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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降准降息作用不大 资金会进入股市
　　“第六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于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图片：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第六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于日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出席并演讲。
　　刘世锦表示，不应把改革和刺激对立起来，如果经济增速下滑过快的时候，该刺激还是要刺激，但一定要明确，这种刺激是为了不让经济增速下滑过快，让转型比较平稳，但刺激改变不了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大趋势，也不能够解决很多深层的结构性问题。
　　对于目前争论比较多的“降准降息”问题，刘世锦直言，“降准降息”也许在改变预期方面能起一点儿作用，对实体经济的扶持作用或者刺激作用不会太强。“资金能到实体行业里面去吗？现在行业已经是很严重过剩了，那个钱会朝那投吗？不会的。大部分到了股市，一说什么新的政策，要放松一点股市一下就起来了”。
　　以下为演讲实录：
　　刘世锦：尊敬的徐匡迪主席、尊敬的主任，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刚才徐匡迪主席和李伟主任都发表了很好的新常态一些大的问题，高大上的问题，我说点比较具体的问题。
　　我想说一下发展质量导向的问题。
　　一、速度的问题。新常态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增长速度放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大概在四年前曾经做过一个研究，中国经济由10%的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阶段，大家是不认同的，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认同的人比较多了。中央讲新常态第一条就是这个。
　　各位来开会，你们关心的主要问题，经济下行的压力还很大，包括12月份的数据出来依然如此，我们说中高速增长，增长多少？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最近几年我们注意到一个特点，每年上半年的时候经济走着走着就弱了，年中的时候中央出台了稳增长的措施，到下半年以后，形势会有所好转。官方的说法叫做稳中向好、稳中向上，这时候有一些经济学家比较乐观，说中国经济已经走出底部，甚至有人说增长8%、9%，或者更高一点，很乐观，虽然说的人不多，但这个说法还是有的。我们的观点还是比较一致的，因为
　　我们基本的判断是目前还处在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的过程中，现在是进行时，不是完成时，这个底现在还没有找到。
　　到目前为止还是这样一个状况，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开了一些会议，好象乐观的不多，前段时间我开了一个会，几乎所有的人对下一步的经济发展都不太乐观。现在宏观经济有几个特点：一是下行压力很大。二是底在何方不知道。三是对同样一个的数字看法高度分歧。这是以前没有过的。
　　往下走走到什么时候，底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现在讲中国经济，有人说很复杂，越看越糊涂，现在需要把复杂问题相对的简单化。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依赖于高投资，高投资是由三块组成的，基础设施、房地产、制造业投资。过去几年时间里，大概基础设施占整个投资的比重是20―25%，房地产占25%左右，制造业投资大概占30%以上，这可以解释中国的80―85%。制造业投资高度依赖于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出口，所以我们有一个简单的逻辑上的推论，高增长要到底，就是高投资要到底，高投资要到底有一个通俗的说法，就是三只靴子要落地，第一只靴子是基础设施投资，投资的峰值期在2000年左右。出口现在已经落地了，过去经常是20%以上的高速增长，以后是5―10%，现在就是房地产，房地产已经出现了回落，房地产触底之后高投资就触底了，高增长也会触底，大概是这样一个逻辑。
　　怎么看房地产，最近也有不同的说法，各位也经常参加不同的会议，一些房地产的专家，很有影响的人物认为是周期性的波动，说房地产估计2015年9月份价格会上去，但我们的观点非常明确，就是历史性的拐点，依据在什么地方？70%以上的城镇居民住宅的历史需求峰值是万套，这个数字2014年就已经达到了，达到了之后就逐步走平、逐步下行的态势，所以我们的观点非常明确，就是历史性的拐点，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房价到底怎么个走势，因为房地产回落的态势从全国来讲，房价有一定幅度的回落，但房价从来不是全国性的特征，而是区域化的特征。我说个小故事，前年中组部派我们到学习，到佐治亚州，首府是亚特兰大，那个地方有个投资署，那里有国内的招商引资办，有一位的女博士毕业之后在那儿挑大梁，很活跃，我问她平时在什么地方，她说在驻京办，我说佐治亚州怎么会有驻京办，她说你可能还不了解，佐治亚州在北京有办事处的。这只是佐治亚州，美国十几个州在北京都有办事处，我以前只听说过全国很多省市、自治区在北京有办事处，美国政府也到北京来搞办事处了，所以我明白了为什么北京的房价为什么下不来。但(,)房子肯定是多的，因为人口是200万、300万，价格卖得很高，后面价格下去了，现在很多地方是空城，那个地方的房价肯定和北京是不一样的，所以房价的变化是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的。
　　房地产的回落，到底是短期之内快速落到底还是在波动中逐步回落？这个事我们现在吃不准，从国际经验来看，这两种情况都有，中国到底是怎么形态，这还需要关注，也就是说房地产不到位投资是很难处理的，所以高投资什么时候触底，高增长什么时候触底，估计一两年的时间，最多不超过三年。
　　我们先把逻辑讲清楚，至于触底之后增长幅度是多少，我们还是需要观察的。今年7.4，比如2015年恐怕是达不到这个数字的，还得往下走一走。我们看得更远一点，高增长的底，我们希望一段时间能够找到，找到以后能够稳住，我做一个稍微通俗点的解释，新常态，增长速度是由10%的高增长最后到了中高速增长，最后可能是某一个数值，我们还需要观察，这叫新。常就是稳住了，不能继续往下，往下走就不叫常态，所以新常态就是到了一个新的状态以后又稳住了，我觉得这就叫新常态。
　　速度问题是大家最关注的，但我想强调一下，某种意义上来讲，速度问题又是最不重要的。速度为什么会发生变化？是因为背后的结构发生了变化，我们现在正在转变为消费为主、服务业为主，更多依靠内需、更多依靠要素效率提升的经济，更多依靠生产率提升，更多重视增长质量效益，速度服从于质量，政府要转型等等，这些大家在报纸上都可以看到。
　　二、发展质量目标的问题。我们讲三期叠加，今后几年可能是一个新的三期叠加，新的特征会出来，中高速增长的触底期，金融风险的集中释放化解期，新旧增长动力转换的关键期。在这个阶段增长速度不会像过去那么高了，现在有一种说法，以速度论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的问题是速度不可能那么高了，但我们这个时代还是需要英雄的，我们需要英雄辈出，但是衡量的尺度会发生变化的，这个尺度是什么？就是经济增长率。
　　最近我讲了一个观点，要发展质量导向，过去至少在十年前、二十年前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是经济发展要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为中心，现在讲不是老生常谈吗？有什么新意？这次大话变成了实话，空话要变成真话，现在不重视质量，比如将来增长速度降低了，比如6%，这样的增长速度未必能够保持住。发展质量为导向，不是我们说出来的，是逼出来的。以质量为导向，这个问题怎么具体落实，我们有一个观点。首先确定一些质量指标，质量指标比较多，我们编了几句话：就业可充分、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风险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资源环境可持续，物价可稳定。真正要做到不容易，我们可以搞出一些指标，用它来倒推速度指标，我们过去定指标是先定速度指标，就是今年增长10%、12%或者9%，倒推其他指标，这是有问题的。因为是就速度谈速度是讲不清楚的，过去经常讨论7.5好，8%好还是8.5%、9%好，我说肯定9%好，10%好，15%就更好，用不了几年就赶上美国了，实际是不可能的，受增长质量指标的影响。
　　在新常态下，包括下一步搞“十三五”规划，一是我们的增长速度不可能像那么高了，二是观念要转变，过去是速度优先倒排其他指标，现在首先要确立质量的指标，然后倒推增长速度指标。到底怎么理解？现在的速度能不能更高一点，年我们搞8%的增长速度怎么样？看起来不错，但会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扩大投资，扩大投资的话地方政府需要进一步融资，地方政府现在土地已经抵押了，很多土地实际是贬值了，银行贷款已经变成了不良资产。银行的坏账已经在增加的情况之下，让他继续搞投资、继续贷款，那不是扩大风险吗？很多行业已经产能过剩了，继续增加投资，加剧产能过剩，速度高的话最大的问题是增大风险，当然速度过低也不行。与质量导向的质量体系相对应的合理速度区间并不大，宏观调控的益处就是把这个区间能够找准，能够调的比较稳，走得精准就是这个意思。
　　在座的各地来的同志可能会说这是领导的事，和老百姓没有关系，首先是领导的事，各级领导的事，但是社会公众，特别是投资者，也有关系。到一个地方去不要单纯看速度，要看看他的企业是否赚钱，财政状况怎么样，老百姓日子过得怎么样，对一个地方的经济形势要有正确的判断。
　　刚才我讲了“六可”的质量指标，看了这六个指标之后，不同的人脑子中间的排序是不一样的，政府来的同志一般把就业放在第一位，财政收入放在第二，老百姓说民生可改善，银行想的是风险可控制，环保的同志是资源可持续，都很重要，但我个人观点，最重要的实际上是企业可盈利，这是最关键的。因为企业可盈利之后肯定会雇人，才能上交税收，风险才能控制住，才能给工人发工资，能够搞一些投资，能够搞节能环保的事情，所以企业可盈利这一条我觉得非常关键。企业可盈利什么意思？我们的经济过去有一个特点是高速增长的盈利模式，我们的领导同志经常苦口婆心的告诉大家，特别是经济增长速度比较高的时候会说速度不要那么高了，效益要好一点。
　　中国过去凡是效益好的时候，央企利润过一万亿大关的时候，那时候都是增长速度高的时候，实际速度越高效益越好，生产能力一定的情况下速度高意味着市场越大，规模经济能够充分发挥，单位产品中间的可见成本比较低，这样盈利水平会比较高。高速增长的盈利模式如果不变的话，或者速度效益型盈利模式不变的话，当增长速度低于7%的时候，大概40%，甚至一半的企业是要亏损的。比如美国的企业，GDP增长2-3%，大部分企业是盈利的，的企业GDP增长1%，甚至是零，负增长，大部分企业是盈利的，中国经济转型我觉得核心是企业盈利模式的转型，当我们的GDP增长速度到了7%，甚至将来更低，到了6%的时候，我们多数企业是要能够盈利的，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其他的质量指标都得不到保障。这里需要做的事情很多，这个问题大家可以深入思考。
　　我想讲一个最近的案例，钢铁行业，这几年是我们国家典型的产能过剩的行业，但是2014年钢铁行业的盈利状况是最近几年最好的，钢铁行业总体上还很困难，但是去年的盈利状况是最好的。什么原因？铁矿石价格下降，煤炭、焦炭价格下降，投入品的价格下降幅度比钢铁下降幅度更大，这样成本降低，相当一部分钢铁企业减产了，有些是关门了，比如省，治理大气污染，关停了一些企业，剩下的企业开始盈利了，我讲盈利模式的转变是这个意思，过去是一辆高速行进的高铁，路上跑着100家企业，现在速度放缓了，只能容纳50家企业，将来甚至是20家企业，有一部分企业是要出局，有些被别人合并，剩下的20家企业在将来才会盈利，要有这么一个调整的过程。在增速放缓的过程中，重新调整盈利模式，达到一种新的盈利模式，这是现在各行各业都面临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是我们新常态阶段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的话别的事都不会好看。
　　怎么认识目前的刺激政策？最近几年经济下行，我们没有采取大规模的刺激政策，这是对的，我们知道这种调整是符合规律的，人为想把它推高实际也推不高，这个时期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刚开始的时候，很多领导同志，特别是决策者，思想转不过来，我听到一些地方的领导同志讲，你说由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是一个规律，我也承认，但是速度不能在我手里面下来，还是想把它搞上去，结果搞着发现不行，还得下来，下来之后代价很高。第二种是当下行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很可能短期之内下滑过快。现在一些银行一看企业不行了就不给贷款了，甚至是抽贷，金融机构的行为和经济下行压力相互强化，最后成为一种螺旋形快速下降。这种情况出现之后也是灾难性的，经济质量根本得不到保障。所谓新常态，第一步是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怎么能够平稳的把它降下来，宏观政策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对刺激政策怎么看。
　　最近几年，我觉得刺激政策，特别是2008年搞了四万亿的刺激之后，名声有点不太好，把改革和刺激对立起来，我们搞改革不能搞刺激，其实刺激在经济学里面是一个中性词，如果下滑过快时该刺激还是要刺激，但是一定要明确，这种刺激是为了不让下滑过快，让转型比较平稳，它改变不了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这样一个大的趋势，结构性的调整方向改不了，也不能够解决很多深层的结构性问题。
　　最近对通缩的问题大家也有议论，我们CPI现在已经是1.4了，PPI连续30多个月负增长，在考虑通缩的问题。有些人呼吁要降准降息，中国即使出现了一定的通缩，和美国成熟的市场经济相比是有根本性区别的。我们的通缩实际上是高速增长形成过多产能后，面临的相当长时间调整出现的价格下降，如果一定要讲通缩的话，我觉得是非典型的通缩，或者是一种结构性通缩，不是一般西方国家讲的典型的通缩。
　　准降息能起多大作用？能起点作用，也许能改变一下预期。但是这个资金能到实体行业里面去吗？现在行业已经是很严重过剩了，那个钱会朝那投吗？不会的。大部分到了股市，央行一说什么新的政策，要放松一点股市一下就起来了。这种政策我觉得对实体经济的扶持作用或者刺激作用不会太强。如果说短期之内速度确实下滑过快，真正有效的我觉得还是财政政策，还是政府，处处搞建设项目。
　　现在房地产也差不多了，主要是基础设施方面的，现在的问题是得改革，要提高投资的效率，不能像过去那样乱投资，特别是无效的、浪费的投资，关键是投资要提高效率，提高投资的精准程度，这对我们的政府确实是考验。但是这也有风险和问题，有可能会增加政府的债务负担，不仅是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还包括中央政府的债务负担。延缓过剩产能调整的过程。这种刺激政策适时适度非常重要，点到为止，不要让它过快下滑就行了。所以中长期问题还是靠改革，靠真正意义上的改革，那辆跑得很快的车要减速，形成新的引领模式，将来肯定是中低速增长，要适应，这是问题的关键。短期政策充其量是达到短期平衡，这两个问题一定要平衡，我就谈一点个人的看法，不对的地方请指正。谢谢。
　　张来明：谢谢世锦副主任发表的锦上添花式的演讲。下面有请中央财办副主任、中央农大副主任、国务院发展中心的原副主任先生发表演讲。大家欢迎。
　　韩俊：尊敬的徐匡迪主席、尊敬的李伟主任、尊敬的国研中心的各位同事、各位领导，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首先我对第六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的举办表示祝贺，因为我在国研中心工作期间分管中国经济时报，看到这个论坛办得越来越好，感到由衷的高兴，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阵容，国研中心领导班子全体成员最近四年都全体出席这个论坛，衷心期待论坛办出自己独特的魅力，能够为社会各个方面，特别是依托国研中心最权威的智库，能够为社会各个方面提供服务。
　　今天我直奔主题，我主要围绕土地制度改革的问题就一系列政策举措怎么理解，给大家介绍一些情况，也谈一些看法。最近中央制定了关于“三块地”，农村土地征收，积极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制度改革这“三块地”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已经正式下发。现在已经明确，全国每个省级行政单位选一个县级行政单位包括县级市来开展试点。试点的周期是到2017年年底，今后这一段时间将会有试点有条件、按程序、分步骤的来审慎稳妥推进。
　　大家注意到去年10月份中改小组已经批准了《关于引导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政策性文件，今年1月份国务院刚刚颁发了《关于引导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健康发展》的政策性文件，这两天我看媒体都在密集的解读这个文件，这个文件是中央农办来牵头起草的。有关部门按照改革的计划部属，现在正在制定另外三个跟土地制度改革有关的政策性文件。一个是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全国性的指导意见。另外一个是关于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的政策性指导文件，还有关于落实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政策性的指导文件，这三个指导文件预期在2015年正式出台。土地制度是国家的一项基础性的制度安排，这项制度关系到农民权益的保护，关系到新型城乡工农关系的构建，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局。】
　　土地制度改革涉及的利益主体，包含的利益关系十分复杂。坦率地讲，有些问题大家的认识还是很不一致的，争议是非常大的，有些问题在决策上一时看不准，所以跟土地有关的改革方案的制定需要综合各个方面的利益关切，需要按照中央的统一部属坚持试点现行。总结完善以后，再逐步推开，试点先行，边试点、边总结、边完善，在试点的基础上逐步推开，这是确立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我们也期待土地制度改革在各地的试点能够探索出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改革成果。也期待着随着各项改革的展开
（责任编辑：HN025）
01/23 23:0501/23 15:2201/23 15:0401/23 15:0101/23 13:2601/23 07:4901/23 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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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银中国经济学家汪涛：今年至少还有两次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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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月5日起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并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部分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实施额外降准。虽然市场普遍预期今年央行会降准或降息，但此次降准的时点以及“普降+定向”的方式还是多少有些出乎意料。　　此前，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陆磊完成了CF40 2014年第四季度宏观政策报告(总第22期)，报告指出，中国经济正进入以增速下行、需求切换、动力转型为特征的“新常态”，流动性压力是跨越短期、中期、长期的主要矛盾。那么，此次降准是否为了调节短期流动性？降准等措施能否有效缓解我国的流动性压力？接下来是否还需要降息降准？　　为探究以上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本期采访了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国泰君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CF40特邀嘉宾、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441期。(马冬冬)　　核心摘要　　关于本次降准，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认为主要是为了抵消外汇占款收缩对流动性的影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微博]认为经济下行压力大也是重要因素， 而国泰君安证券[微博]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认为，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也是动机之一。　　对于不同期限(短期、中期、长期)和不同范围内(银行间或实体经济内部)的流动性压力，化解之道是“对症下药”。降准只是一个开始，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整以及其他配套政策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经济下行的压力不减，未来央行[微博]可能会再度降准、降息。　　本报特约评论员 马冬冬 付力　　降准仅为调节流动性？　　《21世纪》：虽然市场早已预期今年央行会降准降息，但此次降准还是有些出乎意料。您认为此次降准的动因是什么？　　汪涛：这次降准最大的动因是外汇出现了净流出，需要通过反向操作，比如降准来补充流动性。有观点认为降准是因为有通缩的压力，以及经济在放缓。我不太认同这个观点。如果央行突然下调存款准备金率400bp，其释放的流动性远远抵消了外汇占款收缩的影响，而可能引起流动性比较大的增长，使银行有更多的钱去贷款，那么，我们可以说保增长是降准的目标之一。但是，目前降准的力度只是抵消外汇占款收缩的影响，不足以使银行增加放贷规模、支持经济增长。目前央行的调控手段和措施都是非常谨慎和小幅的，这次降准离促增长的目标还远了点，主要还是稳定流动性。　　目前，我国确实存在通缩压力，而且经济增速疲软，货币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过紧。如果要缓解通缩压力以及企业面临的借贷成本高升的问题，我觉得降息的作用可能更大一些。当然，降准也会间接地使银行间的利率不会太高，但是这次降准的步伐比较小，到目前为止只是抵消了外汇占款收缩的影响而已。　　黄益平： 央行官员在解读这个政策的时候特别指出了节前资金需求增加的因素，但其实背后还有两个更长期的因素。一是最近六个月央行基本退出了常规性外汇市场干预，外汇占款低增长，央行失去了一个惯用的向市场补充流动性的渠道。二是今年以来PMI等经济数据表明经济下行的压力还很大。　　林采宜：我个人认为此次降准的主要原因和动机是平滑国内的流动性波动。首先，由于季节性因素，每年1、2月份资金市场相对紧张，为了防止利率突然冲高，有必要采取相应的宽松政策平滑流动性。其次，从2014年8月份以来，外汇占款处于持续下降趋势，需要人民银行[微博]释放流动性进行对冲。另外，目前经济增速在放缓，而资金成本高的压力很大，这也带来了“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降准本身能够降低商业银行运营的资金成本。　　《21世纪》：此次降准是普降与定向相结合，那么定向降准的目的是什么？　　黄益平：这次央行在普降的同时，对农业发展银行以及其它一些“三农”和小微企业业务比较集中的银行的存准率做了定向宽松，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其实际效果还需要观察。货币政策与其他政策最大的不同在于货币是流动的，它的流向背后有经济逻辑。银行给“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是需要商业回报的，同时要考虑风险。因此，要真正实现结构调整的目的，还需要一系列配套改革，同时鼓励金融创新。这次定向降准政策中值得称道的是，对于农业发展银行这一政策性银行，存准率下调幅度达4.5个百分点，这对于扶持“三农”和小微企业有直接意义。　　林采宜：这实际上是从2014年4月份以来结构性宽松的一个延续，从那时开始，就通过农信社、农商行的结构性调整对小微企业、三农进行扶持，没有太大的深意。　　缓解流动性压力需“对症下药”　　《21世纪》：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季度宏观政策报告指出，流动性压力是跨越我国经济短期、中期和长期的主要矛盾。您认为我国流动性压力有哪些表现？降准等措施能否有效缓解这些压力？　　汪涛：我们在讨论流动性时，需要首先明确讨论的是银行体系的流动性，还是实体经济的流动性。对于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央行是可以完全把控的。如果出现流动性紧张的情况，那可能是短期内有一些资金需求比较足，而央行没有及时采取进行反对冲的操作，比如外汇流出的时候没有相应地降准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来提供流动性，那么流动性在银行间就会变得紧张，银行间的利率就会升高。　　在过去十几年里，我国资本账户很少出现过逆差的情况，2014年出现大规模逆差，是新的现象，这也使国内流动性的来源发生了变化。以前，我国主要是靠外汇占款的增加来增加流动性。有时流动性增加得太多，还要通过提高准备金的方式去对冲。目前资本账户出现逆差，资金外流，对流动性肯定是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这并不能说是一种风险，只是央行创造流动性的方式和工具发生了变化，不能再被动地依靠外汇占款来产生流动性了，而是要通过降准，或者是公开市场操作等方式来创造流动性。当然，如果把握不当的话，也会造成国内流动性偏紧的局面。　　如果我们讨论的是实体经济的流动性，那可能有另一层含义。我国实体经济整体的杠杆率都是非常高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又出现经济增速下滑、通胀率下行的情况，企业的现金流是比较紧张的，现金流的增速是明显下降的。这时，企业的还债能力就会受到影响。那么，这种流动性紧张跟外汇占款不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在杠杆高企，债务规模已经很大的情况下，我们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要控制杠杆率的继续攀升，因此对于信贷的增长，比如信贷额度等方面也是有所控制的，不会让它们增长得太快。但是这跟降准之间没有必然联系，降准不一定会引起信贷的扩张，其实是对冲、冲销了外汇占款下降对流动性的影响。　　林采宜：流动性紧张的原因主要是外汇占款不断下降，资本流出。观察外管局和主要商业银行的结售汇数据，从2014年8月份以来，资本基本处于单边流出、持续逆差状态，这种逆差也是外汇占款下降的原因之一。　　从短期来看，此次降准是平滑流动性，而不是大幅放水。但是想要真正扶持经济，仅依靠降准是不够的，效果也不一定特别好。短期来看，我认为此次降准属于中性的货币政策。在季节性原因、资本流出等导致流动性偏紧时，应采取一定的宽松政策，释放流动性，当市场流动性偏松时就适当收紧。　　从长期来看，降准只是一个开始，为了应对 “新常态”，中国的货币政策会进入一个调整期。“新常态”是指过去贸易顺差每年都在扩大，导致人民币外汇占款不断增加，而去年开始顺差大幅缩小，出现了资本净流出。在这种情况下，外汇占款下降，那么存款准备金率也应该下行。　　存款准备金率完全是一个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工具。人民银行改革中不断强调要更多使用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减少数量型工具的使用，包括信贷规模控制、贷存比控制，以后都会不断放松。今后可能主要靠调节市场本身的利率机制，包括现在使用的MLF等措施，引导市场对中期利率的预期。我们会和西方国家一样，更多靠价格手段调节市场的资金供求。在人民币被动超发这个外部压力消失后，存款准备金率会慢慢回落到正常水平。从长期来看，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也是央行货币政策工具调整的一个组成部分。　　降息降准仍有必要？　　《21世纪》：您认为接下来我国是否还将降息降准？　　黄益平： 这次降准和上次降息，都反映了央行在保持稳健政策取向的同时适度宽松的政策立场。调节短期经济周期本来就是货币政策的主要使命，现在流动性偏紧、经济下行压力大，货币政策适度放松，既是合理的，也是符合市场预期的。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货币政策宽松不等于强刺激；不强刺激也并不意味着当局不再采取宏观经济政策措施。如果经济下行的压力不减，可以期待未来央行会再度降准、降息。　　汪涛：降息、降准都需要。目前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一是稳定流动性，二是降低融资成本、应对通缩压力。对于稳增长来说，除了货币政策的调整，更重要的是还要靠财政政策，比如持续的财政刺激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放松房地产相关政策等，这些政策可以带动实体经济需求。我们认为今年至少还有两次降息，50个基点以上。但是即使是降这么多，实际利率还只是勉强持平。如果不降，实际利率会升很多。降准应该还有一两次。其实如果根据外汇占款收缩的情况来看，应该多降一些，但是央行还会采取中期流动性便利(MLF)、常备借贷便利(SLF)等一些其他方式来配合，所以不是完全依赖降准来补充流动性。　　我们认为，未来我国资本外流会成为新的常态，一方面是经常项目顺差，一方面是资本项目逆差。外汇占款的增速放缓也将是常态。所以，降准可能还会继续。十年前，我国的存款准备金率只有7%左右，所以降准的空间其实是很大的。当年我们把存款准备金率很快提起来，就是因为外汇流入量很大，需要进行对冲，使国内流动性不至于泛滥。而现在我们就可以反向操作了。所以，未来几年我国的降准还是会继续，但是不会降得很快。　　林采宜：2006年时，中国的存款准备金率只有7.5%，2008年上调至10%，随后一路上行，最高时达到21.5%，当时也是人民银行外汇占款水平最高的年份。2013年，我国外汇储备超过4万亿美元，新增外汇占款超过2.7万亿元。过高的外汇占款导致人民币不断被动增发，过去十年间M2的快速增加，实际上也与外汇占款增加有一定的关系。由于人民币不断被动超发，央行采取提高准备金率的政策不断回收流动性。现在人民币单边升值的趋势已经结束，将来会进入双向波动，实现平衡甚至略微下行。作为央行正常的政策调节措施，适度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应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更多地运用价格型工具进行调控。我个人认为，此次降准可能只是一个开始，从今年年中到下半年，还会陆续降准。　　关于降息，需要再度从周小川行长提出的“中性”货币政策来理解。如果中国的CPI继续下行，有可能会降息。降息和升息可以控制实际利率，如果CPI继续下行，实际利率会上升，不排除人民银行通过降息来调节；如果CPI保持稳定或上升，我认为降息的可能性很小。(编辑 马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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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货币政策资本外流稳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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