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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 中国未来20年的可持续增长引擎可资借鉴的国际经验与教训（下）
三、资本劳动比是表象
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呈现怎样的格局，总体上采用什么样的技术类型，通常是由这个国家特定阶段上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和相对价格决定的。因此，就特定发展阶段而言，国家之间并不存在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孰优孰劣的问题。
在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上，劳动力丰富且成本廉价，企业倾向于采用多用劳动力、节约资本的技术，产业结构具有劳动密集程度高、资本劳动比较低的特点。惟其如此，一个国家才可以在企业、产业和国家层面上获得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而一旦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就发生了逆转，相应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也逐渐变化。因此，相对于资本要素而言，劳动力价格提高之后，企业倾向于使用更加节约劳动的技术，产业结构趋于更加资本密集型，资本劳动比也就会相应提高。
最先对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变化做出反应的是企业。当企业家感受到招工难和劳动力成本提高时，他们通常会购买更多的机器，雇用较少的工人。投资者也会对这种新的生产要素禀赋结构做出反应，开始投资于使用劳动力较少，即更加资本密集型的行业。进一步，政府也会相应跟进。政府观察到了比较优势的变化，往往会用一些扶助性的产业政策手段，鼓励投资者投资于具有潜在比较优势，从而也是相对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的行业。
如果装备了更多的机器，恰如其分地节约了劳动力，使得每个工人在控制更多机器的情况下得以创造更多的产出，就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是，单纯依靠把资本劳动比抬高，以取得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办法，可能产生两个不可持续性的问题。
首先，仅仅由资本替代劳动产生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效应，并不足以填补经济增长速度降低的缺口。在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上，农业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向非农产业，意味着劳动力资源从生产率低的部门重新配置到生产率高的部门，带来巨大的劳动生产率改善，支撑高速经济增长。在刘易斯转折点之后，这种资源在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重新配置的效应，必然逐渐减弱，不再是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这时，资本(机器)替代劳动，固然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经济增长的一种手段，而且新机器和新设备也体现着技术进步的因素，但是，如果没有来自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生产率的缺口无法得到填补的话，经济增长速度则难以保持期望的水平。
在资本边际回报递减规律的作用下，资本替代劳动是有限度的，尤其不能以大跃进的方式过快进行。例如，在操作工人的人力资本没有根本性改进的情况下，更多、更复杂、价值更高的机器，并不能得到有效驾驭，资本投入的回报率终究要下降。
其次，还存?着一种可能性，即为了提高资本劳动比所付出的代价大于经济上的获益，从而劳动生产率并没有得到提高。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下，生产要素价格不存在扭曲现象，我们可以预期投资者和企业，完全可以理性地把握资本替代劳动的分寸。但是，如果政府介入其中，就会出现资本配置偏离效率的情况。可能造成资本配置扭曲的政府所作所为，可能出于以下几种不同的动机。
一是政府希望借助产业政策手段，鼓励投资者探索新的比较优势，因此，对一些行业和企业给予补贴。例如，许多地方政府确立了地方性的未来支柱产业或主导产业，并尝试将其纳入国家扶持的产业规划中，通过财政补贴和优惠贷款营造低成本投资条件。但是，正如私人投资者也会选择失败一样，这种政府做出的选择，并不必然符合动态比较优势方向。
二是政府尝试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投资拉动需求，因而形成流动性过剩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导致投融资成本缺乏约束。这种金融环境不仅鼓励过度投资，也不能起到优胜劣汰的作用，终究会导致不良投资(mal-investment)的产生，造成许多企业和行业的资本密集程度高于比较优势的正常要求。
三是政府不希望一些企业和行业就此消亡，试图挽救其在无情竞争中的生存。政府选择动态比较优势的一个缺点在于，不同于单个投资者，政府是不愿意接受选择失败的现实。因此，对于那些在政府扶持下进行的投资(特别是大项目)，或者对于那些政府格外关注的企业(如国有企业)，即使出现了失误，政府也不会任由其被市场淘汰。因此，这类投资和经营不善的企业俘获了政府，反而继续得到注资。
上述政策动机和政策举措，都会产生人为压低投融资成本，从而扭曲资本要素价格的效果。但是，这样的政策又不可能是普惠的，必然会形成一种政府挑选赢家的实施方式。对于那些由于这样或那样原因，从中受惠的企业和投资者来说，资本劳动比的提高在财务上也是有利的。但是，这只是从微观的层次上，就单个或部分企业和投资者而言，从经济整体来看，并不必然汇总成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另一方面，选择性地提供廉价的资本供给，其实也就意味着剥夺了其他企业、投资者和行业的资本可得性。给予一部分经济活动参与者资本可得性优惠的融资环境，从另一个角度说，也就是对其他参与者的歧视性融资环境。那些被忽视的潜在投资者和企业，不仅不能得到同等的融资待遇，甚至失去了公平的生产要素市场环境。
在一个产业结构调整剧烈进行的时期，把握新的比较优势和提高生产率，往往要靠千千万万中小型民营企业的风险投资，最终让那些未来的产业和技术领先者，得以在一种创造性破坏的竞争中胜出。然而，扭曲资本配置的政策，注定要保护低效率的投资和企业，抑制富有效率的投资活动和企业经营，甚至扼杀潜在的创新活动。
因此，如果没有了这种创造性破坏机制，潜在的创新机会就大幅度减少，整体经济的生产率也就不能伴随着资本劳动比的提高而提高。可见，资本劳动比的提高不是劳动生产率至善至美的途径，更不是一个提高生产率的可持续源泉。
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的日本，在这方面可以为我们提供颇有借鉴意义的教训。从1990年开始，日本的人口抚养比开始上升，意味着人口红利迅速消失。日本经济对此做出的反应，正是通过前述各种方式，投入更多的物质资本即提高资本劳动比。结果是，在日本经济平均?动生产率的提高中，资本深化的贡献率从1985—1991年间的51%，大幅提高到1991—2000年间的94%，而同期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则从37%直落到-15%⑨。
其实，在关于中国经济的研究中，也不乏这方面非常具有说服力的例子。众所周知，国有经济的融资条件，较之非国有经济有着很大的优越性。而这种融资的区别待遇，恰恰造成了不同的生产率提高可持续性。根据一项计量分析⑩，1978—2007年间，在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劳均产出)提高中，资本劳动比(劳均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在非国有经济中分别为26%和74%；而在国有经济中则刚好相反，分别为74%和26%。
上述研究发现给我们的直接启示是，在资本劳动比对提高劳动生产率贡献很大，并且增长很快的情况下，通常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相应贡献的下降。换句话说，资本过度深化的结果，是妨碍了经济整体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生产率的这个组成部分，本来是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源泉。
四、可持续的全要素生产率
许多人相信，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一国经济在总体上呈现资本劳动比提高的趋势，与一个所谓“霍夫曼定律”的流传有关。20世纪30年代初，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W. G. Hoffmann)根据工业化早期和中期的观察发现，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生产资本品的部门即重工业，与生产消费品的部门即轻工业相比，倾向于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增长。其结果自然就是，整个经济的资本密集程度越来越高。
这个“定律”与早期的经济增长理论也是相一致的。例如，著名的“哈罗德—多马模型”认为，物质资本的积累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唯一引擎。依照这个理论解释各国经济增长表现的差异，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资本积累不足的国家，终究要落在资本积累速度更快的国家之后。所以，越是发达国家，或者越是增长表现好的国家，越是具有更高的资本劳动比。按照这样的逻辑，传统增长理论就具有了一个对后起国家的隐含政策建议，即国家应该不遗余力地帮助社会形成一个最小临界水平的资本积累率，进而，随着经济起飞，社会自身不断提高资本劳动比，以此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物质基础。
然而，在经济史上有很多经典案例否定了哈罗德—多马的理论假说和霍夫曼的经验证据。例如，计划经济时期的苏联、20世纪50年代开始工业化的中国和印度，都是明确提出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国家。而这种工业化战略实施的结果，全都与政策初衷大相径庭。直到这三个国家开始一系列体制改革之前，在印度表现为工业发展的严重滞后，在苏联和中国则表现为重工业比重畸高，产业结构严重失衡。
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罗伯特·索洛从资本边际回报递减规律出发，发现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在于经济增长中一个不能为常规生产要素投入所解释的部分，即全要素生产率。而这个生产率因素来自技术进步、资源配置和体制创新等一系列改进。在占据主流地位的新古典增长研究中，大量文献从实证角度得出结论，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国家之间增长表现的差?。
经济转型之前的苏联和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如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在整个1957—1978年间，全要素生产率都是负增长，经济发展是不成功的。例如，研究表明，1958—1978年间，中国的GDP年增长率为3.9%，其中资本的贡献为2.3个百分点，劳动力的贡献为2.1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则抵消了要素投入的贡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0.6个百分点⑾。
其实，不仅计划经济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的失败教训证明了生产率而非资本积累才是经济增长的不竭源泉，发达国家在这方面也有着丰富的正面和反面素材。
一个反面教材便是1990年之后的日本经济。日本经济学家林文夫和美国经济学家普雷斯科特，在研究日本第一个“失去的十年”时发现，日本经济停滞的原因不是企业得不到资金，也不是金融体制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不佳。而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不佳的原因是，政府对低效率企业和衰落的产业进行补贴，造成低效率企业的产出份额过高，而有利于提高生产率的投资减少⑿。
有趣的是，索洛和刘易斯的文章都发表于20世纪50年代，前者的理论长盛不衰，至今是增长理论的主流，后者的理论似乎昙花一现，较早就退出了主流地位⒀。然而，新古典增长理论并没有成为阻止经济政策失误的不二法门。除去政策选择因时因地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之外，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失败之处，在于其理论模型的封闭性。
经济增长的经验表明，各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表现和实现形式，归根结底与发展阶段、资源配置机制和经济政策有关。而在新古典增长理论那里，许多这样的重要因素被处理成外生变量了。更大的不足是，主流增长理论忽略了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二元经济特征，而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恰恰可以打破资本报酬递减规律。
这样，有益的理论没有产生积极影响政策的效果。或许，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始作俑者，认为生产率的提高是企业的事情，经济学家的职责就是为现实提供一个最富解释力的框架而已，因此，本来就没有打算指导政策制定。这种理念也有其合理性。全要素生产率在统计上只是一个残差项，笼而统之地把要素投入不能解释的增长源泉归结在一块儿。所以，仅仅懂得这个理论，并不能使人们知道如何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这种生产率的提高，其实是千千万万生产者经历竞争、优胜劣汰的结果，无论是多么热衷于推动经济发展的政府，终究是爱莫能助。
即便如此，如果占主流地位的增长理论家能够给予刘易斯理论更多的尊重和关注，使自己的理论更加开放和包容，本可以形成一个更具解释力的增长理论分析框架。用二元经济发展和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特征，丰富和充实新古典增长理论，形成一个更具一致性的分析框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经济经历的变迁和面临的挑战，避免政策失误，而且能够以中国经验和理论对主流增长理论做出贡献。
新加坡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都知道由克鲁格曼发起的质疑新加坡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著名公案。实际上，围绕这一争论所进行的经验研究结果大相径庭，使得人们怀疑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有益的概念，?否成为一个经验上可以确认的标准。不过，这场辩论让新加坡的领导人懂得了这个颇为学术化的经济学概念，及其对于可持续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因此设下了全要素生产率每年提高2%的国家目标⒁。
正因为如此，新加坡后来的经济增长表现继续引人注目，成为创新驱动的典范。例如，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从稳定的政治经济秩序、良好的教育系统、高研究与开发投入、有效的基础设施、市场内需程度以及将这些优势转化为创新力的能力等方面，对全球125个国家进行“2011年度全球创新指数”排名，新加坡位居前10名，远远领先于排名第20的日本⒂。
迄今为止的中国经济发展，既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独树一帜的成功经验，也可以作为亚洲奇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既提供了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阶段、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的经验，也不乏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反面教材。此外，还有高收入国家陷入经济停滞的警示和教训。后起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具有的一个后发优势，便是有相当丰富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可资借鉴。开放地运用各种经济理论，辩证地总结各种经济政策的利弊得失，深刻认识中国经济的特殊性，可以帮助我们在变化了的发展阶段上，发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引擎。
①宫崎勇，《日本经济政策亲历者实录》，中信出版社，2009年，第188—189页。
②这个故事引自林毅夫的一次演讲，参见林毅夫《经济纵横谈》，载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编《研讨实录》第36期，2013年，第33页。
③Arthur Lewis,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y of Labor, The Manchester School, Vol. 22, 1954.
④如参见 Chong-En Bai, Chang-Tai Hsieh and Yingyi Qian, The Return To Capital in China, NBER Working Paper No. w1,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⑤Cai F. and Zhao W., When demographic dividend disappears: Growth sustainability of China, in M. Aoki and J. Wu, (eds), The Chinese Economy: A New Transitio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⑥F. Cai and L. Yang, Population Change and Resulting Slowdown in Potential GDP Growth in China, China & World Economy, Vol. 21, No. 2, 2013, pp. 1-14.
⑦伍晓鹰，《摆脱速度情结，给改革以空间——从中国与东亚经济体的比较看增长速度及其对结构调整和效率改善的启示》，载博源基金会编《中国经济观察·全球视野与决策参考》，2012年正刊第十二期(总第六十期)。
⑧都阳、曲玥，《中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变化趋势与影响》，载蔡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3——人口转变与中国经济再平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⑨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 APO Productivity Databook 2008, Tokyo: The 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 2008, p.23.
⑩L. Brandt and Xiaodong Zhu, Accounting for China's Growth, Working Paper, No. 395,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Toronto,& February 2010.
⑾德怀特·帕金斯，《从历史和国际的视角看中国的经济增长》，《经济学季刊》，2005年第4卷、第4期。
⑿Fumio Hayashi and Edward C. Prescott, The 1990s in Japan: A Lost Decade,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Volume 5, Issue 1, 2002, pp. 206-235.
⒀Gustav Ranis, Arthur Lewis, Contribution to Development Thinking and Policy, Yale University Economic Growth Center Discussion Paper No. 891, 2004.
⒁参见 Jesus Felip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in East Asia: A Critical Survey, EDRC Report Series, No. 65, 1997, Asian Development Bank, Manila, Philippines, p.27.
⒂张兴慧，《欧洲创新能力世界领先，全球创新能力瑞士夺冠》，《中国青年报》，2011年7月4日，第4版。
&&&&&&&&&&&&&&&&&&&&&&&&&&&&&&&&&&&&&&&&&&&&&&&&&&&来源： 《比较》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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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6版：南方财富·财经产经
A01版 要闻
美国亨氏集团全球董事局主席、总裁兼CEO孙博廉:
中国已成全球经济增长最强有力的引擎
　　孙博廉
■财经面对面　　世界经济正在重构,在重构中又有一些新的经济增长引擎正在形成。其中,作为新兴市场代表之一的中国,其重要性与日俱增,并将成为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关键的要素。　　“中国经济市场的庞大潜力,不仅来自于其人口众多,拥有巨大的市场,而且中国中产阶级消费支出持续增长。今年,中国GDP连续两季度超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前,美国亨氏集团全球董事局主席、总裁兼CEO孙博廉访华,在此期间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他向记者表示,中国已成为经济大国,推动着全球经济的增长,“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已迅速成为亨氏全球业务中最强有力的增长引擎,我们已做好充分准备,加大在中国的投资,并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而壮大”。　　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南方日报: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对于亨氏集团来说,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孙博廉: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学家们预计,未来几年将超越美国。今年中国GDP增长仍高达10%,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亨氏很早认识到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在25年前就已进入中国,并不断加大在中国的投资。　　现在,中国所代表的新兴市场销售额在亨氏全球的总销售中占3%,我们计划到2013年突破亨氏整体收入的20%,比5年前翻一番。在更长远的将来,这个比例还将提高到30%—40%。亨氏在中国的员工数目前拥有1万名,是亨氏全球市场中拥有员工数最多的国家,这些实际上是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做准备的。无论是在团队方面,还是在产能,还是在供应链方面,我们都是为亨氏未来在中国的发展做好充分准备,期望中国成为未来亨氏增长潜力的钥匙。　　中国投资机会比美国更好　　南方日报:与美国相比,您认为中国的投资环境有何不同,是否受限制?　　孙博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研究过美国的投资政策,其实在中国的投资机会要比在美国的投资机会更好,亨氏公司和中国政府合作非常好,我们没有碰到在中国发展受到限制的问题。我认为,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市场环境才更难得,中国有13亿消费者,而美国只有3亿消费者；美国市场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市场,而中国是一个成长的市场,同时中国越来越由出口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加上中国人口结构的表现,以及中国人民收入水平不断地提高,中国是一个非常适合投资的市场。　　我在1993年到1996年之间,曾掌管过亨氏公司亚太区业务,从这里我看到未来的增长会在亚太区的国家,像中国、印度尼西亚等等,因为这些市场是由人口决定的,同时我还看到这些市场中消费者在不断增加,政府在不断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所以,我强力推动亨氏董事公司把重点放到新兴市场来。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我们看到中国对于消费重视不断增加,以及中国消费者力量的增长,对于亨氏公司来说,我们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市场。　　食品短缺只是短期现象　　南方日报:今年亨氏才正式进入中国婴幼儿奶粉市场,而在此前多个洋品牌已基本占据市场。为什么亨氏现在才进入?　　孙博廉:虽然中国婴幼儿配方奶粉市场的70%-80%已经由别的品牌占领,但这是一个分散的格局,没有哪一家厂商有明显领先的主导市场份额。从中国市场来说,中国的婴幼儿配方奶粉市场发展前景非常好。中国每年有1800万婴幼儿出生,一方面大家认为母乳喂养对儿童是最好的,但是除此之外,婴幼儿配方奶粉是不断增长的市场,成长的前景也非常好。现在作为起步,亨氏把在英国生产的配方奶粉出口到中国。从长远的角度来说,我们是非常看好中国的婴幼儿配方奶粉市场的。　　南方日报:今年在中国和其他市场上,食品价格在不断上涨,比如说糖、油,包括粮食,面对这些压力,亨氏如何缓解?有人说我们可能会面临食品短缺,您怎么看?　　孙博廉:我不认为在近期的将来全世界会发生食品短缺,这只是一些地区发生的短期食品短缺现象,从长期来说,我更多关注的是水资源,而不是食品。对食品价格上涨问题,从食品当中的大宗商品来看,亨氏公司处于非常好的位置。许多大宗商品食品价格上涨,亨氏已经成功地把自己隔绝在这种上涨之外,因为亨氏产品的原料,像番茄、土豆和豆类,这类食品上涨的价格不像腐乳品和包装食品的增长幅度这么大。另外我们提高了生产率,进一步提高效率,通过提高生产率和效率来化解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总而言之,我认为食品价格会比过去更高。　　文/图南方日报记者欧志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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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ICP备号-8中国发展的五大引擎
BWCHINESE 作者：BWCHINESE专栏作家 高连奎
BWCHINESE中文网专栏作家高连奎认为，中国在未来发展中存在五大引擎，分别是“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国际化、基础设施现代化”，这五大引擎将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源源不断的动力。自人类文明史以来，“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社会，要么是哲学家和诗人美妙的幻想，要么是政客漂亮的说辞，而真实的社会则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几家欢乐几家愁”，人与人之间因为出身、地域、阶层的不同，横亘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新中国建立以来，虽然史诗般的工业革命推动了目前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但由于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巨大差距，国人一直处于自卑。那么中国什么时候才能重塑辉煌呢，近期一本由清华大学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胡鞍钢教授领衔著写的新书《2030走向共富》低调问世，该书格局之大，为近年来所罕见，这是一本可以与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媲美的书籍。在书中胡鞍钢教授给出的回答是2030年。人类正在由“大趋异时代”进入“大趋同时代”谈中国，就不得不提世界，也只有全面地、深刻地认识世情，才能够更加准确地认识中国国情；才敏锐地、前瞻地识别世界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才能够更加主动地创造战略机遇期。那么当代的世情是怎么样的呢？在书中胡鞍钢教授用“大趋异时代”和“大趋同时代”两个概念进行了解释。并认为近二百年的世界现代经济增长历史几乎就是南北差距不断扩大的“大趋异时代”。当中国、印度等上亿人口发展中大国持续高增长，会大大地促使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从两个世纪的“大趋异时代”转向21世纪的“大趋同时代”。而这种“大趋同”的时代的到来，主要是南方国家自主发展的结果，是知识的全球化和当地政治、经济、教育的推动，南方之间教育、健康等社会指标的国际不平等减少，人均GDP或人均收入的国际不平等也会出现减少趋势。世界正处于第三次黄金增长期人类之所有会出现“大趋异时代”向“大趋同时代”的转变，在书中，胡鞍钢教授认为这是因为世界存在第三次黄金增长期，并指出从大趋势来看，进入19世纪以后，先后经历了两次经济黄金增长期（goldenageofeconomicgrowth）。所谓黄金增长期，就是连续的、稳定的全球经济增长周期，一般在十年以上。*第一次是在年间，以电气革命和铁路革命为特征，美国和西欧国家是这次黄金增长期的领导国;第二次是在年间。从1990年至2030年，全球经济正处于第三次黄金增长期。从1990年起，到2030年，全球经济有望保持3.0%~3.5%的年均增长速度。*新一轮发展黄金时期参与的国家和地区数目之多、人口规模之大、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程度之深，都是前两次黄金时期所无法比拟的*,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60亿~70亿人口都参与到这一过程之中，形成超长时期、超大规模高速成长时期。在本轮全球黄金增长周期中，全球经济版图将发生重大变化，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的经济实力将出现大逆转，不仅中国、印度在2030年回到1820年的水平，整个南方国家也将回到1820年的水平，是一个典型的“U”字形。这一趋势是世界的主流，是世界的基本趋势，尽管发生了国际金融危机。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国家汇入这一主流之中。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特别是中国，既是此次世界经济黄金发展时期的最大受益者，又是最大的推动者。从2000年到2030年的30年间，以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为代表的人口大国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到2030年，“金砖四国”中、印、俄、巴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将有可能达到60.1%,其中仅中国一家就可能达到并超过北方国家的总和。与之相反，美国、欧盟和日本三大经济体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将从%、18.1%和5.4%下降到2030年的15.1%、13.1%和3.2%,那时，全球规模最大的5个经济体将是中国、印度、美国、欧盟和巴西。*对于中国而言，全球黄金增长期就是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为中国提供了难得的国际发展环境，是中国充分利用国际和平环境和国际资源，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窗口。全球经济黄金增长期使得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进一步延长，中国在世界市场和世界舞台的发展空间进一步扩大。在这一大变化中，胡教授特别强调“劳动生产率改善”的重要性，据估计，在年间，全球经济增长中大约有一半来源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则主要得益于产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国际经济一体化。未来20年推动中国发展的五大引擎具体到中国的发展，胡鞍钢教授认为中国在未来发展中存在五大引擎，分别是“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国际化、基础设施现代化”，这五大引擎将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源源不断的动力。新型工业化在加速，将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产品生产国；新型城市化的加速，将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城市人口国家；信息化和知识化的加速，将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基础设施现代化加速，将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现代化基础设施投资国和领先国，国际化在加速，将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将来还会成为世界最大的进口国，世界最大的贸易服务国。这“五大引擎”相互作用、相互支撑、相互需求、相互促进，我们完全可以对未来中国长期经济增长抱有很强的自信心。另外重新塑造以城市化群为主导的新中国经济地理，也将成为中国持续增长的强大动力。未来中国将形成“两横三纵”的城市群格局指以欧亚大陆桥通道、沿长江通道为两条横轴，以沿海（从大连到湛江）、（北）京哈（尔滨）（北）京广（州）、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昆（明）通道为三条纵轴，以国家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的城市化地区为主要支撑，以轴线上其他城市化地区为重要组成的城市化战略格局。这可能是现代世界历史上人口规模最大、大城市规模最多、海陆空立体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到时候中国经济地理将会大变迁。在书中，胡鞍钢教授也对未来的中国进行了展望：到2030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形成界最大的现代产业体系，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城市群，以及建设世界最大、最现代的基础设施体系。2030年中国，也将成为世界成为最大的对外投资国。境外直接投资将达到约3万亿美元，中国的对外投资既是中国的海外利益，也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巨大商业机会和投资利益，未来可能会出现中国GNP超过GDP的情况，世界投资中国的时代还将继续下去，而中国投资世界的时代已经来临。中国发展经验除了经济上的有利条件外，胡鞍钢教授在书中总结了中国发展的政治经验，认为中国的发展不是盲目的而是自觉的，不是自发的而是有目的的，不是无序的而是有规划的。中国的发展是三种趋势的结合：一是自然发展趋势，二是宏观规划指导下的市场驱动，三是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引导。自然发展趋势是社会主体自发行为的结果，市场驱动是在国家规划指导下的企业自主投资、自主决策的过程。它受到政府的政策引导和激励，激发了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调动了全社会的力量，加速了国家预期目标的实现。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引导是政府通过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和有效运用公共力量，来影响指标的实际发展趋势，推动其加快发展（鼓励性指标），或者限制其发展趋势（约束性指标），它反映了政府规划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并对中国长期发展的预测充分考虑了这三种趋势的叠加。在国际规划中，规划引导值的确定一方面要充分体现政治意愿的强烈程度，另一方面也要以政府对公共资源（财力、物力、人力）的汲取能力、动员能力和配置能力为基础。上述三重趋势也反映了中国特有的发展优势与制度优势。从发展优势来看，中国具有后发优势、巨国规模效益优势，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具有较长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具有保持高速发展的惯性和趋势；从制度优势来看，中国既有充满活力与创新力的市场驱动。“共富”也是中国发展的重要目标胡教授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要解决共富问题。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出“天下大同”、“小康”社会的中国梦。设想的理想社会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直到近代，尽管中国已经被西方列强瓜分，急剧衰败，但中国人都没有泯灭伟大梦想，康有为再次重申并发展了古已有之的“大同理想”。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并不是人类的终极目标，而只是“升平世”，“升平世”之后还有一个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即实现了人类大同的“太平世”，可见共富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基因，。另外实现“共富”，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1979年之后，邓小平提出了“小康”的“中国梦”，也提出了从“先富”到“共富”的两步走方针。这里面构建“共富社会”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它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延伸，也是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经之路。社会主义在中国本身也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不成熟、极不发达阶段，80年代不发达阶段，至今才形成了比较适应、比较成熟、比较成功的阶段，但还不完善、还不均衡、还不平等，今后还要走向更为成熟、更加均衡、更加公平的阶段。只有不断增加社会主义因素，才能真正凝聚十几亿人民，有效动员社会各种力量，充分激发人民的创造力，共同分享发展成果，社会主义因素不仅使人们更快地富裕起来，而且使人民共同富裕起来。其实当代中国北京或上海或大连的现代部分，已经比富裕的美国要先进，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再过20多年，中国后来居上，理所当然，这个过程中，是以更小的沉没成本，更先进的技术，更高效的组织能力，全面超越美国。2030年的中国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现代经济强国。伟大的国家有伟大的梦想，伟大的时代有伟大的梦想，当代中国正经历空前广泛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社会变革；这种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变动、大调整已经汇合为时代主流。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不仅将创造世界经济的奇迹，也将创造人类福祉的奇迹，《2030中国》一书作为中国国情研究的一部”集大成之作“和”精心之作“，其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专业的研究都存在着非常多的可称道之处，对每一个想了解中国与世界发展趋势的读者都有帮助。责任编辑：NONO 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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