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巴巴高管解读财报有叫程凯的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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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薪酬参照公务员标准,并配以中长期激励 国企高管薪酬“内外有别”
  本报记者 陈岩鹏 北京报道
备受关注的国企高管薪酬改革方案最晚将于今年底前正式公布。
“改革的具体细则由人社部牵头,国资委、财政部协同研究制定,现在已经基本成形,会赶在12月份出台,为确定明年国企高管薪酬提供依据。”接近相关部委的一位消息人士日前向《华夏时报》记者透露称。
据该人士介绍,薪酬改革具体实施方案提出,对组织部门任命的国企高管的薪酬将包括基本薪酬和中长期激励两个部分,基本薪酬将参照公务员工资标准进行制定,并通过高管与普通员工的相差的倍数进行限高。另外,非组织任命的职业经理人将根据市场化的办法确定其薪酬。
  必须双轨并行
一位央企相关人士告诉记者,薪酬改革已经开始着手准备,主管部门正为其监管下的企业划定级别,并确定各个职位高管的行政级别。
“将来会进一步规范组织任命的国企高管薪酬,其基本薪酬会参照相同行政级别的公务员工资标准制定,同时取消或减少职务津贴和绩效奖金,但会加大中长期激励的考核。”上述消息人士称。
8月29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示,要坚持分类分级管理,建立与中央企业负责人选任方式相匹配、与企业功能性质相适应的差异化薪酬分配办法,严格规范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分配。
湖南省社科院经济所所长肖毅敏11月4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如果参照公务员标准,在基本薪酬上,国企高管与普通员工的差距就没那么大了,而中长期激励一般都以股权、期权体现,所以不会反映在账面上,也就不会被人拿来比较,这样做不仅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也体现了公平原则。
而过去,国企高管动辄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的年薪,引来社会不满。根据银行上市公司2013年公开信息披露数据显示,董事长姜建清年薪199.56万元。
“以后国企领导拿高薪是不大可能的了。”另一家国企人士说,“但是,这会不会抑制企业领导的积极性?一些国企高管会不会因此不作为?制定实施细则都要考虑这些问题。”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就不赞成完全取消绩效奖金,他认为,此次薪酬改革以公平为主要目标,但也要考虑效率,毕竟国企也是企业,是企业就要考虑利益最大化。
记者从国资委获悉,央企“四项改革”其中就包括董事会选聘高管,而此次薪酬改革也提出加大职业经理人的建设。
上述消息人士称,除了组织任命的方式外,市场化选聘的国企高管将采取更灵活、更为市场化的薪酬制度。李锦认为,下一步会健全职业经理人制度,国家任命到董事长,而总经理按照职业经理人的方式选聘,形成职业经理人队伍。
“目前国企高管薪酬的双轨制与现行的经济体制相匹配,何况薪酬改革也无法回避双轨制,它兼顾了公平和效率的体制特征。”肖毅敏称。
  不是单纯限薪
近日有报道称,此次改革,中央企业、国有金融企业主要负责人的薪酬将削减到现有薪酬的30%左右,削减后不能超过年薪60万元。甚至有消息曝出某银行行长、分行长、部门经理等的所谓“5321的减薪计划”:即高管减半、部门负责人减30%、处长减20%、员工降薪一成。
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深化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要适应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进程。
“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国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并不是所谓的‘降薪令’,而是薪酬制度的‘改革’,其价值取向就是‘合理’。”国资委研究中心的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称。
人社部曾提出,国有企业负责人的收入高于底层职工数不得超过12倍。但有数据表明,一些国有企业负责人的收入高于底层职工数十倍甚至百倍,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这与改革不彻底有关。
其实,包括人社部在内的限薪政策制定部门曾经对地方国有企业和央企子公司负责人进行过调查,其结果是“极个别高管存在千万薪酬的情况”。
问题的根源在于,企业负责人实行的是“薪酬”制度,而职工依然是“工资”制度;企业负责人的薪酬靠近市场取向,而职工工资则依然受“两低原则”或“同步原则”的控制。
李锦认为,应该对国企高管实施最高薪酬的限制,应该按照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差距的倍数进行限制。
事实上,早在1993年便开始在部分国营企业进行经营者年薪制改革,对经营者年薪结构进行了初步划分,规定了年薪总额的上限。后来,国企高管薪酬改革征求意见也提出限高的设想,但一直未正式出台。
“不能一刀切地用具体数字限制高管薪酬,而是要参照国内外同行业、同类别的企业。”肖毅敏说。
尽管2013年2月国务院批转《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修正了国家对工资总量实行宏观调控的“两低原则”为“同步原则”,即“工资总额增长速度与经济效益增长速度同步,平均工资增长速度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同步”,但是,这个原则至今没有得到落实。
上述国资委研究中心专家调查发现,国有企业负责人的“薪酬”又都是出自企业“工资总额”,这样,职工的工资额度就会被挤占。他建议,企业负责人的“薪”可以纳入职工工资总额,而“酬”的部分理应出自资本回报的利润。由此,出资人自然会约束其对企业负责人收入的核定。
“而解决这个问题就不是限高和降高的问题,而是必‘提低’,只有统一‘薪酬’和‘工资’取向,才能实现收入差距合理化。”上述国资委研究中心专家称。
  基建的傲慢与偏见
  ■程凯
在经历了一次时间不长的回调之后,市场似乎又找到了兴奋点,而且市场又一次走到了政策的前面。这只说明了一个道理,为什么要对中国经济保住大概7%的底线有信心,因为政策的空间的确太大太有想象力。
11月3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时表示,必须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要推动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向中高端水平迈进。由于这个会议邀请了一些市场机构的经济学家出席,所以大家对各种刺激政策出台的预期又一次高涨。
实际上,今年以来发挥刺激效果的措施说起来就三样,货币政策定向宽松、加大铁路等基建的投资力度和放宽首套住房贷款标准提振房地产。要达到总理的要求,中高速发展、中高端水平,还需要更给力的东西,比如,将货币政策定向宽松进行到底,再比如,将基建的投资需求加大,大到超越国界,用海外的基础投资需求拉动国内的生产,消化过剩的国内产能。简单说就是,从出口衬衫到出口高铁,中国出口向高端制造业升级。
现在这个思路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据彭博报道,一只规模预计将达163亿美元的基金将被建立,主要为“新丝绸之路”中的基础设施建设筹措资金,基金将用于新建和扩建中国部分省份的铁路、公路以及管道,使之与在境外修建的铁路、公路和管道连接,以此推动陆路和水路的贸易往来。
更进一步的解读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是中国资本输出计划的战略载体。“一方面是中国有过剩产能和过剩外汇资产;另一方面是新兴市场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欠缺,中国利用积累的外汇储备作为拉动全球增长的资本金,同时通过资本输出带动消化过剩产能,成为了一个一石二鸟的战略。”
这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提法,11月4日,资本市场上“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相关板块表现强势,工程建设、水利、装备、煤炭和钢铁等相关板块都有超过2%的平均涨幅。有意思的是,尽管国内的市场派人士一直对本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颇有微词,但是现在看到的对“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批评倒是不多,毕竟,这个计划使用的是境外的需求,消化的是国内的产能。
不过,在一片分析和讨论声中,似乎没人记起第一个提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人是谁?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人是林毅夫。
林毅夫作为世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在世行承担起“全球责任”的时候形成了这个概念,在其回国之后也一直在提这样一个双赢的方案。早在2012年林毅夫就提出,鉴于这一轮经济危机在发达国家同时发生,应该有全球的反周期的“超越凯恩斯主义”的措施,“今天的世界需要新的马歇尔计划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促进全球范围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在新马歇尔计划中,中国可扮演双重角色:一方面国内还需要大量基础设施投资;另一方面可以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
应该说,林毅夫提出这样一个计划,并不是特指一个现在大家在讨论的“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而是指出“走出危机的惟一道路应该是在20国集团支撑之下的全球复苏计划,除了给IMF提供必要的防火墙资金之外,也应该给世行、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等各个国家地区的开发银行增资,使其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以此作为杠杆撬动主权债务基金、养老基金等”。
把林毅夫的“新马歇尔计划”和现在的“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拿来对比是有原因的,中国不是当年的美国,现在的发展中国家也不是当年战后的欧洲,林毅夫说的计划是要集合全世界有能力国家的力量,而中国在其中只是刚好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我觉得,这样理解一个“新马歇尔计划”才是合适的态度,过度夸大不好。
不过话说回来,无论是当年的马歇尔计划,还是现在的“新马歇尔计划”,还有中国国内一直在坚持的基础建设投资拉动GDP增长,这其实都隐含了一个政府主导拉动市场的含义在其中。而国内很多的市场派,一直都对政府主导嗤之以鼻,认为干预市场的都是不好的,这其实是一种傲慢与偏见。
最近林毅夫刚好在和一些经济学家探讨他当年提出的“中国奇迹”问题,在其最新的一篇回应文章中,有一些提法很到位:“我们津津乐道美国两大公司苹果和谷歌,苹果的能力是什么?它能掌握市场的脉动,把现有的基础科研的知识所创造出来的新技术,组合成新产品。但那些基础的、前沿的知识和上游的技术,都不是苹果公司发明的,而都是政府支持出来的。谷歌也是这样,它所用的基础运算的技术,也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而研发出来的。”
“市场的重要性怎么讲都不为过,但是,强调了市场就忽视了政府的作用则是不对的。”
有意思的是,最近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也写了篇文章,来分析“为什么美国不搞基础设施建设”,他的答案是,美国“两党政治中的意识形态斗争是拖累美国基建的主要原因”,“从地方公路到排水系统,大多数基建项目是私人部门现在不做,未来也不会做的。但在对私人部门的赞歌和对政府部门的骂声当中,一切也都不重要了。”
看起来,对基础投资的偏见,美国和中国是一样的,其实话应该这么说,我们就是跟美国学的。
  (作者为本报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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