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上的文字都是什么民族的？_百度知道
人民币上的文字都是什么民族的？
人民币上的文字都是什么民族的？
这样，人民币正面左上“中国人民银行”6个大字和右下“壹佰圆”3个大字，我们已经认出了3种文字。第一行藏文。反面上中“ZHONGGUO RENMIN YINHANG”是“中国人民银行”的汉语拼音，是我们所熟悉的汉字，还有正面右中阿拉伯数字前的计数符号是拉丁字母，第三行是蒙古文，第四行是壮文，左中“YIBAI YUAN”是“壹佰圆”的汉语拼音，也就是汉语拼音所用的字母。正反面左下和右上的“100”以及反面下中“1990”是阿拉伯数字，这是我们辩认的难点。 在人民币反面右下角还有4行重要的字母，第二行是维吾尔文以1990年版的100元人民为例，不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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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看这张人民币的面值是多少
很多人认为100元
造价就是100
10元也是10元
这是因为国家与国家以保持平衡
其实一张人民币的造价不过几毛钱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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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的故事(连载一)
&&&&&&本期共收录文章10篇
　　人民币是我们每个人几乎每天都要接触、一生都不可离开的最为常见和熟悉的东西。但关于人民币问世60多年来的一些故事，这些故事所反映的历史背景、所体现的时代意义以及所昭示的人文精神，还有不少鲜为人知。 中国论文网 /1/view-3097545.htm　　一 　　关于人民币的诞生，有这样一个小故事：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华北财经会议在河南省武安县(1949年划归河北省，今为武安市）冶陶镇召开。为了统一思想，中央派遣董必武前往指导会议。 　　董必武带着夫人和孩子从陕北一路东行。当他们走到山西五台县东山区大槐庄时，所带的干粮吃完了。警卫员跑到一个小店买烧饼，但店家不收陕甘宁边币，甚至连公家开的商店也只认晋察冀边币，最后警卫员只能空手而归。孩子饿急了，董必武的夫人只好用一块新布料换了两个烧饼。 　　这件事使董必武深切体会到货币统一的必要性。 　　1947年夏，解放战争进入胜利反攻阶段，各解放区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华北、西北、华东解放区逐步连成一片，各解放区之间贸易联系、物资交流日益发展。但是各地货币不统一，货币比价不固定，成为经济发展和贸易往来的重大障碍，给野战军的机动作战带来很大困难。因此，迫切需要改变各解放区货币版别多、种类繁杂、比价不同、相互折算不便的状况，统一各解放区货币。 　　日，中共中央华北财经办事处成立，董必武任主任。董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向党中央建议，组建中央银行，统一发行货币。中央批准后，华北财经办事处便开始酝酿筹建中央银行，并开始考虑新货币的设计和印制问题。董必武致电中共中央：“已派南汉宸赴渤海找张(鼎丞)、邓(子恢)商议建立银行的具体办法。银行的名称，拟定为中国人民银行。是否可以，请考虑示遵。名称希望早定，印钞时要用。” 　　当时，毛泽东率中央机关正在陕北转战。接电后，他和周恩来、任弼时仔细推敲后，回电说：“目前建立统一的银行是否过早一点儿？进行准备工作是必要的，至于银行名称，可以用中国人民银行。”后来，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货币，就叫人民币。 　　1947年10月下旬，在河北平山县夹峪村一座农家小院的门前，挂出了“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的牌子。其成员的工作是搜集各解放区货币发行政策、发行指数、物价指数和设计人民币票样等。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次年7月，晋察冀边区银行与冀南银行合并组成华北银行，南汉宸任总经理。到1948年底，全国各解放区除中原、东北等解放区自成独立货币体系外，华北、西北、华东三大解放区货币统一工作基本完成。 　　此时，根据南汉宸的指示，华北银行第一印刷局进行了生产总动员，全厂上下迅速投入到第一套人民币的印制工作中。首批人民币刚刚印出，票样就立即送到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由董必武面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对崭新的人民币赞不绝口，兴奋地说：“人民有了自己的武装，有了自己的政权，现在又有了自己的银行和货币，这才真正是人民当家做主！” 　　在筹备发行第一套人民币时，由于缺乏专业人才，组建一个设计班子成了棘手的问题。筹备处多方搜寻，最终选定了晋察冀边区印刷局的王益久和沈乃庸两人，王益久负责设计票面正面图案，沈乃庸负责背面图案和花符设计。在设计上，第一套人民币统一了版式，扫除了原有其他货币的半殖民地色彩，票面上取消了英文，不再采用行长的签字，而采用印章，正面所印的年号用“中华民国三十七年”，背面使用公元纪年“1948”。在最初设计中票面上有毛泽东头像，送审时，毛泽东说：“人民币是属于国家的，是政府发行的，我现在是党的主席，不是政府主席，怎么能把我的头像印上呢？”于是，王益久和沈乃庸又遵照董必武“票面上要反映解放区生产建设图景”的指示，重新设计了全套票版图案，主要反映解放区状况，改为与经济建设和新社会人们所经历的生活有关的图案，如农耕、纺织、交通、运输、工厂和矿山等图景。 　　这已经是毛泽东第二次拒绝在货币上印他的像。第一次是在中央苏区，黄亚光设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货币时，就准备用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像。毛泽东在审看票样时说：“我的像不能用，我没有这个资格。”并建议考虑采用列宁的头像。这就是列宁像出现在中国红色货币上的原因。 　　第一套人民币上的“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和面额汉字，除1000元“耕地”狭版券外，全部由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兼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的董必武书写。董必武的一手好字在解放区有口皆碑，人民银行的成立和人民币的发行也都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因此，时任人民银行筹备处主任的南汉宸请董必武书写人民币上的汉字。董必武谦虚推辞，最后在南汉宸的再三请求下答应了。他知道这几个字的分量，特地沐浴更衣，怀着庄重和虔诚的心情，工工整整地在一张白纸上横竖写了“中国人民银行”，“中华民国”，“壹、贰、伍、拾、佰、仟、万、圆”，“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十、年”等那时通用的繁体字。南汉宸筛选后，董必武的“柳体”字就出现在了第一套人民币上。董老自幼对柳体情有独钟，他以楷书题写的“中国人民银行”6个字刚健俊洁、笔势精悍、骨力遒劲、结构严谨而开张，深受书法界好评。 　　日9时，在华北银行所在地——今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11号的三层小灰楼里，中国人民银行宣告成立，首任总经理南汉宸，副经理胡景云、关学文，即华北银行原班领导。同时开始发行统一的人民币。这是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后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第一批有50元“水车矿车”票券、20元“运肥火车”票券和10元“灌田矿井”票券3种面额，首先在华北、山东和西北三大解放区流通使用。当天下午，南汉宸在石家庄花园饭店设了一桌便宴，以示庆祝这一喜讯。第二天，《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发布了这一消息，称新币的发行象征着全国胜利为期不远了。 　　随后，发行了1元、5元和100元3种面额的人民币。自此，各种面额和版面的人民币逐步推广到全国各个解放区。 　　在第一套人民币发行的当天，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科科长的石雷在经过有关部门同意后，用5000元冀南钞换下了第一批人民币中的第一张50元钞，号码为“”，并珍藏至今。前些年，海外有人出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元高价求购，都被一一回绝。石雷认为，这张人民币虽然是他个人收藏的，但它属于中国人民银行，属于中国，绝不会让它流失海外。 　　当时流传着一段快板《大家爱护人民币》，是人民银行总经理南汉宸亲自组织工作人员编写的：“诸位同胞和姐妹，听我谈谈人民币。从前咱们解放区，花的票子种类齐。……三个银行合并了，统一发行新货币。十二月一日开始花，名称就叫人民币……”虽然人民币发行的消息通过报纸、广播、布告进行了宣传，但南汉宸认为，收音机当时是个稀罕物，普通民众识字的也不太多，口头传唱显然是一个最有效的宣传人民币的办法。于是银行的工作人员人人都会说这段快板，所有的分支行都要组织宣传队，走上街头，深入乡间，打快板宣传推广；没有快板，就敲锣，敲小鼓，一遍遍地唱给来来往往的老百姓听。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从石家庄迁到北平。全国解放后，各大区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分行。到1951年底，除西藏自治区和台湾省以及香港、澳门外，全国范围内货币已经统一，人民币成为我国唯一的合法货币。到1953年12月，人民币发行了12种面额、62种版别，是我国已经发行5套人民币中面额最多、版别最杂的一种。这和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条件分不开。中央最初只规定了人民币的印刷尺寸、面额，而各地可以自己制版和印刷，造成颜色上五彩纷呈，图案上花样迭出。计有1元券2种、5元券4种、10元券4种、20元券7种、50元券7种、100元券10种、200元券5种、500元券6种、1000元券6种、5000元券5种、1万元券4种、5万元券2种。从币面数额来看，第一套人民币还是币值最大的一种。
　　在图样题材上，第一套人民币选择了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业等当时经济建设和新社会人们生活的图案，体现了人民币的真实历史意义、地位及作用，生动展现出我国解放事业及建国初期人们的政治、生活、文化等社会百态，使人们领略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建设新中国、新社会的如火如荼的激情岁月。60多年过去了，如今从第一套人民币上的各种画面，还能强烈地感受到建国初期那种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但是，由于第一套人民币票版的设计制作主要由各解放区的印钞厂承担，所以设计思想还不够统一，印制水平也参差不齐。图案既有反映工农业生产劳动场面的，也反有映各地名胜古迹的，内容繁杂，主题思想不突出、不明确。钞票种类多，面额大小差别大，最小面额只有1元，最大面额则是5万元。联想到后来第二套人民币与第一套人民币是1∶10000兑换，这1元券的货币价值实在是太小了。所以到第一套人民币发行后期，1元券几乎退出流通领域。当时为了用最快的速度进行钞票的印制、分地区就近发行，以满足解放战争的需要，原材料供应和印制工艺不能统一，各解放区只得采取应急措施，老厂新厂一齐上，新旧设备一齐用，工艺上采用了石印、凸印、凹印、胶印、凸凹合印、凸胶合印、胶凹套印等7种技术，纸张、油墨等主要原料也都是就地取材。因此，钞票的质量差别较大，更谈不上防伪水印。 　　当时，每解放一座城市、一个地区，都要用人民币收兑“伪币”和其他货币，因此对人民币的需求量很大。于是，解放区的一些老印刷厂派出部分领导干部和技术骨干，携带小原版随军行动，解放哪里，就接管那里的印刷厂。由于条件有限，在离总行较远的地区，只能授权区行因地制宜，就地印刷发行。因此，第一套人民币的纸张有解放区造的桑皮纸，有佳木斯造纸厂生产的波纹水印纸，有从市场上采购的挪威道林纸，还有从敌人仓库里接收的美钞纸。油墨更是有什么用什么，并不十分讲究，以至于同一票券出现了多种颜色差异，同一面额往往有几种规格、颜色和图案各异的钞票。有的相当精美，比如东北地区的印钞厂就使用过从苏联进口的水纹纸；而有的纸张和印刷质量不好，钞票比较粗糙，使用中出现了票面破损严重的现象。 　　第一套人民币62个票券中，有一张纸质最差、印刷最粗糙，而且票面上的行名、冠号、图章、面额位置等都与其他票券不同。这张1949年7月发行的票券，因右侧的水牛图案较大且突出，因而被称做“水牛图”5元券。这是由于其“先天不足”的原因造成的：它是第一套人民币中唯一一张由陕甘宁边区银行所属的光华印刷厂印制的，也是5套人民币中唯一印有“光华印刷厂印制”手写体字样的币种。该厂条件简陋。草板纸买不到，就用羊皮革代替；刷药纸用的宣纸买不到，就用毛边纸代替；甘油买不到，就用冰糖和蜂蜜代替；钞票纸缺乏，只好自制麻纸，但麻纸不平不光，还不吃水。“出身贫寒”的“水牛图”5元券因纸质太差，存世极少，如今却成了收藏界的珍品。 　　新中国成立初期，战争遗留的恶性通货膨胀仍然存在，导致第一套人民币的面额都比较大，使用时很不方便。在这套人民币中，1953年12月发行的正面主景为新华门的5万元券，是我国发行面额最大的人民币，但流通时间不足一年半，于日停止流通，可谓是62个版别中流通时间最短的人民币。 　　在第一套人民币62个版别中，1万元的“牧马图”和“骆驼队”，5000元的“牧羊图”和“蒙古包”、1000元的“牧马图”等12种被收藏界称为“十二珍品”，因其流通数量非常少，收藏价值高得令人咋舌。2009年秋拍，一张面值1万元的“牧马图”从80万元起拍，经各路买家十几轮的激烈争夺，以230万元成交，成为“中国纸币之王”；而全套62枚，拍卖竟然高达400多万元。 　　这就不是故事了。 　　二 　　鉴于第一套人民币存在着纸张质量较差、票面破损严重、面额过大等问题，给商品流通和计算带来很大不便，中国人民银行于日起发行新版人民币，即“第二套人民币”。其主景图案内容体现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风貌，表现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战斗历程和各族人民大团结的主题思想。 　　第二套人民币共10种，1分、2分、5分、1角、2角、5角、1元、2元、3元和5元，日又发行10元1种。同时又发行1分、2分、5分3种硬币，与纸分币等值流通。后来，对1元纸币和5元纸币的图案、花纹又分别进行了调整和更换颜色，于日和日分别发行了黑色1元券和棕色5元券，使第二套人民币的版别由开始公布的11种增加到16种。 　　发行第二套人民币并进行货币改革的设想，在建国初期就提到了有关领导人的议事日程。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发行新的人民币和收回现行人民币的命令》，定于3月1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收回的折合率为1∶10000，即第二套人民币1元等于第一套人民币1万元。 　　第二套人民币的设计者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著名画家罗工柳、周令钊、王式廓等。罗工柳鉴于领袖肖像的独特性与防伪性，并参照英镑上的女王像、美元上的总统像和卢布上的列宁像，在有些票券上设计有毛泽东肖像。票券呈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审核后，再次遭到毛泽东本人的否定。他说，一个人盖棺论定之前，进入钞票是不合适的。还说：“我现在虽然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但中央早在七届二中全会就作出过决定，禁止为党的领导人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人名字作地名、街名和建筑物名称以及其他一切相关活动，以制止传统的歌功颂德现象。你们要遵守决议，不得在人民币上印刷我的像。”于是，在周总理的指示下，第二套人民币上几处毛主席像都被去掉了。这虽然是毛主席自己的意思，但“文化大革命”中，几位设计者还是因此受到了迫害。 　　第二套人民币的设计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极大的重视和关怀，尤其是周总理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该套人民币的初步设计方案，于1950年1月上报中共中央，同年5月，中央原则批准。陈云批示：“此事应该准备，但仅仅是准备，不能草率。必须讲究纸质之统一，图案之适当，颜色之配备，秘密符号之拟制……此外，票面尺寸、票额大小，均须慎重研究才能决定。”1951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再次上报了人民币的设计、印刷方案。周恩来亲自审核了该方案及每一个票版的画稿，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即人民币上不要印毛主席的像、“中国人民银行”行名排列应将从右向左改为从左向右的顺序，并提出了许多重要修改意见，如1分券的主景设计中，原面的汽车是我国装配的美式汽车图样，建议“还是改一下为好，免得外人误会”；2角券上毛泽东号机车头上有毛主席像，建议改为五角星；1元券原设计稿主景为天安门，有红旗、彩灯及毛主席像，批示将红旗、彩灯和墙上挂像去掉；2元券原设计稿为金黄色，与其他主币色调很不协调，且1元券与2元券之间的色样，“在广大劳动群众的习惯上易于混淆”，建议改为蓝色；5元券的主景“民族大团结”，原设计稿为群像中有人高举毛主席的画像，周恩来指出：“民族大团结的主景可用，但根据毛主席的意见不要把他的像画上”，后换为两幅语录牌，周恩来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及“中国各民族大团结万岁”；对10元券，周恩来指出原设计的工农兵主景中的“农妇”，“年纪太苍老，要画得健康一些”，“战士的形象不够英勇，手中拿的还是美式卡宾枪，不恰当”，要求重新修改完善。
　　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明确指示，为很好地成这套人民币的设计与印刷任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套人民币发行后，人民群众热烈称赞新币好看、好认、好算、好使。主要因为：一是这套人民币设计主题思想明确，分票以工业、交通为主题，角票反映农业机械化，搞好生产、建设工业的场面，体现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风貌；1元、2元、3元券分别采用北京天安门、延安宝塔山、井冈山龙源口图景，表现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战斗历程；5元券和10元券则表现了各族人民大团结和工农联盟的主题思想。二是钞票式样打破了原有的固定的四边框形式，采用左右花纹对称的新规格，票面尺幅按面额大小分档次递增，整个图案、花边、花纹线条鲜明、精密、美观、活泼。三是除分币外，其他面额人民币全采用胶凹印刷，10元券还采用了当时先进的接线技术。 　　由于第二套人民币设计完整、精致，防伪效果突出，到1955年6月份，市场上的新币已经全部取代旧币流通，并且做到了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保证了银行信贷和金融业的正常运行。实践证明，第二套人民币成为我国第一套完整、精致的货币，对健全我国货币制度，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币发行仅4个月后，群众反映红色1元券有严重的变色褪色现象。后经技术鉴定，确认原因是油墨的性能差，影响了颜料在纸张上的附着力。而红色钞票的可变性最大，黑色则较稳定。所以中国人民银行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决定改版1元券。对于改版后的颜色，有人认为中国人有尚红的习惯，红色群众容易接受，有人认为黑色利于钞票防伪，最后设计人员将红黑两种方案一同呈报中央。陈云批示：“我认为黑色好，主要理由是油墨耐磨。”周总理批示：“同意采用黑色。”这样，1956年版蓝黑色1元券就确定了下来，它与红色1元券除颜色和年号不同外，还接受了李先念的提议，取消了天安门上的8个宫灯，增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两条标语。 　　第二套人民币曾短暂地使用过3元券，这是人民币发行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因为在1至10这10个自然数中，3一般不作为币值使用。而发行3元券缘于一段敌我斗争的故事：新中国成立之初，美蒋不断利用空降和经由港澳向中国内地散播假票，破坏我国经济，制造的假票与真票非常近似，人民难以区别真伪，单靠银行不可能阻止假票的流行。周总理在给驻苏大使张闻天的电报中说：“为减少假票的影响与损失，决定在新币发行时，暂不发行5元以上大票，但只发行1元券又嫌太小，故决定增发3元券，以资调剂。” 　　第二套人民币自日起发行，至1964年4月，流通时间10年左右。目前在收藏界全套估价为40万元。 　　第二套人民币印刷过程中，由于当时国内印钞生产能力不足，又缺少高档专用印钞纸，因此，面额3元、5元、10元的人民币由国内设计绘样，委托前苏联代印，称为苏印“三种票”，收藏界行话称“苏三券”。“苏三券”见证过一场金融战争：上个世纪60年代，由于中苏交恶，苏方利用手中的印版继续印刷，并通过新疆和东北边境投放到我国境内，扰乱我国金融秩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银行于日发布了《关于收回三种人民币票券的通告》，决定开始限期收回苏联代印的1953年版的3元、5元和10元纸币，5月15日停止收兑和流通使用。正是因为这个历史事件，“苏三券”也成为第二套人民币中最昂贵的币种，其中最为珍贵的是加长版黑色10元券（又称“大黑拾”）和空前绝后的3元券。“大黑拾”是新中国首次发行的10元面额人民币，也是新中国纸币中第一张实际使用价值最高的票券，按照当时的购买力，10元钱相当于三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费，所以“大黑拾”发行量很少，目前存世的更少，市场上全新未流通品更是少之又少,在收藏界被誉为第二套纸币中珍品之首，全新品可高达15万元,较旧票也在大几万元。而3元券则因为是中国钞币史上唯一一枚3元面值的币种而显得尤为珍贵，全新品单张市场价约为五六万元。 　　关于第二套人民币，还有一事应当提及：当时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我国的印钞造币工业只能求助于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印钞纸全部从苏联进口，纸面的防伪水印图案也是从苏联做好后运回，油墨颜料则从香港购进。1959年，苏联突然撕毁合约，在这方面对我国施加压力。我国造币工人不为所困，自力更生，最后在保定造纸厂试制成功了第一批满版水印印钞纸，终于印制出精美的人民币。 　　三 　　第三套人民币是中国人民银行于日开始发行，与第二套人民币比价相等，并在市场上与之混合流通；与第二套人民币相比，取消了3元纸币，增加了1角、2角、5角和1元4种金属币。这套人民币从日发行枣红色1角纸币起，到日停止流通，前后历时38年2个月又10天。 　　第三套人民币（纸币）共有1角、2角、5角、1元、2元、5元、10元7种面额、9种版别，其中1角券有3种版别，其他6种面额的版别各有1种。票面设计图案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轻重并举的方针。在印制工艺上，继承和发扬了第二套人民币的技术传统、风格。制版过程中，精雕细刻，机器和传统的手工相结合，使图案、花纹线条精细；油墨配色合理，色彩新颖、明快；票面纸幅较小，图案美观大方。 　　对这套人民币纸币的设计、印刷，党中央和国务院很重视，周恩来总理作了许多具体指示。他指出原设计稿的画面面积太大，不太像票子；色彩太鲜艳，不够协调，人像一般化，个性不突出；有些票子的背面图是应该互相掉换，如原5元券的背面图景是“石油矿井”，原2元券的背面图景是“露天煤矿”，两者互相掉换，以“露天煤矿”用作5元券的背面图景与其正面炼钢图景配套，以“石油矿井”用作2元券的背图景与其正面机械工业图景配套，这样更为合理；原设计稿中1角券图景为“干部参加劳动”（即“红一角”），考虑到1角的票子学生们可能用得多些，要求改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图景；连1元券稿样中有一处汉语拼音错误，也被周恩来指明改正。稿样设计时，邀请了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著名教授进行座谈，听取意见。因此，这套人民币的质量有了较大提高。 　　日，国务院又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发行1角、2角、5角、1元4种金属人民币；当时主要是对国外旅游者销售，以增加外汇收入，国内只是象征性地发行。 　　在设计上，第三套人民币主题思想鲜明，内容相互呼应，极富民族特色；打破了传统的封闭式的设计思想，全部取消了边框，成为开放式构图，在较小的票面上显得画面开阔、深远。1角券正面“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图景，象征文化教育新改革；2角券正面为武汉长江大桥图，象征社会主义建设新成就；5角券正面为纺织车间图，象征发展轻工业。3种面额角券背面分别采用菊花、牡丹花、梅花、棉花等组成的图案，象征社会主义文化、科学、艺术百花齐放，欣欣向荣。1元券正面为女拖拉机手图，象征农业为基础，背面的羊群象征发展畜牧业；2元券正面为车床工人图，象征工业为主导；5元券正面为炼钢工人图，象征工业以钢为纲；2元、5元券背面的石油矿井和露天煤矿象征发展能源工业；10元券俗称“大团结”，正面为“人民代表步出大会堂”图，象征人民参政议政，当家做主人，背面以红色牡丹花和彩带衬托天安门，象征伟大祖国的富强和团结。 　　第三套人民币从1955年就开始组织调查，制定方案。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第一次向国务院上报关于更换新版人民币的请示，2月14日，又将新版人民币设计画稿的主题思想上报中央政治局各位领导审阅，周总理作了十分详细认真的批示，提出了很多意见。遵照周总理的批示，在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专家罗工柳、王式廓、周令钊、侯一民、陈若菊、邓澎等主持下，组成由印制系统专业技术人员张作栋、石大振、贾鸿勋、刘延年、沈乃镕等参加的设计绘制小组。经过美术专家和印制专业技术人员的密切合作，反复修改，设计出了新方案。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再次上报设计修改稿。这期间，除10元券和5角券外，其他面额的票券设计方案均被批准并已陆续投入生产。10元券因正背面图案及水印内容没有确定，其方案经反复修改，直至日才被中央批准，故年号也改成了“1965”；5角券因1959年周总理审批设计稿时提出“角券中是否用一个轻工业”的意见，也一直没有定稿，至日才上报设计稿样，7月26日国务院批准，因此，票面年份也改成了“1972”。
　　第三套人民币的5元券被世界钞票界公认为是一幅杰出的作品，在国际钞票界的一次评比中被评为“世界纸币精品”。这张钞票的设计非常巧妙，稳中有动：炼钢工人倾斜的姿势充满了力量之美，其手持的钢钎末端正好被票面面额覆盖，花团锦簇的“伍圆”二字好像熊熊的高炉，使炼钢工人的钢钎有所指，与其倾斜的姿态也有照应。 　　5元券的设计者侯一民教授为了最大限度地再现真实，亲自下鞍钢、首钢体验生活，炼钢工人的工作服就是照着首钢发给他的炼钢服画的。他创作这幅画时，想起了炼钢工人脖子上的毛巾，巨大的鼓风机把工人们搭在肩上的毛巾吹起来，遂成这富有动感的神来之笔。 　　5元券背面的露天煤矿是侯一民参照抚顺和阜新的煤矿画的；为画好1元券正面的拖拉机，他在天津一个国营农场照着实物画了整整两天。但侯教授没有发现，这拖拉机是捷克造的，露天煤矿上的大铲车是苏联货。“文化大革命”时，教授为此大吃苦头，这委实是他那极富创作灵感的大脑所想象不到的。 　　第三套人民币在第二套人民币蒙、维、藏文的基础上，接受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建议，增设了壮文，并重新按蒙、藏、维、壮顺序排列。4种少数民族文字印制位置也根据票面图案布局进行了重新调整。 　　第二套人民币由于印刷技术所限，基本上是单色的，这样的票面既不够美观，也不利于防伪。第三套人民币的票面除了有一个基本色调外，还采用了多色印刷技术，这就使得画面色调活泼、丰富，又提高了防伪性能。 　　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上报“缩小新版人民币票幅”的报告，主要原因是我国连续两年农业遭受自然灾害，为最大限度地节约原棉等纤维原料和胡麻油消耗，10月29日获国务院批准。因此，第三套人民币各种面额票券均比第二套人民币同面额票券的票幅有一定比例的缩小，既便利了流通使用，又节约了印制费用。 　　50年代，国际印钞业已较多地使用了一些机雕、接线等新技术，在第三套人民币的设计中，由于美术专家和专业设计人员集体创作，充分发挥了各自的长处，除主景工艺完全采用手雕外，面值文字的衬底花纹或花符图案多采用机雕技术。例如10元券面值衬底，则是利用机雕网状线与手工装饰相结合，形成向日葵花盘的效果。在其他票券面值衬底图案设计中，还使用了接线技术，大大提高了钞票的防假性能。 　　第三套人民币以其主题思想鲜明、设计风格新颖、券别结构合理、主辅币品种齐全、印刷工艺先进并有较强的防伪性能等特点，在我国货币发行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从收藏角度分析，这是最有前景和潜力的一套人民币。 　　收藏人民币就是珍藏一段历史。第三套人民币不但是现有的5套人民币中发行、流通时间最长的一套人民币，也是我国首次完全独立设计、印制的一套纸币，记载了一段特殊、宝贵的历史。 　　第三套纸币中的“币王”，是枣红色1角券（“红一角”）和墨绿色1角券（“背绿一角”），主要原因是流通使用时间不长、存世稀少。其中既有经济、技术原因，也有政治原因。“红一角”的技术含量相当高，为我国第一次干纸印刷双面凹，油墨颜料也是自行研制的永不褪色的色粉，成本太高，为减少成本改成背面绿、单面凹。改后又发现其背面颜色和2角券背面颜色近似，不易辨认，为了避免混淆，最终定为大家熟知的背面为酱紫、橘黄的1角券。“红一角”是在极“左”盛行的年代发行的，“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的人们发现，图中的人群竟然全部自左向右行进！由于此币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流通不久即遭到严苛的回收销毁，存世量骤减。“红一角”的“路线错误”却使其在今天成为收藏界的宠儿，成为各路藏家奋力寻求的稀世珍品，目前市场报价可达1万元以上。“背绿一角”则更甚，其着色较差，纸质单薄，背面图案色泽极易与1962年2角券背面颜色混淆，发行仅14个月就决定将其收回，于是成为第三套人民币中发行量最少、发行时间最短、存世量最少的纸币。由于印钞纸的不同，“背绿一角”又分为五角星水印和无水印两种版别，前者发行量最为有限，成为了珍稀中的珍稀，有消息称市场报价竟达5.5万元，人称“一角钱可买一辆小汽车”。 　　第三套人民币诞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经济困难时期，原计划从国外引进高级印钞机，结果因国际关系紧张而“泡了汤”。中国年轻技术员李根绪当时在向北京的苏联专家康诺诺夫讨教，结果这位“老大哥”连连摇头说：“这是仅次于原子弹的绝密技术，不能外传。”对此，有着强烈自尊心的中国制钞专家，在周总理带领下，打破垄断，自行研发最新工艺，终于使我国造币技术一步跨越了20年，跻身于当时国际一流水平，结束了依靠外国人印钞票的历史。 　　第三套人民币流通的38年，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极富变化、波澜壮阔的重要时期。这套人民币，伴随亿万中国人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经历了令人难忘的票证年代，经历了改革开放，经历了走向新时代的历程。这套人民币，聚集着人们对那个时代特有的情怀，铭刻着或悲伤或美好的回忆，凝聚着国民淳朴的社会风气和艰苦奋斗、努力开拓、建设美好家园的精神风貌，承载着几代人的酸甜苦辣的追忆。正因为承载的历史故事太多太多，收藏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无疑是传承民族精神和历史文化的一块瑰宝。（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 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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