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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张炎夏 于
15:46 编辑
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与廊下农业的具体实践
（根据日在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中华村上海交大举办的《四川省绵阳市乡镇干部创新领导力培训班》上的讲话录音整理）
&&一、创新......................................1
二、中国农民为什么穷..........................2
三、现代农业和现代农业的生产方式..............5
四、我们犯过哪些错误.........................13
五、中国的农业体制是“有计划的小农经济”.....15
六、廊下模式——中国特色的农业工业化模式.....19
七、《廊下农业模式》的意义...................23
八、高端路线是农业发展的捷径.................25
九、新农村往何处去...........................28
十、结论.....................................30
& & 很高兴能有机会和大家一起研究“创新领导力”。那什么是“创新”？怎么“创新”？怎么在农村“创新”？怎么在我们自己的岗位上“创新”？
各位都是来自农村最基层的领导，一定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所以，下面我也凑个热闹，谈点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 & 要创新，首先要学会发现问题。我们不妨先从“什么是农业”开始。所以我的第一个疑问就是：什么是“农业”？
& & 我们把农业称之为“第一产业”，目的就是为了区别于“第二产业”的工业。问题是这个“第一”和“第二”产业的区别究竟在那里呢？
& & 是因为生产的“产品”不同吗？显然不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已经在工厂里制造，比如豆芽菜、菌菇。而这些产品过去是在田里“种”出来的，现在变成是在工厂里“造”出来了，而且这些产品进超市还需要ISO9000的工业产品质量认证，足以说明他们已经不是农产品是工业品了；
& & 肯定也不是因为生产所使用的工具不同。因为现在太多的工业设备已经应用在农业，比如温控系统和喷洒系统；
& & 所以现在中国，农业与工业的区别仅仅是“生产方式”的不同：中国农业还停留在小作坊式的个体生产方式，工业早就实现了“专业分工，社会化生产”的“大生产”模式。这里，我很强调“中国”二字，就是很多国家，比如美国，农业生产方式和工业的已经完全相同，因此它们的农业和工业已经难以区分。
& & 遗憾地是，我们已经好几十年没有认真思考过“生产方式”这样的问题了，建国六十多年来，我们的农业发展，先是围着“规模化”转（比如人民公社、土地流转），后又围着“机械化”、“科技化”转，就是没有用“生产方式”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理论去指导。
& & 显然，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当换个角度去思考“什么是农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过去对“农业”的定义出了问题。现在，让我们再换个角度去看看“三农问题”，就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我们可能还会惊讶地发现，其实从宏观的角度去看，根本就不存在三个问题而只有二个问题：“城市问题”和“农村问题”。因为“农业”和“农民”问题根本就是包含在“农村”这个大问题内的，就像城市问题涵盖了工业问题，工人问题……，等等，等等。所以，现在看来，“三农问题”起码从提法上看就是不准确的，她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并列起来了，甚至把农业问题摆在了首位，起码说明提出问题的人以为“农业问题”比“农村问题”还重要，甚至大多数人还以为通过发展农业能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而事实上，直到今天，中国还没有靠农业使群体农民富裕的案例。无论“南山村”还是“华西村”还是“南街村”，他们都是靠发展工业解决农民贫困问题的。
& & 这就是当我们换了一个角度去思考时会看到的结果。所以，要想具备创新领导力，起码先要学会用多种角度去分析问题，不能人云亦云。如果我们学着经常改变看问题的角度，很可能就会发现许多别人不能发现的问题。下面再举一例：导致中国农民相对贫困的原因到底有哪些？相信这也是各位最关心的问题（当然，我这里谈的是宏观原因，不是微观的具体原因）。
载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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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张炎夏 于
15:45 编辑
二、中国农民为什么穷
& && &各位都是乡镇的一把手，相信你们整天都在思考怎么让农民增收。可是不知道你们是否想过：农民为什么会穷呢？
让我们再从“创新”的角度去看一看，你又会惊讶地发现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实：“农业越发展农民反而会越穷”！因为今天造成中国农民贫困的四个宏观原因中就有一个是产量太高了。我这里又在强调“今天”二字，是因为过去农民的贫困不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在分析问题的时候一定不能离开当时的时间和环境。今天，造成中国农民贫困的原因有四个：
1、农民太多了
& && &我们有10亿农民却只有18亿亩耕地，人均2亩都不到。其中70%以上种植粮食。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们最近几年的粮食产量一直在1万亿斤左右，平均价格在8角/斤左右。所以，农民的人均产值才8百多元。国家提出，要力争在十一五期间把粮食产量维持在1万亿斤以上。下面我假设我们的粮食产量能增长50%（其实是不可能的），达到1万5千亿斤，而且价格还能维持在8角（这也是不可能的，产量高了价格一定会下来）。即便如此，我们的粮食总产值还是不过1万2千亿，人均才1千多元，扣除种植成本，农民的年人均收入不会超过600元。农民（尤其是占农民70%的粮农）还是不可能富裕。道理很简单：我女儿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告诉我，她们的地理课本上说，加拿大98年的人均粮食产量就达到50万斤了。所以我们的这1万亿斤粮食有200万农民就够了。因此，现在我们实际上是10亿人在分200万人的饭吃，又怎么会不贫困？再回头看日本，虽然他们的人均耕地面积比我们还少十倍，但是因为他们1.3亿人口中农民才200万，1.3亿人的农产品消费靠200万人供给，农民就不会穷了。
2、居民太少了
& && &农民的收入是和居民的消费密切相关的。农民生产的农产品分二部分，一部分自己吃，另一部分出售给城镇居民，就是商品农产品。显然，农民的收入只和商品粮或者商品菜有关。可是中国居民太少了，才3亿多，他们一年的消费不会超过9千亿（假设人均年消费3000元）。而这9千亿被10亿农民一平均，人均就只有9百元了，扣除商业成本，能够到农民口袋里的恐怕连300都达不到。
& && &这就是说，只要居民总数不增加，消费总需求就不会大幅度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农民能够增产出多少粮食或者蔬菜瓜果鸡鸭牛羊，农民的收入都不会增加。因为消费总需求这个蛋糕就只有9千亿那么大，你吃多了别人就少了。所以，从宏观的角度看，即使某村的村长有能力，使这个村富裕了，但是在消费需求总量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就是在蛋糕没变大的情况下，它的富裕一定是以别的村更穷为代价的。因为10亿农民都在靠这一个“蛋糕”填肚子。
但是，如果我们再从另一角度去思考一下，假设有一天中国的人口比例倒置，变成10亿居民3亿农民，情况又会怎样？这时你又会惊讶地发现：即使还是按照居民人均年消费3千元计算，总需求就会从9千亿变为3万亿，而这3万亿被3亿人口分，人均就能达到1万元！中国农民就快能像日本农民那么富裕了。
3、产量太高了
& && &我们的粮食产量基本上能满足自己的需要，这就决定了粮价很难提高。今年全国粮食平均收购价才8毛多一点，农民种一斤粮食连2角的毛利都达不到。如果加上人工，再用工业成本分析核算粮食种植成本，根本就是亏本的买卖！
更可恶地是，我们的粮食高产是以耕地不休耕为代价的，简直就可以说就是掠夺式种植。大部分耕地已经贫瘠到不大量使用化肥就长不出粮食的地步，而化肥的原料又是来自含有重金属的石油、矿石，长期使用不仅造成土壤严重板结，还使耕地中的重金属大量积聚，危害人体健康。所以，耕地的休耕已是当务之急。如果，每年能让20%的耕地休耕，粮食总产量就能减少20%，粮食价格就可能达到2元，农民的收入就能增加6倍！这其实是提高农民收入最简便的方法。代价仅是城市居民的月生活开支增加10元（按照人均在家消费10斤粮食计算）。这对居民的影响不仅远远低于石油、水、电、煤等价格的上涨，还低于居民工资增长的幅度。
& && &当然，你们会反对这个观点：短缺的粮食从哪里来？如果依靠进口，就会导致国际粮食价格上涨，最终还是会导致我们在进口粮食时在价格上吃亏。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中国的农业还是计划经济的，完全可以通过发挥计划经济的优势来应对：我们可以在宣布减少粮食播种面积之前先在国际粮食期货市场上购买粮食期货来规避进口价格风险。这恰恰是市场经济体制国家所做不到的。中国与越南、柬埔寨这些小国不同，不仅是世界最大的粮食生产国，还是最大的粮食消费市场，拥有世界最大的粮食储备。即使不减产，只要稍稍改变粮食的储备量，就足以撼动世界粮价的走向。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让国际粮食价格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波动？国际上，发展中国家都是农业国家，如果粮价大涨100倍，发展中国家不就都能成为发达国家了吗，起码我们的粮食GDP就能达到100万亿，我们就能像石油国家那样一夜爆富。凭什么只能让石油涨价不能让粮食涨价？所以我们真应该认真考虑在国际上主导成立一个“粮食欧佩克”组织，合理的引导粮食价格的走向。
4、生产方式太落后了
& && &其实这才是最根本的。中国的农业基本上是个体的。所谓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其实就是“耕地使用权私有化”。农民一家一户只有几亩地，以小农的，个体的方式从事农业。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由于不成规模，一方面，购买生产资料比如种子、化肥、农药要用高价（零售价），比规模农业的成本要高得多；另一方面，规模小了产品就无法直接进入终端市场，就只能卖稻谷而无法卖大米。一斤稻谷才能卖几毛钱，一斤大米却能卖几块钱，我的《金山博士米》中最好的品种甚至能卖35元/公斤。所以，中国的小农的，作坊式的农业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国农民是不可能大富的。那什么才是现代农业的生产方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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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代农业和现代农业的生产方式
二者的关系其实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只有农业的“生产方式”现代了，“农业”的生产力才会现代。就如同当年瓦特发明蒸汽机，爱迪生发明电灯，都是工业生产方式出现以后的事。马克思说，生产力高度发展以后，原有的生产关系必然会对它产生束缚，一旦挣脱，就会发生革命性的变革产生新的生产关系。而新的生产关系确立初期，必然会促进生产力飞跃发展直到生产关系再次束缚她的发展。如此周而复始。新中国农村发展的历史充分验证了马克思这一学说的预见性：
土改使农民个体获得了土地，生产力得到飞速发展。随着人民公社剥夺了农民个人对土地的所有权，改变了农民的劳动对象（从为个人劳动转变成为社会劳动），因此这种生产关系束缚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人民公社被解散以后，随着“联产承包”的实行，农村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农业得到大幅度地发展，我们的农产品从“供不应求”到“供过于求”。可是30年后，随着农村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这个“联产承包”的生产关系开始对已经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又起到了束缚作用，不再适应现在的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根据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既然现在的农业生产方式已经开始束缚农业生产力的发展，那就是说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应该研究新的农业生产方式以求适应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时候了。
可是长期以来，谈起农业，我们的注意力都只在“机械化”、“规模化”、“科技化”上。似乎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农业之间差距就只是在设备、技术或者规模上面。以至于“农业的出路在机械化”这样很形式化的口号今天还有很大的市场。
其实，农业的出路不在“机械化”而在“工业化”！因为“机械化”说的不过是操作方式而已——是用手工还是用机械的问题。而“工业化”说的是“生产方式”——是“作坊式的小农生产方式”还是“工业化的专业分工社会化大生产方式”。
我这里说了那么多的“生产方式”，那到底什么是“生产方式”呢？说得白一点，就是“生产经营的组织形式”。不同的生产方式就是不同的生产组织形式。
今天的中国，因为农业生产还停留在“小农”的 “手工作坊”式的阶段，而工业早就“专业分工”“社会化大生产”了。所以中国的农业和工业的区别很明显。但是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因为农业也已经实现“专业分工”“社会化大生产”了，甚至农业生产是“农民指挥，工人生产”，所以美国的农业与工业在生产组织形式上已经完全没有区别，因此农业也就与工业没有区别了，用我的话说就是：美国没有农业只有工业了，因为它原来的农业已经工业化了。
我们不仿去看看美国麦子的生产过程，就能明白我们与美国农业的生产方式究竟有哪些不同。
在美国，农场都很大，所以播种前，期货公司的采购会主动上门向你订货。如果成交的价格是1元/斤，合同签定后，期货公司就会在期货市场上挂牌：“6个月后交货的小麦价格是1.1元”。然后，农场主就会把这份销售合同交给银行，抵押生产所需要的流动资金。到了播种的时候，农场主只要给种子公司去个电话，种子公司会雇飞机帮你把种子播洒完，你签个单就可以了，银行会给种子公司开一张信用证（行话叫L/C），担保会在麦子收获后向种子公司付款。施肥的时候，农场主还是只要去个电话就可以了，肥料公司会雇几百人到现场帮你把肥施完，你还是只要签单就可以了。打药、锄草都这样。一直到麦子成熟了，可以收割了。这时不用你通知，期货公司早就从卫星上看到了你的麦子成熟了，会雇来几百辆收割机，把所有的麦子割完装袋拉走，你只要派人司磅统计产量就可以了。期货公司则在麦子进仓后按照合同价格与你结算，把款直接汇去你的银行。而银行则会在扣除你前面签单的费用后把差价汇给你。整个的种植过程就完成了。
显然，美国种麦子的过程与我们一样，也是播种、施肥、收割，甚至所使用的种子和机械设备也与我们的大农场没什么不同。唯一的区别仅仅在生产的组织形式。美国是“农民管理，工人种地”，是典型的“专业分工社会化生产”的工业化模式。就是，无论播种施肥还是打药锄草，都是别的公司和专业的工人在干。这与我们什么都是自己干的生产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我们许多农场的规模比美国大得多，但是由于什么设备都是自己买，什么事都是自己干，甚至拖拉机、收割机、飞机都是自己买自己开。我刚从湖北居家岭的国营五三农场回来，他们就是连飞机都自己买。因此尽管我们的大农场在生产规模、生产方法、生产设备上与美国没什么不同，但我们的生产方式与个体的农民的生产方式没什么不同，就是：什么都是自己买，自己干，充其量是“放大的小农经济”罢了。
这种“放大的小农经济”式的生产方式的问题就是生产成本高，生产效率低。即使是用相同的工具做同一件事，结果都会不同。比如，使用同样的收割机割麦子，我们是自己买收割机自己收割，由于一年只能用一个月，12个月的机器折旧成本就要出在1个月上。以日本久保田的收割机为例，25万一台，上海的收割期才一个月，而每个月平均能收割1000亩已经不错，因此每亩地仅收割机的折旧成本就高达50元，如果再加上人工、柴油、维修、停工成本，100元/亩都要赔钱。而且自己的收割机手，一年只干1个月的活，没活干也要开支，技术也不会很熟练，真正农忙的时候往往还干不动，会请病假。而美国的生产方式是雇收割专业公司收割，这些专业收割公司在全美国从北向南收割，一年起码工作10个月（因为纬度不同的地区粮食的成熟时间是不同的），仅仅折旧费一项，我们就比他们高10倍以上。而且这些收割机手因为一年到头都在工作，因此技术熟练，不仅效率高，浪费也少。2004年我在这里的中联村租了500亩地，当时我去联系当地政府的收割机，他们就要价80元/亩，还说赔钱（实际也确实是赔钱），最要命的是浪费率大于5%。后来我上网招标，雇了江苏射阳来的收割专业户收割，只要35元/亩，浪费率还低于1%，他们说还赚钱，就是这个道理。
湖北居家岭的国营农场（五三农场）场长告诉我，农场的土地早就承包给职工个人了。不仅他们，全国2300个农场都因为亏损而不得不把耕地都承包给职工搞“家庭联产承包”了。“以粮为纲”的年代，生产不计成本，农场还能撑下去，自负盈亏以后，成本高你就过不下去了。
所以，中国的农场最后都不得不把土地承包给个人种，起码还能挣点租金。所以，比较中美两国农业的不同，关键在生产方式而不在规模、不在设备、不在科技。所以，我们农业的出路不在机械化、规模化、科技化，而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
历史有很多里子可以证明生产方式很重要，甚至可以说正是工业生产方式改写了近代世界的历史。可我们几乎没有一个农业领导重视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我们的农民却早早就知道工业生产方式的重要。2006年，当时金山区委的李毓毅书记就给我说了这样一件事：一居民小区一直发生轿车内财物被盗窃的事，是团伙作案，却老是破不了案。因为作案方式很是诡异：团伙先派一人把小区内所有汽车的情况看一遍，发现车内有遗留财物的，就在车外的地上做一记号。这时你即使发现也奈何不了他，因为这不构成犯罪；然后跟着过来第2个人，他把做有记号的那面车窗砸碎，这时被你发现最多只能罚他赔钱；再后来，第3人过来把车门打开，把车内财物拿出扔在地上而不是拿走。因为这样被你发现，还是奈何不了他，因为他没有拿走车上的财物；直到第4人开着摩托把地上的财物拣走离开，你抓住他，顶多是个顺手牵羊而已，还是不构成犯罪。所以，除非你同时将此4人拿获，否则各个环节的个人均不单独构成犯罪。说得直白一些，这其实就是把工业上的“专业分工”、“社会化生产”的生产方式应用到了犯罪上。与过去一人作案的模式相比，它的“优点”非常突出，一是给公安出了很大的难题（必须抓住所有4人），二是提高了犯罪效率，减少了犯罪的风险。
无独有偶，央视在2006年就报道，河北省青光镇生产假酒屡禁不止。就因为假酒的生产也采用了工业上的“专业分工”、“社会化生产”生产方式，造假者把假酒生产细分成许多道工序：收购旧酒瓶、清洗旧瓶、印刷包装和防伪标签、制造软木塞、酿制廉价酒、灌装和包装。由于各道工序除了灌装之外都不违法，所以难以打击。在央视的画面上，可以看见足球场大小的场地上堆满了从各地花几毛钱收购来的各种真酒瓶（当然是空的）；全镇上百个家庭清洗酒瓶的专业作坊日以继夜的清洗酒瓶，洗一个瓶只要几十秒，只收几分钱。操作是全电动的，能把旧瓶洗得像新瓶；专业印刷厂印制的包装盒和真的也几乎没什么两样；软木塞和防伪标志也都是有专业厂制造。可是这些都不构成犯罪。直到这些二手的酒瓶被清洗得非常干净，被农民买回家，然后用保温桶灌入廉价酒，贴上标签，装入包装盒，于是，一瓶假XO洋酒就这么出来了！甚至连XO酒原厂技术人员仅凭外观都无法分辨真酒假酒，只能靠化验瓶内酒的理化性质来鉴别。而这样一瓶酒的成本才8元！虽然农民在家里灌装假酒的过程构成犯罪，但是因为几乎家家都在这么干，而且工具就是一保温桶，你今天抓了他，没收了保温桶，明天他换个桶再干，而且你也没办法把全镇农民的家都查封，人都抓走。
这二个例子都说明农民比我们的农业领导更明白工业生产方式的好处。所以我们真该好好反思，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应该改变农业生产方式？今天，我们的农业工业化条件已经具备，甚至可以说是已处于向工业化变革的临界点，很有点当年英国工业化前夜的味道，而且比当时英国的条件优越得多。
那时的英国还是个农业国家，没有工业，只有手工业。这些手工业以作坊式的生产方式生产农具和纺织品。可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市场需求的情况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美洲对英国的羊毛制品和手工制品的需求突然增加。地主发现，养羊既简单又赚钱。于是纷纷把农民的土地收回养羊。这就是史上著名的“圈地运动”。由于失地农民被迫进城，因为找不到工作而只能乞讨。以至于伦敦这样的城市因为乞讨的农民太多而不得不通过颁发《乞讨证》来控制乞讨的秩序，大量的失地农民饿死在街头，场面十分凄惨和血腥。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将此过程称之为“羊吃人”。
这时，一方面城市聚集了大量的无产者和廉价劳动力（这和30年前的中国很相似），另一方面，美洲贸易需要大量的英国手工制品比如羊毛衫和镰刀可是产量上不去，因为作坊式的生产方式严重制约了产量的提高。比如镰刀的生产是手艺活，要炼铁、打铁、淬火、磨刀……，只有少数铁匠会做。而且每人每天顶多做几把，远远满足不了美洲的需求。
于是，为了从根本上提高镰刀的产量和降低镰刀的生产成本，有人把镰刀过去由一个需要由专业工匠完成的工作细分成炼铁、打铁、淬火、磨刀、包装等若干个工序，分别让不同的人去做。就是，炼铁的只炼铁，打铁的只打铁，淬火的只管淬火，磨刀的只磨刀……。由于细分成多个工序后每道工序就大大简单了，对人的手艺要求大大降低了，那些失地农民梢加培训就能上岗。更重要地是，专业分工以后，不仅效率高了，质量也更好了。过去一个铁匠一年就打几百把镰刀，而现在一个工人一个月就要淬火几千把镰刀，在淬火这个环节上的水平肯定要大大高于他们的师傅，但是报酬却只有他们师傅的十几分之一。其它环节的情况也一样。这样，从镰刀作坊到镰刀工厂，实质就是生产方式的转变，从手工作坊的生产方式向大工业的生产方式转变。新的生产方式，工业生产方式就这样出现了。随着工厂的出现，对机械、电气、电子、服务、商业的需求大增，于是出现了蒸汽机、电灯、汽车、轮船、火车、飞机、通讯、计算机……。英国率先发生了工业革命，几乎所有产品的生产都改变了生产方式，即：不再用作坊式的方式生产产品，改用“专业分工”、“社会化生产”的工业化生产方式生产产品。这种发展历经几百年都没有停止，一直到今天，波音飞机的制造让这种生产方式完善到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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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美国西雅图的波音飞机公司，每年生产近千架客机，价值几千亿美元。可是公司几乎不需要生产流动资金，也不需要象我们的飞机厂那样雇佣大量的工人。公司在接到飞机订单的时候，先收取客户30%的订金。然后把尾翼交给中国生产，发动机交给英国生产，驾驶仓交给法国做，雷达向意大利订，软件交给印度编……，而公司只要支付10%的订金给零部件供应商。这样，飞机还没生产，波音公司已经到手了20%的利润。这些供应商在生产完各个零部件的制造后运到西雅图交给波音公司总装验收。完成总装后，波音公司又可以从客户手里再收取60%的货款，于是就能结清供应商的货款。
不难发现，这样的 “专业分工、社会化生产”的生产方式的好处是：
1、“专业分工”能够使零件的质量比自己生产更高，成本更低。比如发动机，研发的成本可能就高达几百亿。分摊在自己的几百架飞机里，每架飞机的发动机研发成本就要上亿。而让专业发动机公司做，因为它生产的发动机数量多，研发成本就会减少几十倍。而且生产的数量越多，发动机的质量也会越高；
2、“社会化生产”就是让别人生产，好处是：减少对你的流动资金的需求，降低你的风险就是减少客户毁约对你造成的损失。比如客户取消订单，你的实际损失只是给供应商的那10%订金，而你收到客户的订金是30%，即使客户毁约，你也有利润。更重要地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限制生产规模的最主要的因素是资本。你减少了对资金的需求就意味着你能够扩大生产的规模。
国外在汽车生产上也是如此。不像我们的“一汽”，“二汽”，什么都是自己搞，甚至连发动机也是自己研发，研发费用分摊在自己的几万辆汽车上，虽然工厂的规模比国外厂家大得多，产量和成本却大不如人。
显然，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导致了英国和欧洲的工业革命，其实郑和下西洋比他早了100多年，为什么没有导致我们发生工业革命？当时中国的生产力没有发展到需要扩大市场的情况，所以郑和下洋只是受皇帝派遣去找宝贝，意义只是改写了世界航海史。哥伦布不是，他是在欧洲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带着淘金目的去探险的人。是欧洲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其实邓小平是“现代中国的哥伦布”。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的“家庭联产承包”体制极大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农村出现劳动力严重过剩的状况，大量农民涌入城镇导致中国出现了英国工业化前夜的局面。大量社办、村办企业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低廉，抢走了城市国营企业的大部分市场。当时国家面临二难选择，或者放任农村社办企业的发展，则必将导致城市国营企业的倒闭；或者抑制，则将导致农村富裕劳动力下岗，引发社会动乱。邓小平一举做出“改革开放”的决定，实际是打开了国门，通过农民工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占领了世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使数以千万计的社办和村办企业找到了国际市场的出路。使今天世界的70%的纺织品，50%的电子产品，90%的玩具、皮革制品、小商品都是由中国所制造，中国成了“世界工厂”，使几亿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力军。
所以，哥伦布引发了英国生产方式从小农经济向工业化的转变，邓小平引发了中国生产关系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而英国生产方式的改变使英国成为当时世界第一强国，中国生产关系的改变导致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发展中的农业国家一举成为经济总量名列世界前矛的工业国家。今天的中国，工业GDP已经大大超过农业，从事工业的人口也已经大大超过从事农业的人口，所以中国已经是工业化国家。而导致中国从农业国家一举迈进工业国家的，正是邓小平。
我们过去所受到的教育是：“郑和比哥伦布伟大”。其实是我们自己目光短浅。我们实在没必要不服气哥伦布，即便郑和真不能与其相提并论，但是邓小平绝对不亚于哥伦布。他的改革开放国策不仅使中国的工业GDP大大超过农业，而且使中国产业工人的人数也大大超过农民。他使十几亿人口的农业中国一举转变为工业国，这是哥伦布无法比拟的。更伟大地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没有经历英国“羊吃人”的血腥过程。
这是很重要的。500年前，英国农民是被“圈地”而被迫进城的。今天，中国进城的农民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主动进城的。他们不需要乞讨，都有工作，而且工作条件和报酬都大大高于农村。
按照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应该考虑生产关系是不是还与之相适应的问题了。所以现在是我们应该关注农业生产方式改变的时候了。我们只有找到更新更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才可能进一步提高我们的农业生产力。因此，实现现代农业的前提是必须要先有现代农业的生产方式。
其实我们分析美国人种小麦的方式就会发现与波音飞机的生产几乎没什么本质不同。这就是说美国已经实现了用大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从事农业生产。
说到这里，我们应该已经能够明白，所谓“现代农业的生产方式”就应该是“专业分工、社会化生产”大工业生产方式。这就是所谓的“农业的工业化”，或者叫“农业的出路在工业化”。显然，这个工业化决不是指工厂化，更不是烟囱化，与设备技术无关而只与生产经营的组织形式有关。现在的问题只是：中国农业怎样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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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 & 我们的错误
建国以后，计划经济的体制导致了我们不再研究生产方式。以至于毛泽东同志看到了我们在机械化上落后于发达国家，就提出了“农业的出路在机械化”这样的很形式主义化的口号。后来，他又发现规模小了机械化就不容易实现。于是，又一句“人民公社好”的口号，就把所有农民个人的土地统统规模到了人民公社。
问题是，人民公社的规模虽大，但是生产方式还是“小农”的。就是：什么都是自己买，自己干。比如播种、耕地、施肥、打药都是自己干，甚至所需要的机械也是自己买。这与个体农民的生产方式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只是场面大了一点，最多是“放大的小农经济”而已。加之分配上的“大锅饭”，最终导致生产力严重倒退，中国农业不得不再回到个体生产模式（家庭联产承包）。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中国农业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可能就能悟出些什么：
中国农业的生产方式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从“个体小农生产”发展到“互助组合作社”；再发展到“人民公社”；最后到现在的“家庭联产承包”。
新中国的农业正是在上述生产方式的转变中以螺旋形式发展的。如果单单从“生产的规模”角度去看，这4个阶段在生产规模上的变化是：从“个体”到“小群体规模”，再到“大规模”，最后又回到“个体”。在前三个阶段，发展的动力都是源自于这样的理念：“规模化能够提高生产力”。
我的老家在山东半岛，是老解放区。我的老父亲告诉我，抗战胜利后农民就分到了土地，当时最主要的农活是运土。因为没有化肥，农民先要把田里的土装运到自家的猪圈，等猪又拉又撒了以后这些土就成为肥料被再运回到田里。最初大家都是自顾自的运输。可是张三家只有一头毛驴，往地里送肥时效率很低，要来回无数次，毛驴也很累。于是张三就向李四、王二借毛驴，一人赶3头驴送土。这就有了互助组。又由于各家的木轱辘车装的土少，于是大家就合伙买了胶皮轱辘大车，这就有了初级社和专业户的概念。再到后来大家发现，如果合作的规模再大一些，还能买拖拉机和汽车，效率还能进一步提高，于是出现了高级社。
至此，发展还都是农民自愿的，因为规模扩大所提高的效益还是建立在农民个体受益的基础上，农民劳动的对象还都是自己的耕地。也就是说，这些变化（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都没有导致农民失去自己对土地的使用权，也没有改变农民的劳动对象。因此合作规模的扩大直接导致农民耕地的效率提高，成本下降，农民当然非常欢迎。
可是，人民公社导致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农民把自己的土地交给了人民公社（实际就是交给了政府）以后，收入不再与自己土地的产出直接挂钩，而是与劳动时间就是“工分”挂钩。于是，农民从关心土地的产出转而关心劳动时间的长短，就是“工分”的多少。这就使农民的劳动对象发生了根本改变：从为自己的耕地劳动而转向为时间劳动，为“工分”劳动，为团体劳动，为政府劳动，为社会劳动。由于农民为社会劳动的积极性远不如为家庭劳动的积极性，于是人民公社的劳动效率大大降低，其规模增大所带来的一系列好处被劳动效率下降的坏处全抵消还不够。最终导致了连续三年的名为天灾实为人祸的历史悲剧。我国的农产品生产从此供不应求，被迫实行配额供应。直至1978年，邓小平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变相把土地再次归还给农民，使农民的劳动对象从“为社会劳动”（就是为别人劳动）再次回归到“为家庭劳动”（就是为自己劳动），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粮食持续增产，从30年供不应求一举转变为今天的供过应求。
综上所述，生产方式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本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之一。我们的错误就是没有遵循这一原则，而且我们至今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知不觉中又要去重复过去“人民公社”的错误。比如，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在幻想通过“土地流转”去实现所谓的耕地规模化。
其实，所谓的“土地流转”，就是向农民租地，然后再雇农民干活。它和“人民公社”没有本质区别，都是把农民从土地使用权上剥离出来。让农民再次从为家庭劳动改变为为时间劳动。当农民的劳动不再与自己有关系，它又怎么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呢？对此我是有亲身经历的：
2004年我在这里的中联村“流转”了500亩地种水稻。我雇农民给地里拔草。可是农民自己的地里拔一次草就干净了，我的地里拔三次草还在长。最后发现，原来农民把草根留在地里了。我雇农民晒谷，情况也一样，他们自己的谷2天半就能晒干，我的谷5天也晒不干。过去人民公社发生的事，现在又在“土地流转”中重现。何况，现在的“土地流转”各方面条件还不如人民公社：一没有行政权利，过去的人民公社因为有行政权力，你不好好劳动它还能组织大家批斗你；二不能无偿使用土地，过去人民公社集中土地是一分钱不用交的现在要先交土地租金；三不能搞年终结算的工分制度而要按月支付农民的工资，等等，等等……。不仅如此，从成本分析中也不难看出：仅仅土地流转费这一项，就足以导致“土地流转”在粮食种植上不可能成功。以上海为例，土地租金平均在 800 元/亩，可是每亩地的稻子还卖不到 800 元，种粮食又怎么可能赚钱？而离开粮食种植谈农业又有多少意义？
六十多年来，我们在农业上一直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会儿以为农业的出路在机械化，一会儿又以为在科技化，在规模化。就是不知道应该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理论”上找方向，就是不知道应该先转变落后的生产方式。而且我们的计划经济思维根深蒂固，什么都喜欢替农民做主。远的不说，就说最近这几年，一会儿是“工业返哺农业”（几乎没有企业自愿支持）；一会儿是“土地流转”（几乎没农民支持）；一会又是建设“新农村”（其实是应该发展“新城镇”，我在后面还要专门谈这个问题，这里不多展开）；最可恶的是“取消农业税”。
政府说，取消农业税给农民减负了300个亿。其实300个亿折合到1万亿斤粮食里，只不过相当于每斤粮食的成本降低了3分，能给农民带来的好处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可是，制订这个政策的人从来没想过，取消农业税有很多坏处：
首先，它妨碍了农业的发展。因为农业税过去是各级乡政府的开支来源。所以农业不好，税收不上来，政府就没有开支。因此乡政府们过去都很重视农业。免了农业税以后，政府的开支与农业无关了，于是注意力就转到工业或者招商了。这对农业的发展是很不利的。
其次，我们上海是早就减免了农业税，所以这次的减免上海农民是一分好处都没有。可是，国家昨天宣布了减免农业税，今天化肥价格就从85元涨到100元，农药的情况也是这样。所以，减免农业税的真正受益者不是农民而是农资生产商，农民反而加重了经济负担。只是农民没想到农资的涨价是取消农业税的结果。
第三，过去我们向农民租地很容易，因此搞规模农业和土地流转相对比现在容易得多。2004年的时候，安徽定远县蒋集乡的乡长就求我去种地，因为他那里的农民都去上海打工，没人种地，农业税收不上来。他甚至提出土地租金一分都不要，只要我能交农业税。可是免了农业税后，他再也不来找我了，因为那里的农民宁愿土地抛荒，也不出租，因为来年还能节省肥料钱。
第四，农业税实际是资源性质的税种，征税能够保护资源。当你不使用，就会产生费用上的损失。所以现在更没有人好好利用土地了。
第五，如果我们不是减免农业税而是允许粮食价格上涨3分，对农民的意义尽管相同，但是国家就不会减少收入，而居民的生活开支只不过增加6角/月，是完全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综上所述，我们犯了无数次错误，从“人民公社”到“机械化出路”、到家庭联产承包的“长久不变”再到“土地流转”和一相情愿的“合作社”、大力发展“新农村”等等，等等……。总之，我们是一错再错但就是不回顾不总结，许多错误甚至是周期性地犯。追根溯源，就是我们的思维是“计划经济”的，所以我们已经习惯于强迫农民去执行自己“想”出来的政策，这又怎么会不出错？更让人担心的是，我们的领导居然至今还不知道我们的农业基本体制是“计划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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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 & 我们的农业实际是“计划的小农经济”体制
日，在央视《对话》节目里，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同志在回答四川农民嘉宾的问题“国家能不能解决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时说：“农业已经是市场经济体制，政府不能插手”。一周以后的日，还是在央视的《对话》节目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主任党国英同志在与我对话时也说：“中国农业是市场经济的”。陈锡文同志是中国农业的行政最高主官；党国英同志则是中国农业学术理论界的最高权威，连他们二人都明确无误地指出中国农业是市场经济的，起码说明官方认为中国农业是市场经济了。
情况果真如此？众所周知，一个行业是否市场化起码要满足三个条件，而且缺一不可：
1、生产资料必须能够自由交易。比如，工厂的设备甚至工厂都应该能够自由买卖；
2、产品的价格由市场决定。国家还必须打击垄断市场价格的行为；
3、生产什么应该由生产者决定而不是由国家计划决定。
可是，中国农业的实际情况却是：
1、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耕地”是不能自由交易的；
2、最主要的农产品（粮食）是国家定价的；
3、国家严厉执行“以粮为纲”的基本国策，70%以上的农田被国家指定为“粮食主产区”只能种植粮食甚至连玉米都不让种。连上海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每年还必须保证有200万亩耕地种粮，因为国家每年向上海下达20亿斤粮食的生产指标。
问题就来了，如果一个不是市场经济的行业你把它当成是市场经济的行业来对待，就意味着政府可以放弃在产品销售上应该承担的责任。而销售恰恰是中国农民面临的最大困境。你的一句“农业是市场经济”就让你解脱了对农民收入应负的责任。换句话说就是：你要农民按你的计划种植，但是农民种植的东西能不能收回成本你却没计划。甚至可以说，农民按照你的计划种植，但是你却从一开始就把他们的收入“计划为亏损”了。因为粮食的生产成本大大高于2元/斤，但是你给粮食的定价只有8角/斤。这就是我说的“你从一开始就已经把农民的收入计划为亏损了”。
我们不妨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算算粮食的种植成本：
1、劳动力成本：按照国家公布的数据，中国有10亿农民，5亿劳动力。粮食的总产量约1万亿斤。假设这5亿农村劳动力中只有1亿人在种粮食，那他们的工资应该是多少呢？按现在最低工资标准1万元/年（每月800元）计算，1亿人的工资应该是1万亿元，因此这1万亿斤粮食的人工成本应该超过1万5千亿（还应该加上劳动保险的成本）。所以，这1万亿斤粮食里，每斤粮食仅仅人工成本就需要1.5元！
2、生产资料的成本：我们有近20亿亩耕地，年产粮食1万亿斤，平均亩产500多斤。可是每亩地所耗费的种子、肥料、农药、锄草剂、柴油、保险、灌溉、水电和农业机械的费用，起码在500元以上。南方的耕地一年2到3季，生产资料的成本还应该加倍计算。因此每斤粮食的生产资料成本起码应在1元以上。
显然，两项费用合计应该超过2.5元！可是国家制定的粮食收购平均价竟然只有8角！更有甚者，2008年小麦国际市场价格突破2元/斤，我与外商签订了1.8元/斤出口自己种植的小麦，可是国家发改委突然宣布粮食出口实行“配额”，我因为没有“配额”，最后只能以8角的价格卖给有“配额”的公司，然后再由它们以2元的价格出口。
所以，中国农业怎么能说是“已经市场化”了呢？当然，她也不是完全计划经济的，确切地说是“有计划的小农经济”。因为它与过去的“计划经济”不同的是，它对农民的收入不“计划”。过去计划经济年代，不管企业是否有钱赚，但是工人的收入是按计划领取的。我73年刚刚工作的时候，只要上班，无论企业是否赢利都有工资36元。可是今天农村，不论你按照国家计划种粮食累死累活，国家都不给你收入计划。所以不管怎么说，既然还存在计划经济的成分，政府就不能推脱自己对农民收入应担当的责任，尤其是必须保证农民按照“你的计划”生产的农产品能够养活得了自己。换句话说就是：既然你事实上在强制规定农民种粮食，那你在确定粮价的时候就必须保证农民种粮能够有利可图。今天，粮食的种植成本既然超过了2.5元，那你的粮食收购价格就不能低于这个数。你没有权力以城市居民的感受或者长期用“维稳”作为借口，使粮食的价格低于生产成本。
事实上，粮食价格提高1倍（相当于大米的价格从现在的1.8元涨价到3.6元），种粮的农民就能够靠种粮养活自己了，就不需要背井离乡去打工了。同时，这个价格也是城市居民能够承受得了的（仅仅相当于每月多支出生活费20元）。这不仅大大低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的幅度，也比城市汽油、交通、水电煤气教育等开支的涨价的幅度要低多了（它们都已经涨了10倍到50倍）。虽然有些下岗居民家庭的生活会出现困难，但是一方面他们人数不多，政府可以通过补贴来解决。比如粮价上涨后中粮总公司的利润起码会增加上千亿，政府足可以用此开支城市贫困居民的补贴。另一方面，这对减少城市贫富差距（因为不必补贴富人），城乡贫富差距都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对农产品价格一涨就过分紧张，更不能连大蒜、茄子、绿豆、玉米这样的非生活必需的农产品涨价都能绷断我们的神经。我们一定要明白，压低农产品价格导致农业亏损，最终会破坏农业的发展，这才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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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 & 《廊下农业模式》——中国特色的农业工业化模式
空谈了那么多的“理论”，其实“实践”才是最重要的。上个月我去湖北的荆门讲课，居家岭的五三国营农场的场长请客，我也是侃侃而谈了那么多，一起在座的荆门市农业局的李局长听完后就发话了：“建议你去搞个乌托邦式的农场实践你的理想”。我当然明白他的意思是讽刺我在空谈，是克力空。其实里李局长说的没错，很多理论表面听着不错，执行起来确实就是另外一回事。可是几十年以来，我们的国家政策，几乎都是先理论后实践的，甚至还是在理论的指导下实践。只有邓小平改变了这个习惯，他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强调实践的意思。我分析过马克思的一些基本理论，结果发现可以分成二部分，一部分是马克思对过去历史实践总结后提出的理论，比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另外一部分是他的“预见”，比如“社会主义不能首先在一国成功”等等，结果发现，对历史实践总结后提出的理论几乎都没有问题，而那些没有经过实践的“预见”就差不多都出了问题。
连马克思都如此，我如果不经过实践就在这里大谈农业，又怎么可能不出错呢！所以李局长笑话我是可以理解的，也说明我们今天的领导已经不再会盲目听从理论指导了，这是一个进步。但问题是，你们都是现在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实践者、领导者，不要说我现在已经讲了2个多小时了你们还不让休息还要我继续讲，恐怕我侃20分钟你们就该坐不住了。你们还在那么耐心地听，说明你们是认可我的观点的，而这正说明我讲的一定是自己经历过或者叫实践过的事。
我其实在7年前就下农村了。我虽然是学IT的，文革后的第一批本科生，1982年毕业于当时的南京邮电学院电信系。但是2003年我开始推销新西兰进口的“海洋有机肥”，开始接触了农村。2004年，受当时上海金山区廊下镇镇长张亚军（现在是金山区农委主任）和土地公司老总蒋连奎之邀，我去廊下镇的中联村“流转”了500亩地种水稻（因为报纸、电视台都做过大量长篇报道，我这里就不多罗嗦了）。总之，结果是失败了。为此，我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种地心得《我种了500亩地》（后来被多家报纸整版连载）。有些意外的是，2005年，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把我找去，他起先只是想从我这个生产第一线的农民这里了解一些农村第一手的情况，后又让我给分管的市长、秘书长、办公厅主任们讲。于是我开始从理论上探讨“土地流转”的失败有没有必然的原因。先后写了《三农对策：农业——市场化规模化；农村——城镇化资本化；农民——职业化专业化》和《农民眼里的三农问题》等不少论文。
2006年初，我又向当时的上海市金山区委书记李毓毅（现在的市体育局长）和郝铁川区长建议搞个公司探索“如何在不改变农村个体农业体制的前提下实现规模农业”。
应该说我幸运地遇到了好领导，区长在大年三十的中午听我汇报，还请我大吃了一顿，区委书记则更是多次亲自召集书记办公会讨论具体实施的方案。最后李毓毅书记拍板，由区国资委出资200万元在廊下镇成立了一家专门探索改变农业生产方式的国有企业——《上海金廊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任命我为总经理，张亚军兼董事长，并且在后来的廊下镇长丘运理（现在金山区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极力支持下，开始探索能不能在不改变“家庭联产承包”体制的前提下实现规模农业，探索通过农业的工业化实现农民增收。
当时我们面对的情况是：一方面，农民经历了人民公社的洗劫，绝大多数不愿意把自己的土地交给别人经营，害怕重蹈人民公社的覆辙。另一方面，“土地流转”已经被实践证明不适合粮食生产。而土地由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高进低出（就是零售价进农资，低价卖稻谷）的问题严重阻碍着农民的增收。
于是我提出了一个设想：既然“家庭联产承包”已经成为“长久不变”的基本国策，那我们就干脆放弃“形式上的规模”，改成通过和农民群体签订“承包产量”的合同来实现“种植上的规模”。再通过“专业分工”、“社会化生产”解决生产资金不足的问题，具体的做法就是：
1、先通过群体“联产承包”实现粮食种植的规模化。因为没有规模就不会有效益，不会有科技化、机械化、现代化。公司先后与几千户个体农民签订稻谷种植承包合同。于是形成了近万亩的规模。合同规定这些农户必须用公司的稻种，按照公司的种植方法，使用公司提供的肥料、农药、锄草剂，统一种植。这样就实现了种植上的规模。
实现了规模以后的好处很多，因为规模种植就能规模采购，肥料和农药的生产厂不仅能按照出厂价格供货，还同意赊帐。这样不仅降低了种植成本，还解决了农民的生产流动资金问题，比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纳斯的“农村小额贷款模式”更容易操作，更符合中国国情。同时，因为还是和农民个人“联产承包”，因此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不仅丝毫没有下降，反而还提高了。因为合同抬高了稻谷的收购价格。之所以要抬高稻谷的收购价格是因为为了让农民能够听从公司的指挥。比如当时上海的稻谷收购价是9角/斤，公司的收购价根据不同的品种是1.3元/斤到2元/斤不等。而农民在国家收购价为9角时的收入不足2角，而收购价提高到1.3元的时候，农民的收入就能增加2倍。表面上看，公司提高了收购价意味着生产成本增加。实际上，如果是流转土地自己种，每亩500元的土地租金就相当于每斤稻谷的成本增加5角，比现在还高1角。而且“土地流转”还要雇人种地，效率低；需要大量流动资金，限制规模的扩大。现在，虽然收购价是提高了，由于：一不需要流动资金，规模可以无限制扩大，种植成本能够大幅度降低；二能通过种植口感好的品种提高大米的卖价；三能通过无公害的认证提高大米卖价；四能实现品牌销售，进一步提高大米卖价。因此这4项措施足以让公司能够通过提高大米的销售价来平衡种植成本的提高。
2、通过“专业分工、社会化生产”的模式实现农业的无资本运作。
我们将大米的生产划分成6专业过程：种植、收割、收购和仓储、碾米、销售、配送。因为我们的流动资金有限，于是借了鉴波音飞机生产的经验。
1）、我们把种植承包给了农民，由于肥料、农药的生产企业因为我们的规模大而同意给我们赊帐，所以我们因为能够赊帐提供农资，就不必向农民预付款。又因为现在剩在农村种地的农民都很专业，这等于我们在种植上实现了专业分工，就是由专业的农民种地；
因为向我们承包的耕地面积大，所以收割之前，我们能够向社会上的收割机专业户招标收割。我们不仅能够招到最好和最便宜的收割专业户（比雇佣当地政府的收割机价格便宜几倍，还效率高浪费少），还因为在这种模式下，我们不仅不需要预付定金，收割专业户还必须先缴保证金给我们（这是行规）。我们在这个环节上再次实现了专业分工和无资本运作。
2）、在收购和仓储环节，如果你不付款农民是不会交稻谷给你的。我们联系了国家粮食仓储部门，他们手上有国家粮食收购专项贷款。我们委托他们代为收购，粮食只要进了他们的仓库，国家就会拨贷款给他们，我们只要按照每斤2分钱支付手续费就可以将稻谷储存在国家的专业仓库里。在稻谷被我们拉走以前我们也不必付款。因为我们的大米加工是逐步完成的，上批卖完才加工下一批，因此每次只拉很少一部分，所以每次支付费用花不了多少钱。而且下次再来拉稻谷的时候，上次加工的大米已经卖完，资金已经收回。在这个收购和仓储环节，我们再次实现了专业分工和无资本运作。这个环节的专业分工是很重要的，我们曾经自己去收购过稻谷，结果出现农民把砖头和树根都塞在麻袋里充数的情况。而且上海很热，稻谷不储存在专业仓库里很快就会生虫。国家粮库通过冬天拉冷风给稻谷降温到零下然后密封隔热保存的方法，非常专业。
3）、在大米加工的环节，我们没有自己建工厂，而是选择了一家已经获得国家认证的有很好设备专业米厂“上海定旺米厂”代为加工大米。我们不但省去了建厂的费用，也不需要支付加工费用给米厂，只要把米糠留给他们就可以了。而且他们为了多得米糠，往往把我们的大米加工得特别精白，质量更上乘。与我们同时，金山区农委在廊下镇成立了一大米生产合作社“农飞米业合作社”。他们走的就是我前面介绍的“放大的小农经济”道路：什么都是自己搞，自己租地8000亩，投资1500万建立了一最现代化的大米加工厂“农飞米厂”，结果每年的收入连设备的折旧成本都不够，很惨。
4）、销售环节，我们没有去投资建立专卖店，而是委托超市销售。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不需要投资任何店面费用，连场地、营业员的工资都是超市的，我们只需要在大米卖出后提成15%给他们。因此我们在销售环节也实现了专业分工和社会化生产（别人为我们卖），节省了店面的投资不算，连营业员的工资也省掉了。
5）、由于我们的产品价格高，利润空间大，因此可以直接配送到客户家。同样地，我们还是不组建自己的配送部门，委托邮政物流去做。由于邮政物流的国营性质，客户非常迁就他们的服务态度，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客户投诉的问题。当然，能做成这样的事，还应该感谢我的大学同学，现在的国家邮政总局领导马军胜。作为“支农”项目，每次配送大米只收我们10元。
探索在当年就获得成功，模式开始被大家叫做《金廊模式》，后来被当时的廊下镇长邱运理出于宣传廊下的需要改成《廊下模式》，公司产品《金山博士米》也在当年就成为上海大米的第一品牌，公司当年就收回了全部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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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 & 《廊下农业模式》的意义
1、这是一种在没有改变小农经济体制的前提下实现规模的模式。其实当年邓小平同志宣布取消人民公社搞“家庭联产承包”的时候是知道这是从“规模农业”倒退到了“个体农业”。因此他给了一个30年的期限。而温总理几年前宣布“家庭联产承包”要“长久不变”，决定了中国“个体农业”的体制起码在几十年内不可改变。所以想要搞规模农业只能另辟途径。于是现在的“土地流转”，“农民合作社”就都是在探索不改变“家庭联产承包”体制的前提下实现规模农业。可惜的是都没有可复制的成功案例。而《廊下农业模式》成功了，她不仅没有改变“家庭联产承包”，还利用了“家庭联产承包”能调动农民劳动积极性的优势，实现了规模种植和规模经营。
2、这是一种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她充分应用了大规模工业生产上的“专业分工、社会化生产”的理念。因此是高效的。
3、这是一种无资本运作模式。农业有二个瓶颈：规模和资金。模式同时解决了这二个瓶颈。尤其是资金这个瓶颈，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就是颁给了解决斯里兰卡农业贷款的穷人银行家尤纳斯。而《廊下农业模式》充分利用中国农业体制的特点，通过商业运作解决了农业生产的资金问题，其可操作性远高于尤纳斯获得诺贝尔奖的“农村小额贷款模式”。
4、这是一种可复制的模式。2008年，由于金山区领导更迭，新任区委书记吴耀鑫同志不认可这种模式。他先是担心如果“无资本运作”的成功会妨碍市里给区里的支农拨款，后又怀疑我在利用国企的资源给自己“树碑立传”。所以在中央电视台的《对话》栏目播出了我的专访节目《一个教授的土地流转实验》后，他亲自召集书记办公会，整理出我的“六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辞职。几个月后，他又指示镇政府花了很多钱在上海各大报纸登广告宣布公司“关门”，《金山博士米》“停产”。我一开始还不理解：别人都是开业才花钱做广告，关门和停产还有必要做广告？后来才明白，这是为了阻止别人复制这个模式。正是为了证明模式的可复制性，我辞职后收购了民营企业《新吉禄农产品销售有限公司》，改和外地农民承包，继续这个模式。2009年，由“新吉禄”生产的《金山博士米》上市，尽管区委吴书记四处打招呼不准政府部门采购；甚至不准政府的干部和我们接触；不准农民与我们订立稻谷种植承包合同，已经订立的也不准执行；甚至一叫孙忠民的农业大户根据承包合同交售到我们场地上的稻谷，被政府人员发现后也只能被迫拉走（因为他是不敢得罪政府的，否则就可能拿不到农业补贴），平价卖掉，损失几万元。镇政府还禁止批准我们与农民合资成立《合作社》。但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干部偷偷地买我们的大米送亲朋好友，我们的大米很快又成为上海大米的第一品牌，在“久光百货”、“友谊商店”、“正大广场”、“城市超市”、“乐购超市”等等上海最高端的商场和最大的大卖场热销。不难想象，在农业还是计划经济的情况下，在政府如此打压的情况下，我们还能生存，足以说明这个模式是可以复制的。
5、《廊下农业模式》是中国农业的发展方向。有人说这个模式其实是“订单农业”，这是不对的。《廊下模式》的生产方式是“工业化+商业化”。她在种植上借鉴了美国模式，销售上借鉴了日本模式。通过无资本运营，实现规模农业。她的赢利依靠以下三点，即：
1、品种差价（口感好和口感差的大米之间的差价）；
2、品质差价（无公害种植和普通种植之间的差价）；
3、品牌差价（有品牌的大米和无牌大米之间的差价）。
而要实现这3点，必须提高稻谷的种植水准和收购价格，因此这个模式必然伴随着农民的增收。这与“订单农业”是有本质不同的。“订单农业”不仅生产方式上仍然是小农的，更重要地是它的生存靠的是赚取“批零差价”，就是靠压低收购价压低农民的收入生存。因此它无法推广，农民看见收购价低了就把产品卖给别人，收购价高了，发订单的企业就赔钱。我就有个朋友看见新疆的番茄品质好价格低，就在那投资几千万建了个加工厂，还与农民订了收购合同，价格是8角。可是厂建成后，农民一个番茄都不卖给他，说是遭灾减产了。其实是想拿他一把，因为农民知道他的厂建了，不能闲置。结果他把价格提到1.5元农民才卖。其实周边地区的价格才1元，结果他赔了本。这就是典型的“订单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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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 & 高端路线是农业发展的捷径
很多人看出《廊下农业模式》走的是生产“无公害”、“优质”农产品的模式，由此断言其对中国农业的发展缺乏普遍意义。他们认为，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还不高，对高端农产品的需求还十分有限。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明白“发展高端农产品才是中国农业的出路”的道理。
因为中国国内的农产品需求早已饱和，所以提高产量已经不能使农民增收。除非我们像30年前那样工业品打开国际市场，让农产品也占领国际市场，我们的农民才有可能通过农业致富。而要进入国际农产品市场，只有“高端”这华山一条路。因为我们的大宗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的生产成本很高，我们是精工细作，而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这些发达农业国家都是粗放种植，成本很低。所以我们根本无法与其竞争。因此，我们实际有可能占领的农产品国际市场又只剩高端农产品这一条路。
对于一个农产品短缺的国家，农业的方向当然应该首先立足于产量。但是对于一个农产品生产已经供过于求的国家，情况就不同了。问题是，中国的农产品供过于求了吗？结论是肯定的。
中国至今还是一个农业市场封闭的国家，甚至在粮食的进出口上还实行着“配额”制度。所以计算中国的农产品需求只需要统计国内市场的需求。在中国，农民的农业收入来自城市居民对农产品的消费，中国只有3亿城市居民，即使按照年人均吃掉3000元农产品计算，全国的总消费也只有9000亿。表面上看这个数字不小，可是被10亿农村人口一平均，人均就只剩900元了，去掉生产和流通成本，能够到农民手里不过三五百元而已。因此，即使农民能生产更多的农产品，城市消费的能力就这么大，你还是只能收到这些钱。
显然，中国的农产品内需市场已趋于饱和。简单地走提高产量的道路已经行不通。所以农业的唯一出路只剩下占领国际市场这一条。可是，由于高端农产品的生产，往往需要经常变化以适应市场；需求复杂的工艺和大量的人工。这恰恰是美、澳、加等国的短处而是我们的长处。所以，发展高端农产品能让我们为农民开辟新的增收渠道。因为农产品只有占领国际市场，农民的收入才能有本质上的提高。就像过去我们的工业产品占领了世界市场以后我们的工人才富裕了很多。
可是，长期以来，我们的国策把农民视为“弱势群体”，对于他们的群体性的不诚信行为历来不敢采取惩治措施，导致我们至今没有健全的食品安全有效监管机制，尽管我们早就开放了出口，可是高端农产品一直打不开国际市场。因为“高端农产品”起码是“安全农产品”。所以，要想使农民增收，摆脱贫困，我们首先必须培训农民的诚信理念，必须健全食品安全体制，威慑一切敢于挑战食品安全的人，无论其是是不是弱势群体。奶粉事件中，最源头添加“三聚氢氨”的其实就是农民，结果我们不但不敢追究，还以政府出面收购后销毁，挽回农民因为自己造假给自己造成的损失，这样怎么行？
而且我们的体制也不对，以日本为例。2007年6月，我在参加了中日“毒饺子事件”的交流后才知道，日本的食品安全机制有二点与我们有根本上不同：一是，检测机制上执行“否定制”。就是，必须否定食品中不含世界上所有的农药（有七百多种）才能判定起合格。所以，日本对食品的进口检验，要求检验六百多项农药的残存量。而我们在农产品的检测机制上执行的是“肯定制”。就是，只要检测常用的6个农药的残存量合格就可以了。二是，日本只要发现食品中的农药残存量超标，不仅视为刑事犯罪，而且是所有参与流通环节的人也都被视为犯罪。而我们是，只要没有发生严重后果，最多只是罚款了事。甚至，如果是发生在农民身上，更是百分之百的不了了之。于是，连上海崇明这样用极度污染的长江水（积聚了四川、湖北、安徽、江苏的污染）浇灌水稻，竟然还能被授予“有机”称号。足以说明中国农民的不诚信根源其实是来自政府。
30年来，中国农民的收入经历了2次飞跃，一次是1978年，当时农产品短缺，还实行票证计划供应。实行“联产承包体制”以后，因为劳动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导致农产品产量的大幅度提高，农民的收入因此大幅度提高；第二次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大量农民进城务工，而务工的收入是务农收入的十几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今。
显然，第二次飞跃得益于我们打开了国际工业品市场，受益者是“农村户口”群体而不是从事农业的农民。这些人严格意义上说已经不是农民而是新时期的产业工人。他们有二个特点：1、增长的不是农业收入；2、大大减少了农村从事农业的人口，使得农村剩下的还在从事农业的农村人口的人均拥有土地的面积倍增，导致农业也成为能够填饱肚子的行业。所以，这第二次飞跃实际也是中国工业革命的开始。因为经过这二十几年的努力，中国的农业GDP只占总GDP的10%都不到，从事农业的“农民”人口也只占农村户口的10%都不到。甚至中国农业已经成为中国唯一劳动力短缺的行业：我在农村那么多年，就根本找不到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农业生产几乎都是靠60岁以上农村老妈妈在干！
今天，要想让农民的收入第三次飞跃，而且是农业收入的飞跃，高端路线才是捷径。而如何实现高端，我们完全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
日本的人均土地面积比中国还少很多。但日本农民的富裕程度远远超过普通工人。日本就是靠发展高端农产品提高土地的产出使农民致富的。然而，中国也早就知道生产高端农产品能够增收的道理，为什么农民却无法富裕？下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导致这种差别的正是两国的农业生产方式或者叫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不同。而不是生产技术的不同。因为日本的农业生产方式导致农产品的利润在农民手里，而我们的生产方式决定了我们的农产品利润在流通环节。
虽然表面上看，中日农业生产都是个体的，每个农民的产品数量有限。但是因为中国在农产品的销售上根本不存在对农民的“组织”，因此农民在农产品的销售上没有话语权和定价权。我就亲身经历，小贩在我这里用9分的价格向农民收购茭白，而超市的零售价能达到1元！我问农民，为什么不能卖贵一点？回答是：这样我还能赚1分，不然贩子去别的地方收，我要赔8分。就这样，91%的收入进了流通领域而没有留在生产领域。如果，日本农产品的销售也像中国那样的“小贩”式销售，日本农民生产再“高端”的农产品也是不会富裕的。所以，日本农业的生产方式，或者叫经营模式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
在日本，几乎每个村都有一个“农协”。 这个“农协”不是政治组织而是非赢利的经济组织。“农协”在城市的各个销售卖场租赁摊位，将本村分散的个体农民的产品组织起来以统一的品牌集中销售。这样在销售上就形成了规模，就获得了话语权和定价权。这不是简单的代销，而是从生产环节就开始监管、检测。最后通过条形码（就是不同家庭的不同时间生产的产品都标注在条形码上）将责任分清。于是，原来不规模的家庭产品就成为规模的村产品。个体家庭的产品也就可以直接进入市场（农协不赚钱），个体农民就可以分享流通领域里的利润。关键是，农民直接面对消费者，原来被流通领域拿走的利润自然就到了农民手里。显然，如果我们的村委会乡政府也能担当起这样的责任，我们的农民虽然也是个体的，不够规模，但是这样就能形成规模。一样能够增加收入。可是，我们的政府一直以“农业已经市场化，政府不能干预”为理由而拒绝担当这样的责任，这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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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 & & 新农村向何处去
1、& & & & 为什么要建新农村？
其实还是前面的理念在作怪。我们现在那么多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我的估计是少说有4个亿。当然政府的数据说只有1.4个亿（因为政府的数据来自派出所的登记，实际上大多数农民进城是不会去派出所登记的）。这4个亿的人中有70%是靠出口订单生存的，就是所谓中国早已是世界工厂，生产着世界70%的纺织品，50%的电子产品，90%的玩具，鞋子、袜子……。问题是，谁都在害怕，如果突然之间人家不向我们订了或者干脆是“亡我之心不死”就要想通过制裁我们搞垮我们怎么办？或者说印度、越南、巴基斯坦这些国家也开始仿效我们的农民进城富裕之路怎么办，那我们的农民工不就只能下岗了吗？几亿农民工的下岗当然十分可怕，而且只有政府倒台这一种结果。所以，我们一定要“未雨绸缪”，在形势好的时候就要做好坏的准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口号实际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提出的。政府希望，万一发生极端情况，那些农民工回乡以后还能继续农业，生活也不至于比城市下降太多。
2、新农村能建成吗？
如果没有标准，建新农村没有问题。可如果是出于上述目的建新农村，那问题就大了。要让这些农民工回农村后还是觉得生活质量没有下降太多的话，首先是必须有路。政府有个规划，争取在10年之内村村通公路。可是农民现在都住在组里（北方叫屯），如果组屯之间不能通路，对返乡农民而言，生活又怎么能与城市相比呢，那就实在差太远了。而村村通路起码要花费几万亿，组屯通路起码得花几十万亿，谁掏钱？只有发展城市建设，促使土地的增值，结果是必然导致对土地的珍惜，必然能吸引更多的商业投资和资金，市政建设就不用国家投入，靠商业资本就能解决。
3、“城市”才可能让生活更美好！
世博会的主题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说“农村”很难能让生活更美好；这就是说人应该住在城市而不是农村。因为这才能实现低碳生活。发达国家都是这样，农村只是少数有钱人住的地方，美国、日本都是只有不到2%的人口住在农村。可我们70%的人住农村，仅仅道路就占用了大量的耕地，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污染更是令人发指。尤其是太多的人住在根本不应该住人的地方，这才会有玉树、汶川、舟曲这样的悲剧不断重演。人是社会性动物，适合群居。城市才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还能节约土地，节约能源，增加就业机会、教育机会……。上海城区，不到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就美满生活了2000多万人口。以这样的密度计算，全国13亿人口，有1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够了，而我们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为什么要分散在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更重要地是，已经有90%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如果同意他们用农村的承包地、宅基地置换城市的土地建房，他们都能比现在生活得更美好。而他们在农村的土地还田，我们将增加无数的耕地。他们建房所拉动的内需GDP，即使全世界所有的国家一起“制裁”我们，我们也足够几十年不用担心。他们吃喝拉动的农产品消费，更足够留在农村的农民过上好日子！
十、& & & & 结论
综上所述，中国农业的发展方向，最重要的还是“生产方式”的转变。而要转变生产方式，前提是先要市场化。我在转变农村生产方式中做的探索之所以那么艰难，其实还是与我们的农业体制没有完全市场化有关。
各位，让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创新”。从前面的例子中我们应该明白，“创新”首先是要学会用不同的角度去分析问题。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分析问题，而不要去纠缠马克思个人的某个观点或者某个结论甚至某句话，要全面研究他的基本理论。马克思虽然不是实践家，在实践方面，他确实不如邓小平。但他是最优秀的学者，最优秀的理论家。他对历史总结后所提出的理论，尤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的理论，是对我们今天现实工作仍然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理论。
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张炎夏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中华村佃户
日上午于中华村村委会礼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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