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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亿文档免费下主动适应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国创造|人口抚养比_凤凰资讯
主动适应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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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　王一鸣
　　要主动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首先要弄清楚形成这一历史阶段的主要动因。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郭克莎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基本特征是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
认清动因是主动适应新常态的前提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王一鸣 要主动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首先要弄清楚形成这一历史阶段的主要动因。这需要从世界经济发展周期和我国经济发展条件的变化中来把握。 从国际形势看，我国经济发展向新常态转换，与世界经济发展周期变化密不可分。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7年，世界经济经历了一个被人们称为&大稳定&的时期，世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低通胀率与低失业率并存，经济周期波动特征明显弱化。但经济繁荣也不断积累着矛盾和问题，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发生了严重衰退，对我国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国际金融危机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动能，年我国外贸出口年均增长21.6%。但危机发生后，全球总需求不振，国际分工体系调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加之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发生转化，外部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今后一个时期，世界经济仍将处于修复阶段，低增长状态常态化，将对我国外贸和投资产生影响。尽管如此，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特别是随着综合国力提升和对外经济规模扩大，我国与世界经济互动关系正在深化，高水平引进来与大规模走出去同步发生，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只要我们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就能继续发挥出口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 从根本上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内部发展条件变化的结果。近年来，在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相互作用下，我国经济增长发生了阶段性变化。2007年以来，季度同比增速从2007年2季度的14.2%回落到2014年3季度的7.3%，呈现持续放缓态势。我国经济已经由过去两位数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从表象上看，经济发展新常态是经济增长减速和换挡，但本质上是经济结构重构和增长动力重塑的过程。 一是需求条件发生深刻变化。传统产业供大于求，产能严重过剩，投资扩张空间缩小，投资增长明显放缓；吃穿用消费需求基本满足，商品需求呈现多层次特征，服务消费逐步兴起，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与此同时，新兴产业处于孕育期，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 二是供给条件发生深刻变化。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减少，人口抚养比逐步提高，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储蓄率和投资率逐步下降，劳动和资本投入增长放慢，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已经由生产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转向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要求我们将创新和人力资本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三是市场条件发生深刻变化。过去供给不足长期困扰我们，经济增长主要靠数量扩张，市场竞争主要是价格竞争。现在总体供大于求，经济增长转向数量扩张和质量提升并存，市场竞争转向质量技术品牌服务竞争，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要求我们放宽市场准入，激发市场活力，强化市场竞争，倒逼企业创新，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 四是体制条件发生深刻变化。随着市场化程度提高，市场主体加快发育，市场机制作用不断增强，资源配置方式深刻变化，要求我们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多运用间接调控手段，只要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就要稳定宏观政策，稳定市场主体预期和信心，鼓励市场主体在试错中探索方向，在竞争中创新发展。 此外，新常态形成也与资源环境约束强化和经济增速放缓后深层次矛盾凸显有关。过去资源环境回旋余地较大，但经济规模扩大后能源资源消耗增加，资源环境硬约束逐步强化，要求我们必须推动经济发展向绿色低碳循环转换。经济增速放缓后，产能过剩、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和金融领域的潜在风险&水落石出&，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要求我们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新常态孕育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机遇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 进入新常态，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凸显，但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面临着转型发展的重大机遇。 改革发展共识已经形成。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深刻暴露了世界经济存在的重大结构性问题，也宣告了我国以高投资为主要特征的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近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重，一些企业经营效益恶化，经济运行潜在风险加大，都不同程度反映了以往中国经济增长所依赖的&全球化红利&、&工业化红利&、&人口红利&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新常态下，依靠全面深化改革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既是重塑中国经济动力的关键所在，也是从上到下最广泛的发展共识。这就为我们主动适应并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提供了认识基础。 大国经济效应正在凸显。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速虽在放缓，但经济运行更加稳健。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需求已经成为世界需求最为重要的因素，大国经济效应全面显现。一是规模效应正在显现，尽管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但由于生产效率持续提升，中国在世界市场的份额保持稳定。二是消费结构正在升级，近年来中国消费规模以年均13%的速度增长，需求扩张使中国采购成为世界经济稳定的核心因素。三是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中国的&世界工厂&与中国的&世界市场&正在对接，使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和抵抗世界经济波动的能力大幅增强。 中国经济升级版正在孕育之中。进入新常态，在市场、技术、人力等多因素约束下，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雏形开始显现。从产业看，随着收入增加，我国消费结构出现显著变化，正在由过去以吃穿住行为主向以高端制成品和服务消费为主转变。与此相适应，产业结构重心开始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过去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降低，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迅速增长。从区域看，中西部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不仅为东部产业升级提供了腾挪空间，也为加快自身发展提供了契机。中国经济发展仍具有巨大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 人口和技术新红利蓄势待发。近年来，我国老龄化趋势明显加快，意味着传统的人口红利开始消退，一些地方&招工难&、&用工贵&现象频现。与此同时，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凸显。这一方面给社会造成了压力，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储备丰富，正在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此外，从衡量一个国家技术创新的各项指标看，2013年中国科研经费投入进入高速增长阶段，专利申请达到82万多件，居世界第一；技术市场活跃程度大幅度提升；高技术产品出口大幅增加，总额达到6603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比重接近30%。这充分说明，&中国制造&正在加速向&中国创造&转变，以人才和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新红利正在形成。 世界发展格局正在加速重构。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全面提升，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格局新变化给中国对外开放和全球布局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一是&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2014年对外投资突破1000亿美元；二是加快建设区域性自由贸易区，中国扩大开放产生的板块效应进一步强化；三是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空间战略与开放战略全面对接，新的国际合作格局正在形成；四是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银行、丝路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启动，正在打破欧美一统的国际金融格局，中国资源配置的空间大大拓展。 准确把握速度、结构与动力转换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郭克莎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基本特征是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深入认识这三者的内涵及相互关系，是我们全面理解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基础，也是我们主动适应新常态的基本要求。一般来说，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相互影响。经济增速的变化是主要动因，能够直接影响到结构、动力的改变，如果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结构优化升级、新的动力机制重塑都要受到制约。但同时，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也会反作用于经济增速，决定着经济能否保持中高速增长，并向中高端发展。 从速度看，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是进入新常态的起点和动因。短短几年时间，我国经济增速由10%以上回落到7.5%左右，既有国际环境的影响，也有国内发展阶段转变的因素，是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经济发展条件变化的结果，符合多数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情况看，中高速增长的范围大概为6%&8%。但对于我国经济增速变化，人们认识存在着较大分歧。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在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后，经济增速的降幅平均达到50%，中国经济未来几年的增速要下降到5%左右。而5%左右已不是中高速增长，显然也不是我们期望的新常态。如果速度不断下滑或降幅过大，经济社会运行会出现剧烈波动，结构调整优化、增长动力转换的过程将受到明显影响。事实上，我国作为一个人均收入仍较低的发展中大国，发展上具有较大的特殊性，消费释放不足，发展差距较大，体制因素对经济活力的制约仍较多，这些既是压力又是动力，是可以拓展的增长空间，能增加未来发展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当前，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城乡、区域、国际国内协调发展，发现和培育形成一批新的增长点和增长带，完全有可能助推中长期经济增长率提高。 从结构看，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是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基础。经济增速下行会引起结构的变化，同时通过需求导向进一步加大对结构调整的压力。但结构的有效调整既需要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也需要比较完善的市场机制。如果市场作用受到体制因素的制约，结构优化升级的进展将比较缓慢。在这种情况下，因资源配置格局和效率没有明显改善，就会导致供给被动地适应需求，经济增速则可能持续下滑。因此，结构调整优化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能单兵突进，必须通过深化改革真正加强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近两年来，在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下，我国居民消费潜力不断释放，消费需求拉动力明显增强；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加速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大幅提升；新的科技成果、商业模式得到广泛应用，新兴产业、新兴业态持续增长，传统产业、传统工艺改造升级加快，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不断提高、品种不断丰富。这些将使新的生产能力大范围、多层次替代旧的生产能力，使新的增长机制逐渐替代旧的增长格局，使供给发挥引导、激发、带动需求的作用，从而使资源配置效率得到较大改进，促进经济增速稳定和回升。 从动力看，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是进入新常态的必要条件。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最主要原因就是资本、劳动、土地等要素投入的驱动作用下降，资源环境的约束增强。因此，在这个阶段，如果创新驱动的作用不能较快提升，经济增速将面临持续下滑的风险。创新驱动是广义和综合的，从理论上讲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减弱要素投入增速下降的影响。因此，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主要路径是：通过深化改革和体制机制创新，拓展市场配置资源的广度和深度，促进企业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市场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可以预见，在创新驱动下，我国经济会在更高层次上平稳较快发展。 主动适应新常态要有新思路 ■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东 能否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一个关键性因素就是要确立新思路。 新思路来自对中央决策的紧跟和深跟。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中央深入分析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作出的战略判断，明确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任务、方向、路径。这一判断本身就是重要的思维创新，要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其丰富内涵，必须切实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上来，扭转已经过时、不再管用、不利于发展的工作方式和方法。过去衡量一个地方的发展，增长速度快、生产总值高可说是最重要的评判标准。但在新常态下，我们要的是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不再单纯以发展速度论英雄。只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就要保持平常心，保证决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过去强调稳增长，往往只有扩投资这条路径，习惯于铺摊子、上项目，速度一降就&大水漫灌&短期刺激，速度暂时上去了，但治标不治本，表象问题解决了，深层问题却积累了；显性的难题化解了，隐性的风险却浮现了。而在新常态下，稳增长更多地要靠释放改革红利、激发市场活力来实现，关键是保持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的平衡，将更多精力放在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上，降低经济发展的风险。 新思路来自对发展规律的掌握和把握。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增长速度由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由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适应这一新趋势，我们既要着力稳增长、保就业、防风险，更要主动调结构、促改革、转方式。特别是在新常态下，创新驱动将占据经济增长的核心位置，成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破解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和活力的根本措施。面对新常态，各地要找准比较优势，确定创新驱动发力点，避免同质化竞争。湖北创新资源富集，科教优势相对突出，因此要在深化科技改革上先人一步，加快建立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让机构、人才、装置、资金、项目活跃起来，着力推动经济走上创新驱动的内生增长轨道。 新思路来自实践工作中的创新和创造。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但各地发展极不平衡，差异很大。因此，主动适应新常态，既要强调同一性，也要尊重差异性，既要与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度一致，又要积极鼓励各地根据实际确定发展目标，开拓进取，主动作为，大胆突破。不同区域，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结构调整的空间和创新发展的驱动力不尽一致，不能要求各地整齐划一、齐步迈进。有的地方发展目标可以高一些，有的地方就可能会低一些。在保证质量效益的前提下，应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发展得快一点，为服务全国大局之&稳&作出更多贡献。同样，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也要推动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基层创造良性互动，赋予地方改革试验权，鼓励不同区域的差异化试点。总之，在新常态下谋划改革发展，要求我们既要吃透中央精神，领会改革顶层设计的战略意图，保证改革不走样，又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创造微观搞活的小气候，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创新活力。只有这样，改革发展才有源头活水，才能沿着正确道路阔步前行。
[责任编辑：PN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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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常住外来人口达802.7万 朝阳海淀人最多
摘要 : 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昨天发布第一批年鉴数据，从今年起，本市首次向社会公众分期分批发布年度统计数据，以保证最“新鲜”的统计数据能被第一时间获得。其中，常住外来人口离开户籍地主因是首次公布。数 ...
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昨天发布第一批年鉴数据，从今年起，本市首次向社会公众分期分批发布年度统计数据，以保证最“新鲜”的统计数据能被第一时间获得。其中，常住外来人口离开户籍地主因是首次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全市常住人口为2114.8万人，其中，常住户籍人口为1312.1万人，而常住外来人口为802.7万人，占比38%。在人口分布上，各区县非常不平均，朝阳区常住人口最多，达384.1万人，而门头沟区却只有30.3万人，西城区则密度最大，每平方公里拥挤着25787人。此外，在北京还有多达758万的流动人口。人口常住外来人口占近4成昨天发布的年鉴数据内容包括：人口与就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开发、价格指数、人民生活等六项内容。2013年度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全市常住人口为2114.8万人，其中，常住户籍人口为1312.1万人，占常住人口的62%，常住外来人口（半年以上的非京籍人口）为802.7万人，占常住人口的38%。与2012年相比，常住人口增加了45.5万人，增速为2.2%，其中，常住户籍人口增加了16.6万人，增速为1.3%，常住外来人口增加了28.9万人，增速为3.7%。解读一：核心区每平方公里超2万人分区县看，朝阳区人口最多，常住人口为384.1万人；其次是海淀区，常住人口为357.6万人；门头沟区的人最少，只有30.3万人。但从常住人口密度来看，核心区人口最稠密，每平方公里超过了2万人，西城区为25787人/平方公里，东城区为21715人/平方公里。分功能区看，城市功能拓展区人口最多，达到1032.2万人，占48.8%；其次是城市发展新区，常住人口为671.5万人，占31.7%；首都功能核心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人口相对较少，分别为221.2万人和189.9万人，所占比重分别为10.5%和9%。解读二：60岁以上老人近293万.8万常住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92.9万，占13.9%。数据揭示：2013年，北京全市总抚养比为22.9%，也就是说，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近23名少儿和老年人，其中，少儿与老人分别各占一半。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比例多年来一直在缓慢攀升，“抚养比”的比率越大则人口老龄化越严重，2010年，北京的总抚养比还是20.9%。像很多国家一样，北京乃至中国的老龄化趋势正在日益明显，不过相比这一全球公认的老龄化国家还算“年轻”。2011年，日本老年和少年的总体抚养比达到60%左右，已接近劳动人群对人口抚养的负担极限。解读三：外来人口务工经商占比高达66.8%常住外来人口增长是北京人口增长的主因，其比重由2010年的35.9%提高到2013年的38%，本市增加的常住人口中，超过六成是由外来人口的增加带来的，户籍人口增长的贡献不到四成。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有关负责人分析，人口城乡间和城际间的迁徙流动，原因划分为经济型和社会型两类。经济型原因包括务工经商、调动、学习培训等；社会型原因包括随迁家属、投亲靠友、婚姻嫁娶、拆迁搬家等。2013年，从常住外来人口离开户口登记地原因看，务工经商所占比重高达66.8%，随迁家属和学习培训的比例分别为11.2%和7.1%，而其他原因如投亲靠友、婚姻嫁娶等比例均不足5%。生活人均网购支出为倍2013年，全市城镇居民家庭人均通过互联网购买商品或服务支出518元，是2012年的2.7倍。解读：技术进步和网络资费下降促进网购负责人分析，去年网购快速增长的原因，一是技术进步和网络资费下降，城镇居民家庭中有40.9%的移动电话已接入互联网，比2012年提高21.9个百分点。其二，线上各种打折促销抢购活动吸引了大量消费者，尤其是“双十一”、“双十二”期间，网络购物人气迅速提升。就业全市“上班族”近982万2013年，北京市经济运行平稳，就业规模总体稳定。2013年末，全市法人单位从业人员981.9万人，比上年增加30.5万人，增长3.2%。解读：制造、批发和零售从业者最多分析称，分行业门类看，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较多，分别为133.2万人、122.6万人和109.5万人，所占比重分别为13.6%、12.5%和11.2%。与上年相比，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5个行业的从业人员呈减少趋势，其中，制造业减少3.1万人，批发和零售业减少2万人，住宿和餐饮业减少1.5万人。■马上就访年鉴数据以后“趁新鲜”发布
今年起，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开始分期分批发布年度统计数据，昨天是第一批发布。市民可通过“北京统计信息网”查阅，也可利用“北京政府信息公开系统”查询。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有关负责人介绍，由于《北京统计年鉴》和《北京区域统计年鉴》的编辑工作涉及专业多、数据来源部门多，各个专业年鉴数据生成时间不一，再加上后期排版印刷等环节，每年《年鉴》的发行发布是在所有内容定稿后再印刷发行和网上发布。为了满足公众需求、提高统计数据服务的时效性，今年开始根据每个专业或领域的数据确定时间发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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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白衣女子疑为当事女司机（微博截图）昨日，52岁的公交车司机王华武躺在福州市一医...人口红利消退对低端制造业的负面影响
中国煤炭新闻网
7:42:25 & &
【21独家研究】中国的“人口红利”——凭借获取似乎永无止境的低成本劳动力供应所实现的竞争优势——是中国过去三十年中国崛起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据瑞银证券估算，过去30年间人口红利为年均9%的人均实际GDP增速贡献了0.8个百分点。
关于人口红利，目前还没有一个官方统一定义，我们大致可以从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人口抚养比（劳动年龄人口能抚养的15岁以下及65岁以上的人口）两个方面来衡量。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建立人口模型分析发现，劳动人口将在2014年见顶，达到9.96亿。而人口学家易富贤研究认为，中国15～64岁总劳动力在2013年见顶（9.98亿）。
易富贤认为2012年中国总抚养比就已经开始止跌攀升。联合国人口预测数据则显示，中国总抚养比在未来几年到达谷底的37%之后将持续上行至本世纪中叶。
这意味着中国享受了30多年的人口红利即将终结。表观来看，中国劳动力呈现两个趋势：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和中国人口正迅速老龄化。亦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这使得人们开始质疑中国能否守住“世界工厂”地位，保持高位贸易顺差？
劳动力负增长加速低端制造业外迁或死亡
如上述，劳动人口将在2014年前后开始负增长，那么主要雇佣年轻劳动力的低端制造业无疑会更深切地体会到劳动力供给减弱的影响。
更细分地看，15-29岁年轻劳动力同样进入下降通道意味着将来一个时期劳动人口萎缩的趋势已经不可逆。从绝对数来说，在1990年左右，15-29岁年轻劳动力的总量达到峰值开始下降（虽然2004年左右这一年龄的人口又开始回升，但是幅度有限），预计年轻劳动力将会在年再次见顶。其中15-24岁低龄劳动力人口增速变化更是剧烈。
低端出口加工业、低端服务业、建筑业等低端制造业过去20年一直是年轻劳动力最大的雇佣行业。
21财经情报研究员认为，劳动年龄人口，尤其是年轻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和工资成本的上升，将逐渐失去竞争力，促使生产率有上调空间的制造企业向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变，否则就地死亡或者外迁。
不过，（更多内容请下载21财经情报客户端，免费试阅）。
制造业升级对冲数量工资限制
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必然带来工资的上涨。国际比较来看，日本1970年左右劳动人口占比结束上升期走平，叠加1970－80年代经济结构转型，使日本劳动者工资快速上涨，涨幅远远超过机械产品价格涨幅，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从1961年的46.5%提升到1980年的67.8%。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职工平均工资一路上行。&
那么，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成本一定是制造业的死敌吗？
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用机械代替人工的需求将会被激发出来。其他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也表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极大的拉动对“机械替代”的需求。虽然我国的机器人密度逐年增加，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事实上，这种迹象已经在中国大陆初露端倪。包括富士康郑州、富士康深圳在内的多个厂区至少在今年3月份之前不可能再招人，富士康母公司鸿海精密年前宣布了在中国内地工厂配置机械臂的计划，此举旨在提高生产效率和解决劳工冲突。据悉富士康的机器人项目已经在晋城下线。可以认为，富士康暂停招聘新员工是在人工与智能化生产线重新分配上做充足的准备。
郭台铭曾表示，希望到2012年底装配30万台械臂，到2014年装配100万台。但在6月的股东大会上，他推后了这一目标的时间期限，称希望在5到10年内看到首批完全自动化的工厂，并在数年内通过自动化消除简单重复性的工序。&
21财经情报研究员认为，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与产业转型升级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教育结构失衡对制造业的影响还有时日
就如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所讲的“旧的人口红利的消失是不可避免的，而廉价劳力时代结束，正是技工时代的开始，由此继续发展，可以通向高级技工时代、专业人才时代”。
现实的问题是，教育失衡问题导致的劳动力供求错配。从2004年开始出现的用工荒反映的就是低端劳动力存在短缺，而中高端劳动力总体看是供过于求。
根据人保部的数据，年间，初中及以下、高中文化程度以及职高技校类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之间出现岗位多而就职人员不足的现象，如2011年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为1.12:1，高中文化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为1.14:1，职高技校文化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为1.36:1。而大专以上学历者在用工上的供求关系，则从10年前的供不应求到如今的供过于求，2011年大专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为0.9:1，而大学生比例为0.85:1，明显是供大于求。&
技工是制造业的人才基础，而我国的高级技工特别是年轻的高级技工严重短缺与世界工厂的地位极不相称。随着老一代高级技能人才的逐渐退休，很多企业原本就奇缺的高技能人才出现“断层”现象，并已实际上威胁到企业乃至国家经济的未来。
由于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青年技术人才培养机制和社会价值观扭曲，技术人才日益短缺，青年在高技能人才中的比例更是越来越小，很多地区青年高级技师的数量竟为零。
来自深圳市人才交流服务协会及多家人力资源中介机构的联合调查报告显示，企业转型升级加快，对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多，与现有技工供给不足矛盾开始显现，10.97%的企业认为劳动力技能素质水平不能有效满足企业的用工需求。深圳市人社局每季度劳动力市场供求情况调查中也显示技工类人员“一将难求”。这与25.38%的受访者反映“没技术”是找工作的最大困惑相对应。
21财经情报研究员认为，职业教育的调整需要时间，技工生产有其周期性，教育失衡对制造业的影响还有较长一段时间。
21财经情报：务农人员急剧减少或已影响粮食安全&
【21独家研究】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2012年统计公报指出,2012年末,我国大陆1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45万人,占总人口的69.2%,比上年末下降0.6个百分点。
劳动力减少的恐慌瞬间蔓延，但公众多关心其对制造业的影响，却鲜少关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近年来，农业劳动力持续向第三产业转移，虽然科技发展能替代部分人工，但是目前国内农机化率不高，农村耕地已大量荒废，农业劳动力急剧下降对粮食安全的影响需引起警惕。
务农人员急剧减少
据媒体报道，重庆市农委主任夏祖相在解读“一号文件”时提出，重庆将对农民进行农业技术技能培训，培训合格后，将颁发《重庆市新型农民职业证书》之类的凭证。
此言一出，即引起市场哗然，讽刺、嘲笑、质疑纷至沓来，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等到“80后”“90后”成为劳动力主力军的时候，有多少人还会种田种地？
根据人社部2011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第一产业（农林牧渔）就业人员比例逐年下降。（如图）
（来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站）
在1996年进行的第一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显示，1996年末，全国农村从业人员为56085.58万人。其中，从事农业人员为42441.19万人，占75.67%。
而在2006年进行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发现，全国共有农业从业人员34874万人，农业技术人员207万人。
同时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2012年发布的人口流动报告，2011年，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已接近2.3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7%。流动人口规模达到历史新高，中国的城镇人口比重超过50%。
此外，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约为28岁，“80后”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近一半。目前，农村户籍流动人口约占流动人口总量的80%。
与他们的父辈相比，新生代流动人口比较看重自己未来的发展，注重体面就业发展机会。其中占据主体的新生代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大多数在城市成长，基本不懂农业生产，即使经济形势波动，城市就业形势不好，他们也不大可能返乡务农。
农机化率仍然不高
一方面，农业从业人员的急剧减少，已经导致大量农地的荒芜；另一方面，有助于提供农业生产效率的农机推广及普及率进展缓慢。
进入“十五”以来，中央财政连年大幅增加投入，从2004年的7000万元增加到2012年的215亿元，资金翻了近7番，地方各级政府也持续投入补贴资金。
然而，虽以发展10个年头，但是农业机械化率仍然不高。
2012年，全国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预计达到57％，同比提高2.2个百分点。在三大主粮中，仅小麦的机械化水平较高，水稻机播率和玉米机收率还比较低。据中国农业机械化信息网数据，2012年，水稻机械种植水平约为30%，玉米机收水平约为40%。
但与我国一样属典型的人多地少国家-日本和韩国，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仍然显著偏低（日本和韩国农业机械化水平基本达到100%）。
而经济作物的就更低了。据国泰君安研报指出，以油料和花生为例，油菜、花生、棉花2009年耕种收综合机收率分别只有23.83%、36.34%、47.83%，其中机收率分别只有6.97%、18.05%、1.78%，棉花机收环节尤其薄弱。
纵观美国、加拿大、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发达国家，农业机械化进程花了21-30年不等。虽然我国农机推广已有近十年的时间，但是要走的路还很长，保守估计仍需十年左右的时间。
就目前而言，人工依然是粮食生产成本构成大头。如下图的玉米成本构成。
（图：玉米生产成本构成来源：中投证券）
而且，在推广过程中，仍面临一系列问题。与美国、加拿大不同的是，我国耕地少而散，由于所有制的不同，农田的流转和集约化程度还有待提高等对农机的推广都会造成一定的阻碍。
此外，还有像对农业人口福利补贴较多，补贴农村基层行政效率(补贴时间不及时)、补贴行政费用高(在所有费用中占比50%)、弄虚作假骗补、补贴人群数量较大等实际困难。
虽然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能对冲一部分农业劳动力人口减少的影响，但是在目前农业机械化水平仍然不高的情况下，农业劳动力急剧下降，农村耕地大量荒废，已然影响到粮食安全。
21财经情报：人口红利消退或终结保险业暴利
【21独家研究】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人口红利的消退，或成为终结保险行业暴利的最后一棵稻草。
21财经情报认为，人口自然增长率的负增长、保险行业长期被人诟病的低赔付率扭转，以及低廉的人工成本产生提高等因素综合在一起，保险行业的暴利被终结将是大概率事件。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30年，人口红利是我国经济赖以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然而，这一切都将面临终结。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2 年我国劳动适龄人口比2011 年减少了345 万。人口红利拐点的到来，暗含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面临一次重大变革，对于保险行业而言也难以置身事外。
人口红利刺激保险业收入激增难再续
人口红利的消散，对于保险行业的保费收入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从行业的整体情况上看，十年期间（），我国总体人口数量总体规模的扩张、投保人数的增加，是形成保险行业大规模收入的前提。
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2012年期间，我国的人口数量由12.84亿增长至13.54亿，而在此过程之中，随着经济的发展，投保人数的不断增多，保险行业的原保费收入也从3052.13亿迅速增长至15487.92亿元，保费收入剧增超50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保监会)
保费收入的快速增长，带来的最直接效果就是保险公司净利润的迅速增长。
以上市的四家保险公司为例，年报统计显示，2003年-2011年期间，中国人寿的净利润从2003年上市时的2.65亿元攀升至2011年的184.91亿元，增长69.77倍；中国平安，则由21.31攀升至225.82亿元；中国太保从2004年亏损11.05亿，增长至83.98亿，扭亏的同时还获得了大规模净利润增长；即便是2008年刚刚上市的新华保险的净利润，也从6.51亿增至28亿，增幅超300%。
其中，选取上市时间最长、公司管理机制较为完善的中国平安为例，通过回归分析可以清晰的看出，公司的净利润增长与人口规模的扩张之间，也呈现出较强的相关性，相关系数也超过了0.65。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由于人口规模的扩张与保险公司净利润具有较强的相关性，这也就注定了人口增长拐点的到来，将终止保险公司高额的净利润增长模式。
当前，我国一边是老龄人口的迅速攀升，一边是日渐下滑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在计划生育政策没有调整的前提下，人口增长的拐点或已提前到来。
近日，社科院劳动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王延中表示，“十二五”时期，我国将出现第一个老年人口增长高峰，也就是到2015年，60岁以上老年人将由1.78亿人增加到2.21亿人。而从2020年起，我国老龄人口将以年均620万人的速度增长，直到2050年突破4亿人。
与此同时，计划生育政策严重妨碍人口增长的恶果开始显现。以1978年作为基期，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11年，在1985年实行计划生育的27年之中，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仅有4年录得环比正增长，其余23年之中，中国的计划生育的自然增长率环比均出现了负增长，如下表所示。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另据联合国预测，中国人口到2030年将到达14.6亿的顶峰。人口老龄化的数量不断加大、人口增长率的不断下滑，以及人口顶峰的到来，将直接导致人口红利的迅速消退。在此过程中，保险行业现有高收入、高盈利增长模式衰退在所难免。
行业政策拐点浮现保险业暴利难继
另一个方面，从保险行业本身来看，21财经情报认为，保险行业赔付率的政策拐点，已经在2010年出现（更多内容请下载21财经情报客户端，免费试阅/apps/）。
不仅仅是财险的情况如此，人身险（寿险、健康险和人身意外险）的情况也不例外。
统计数据显示，在过去的2002年-2010年期间，排除掉2008年的特殊情况之外，整体趋势上，人身保险的赔付率也是在呈现震荡走低的态势，而这一势头也在2010年随着上述政策的出炉得到扭转，如下图所示。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赔付率的上升，将意味着保险行业的支出，将会随着市场的不断规范而增长，从而进一步降低保险行业的盈利能力。
营销人员成本骤增进一步加大保险业成本
除了上述提及的因素之外，今年1月15日，保监会最新发布的《保险销售从业人员监管办法》规定，从事保险销售的人员报名参加资格考试，应当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与此前出台的保险行业营销体制改革遥相呼应。
日，保监会发布了《关于坚定不移推进保险营销员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推进营销员体制改革，其政策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改革当前为业内所诟病的保险营销代理制度。
上述政策的出台，在抬高了保险行业准入门槛、规范该行业的执业规范的同时，也将会进一步抬高保险行业的人力成本。
统计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保险营销员335.7万人，而该渠道对保费的贡献每年最高达六成以上。
综上所述，无论是人口红利的日渐消散，还是行业政策面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亦或是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人海战术来实现业务规模的扩张，都已经不再具有可持续性。
然而，有“危”必有“机”，新型城镇化的启动为保险行业开启了新的机遇，有关于城镇化对保险行业所产生的影响，21财经情报将进一步跟进分析。
21财经情报：人口结构失衡：老幼医疗双丰收
【21独家研究】一年一度的两会再次召开，放开二胎的呼声再次高涨。放开二胎的提案不断源自计划生育政策下过低的生育率，尽管来自官方数据认为人口生育率仍然有1.8，但是多位专家研究指出只有1.3-1.6，远低于正常2.1更替水平。
而据统计局1月公布的 2012 年国民经济数据，伴随着生育率的降低。我国人口结构发生了诸多变化,如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减少等，而这将对未来我国经济发展情况产生重要的影响。
对于医药行业而言，集挑战与机遇于一身的最重要的人口发展趋势就是老龄化。去年 60 岁及以上人口 19390 万人,占总人口的 14.3%,比上年末提高 0.59 个百分点,而 2011 年的比例提高只有 0.47 个百分点,而根据人口计生委的估计,我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将从“十一五”期间每年净增480万提高到“十二五”期间的每年增长800万,到2015年老年人口比例将达到 16.7%。
根据全国老龄办发布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21 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目前处于快速老龄化的阶段，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17%,其中,8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3067万人,占老年人口的 12.37%。
从美国的经验来看，老龄化将带来庞大的医疗需求。
从整个国家层面来看，医疗支出占比越来越高。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美国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比例已由2000年的13.41%升至2010年的17.89%。
而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2009年做出的预测，即使在乐观情景下，由于医保支出的快速增长，美国财政仍很可能会出现入不敷出的境况。根据测算，在中期（），医疗支出贡献了8成的财政支出增长；而在长期（），贡献率更是高达9成。早在上世纪90年代，联邦预算中有1/3用于65岁以上的老年人。
从个体角度而言，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比例逐渐上升，55 岁以上人群的医疗保健支出比例达到11%，而 55 岁以下人群的支出比例仅为 3.8%。下图显示了不同年龄段美国人医疗支出情况。
美国医疗支出的快速上涨正是由于人口老龄化，而这主要因为战后一代婴儿潮逐步迈入老年，以及医学发展实使得人口寿命预期的延长。目前美国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7.4%，预计到2025年将达到20.7%。2030年之后，75岁以上的老龄人将占老龄人的一半以上。
老年人对医疗保健的需求大大高于中年人和青年人，个中原因再简单不过——老年人多患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疗程长、预后差、费用大。卫生部的数据显示，45岁以上人口的两周患病率快速提高，45-54 岁、55-64 岁以及 65 岁以上人群的两周患病率分别为 227.2‰、322.7‰和 465.9‰。
在老年病中，心脑血管疾病位居所有大类疾病中首位，因而老年人用量最大的主要是调脂、降压、保护心脏和改善冠脉微循环等心脑血管类药物。
根据卫生部统计，我国心脑血管疾病合计导致死亡占比高达41%，是威胁我国人民健康的第一大疾病。 与老龄化同步的是，进入21世纪我国心脑血管疾病的患病率加速上升，2008 年城市患病率高达15%，农村患病率近6%，而 2003 年城市和农村心脑血管病患病率分别为10%和3%。
具体而言，心脑血管疾病包括高血压、冠心病、心律失常、心衰、心肌病、肺心病、瓣膜疾病这几大类。下文将选择主要病种简要分类概述。
一．常用的高血压药物有（更多内容请下载21财经情报客户端，免费试阅/apps/）。
另外一方面，针对过低生育率的情况，在一定年限内有望逐步放开生育二胎政策，而这将再次拉新生儿及儿童医疗需求。
根据卫生部数据，0-4 岁儿童两周患病率 133%，就诊率高达 200%，随着年龄的增大 5-14 岁儿童的患病率就下降到 72%了。而根据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预测，未来数年我国儿童药销售额还将继续保持年均两位数以上的增长速度，2015 将达到 668.93 亿元。
儿童患病主要是集中在呼吸系统疾病，根据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医院，在儿童患者群体中，约有 86%的儿童所患疾病为呼吸系统疾病和消化系统疾病。
根据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的预测，到2010年和2015年，我国儿童解热镇痛类药品的市场销售额将分别达到34.53亿元和59.06亿元。
此外，从大健康的角度看，随着收入水平上升，保健品的消费也有望增加。儿童保健品市场占据了保健品市场1/4的份额，而我国的保健品市场自2006年以来呈现出爆发性增长的态势，2009年销售额达到134亿美元，近四年复合增长率高达22.76%，已跃升至全球第二位。
21财经情报：人口老龄化下的文化红利
【21独家研究】用工荒的到来反映出，我国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正在慢慢消退，一种观点认为，“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21财经情报研究员认为，对于文化行业，这并不是坏事。
未来十年间，中国的人口结构将要经历两方面的重大变化：（1）全部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将在2015年左右见顶；（2）15-29岁的年轻劳动力将会在2011-12年再次见顶。在更遥远的未来三十年间，总人口绝对数将在2030年左右见顶。
这意味着，未来中国的劳动力结构将发生巨大变化，劳动力人口的减少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推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于此同时，消费也将升级，而文化行业将在此过程中受益。
人口结构变化迫使居民工资水平提高
过去20年，“人口红利”为GDP的增长提供了巨大动力，但依靠廉价劳动力推动经济发展已经不可行，中国经济面临转型。
从人口的角度来看，劳动力人口见顶回落：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建立人口模型分析发现，全部劳动人口（15-64岁）将在2014年见顶，达到9.96亿，15-29岁的年轻劳动力将会在年再次见顶。在更遥远的未来三十年间，总人口绝对数将在2030年左右见顶。
从增量上来说，变化要更加剧烈──未来十年劳动年龄人口的净增将会显著下滑。未来十年间将有1.79亿人步入劳动年龄，这一数字要低于过去十年间（）的2.27亿人、前一个十年间（）的1.98亿人。另一方面，未来十年间陆续退出劳动年龄的人口约为1.6亿人，这一数字要显著高于过去十年间（）的1.14亿人、前一个十年间（）的0.98亿人。综合这两方面的情况，劳动年龄人口在未来十年间的净增量将由过去十年间（）的8200万人、前一个十年间（）的9000万人大幅下降至2300万人左右；年平均增速也从过去十年间的0.9%左右大幅回落至0.3%。
在计划生育的背景下，中国劳动力人口呈现逐年下滑的趋势，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将推升劳动成本，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必然带来工资的上涨。
国际比较来看，日本1970年左右劳动人口占比结束上升期走平，叠加1970－80年代经济结构转型，使日本劳动者工资快速上涨，涨幅远远超过机械产品价格涨幅，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从1961年的46.5%提升到1980年的67.8%。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职工平均工资一路上行。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将被淘汰，产业升级转型迫在眉睫，产业转型将有利于提高劳动者收入。
收入水平提高—提高文化需求
文化需求是人们在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后才可能创造出的有效需求，因此其市场需求的形成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根据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理论，消费支出受可支配收入决定，可支配收入越高，消费的绝对数量也越高。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文化产品的需求属于高层次的需求，对其需求是随着收入的增加逐步递增的。
根据国际经验，一般来说，人均GDP在1000美元以内，人们主要关心的是基本的物质需求的满足。人均GDP在美元之间，人们消费需求进入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并重的时期。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以后，物质需求增长逐步趋缓，精神文化需求的增长加快。人均美元以后,精神需求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519322亿元，中国人均GDP为38354元，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6.2855计算，2012年我国人均GDP达到6100美元。也就是说，从收入水平来看，精神需求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文化行业有望迎来井喷。
以影视行业为例，随着人均GDP提高，电影票房收入也相应提高。
消费结构改变
未来十年，中国消费人口将面临剧烈变化，主要变化是最后一波的20-29岁人口高峰17和老龄化加速18。二十多岁人群的消费（如文教娱乐，婚恋服务）和老年人的消费将比较突出。
最后一波20-29 岁结婚年龄段的人数将在2013 年达到顶点，随后逐步下降，这次婚恋高峰总人数比上次（90 年代初）下降不少，随后出生的婴儿数量已经较难形成显著的“婴儿潮”，使得中国家庭消费重心从婴儿逐步转向老人。
根据全国老龄办数据预测，继1999年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后，2013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2亿，预计未来20年是中国老年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2033年前后将翻番到4亿，平均每年增加1000万，最高年份将增加1400多万。本世纪中叶，6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峰值4.87亿，占总人口的比重由目前的13.7%上升到2053年的34.8%，将对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而过去导致老龄化程度加快的人口政策调整，显得日益迫切。
对于文化行业的深远影响在于，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针对老年人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将有极大的发展空间。而针对青少年的文化产品和服务面临的竞争将加剧。
随着收入提高，消费者对于文化产品的甄别以及要求也将提高，未来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品质要求将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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