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从战略全局研判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新常态

张占斌:从战略全局研判中国经济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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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从战略全局研判中国经济新常态
面对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应推进结构性改革,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新常态 图片来源:凤凰网
中国经济增长新阶段促成经济新常态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常态”,其最基本的特征是经济增长速度的转换,这标志着我国经济正在发生阶段性变化,体现了经济中长期潜在增长率有所下降的客观趋势。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年均增长率接近10%,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中国奇迹”。当前,经济发展的内在支撑条件和外部需求环境都已发生了深刻变化,要求经济增长速度进行“换挡”,要求经济增长目标向合理区间进行“收敛”。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外部需求出现常态萎缩。支撑我国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因为走的是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但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呈现出“总量需求增长缓慢、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特征,使得我国的外部需求出现常态性萎缩。美欧等经济强国相继提出“再工业化”“2020战略”“重生战略”等措施,贸易保护主义纷纷抬头,而发展中国家都在努力调整发展模式,加快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使得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外需环境已不复存在。
二是创新驱动竞争更为激烈,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滞后。当前,第三次工业革命正迎面走来,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加快新兴产业,力图抢占未来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制高点,这些新挑战倒逼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要加快向创新驱动型转换。但我国过度行政化的科技资源配置方式,导致科技资源浪费严重,很多产业竞争力不强、核心技术受制于他人,仍然是不争的事实,需要我们主动放慢经济增长速度,为创新驱动经济转型升级腾出空间、留出时间。
三是传统人口红利逐渐减少,资源环境约束正在加强。我国的经济增长结构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目前,东部发达地区的劳动力供给短缺情况更加明显,“刘易斯拐点”正在到来,带动外向型经济的传统人口红利正在逐步减弱。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过度依靠投资和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已使得能源、资源、环境的制约影响越来越明显,重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在不断提高,生态环境压力在不断加大,要素的边际供给增量已难以支撑传统的经济高速发展路子,这也在客观上促使中国经济逐步回落到一个新的平稳增长区间。
四是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挑战,改革红利有待强力释放。2013年,我国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已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当前正处于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历史阶段,今后必须逐步调整高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寻求新的增长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改革与发展红利的全民共享。
新常态经济是全方位转型升级的经济
整体上看,新常态经济包含着经济增长速度转换、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动力变化、资源配置方式转换、经济福祉包容共享等全方位转型升级在内的丰富内涵和特征。
一是增长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转换。从近十年看,2003年到2007年,我国经济连续五年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回落到一位数增长,而2012年和2013年进一步回落到7.7%的年增长率。根据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2014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长7.4%,经济增速进一步呈现出回稳态势。经济增速回落是一个经济体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的普遍规律,二战后的日本、德国、韩国等一些成功追赶型国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了高速之后,无一例外都出现了增速的回落。我们必须理性对待经济速度的“换挡期”,用“平常心”对待中高速增长新常态。
二是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主要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比较利益较低。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今年上半年,这一比例攀升至46.6%,这是非常好的结构优化迹象。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已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为加快实现健康中国、养老中国、宽带中国等目标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今后,通过大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等产业的发展,优先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逐步化解产能过剩风险等举措,将进一步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打造“中国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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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姜萍萍、常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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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略全局研判中国经济新常态
责任编辑:郑泽川
  基于对当前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的分析判断,基于对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缓和质量效益提高的深刻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的5月和7月对经济新常态做了重要论述,并在11月份的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对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点、发展机遇和全面改革等做了阐释,这是在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多重矛盾相互交织、各种风险挑战极为严峻的情况下做出的重要战略性判断。经济新常态的提出,揭示了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新变化,研判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我们要从战略全局高度科学认识新常态,辩证看待新常态,积极适应新常态,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国经济结构全方位优化升级,加快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
  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年均增长率接近10%,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中国奇迹”。当前,经济发展的内在支撑条件和外部需求环境都已发生了深刻变化,要求经济增长速度进行“换挡”,要求经济增长目标向合理区间进行“收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经济新常态,也蕴含着对以下几个方面因素的考量:
  一是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我国外部需求出现常态萎缩。支撑我国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走的是不断扩大出口的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但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呈现出“总量需求增长缓慢、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特征,使得我国的外部需求出现常态性萎缩。美欧等经济强国相继提出“再工业化”“2020战略”“重生战略”等措施,意在结合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发展实体经济,抢占国际经济制高点。同时,还试图重构国际贸易规则,推进TPP和TTIP谈判,实行新的贸易保护主义。而发展中国家都在努力调整发展模式,加快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使得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外需环境发生巨大变化。
  二是国际创新驱动竞争更为激烈,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滞后。当前,第三次工业革命正迎面走来,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力图抢占未来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制高点,这些新挑战倒逼着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要加快向创新驱动型转换。但长期以来,我国产业发展方式粗放,存在着“跑马占荒”等诸多问题,而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科技与产业的融合力度不够,使得很多产业竞争力不强、核心技术受制于他人。因此,政府投资就成了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由此而来的政府对市场的干扰,很容易导致市场信号的失灵。为了改变这种被动状况,我们需要有所为,有所不为,需要主动放慢经济增长速度,为创新驱动经济转型升级腾出空间、留出时间。
  三是我国传统人口红利逐渐减少,资源环境约束正在加强。我国的经济增长结构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目前,东部发达地区的劳动力供给短缺情况更加明显,“刘易斯拐点”正在到来,带动外向型经济的传统人口红利正在逐步减弱。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过度依靠投资和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已使得能源、资源、环境的制约影响越来越明显,石油、天然气等重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在不断提高,生态环境压力在不断加大,要素的边际供给增量已难以支撑传统的经济高速发展路子,这也在客观上促使中国经济逐步回落到一个新的平稳增长区间。
  四是我国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挑战,改革红利有待强力释放。2013年,我国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已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当前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历史阶段。从国际经验看,处在这个阶段的国家和地区,需要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由此带动社会结构的变革,从而有利于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增强社会流动性,使经济社会充满活力。反之,则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新常态下,我们必须逐步调整高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寻求新的增长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实现改革与发展红利的全民共享。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新常态”概念,7月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再提“新常态”,11月,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首次全面阐释中国经济新常态,引起了国内外的极大关注。
  《中国经济新常态》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经济新常态”的重要论述,分别从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新挑战与新机遇、新特征与新趋势、新理念与新思维、新动力与新举措等角度,阐释新常态的背景、特点、理念与措施等相关问题。本书力图从战略高度科学认识新常态,从全局角度辩证看待新常态,针对新常态下经济增速转换、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动力变化、资源配置转换、经济福祉包容共享等重点问题做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对中国经济未来一段时期如何适应新常态提出了具体的改革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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