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划分产能输出制造业产能过剩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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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证券:中国产能输出迈入4.0时代
  新浪财经讯 4月10日消息,民生证券发布一带一路系列研究之三,称资本带动商品,中国产能输出迈入4.0时代。
  如果说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是区域协同发展的点,长江经济带是重要的线,则一带一路是贯穿了我国由东向西、由南向北的面。在制造业产业结构趋同现象严重、传统产业优势区域的强强竞争压力大的产业区位短板下,这一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区域战略将成为未来国家经济协同发展、产能输出、产业转移与升级的最重要支撑。
  这是因为,从国际收支平衡表视角看,一带一路将带来由单纯以商品输出为主导资本带动商品输出的转变,开启继80年代基本平衡、90年代资本账户盈余、00年代经常/资本账户双盈余后的再平衡时代。
  从区域产业发展角度看,短期我们建议关注最受益区域的优势产业以及最受益产业的优势区域。重点看好“一核”(福建)、“两关键”(新疆、广西)构成的“铁三角”区域。建议关注福建的建材板块,新疆的注油气和电力板块,以及广西的农副食品加工和旅游板块。
  以下为全文:
  一、跨越区位分布短板,化解中国产能过剩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总供给明显大于总需求,自2012年3月以来PPI同比连续36个月同比负增长,产能过剩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一带一路”被国内外很多媒体解读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对其在产能输出和资本输出以化解国内过剩产能上寄予厚望。
  我们认为,在现有产业区位分布下,以东中西,长三江、珠三角、京津冀、中原城市群等传统区域经济划分,并不能有效疏导国内产能过剩压力。这是因为,对于产能过剩相对严重的传统制造业,比较优势和竞争压力都集中在中部地区,在经济下行去产能的背景下,易引发地方保护主义、市场割裂、价格竞争等低效行为。中国实际上需要一个跨越传统区域界限的大区域战略,以解决当前传统制造业面临的同质竞争、强强竞争的区位分布短板,加快国内过剩产能去化。
  (一)制造业产业结构趋同现象严重
  我国东西部发展差异非常明显。尽管区域内各省之间发展差异巨大,但产业结构同质化竞争依然不可避免。除新疆、西藏、黑龙江、广东和海南等7个省份之外的全国大部分省份的产业结构趋同现象较为严重。
  (1)大部分省份外都面临产业结构相似带来的区域竞争压力。以2013年产业相似性系数度量全国31个省区与其他所有省份的产业结构的相似性。除却海南、黑龙江和西藏,其余均或多或少都存在产业结构同质化现象。一般认为两个地区间相似度系超过0.8,为产业结构较为相似的地区,两者之间的产业竞争压力相对较大。从2013年情况看,全国31个省区市中,四川、山东、安徽受到的产业结构相似带来的竞争压力最大,与全国31个省区中的9个以上地区制造业结构相似度系数在0.8以上。而海南、黑龙江、西藏、河北和新疆与全国其他省区制造业结构的相似度较低,没有一个省区与海南、黑龙江和西藏的制造业相似度系数超过0.8,河北和新疆分别为1个。
  (2)相邻区域竞争关系更加不容忽视。特别是华北的内蒙古与山西、陕西,天津与河北的制造业同质化竞争显著,新疆最大的制造业竞争者来自相邻的陕西省,甘肃与青海比邻而两者的制造业产业结构相似度系数达到了0.86,宁夏与邻居内蒙古、山西的制造业产业结构高度也高度相似。作为中国制造业较为集中的华东地区,区域内的产业竞争亦较为激烈,浙江与江苏的制造业产业结构相似度达到0.87,山东与安徽的制造业结构相似度也达到了0.85。
  (二)传统产业优势区域的强强竞争压力大
  一方面,从制造业优势分布地图看,传统制造业优势区域正在逐渐从东部向中部地区倾斜。利用区位商和偏离份额分析,我们对工业各子行业在31各省的比较优势进行了分析,并绘制了传统制造业优势分布地图。在我们考察的30个传统制造业产业中,安徽、福建、湖南、广西、湖北、江西、陕西的传统制造业中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数量较多,达到10个以上。从地图上看,除福建外,上述省份主要集中中部地区。可见,目前中国传统制造业优势区域正在逐渐从东部向中部倾斜。
  但是另一方面,传统制造业优势集中的中部地区却是产业结构相似度最高的地区,相邻区域间的竞争压力较大。经过相邻区域调整后的各省产业相似度系数均值看,河南、湖北、湖南、陕西、广西、福建的相邻区域产业结构竞争压力最大;这些地区与前述传统制造业优势区域基本重合。
  (三)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跨区域的经济大战略
  我们认为,在制造业产业结构趋同现象严重、传统产业优势区域的强强竞争压力大的产业区位短板下,唯有全国层面大区域的协同发展,将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传统制造业与现代制造业串联起来,才能为各个地区在化解过剩产能的过程中腾出发展空间。
  相比过去的区域发展战略相比,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发展更加注重跨行政区域的、大区域的协同发展。这可以从其覆盖范围之广可见一斑。3月28日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包含了18个省区市名单,即使不在名单上的余下大部分省份也有重要城市被点名,如四川的成都、河南的郑州、湖南的长沙、湖北的武汉、江西的南昌、安徽的合肥等定义为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经济大省山东虽然也没有被提及,但在沿海港口城市大串联中,青岛和烟台均在列。可以说,“一带一路”战略基本上涵盖了我国主要经济地带,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辐射范围最广的国家级区域发展战略。
  如果说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是区域协同发展的点,长江经济带是重要的线,则一带一路是贯穿了我国由东向西、由南向北的面。这一大区域战略将成为未来国家经济协同发展、产能输出、产业转移与升级的最重要支撑。
  二、资本带动商品,重构中国产能输出新格局
  借助“一带一路”战略,中国产业发展或将出现一些新变化,从单纯的以产品输出为主向资本输出带动商品输出,这一产能输出新格局将加快国内产业转移速度,并为东部产业升级开拓更大的空间。
  (一)中国制造4.0时代,资本带动商品走出去!
  从国际收支平衡表视角看,一带一路很可能开启继80年代基本平衡、90年代资本账户盈余、00年代经常/资本账户双盈余后再平衡的4.0时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的国际贸易交往经历了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前,国内市场逐渐开放但双轨制下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仍处于探索阶段,对引入外资仍存在较大争议,因此这一时期无论是资本账户还是经常账户均处于基本平衡。第二个时代是1992年小平南巡之后到2001年,市场地位得到初步确认,外资开始大量涌入使中国资本账户盈余迅速扩张。1993年中国资本和金融账户盈余达到234亿美元,1992年的资本净流入为-2.5亿美元。改革红利极大释放生产力、国内市场逐渐出现供过于求并在9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缩涨”,但此时中国的出口市场尚未得到有效打开,经常账户略有盈余但规模较小,平均约为300亿元美元。第三个时代是2001年以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产能收缩告一段落,在入世的制度红利和人口红利叠加的影响之下,中国制造开始大规模涌出国门走向世界,世界对中国经济的持续看好亦吸引FDI持续流入,国际收支账户表现为经常账户、资本账户双盈余。
  不过,随着“一带一路”战略进入落实阶段,中国有可能从资本和贸易账户双盈余时代转向资本账户赤字、经常账户盈余的再平衡时代。
  从美国马歇尔计划的历史经验看,美国通过该计划后国际收支平衡表从二战前的双盈余迅速转为了再平衡。1947年4月美国为帮助欧洲复兴、抵御苏联,通过马歇尔计划。在该计划下,美国将其黄金储备的2/3借给西欧国家,让他们“定向”购买美国的技术、服务与商品,顺利将美国过剩产能转化为国家债权。从美国的国际收支账户上能看到,在马歇尔计划执行后的十多年时间里,美国基本上保持了经常项目顺差而资本项目逆差的平衡局面,即一方面保持了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贸易顺差),另一方面又顺利将赚取的经常账户顺差变成了对外债权。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政府长期贷款项目、私人部门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实现了美元的有序循环和流动,最终确认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
  可见,通过资本输出实现国际收支再平衡,是一带一路将重构我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的重要内容,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催化剂。过去中国的开放是以贸易为中心的、被动的单向开放,未来中国的开放将是以投资为中心的、主动的双向开放,资本将带动商品走出去。中国在连续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不仅积累了巨额的国内财富,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海外财富。截至2014年,中国已拥有6.3万亿美元海外资产,净资产达到1.8万亿美元,但中国的资本账户依然为负收益。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对外资产60%以上是央行手中低收益的外汇储备,对外负债则有接近60%是高成本的外商直接投资。而由央行集中管理的外汇储备大量配置美债等资产,这种资产不仅经济收益低,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为美国和美元做了嫁衣,妨碍了人民币的国际化,不符合中国的政治利益。现在通过“一带一路”等国际战略的实施,推动国内企业赴海外投资,既能推动国家对外资产的多元化,又能拓展中国的海外存在,推动战略外交,一举两得。
  令人欣喜的是,由中央层面推动的“一带一路”海外投资项目正在快速推进。从资金制度保障上看,由政府主导的海外投资项目正在快速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以及丝路基金将在这一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亚投行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丝路基金的初始投资金额亦达到400亿美元,两家机构一旦成立将通过债券发行等资本市场工具撬动的资金量级必以万亿美元计算。从项目规划看,根据我们收集到的20多个海外项目累计拟建、在建投资规模已达到524.7亿美元,主要集中在中亚、南亚等地区,投资的方向更多以能源、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为主。其中包括中老、中泰在内的铁路投资达到194亿美元,其次电力电网和管道光缆投资规模也超过了100亿美元。按照各个项目的投资周期预估,仅就收集到的资料看,2015年“一带一路”海外投资规模或接近170亿美元。
  (二)“一带一路”产业发展新常态下的四点猜想
  在一带一路开启的资本带动商品、国际收支再平衡的新常态下,我们预计区域产业发展将呈现出四个特征:
  第一,以上海、北京、广东等少数地区为核心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区位优势将进一步突出。以区位商衡量的地区产业优势(详见附录)分析表明,目前国内大部分省区属于工业输出、服务业输入省份。全国31个省区中,23省及直辖市第二产业区位商大于1,表明这23个省及直辖市的工业及建筑业整体属于其相对优势产业,除了可以满足本地区的需求外,还可以对外提供产品。其中,河南、青海、陕西省分别居第一、二、三位。所有省区中仅7个省及直辖市的第三产业区位商大于1具有比较优势,属于服务业输出省,它们分别是北京、上海、西藏、贵州、天津、海南和广东;其余各省均属于服务业输入地区。
  第二,资源类和重周期行业产能去化将加快,为上述领域相对集中的西部地区赢得宝贵的发展时间和空间。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先行,且海外项目多以能源、铁路、公路为主,因此上游采掘业、中游钢铁有色、下游建筑业消化过剩产能将提速。从区位商分析看,我国上游采掘业的优势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依托资源分布,优势地区的产业区位商往往大幅如新疆(石油)、内蒙古(煤炭)、青海(有色)。中游的重化工业产业优势分布集中度弱于采掘业,但冶炼业的专业化程度较高。譬如,河北在黑色金属冶炼业(钢铁)优势明显,区位商高达3.8;有色金属冶炼方面青海、甘肃明显占优,区位商超过了6,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方面新疆、甘肃和海南的区位商也超过了4。重化工业靠近后端的非金属矿制品业(主要是水泥)和化工的行业优势分布明显分散化,并没有突出占优的地区。
  第三,产业转移升级的速度将加快,中部产业承接功能有望得到进一步发挥。目前国内传统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已经逐渐向中部地区倾斜。产业经济学的偏离-份额分析结果表明,传统制造业普遍存在转移现象,如纺织服装、化工、电气机械(家电)等从广东、上海、浙江、山东、北京等东部地区,向江苏以及安徽、湖北、江西、河南、湖南等中部地区转移。不过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目前传统产业相对优势较集中的地区面临着全国同质竞争和周边强强竞争的压力,产能过剩无法有效疏导。因此,如果一带一路能够通过资本输出带动商品输出,化解这些地区产能过剩的存量压力,将会为中部地区发挥产业承接功能创造更大的市场空间。
  第四,新兴产业抢占制高点的区域竞争将异常激烈,自主创新将取代技术引进成为产业升级关键。从区位商反映的静态优势看,通信设备计算机、汽车、医药等现代新兴产业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但是从偏离-份额分析反映的发展速度看已经出现了一定转移的迹象,其中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最为明显,主要是从北上广和江苏向河南、重庆、四川、湖南、安徽、湖北等中西部制造业基础相对比较发达的省份转移。汽车制造转移亦在路上,但程度慢于通信设备计算机,主要从广东、上海、山东、天津等东部地区转移到江苏、吉林、四川、辽宁、河北等地。随着中国四纵四横等交通大动脉基本完成以及东部要素价格的上涨,东部地区单纯依靠代工贴牌、技术引进等方式获得的现代制造业比较优势正逐渐丧失,特别是中西部更有低廉的要素成本优势。未来随着“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现代制造业增量需求将来自国内国外两个市场,这会进一步削弱东部沿海在现代制造业的优势。未来谁能够抢占自主创新的制高点,谁就有可能抢占现代制造业的制高点,天津、广州、苏州等城市很可能或面临来自重庆、西安等中西部城市的激烈竞争。
  三、十里花香,孰近孰远
  一带一路将改变中国,从区域产业发展角度看,短期我们建议关注最受益区域的优势产业以及最受益产业的优势区域。
  (一)最受益区域的优势产业:铁三角组合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3月28日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来看,即将出台的“一带一路”规划重点将围绕四大经济走廊和一个战略支点展开: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海上战略支点。这些经济走廊和支点的首、尾等重要节点区域短期内最易受到政府重视和政策扶持。我们重点看好“一核”(福建)、“两关键”(新疆、广西)构成的一带一路“铁三角”区域。
  1、四大经济走廊一个战略支点
  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新亚欧大陆桥,又名"第二亚欧大陆桥",是从中国的江苏市、到荷兰鹿特丹港的国际化铁路交通干线,国内由陇海铁路和兰新铁路组成。亚欧大陆桥陇海-兰新城市带主要城市有连云港、商丘、开封、郑州、洛阳、西安、兰州、乌鲁木齐、徐州等,途经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青海、新疆7个省、区,65个地、市、州的430多个县、市。
  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通过云南、广西连接巴基斯坦、印度、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等国家。中国-中亚-西亚贸易投资项目迅猛发展。中缅天然气管道,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C线投入运营、D线开工建设,在中亚一些国家的电站合作项目,都奠定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坚实基础。
  中蒙俄经济走廊。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在出席中俄蒙三国元首会晤时说,中方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获得俄方和蒙方积极响应,可以把丝绸之路经济带同俄罗斯跨欧亚大铁路、蒙古国草原之路倡议进行对接,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秘书长陈耀认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可能将依赖已有中国通往俄罗斯、蒙古国的线路来构建,比如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到满洲里,再到俄罗斯,或通过二连浩特到蒙古国,以及从吉林长春到白城,到阿尔山到蒙古国。从出海口考虑,预计中蒙俄经济走廊重点覆盖省份将包括天津、辽宁、内蒙古自治区。
  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中国中南经济走廊是贯穿中国西南和中南半岛国家的跨国陆路经济带,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是避开“马六甲”困局的重要通道。从中国到东盟和印度洋陆路主通道的建设路径看,广西、云南和西藏三省区与中南半岛国家陆地接壤,其中西藏不利于交通建设,可行方案或将围绕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展开,重点覆盖云南、广西两个西南省份。
  “一带一路”海上战略支点。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扩容,围绕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出海口战略支点,福建、广东、浙江、河北、上海、海南等沿海省份将受益。
  2、“一带一路”铁三角地区的优势产业
  福建省毫无疑问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区,我们认为广西和新疆为关键区。结合区位商和偏离份额分析,由“一核”(福建)“两关键”(新疆广西)构成的一带一路铁三角区域的优势产业如下表所示。
  (1)福建:关注建材
  福建省是我国主要面向亚太地区开放的窗口之一,泉州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一,福州长乐太平港是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基地,对东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也是把产品输往世界各地的重要通道。
  3月24日中央审议通过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其中在各地方开放态势中提到“支持福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加强福州、厦门、泉州等沿海城市港口建设”,确定了福建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重要地位,有利于未来发挥福建省的比较优势。
  一带一路推进将利好福建省优势产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建材)的发展。相关上市公司资源包括:冠福股份、、、。
  (2)新疆:关注油气和电力
  新疆地处亚欧大陆地理中心,同周边8个国家接壤,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交通枢纽中心、商贸物流中心、金融中心、文化科技中心、医疗服务中心的“五心合一”,并且有望受益于中哈、中巴等“一带一路”重大工程项目清单。
  新疆作为“一带一路”的关键区域,主要优势在于能源输出。新疆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中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可以说,西部石油天然气产业在我国油气资源开发中占有重要地位,而新疆的石油天然气产业又是西部石油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新疆陆续建成了三大石油天然气生产基地、石油炼制和加工基地和五个石化工业园区,较强的比较优势在未来“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将更加凸显。新疆也是我国重要的电力能源基地,从2010年至“十三五”规划末期,国家电网公司将在新疆投资2300亿以上,并且出台了20条支持新疆电力稳定发展的意见,使得新疆的电力建设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新疆2015年的重点项目中,包括开工建设“疆电外送”第二条特高压直流1320万千瓦配套电源和伊泰伊犁能源有限公司的100万吨/年煤制油等项目。还有目前已经通过国家发改委的审批、正在公开招标的的佑宁750千伏变电站330千伏送出工程和格尔木大格勒一期49.5兆瓦风力发电项目都将充分利用新疆的油气和电力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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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广西:关注农副食品加工和旅游
  广西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中南经济走廊有望围绕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展开。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两会期间参加广西代表团审议时,鼓励广西继续抓好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和中马钦州产业园、马中关丹产业园“两国双园”建设。其中中马钦州产业园除以电子信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为主导产业外,也将结合传统优势产业,重点发展农副食品加工业和高档金属制品,将园区建设成为中码经济合作示范区。
  广西首府南宁以文莱-广西经济走廊合作为出发点,规划建设中国-文莱农业产业园,预计总投资70亿美元。此农业产业园不仅包括清真食品园、科技研发园更有深加工园,与广西的优势产业-农副食品加工业直接挂钩。
  广西的200多处的风景名区使得其餐饮旅游业一直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并且形成了多层次、多模式的产业布局,成为了其经济体系中最具活力的产业之一。预计2015年实现通航的泸沽湖机场和沧源机场更为广西省的餐饮旅游业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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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受益行业的优势区域
  我们认为,“一带一路”战略将利好交通运输类、建筑施工类、装备制造业、基建相关产业、出口竞争力较强的消费类产业。这些行业所处的区域之所以发展机遇或最大,是由于其行业规模较大、增速较快,更易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也更易吸引社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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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资本输出”3万亿大蛋糕待分食(股)
  编者按:对外合作新思路  站在“大国崛起”新起点的中国,正欲启动一项投资逾3万亿元的“产能+资本输出”计划。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产品出口到产能转移、资本输出,这些转变既是全球一体化背景下中国从过去单纯“与国际惯例接轨”转向“推动规则演化”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顺势之举;也是中国在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与世界共享发展的体现。  对外合作出新 “产能+资本输出”谋求多赢   中外经贸合作迅猛发展,各国政要频繁造访中国,且接连抛出巨额贸易大单,这一系列非同寻常的动向引起中国国内舆论的热切关注。阿根廷政府人士日前高调宣布,将从中国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购买总价为24.7亿美元的铁路设备,用于提升国有货运铁路的运输能力。据悉,阿根廷计划部长胡里奥?德维多近期还将飞赴中国洽谈合作具体事宜。这将成为十八届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来华商谈投资的第7位外国政要。  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诸多业内人士看来,结合当前风云变幻的形势,以及十八届形成的《决定》的对外合作政策新主张,特别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装备外交”旋风的刮起,预示着中国对外合作进程将开启新的篇章。  业内人士观点认为,这一计划的新思维的核心要领是:告别过去单纯输出“中国制造”产品的传统路径,转而以资本输出撬动多行业过剩产能输出“大潮”,满足不同地区的投资需求,实现“一石数鸟”的多赢局面。未来5年内,中国政府将践行这一新思维启动高达5000亿美元(逾3万亿元人民币)的对外投资计划,这无疑将激起市场“千层浪”。  产能输出:让“世界工厂”走出中国  徐忠是国内一家中型钢贸集团主管销售的副总经理,最近一两年,他最头疼的事是如何将企业积存的大量产品库存尽快消化。他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2008年国家提出“4万亿”投资计划时,像他们公司这样的地方基建龙头可以大干快上地扩充规模,把新上的产能及时消化在需求旺盛的国内市场。  近一两年,随着国内外形势相继下滑,单纯依靠国内市场需求拉动压在企业身上的产能过剩巨量“包袱”,已经不现实。“这已经成为国内众多传统行业共同面临的难题。”他说。  他对记者表示,近期国家最高层领导在一系列国际场合的表态,特别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东南亚、中东欧地区的访问中接连为中国装备制造产品“找出路”的行动,让他看到一线曙光。是否可以通过政府间的协商,推动中国一些传统基建及制造业行业大规模到海外开拓市场,为过剩产能寻找出路?  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最近深有感触地表示,以前中国是世界的加工厂,未来也需要到全世界去投资建工厂,或者收购兼并工厂,主动融入国际市场,把国内过剩的产能进行转移,“要让世界成为中国的工厂”。  “不久前我们去巴西,听到当地商会人士介绍说整个巴西只有五条玻璃生产线,这让我们非常高兴。正好目前我们公司有三个甲级设计院没活儿干了,如果能把国内生产线拉到巴西,那必然是件好事。”宋志平说。  徐忠和宋志平的想法近期正得到有关方面的积极“回应”。11月下旬以来,有关李克强出访中东欧推荐高铁的新闻热遍网络,国内舆论普遍将其解读为“高铁外交”,但在不少有识之士看来,最高层一系列高调举动背后其实释放出中国政府力推基础设施“走出去”的强烈意愿。  这一强烈意愿的一大背景,便是亟待突破的中国国内各行业普遍存在的产能过剩困局。不久前,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在化解产能过剩方面上除强调以压缩产能的“堵”的政策外,“向海外输出过剩产能”的“疏”的提法正不断上升为共识。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张茉楠指出,国内众多行业甚至包括一些新兴产业的产能利用率均不足75%,以产业升级带动产能消化已成为当务之急。在未来的全球产业格局调整过程中,将按照国际分工价值链进行产业布局的重新分布优化。在此背景下,通过向海外产业转移,不仅有助于过剩产能的消化并推动这些产业的优化升级,更深远的层面将推动中国在全球产业新格局中占据产业链分工的优势地位。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表示,新的对外合作计划应考虑在南南合作框架内优先实施。就服务贸易来讲,基础设施建设是南南合作的一个大有前途的领域。这是因为基础设施发展的滞后及其对众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掣肘有目共睹。在此方面,中国拥有实现工程承包与设备出口相互促进策略,输出中国标准的突出比较优势,更有充裕的资本积累来推动这一计划稳步落实,进而提升南南合作的层次,并拓宽合作领域。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一系列出访过程中也明确表示,中国装备走出国门,特别是加强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合作,既可帮助这些国家基础设施转型升级,也有利于消化中国过剩产能。而作为中国对外合作新计划“牛刀小试”的直接体现是,在总理充当中国装备“超级推销员”角色的推动下,中国企业在东南亚泰国及东欧罗马尼亚就斩获了涵盖高铁、电信、核电、火电和风电等一系列装备订单。  资金输血:数万亿元投资激活新增长  早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初,以时任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为代表的人士便曾建议,利用中国丰裕的搭建金融平台,主要以国家商业贷款的方式资助发展中国家,创造外部需求,以消化国内过剩的基建产能。  中国金融学会理事赵昌辉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说,中国欲推出的对外合作新计划在涉及的投资体量就远超当年的“马歇尔计划”。根据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近期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的表态,预计未来五年,中国对外投资将达到5000亿美元。  和以往任何投资计划出台后一样,市场普遍关心的问题是如此庞大的投资额,资金源自哪里?如何为资金选择最优的运作方式,才可激活对外合作新计划的“心脏”,获得源源不断的“输血”?  梅新育表示,当前国际金融及贸易形势在经历美欧主权债务危机洗礼后,处于一个十字路口。这对中国构建从过去单纯“与国际惯例接轨”,转向“推动规则演化”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了一个历史性机遇,中国企业参与全球市场竞争也已时不我待。值得注意的是,新一届的中国政府领导已充分重视这一问题,此次对外合作新思维的提出,无疑就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力举。  对于对外投资运行方式的考量,显然也纳入到有关方面的积极行动中。据介绍,前述阿根廷来华采购铁路技术设备的24.7亿美元,其中21亿美元由中国国家开发提供项目贷款融资,另外3.7亿美元通过阿根廷政府发行国债募集。  无独有偶,上述中国企业与东南亚(泰国)、东欧签署的涵盖多行业领域的装备订单,其融资方式亦为由中国政策性银行提供项目贷款,外方企业借此采购中企设备。其中,仅东欧地区国家就将获得中国政府100亿美元的信贷额度承诺。  赵昌辉表示,这种资金筹集和运作方式将成为中国告别过去“援助式”对外合作的常见模式。“中国政府通过政策性银行提供商业贷款,不足部分通过被投资国发行国债,筹集的资金用于购买中国的技术设备及工程设计服务来更新当地基础设施,同时支持当地企业制造业升级改造,在确保动性的同时也能满足被投资国的现实需求,可谓‘双赢’。”他表示。  梅新育也乐观预计,未来如果中国每年海外基础设施投资6000亿至1万亿元人民币,按照比较通行的政府支持项目融资比例,其中95%作为商业化的股权投资和信贷投入,5%作为援助投入,等于财政每年投入300亿至500亿元,仅占2012年中国的0.05%至0.1%,也远远低于马歇尔计划实际财政拨款占当年美国GDP1.1%比重的数字。  赵昌辉进一步指出,随着对外合作新政策不断落地,在资本输出方面也应该采取多元化策略,例如加强地区金融合作,不断设立区域性金融开发机构。过去有专家提出的设立亚洲投资银行的建议,在当前显然已具备成熟条件。  有统计数字显示,亚洲开发银行2012年测算称,2010年到2020年,32个亚开行成员国需要基础设施投资8.22万亿美元,每年平均需投资8000亿美元。这一庞大资金需求在目前众多国家遭遇瓶颈,仅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这一口径看,每年亚洲的建设资金缺口约600多亿美元。  赵昌辉所言的“双赢”效应,在其他专家看来,远不止于此。知名财经媒体人胡舒立指出,通过开拓外部基建及其他行业领域市场,在满足他国紧迫却力不从心的现实投资需求同时,也能缓解中国国内的产能过剩压力,并调整外贸结构。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可推动中国积极参与构建国际金融新体系,服务于人民币国际化,其战略意义可谓“一石数鸟”。   行业红利:机会垂青有准备者  过去一段时期,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基本共识正在逐步形成:进一步加快企业走出去,借鉴美日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在更贴近市场的地方进行投资,不仅可以有效化解产能过剩,而且可以进一步获得市场。  在更多的市场分析人士看来,中国启动的对外合作新计划,其最大的吸引力无疑是逾3万亿元庞大投资大“蛋糕”烹制出来后,哪些行业将享受利好。  分析师诸建芳认为,实施海外转移的产能过剩行业,在相应时期应具有良好的技术基础,由于我国传统的、水泥、电解铝和船舶等行业在全球范围内具备一定的技术、装备和规模优势,这些行业可成为本轮对外合作产能输出的“急先锋”,这些行业的优势企业也将因此率先分羹3万亿元市场“蛋糕”。  中证研究中心研究员认为,产能输出将在未来数年内对中国诸多企业带来海量业务。特别是在海外具有成套设备输出及基建业务的公司将长期享受这一政策红利。  诸建芳指出,从发达国家经验和我国产业实际情况来看,传统过剩行业中纺织、鞋帽、、机械行业,以及风电设备、多晶硅、光伏电池等新兴产业也具备向海外大规模转移产能的实力和客观条件。  不过,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一位专家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产能输出对于企业来说,最大助益应是通过参与海外市场竞争同时实现自身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而非仅仅是将过剩的技术装备输出海外市场。海外基建市场一旦打开,则需避免一些国家地区基础设施重复建设的出现,这就需要政府及走出去的企业具备充分的市场意识,以当地实际的承载能力和需求空间来测算产能输出的规模。  赵昌辉也认为,国内外投资环境的差异,所涉及利益相关方的不同考量,这些因素可能影响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效率的因素,这一点或许将在新一轮的“产能、资本输出”浪潮中表现更加明显。“这就需要我们的企业,在走出去之前,务必要充分调研不同国别的法律体系,以及各国技术和市场准入标准,对市场潜在的风险进行充分预警。”  中国高铁设备龙头之一的相关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高铁正在被中国政府列为对外输出的“打头阵”产品,这将是国内高铁设备制造及线路施工单位的机遇。中国北车下一步也将加快与国际市场的接轨步伐,一方面大力申请国际专利,实施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另一方面将在潜在市场开展认证工作,扫清进入市场的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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