，巴格达迪自称哈里发，将政权更名为“伊斯兰国”，宣称此政权对于整个穆斯林世界拥有权威地位。
　　“伊斯兰国”并不谋求参与所在国家的政治权力分配，其根本目的是要在中东地区建立政教合一的宗教极端国家。“伊斯兰国”实行严格的伊斯兰教法，旨在实现“伊斯兰化”，要让被统治的民众成为“真正服从安拉的穆斯林”。该组织军国主义、伊斯兰法西斯主义倾向明显，为了打造和传播“伊斯兰圣战”的威慑力，该组织重视以血淋淋的行动来扩展影响，旨在从精神上摧毁对手和民众的意志，尽快成为“易卜拉欣哈里发”（即巴格达迪）的顺民。自“伊斯兰国”2004年成立后，伊拉克境内发生的绝大多数针对平民的暴恐活动，都是其所为。从2013年初至2014年8月底，叙利亚境内半数以上针对百姓的暴恐袭击，也是“伊斯兰国”所为。
　　评析：
　　“伊斯兰国”的兴起源于伊拉克内部伊斯兰两大教派的冲突，折射的则是极端主义思潮在穆斯林世界的日益泛滥。
　　伊拉克95%的人口信仰伊斯兰教，其中60%左右属于什叶派，18%左右属于阿拉伯逊尼派，剩下还有库尔德人。来自什叶派的马利基上台后，在两届总理任期中采取了宗派主义路线，排斥异己，极力打压逊尼派穆斯林，使得来自逊尼派的军事和政治精英心灰意冷，马利基领导的什叶派政府在逊尼派聚居区民心尽失。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两国殖民者依据自身利益将前帝国在中东、北非的属地划分为不同国家，造成国家边境对民族、教派聚居区域的不合理切割。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历经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拉伯之春”，专制统治者纷纷倒台，阿拉伯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减弱，宗教极端思想和极端恐怖力量迅速发展，使得这些国家本就脆弱的国家认同又被宗教认同所取代。具体到伊拉克的教派斗争，逊尼派被边缘化破碎了他们作为伊拉克人的意识。“伊斯兰国”正好填补了这个真空，在人们震惊“伊斯兰国”残暴的同时，也应看到它为逊尼派民众提供了一种归属感和目的感。尽管“伊斯兰国”的不少做法非常偏激、暴力甚至残忍，但它确确实实代表了一部分逊尼派穆斯林的利益和诉求。所以当反叛武装攻下摩苏尔时，甚至出现了一些民众“欢呼雀跃、夹道欢迎”的场面。
　　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指出，笼统地将“伊斯兰国”称为“恐怖势力”并不准确，它实质上是内战化或“塔利班化”了的伊拉克教派。它造成的冲突也充分表明，“9&11”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中东地区大力推广的“选举式民主”存在着严重的“水土不服”现象，因为它无法解决当地长期存在的教派矛盾和部族冲突。在这种“民主”选举的政治中，逊尼派穆斯林因为人数上的劣势很难通过选举上台执政，而依靠选票掌权的什叶派政治力量又往往忽视逊尼派民众的正当诉求。当这一庞大群体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其正当诉求无法在体制内获得满足时，就只能通过制度外的途径——暴力来解决，这就会使整个国家陷入无休止的冲突和内战之中。
　　此外，伊拉克周边地区环境的变化，特别是“阿拉伯之春”的爆发为活跃于该地区的宗教极端势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一方面，“阿拉伯之春”后该地区积极反恐的世俗政权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从而使活跃于中东地区的宗教极端武装力量获得了空前的喘息和发展机会，来自全球各地的宗教极端分子纷纷涌入中东地区。另一方面，与伊拉克接壤的叙利亚陷入了内战，叙利亚政府军对边界失控，东叙伊边境线名存实亡，“伊斯兰国”才得以肆虐到叙利亚境内，攻城拔寨，占领许多地方。
　　伊拉克战争后，由于外部势力的强行介入，伊拉克内部两大教派的冲突被严重激化，这个基本矛盾连同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矛盾、伊斯兰世界中亲西方与反西方派别的矛盾、阿拉伯民族与库尔德人的矛盾等交织在一起，已经将伊拉克从内部撕裂。事实上，目前伊拉克政府军与“伊斯兰国”力量的对抗其中一部分就是逊尼派和什叶派的一场宗教混战。“伊斯兰国”正是滋生于两大教派矛盾，并利用了诸种矛盾交织成的复杂力量及其所导致的统治力量的空虚，才能够迅速得势。海湾逊尼派宗教神权国家与团体对什叶派国家的敌视，与对叛乱组织或明或暗的支持和资助，也是造成今日混乱局面的因素之一。
　　“伊斯兰国”虽然以“国”自我标榜，但远非一个有形的“强权”或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机器”，而更多是一支靠意识形态或宗教极端思想集结起来的、极为分散的非传统力量。但用之于混乱中的伊拉克，肃清一种无形的思潮，则要远比消灭一个有形的政权困难得多。军事打击“伊斯兰国”固然不易，但要从思想文化根源上改良“伊斯兰国”赖以存在的精神土壤，阿拉伯世界必须进行一场思想革命。
　　三、乌克兰危机——国家分裂之殇
　　自2013年底乌克兰民众抗议亚努科维奇政府“叫停”加入欧盟以来，乌克兰的局势持续动荡。长期的示威抗议直接导致了时任总统亚努科维奇的下台，同时也刺激了东部的分离主义势力。2014年3月，克里米亚公投加入俄罗斯并被接纳。5月11日，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就是否独立举行了全民公投。5月12日，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的全民公投结果出炉，支持独立的选票分别高达89%和96%。随后，两州宣布成立独立“主权国家”，让乌克兰徘徊在内战边缘。
　　乌克兰政治危机的直接导火索虽然是乌政府2013年11月决定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但最根本原因还是国内民众在“向东走”还是“向西走”问题上的深度对立。这一根本矛盾如果不能化解，乌克兰局势升级的土壤就始终存在。
　　评析：
　　当前的乌克兰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民族构成中乌克兰族排名第一，占乌克兰总人口的77.8%，主要生活在乌克兰西部；俄罗斯族占 17.3%，主要分布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地区。其中，克里米亚的俄罗斯族人占 58.3%，顿涅茨克州的俄罗斯族人占43.6%，卢汉斯克州的俄罗斯族人占44.8%，哈尔科夫的俄罗斯族人占33.2%。其余为犹太人、鞑靼人和白俄罗斯人。
　　乌克兰是独联体内的第二大国，拥有发达的农业和雄厚的工业基础，但现代乌克兰的版图直到1954年克里米亚归并后才最终形成。在之前的数个世纪中，今日乌克兰版图的各组成部分并不是一个统一体，而是处于多个政治实体统治之下，有着不同的历史，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轨迹。
　　乌克兰东西部之间的文化差异很大。东部地区并入俄国较早，而且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俄国的统治之下，几个世纪中沙俄政府逐步在当地推进俄罗斯化进程，因此与俄罗斯的联系较为紧密；西部地区历史上与波兰、立陶宛联系紧密，受西欧文化影响较大。乌克兰的东部地区主要聚居着乌克兰族、俄罗斯族，绝大多数居民使用俄语，以东正教信仰为主； 西部的主要居民是乌克兰族、波兰族、白俄罗斯族、犹太人等，主要信仰天主教。在经济上，东部地区是沙俄和苏联的工业重镇，冶金、机械制造、造船业、国防军工、航天航空基础雄厚，是乌克兰的工业基地；西部地区由于远离沙俄中央地区且政权更迭和战乱频繁，工业化进程十分缓慢，主要以农业和对外贸易为主。东部地区的工业企业与俄罗斯企业在生产协作上存在紧密的联系，且十分依赖俄罗斯市场；而西部地区则仰仗欧盟的市场和资金技术，希望加强与欧盟的关系。因此，受经济现实和历史文化的影响，在对外政策上，乌克兰东部居民倾向于深化与俄罗斯的战略合作，实现东斯拉夫国家的联合； 而西部居民则倾向于早日加入欧盟，融入西方民主大家庭。由此可见，乌克兰东西部之间的历史文化分化早已根深蒂固。
　　经济落后、民生凋敝是乌克兰危机的最深层次诱因。乌克兰是独联体国家中整体上转轨绩效最差者之一。1994年，乌克兰GDP滑坡幅度高达24%，1995年、1996年下降幅度也分别达到12%、10%。直到2000年，乌克兰经济才止跌回升。一个民族看不到未来，就容易去追究历史。西乌克兰历史上属俄时间最短，居民中乌克兰族的比例最高，历史上反俄斗争最激烈，苏联时期吃苦最多，这都成为与俄罗斯对立的历史基础。因此，身处困境中的西乌克兰人把脱俄入欧当做解决问题的“钥匙”，而历史因素就被拿来作为脱俄入欧的情感支持。这导致西乌克兰与俄罗斯对立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而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东乌克兰，有众多俄罗斯族裔。他们同样深受乌克兰政治和经济不振之苦，又受到西乌克兰反俄民族主义情绪咄咄逼人的压力，乌克兰独立后政治动荡、经济发展落后于水平原本伯仲之间的俄罗斯，难免使乌克兰东部的俄罗斯族人心理产生失落，所以与西乌克兰人相反，东乌克兰人产生了贴近俄罗斯的民族情绪。
　　20多年的社会转型困局加剧了乌克兰社会既有的历史、宗教和文化分野，历史上的民族积怨与地区对立被接续下来，导致其东西部区域国家认同差异与冲突不断积累，重新发酵。而这些矛盾在经济发展遇阻和民主政治危机的共同作用下，最终演化为乌克兰国家认同的危机。在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短暂的民族独立、巨大的种族差异、相互竞争乃至冲突频繁的宗教因素等“成分”构成的乌克兰现实土壤上，很难开出和谐统一的国家、民族和文化认同之花。
　　四、巴以冲突——百年积怨战火重燃
<font style="font-family: 楷体_GB年7月，加沙遭遇空袭。图为巴勒斯坦民众在一片废墟中寻找伤员。 资料图片
　　日，三名以色列少年在约旦河西岸突遭不明身份人员绑架，以色列军警随即展开大范围搜索，直至6月30日才发现人质已被“撕票”。7月2日，一名巴勒斯坦少年遭以色列犹太教极端分子报复性虐杀。
　　接连两起突发事件牵动了巴以民众的敏感神经，双方旧恨重燃、矛盾激化，暴力冲突在多地蔓延，巴以局势随之恶化。7月8日，以色列军方对主要为巴勒斯坦人聚居的加沙地带发动“护刃行动”，开始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简称“哈马斯”）目标进行大规模空袭，并于17日派遣地面部队进入加沙作战。这是以军自“铸铅行动”以来首次对加沙发起的地面进攻，也是2013年7月巴以和谈重启以来双方新一轮的大规模暴力冲突。
　　据联合国网站9月22日报道，长达一个多月的新一轮加沙冲突，给加沙地带造成的死亡比6年前更为严重，共导致包括506名儿童在内的2158人死亡，其中四分之三为平民。冲突结束后，加沙地带共有超过10万名巴勒斯坦人因家园被毁而无家可归。此外，截至8月26日，加沙地带的内部流离失所者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达49.7万人。
　　纵观整个中东，从大历史的角度观察，巴以关系在整个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仍具有无可取代的象征性意义。新一轮巴以冲突给双方民众心理上带来深层次冲击，也再一次埋下了以暴易暴的恶果，必将对整个中东地区的秩序和局势造成长期、复杂的影响。
　　巴以冲突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与犹太民族主义的对抗，这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持续了近百年仍然难以化解和平息。双方关系长期陷入“和谈—破裂—矛盾激化—爆发冲突—脆弱停火”的轮回中，且每一次巴以和谈努力破裂后总会出现局势倒退。
　　由于受家族、部族和地区等因素的影响，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在形成之初便具有内在的脆弱性和强烈的依附性。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内部一直缺乏有效的机制，无法将不同的政治派别吸纳整合成为能被各方接受因而具有合法代表性的政治势力，更无法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方面提出可行且能够被各方认可的解决方案，由此又加剧了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内部的分裂，并给外部势力的插手提供了机会和可能。外部势力政治诉求的差异性又内化且强化了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内部分歧和派系争斗，进一步导致巴犹冲突扩散为阿以冲突。
　　与此同时，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以及犹太民族主义均发生了嬗变——宗教极端主义成为民族主义的助推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新占领的领土激起了以“信仰者集团”为代表的犹太教极端势力的宗教狂热，他们成为在占领领土上建立定居点的急先锋，把占领领土犹太化视作宗教使命。他们咄咄逼人的态势和建立犹太定居点的举措与以战略安全为借口强化占领领土控制的犹太复国主义右翼势力相互呼应，削弱了犹太复国主义中相对温和的政治势力的影响，刺杀总理拉宾更凸显了他们的偏执和狂热。
　　而在巴勒斯坦方面，长期被占领的状态使得生活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民众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饱受歧视，为“穆兄会”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现实土壤。上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国际性政治伊斯兰运动发展，占领区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尤其是相对封闭的加沙地区的民族主义的宗教极端化倾向急剧发展，最终成为国际性政治伊斯兰运动的一部分。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助推器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所释放出的活力和能量让世俗性的民族主义相形见绌。
　　受宗教极端主义影响，宗教问题成为继领土问题、难民问题和耶路撒冷问题之后最易引发冲突的敏感问题。2000年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的爆发便是民族因素和宗教因素相交织而发挥作用的结果。这一地区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也呈现出明显的国际化倾向，国际基督教右翼势力中的锡安主义者也往往涉足其中，令问题更为复杂。由于宗教极端主义的影响，巴以冲突有扩大为伊（斯兰教）犹（太教）冲突的可能。
　　而对于巴勒斯坦以及支持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国家，冲突还带来了非常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尽管阿拉伯民族和穆斯林内部因教派、地域、政治理念等因素有着严重分歧，但是巴勒斯坦问题却在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中间激发了强烈的共同体意识。或为顺应民意、或为强化政权的合法性，一些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政府曾选择为巴勒斯坦而战，信誓旦旦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然而战场上的屡遭败绩、对政府外交取向的不认同以及历历在目的血腥冲突场面，既激发了阿拉伯和穆斯林民众对以色列的“集体仇恨”，也引发了他们对本国政府能力乃至政权合法性的质疑甚至否定。一些国家政府与民众之间在对以色列政策上产生的持续张力，严重扭曲了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成为引发动荡的重要原因之一。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与犹太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其持续时间之久、波及范围之广在人类历史上实属罕见。无论犹太人还是巴勒斯坦人都遭受了太多原本不该承担的苦难，所幸我们在阅读这部苦难史的时候，读到的不全是仇恨、驱逐和杀戮，也看到许多人性的闪光之处，尽管还很微弱，但真切地希望这些星星之火能够壮大燎原并最终照亮两个民族通往和平的道路，结束这场两个民族之间的悲剧与苦难。
　　五、黑人之死——种族鸿沟难弥合
<font style="font-family: 楷体_GB年8月19日，抗议者在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街头抗议。资料图片
　　日，美国白人警察枪杀非洲裔青年布朗被免予起诉，在检查官宣布判决结果后，立刻在弗格森市引发抗议和骚乱。继8月9日案发后，已经引发了多日骚乱，此次愤怒的示威人群与警察再次爆发冲突，部分黑人甚至袭击警车、抢劫商店并纵火、焚烧私人汽车。与此同时，全美数十个大中城市卷起示威浪潮，反对这次判决。
　　布朗之死，为郁积已久的种族悲情提供了新的风口。当布朗父母振臂一呼“加入我们的活动吧”，整个美国闻风响应，游行队伍中有黑人也有白人，有年轻人也有中老年人。弗格森事件未平，白人警察“锁喉”致死黑人商贩事件又起——美国纽约一个大陪审团12月3日裁定不予起诉今年7月扼死非裔小贩的白人警察后，美国华盛顿、纽约、芝加哥和休斯敦等地继续爆发大规模游行，抗议种族歧视和警察暴力执法。
　　近年因白人警察枪杀黑人青年，美国已多次爆发示威活动。弗格森案和“锁喉”案引发的抗议活动，无论从延伸时间还是从激烈程度而言，都是近几年来所罕见的。但它们只是导火索，是美国社会矛盾的反映。
　　族群关系在任何国家都非常敏感，难以驾驭。正如美国《纽约时报》12月4日的评论文章所说：美国上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是黑白分明的是非之争，而今天，种族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的分野已不再清晰。阶级偏见与种族歧视叠加在了一起。美国目前面临尖锐的社会割裂，阶级差距的拉大会造成阶级偏见和阶级歧视。所有的民权问题，同时也是经济和社会问题。阶级歧视和种族歧视是纠缠在一起的。
　　经历废奴运动、美国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民权运动后，黑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空前提高并获得法律上的保障。但也要看到，奥巴马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美国各级政府机关、议会司空见惯的非洲裔面孔，大学、企业、军队、律协等组织和团体持续数十年的“肯定性行动”，以及美国多元、开放、自由、民主、包容的国家特性，均不会彻底消除种族之间的矛盾。
　　毋庸置疑，在美国，非洲裔整体的就业机会、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仍与白人有不小差距。人口迅速增长的拉美裔在低薪岗位上的竞争，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黑人中下层的经济困境。在非洲裔聚集的城市和社区，犯罪率通常较高。而白人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对黑人的“种族归纳”，长期以来被黑人所诟病。刑事或民事案件发生后，白人警察倾向于将嫌犯锁定为黑人。在日常执法时，对黑人嫌犯的人格侮辱、巡逻中对黑人的无故盘查，惯性的暴力执法甚至轻易开枪射击等，恶化了警民关系，加剧了种族矛盾。一旦发生诸如白人警察枪击或枪杀黑人青少年嫌疑人时，黑人的族群意识、维权意识以及黑人对白人警察和主流社会的不满，就会迅速高涨并迸发出来。同时，正是因为美国社会的多元，抗议活动常能聚拢起各色人群。
　　《民权法案》签署 50 年后，美国社会的种族痼疾却仍难消除。法律平等为何难以换来事实上的平等？这些问题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原因。
　　与历史上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相比，美国现代社会的种族问题的表现形式更加隐讳，无形的社会、经济、文化歧视仍潜藏于社会各个角落。种族问题之所以在美国社会挥之不去，原因有三：
　　首先，种族问题由来已久，黑人遭受到种族歧视这一现象在美国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美国历史上的黑奴贸易和黑奴制度使黑人的社会地位降到最低，给黑人遭受到白人社会的种族歧视打上了历史的烙印。美国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中的白人种族优越论是美国白人的种族优越感、种族主义以及美国白人对黑人的种族歧视的理论基础。信仰基督教的美国白人具有“神赋使命感”。依据《圣经》中有关“诺亚方舟”故事的叙述，黑人是诺亚最笨的一个儿子的后裔，他们天性懒惰和愚蠢，理所当然应该受到“品德优秀”的人的后裔的奴役和歧视。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尤其是对黑人种族的歧视，可谓根深蒂固。
　　其次，少数族裔与大量涌入的移民以及随之衍生的问题搅在一起，产生了新的种族问题。1965年移民法改革后，大量拉美裔和亚裔移民进入美国，按照目前的情况测算，2043 年前后，美国白人人口比例将低于 50%。美国将走向进一步的种族融合，还是走向种族分裂，抑或出现种族骚乱，未来难以预测。但可以明确的是，种族问题将从历史上的黑白之间，扩大到少数族裔与白人，甚至少数族裔之间。
　　最后，从总体来讲，美国政府对改善少数族裔境遇并没有作出足够的努力，间接造成了种族关系的紧张。作为第一位非洲裔总统，奥巴马曾被少数族裔寄予厚望。然而，奥巴马始终对种族问题持回避和淡化的态度。这当然与他的非州裔身份有关，也与种族问题的敏感性相关。目前，奥巴马任期已过一个半程，但在种族问题上没有太大作为。
　　对黑人的种族歧视是数百年来的奴隶制度以及种族隔离制度造成的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问题，而种族界线的问题已经被带入了21 世纪。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发展以及人性的觉悟都需要较长的时间，不可能在短期内出现奇迹。美国作为世界上种族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应当反省和审视自己的所作所为，从根本上解决或者改善黑人教育水平低、生活贫困、失业率高、犯罪率高、福利制度不完善等众多社会问题，并且适当改进政府政策中的不足之处，使其充分体现对黑人权力的尊重，彻底消除对黑人的不平等待遇和歧视。如果美国不能真正做到《独立宣言》中所说的“人类生而平等”，那么美国可能会面临更多的社会问题。
<font style="font-family: 楷体_GB年9月17日，支持苏格兰独立的民众在苏格兰第一大城市格拉斯哥集会。 资料图片
　　六、苏格兰独立公投——身未去，心已远
　　日，英国苏格兰地区单独举行独立公投。9月19日揭晓的计票结果显示，55.4%的投票人选择留在英国，44.6%的选民选择独立，这标志着苏格兰独立公投失败，将继续留在联合王国内，英国就此逃过了一场分裂的劫难。
　　然而，这次公投进一步加深了苏格兰与英格兰的裂痕，也加深了北爱尔兰、威尔士与英国中央政府的裂痕，后果与影响深远。英国政府不得不对苏格兰地方政府进行更大规模的让权，这将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甚至有可能促进苏格兰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最终走向分裂。
　　英格兰和苏格兰曾是两个独立的王国，在历史上曾多次爆发冲突，也曾因王室通婚而结成紧密联系。1707年，英格兰议会与苏格兰议会达成协议，双方根据《联合法案》合并，去除各自独立称号，成为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一部分。1707年的条约在结束苏格兰独立的同时，仍保证其民族独特性永久不变，因此，苏格兰人世世代代表现出捍卫地方法律、教育制度以及文化特色和宗教信仰的强烈意识。直到今天，苏格兰人还不把自己称为不列颠人，他们仍称呼自己为苏格兰人。这种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分离主义情绪几百年来都没有中断过。这就为分裂埋下了永久性的伏笔。
　　从1707年开始，苏格兰独立的呼声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推动“苏独”的苏格兰民族主义者及其支持者长期以来执着地认为，苏格兰的自我身份意识在联合王国内受到了挤压和蚕食。但在大英帝国的辉煌时期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时期，苏格兰人的独立意识还并不明显，独立呼声只能是一种长期存在于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性政治诉求。苏格兰民族的分离主义情绪出现在20世纪下半叶，当时，苏格兰的本土工业受到了重大冲击，本土经济形势的恶化导致苏格兰民族主义者们开始呼吁独立，并在1979年举行过民意表决，但独立派未获得足够支持。
　　上世纪90年代，在苏格兰地区拥有广泛政治基础的工党上台，苏格兰人托尼&布莱尔成为英国首相。布莱尔上台后，开始针对苏格兰和威尔士实施“放权”改革，逐步加强这两个地方的自治权。这进一步刺激了苏格兰民族主义者的独立意识。
　　1999年，按照英国工党政府通过的《1998年苏格兰法案》，中断了300多年的苏格兰议会再次恢复。新的苏格兰议会拥有大部分地方事务的治理权。
　　2011年5月，苏格兰民族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该党开始再次推动苏格兰独立的进程。苏格兰民族党成立于1934年，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它逐渐演变为一股强大的左翼政治力量。在1999年的首次苏格兰地方议会选举中，该党没有赢得多数，其推动的苏格兰独立主张最早并不成气候。然而，通过宣传“苏格兰民族意识”，向选民承诺为苏格兰争取更多权益，苏格兰民族党一步步赢得苏格兰民众的支持，最终击败本欲借“权力下放”政策稳固地位的工党，执掌苏格兰地方政权。
　　通过这次独立公投，苏格兰独立派和苏格兰倾向于独立的民众认识到了自身所掌握的资源及其所具有的潜在力量。苏格兰少数独立派精英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会持续不断地煽动与蛊惑苏格兰民众继续推动独立运动，给英国中央政府带来长远与持久的压力。一旦英国中央政府出现某种变故或政策失误，将可能导致公投独立运动的再一次出现。因此，苏格兰独立的危机仅仅是暂时缓解，而不是根本消除，独立的危险和趋向将长期存在。
　　与此同时，当苏格兰地方自治权力扩大以后，将引发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连锁反应，他们也将向英国中央政府要求扩大地方自治权力，英国政府将面临两难选择。一旦给予他们权力，将使联合王国的权利趋于分散化，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英国将变成一个越来越难以集中权力的国家，英国在欧盟内部的作用和地位将会明显下降，英国的世界大国地位将遭受持久、甚至是根本性的削弱；而如果不下放权力，这些地区的独立派和不满情绪与力量长期酝酿并持续，可能会促使类似于苏格兰独立公投这样的新独立运动的快速出现。
　　接近半数的苏格兰公民渴望独立，背后有多重的推波助澜力量。独立运动既根源于苏格兰与英格兰之间的历史恩怨，也得助于北海石油收入提供的财政诱因。但这场让英国濒临分崩离析的政治危机，更透露出当前欧洲主权国家普遍面临的双重合法性危机。英国是西方代表性国家，大英帝国的分崩离析导致绝大部分殖民地的出走，但苏格兰公投威胁的是英国“本土安全”以及它的政治制度，它是近年来欧洲主要大国中分离主义最猛烈的一次爆发。这不同于巴黎、伦敦由外来移民充当主力的大型骚乱。苏格兰公投直接展现了英国主流社会的分裂，挑战了“民族国家”概念的合理性。
　　苏格兰此次公投也为我们留下了诸多未竟的理论思考，特别是我们应如何看待经济全球化冲击下的民族认同问题。当今世界，一方面是全球化不断加速和深入，而另一方面则是寻求民族自治与独立的呼声进一步高涨。在欧洲，一方面，作为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欧洲联盟不断深化；另一方面，欧洲国家内部一些地区要求独立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不单是在英国的苏格兰，在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寻求独立的努力也从未停止过。甚至在意大利的威尼托和德国的巴伐利亚等地，也都出现了要求自治或独立的呼声。从表面上看，全球化、一体化与民族独立、分散化（即碎片化）似乎是两种互相矛盾的趋势，但事实上，这两者背后有着千丝万缕的逻辑联系。苏格兰公投现象，恰恰反映了这一矛盾在西欧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如何处理好一体化与分散化的矛盾，是欧洲政治生活中一件棘手的大事。
　　当今世界，应该如何解决民族自治与国家统一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样的一种矛盾关系，将对一个民族、国家以及整个世界的未来发展造成怎样的冲击和影响？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思考。
　　从总体上看，2014年导致世界民族热点问题的原因更为复杂，民族与宗教、民主、资源、环境等问题的联系更加密切。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对民族问题的干预明显增强，而西方国家在民族问题上往往采取双重标准。同时，民族问题的示范性效应和连锁性反应也更加突出，民族冲突往往不只局限于某一国内，冲突的地区化、扩散化、外渗化趋势较为明显。
　　民族是当今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人们共同体形式，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在国际社会和国家内部都是直接影响和平、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上任何地区发生民族冲突，中国都无法完全置身事外。而且，中国与当前众多民族危机中博弈的各方都有紧密的经贸或政治联系。因此，探究世界民族热点问题的根源，分析其对世界和我国带来的影响，有助于我们获得有益的经验教训和制定适当的因应策略，从而创造更加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树立我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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