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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课《宏观经济学》部分题库 最新作业及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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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公共微信关于创新研究的三种指标体系的简要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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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分类:|关键词:上海交通 center 哲学系 style 创新
关于创新研究的三种指标体系的简要评述1李侠 周正（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 200240）摘要：创新是一项稀缺的行为，要实现创新是需要一些社会基础条件作支撑的，缺少这些基础条件任何可持续的创新都是不可能的。文章比较了欧洲的两种创新指标体系，《奥斯陆手册》与《欧洲创新记分板》的指标体系，由此提出了支撑创新的社会基础条件五要素分析模式，并以此结合中国的创新现状给出一个初步诊断与解决之道。关键词：创新；《奥斯陆手册》；《创新记分板》；社会基础条件自主创新作为我国新时期的一项基本国策，对于整个社会未来发展的路径选择的意义自不待言。然而，毋庸讳言，我国的整体创新现状又属实不能令人满意：一方面是国家的高度重视，而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反应冷淡。这种颇为吊诡的现象背后到底存在什么问题，这就是理论工作者所必须考虑的。为了破解这种诡异现象，我们需要从创新的社会基础条件切入。目前国际上关于创新研究的指标体系比较多，由于各种指标体系对于创新关注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导致具体指标的选择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为了更清晰地比较各类指标之间的差异，我们仅就欧洲的两种创新指标体系进行一些简单的对比说明，一个是2005年出版的关于OECD国家创新情况的《Oslo Mmanual:Guidelines for collecting and interpreting innovation data The Measurem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tivities》（第三版），另一个是2009年出版的《European Innovation Scoreboard》（EIS，2009）。这两份报告的体系是完全不同的，下面把两份报告的指标体系结构简要介绍一下，然后，推出我们提出的主要针对支撑自主创新的社会基础条件而构造的五要素模型，这套指标体系的优点在于能够从宏观层面快速测评那些支撑创新的社会基础条件的存在的状况，为政府和企业决策提供方向性的依据。这套体系所依据的形而上根据在于：社会基础条件是任何创新发生与扩散的必要条件。《奥斯陆手册》（2005）的指标体系结构是这样安排的，通过采用对影响创新活动的因素进行分类，然后再把五个大类进行细分的方式，同时把这些因素都贯彻到即产品创新、过程创新、组织创新与市场创新等四个环节中去。总体来讲，它把影响创新的因素分为五类，分别是：【1】1成本因素，这个大类下又有如下几个因素：1.1察觉到的过度风险；1.2成本太高；1.3企业内部缺少基金；1.4企业：风险资本与公共基金。2知识因素，这里又包括如下几个指标：2.1创新潜能不足（R&D、设计等）；2.2缺少有资格的劳动力：企业内部与劳动力市场；2.3缺少关于市场的信息；2.4可获得的外部服务不足；2.5在生产或过程发展中以及市场中很难发现合作者；2.6企业内部呈现出组织刚性，这里包括三种情况，分别是个人对转变的态度、管理对转变的态度与企业的管理结构；2.7由于生产需求没有能力让员工投身于创新活动。3市场因素，这里包括如下几个指标：3.1对于创新产品和服务的不确定性需求；3.2被一些企业潜在控制的市场。4制度因素，这里包括如下几个指标：4.1基础设施的缺乏；4.2财产权的薄弱；4.3法制、规范、标准与税收。5其他造成不利于创新的原因，这里主要包括如下原因：5.1由于早期的创新不再需要创新；5.2缺少创新的需求，所以不需要创新。上述的指标体系就是奥斯陆手册中提出的关于影响创新几个因素的具体细节。它的主要关注点集中在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对于狭义的自主创新条件来说，这应该是很详细了，但是对于创新的社会基础条件来说，这个指标体系则是存在严重缺陷的。它没有关注到特定区域的文化与舆论等因素在创新中的作用。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欧洲企业与工业委员会推出的《欧洲创新记分板》的指标体系结构。《EIS》是从2001年开始每年定期出版的一种创新测评指标体系，它主要考察欧盟27个国家的创新表现，自2008年以后，指标体系逐渐得到修正，目前主要包括三大板块与七个具体指标，现将《European Innovation Scoreboard》（2009）的创新指标体系结构的主要内容简要分析一下，具体内容有以下几点【2】：第一部分：能力(Enablers)，这里包括两个指标：一、人力资源，这里分别列出了：1科学家与工程师（S/E）与大学毕业生在每1000人中的比例（这个阶段主要包括20-29岁）；2科学家与工程师以及博士学位人数在每1000人中的比例（这个阶段包括25-34岁）；3每100人中高等教育的比例（25-64岁）；4每100人中参与长期学习的人数（25-64岁）；5年轻人的平均教育程度。二、财政与支持指标。这里包括三个要素：1公共R&D支出（占GDP的比例）；2风险资本（占GDP的比例）；3私人信贷；4公司提供的资助（占公司的比例）。第二部分：公司活力（Firm Activities）。这里包括三个大的指标，即：1公司的投资；2联系与企业；3生产能力，这里包括如下一些指标，每百万人中的专利数，每百万人口中的设计数量等。第三部分：产出(Ootputs)，这里主要包括两种影响，即：1创新者的影响（如降低成本、能耗、劳动力等）；2经济影响（包括就业、知识密集型劳动力占总人数的比例、新的市场、新的公司销售额等指标）。这个指标体系通过一些静态的数据，力图刻画出欧盟国家在一个确定时期内的创新能力得分排序，在这个基础上，创新记分板（EIS）把国家的创新水平分为四类，即创新领导型国家（Innovation leader）、创新追随者国家（Innovation followers）、中等创新国家（Moderate innovation）以及创新追赶型国家（Catching-up countries）。2010年以后，EIS把最后一种创新类型改成：低度创新国家（modest innovators），并且报告的名字改为IUS（Innovation Union Scoreboard），但基本指标结构没有大的变化，我们认为创新追赶型比低度创新型国家的说法更为有力。同时通过欧盟27个国家的数据与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与中国）的比较，对各个主要国家的创新得分情况进行了分类，这种分类是很有新意的做法。但是这个指标体系仍然是在狭义的微观层面上突出强调了企业的创新绩效，而对造成得分差异的情况则缺少宏观的分析。为了从宏观上把握一个国家进行自主创新的能力与可行性，并为国家决策提供依据，必须深入挖掘影响创新的社会基础条件，以此利用美国经济学家阿兰•斯密德教授提出的“状态-结构-绩效”三元功能范式，对支撑创新的五项社会基础条件进行诊断。要改变当下的创新状态与绩效，必须从改善结构入手，而这五要素就是主要结构变量。所谓基础条件是指任何创新活动都无法缺少的，影响创新的条件有很多，但不是所有条件都有资格被称作基础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归纳出五项基础条件分别是：经济、制度、人力资源、文化与舆论基础条件。这些条件对于创新活动的影响方式以及作用机制是很不相同的，但是这些条件的满足程度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创新活力与水平。根据各项基础条件对于支撑创新的敏感性高低，五项基础条件中的制度因素与经济因素对于支撑创新的敏感性最高。根据敏感性的高低，调整这些因素可以在短期内改变创新的状态与绩效。按照基础条件的存在样态来分，其中经济因素与人力资本因素是有形的社会基础条件，它们是可以看得见的基础条件，而制度性因素、文化因素以及舆论因素则是无形的基础条件因素。有形因素的绩效比较好评估，而无形因素的绩效则很难评估，换言之，难评估就意味着量化处理比较困难，但是目前的研究证明，作为无形因素的社会基础条件在创新中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它们可以转化成交易成本、信息成本等形态，它们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创新行为是否符合经济原则。众多经验研究证明，一个具有创新活力的国家或地区，其支撑创新的无形社会基础条件是相当完善的。如果按照对于创新的影响力来分：制度、经济与人力资源基础条件是硬性基础条件，而文化与舆论则是软性基础条件。基于此，对于一个国家的创新可能性，我们可以提出一个粗线条的判据：即要实现最低限度的自主创新必须至少具备两项硬性基础条件与一项软性基础条件，不满足这个基本条件创新行为是不可能发生，即便有也是偶然事件。据此，再做一个推论：中国创新在硬性条件方面有两个优势，即人力资源和经济基础条件方面，已经满足了创新的最低要求；但在软性基础条件方面存在缺陷，这也充分说明了中国创新能力薄弱的现实。因而未来的改革应该是在制度（市场）、文化与舆论基础条件方面着力。参考文献：1 Oslo Mmanual:Guidelines for collecting and interpreting innovation data The Measurem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tivities（2005）.http://www.oecdbookshop.org/oecd/display.asp?K=5LGPBVQFQ4G5&lang=EN&sort=sort_date%2Fd&stem=true&sf1=Title&st1=oslo&sf3=SubjectCode&sp1=not&st4=E4+or+E5+or+P5&sf4=SubVersionCode&ds=oslo%3B+All+Subjects%3B+&m=5&dc=11&plang=en2 European Innovation Scoreboard（2009）.http://ec.europa.eu/enterprise/policies/innovation/facts-figures-analysis/innovation-scoreboard/index_en.htm【博主跋】这篇小文章发表在《民生周刊》（人民日报）2013（8），是为记！【备注】看到留言，觉得还应该说两句，这篇小文章只想说明一件事：地方政府（包括国家）在做决策时，应该充分考虑一下基础条件是否具备，以便能在最短时间内，对于决策的可靠性有一个初步的把握与判断，否则再热心也于事无补。中国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掌握权力的管理层的蛮干是很可怕的事情。基于此，我们设计了这个模式，比较直观，而且容易发现当地问题所在，以此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前段时间贴出的关于产业转移的文章也是这个目的。在狭小空间内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否则，还能怎样呢？写一篇引经据典的学术文本又有几个人去看？通俗与简单化未必不是力量。说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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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在我国还没有一套获得各界人士认同的政府政绩评价指标体系。根据多年的研究，笔者倾向于政绩评价指标体系应分为四类：政治业绩评价指标体系，经济业绩评价指标体系，社会业绩评价指标体系，生态环境业绩评价指标体系，本文摘要刊登其后二项指标体系。
　　一、社会业绩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政府政绩的社会评价指标，都是与城乡居民的利益密切相关的指标，是一些为民服务的指标。这些评价指标体现了政府执政为民的政绩。现分11类指标：
　　1．劳动就业指标。劳动就业指标，包括就业总人数、新增就业人数和失业率。劳动就业总人数=上年劳动就业总人数+当年新增加劳动人数，劳动就业人数增率=当年劳动就业总人数÷上年劳动就业总人数×100%；新增就业人数=当年劳动就业总人数-上年劳动就业总人数；失业率=失业人数÷（有劳动能力的公民总数-离退休人员）×100%。新增就业岗位（人数）和控制失业率，这是世界各国政府最关心的两个社会指标。我国各级政府对此十分重视，各级劳动部门都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劳动就业登记，介绍就业和再就业培训。各级政府都把发展经济、协调结构、创造就业机会、控制失业率作为政府为民执政的首要任务。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把创造就业机会，安排待业人员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予以落实。在市场经济的现阶段，要实行充分的就业是有难度，各国都在探讨“适度”失业率，认为社会保持一定的失业率有利于竞争，有利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但是，关于控制失业率的“度”多少为好，国内外学者存在一定分歧。国内主流经济学家主张将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以内，最好是控制在4%以内。非主流经济学家主张将农村和城镇统一计算失业率，按国际口径，将失业率控制在5%―6%的水平。每年创造多少个就业机会和失业率降低几个百分点，这是评价政府政绩的一项很有份量的社会指标。
　　2．社会公平分配指标。这一指标由地区收入差距度和社会群体收入差距度组成。地区收入差距度可用人均GDP的差距、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农民纯收入差距来反映。城乡收入差距，可用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纯收入相比较。群体收入差距度，可用20%的最高收入家庭的人均收入与20%最低收入家庭的人均收入进行比较。按地区、城乡、群体收入差距缩小或扩大的程度制定平分标准，对政府政绩给予评定。实现社会分配公平，是战后世界各国追求的共同目标，因为实现社会公平，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整个社会由计划经济的平均主义分配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必然会使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群体差距有所扩大，但这方面的差距应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这是政府公共职能之一。
　　3．社会安全度。社会安全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稳定度的重要指标。社会安全度，由国防安全度、资源安全度、粮食安全度、食品安全和社会治安度等一组指标。国防安全度是指现有国防力量能否有效保障国家的领土完整，防御一切有害于国家主权和安全的非法活动。如果现有国防力量能有效制止一切有损于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侵害的活动，则属于国防安全高的级别，反之则低。资源安全度在我国所以重要，因为我国已是资源消费大国，我国的铁矿石70%依赖于进口，2004年石油进口量超过1亿吨，已占到我国消费量的三分之一。到2020年，我国石油消费量将达4亿吨，其中50%（2亿吨）需依赖进口。那时能源安全将是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最重要的保障。能源的供应和安全关系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粮食安全也很重要，我国13亿人口，不能把解决粮食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国际市场，因为国际市场的全部粮食只够我国粮食消费量的一半。因此，我国解决粮食问题要以国内为主，国际市场的最大进口量应保持在2000万吨左右，不超过我国消费量的5%、国际市场交易量的10%。过多依赖国际市场，会加大国家的安全风险。食品安全，关系到城乡居民的切身利益，食品污染或质量不可靠会对人体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轻的影响健康，重的可能会中毒、致癌、致死。社会治安情况是直接反映社会安全度最显性的指标。社会治安包括刑事案件发生率的增减、破案率的高低、社会治安突发事件处理的快慢。这些都是评价政府社会服务职能优劣的标准。
　　4．公众权益保障度。除了人民群众通过自己的代表参与各级“人大”、“政协”工作，进行参政议政以外，人民群众有权参与国家和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改革方案等民主决策。改革以来，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改革方案制定，各级政府以不同的方式给予了保障。对于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分享权，由于人民群众所处地区不同，有着较大的差距。在富裕地区，电、水、气等公共设施管网比较齐全，当地的居民有权平等享用。但在一些贫困地区，由于电、水、气等公共设施不健全、不配套，无法平等享用。还有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设施差距很大。各级政府应加大公共事业的投入，使公共设施落后地区状况不断改善，要关心“民生”，使公众权益得到保障。现在，中央决定由中央财政来帮助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投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对中部地区的崛起进行规划，以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确保分享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基本权益这是评价政府能否“执政为民”的重要指标。
　　5．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满足水平。公共产品，指邮电、通讯、网络信息设施、交通和水、电、气等公用设施，公共服务，包括金融、保险、旅游、商业、财务、审计、法律、咨询等服务机构提供的各种服务，以及科技、教育、卫生、体育和文化娱乐等服务。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中最基本的职能。因此，政府要在为城乡居民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基础上，重视服务质量的提高。2004年，有24个省（区、市）闹电荒，有60%的大中城市缺水，银行“弃贫爱富”，保险和旅游“无序竞争”，商业欺诈和信用缺失，科教文卫服务的不合理收费等，都一定程度反映当前我国各级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因此，把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满足度作为评价政府公共服务政绩的指标很有必要，有利于提高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质量。
　　6．公共关系紧密度。公共关系是指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一个执政为民的政府，必然会有良好的公共关系。构建和谐社会，政府与民众必须相互沟通，通过真诚对话、民主协商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使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种社会必然是政令下达和民意上传渠道畅通，政府与公众的信息传输和意见反馈网络便捷；政府实施民主决策，真心实意办实事，承诺兑现率高；政府勤政、廉洁、为民执政，公众支持政府依法治国，以法行政，保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让环境优美、生态平衡。这样的社会公共关系才能和谐紧密。因此，公共关系紧密度，是衡量政府在构建和谐社会政绩方面所必要的一个判断性指标。公众关系紧密度，可以通过政府制定的有关关心群众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制度、群众反映的问题解决的及时性，以及联系群众的渠道的畅通性等多方面来评定。
　　7．社会应急、救助体制完善度。建立国家（地方）突发事件应急体制和灾难救助体制，是中央和地方的一项重要的公共职能。2003年，我国在“非典”期间所以能如此有效控制疫病的蔓延，就是因为建立了国家和地方的应急体制，动员和组织一切力量来做好病人的隔离、治疗工作和卫生防疫工作。2004年春天禽流感能有效控制，也是因为我国建立了国家应急体制。去年的东南亚和南亚的海啸，我国能快速的派出医疗救援队伍，也是因为建立了国家灾难救助体制。建立国家突发事件应对体制和灾难救助体制，能在第一时间内对突发的自然灾害、人为灾难和恐怖、爆炸、战争等重大事件作出快速反应，派出抢险队、救援队、特警和医疗队予以救助，可以使灾难发生地财产、生命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灾难救助除了参与救灾，提供临时医疗服务、生活服务以外，还包括灾民安置、卫生防疫和灾后重建等。我国属于灾难多发地区的国家，从中央到地方都要完善社会应急、救助体系。各级政府除了直接拨款组建公益性的社会救助体制、开展服务。此外，还要扶持社会慈善机构的发展，也要制定有关法律加强监管和扶持力度，让它们成为社会救助体制中的一支常规力量。
　　8．社会保障覆盖率。社会保障，包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这是一种普惠制的保险制度。2004年全国城乡职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1.63亿人，覆盖率均为98%（占城镇职工总人数）；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为1.06亿人，覆盖率为64%，参加医疗保险的人数为1.24亿人，覆盖率为74%。从现阶段来看，参加养老保险的覆盖率较高，参加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覆盖率较低。在乡镇企业就业的1.4亿人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基本上没有参保，覆盖率低。今后应实行强制性保险，应由现在的企业和个人交纳改为国家统一征收社会保险税。当前，社会保险覆盖率一般是发达地区高、欠发达地区低，并且企业欠缴的情况较普遍。今后要加强这方面的监督，要按《劳动法》保护职工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合法权益。对政府考核这一指标，有利于政府加强对企业监督，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9．政府监督体系完善度。现阶段对各级政府的监督主要是政府部门自己监督自己。这种监督体制缺乏应有的刚性。尤其是在各级政府尚未建立问责制的情况下，“人大”也很难对政府起到有效的监督作用。我们认为，对各级政府的监督，不能仅有自己监管自己。应建立三个层次：一是高层监督委员会，由“人大”负责（或总理或国家主席挂帅领导），对国务院各部门进行监督，各部门都建立问责制，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建立类似的监督委员会，对各政府部门进行监督；二是建立社会监督委员会，人员由社会各界推派代表参加，包括媒体的代表，对各级政府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由下而上进行问责，发现重大问题可向高层监督委员会反映，也可以媒体曝光，利用社会舆论监督；三是内部监督机制，政府建立跨部门的专门的监督机构，对政府各部门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进行事前、事后和过程监督。政府监督体制的完善，有利于提高政府的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
　　10．公众信任度。这是一项综合性指标。这一指标包括由对政府办事的公正性，承诺兑现度，以及对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数量、质量的满意度；对生活环境、工作环境和市场环境的满意度；对社会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的满意度。还包括对社会分配、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和人均预期寿命，以及文盲下降率、文化水平提高率、公共道德普及率等等人文指标的认可度。实际上，这是对政府工作的全面审视性指标。这反映的是“民意”，是对政府公信力打的综合分。
　　11．国际亲和力。这一指标只对中央政府的国际公共职能政绩进行考核评价。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亲善外交对世界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自从2001年春，中美之间出现飞机撞击事件以后，一度中美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后来由于反恐的需要两国加强了合作。到2004年，中美已出现了建交以来最好的关系。我们与俄罗斯加强了战略伙伴关系，与欧盟建立了全面合作的伙伴关系，与东盟、拉美和非洲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发展了友好关系，特别是使印度和巴基斯坦由对抗走向友好。这些都是中国亲善外交、友好合作外交产生的积极效果。这是一种国际“亲和力”。这反映了中国政府外交的魅力。为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政府具有很强的国际亲和力。这一指标，专门对中国政府处理国际关系的能力作出客观评价。
　　二、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对政府政绩的评价，环境指标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环境评价指标现暂列以下7项：
　　1．资源消耗减量指标。这是指通过新技术、新工艺的采用以及集群化布局和循环经济模式的运用，使原有产业链拉长，原有的废弃物被深度加工，原有的废旧材料被重复使用、进入新的循环系统，经济由外延扩大再生产转向内涵扩大再生产，绿色GDP持续增长，而能源、水和原材料使用减量或单位GDP消耗资源减少。资源消耗减量指标=上年单位GDP资源消耗量-本年单位GDP资源消耗量。这是计核绿色GDP中的一个重要指标，能比较全面反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水平的提高。
　　2．环境损益减量指标。环境损益是指粗放经营对环境的破坏，损害了环境的利益，造成环境恶化，污染食品的扩散。由于政府采用了一系列治理环境污染的有效措施，即工业的清洁生产工艺的采用，生态农业的发展，“三废”治理效果的提高，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工程的实施，GDP的增长减少了对环境利益的损害。环境损益减量指标=上年单位GDP环境损益量-本年单位GDP环境损益量。环境损益的减量，不仅有利于绿色GDP的成长，而且对整个生产环境、生活环境、生态环境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
　　3．“三废”处理率。由于粗放经营模式引起的废水、废气、废物的无节制的排放，已使75%的江河、湖泊水体污染，60%的城市空气污染，到处填埋的垃圾已严重污染地表水、地下水和垃圾填埋场周边的土壤，一些污染性疾病（癌症、哮喘病等）增加。“三废”已成为我国各地的公害。因此，“三废”集中化处理已成为各地环保的主要措施。现在各地政府都已重视，因此，把“三废”处理率，作为政府政绩考核的环境指标是有必要的，有利于各级地方政府提高保护生态环境的自觉性。“三废”处理率包括废水处理率、废气处理率、废物处理率。
　　废水处理率=符合国家排放标准的已处理废水÷应处理废水的总量×100%
　　废气处理率=符合国家排放标准的已处理废气÷应处理废气的总量×100%
　　废物处理率=（经加工重复利用废弃物资+变性材料）÷应处理废物总量×100%
　　这些指标以百分率高低来评价政府工作的政绩。
　　4．清洁生产工艺采用率。清洁生产工艺，是一种无废物生产工艺。废气、废水、废弃物在生产过程中被再加工。这是一种风行世界的环保工艺，它包括拉长产业链，搞产业集群化布局，搞循环经济（生态工业、生态农业、工农业循环），以及“三废”集中无害化处理等方面的工艺。这是当代集约化经营模式的特点。这一评价指标的采用，可以提高各级政府推广清洁生产工艺的自觉性，为社会提供更多的绿色工农业产品，减少环境危害，造福于人类，使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清洁生产工艺采用率=采用清洁生产工艺的企业数÷企业总数×100%或清洁生产工艺应用率=绿色工农业产品（价值量）÷工农业产品总价值量×100%
　　5．生态环境修复率。这是指被破坏的生态环境，采取修复工程后，使生态环境向可持续方向发展的计量指标。这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都面临的一项环保任务。将这一指标列入政府政绩考核任务，可以促使各级政府对生态环境缺失部位进行修复。这方面的工作包括退耕还草、退牧还林还草、封山育林、恢复湿地和江河、湖泊的自然生态；引入优良牧草改良人工草场，引进优良树种搞林纸一体化，利用飞播种树种草，采用生物工程和物理化学工程防止水土流失和耕地荒漠化，使生态向良性方向发展；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建立有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人工生态。
　　生态环境修复率=采用生物、物理、化学工程修复的面积÷被破坏的生态环境面积×100%
　　这个指标的数值愈大，政府的政绩愈好。
　　6．生态环境保护率。这一指标对保护现有生态环境不被破坏具有很强的激励作用。这一指标作为政府政绩评价指标，有利于进一步保护脆弱的生态环境系统。这一指标包括自然生态保护区，禁猎、禁牧、禁渔区（包括常年设禁区和季节性设禁区）。
　　生态环境保护率=已保护生态环境面积÷应该保护的生态环境面积×100%
　　7．生态监测系统完善度。为了更有效的保护生态、保护地球。世界多数国家已建立了生态监测系统，提高生态保护的效率。将这一指标列入政府政绩评价指标，有利于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现有生态保护区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进行考察、测量、研究，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监督，提高各级政府和公众保护生态的意识。
　　生态监测系统完善度=已建立监测系统的生态保护区面积÷应建立监测系统的生态保护区面积×100%
　　以上评价指标体系在实践应用中，可采用百分制（所有指标满分为100分）、千分制（所有指标满分为1000分）和综合分制（将每个指标依据其重要性确定具体分数值，最后按实际得分来评定政府政绩等级）。
　　（作者齐桂珍，系国家发改委体改所公共管理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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