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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7-0715-07-0715-07-0715-07-0615-07-0615-07-02本文相关推荐
15-07-0915-07-0915-07-0915-07-0915-07-0915-07-093500点成救市多方一道屏障
时间： 15:11:21 来源：财经综合报道
原标题：3500点成救市多方一道屏障
　　【盘面简述】：
　　早盘两市低开，两桶油、银行、保险继续扮演救市主的角色，但个股依旧惨不忍睹，创业板几乎全线跌停！临近午盘，银行、券商、保险倒戈，股指快速杀跌。午后，银行股大幅拉升，但中国石油遭遇猛烈抛压，一度翻绿。尽管沪指稳定在3700点上方，但个股跌停超过1500家！就目前大盘情况，技术分析已没有太大意义，弄清楚救市目标，更为重要。大盘企稳之前，多看少动为宜，不可盲目抄底。
　　【板块方面】：
　　中国石油盘、中国石化大幅拉升护盘，银行股同为救市主力，但临近午盘，同步大跌。
　　【消息面】：
　　1、超级“机构”58亿元买入30只股票
　　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盘后公开交易信息显示，7月2日至6日的三个交易日内，某机构专用席位出现在中国石油、金地集团、中国远洋、武钢股份、中海油服、中航电子、中国卫星、中航动力等30只股票的公开交易信息中，累计买入金额逾58亿元。市场人士预计，不排除该席位同时介入深市大市值蓝筹公司的可能。
　　2、周一沪股通净流出134亿元
　　本周一，在蓝筹板块的带动下，沪综指止跌反弹，上涨2.41%，报收于3775.91点，重返3700点上方；恒生指数则大幅下挫3.18%，报收于25236.28点，下破半年线。值得注意的是，沪股通昨日出现133.85亿元的净卖出，当日额度余额为263.85亿元，额度余额占比为202.96%；港股通昨日也出现了14.57亿元的净卖出，额度余额为119.57亿元，额度余额占比113.88%。
　　3、多家上市公司大股东出手护盘
　　为稳定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市场预期，7月6日，多家公司大股东、实际控制人、上市公司高管等通过增持、承诺不减持、延迟锁定期等多种方式出手护盘。
　　【巨丰观点】：
　　午后，银行股大幅拉升，但中国石油遭遇猛烈抛压，一度翻绿。个股跌停超过1500家！尽管救市力度不小，但指数盘中依旧跌破3600点。创业板及中小板个股近乎全线跌停板！
　　昨日国家队救市两大特征：一是轰击石油、银行等超级大蓝筹，坚决封死涨停板；二是午后果断在跌停板上买入中证500标的股。我们必须明白救市的核心：保融资盘软着陆，去配资盘，同时启动大蓝筹维稳（缓跌、止跌）。今日这一特征没有发生变化。
　　尽管中金所限制期指空仓规模，但是午后中证500依旧封跌停板，只能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国家队救市期间，很多上市公司也停牌自救：截至7日，沪深两市已经有逾750家上市公司停牌，其中昨晚公告申请停牌的就有107家，今日早上又有11家临时停牌。午后，格力地产、西南药业、安信信托、华鼎股份、大东南、隆基机械、秦川机床、索芙特、长城开发、世纪星源、卫星石化、回天新材、蓝丰生化、爱尔眼科、完美环球、长江润发、御银股份、网宿科技、华宇软件、大禹节水、青松股份、银邦股份、海伦哲等公司纷纷停牌。
　　目前两融资金正大规模撤离市场，加之沪股通资金猛烈抛售，A股短期难有起色。今日沪股通净抛售超过80亿元。随着外部环境发生变化，A股救市的难度将加大。可以预见的是，后续救市力度将加大。但是很多融资盘将无法见到春天。
　　整体来看，巨丰投顾丁臻宇认为市场正在处于寻找底部的区间，不可轻易抢反弹。必须等市场跌停个股大幅减少，涨停个股增加，市场人气恢复，方能抄底。建议投资者利用近期波动，高抛低吸降低持仓成本。（来源：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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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7-0715-07-0715-07-0715-07-0715-07-0715-07-07股灾大反思：过去、现在与未来
【编者按】中国A股今年走出惊天走势，从“国家牛市”的鼓噪到“强力救市”的争议，这一资本市场动荡，是注定进入历史的大事件。A股下一步何去何从，股灾因何而起，救市成败如何评价，股市波动对于中国经济未来意味着什么？FT中文网对于中国股市保以持续关注，近期继续推出，敬请期待。
由于人固有的“动物精神”所导致的非理性，金融市场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美国已故学者明斯基（Hyman Minsky）提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将一个金融周期划分为套期融资、投机性融资、庞氏骗局，最终是触发危机的“明斯基时刻”。这种不稳定在股票市场体现的尤为显著，从英国的南海泡沫、荷兰郁金香泡沫、美国1929年泡沫、2000年纳斯达克泡沫、2008年次贷危机，都是经典的案例。中国亦不例外，尽管中国股市只有25年历史，但已经经历了1997年、2001年、2008年三次显著的股市泡沫。
正如美国学者莱因哈特（Carmen M．Reinhart）、罗格夫（Kenneth Rogoff）在《这次不一样：800年金融荒唐史》一书中所生动呈现的那样，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总是惊人的相似。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泡沫，既有所有泡沫的共性，也有其独特性。每次股灾都是反思的宝贵教材，我们不应付出巨大学费而无任何收获。
一、过去：人造牛市
进入2015年以来，中国A股股价出现惊人的暴涨：到2015年6月中旬，上证综指已较2014年7月上涨了152%、较年初上涨了59.7%，中小企业板、创业板较年初更是上涨了138%和165%。
推动股价上涨的有三重因素：1）对于宽松货币政策的合理预期（所谓“水牛”）。由于实体经济增速持续下滑，过高的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变得不可持续，市场普遍认为中国步入新一轮降息降准周期，这将推高股价；2）投资者的动物精神。仅仅是流动性还不足以激发投资者的热情。这时候，投行人士找到了两个概念：“改革牛”、“互联网＋”。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再启改革，未来改革红利令人期待。这一概念集中体现在主板市场的国企改革概念股（投资者把央企合并视为改革，令人啼笑皆非）。而阿里巴巴、腾讯所创造的巨大价值，也激发了民众对互联网的激情，政府推出的“互联网＋”则在巧妙的时机引爆了创业板。除此之外，还有一系列概念持续为投资者增加信心：一带一路、亚投行、人民币国际化、自贸区……；3）暧昧的政府信用背书。2015两会期间，证监会主席肖钢公开评论股市称，“本轮上涨行情是合理的和必然的”，“本轮牛市是改革牛”。一贯出言谨慎的央行行长周小川也一反常态地说：“资金进股市，也是支持实体经济。”中国《人民日报》文章提出的“4000点才是A股牛市的开端”，以及新华社七论股市，则不断强化政府信用背书，彻底瓦解了投资者本应紧绷的风险意识。
之所以说是“人造牛市”，是因为此轮牛市出现了太多“动物精神”之外的人为因素的推动。官员乐观表态、官方媒体积极助阵、网络媒体标题党化的解读、一些专家和投行人士的任性发挥，都让股民越来越坚信这样的判断：这轮牛市首先是政府所需要的，也理所当然地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甚至投资股市不仅可以赚钱而且是支持国家的爱国行为。就这样，股市被“改革牛”、“国家牛”的概念捆绑之下，越走越远。这验证了哈耶克那句名言，“短期着眼，我们就是我们所创造的观念的俘虏。”
证监会的缺位与越位，也成为了“人造牛市”的助产护士。由于证监会始终不肯放弃对新股发行节奏的调控，IPO供给无法满足市场需求，这助长了投机气氛；随着泡沫的演进，各类财务造假、信息误导、内幕交易、股价操纵层出不穷，进一步冲昏了散户的头脑，但证监会的执法显得既迟缓又缺乏力度。直到股灾开始后的7月3日，证监会今日才通报：一名湖北股民通过发布暴风科技虚假消息套利8400元，被证监会通告并移交公安机关查处。证监会原常务副主席李剑阁最近指出，“最近市场上有一些公司在合并之前走漏消息，存在大量的内幕交易，但是我并没看到对这些内幕交易有任何的查处，我很失望。利用内幕信息违规交易的行为是公开的抢劫。”
证监会的另一失误在于，未能及早对“两融”和场外配资进行逆周期的调控。截止7月7日，证券公司场内两融余额为1.6万亿元，较6月中旬2.27万亿的高点已有所回落，但仍较年初水平仍增57%。场外配资余额约为1～1.5万亿。
人造牛市的危险性
“人造牛市”有何不妥？因为它既难以达到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去杠杆的政策目的，又会制造新的风险，甚至威胁社会稳定。处理不好，就会导致“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的尴尬。
首先，股市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而这是政府难以驾驭的。克林顿的财长鲁宾曾这样告诫克林顿:“总统先生，股市涨成这样，你千万别出去邀功说是自己的功劳。” 克林顿问，“为什么呢？”鲁宾说：“因为股市涨上去，它还会再跌下来。” 李剑阁说，“怎么能说政府就希望牛市呢？国家牛市呢？只要脑子里有这个概念的存在，就很危险。所谓“国家牛”是不可持续的”。笔者注意到，官方媒体可以营造“慢牛”的概念，但这种想法是天真的。只要多数人形成一致预期，慢牛必然会变成快牛和疯牛。疯牛意味着暴涨暴跌，在这样的起伏中，股市难以对消费和经济带来刺激效果。
其次，由于行情来去匆匆，也难以真正起到“去杠杆”、救经济的作用。2014年股票融资占新增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仅为2.6%，今年1-5月也只升至4.2%。股市暴跌之后，证监会又被迫再度暂停新股发行。其实，如果证监会真要利用股市去杠杆的话，只要放开新股发行节奏管制就行了，完全没有必要把希望寄托在牛市上。市盈率高，愿意上市的公司自然会多；市盈率低，愿意上市的公司自然会少。市场供求会自发调节。中概股为何从美国退市？说透了，还不是因为国内A股市盈率高，而这种高市盈率则是长期IPO审批制的结果。
再次，一旦行情逆转，市场风险就会转化为政治风险。 曾于1996年担任中国证监会原常务副主席的李剑阁最近警告说，“制造出了一个“国家牛市”的概念，这是在设置陷阱。如不及时加以澄清，后果是十分危险的”。朱镕基在96年就认识到了政府背书的危险性，“大概有近40%的城市人口与股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股市要是出问题不得了。暴涨就暴跌。我们不能不讲话了，于是发表了《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是证监会同志起草的，讲了三个道理：股市现在是非理性的；是有涨必有落，落的时候，政府不会托市，也托不起这个市；股市风险自负，政府管不了”。问题是，在本轮牛市中，官方持续地为牛市进行信用背书，等到泡沫破裂时，要想在政府与市场之间进行切割，已经不太可能。换言之，政府被自己套牢了。这构成了接下来救市的大背景。
二、现在：救市
在2015年6月底股市暴跌之后，救市之声不绝于耳。由于政府既可以信心喊话，又可以动用财务资源救市，实在不行可以修改规则，所以从理论上讲政府总是可以“成功救市”的。问题在于，我们对于救市必须认真思考三个问题：有没有必要救市？救市的手段是否合理合法？救市的代价是否超过救市的好处？遗憾的是，市场只关注如何救，而对其它问题缺乏认真的讨论。
真有必要救市吗？
那些力主救市者有两种可能：一是股市的既得利益者，每个尚未及时退出的投资者都毫不例外地盼望救市，以便减少自己的损失或保住已有的收益，但政府显然不应被这样的利益所绑架；二是被暴跌吓坏了，担忧出现系统性风险。
从目前情况看，政府决定出手救市，或许两者兼而有之。一方面，由于前期的政府信用背书，股民不可避免会对政府“不救市”产生怨恨情绪，而股民数量之多（被套牢的也有不少学者和社会精英）足以产生强大的民粹主义力量。 最近几个月，股民以每周百万的数量跑步入市，已开立A股账户的投资者达8993万。另一方面，对于股市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政府也没有十足把握。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士又抛出“境外敌对势力”的阴谋论，更令政府被民族主义力量所挟持。
笔者认为，对此轮股市暴跌，政府似乎有些反应过度，而一贯的“风险厌恶”和维稳压力则是驱动因素。
第一，暴涨就有暴跌。从来没有那个股价泡沫破灭时是“有序下跌”的，由于人固有的恐慌心理，行情一旦逆转，必然会出现踩踏式的暴跌，必须认识到这是股市调整的“常态”，不必大惊小怪。融资融券固然加大了暴跌的力度，但如果我们不能忍受这一风险，当初就不该引入这一机制。它在上涨时不也同样导致暴涨吗？杠杆机制引发的暴涨与暴跌，只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面而已。当然，证监会本来可以在行情大涨时对杠杆进行逆周期的调节，但没有这么做。等意识到需要关注杠杆风险时已经太晚了。
第二，政府不应救泡沫。尽管跌势凶猛，但下跌幅度依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股市前期大涨1～2倍，现在为什么就不能“大跌”30％？到6月中旬A股估值已经严重偏高——A股平均市盈率32倍、不含银行则高达57倍，中小企业板85倍、创业板150倍。因此，下跌本身是市场运行规律的内在需求，而并不是“市场失灵”。 即便大跌后，上证、深证和创业板过去一年的涨幅仍然高达81%、73%和66%。1997年香港政府成立“盈富基金”救市时，恒生指数市盈率只有8倍多。即便暴跌后，中国创业板平均市盈率依然高达90倍。2009年美国救市的时候，很多股票PB（市净率）跌到一倍以下，而中国现在的平均PB在三倍左右。 从图1可以看出，即使在暴跌之后，上证指数的市盈率水平不仅远远高于历史底部，也高于已经上涨很多的标准普尔市盈率。
换言之，即便应该救市，政府出手也显得过早，这样一来，救起的是泡沫，也加大了救市的难度。《环球时报》7月3日的社论写得明白，“如果政府出重手帮助股市止跌复涨，就意味着政府对股市承担起长期责任。这个责任是政府担当不起的，股市不是可以由政府来编剧导演的游戏。中国股市的问题并非市场化太彻底了，而是因为它的市场化太初级了。政府的作用应当是制定并捍卫规则，防止投机不断做成大的泡沫，而非保护泡沫本身。”
图1：上证指数与标准普尔的市盈率对比
第三，政府只有发生金融危机时才应该救市。对于救市必须极其慎重，因为这会破坏市场本身的规律，而且会引发投资者的道德风险，而投资者承担风险本应是股市运行机制的固有内涵。不少救市论者援引1997年香港股灾、1987年美国股灾和1929年大危机的案例，鼓动政府救市。笔者认为，当前的中国股市与上述危机可比性不大。香港当年救市，是因为周边国家接连发生金融危机、港币岌岌可危、银行拆借利率飙升、股市暴跌，已经出现了金融危机，不得不救。中国目前银行体系稳定，利率并未大幅上扬，市场估算的银行对股市的直接敞口也仅为2万亿左右，远低于其180万亿的总资产。因此，当前的中国泡沫，更类似于2000年的纳斯达克泡沫，彼时从接近5000点的高位一路下跌至1000多点，跌幅超过2/3，但美国并未救市，也未引发灾难性后果，因为它只不过是泡沫回归理性而已。尽管美联储降息，但出发点还是为了经济稳定（有趣的是，此轮降息又被认为引发了2008年金融危机）。
救市手段受争议
政府不仅出手过早，而且“激情救市”，不断突破政府与市场的合理边界，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势头。观察中国股市的历史，以往政府救市的手段主要是：《人民日报》社论、降低印花税、停止新股发行。而此次救市从深度和广度上都是前所未有，争议也一直伴随。
首先，一些救市手段可能侵犯了市场参与主体的合法权利。在监管部门压力下，21家证券公司宣布将出资不低于1200亿元购买蓝筹股托市。问题是，出手时的点位并非抄底的好时机，这些资金将面临巨大的市场风险。券商此举并未经股东大会同意，股东的合法利益可能因此而受损。券商在救市宣言中，居然还明确了4500点的目标价位，这在全球也是一个创举，不能不说是计划经济的深刻烙印。
其次，一些救市手段显得不够严肃。证监会不仅暂缓了28只新股发行，而且强令这些公司将已经冻结的资金退回。这等于宣布已经达成的交易无效。这样的做法，大大损害了市场交易的严肃性。
再次，为救市而随意修改法规，既存在程序瑕疵，也损害了法律的权威。 例如，证监会宣布：“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监高，在6个月内减持过本公司股票的，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购买本公司股票，不属于《证券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禁止情形”。这意味着，一些可能的内幕交易就在救灾任务面前被合法化了。
第四，任性修改规则，损害市场规则的可预期性。证监会7月8日发布公告：“从即日起6个月内，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通过二级市场减持本公司股份”。规则的随意修改，加大了在中国市场投资的不确定性。
第五，市场行为“归罪化”，令人担忧。政府提出要打击“恶意做空者”，这等于对市场交易的动机做出判断，是十分危险的，与“上纲上线”可谓异曲同工。其实，所有的交易都是中性的：为了赚钱，因此无所谓善意还是恶意。如果官方可以认定哪些交易是恶意的并由公安部出面追究刑事责任，那以后谁还敢从事做空？如此一来，不如废除做空机制。索罗斯1997年在东南亚大肆做空股指、货币，但从来没有被认定为违法，最多是受到道德谴责而已。其实，这些做空者本身就是市场力量的一部分，多头也会转化为空头。即使做空加剧了市场动荡，那也是因为“苍蝇不盯没有缝的蛋”，市场本身就存在失衡与扭曲，仅仅怪罪于做空者，是逃避责任的做法。
第六，为避开股市下跌，居然出现了超过半数上市公司停牌的奇观。这在全球股市亦是创举。任性停牌，看似小事，其实很严重。一旦停牌，等于股东的资金被冻结，可能导致很多投资者陷入流动性困境。如果上市公司行为可以如此任性，国际投资者怎么会对中国证券市场有长期信心？
最后，中国政府在此次“超限救市”，即便救市成功，也强化了国际投资者对中国“政策风险”的认知。换言之，中国将付出沉重的“声誉代价”。长期以来，中国市场被认为透明度低、管制多、政治风险大，此次股灾更验证了他们的成见。这对中国资本账户开放、自贸区、人民币国际化、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都将带来负面影响。
可见，本次股灾，政府救市时机显得仓促，出手之后的手法又显得任性。如果我们对救市的成本和负作用视而不见，即使救起又如何？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政府重手救市，是否真的帮助了散户？其实未必。本来市场有其自身规律，随着风险的积累，会有聪明的投资者及时逃离。但是政府不断的表态和救市举动，让不少投资者产生了错误的判断，选择了留下，错失了逃离灾难现场的机会窗口。换言之，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政府救市只是掩护了机构出逃（尽管这并非政府的初衷），而散户在政府信息诱导之下再次选择了留下。因此，政府救市，不论出发点如何，都可能制造新的噪音，破坏市场规律，令投资者无所适从。现在投资者每天最需要花费心思研究的，不是市场规律，而是猜测政府下一步怎么做。这样的市场不仅令人悲哀，而且滋生了内幕交易的无限可能性，而散户毫无疑问再次成为弱势群体。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此轮暴涨暴跌，代价是沉重的。即便成功救市，硝烟散尽，我们却付出了高昂的制度成本：法律的严肃性受到伤害，监管规则给人留下可以随意修改的不确定感，投资者风险自负观念倒退，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重归模糊。这一切不能不说是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进程中的制度退步，未来可能需要花费巨大的代价和时间才能修复。
我们有必要重温中财办主任刘鹤在《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一文中的警告：“在面对严重危机的时候，主要国家在应对政策上总犯同样的错误，这些明显的错误在事后看起来显得可笑，但对当事人来说，大危机在人的一生中往往仅会遇到一次，决策者缺乏经验，又总是面临民粹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化这三座大山，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绑架、被政治程序锁定和不敢突破意识形态束缚，这几乎是普遍的行为模式。”
25年来，中国证券市场一直被诟病为“连规范的赌场还不如”，低水平重复，这已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一大“痛点”。痛定思痛，笔者建议：
第一，政府要敬畏市场、尊重市场。股票市场不是工具，不应该被赋予帮助企业脱困、去杠杆、刺激消费、拉动经济的使命，它承受不起。股市只是价值发现和交易的场所而已。即便牛市可以刺激消费、去杠杆，也应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人造牛市，欲速则不达，反受其害。
第二，立即推动IPO注册制改革。这是中国股市实现制度新生的前提。注册制改革的本意就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证监会不再判断发行人的价值、不再调控新股发行节奏。审批制导致的市场自发调节功能的丧失，是股市乱象之根源。不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必定是：剪不断，理还乱。
第三，监管者要摒弃“父爱主义情节”，恪守裁判者的本份指责。证监会的职责是保护投资者，具体方法是严厉打击违法犯罪、充分的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证监会不应该关心股价高低，更不应该影响股价走势，最不应该干预市场参与者的微观行为。当然，两融机制能否实行逆周期的监管，是本次危机提出的新课题。
第四，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特别是，政府（官员、官方媒体）不应对股价涨跌进行明示或暗示，以减少对投资者预期的干扰。在发生股价暴跌时，政府不应轻言救市，只有在真正出现金融系统性风险时才能考虑救市。救市应该在法律和制度框架内进行，不宜随意破坏法律和规则的严肃性，更不能为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所绑架。
最后，此轮暴涨暴跌，政府和市场都交了高昂的学费。危机过后，应该问责。问责的目的是“惩前毖后”。通过对有关责任主体“越位”与“缺位”的严肃问责，可以澄清监管者的定位、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市场参与者的权利和义务，形成未来制度建设的可预期框架，最终形成一个规则透明且稳定、人人守法的市场，这样的市场才是有效率的股票市场。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作者近期出版《下一个十年》）
本文编辑徐瑾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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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市场遇股灾救市手段多样
时间： 07:05:00 来源：中证网-中国证券报
原标题：海外市场遇股灾救市手段多样
　　本报记者 张枕河　　海外市场也曾遭遇股灾，政府用多种手段进行救市。以美国为例，2008年9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美股大幅下跌，当年9月至12月道琼斯工业指数累计下跌31.2%，2009年3月更是一度跌破7000点。美国政府随后出台多种手段救市，包括提供紧急流动性、接管“两房”、进行量化宽松（QE）等。具体而言，从危机开始出现苗头时，美联储就为贝尔斯登提供紧急资金，美国联邦政府则接管“两房”、援助AIG等。日，美国国会通过救助计划，财政部和联储根据这一法案相继救助花旗、通用和克莱斯莱等巨头。之前的9月29日，美国国会否决7000亿美元的救助华尔街一揽子计划，当日美股暴跌，道琼斯大幅下跌7%，可以说股市暴跌迫使美国国会加大援助力度。在联邦政府的积极救助下，市场恐慌情绪开始缓解，美国股市2009年3月起触底反弹。　　危机过后，美国对监管体制进行改革。2010年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布“沃尔克规则”，强调将自营业务从商业银行剥离；6月25日，国会通过《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案被认为是大萧条以来最为严厉和全面的金融监管法案，主要内容包括成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设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将场外衍生品纳入监管、限制商业银行自营交易等。　　日本也曾遭遇股灾。1989年，日本政府5次提高利率，日本股市开始出现高位大幅波动。1990年以后，日本股市虽然又强劲反弹，但无法达到原来的高度，股市从此一路狂泻，跌至日的14304点。面对股市大跌，日本政府曾一度按照传统的危机处理方式被动解决金融机构出现的问题。日本货币当局转向扩张性货币政策，连续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但收效甚微。日本政府也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稳定股市和经济，但力度太小。直到1997年以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日本金融系统崩盘，政府才彻底改变了态度，认真正视金融机构的危机处理。成立专门的金融机构，完善金融体系。1998年6月成立新的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督厅，接管大藏省的监管职能；1998年10月通过了以金融机构破产处理为核心的《金融再生法案》和以事前防范金融危机为目的的《金融健全化法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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