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延迟退休就是党和政府赖账。。。
总结：如果政府全面履行偿债责任，还清社保历史欠账，即使国家财政不再投入一分钱，依照当前28%的缴费率和四比一的供养比，养老金替代率仍然可以达90%以上，就是说完全依靠企业和个人的缴费即可以确保充足的养老金来源，并保持合理的替代率水平，将低至世界警戒线以下的养老金替代率提高一倍以上。即使将来供养比降低到三比一甚至更低，养老金支付仍然会有保障，不会出现什么危机。
再进一步，如果政府在清偿社保欠账的基础上，每年投入养老金的资金占当年GDP比率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即达到4%约2万亿元以上，加上归还老职工的账户余额和当期企业和职工个人新缴纳的28%的数额（2011年收入16895亿），则养老金替代率即使提高到养老改革前的90%，养老基金仍然会出现大量结余。或者，即使企业和个人适当降低缴费率，养老金替代率也会保持在80%以上的合理水平，而且会保持较大的结余，在其他方面没有出现重大异常的情况下，绝对不会出现支付危机，根本用不着延迟退休时间。
我们为什么对延迟退休说不
与“先富后老”的发达国家不同，还没富裕起来的中国已快步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辛苦半辈子的工薪族对养老金需求更为迫切，也对公平问题更加敏感。在与之相关的社保、劳动关系尚未理顺前，冒然延迟退休很可能是压倒希望的最后一根稻草。
作者：泽清
近日，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发布消息称，由于养老保险金缺口巨大，中国拟逐步将法定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因此，然而“延迟退休”这剂缓解养老金收支平衡“猛药”不仅不能药到病除，甚至会带来不可避免的副作用。
1997年，中国政府制定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开始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制度。然而，1998年我国就有半数省市养老金收不抵支。根据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童工数据显示，2005年底，中国养老基金空帐已达到8000亿元，且每年以1000多亿元的规模扩大。
截止到2010年，国家养老金个人账户本应有资产19596亿元人民币，但实际上却只有2039亿元人民币，导致17557亿元人民币的缺口将要由政府来偿还。据世界银行的一项估算，从2001年到2075年，中国养老金缺口可能达到9万亿元人民币，目前对中国养老金缺口的估算，最乐观的也认为缺口将达到三万亿人民币。
从年间，中国CPI平均2.2%，面对同样是2.2%的通胀率，养老钱实际上已经处于贬值状态。而当前，社保五险基金的投资渠道只有存银行和买国债，不足2%的名义收益率恐怕是世界上收益率最低。
目前中国男女退休年龄的时间分别是60岁、55岁，如果从今年起实施65岁的退休年龄，以每3年提高一岁，则可以使得中国的人口红利延长到2027年。15年的时间，即便排除通货膨胀、人口老龄化等增加养老金支出的因素，空帐规模也已经达到27200亿元。以不足2%的收益率，又该如何填补这个空帐?
中国养老金制度面临的很大问题，还在于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社会保障待遇的差距很大，甚至一部分人没有任何保障。2010年初，美世咨询公司(Mercer)发布全球养老金指数，该指数覆盖五个大陆、十一个国家的私人和公共养老金体系，在对三大类、40多个指标进行分析比对后,
中国的指数排在倒数第二位, 仅优于日本。美世公司认为：“一个较好的养老体系中, 社会养老保险应能覆盖到80% 以上的人口,
而中国目前只有25%左右, 即使在覆盖率较高的北京、上海等城市, 也只有50% 左右。”
下一代人负担上一代人的养老不仅是自古皆然，也是世界各国的通例，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对因为人口老龄化造成的下一代人负担的加重部分进行化解。如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称：“只要实现全国统筹制度全覆盖，未来30年左右完全能够实现制度自身的收支平衡
，有能力避免养老金支付危机。”
目前，中国已经有25个省市实现了省级统筹，但这仅仅只是账面意义上的统筹，而非实质性的统筹。2010年，国家就已计划在320个县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但由于新农保、城居保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衔接转换通道未彻底打通，农民工的参保率依旧没有显著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延迟退休,
势必使得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的工作受到很大冲击。延迟退休年龄可能使得许多原本未被制度所覆盖的人拒绝参保。养老保险覆盖面低,
自然也减少了养老保险的收入。
国家财政是社会保障指出主要的负责人，但在“十二五”之前，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多年持续低于10%，同期的行政经费却高达1/5。与日本、加拿大这样同期社保支出超过公共财政30%的国家相比，明显过低。因而压缩“三公消费”，增加“社保支出”，理当成为缓解社保资金问题的首要出路。更何况，早期国有企业普遍以“低工资无社保”为代价，国家承诺的政府养老没有兑现，现在一古脑儿要社保基金承担养老支付，必然使得社保基金压力持续增大。
而全国各地社保案层出不穷也使得公共权力不断受到质疑。从1993年开始，广州8.9亿元养老保险金被挪用，无法完全追回;2003年6月，太原市财政局科员挪用社保基金8609万元;2006年，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原局长祝均一违规拆借32亿元社保基金……相较而言，全国参保人退休年龄延迟一年，也仅仅只能使养老统筹基金增长的40亿元而已。
目前我国实行的“退休金双轨制”，有两套并行的养老金体系，一套是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的退休制度，个人无须缴纳社保，由财政统一支付的养老金;另一套是社会企业单位的“缴费型”统筹制度，单位和职工本人按照整个工龄以总的工资的20%比例来缴纳。
这种不平等导致了政府替公务员退休金买单日益变得不可持续。政府2010年向退休公务员的财政转移支付为218亿元人民币，达GDP的5.4%。人近几年退休福利巨大的不平等导致了民众普遍的不满。20110年时，广州市人大代表黄瑞麟就爆料：处级公务员退休金能拿到元/月，企业的经理们每月自己缴纳养老金1000多元，但退休时封顶也就是1700元/月。
不解决体制内外社保的公平正义问题，社保亏空问题无解。体制内没有缴费的个人账户本身没有积累，却要按照有积累的形式来发放养老金，没有人来买单，本身就是一个缺口。
由于上世纪末大批国企由于经营不善宣布破产，从1998年至2001年三年间，国企职工从286万下降到233万，下降率达到24.4%，离退休人口却由115万升到119万。大部分国企员工想方设法提前退休，提早享受养老金待遇。1999年至2003年的五年中，提前退休人数达到当期退休人数的20%。而是个主要城市的新增退休人员中，提前退休的已近1/3。部分提前退休的人员是非常健康的，却往往以丧失劳动能力为由办理了病退;还有部分行政管理人员以特殊工种名义提前退休。
而对于那些已经内退或提前退休等需要自己缴纳养老金的人群而言，延迟退休则是个不折不扣的噩耗。他们需要缴纳更多的费用，所获却相应减少。多数学者在论证我国延迟退休年龄合理性的时候,
都以预期寿命在延长为主要依据之一。但从数据上看, 我国老年人口60岁以上各年龄组老人的平均余寿在年间虽然在提高,
但目前仍远低于一般发达国家。而如果将退休年龄推至到65岁，按中国人平均寿命72岁来算，退休后只能拿到7年的养老保障金。假定他25岁参加工作，按40年的参保标准来算，平均参保款3000元/年*40年=120000元，退休后保障工资为6000元/年*7年=42000元，凭空损失78000元。
基于美国相关制度的实践，日，上海市出台了《关于本市企业各类人才柔性延迟办理申领基本养老金手续的试行意见》，试行“弹性退休”政策，以此对不同行业的劳动者区别对待。使得一些工作劳累、收入又低的体力劳动者，提前退休得到解脱和享受。
然而对于目前的中国而言，这项政策只会涉及到一个很小的范围。因为民营企业用人，本来就极少年龄限制，只要对企业有用，七老八十也照样可以上班。因此，这项政策很大程度上涉及到的就是国有企业等很少一部分人。在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及垄断行业的队伍中，目前工作在一线的多以合同制工人为主，但往往也还有一部分“正式职工”退居二线却享受特权。缺乏必要的行业监管与考核制度，延迟退休为这些特权职工以及其他有背景者，提供了继续享受特权5年的便利条件。更为领导者提供了“恋官”“恋职”的绝佳理由。
尽管从2012年开始，中国的人口红利已逐渐消失，但老龄化并不等于中国劳动力不足。目前中国市场依旧需要由已经缴纳社保的人群不断增加缴纳年限、减少领取年限，来填补无底洞似的社保亏空。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221万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553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18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假设我国平均退休年龄延长5年，每年可能会涉及上千万人。一方面巨量岗位无法腾出，另一方面又很难通过新开发岗位等方式来化解。这不仅意味着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也意味着今后养老金积累的困难，其结果是当年轻的劳动力人口进入老年后，其养老问题将会成为一个更难解决的社会问题。
与多数已施行弹性延迟退休制度的国家不同，中国目前许多单位招工用人，年龄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门槛，“4050”群体普遍遭遇就业难现象。对此，中国目前并没有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而现有法律对就业其实的界定也过于狭窄——《劳动法》关于就业歧视的规定主要包括性别、宗教、种族、民族四类，甚至没有关于年龄歧视的条文。
经济的全面市场化，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就业状态和观念，许多人都难以终老于一个职业，失业、更换职业的情形越来越多，而延迟退休年龄，则使得高龄就业者的公平就业权利无从保障。
与“先富后老”的发达国家不同，还没富裕起来的中国已快步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辛苦半辈子的工薪族对虽然微薄但几乎是全部来源的养老金需求更为迫切，也对公平问题更加敏感。在与之相关的社保、劳动关系尚未理顺前，冒然延迟退休很可能是压倒希望的最后一根稻草。
早在2008年11月，人保部社会保障研究所负责人就称，有关部门正在酝酿等待条件成熟时延长退休年龄，有可能女职工从2010年开始，男职工从2015年开始，采取“小步渐进”方式，每3年延迟1岁，逐步将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在2030年前，职工退休年龄将延迟到65岁。
2010年9月，关于“是否应该推迟退休年龄”的话题再度引发热议。起因是在《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白皮书的发布会上，人保部副部长王晓初表示，有专家指出，到2035年中国将面临两名纳税人供养一名养老金领取者的情况。
从全国来看，延迟退休可以使中国养老统筹基金一年增加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约200亿元。延迟退休可以降低国家养老金支出压力。
论调一：中国的退休年龄和其它国家比起来算早的，中国当前的法定退休年龄为男60岁，女55岁(干部)或50岁(工人)。而在欧美国家普遍的退休年龄都为65岁，美国为67岁，日本为男65岁，女60岁。随着生活水平的进步，人们的寿命不断提高，所以延迟退休年龄是必然趋势，而且在很多岗位上也需要这些有经验的老人继续发光发热。
论调二：这样有助于弥补养老金亏空，缓解养老压力从养老金诞生那天开始，就伴随着空帐。根据如今最新的数据，中国如今的养老金空帐大约为1.3万亿元。假若这些人到了60岁还继续工作的话，那么他们不仅不会领取养老金，还会继续缴纳养老金。有专家也算过一笔账，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我国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约200亿元。
在2013中国老龄事业发展高层论坛上，杨宜勇说，人类的平均预期寿命会越来越长，退休年龄延长是一个早晚的事情。“老龄化是不可避免的，但社会政策不能是刚性的，如果死守着老龄化60这个点，可能会出问题。杨宜勇同时认为，延迟退休不能“一刀切”。“不是说一下子延长，是每年增加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不是说一下子从60岁延长到65岁，那不行，这个社会就乱了。而是比如说，从2013年开始，退休的就是60加1个月，后年就是60加2个月，这样温和地延长。”
论调一：这会增加就业压力，在腾讯网相关新闻的回帖中，绝大部分的网友都表示反对，而他们提到最多的就是就业问题。
论调二：这对中低收入劳动者不公平，在热门回帖中有一条是这样的，“其实如今人的压力很大，中低层工作者的工资往往除了扣除社保金及所纳税金，拿到手中的实际工资，所剩不多，这所剩不多的工资还要用来生活、还房贷、供养老人以及教育子女等等，其实真的应该考虑把人员的退休年龄提前10年，女性45岁，男性50岁，这是最好的抉择”。而另外，还有为数不少的下岗职工，他们都四五十岁，因为种种原因，很难再就业，就盼着能够到法定退休年龄可以拿退休金，政策一旦调整，他们无疑将会遭到巨大的打击。
论调三：“有命交社保，没命拿社保。”2009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为73岁。因此，假若将退休年龄推迟到65岁的话，那么平均下来就只能拿8年的养老金，而此前，已经交了几十年的养老金，因此也让许多人大呼不公平。
为什么延迟退休？因为养老基金有亏空。为什么养老基金有亏空？因为养老制度转轨时，留下了巨大的空账。为什么养老制度需要转轨？因为最初制定的国家大包大揽养老体制，已无路可走。
2012年7月，社科文献出版社和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 发布了《人力资源发展报告
()》。报告显示，中国当前城市人口总体的平均退休年龄为56.1岁，其中男性平均退休年龄为58.3岁，女性为52.4岁。报告认为，中国退休年龄偏低，因为在这个年龄段中，大多数劳动者依然身体比较健康，精力比较充沛，这种退休年龄造成了中国人力资源的浪费。
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中，健康状况较差的仅占
26.9%，且这些人口有不少具备较高技术水平，积累丰富的专业技术和领导管理经验。他们认为，中国低龄老人利用率偏低，开发不足。莫荣和陈兰预计，未来20年，随着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第三产业发展，对劳动者体力要求会下降，而对沟通能力等要求将提高，对老年人力资源的需求将上升。而且未来的劳动年龄人口变化也会使得社会对老年人就业的需求增加，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未来将不断下降，由
2011年的 9.2亿逐步下滑至2050年的7.0亿。
中山大学社保研究中心主任申曙光曾给人社部撰写过一份关于延迟退休的报告，里面详尽指出了延迟退休的利好：“晚退5年，社保基金就可少支付5年的养老金，同时又多收5年的养老保险，一来一去就有10年养老保险基金的差距。从全国看，每年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认为，在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里替代率、缴费率和退休年龄这三个可变量中，延长退休年龄是弥补养老金缺口的最佳办法。
或许，延迟退休是挽救社保基金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旦养老基金崩盘，那么所有人的利益都会受损。延迟退休政策每年可以减缓基金缺口约200亿元，也就是说至少需要85年才能填补上1.76万亿的巨大缺口。但有网友质疑：“随着退休制度的改革，若干年后，就会出现一个奇观，年轻人无法就业，每天逛公园；而老年人没法退休，每天上班。”延迟退休有争论，说明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差距大，政府要弥合社会选择和个体选择的矛盾，尊重个体成全总体，所以软性、弹性退休制度较好。
2013年8月，清华大学提出的养老体制改革方案中关于“延迟到65岁领取养老金”的规定，再次引发了关于延迟退休问题的新一轮争论。随后，清华大学方案起草者之一、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教授解释，延迟领养老金非延迟退休，也可提前退休再领养老金。然而，有专家质疑，对大多数将养老金作为退休后主要经济来源的普通劳动者而言，领取养老金和退休其实就是一回事。还有专家直言，延迟领取养老金就如普通劳动者迟领工资一样不合理。
2013年6月，由于就业压力等多重原因，人社部已经搁置延迟退休的思路，仅仅从研究着手，进行学术探讨。“延迟退休只是作为一个讨论课题，我们还不会推行。”人社部一位高层表示。其原因是“现在就业压力增大，一批批的年轻人需要就业，也就是需要更多的就业岗位。”上述人士表示，“延迟退休不符合现在的形势。”
此外该人士还透露，2012年人社部展开对延迟退休问题的讨论，是因为，“欧洲不断有国家出台延迟退休政策，因此，我们也试着进行研究。”
曾有人社部专家对外公布延迟退休在65岁左右比较合理。而就业压力是人社部搁置延迟退休计划的主要原因。
在美国，职工延迟到70岁退休，可以比65岁退休多拿40%的退休金。发达国家男性退休年龄多为65岁左右，女性60岁—65岁；发展中国家男性多为60岁左右，女性55岁—60岁；50岁退休为全世界最早。
多数国家普遍提高了法定退休年龄，或者计划提高退休年龄。如美国将领取全额养老金的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韩国领取养老金的年龄2013年由60岁调整为61岁，2033年将提高至65岁。加拿大政府将领取养老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对160多个国家的统计，中国女职工50岁退休，是全世界最早的国家之一。
借鉴和改革
纵观世界各国政府对退休年龄的法律和政策的变化，再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借鉴：
第一，逐步提高男女法定退休年龄是一个国际性的趋势，不过，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现阶段，我国提高男性法定退休年龄的必要性不是太明显，提高女性法定退休年龄的必要性较为明显，在现有女性平均退休年龄较低的情况下，在合适时机，将女性退休年龄统一提高到55岁。
第二，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必须全面启动提高法定的退休年龄工作，以便缓解未来劳动力不足、养老金入不敷出的压力，提高经济人口总量，为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人口资源，同时，还可以减轻国家财政、社会负担。在女性提高到55岁之后，可以考虑同时提高男性和女性的退休年龄，直到目前大部分国家提高退休年龄目标的男性65岁和女性60岁。
第三，合理的提高退休年龄需要做好各项准备，尤其是启动时机，对基金、制度抚养比、相关法律以及社会的接受程度等都要有所考量。
改革退休制度需妥善解决好相关问题：一是应当尽快缓解不同养老制度下过大的养老金待遇差距；二是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报酬偏低的状况亟待扭转。当前一些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甚至不如退休后的养老金，这必然助长他们对早退休的期待和对延迟退休的反对；三是对退休人员再就业进行必要且合理的规范。
纵观世界各国政府对退休年龄的法律和政策的变化，可以看到逐步提高男女法定退休年龄是一个国际性的趋势，对于应对人口老龄化，提高经济人口总量，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合理地提高退休年龄需要做好各项准备，尤其是启动时机和推进速度，对相关法律制度和社会的接受程度等都要有所考量。而评估不同的退休方案，就需要结合实际数据对制度运行、基金收支、劳动力变化等相关数据进行精算预测，重点为新退休少退系数、新增退休人员、制度内抚养比、财政补贴、基金积累支付年数、劳动力和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等指标。
开展延迟退休的目的：一是为了规避基金中长期风险、保障养老保险制度平稳运行；二是为了经济发展提供足够劳动力。有效的、可推动实施的延迟退休方案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保证基金平稳运行，保障统筹基金、个人账户基金收支平衡，保障制度能抵御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基金缺口问题；二是保证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结构合理，制度内抚扶养比能保障制度正常运行；三是保证在实施相关方案时，所受到的阻力较少、投入的行政成本较低；四是保证增加财政投入在承受范围内，保证财政有能力、有资金来解决改革所需要的增量投入。五是通过延迟退休能为经济发展带来充足的劳动力。因此，延迟退休方案的比较应从以上五个方面开展。
我国现行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缴费型的养老保险制度，基本上是企业职工自己为自己养老。正如郑秉文说过的：“我国现状是三个人工作缴钱，其中有一个是退休的，等于三个养一个，每个人缴的钱是工资的28%，三个养一个这个替代率应该是退休的这个人拿的退休前工资的84%才行，而现在不是这样，现在仅仅是相当于退休时的50%。”这就是说按照三比一的供养比，只要将28%的缴费完全用于发放养老金，哪怕国家财政不掏一分钱，养老金替代即可达到84%，远高于实际替代率一倍左右。更何况，实际的供养比已经远高于三比一。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末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28392万人，其中，参保职工21574万人，参保离退休人员6819万人。由此看出，如今是2.8亿人缴费，其中0.68亿人退休，实际供养比已达到28392万&6819万=4.1636倍。按照郑秉文的理论，如今是四个多人缴费养一个退休的，养老金替代率应该达到28%&4=112%才行，可是去年的实际替代率才有42%多。这就意味着有70%的缴费并没有返还用于提高养老金水平。高达28%的缴费、四比一的供养比，即使将养老金替代率提高到养老改革前的90%也绰绰有余。反过来说，这种缴费型的自己为自己养老的制度，按照位列世界前列的28%高缴费率并保持目前42%的低水平替代率，即使国家财政不拿一分钱，今后也会大大地结余，永远不会存在任何支付风险。
那么为什么养老金替代率本应达到112%，而实际已经低到42%还会发生支付危机呢？根本原因在于相当一部分职工的缴费被拿走了。1997年养老改革前参加工作的老职工，他们改革前的工龄期间的巨额缴费被政府长期占用迟迟不予归还，形成了巨额社保历史欠账。吴敬琏说：养老改革前“在国家承诺包揽国有企业职工的养老、医疗等保险，实行现收现付的情况下，职工的社会保障缴费在发放工资以前已经作了扣除。这笔钱积累在国家手里，用来兴建国有企业，职工不需要也没有个人账户积累。这样，老职工的养老保障由现收现付制转向个人账户制后就势必出现‘空账户’问题。”“应当从国有资产中“切出一块”，划入老职工的个人账户，以补偿国家对他们的社会保障欠账。显然，这样做是既合理又合法的，因为在工资扣除基础上形成的这部分国有资产产权本来就属于为这种积累作出贡献的老职工，在改行个人账户制时自然应该将这部分积累还给他们。国家是否偿还曾为国有资产的存量积累作出过贡献、又往往在经济改革利益重组过程中受到利益损失的老职工的这笔欠账，是一个关乎数以亿计的老职工的基本权益和政府政治信誉的重大问题。”经当时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测算，应该归还的数额高达十几万亿，这还是按照只包括老职工的个人账户，以当时的币值计算的数据。实际上政府应该归还的不仅仅是个人账户部分，还应包括企业应缴纳的20%的统筹部分。由于计划经济时期实行高积累低消费分配政策，职工创造的剩余价值全部上缴国家，因此实行统账结合后，28%的社保缴费缴费理应全部由国家返还。遗憾的是，虽经多年来两会代表的提案和广大职工的强烈呼吁，归还欠账至今杳无声息。致使养老保险统筹基金严重不足，老人的“视同缴费”账户长期空白。养老改革前六十年间本应由政府全部承担的退休老职工的巨额养老金被迫挪用在职职工的缴费来支付，造成养老基金和个人账户严重亏空，并进而转化为职工养老待遇的严重低下。养老金待遇水平被大大压低，替代率被稀释掉了一半，已经下滑至世界警戒线以下。
需要在此顺便提及的是养老金缺口的问题。一部分人为了抵制延迟退休，坚决反对“缺口论”，说“缺口论”是个阴谋。人社部也声称养老金支付不存在危机。人民日报文章更列出近年全国养老金收支数据，说是收大于支，不存在风险，而且还结余了两万亿元。事实果真如此吗？从缴费看确实没有缺口，新老职工都缴纳过了，如全部缴费用于养老金支付当然会绰绰有余。然而事实是老职工的缴费长期被国家占用着，迟迟不还，并没有划转到养老金账上，因而账上出现了缺口。不仅老职工的“视同缴费”账户空账至今，新职工的个人账户被挪用造成的空账也已达到两万亿元，而所谓“做实”的账户仅有区区2000亿元左右。新老职工的全部个人空账总额将会是一个巨额的数字。如果再考虑国家应为老职工补偿的20%统筹部分，那就更加惊人了。
有人说，管它统账结合还是现收现付，只要收的钱够发养老金就行了。那么究竟够不够发？真的是收支平衡略有结余了吗？完全不是这样。1991年养老改革初期确定的方针是“以支定收，略有结余”的原则。“以支定收”就是确保养老金合理水平，以此确定缴费比例。按道理养老改革不应该降低替代率的，至少应该按照接近改革前90%替代率水平，通过国家企业三方合理负担费用。可是由于国家偿债和支付责任的严重缺失，养老金缴费被迫全部由企业和个人承担。以至于缴费率逐步提高到了28%，实在不能再高了，仍然入不敷出，国家又不出钱，只好收多少发多少，“以支定收”遂变成了“以收定支”。按28%的缴费水平至少应该达到90%以上的替代率，实际竟然只有40%多，连合理水平的一半都不到。所谓“够发”，只是将养老金水平压低到严重不合理水平下、损害退休职工利益的“够发”。很明显，在这里账面上的巨额缺口已经转化为职工养老金水平的巨额缺口。于是出现了高缴费位列世界前列，而替代率竟然低于世界警戒线的严重状况。由此可见，真实的情况是缴费没缺口，账面有缺口，巨额缺口转化为职工养老金水平的巨额缺口。照理应该是缺口谁造成谁弥补，缴费额高达28%的职工已经超负荷承担了缴费责任，缺口责任当然与他们无关！这就意味着缺口完全由国家的责任缺失造成。既然缺口的责任完全在国家，当然应由国家通过履行责任加以弥补，岂能通过延迟退休年龄再次损害参保人的利益。
政府长期拖欠巨额社保历史欠账，回避社保欠账的支付责任，这是当前养老金支付风险的根本原因。只要国家及时归还社保欠账，充实社保基金，按照现有的缴费水平，不仅不会出现支付危机，缴费还会大大结余。即使将来供养比有所降低，替代率提高到80%以上，也不会出现什么支付危机。
作为政府财政，不仅仅应该履行历史的偿债责任，而且应该承担对养老金现实支付的重要社保责任。养老改革初期确定的一个原则是将过去养老金全部由国家负担变为“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担”。但是养老保险缴费只规定了企业和个人的缴纳比例，国家应占比例则没有明确的规定，实际上已经被排除在外。财政资金用于养老金的转移支付只是以“补贴”的名义，作为弥补亏空的权宜手段而支付的。再来看郑秉文答记者问中提到的“多层次”，他指出“‘多层次’的制度结构一直处于失衡状态，第二和第三支柱严重滞后，在退休收入的替代率上小得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城镇居民的退休收入结构中第一支柱即基本养老保险的收入就占绝对优势地位，人们对第一支柱的依赖性自然就越来越大，甚至成为绝大多数城镇居民的唯一收入来源。”《2011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在谈到养老金支付出现缺口时说：“这意味着中国养老金制度潜在的财务风险已经出现显性化的苗头，甚至到了难以离开财政补贴的程度。”
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预测，从2010年至2050年，各国政府在养老金上的投入占GDP比率将从8.4%升至11.4%。2011年我国GDP总量为471564亿元，按照这一比例，政府应投入养老金的金额应为471564亿&8.4%=3.9611亿元，接近4万亿元。而2011年我国各级政府财政补贴养老金仅有2272亿元，占GDP比重仅为0.48%，连1%都不到，相当于OECD提出的各国平均占比8.4%不到17分之一，实在少得可怜，几乎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可见我国政府对于国民养老金支付责任的缺失达到了何种程度！一方面是政府对于企业社保历史欠账高达十几万亿元（根据1997年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测算数据），存在巨额偿债责任。另一方面政府对养老金的投入仅占GDP的0.48%，不到国际平均水平8.4%的17分之一，支付责任缺失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既不还账，又极少支付。正是政府责任在这两方面的严重缺失，成为养老金支付当前和今后的严重危机的根本原因。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推知：如果政府全面履行偿债责任，还清社保历史欠账，即使国家财政不再投入一分钱，依照当前28%的缴费率和四比一的供养比，养老金替代率仍然可以达90%以上，就是说完全依靠企业和个人的缴费即可以确保充足的养老金来源，并保持合理的替代率水平，将低至世界警戒线以下的养老金替代率提高一倍以上。即使将来供养比降低到三比一甚至更低，养老金支付仍然会有保障，不会出现什么危机。再进一步，如果政府在清偿社保欠账的基础上，每年投入养老金的资金占当年GDP比率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即达到4%约2万亿元以上，加上归还老职工的账户余额和当期企业和职工个人新缴纳的28%的数额（2011年收入16895亿），则养老金替代率即使提高到养老改革前的90%，养老基金仍然会出现大量结余。或者，即使企业和个人适当降低缴费率，养老金替代率也会保持在80%以上的合理水平，而且会保持较大的结余，在其他方面没有出现重大异常的情况下，绝对不会出现支付危机，根本用不着延迟退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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