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笑泉_在线百科全书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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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笑泉 (1978～)回族。湖南邵阳隆回人。1997年毕业于湖南银行学校。先后在武冈、邵东人民银行工作。2005年通过自学考试获得湖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文凭，同年调入邵阳日报社，历任副刊部编辑、主任编辑、编辑部副主任。湖南青年文学委员会委员、邵阳市作协副主席、邵阳市诗词协会副主席。1994年开始发表作品。200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99年于《湖南文学》第7期发表小说处女作《红蛇男孩》。2001年，散文《谒从文墓》发表于《散文》12期，被各种高考模拟试卷收为范文。2001年开始，他创作的《愤怒青年》等五部描写边缘青少年生活的“江湖”系列中篇引起文坛广泛关注。此后在《当代》、《芙蓉》、《天涯》、《花城》、《青年文学》、《回族文学》等文学刊物上发表多部中短篇小说，并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所转载。《江湖传说》获《当代》文学奖；《打铁打铁》入选《2003中国年度最佳中篇小说》（时代文艺出版社）。其中《愤怒青年》已由法国橄榄树出版公司翻译出版。《打铁打铁》入选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2003中国年度最佳中篇小说选》。2006年，他又在《收获》发表长篇处女作《民间档案》（正式出版改名为《银行档案》）。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民间档案》，中篇小说《愤怒青年》、《打铁打铁》、《猛虎迷途》、《鲁班》、《江湖传说》、《小兽不哭》，诗歌《鲁迅》、《豹子》、《我们》等。1、《愤怒青年》（中篇单行本．法国“橄榄树”出版社2006年5月）2、《愤怒青年》（系列小说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7年1月） 3、《银行档案》（长篇小说．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5月）4、《巫地传说》（长篇小说．重庆出版社2009年8月）《江湖传说》获《当代》文学奖；《2004年获《当代》文学奖；2006年获第二十一届湖南青年文学奖。 与谢宗玉、沈念、田耳和于怀岸一起被称为“文学湘军五少将”。《巫地传说》自序 马笑泉自鲁迅先生开中国现代白话小说乡土一脉以来，传承者甚众，至今未衰。九十年中，名家辈出，佳作如林，称其为国内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亦不为谬。考其创作之基本模式，大致有五：一是秉承现代知识分子立场，对乡土生活进行审视和反思。此类小说优异者能针砭痼疾，发人深省，如《阿Ｑ正传》、《孔乙己》、《风波》等，但其弊端在于采用居高临下的视角，往往导致未能够替小说人物做设身处地的思考，描写既流于偏颇，立意也失之苛刻，甚至是断脉阴阳全误，药方纸上谈兵；二是以城市人的身份，对乡土生活浅尝辄止，即在一种由新鲜感而引发的激动中刻意渲染其田园情调，此类小说优异者诚如王维、孟浩然之田园诗，恬静空灵，能洗净心尘，如《竹林的故事》、《白色鸟》等，但其弊端在于流连于乡土的表层风光，未能切入其存在的真相，往往失之于隔膜；三是作者有乡土根基，而辗转于都市，在骄傲和自卑双重情感的驱使下，为故土谱写牧歌式的作品，或刻意展示其种种奇风异俗、神秘现象，此类小说优异者能达到亦真亦幻，令读者心魂俱醉的艺术境界，如《边城》、《透明的红萝卜》等，而其弊端在于易走向矫饰；四是作者曾饱尝乡间困苦，确有刻骨铭心之痛，此后作品即胶着于描摹此中艰辛，其中优异者确可震撼人心，如《厚土》，而其弊端在于容易为苦难叙事所囿，一味展示伤疤，作品难以获得形而上的超越。五是将自己定位为农民中的一员，以农民的趣味为趣味，以熟悉农业生产的种种细节而自豪，由此展开写作，此类小说优异者给人以本色当行、原汁原味之感，如《李有才板话》，而其弊端在于对农民的思维和行为采取完全认同的态度，缺乏自省，小说的深度终归有限。以上五种模式，各有所长，亦各有其弊。构思此书，最困扰我的问题就是如何尽可能地吸收此五种模式之长，而摈除其弊端。这诚然有很大的难度，然而缺乏难度设置的写作我又提不起兴趣，于是只有镇日苦思，看上去像在发呆。发了多日之呆后，倒也酿出灵光一闪，遂试图通过从叙述者的设置入手，来解决这些问题。全书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但这个“我”不是主人公，而是作为亲历者、旁观者和转述者出现在小说之中的。“我”生长于偏僻乡村，通过高考跳出农门，成为都市中的一名媒体工作者。在参加工作经年并获得一定成功时，“我”却感到疲倦和空虚，在这种状态中开始了对乡村生活的回忆。小说的叙述就是以此为时间基点。也就是说，当这位叙述者展开叙述的时候，既拥有丰富的乡土生活经验、刻骨铭心的情感记忆，又具备了相当的文化素养和反思能力，同时又与乡村保持着适当的审美距离。对乡野的美好、神秘和苦难，是真正拥有了平常心。只要我紧紧贴着这个人物来写，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消解掉前述五种模式的弊端。但我仍担心这个“我”因为在都市生活中产生的疲惫厌倦而无意中放大了乡土的美好，于是设置了种种突发事件，让“我”在一边进行远距离回忆时一边又不断重回故土，近距离观照处于城市文明和农业文明互相扭结、缠绕、消长之中的家园，从而使“我”的感受变得复杂深刻，也使整部小说超越单一的视角，获得混沌多维的品质。当我也就是“我”结束了叙述时，“我”已永远地留在了小说中，成为它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我却目露犹疑地打量着这部小说，想看清楚动笔之初的艺术期待到底实现了多少。但正如一位爱子心切的家长很难正确地评判自己的孩子，作者也难以公正地评论自己的作品。我只想说的是，假如这部作品尚有艺术价值的话，主要是因为作者至少还具备独辟蹊径的探索精神。而在市场主导文学的今天，艺术探索的风气似乎越来越稀薄了，对纯文学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大悲哀。不过我相信，无论在哪条艺术道路上，总还有一些不计利害的探险者和关注此种探险行为的欣赏者。虽然这些人是少数，但一门事业的发展和光大，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前进，往往是由少数者来引领的。我愿永远做少数派。汤文培：你的日常生活大致怎样？马笑泉：有个基本固定的流程：早上健身，上午处理编辑事务，下午写作或读书，傍晚再打打球，晚上散步或看碟。如果没有重大的体育赛事要看，在十点钟之前就会上床休息。我尽量让自己的每一天都过得宁静而充实。汤文培：每个作家都有他创作上的冲动，你的创作冲动源于什么？你的母亲李丽明女士也是作家，可以谈谈母亲对你创作上的帮助和影响吗？马笑泉：一个朦胧的形象，或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绪，都能引发我的创作冲动。我母亲早年写诗，近年来致力于散文创作，风格都很清新，感情真挚。她很少具体指导我的写作，对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提供了一个好的文学氛围。我很小的时候，她常带我去参加“辰河诗社”的文学聚会。也许在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汤文培：可以谈谈对你的创作产生较大影响的作家或是作品吗？马笑泉：鲁迅。他对我影响非常全面，从小说、散文、诗歌创作到对人生的态度。这种影响是根本性的。此外还有许多作家在某一方面使我有所受益，在小说方面有施耐庵、兰陵笑笑生、阿城、韩少功、苏童、莫言、余华、海明威、卡夫卡、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等，在诗歌方面有王维、孟浩然、李商隐、杜牧、王安石、北岛、穆旦、匡国泰、王家新、西川、波德莱尔等，在散文方面则有庄子、司马迁、韩愈、苏东坡、龚自珍、沈从文、张承志、余秋雨、梭罗、永井荷风等。我相信杜甫那句话：转益多师是吾师。随着阅读面的不断扩大，这份名单还会加长。汤文培：身为文学湘军“五少将”之一，你如何看待这个组合？你如何评价另四位“少将”及其作品？马笑泉：这个组合是在颜家文老师和刘恪老师的策划和组织下，由《芙蓉》杂志在2005年推出的。同时也有一些内在的因素使我们凝聚在一起，比如五个人的写作立场很接近，都是一种草根性写作，关注底层生活，体现出强烈的平民意识。谢宗玉、沈念、田耳、于怀岸都富有才华，对文学很忠诚。汤文培：有人说80后是跨掉的一代，你同意这种说法吗？你可以从你的老乡李傻傻开始谈谈你眼中的80后印象吗？马笑泉：我觉得80后是狂欢的一代，而70后则是愤怒的一代。狂欢是因为80后比70后更能融入这个时代的商业化氛围，他们没有任何心理障碍。而愤怒是因为70后更多地承担了时代转型时的观念碰撞和行为冲突。80后的那拨作家，像李傻傻、韩寒、小饭、蒋方舟等人，给我的总体印象是很聪明，能够肆意享受人生。 汤文培：读《愤怒青年》之前我一直以“良好青年”自居，可通读这部小说之后，我一点也没有因为小说中楚小龙的“非正面”形象而对他心生厌烦，一点也没有，甚至，我还有点崇敬他。我比较赞同尘衣老师的一个观点，即愤怒是有理由的。你认为70后是愤怒的一代，那么你觉得70后愤怒的理由具体有哪些？除了愤怒，70后还有其它的方式可供选择吗？马笑泉：70后愤怒最大的根源在于这一代人处于转型期的夹缝中。作为网络时代新理念第一代彻底的执行者，我们遇到了很多阻碍，长期以来处在一种对抗的状态中。由于70后的开路作用，80后、90后就不会像我们这样生活在那么多不理解的目光之中了。好在一切都在转变中，社会开始慢慢接受新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对于70后来说，除了愤怒，就是行动。依靠强有力的行动，我们正在对社会进程产生影响。这种影响随着70后的成熟，正在逐渐扩大。汤文培：《愤怒青年》是你“愤怒青年”系列小说中最早创作的一部，据我了解，它在《芙蓉》发表前就曾以民间印刷品和电子文本的形式在文学圈内流传，发表后马上被《小说选刊》转载，今年5月又由法国橄榄树出版社翻译出版。你怎样看待这部小说及它所承受的光环？你的好小说标准是什么？马笑泉：《愤怒青年》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因为正是在这部小说中，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叙述方式。我心目中的好小说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依靠坚实有力的形而下细节，抵达深刻复杂的形而上世界。 汤文培：你的《幼兽》和《斧头与蛇》叙述的都是少年的心事，亦真亦幻，经《回族文学》隆重推出后评论界即有声音说这两篇小说有点像刚出道时苏童的书写。你同意这种说法吗？我曾经读过你评论苏童的文章，字里行间充溢着你对苏童的喜爱和佩服。在这里我冒昧地问一句，你认为自己与苏童的距离有多远？马笑泉：《幼兽》和《斧头与蛇》是我最早创作的两个短篇，写于1998年，那时我刚好二十岁。苏童是我喜爱的作家，我早期写的那组短篇（包括《随燕子飞去》）带有他影响的痕迹。但不久后我就开始寻找自我的风格，当时还对弟弟谈论过自己在小说创作上的宏图：那就是把苏童的灵动、莫言的大气、余华的深刻熔铸为一体。当然，到今天我的追求已不止于此，我现在更多的是从湘西南民间生活中汲取营养。对于苏童，我永远保持着一份敬意。只是我们走的路子已不太相同：他的风格比较阴柔，而我偏于阳刚。 汤文培：你曾在2002年创办了民刊《突破》，我想知道那时候的你在写作上是一个什么状态？《湘流》也是民刊，你如何看待民刊的文学作用及前途？马笑泉：办《突破》的前一年，我写完了《愤怒青年》和《才子风流》。那时刚刚找准自己的路子，劲头很大。办完第一期《突破》后，又写了《猛虎迷途》和《打铁打铁》。“突破”这个词也标示着当时的状态。我至今都怀念那个充满激情、在默默无闻中埋头创作的时期。可惜因为时间和财力的关系，《突破》只办了一期。在商业氛围愈来愈浓的今天，非赢利性的民刊对文学的作用愈发重要。许多探索性很强的作品，最初都是通过民刊才为读者所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民刊是纯文学的最后一道屏障。而它的前途则取决于有多少不计较世俗得失的文学圣徒在承办这些刊物，他们能坚持多久。 汤文培：你最初写作的文体是诗歌，接着是散文和小说。可以谈谈你写作上文体转变的原因吗？早期的诗歌和散文写作对你现在的小说创作有什么帮助或影响吗？马笑泉：事实上我一直没有放弃诗歌和散文创作，三种文体齐头并进，所以也不存在文体转变的问题。诗歌在语言上的锤炼对我的小说创作有所助益。记得民刊《水沫》的主编吴幼明读到我的《愤怒青年》时，就来信说在当中看到我诗歌的痕迹。而小说反过来又促进了我的诗歌创作，比如《豹子》、《乌鸦》、《硕鼠》这些作品，在意象营造上就借鉴了小说中的一些手法。散文对小说也有所影响，有时我刻意模糊两者的界限，让小说变得散文化一些，比如《忍不住回首》。最近在《花城》上发的《小兽不哭》，就是魔幻叙述和散文笔法相结合的产物。 汤文培：求学长沙的这一年里，每每读到何立伟和何顿两位长沙作家的作品时我都会惊叹长沙方言与普通话的精妙结合。因为我曾在湘西南地区生活了18年，所以现在当我频繁地在《当代》、《花城》、《芙蓉》等主流文学刊物上读到被你完美融入小说的湘西南方言时，除了惊叹，我还想到两个词语，那就是亲切和有趣。你怎样看待小说中的方言现象？方言在你创作的过程中扮演着什么角色？马笑泉：书面语言需要不断吸收生动可感的方言词汇，才能够保持活力，而这一任务往往是由小说家来完成的。可以说，不断尝试着从湘西南方言中汲取鲜活的词汇，以之来激活日趋僵化的书面语，已成了我写作的一大乐趣所在。但这种方言运用有个提纯的过程，我给自己制定了两个原则：一是该词必须富有表现力，如果还要加以注释读者才明白，则坚决不用；一是该词汇必须比普通话中的近似词汇更有表现力，如果表现力同等或逊色，则用普通话。 汤文培：2003年第五期《当代》发表你的中篇《打铁打铁》时导读里有这样一句感叹：“年仅25岁的作者，经历了什么样的锤炼，居然让我们感觉到被锻打的痛！”你觉得自己的经历较同龄人有何不同？或者说，你是如此年轻，而文字却带给读者那样的沉重，你如何看待作者的年龄与作品的深刻之间的关系？马笑泉：每个人都有两种年龄，一种是生理年龄，一种是心理年龄。在生理年龄上，我尚年轻，还不到三十岁，但在心理年龄上，我时常有种苍老的感觉。很显然，作品跟后一种年龄的关系比较密切。 汤文培：网上有读者评论你的小说森冷无比，刀光寒冽散发着黑社会浓烈的血腥和死亡的气息。还有一顶这样的帽子，说你也许是首次真正的道出暴力的外向攻击性与快感的国内作者。你接受这顶帽子吗？马笑泉：暴力是切入人性的一个重要角度。在将近二十万字的“愤怒青年”系列小说中，我集中笔墨探讨了暴力状态中的人性，得到这样一顶帽子，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吧。汤文培：从《愤怒青年》到《江湖传说》，谢谢你用小说引领我们走近一个又一个温情而愤怒的青年既而走进世事难料的江湖。“愤怒青年”系列小说你还会继续写下去吗？你想过写长篇小说吗？可以谈谈你近期和远期的写作计划吗？马笑泉：“愤怒青年”系列已经写完了，但“江湖”这个题材我还会继续开掘。我的第一部长篇《民间档案》已经完成，并在这个月出版的《收获》长篇小说专号.秋冬卷上发表。这部小说其实也是在探讨暴力状态中的人性，不过它所表达的是一种隐性暴力，这种暴力根源于单位中行政级别的差异，每个生活在单位里的中国人都会遭遇到这种暴力。在小说形式上我则试图创造一种档案体小说。目前我正在创作“故土”系列小说。这组小说的主人公是同一个人，我用他的视角来叙述湘西南农村的一些奇人异事。系列的第一部《异人》已经在今年《天涯》第一期上发表。估计年底会完成整个系列。明年会写些什么呢？我也不能预知。这就像是一场历险，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步会到达什么地方，遇到什么样的风景。我所能确知的就是，无论是惊涛骇浪，还是奇山异洞，都会让这个历险者感到新奇有趣。而有趣正是我写作的最大动力。来源：《青年文学》2007年第1期八年以前，马笑泉写的文章只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狠。从语言本身到语言所具有的那种暗示性，一切都在张扬着这个“狠”字。在那青春的年月里，短短三四年时间，他写了一系列“狠”小说。印象深刻地记得我在湖南做编辑时，马笑泉把他的四个中短篇小说给我，我被文章中那股青春的力彻底震惊，那些“狠”小说叙说的都是一个县城底层青年的成长过程，主人公是一批柔情的暴力者，从善良到狠，他们行走于江湖，笑忘于悲痛之间。马笑泉用文字的刀把社会的某一面剖开，《愤怒青年》这一长篇系列小说使马笑泉成为了江湖小说的代表性人物。而今天的《鲁班》这篇小说完全区别于江湖小说，与“狠”没有关系。马笑泉在这里安静地向我们讲述一户普通城市人家的生活。这些人物就在我们身边，就是我们自己。小说以装修新房为由展开。在我们现实的科学的理性的城市里，一切事情按部就班，该发生的自然发生，该出现的自然出场，没有意外，但在这里，小说中的二伯，来自于大湘西农村，一个极端有个性的男人，一些不可能的事情在发生，小说就在不可能之中生发着。小说《鲁班》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小说围绕二伯与新房的装修进行，中间穿插着各种神秘的不可以捉摸的事情，这些事情就在我们当下的生活中发生。念咒、画符、时辰等中国传统神秘文化，在这里很节制地显示。二伯为岳母卡在咽喉里的鱼刺和给小木匠下的那些咒语，让城里人感觉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被这位乡下人唤醒。因很多事情都要按照二伯的意见来执行，装修工程速度自然慢了下来，表舅来是想责怪二伯，但当他见到二伯的时候，表舅不但没有说什么不好听的话，反而不自觉地亲自上阵做起木工活来，没有一句责问的话，这些都不是他的原意，也就是说，表舅一见二伯，因为某种法术，而使表舅做了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新房装修好后，“我”家生活工作一切顺利。因为二伯的神秘，引出妻子要“我”讲讲二伯的故事。这样文章自然到了第二部分，场景回到了二伯生活的农村。这里没有了第一章的都市生活内容，有的是求活和温饱，有的是乡村的慢和古老。十四岁以前的二伯遭遇了重重阻力和困扰，之后，整个小说的转折点和诗意的“眼”就是“霍铁松，你看看你后面有没有人”这一段，一切天人合一的征兆溢满在文字的空白处。至于后面二伯与何木匠的比赛等等自然而然地把故事推向高潮，一切在可能中进行，二伯成为了当地公认的好木匠。后来二伯死了，那本神秘的象征物《鲁班秘法》一书，也被焚烧在二伯的坟前。《鲁班秘法》一书的被焚和二伯的死，并且是死于不可以不死的现代病症：晚期肺癌。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我们生活中的神秘力量正在丧失，或者已经丧失。来源：《理论与创作》2008年第5期初读马笑泉的小说，我无法掩饰自己的惊讶，更确切地说，我深受震动。这是在一片太过熟悉的阅读风景中遇到太不一样的奇崛之处所带来的某种猛烈震惊，与深深打动。此前，我没有读过他一部作品，此前，我对作者一无所知。在《愤怒青年》的作者简介中，确知他出生于1978年，那么，2008年他30岁，而写作这些作品的时间是2003年，前推五年，他那时的年纪是25岁。25岁，再减去十岁，是15岁；15岁，正是他小说几乎所有主人公的故事开始的年龄。15岁，无论生理，还是心理，都是一个相对“危险”的年龄，心理学往往最为重视这一年龄，20世纪美国精神分析理论家埃里克森曾讲，“从十四五岁时起，思考能力与想象能力已能超越青少年的个人和个性所能深入的程度”①。他的有关青少年的心理成长著述中，在不同章节，多次论及这一年龄成长中所遇的困惑，比如：他们有时病态地、而且往往是好奇地一心想象着将自己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与自己在别人眼光中表现为什么样的人进行比较，并且老是想着如何把早期养成的角色和技术与当前的理想原型结合起来的问题。在他们寻求新的连续感和一致感的过程中，包括性的成熟在内，有的青年在选定永久的崇拜人物和理想作为最后同一性的指导者之前，还必须再度努力对付早年的尚未解决的危机。②以此，他论述在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之间，在生命的过去式与未来式之间，需要有一个延缓期。我的理解是，这个延缓期，是用来解决或盛放童年与社会之间也可能深具破坏与毁灭性的青春情绪。他说：当青少年在青年后期或成人早期还没有完成这种与别人的――我要加一句，与自己的内心资源的――亲密关系时，他只能拘泥于刻板似的人际关系而不得不保持一种深邃的孤独感。如果时代偏向于一种非个人的人际模型，一个人就可以远远地离开生活，然而包藏着一个双倍痛苦的严肃的性格问题，因为他从未感到真正的自己，而每一个人都把他看成不过是“某一个人”。③真正的自我的找到，仍需在童年与成人之间的青春延缓期里下番力气。若要仔细回想，其实包括我们在内的每一个人在那一年龄时节都曾有过左冲右突的心理战争，只不过有人兵不血刃，有人刀光剑影罢了。那么，终要找到一个通道，或者目标。埃里克森给出的结论是： 因此，从生命的各阶段，诸如信仰、意志力、有目的性、胜任、忠诚、爱情、照料、智慧――有生命力的个人力量的所有这些标准――也流入了各种制度的生命之中。没有它们，制度就要衰败。但是在照料和爱情、教育和训练的模型当中，如果缺乏贯注于其中的制度精神，在前后相继的世代中也就没有力量可言了。④共同的进化力量，是任何理论都需找到的一个支点。然而，问题似乎并不轻易地跟随历史的脚步。与理论不同，文学则在历史进化与生命进化的或舒展或皱摺的任一页摊开，它真实地打开问题，也诚恳地寻找出口。让我们还回到生命时刻的15岁。我的惊叹在于大部分作家看不到，或者已遗忘了少年的他的“危险”。而这危险的15岁，却是25岁的马笑泉无法摆脱的。我的对当代文学史的阅读记忆里，关于少年成长的主题，莫言、王安忆、曹文轩，还有更早的徐星多有涉及，莫言可能更偏重于10岁左右的童年，曹文轩的系列忆念中多的是温情，徐星则偏重的是青年时段，18岁之后的时光。王安忆则注意到，而且多部小说中涉及少年少女时代的幽暗与孤独，比较明显的是她的《忧伤的年代》，十四五岁少女于循规蹈矩年代里有着与年龄相仿的两不靠――于成人与童年间――的真空一般的说不上是自由还是压抑的心理，总之，那个“我”穿梭子这一再不可复现的年龄中，所感知的那一种无处可诉的突围与漠视，作家写得小心翼翼也酣畅淋漓。那是一个都市的少女，身生良善的家庭，受着良好的教育，她终能穿过那一节生命的幽暗而抵达一片光明之地。而马笑泉不同，他笔下的人物，不属于莫言的饥饿的乡村，也不属于王安忆繁华的都市，而恰处于城市与乡村间的小镇。它的边远，好像于一条看不见的界限之外，或者，它本身，就是一条界线。在此界线生活着的人物，带有二者交界处的各种特点，比如物质的贫困，比如内心的喧嚣。马笑泉的15岁的少年，就活在这样一个地理上。历史时刻与生命时刻于此交融。《愤怒青年》一书是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于2007年1月出版的著作。它由内容互渗、首尾相衔并带有互文意义的4部中篇组成。以《愤怒青年》为首的与书名同题的小说，写的是一个叫楚小龙的少年，他15岁，没有父母，和奶奶一起生活，奶奶病故之后，只身流落江湖的故事。全篇第一人称，口述式的，及至读到最后才知全篇是小龙因命案被擒将临处决前的对个人命运的回顾与交待。作者写：十五岁时我的身体里面有把火。⑤我性格很烈的，远近闻名……⑥我注视世界的目光愤怒而冲动……⑦然而，作者还是写出了一个与少年年龄不相称的心头的冷，那是―种对生的厌倦，那是他自己悟出来的，“如果世界上有―种力量最可怕，那我告诉你，不会是别的，就是，仇恨”。窗外的风，世界的冷，都不如他心底的冷更清醒，也更具毁灭性。现在我好想抓住一只手，哪怕是一只小小的、软弱的手，也能助我抵挡这黑暗的寒冷。如果说寒冷也有颜色的话，那它只能是黑色。我说的是心头的寒冷。身体的寒冷我不怕，那种冷是白色的，能使我清醒、振奋。但心头的冷简直不可抵御，它像世上最薄最快的刀锋，一刀刀削去勇气、希望和激情。需要一只手给我温暖，哪怕是一点点，像火星那样，但我只能抓住自己的手。这双手稳定、有力，而且准确。它替我带来了金钱，也带来了血腥，最终把我带入这间阴冷、黑暗的囚室。⑧感念于作者25岁时对人、对人性入微的体察。马笑泉曾在书中的自传中言，他要向沈从文学习，老老实实地写。在写边缘少年的字里行间，我们确实读到了它。少年，本身就是边缘的，他边缘于成人，边缘于儿童，前者为人榜样，后者为人娇宠。而少年，夹在二者之间，既没有为人楷模的资格，也失去了受人照顾的资本。他们，游荡于二者之间，进不去，也回不去。其次，他写的少年，又是少年中的一个特别的群体，失亲，失学，真正是走到了社会的边远地带，没有家庭的温情，没有学校的绳系，教育的缺失，感情的空白，使他们堕入到一个社会规范与社会伦理的真空地带。作者说，我对我的作品的要求是，虎虎有生气。这种要求，和他所选择的这一个表现群体，两者之间，如何处理，我觉得作者其实是为自己找到了一个难题。但是，由于以上对人性幽微深入的体悟，那难题便迎刃而解了。《猛虎迷途》写了一个绰号叫虎头的少年，“十五岁，正是心头火旺，什么都不怕的年龄”一句，不知是不是作家的有意提示。但是当绰号周扒皮的包工头不给自己泥瓦匠的父亲工钱和搭了性命也只是50元钱打发的时候，十五岁的疯长，便超出了任何人的控制与想象。“深夜，有人听到了坟山中传出哭声，惨烈，深痛，像一只年轻的野兽在林野中哀嚎”。失家出走的少年，“一股戾气胀满全身，忍不住把头探出窗外，虎头吼了一声。满车的人都吃惊地瞪着他。虎头横眼看着这些人，看得他们一个个都萎下去”。作家写他，如果爸爸不死，如果周扒皮没那么狠，也许这少年长大后会成为一个好的泥水匠，会娶妻生子，平安过日子，然而一切都变了，上了这条路，就再也回不去了。较之少年的爱与性的启蒙描写――小说中以此写了少年的温良与羞涩的心性，写得极好，但我印象更深的是他的十三岁那年，那个月夜，他跟随父亲远出打工，那时生活一如平镜，什么还没有发生，那时，他和大人们谈笑，喝米酒――有时半夜里偷偷地爬起来，倒上一碗，坐在工地的砖垛上慢慢地喝。有时月光照下来，虎头喝得耳朵发热，就有些莫名其妙的情绪出现，像那些黑暗中的事物隐隐约约，不可辨识，这个时候，虎头就会发上一会儿呆，似乎在想点什么，但事后又记不起来。⑨已经深得沈从文对人描写的个中三味了。到了《打铁打铁》中的龚建章，更是了得。那对于人的琢磨，到了环境里面，真正是泅出了地方性格。住在小城西门外的少年从小伴着丁丁当当的打铁声长大，然而家庭的不幸，学业的中止，祖传的老屋于他心理上的倒塌，这个在风中站立的少年感到了命运的寒意。这个眼见铁匠打铁的少年，这一天，“就像站在个大火炉上，他的五脏六腑都快被烤干了”，小说两次写到刀剑，都笔力非凡：他看到两把短刀正在老街的上空搏斗。两把深蓝的刀在月光下翻滚飞旋，像是有两只无形之手在操纵。它们之间仿佛有深仇大恨，且武艺十分了得，劈、削、撩、拖，身法快捷，不时恶狠狠地碰撞，恨不得一下子把对方拦腰砍断，溅起一星一星金色的火花，在寒白的月光下煞是好看。⑩这是龚建章眼中的刀，它们一前一后，在两排老屋之间飞驰。又何尝不是他心中的那一直淬着的部分，当他不要了工钱，在关师傅的铁匠铺里抡下最后一锤时，那早就淬着的部分是那样剧烈地跳了一下。剑被提出来，悬在半空中。清冷的水沿着剑身流下来，在剑尖上汇聚成珠，再一颗颗滴下。铁铺外面白得耀眼，在半明半暗之间，剑身闪动着幽蓝的光。握上去的那一刻，龚建幸的心中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他感到这把剑融入了他的生命，从此相依相伴，同进同退。⑾这是龚建章心中的剑。终于，这个学徒，在关伯的掂量与叹息中，愈走愈远。至此，作者完成了三个少年的塑造，他们生身不同，家世不同，性格不同，但相似的命运，相似的遭际，相似的个性，使他们走上了相同的道路。马笑泉的写法是第一部中交待了所有要出场的人物，写楚小龙时，虎头、龚建章是配角，到了另章，则他们各为主角，这样的性格互衬与故事互文性，读来相当引入人胜，也相对摆脱了以往对这一边缘群体叙事中的就事论事，而着力于性格刻划，着力于故事后面的故事的源头。让我感念的是马笑泉于人的书写中不忘对史的录记，比如，写楚小龙，他给出了文革的背景，楚小龙的父母于文革中受陷于一场个人的私怨，小龙出生后，双亲便由此致命。楚小龙的为父复仇有着历史的暗影。虎头的火热，是周扒皮造成的，这个文革中的造反头子，在改革开放初期摇身一变而为包工头，他的无情无义造成了虎头的父死母嫁，为父报仇更是虎头活着的理由。龚建章的冰凝，来源于家境贫寒又遭遇不义，为保护深爱的女同学不再受侮，他竟提剑而行。三部小说，快意恩仇，可以见出从《史记.刺客列传》至《水浒传》的影响，及作者古典文学的语言功底，但故事中的仇恨的解决仍可商榷。或者，是作者通过三个少年提出的一个社会问题，就是，当民主、法制仍不健全的时刻，或者如文革及后文革时代对人身心仍造成的创伤不能弥补的时刻，与文革时民主、法制被践踏、被摧毁的时刻，这一个个历史时刻，看似于时光中翻过，却仍然于一个个生命时刻中留下迹象，无从祛除。马笑泉敏锐地抓住了这迹象。于此，他写最后一部《江湖传说》时，便真的做到了力透纸背。这里不再是第一人称的诉白，或者作家全知全觉式的论说，而是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四人讲述法――可以看出其技术上对《罗生门》的参照――来力争全面地刻划一个黑社会老大。那么，王大川，这个与前三部小说人物有着强有力联系的人，又是一个何许人物呢?小说采用了“传说”的传记手法。4人讲述一个人，并又都是对着一个人(记者)讲述，乡村老教师刘满堂说、王大川的手下扁毛说、王大川的情妇陈香姨说、刑警队大队长王耀祖说――四个小标题下的不同讲说中，王大川的形象慢慢显影，他在语言与语言的撞击中，被描绘成一个像“五步倒”的蛇一样的伢子，一个“很有心计”、“很毒辣”而且“绝对自信”川哥，一个“其实内心非常敏感，细腻，而且非常自尊。那种自尊简直有点病态，有时候像是自卑”的“病人”，一个“罪大恶极，死有余辜”，手段多端，黑白道通吃，“比狐狸还狡猾”的罪犯。看来作家有意探讨一个人的心理世界与行动世界的对接与渊源。此中，写得最好的两节．却是王大川的情妇陈香姨，和刑警队大队长王耀祖的讲述，两者各从一方胡同进入王大川的心理通道，陈看到的是，“他的心里有一扇门，永远都是关得死死的，无论是谁，都进不去。他从没有信任过谁。很多时候，他都是独来独往，你根本不知道他会到哪里去，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又会出现在你面前”。――这是一个女人的视角；王看到的是，“他始终看不起我们这些人，他认为我们这些吃财政饭的，只不过是被他收买，替他服务的。真正让他服气的，还是乡里的农民，他也一直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农民。在审讯的时候，他说，你们这些城里人，只知道看不起我们农民。你们看喽，把这个世界翻过来的，也就是我们农民”。――这是―个警官的视角。从这两个视角延伸，进去，是这样的一方内心：别人都说他像蛇那么狠毒，却不知道他心里也有条毒蛇。这条蛇一直在咬他，让他一辈子都没放松过。有时我想，如果他死了，那对他，说不定是种真正的解脱。他的心就不会被蛇咬，他也不会像蛇那样去咬别人。他这一辈子真的活得很累，很苦。⑿这是从个人的角度而言，无疑，这口气只能出自陈香姨。而小说最后，王大川的确在狱中咬舌自尽，还血书于壁：生不由我死由我。从而完成他性格的最后一笔。这个人，太狠，太毒，对别人，对自己，都做得绝。我以后再也不想碰到这样的犯罪分子了，再也不想了。⒀这是从社会角度发言，无疑，它是警察的真实感受。又何尝不是作者的喟然一叹。使这叹息有了深度的，是老教师口述中的这个主人公的生身与来源，他，这个老大，也有他的15岁，但是周遭的人破坏了它，在那田地里种下了憎恨。这憎恨正如那女人所言，不仅“杀伤”别人，也向内“自残”。马笑泉的人性的追问，如此有力，如此强劲，他绝不回避，也不妥协，他由这些伤人也自伤的群体人手，揭出了社会历史的另一面，他询问根源，他揭出底细，由此，他的为文血气方刚，峥嵘凌洌。我欣赏如此深入的写作，虽然我并不赞同主人公处理仇恨的方式，我以为应有更好的途径去避免不公，一个民主法制健全的社会，我想这是作者刻划这类人物的更深用意。我惊异于如此深度的思索，与问个究竟的写作，其中的激情，我以为，只源于一种动力，它是历史的，也是生命的，那就是，致力于一种完善的体制的确立，方能保障诞生健全的人格。我想，这正是马笑泉难能可贵的写作本质。注 释①②③④[美]埃里克．H．埃里克森著，孙名之译：《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浙江教育出版杜1998年版，第237页、第114页、第121页、第126页。⑤⑥⑦⑧⑨⑩⑾⑿⒀马笑泉：《愤怒青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2页、第3页、第8页、第20页、第89页、第135―136页、第162页、第199页、第214页。――评回族作家马笑泉的《银行档案》 张建安 马笑泉的《银行档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日出版。这对马笑泉个人来说，不仅仅是他的长篇处女作，更在于它构成了作者“愤怒青年”系列中篇后的又一个创作高峰，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银行档案》所涉人物活动的时间跨度大致是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这个时期，正值中国经济改革和转型时期。作为一种叙事形式上的功能，《银行档案》在截取这个特殊历史时段时，同样也为整部小说的叙事确立了一种特定的时间视角。 小说把视角转向日常生活，关注普通人的生存境遇，从容地叙述小县城银行职员庸常的、琐细的日常生活和他们的内心世界，书写他们的人生片段，描写人物生活的各种细节，展示生活的原生态，呈现了艺术审美图式的生活化和世俗化。马笑泉自己也一直坚持：“我心目中的好小说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依靠坚实有力的形而下细节，抵达深刻复杂的形而上世界。” 看得出来，马笑泉是深得中国传统小说之妙――特别是唐宋笔记小说对他的影响甚深。那种语言的简略、传神，以及行文过程中的从容自如，应该是文学创作的一种理想境界。在小说形式上，作家试图独树一帜地创造一种新的小说形式――档案体小说。当然，这种结构形式以前在一些小说里偶尔也见到过，但一般只是对小说人物作机械的罗列。而马笑泉的《银行档案》则有所不同，对于小说中29个主要人物的叙述既可独立成篇而又相互穿插，尤其是篇与篇的过渡，衔接得非常巧妙。 29个人物用了29个编号。龙向阳在小说中是一个核心人物，同时也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物。身为营教导员的他，尽管在部队“磨炼出一副好口才”，但他毕竟是一介武夫，“不爱读书，只不过能把规定要学的马恩列毛活学活用，加以发挥罢了。在他看来，世界上非读不可的书就那么几本，其它的都没卵用。”所以，虽然训导战士有方，但因为师政委不喜欢他粗俗的农民习气，使他在部队“机会渺茫”，不得不趁早到地方上去谋个好位置。于是，在战友的帮助下，他当上了飞龙县人民银行的行长。上任伊始，在人事问题上，他坚持自己的进人原则：“一是要有真才实学，二是要能够带点用得着的社会关系。”他用生产队长的方式管理金融，雷厉风行、专横独断，这样做的效果却竟然人人服帖，成绩斐然！龙向阳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人物，作为一个生命载体，他曾多次不择手段地对属下漂亮女职员进行过诱惑、调戏和骚扰，并企图霸占。在不曾得手的情况下，就明里暗里想法子对她们实施威胁和打压。特别让人惊骇的是，办公室主任赵人瑞因为书生气太重、才华出众，让他暗自嫉恨。为了获取在赵人瑞面前道德上的优势，在一次出差途中，当赵人瑞提议将购买三箱土鸡蛋的经费开进餐费里报销时，他借机怒斥：“你就这么小气，几个鸡蛋也要来撇公家的油！”事后还故意将此事弄得全单位的人都知道，搞得赵人瑞无地自容。可就是这样一个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竟然是个贪污公款的腐败分子！让副行长王庆生在一边看了，只得“轻轻叹了口气，又莫名其妙地点了点头。”对于读者来说，这显然是一个具有审美震撼力的人物。通过这个人物，作家解剖着当下人性的复杂和灵魂的失重。 与之形成显著对比的是赵小科这个特异人物。赵小科在县城简直就是一个传奇人物，虽然长相古怪，但点钞功夫令同事吃惊。业务之余，他居然还潜心研习中医、气功和《易经》，并像模像样，颇得要领。在中支举行辖内货币金银业务知识大赛时，他仅用了半个月时间就记诵一百多页的《货币金银业务概论》和相关题目，结果以满分夺得了第一名。赵小科这个草根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阿城《棋王》中的王一生，他们都达到了“汇道禅于一炉，神机妙算”的境界。而那种对业务的精通和熟练的程度，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无比虔诚、执著的精神境界，饱含着古老的庄禅文化内核――真正叫人肃然！在今天这个日益狂躁的时代，在银行这样一个利益扭结的所在，赵小科能遁入自己营构的“心斋”以回避现实的喧嚣，其内心的淡定与超脱、平和与自由，算得上是真正实现了“天地同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的高度洒脱的境界！这对读者弘扬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小小银行有如一个小小社会。小说中的人物虽说都是一群名不经传的小人物，但在他们的思想轨迹、生活习惯和情感纠葛中，也充满进取、奋斗和抗争，充满困惑、迷惘和痛苦，充满排斥、倾轧和斗争！他们是庸常的、世俗的，但他们也是鲜活的、丰富的，在作者的笔下，他们更是生动的、传奇的。《银行档案》就是以简约传神的笔法、冷峻沉稳的风格，抒写着社会变动中的诸多人物的生存特征，表现了一群小人物的生命情状。他们的得意与失意、欢喜与忧愤、坚守与放弃、平庸与琐细……都一一得到了准确而艺术地呈示。小说就是这样，从民间视角切入，努力实现着民间审美形态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意义。(《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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