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给留守老知青以更多关爱吧！
2006年10月以来，我先后三次在已受全国广大网民密切关注的“华声在线”网 《翟峰的代表之声》网页分别以【代表建言献策】为栏目贴了题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元素－－解决老知青问题》，以【网民来信选登*回音壁】为栏目贴了题为《再说解决老知青问题》、《请继续关注下乡老知青问题》等博文之后，肩负着人大代表为人民呼吁之职责，我将这个全国人民普遍关注的话题又分别两次贴进到了同样受全国广大网民密切关注的人民网《翟峰的人民之声》、中国专家网《翟峰的公民之声》网页。
始料未及的是，居然有如此大的反响――不仅这几个月来光顾这些博文的网友已达到了五万人左右，并有千余人为此而附帖写了评论，而且我的电子信箱和网页留言栏亦陆续收到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约近两千封博友和网民热情的回贴或来信，就有关妥善解决老知青中的弱势群体的养老和社会保障问题而发来的令我感动的信。
在我的电子信箱、网页留言栏及评论栏陆续收到的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约近两千封博友和网民热情的回贴或来信中，关于妥善解决老知青中的弱势群体的养老和社会保障问题，特别是妥善解决文革中下乡后留守老知青的养老和社会保障的问题更是令人瞩目。
如一位QQ号为，邮箱为的名叫齐景亮的网民在来信中写道：“我得父亲是一个68年下乡到河北的北京知青，后来一直没有安排正式工作，我和弟弟的回城问题也没有解决，请问现在62岁的父亲是否可以办理退休手续，是否需要交纳个人的养老保险费用？请知情的朋友帮助解答疑问。”
又如，一位QQ号为，邮箱为－的网友在来信中反映：“我的父亲是一名北京知青，于1968年高三毕业前夕下放到了河北农村，后来一直没有解决工作问题，现在父亲已经62岁了一直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生活非常贫困，请问如果按照有关文件办理退休手续是否还要先交纳个人社会保险？急需得到答复，有知情者请与我联系。”
而更多不愿留联系方式但渴求自己的老知青长辈的亲人有较好归宿的网民在来信中写道：“我的妈妈已经59岁了,当年也是一名知青,68年农村下放,在农村结婚了,现在还一直呆在农村.想参保,请问有没有保险方面的政策谢谢!” “我家的老人是这样的情况,64年下乡,81年返城,一直没有安排工作,后来就自谋生路,现年63岁了,手里有返城证明,可是任何地方也找不到知青档案, 现在想办退休也没有门路,而且生活条件艰苦,各级信访,劳动部门都没有明确答复,请您在这方面指点,急切!!! ”
在上述来信中，特别令我感动的，是一位QQ号为，署名为“老知青后代肖桂玲” 的网民的信。因为，该网民的信不仅写得恳挚，而且还较为客观。即其来信中，并没有对我们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有偏颇之言，而是带着和谐恳切之心在向人大代表作客观倾诉，其目的是为了追求社会对其长辈们――即文革中下乡后留守老知青的养老和社会保障的问题的更加关注，因而并不带过激和有损社会稳定之语。故此，亦少了我准备公开其信的一些顾虑。
    下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老知青后代肖桂玲”的这封信并，并以此激发我们给留守老知青的养老和社会保障的问题以更多地关爱之情吧――
  
附录：老知青后代肖桂玲的一封信
    翟代表：
    您好！
    我是湖南醴陵的，是一个知青子女。
    我看到您对老知青问题的关注很感动。有您这样的关注老知青的代表无疑对我母亲他们这样的知青来说是一个福分。
我母亲和舅舅也是老知青，他们是68年10月从江西恒湖国营综合垦殖场（当时是属福州军区农建师十团）下放到湖南醴陵知青办办理有关手续，但醴陵方面未给他们兄妹三人办理，以至于两位舅舅一直到现在都留在醴陵的农村务农。
    我的母亲71年出嫁到醴陵市但一直无工作。现在，我的母亲和舅舅也进入老年了。
我们听说，现在国家对返城知青的养老问题有了政策关注，但到民政局和劳动局等部门咨询却说对我母亲这种情况没有提及，这点让我们感到很是郁闷：为什么国家会忘了留守知青这个更弱小的群体呢？他们不是为国家付出了更多么？在那个艰苦的时代他们义无反顾地奉献了青春，到现在更是献了终生献子孙，难道因为他们的默默无闻就应该被遗忘么？
翟代表，我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小老百姓，没有后台，没有靠山，也不知道要去想什么办法走什么路子，好不容易看到翟代表您这样出来为我们说话的人就看到了希望。
恳请您在呼吁大家关注知青问题时顺便也请大家不要忘了留守知青（据我理解，留守知青中当年应以女青年居多，她们是用她们的爱和坚韧支撑着）。
    翟代表，我们请求关注我母亲这样的群体也确确实实是希望他们能享受到和他们同时代的返城知青一样的待遇，以让他们能更开心地安度晚年，虽然也许这么多年来他们自己早已安心扎根了，但来自国家和社会对他们的关注和爱将会使他们的心怎样的特别感激和特别感动啊！
    再次谢谢您对老知青们的关注！
希望早日看到老知青感动的热泪，听到他们感激的声音呵！
附录2：部分网友跟帖
1.网友: savoer  14:11
想起了前些天看的电影,《姨妈的后现代生活》
2.网友: 游客
署名为“老知青后代肖桂玲”的网民的信特别令我感动
3.网友: 游客
希望早日看到老知青感动的热泪，听到他们感激的声音呵！
4.网友: 游客
给留守老知青的养老和社会保障的问题以更多地关爱之情吧
5. 网友: 游客
要妥善解决老知青中的弱势群体的养老和社会保障问题，特别是要妥善解决文革中下乡后留守老知青的养老和社会保障的问题
6. 网友: 游客
台老知青老无所养祈盼相关社保政策出我们是一群听从党和国家安排的上山下乡老知青，目前是花甲垂暮之年，老无所养，生活难有着落，无法解决温饱的群体。造成这个特殊群体是国家上山下乡的遗留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彻底纠正上山下乡问题，并落实政策。对我们没有上调安排工作，仍在农村中的已婚知青，就地农转非安排在原在乡镇企业工作。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在产权制度调整，我们原在乡镇企业关，停，转，并，均已不复存在。我们也就随之失业，原在乡镇干了一辈子临近退休人员，因借口财政困难没有进行实质的安置，就不了了之，这与我们的《劳动法》也大相违背。我们这群老知青自出校门，六十年代下放农村，在农村最基层工作一辈子，青春年华已逝。目前虽是城镇户口，但年老体衰，在城镇又没有工作，在农村又没有田地。农村失地农民都办了地保加赔偿。我们在城镇低保，医保无门，社保不让参，晚年生存没有保障，实在难以与全国奔小康的和谐社会同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决策，给我们带来了希望。随着我国社会养老保险体制的逐渐完善，国企，集体企业待业人员都落实政策，在社保局参保。目前全国已有湖南，四川，浙江等部分省，市为老知青办理了社保，彻底解决了这一历史遗留的问题。给我们同命运的老知青带了福音和祈盼！众所周知，所以国家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下放期间国家承认工龄，而我们这群人都是下放时间最长，受害最深，均在十年以上，加上在乡镇企业工作的工龄都是二，三十年以上工龄。针对下放运动，不公正的安置都是当时国家的政府行为，造就了我们这一弱势群体，政府理应负责和关爱。目前河北湖南.四川.浙江等许多省.市巳地方出台政策以参保途径解决了老知青养老这一问题. 我们虽然多次请求省，市，县政府予已解决，均以没有政策依据为由推委，答复不予参保，我们认为有失公平，公正！我们再呼吁要求国家劳动社会保障部门坚持以人为本，对没有解决的老知青老无所养问题予以关注。制定更加人性化的政策，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免老知青继续上下奔波，苦苦呼吁请求！祈盼老知青参保，彻底解决老知青老无所养的这一社会问题。 安徽省老知青代表：胡兆宁（）
7. 网友: 游客
翟代表： 您好！ 我是山西临汾翼城的，是一个知青子女。我们看到您对老知青问题的关注很感动，且激动的流泪。有您这样的关注老知青，无疑对我母亲一家及他们这样的知青来说是一个福分。我母亲、两个舅舅、两个姨姨共姊妹五个先后从四川自贡市下放到湖南、湖北、黑龙江、四川、山西等不同省市农村。错就错在妈妈的爸爸曾是黄浦军校的学生，任过国民党团级干部。外祖父从小无父无母由别人抚养成人，在他十七岁时，由于国民党抓壮丁，从此，他开始了军人生涯，后被推荐到黄浦军校学习，在国共合作时期，他能认清时势，虽任国民党团级干部，却一直暗中为共产党做事．在解放成都时，带领全团官兵，在没放一枪一炮下，全部物资上缴正式投诚．解放后，政府曾要任命他为成都高级法院院长，他却没有接受，愿回湖南涟源做平民百姓，政府发给了他安家费，用这些钱他置办了房子，还开始做起了小生意，过着平凡的生活。到1950年，肃反时，当地群众只知道他曾任国民党军官，没收了他的全部家当，被打为反革命，在受押路途中，因不堪欺辱，投江含恨而亡。从此，母亲的一家就戴上了反革命家属的帽子。作为反属子弟，致使一个还在湖南省涟源市师范学校读书的我的母亲第一批就列为下乡对象。又因妈妈的舅舅在台湾，诸多原因，她被分散下乡到山西翼城，后成家落户。其他兄妹分别下乡到不同的省市农村。落实政策时，查明我祖父为投诚起义人员，于1987年平反昭雪。政府退还了曾经没收家产的补偿金。在1982年落实知青返城政策时，我们一家户口由农村转为城市户口。妈妈于1984年，安置到教育服装厂上班，后又转为印刷厂上班，后又因私人承包，下岗失业。可怜的我姊妹几个是在妈妈的眼泪中长大。在妈妈的默默思乡思亲的泪水中泡大，在姥姥老年因思儿心切，不顾年迈奔波于祖国的东南西北中成长。我想为妈妈解点愁分点忧请翟代表在百忙之中给我的指引一条明路。妈妈从事的工作是集体单位，无社保，现今年时已高，生活无着，疾病缠身之时，看到了翟代表的呼声，我们全家感激涕零，在湖南、四川的舅舅已经解决了社保，而现如今山西的我的妈妈却不知如何做？我们听说，现在国家对返城知青的养老问题有了政策关注，但到民政局和劳动局等部门咨询却说对我母亲这种情况没有提及，这点让我们感到很是郁闷：难道山西的知青和湖南、河北的不同吗？因为他们的默默无闻就应该被遗忘么？根据中央３６５号文件精神，知青在下放劳动期间的农龄一律计算到工龄中去。是吗？翟代表，我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小老百姓，没有后台，没有靠山，也不知道要去想什么办法走什么路子，好不容易看到翟代表您这样出来为我们说话的人就看到了希望。 恳请您在呼吁大家关注知青问题时顺便也请大家不要忘了留守知青（据我理解，留守知青中当年应以女青年居多，她们是用她们的爱和坚韧支撑着）。翟代表，我们请求关注我母亲这样的群体也确确实实是希望他们能享受到和他们同时代的返城知青一样的待遇，以让他们能更开心地安度晚年，虽然也许这么多年来他们自己早已安心扎根了，但来自国家和社会对他们的关注和爱将会使他们的心怎样的特别感激和特别感动啊！ 再次谢谢您对老知青们的关注！希望早日看到老知青感动的热泪，听到他们感激的声音呵！ 作为老知青的子女再次谢谢您的关照！
8. 网友: 游客
我们是一群听从党和国家安排的上山下乡老知青，目前是花甲垂暮之年，老无所养，生活难有着落，无法解决温饱的群体。(保健品商城，低价限时抢购进行中！)造成这个特殊群体是国家上山下乡的遗留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彻底纠正上山下乡问题，并落实政策。对我们没有上调安排工作，仍在农村中的已婚知青，就地农转非安排在原在乡镇企业工作。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在产权制度调整，我们原在乡镇企业关，停，转，并，均已不复存在。我们也就随之失业，原在乡镇干了一辈子临近退休人员，因借口财政困难没有进行实质的安置，就不了了之，这与我们的《劳动法》也大相违背。我们这群老知青自出校门，六十年代下放农村，在农村最基层工作一辈子，青春年华已逝。目前虽是城镇户口，但年老体衰，在城镇又没有工作，在农村又没有田地。农村失地农民都办了地保加赔偿。我们在城镇低保，医保无门，社保不让参，晚年生存没有保障，实在难以与全国奔小康的和谐社会同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决策，给我们带来了希望。随着我国社会养老保险体制的逐渐完善，国企，集体企业待业人员都落实政策，在社保局参保。目前全国已有湖南，四川，浙江等部分省，市为老知青办理了社保，彻底解决了这一历史遗留的问题。给我们同命运的老知青带了福音和祈盼！众所周知，所以国家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下放期间国家承认工龄，而我们这群人都是下放时间最长，受害最深，均在十年以上，加上在乡镇企业工作的工龄都是二，三十年以上工龄。针对下放运动，不公正的安置都是当时国家的政府行为，造就了我们这一弱势群体，政府理应负责和关爱。我们虽然多次请求省，市，县政府予已解决，均以没有政策依据为由推委，答复不予参保，我们认为有失公平，公正！我们再呼吁要求国家劳动社会保障部门坚持以人为本，对没有解决的老知青老无所养问题予以关注。制定更加人性化的政策，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免老知青继续上下奔波，苦苦呼吁请求！祈盼老知青参保，彻底解决老知青老无所养的这一社会问题。
9. 网友: 游客
留守老知青是历史遗留问题,他们所受艰辛可想而知,国家理应阳光普照关爱他们一下.他们都是不幸的一生,晚年无社保医保望政府出台政策予以解决.
10. 网友: 游客
您好：我父亲是天津人，我母亲是北京人，他们年青时到内蒙，我父亲那一辈已经没有其它的亲人了，我母亲这一辈他们都在北京，但我的所有亲戚都已在北京，我们一共有五个孩子，母亲在我7岁时去世了，我父亲在98年也走了，内蒙的房子也没有了，我们五个兄妹，十年前就到了北京，我们的户口不知怎样才能回来，我们也没有家，也一直是居无定所的人，一直在北京租房工作着，我们盼望着，我们期待着，希望国家政府可以给我们一条路，可以对我们有好的政策，在京的日子，我们也不知该如何说，像没有根的大树，我们不知我们明天会在哪里？我们明天会怎么样？就这样一天一天在京飘泊着。我们真的需要帮助，需要政府的帮助，我也不知我的这一些话是否能起作用，是否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我也不知道？有一天我给市长写了一封信，他们把我的信转给了户籍处，我现在一直在等着消息，盼着消息，我不知道对我的这封信，他们会如何处理，如何来解决，由于是第一次写信，没有把我母亲的具体地址写清楚，这样他们查起来一定不太好查吧，现在我只有等着户籍处的电话，我可以随时提供资料，我们过早的失去了父母，我相信国家这个大家庭会容纳我们，会接受我们，会帮助我们。邮箱： qq：
文章来源：翟峰的公民之声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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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老知青的政策，国家应该考虑的，当年大批的知青下乡工作顺利，如今的支边很难退开，就是因为国家对这一代老知青的政策没有做好，我认为如果国家对老知青另眼待，会影响到这一代年轻人，使年轻人支边有动力。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推动。
关于老知青的政策，国家应该考虑的，当年大批的知青下乡工作顺利，如今的支边很难退开，就是因为国家对这一代老知青的政策没有做好，我认为如果国家对老知青另眼待，会影响到这一代年轻人，使年轻人支边有动力。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推动。
关于老知青的政策，国家应该考虑的，当年大批的知青下乡工作顺利，如今的支边很难退开，就是因为国家对这一代老知青的政策没有做好，我认为如果国家对老知青另眼待，会影响到这一代年轻人，使年轻人支边有动力。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推动。
关于老知青的政策，国家应该考虑的，当年大批的知青下乡工作顺利，如今的支边很难退开，就是因为国家对这一代老知青的政策没有做好，我认为如果国家对老知青另眼待，会影响到这一代年轻人，使年轻人支边有动力。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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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和知青&& 邹蓝
这两个词，在十年文革中，内涵大部分重合，因为城市户籍的红卫兵，差不多都给老毛政策弄下乡去当知青了。北京直到年还有中学生下乡去当知青的。其他地方想来也不会没有。
文革开始时的红卫兵也是严格资格限定的，红五类（家庭为工农兵、革命干部、烈士）可以，成分稍微有点不灵，那就得缓一缓。如果是黑五类（家庭背景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即所谓的地富反坏右）那绝对不让参加。此外还得是初中高中在校生。大学生也是。至于小学，政策规定不行。后来则出现了红小兵，替代了少先队。1966年我还在小学5年纪，没有资格参加文革初期的混乱折腾。这样一来，1978年考上研究生后的政审就简单了。那时的限定中有一条，是否文革中参与打砸抢的三种人。我连红卫兵都不是，还只是小学生，自然不可能是三种人。只要填上1966年6月还是小学5年纪学生，就自动过关了。
红卫兵的那红箍戴在左手上臂时，在1966年夏天和1967年上半年，就等于有了折腾许可证，这个折腾可以从违反治安管理，到犯罪，比如打人骂人，到犯罪的擅自抄家、甚至关押别人，施酷刑，还有打死人。有了这个红箍，如此事情在那短暂时间都可以做，谁都害怕。
当然，说这些事，绝对不是说所有的红卫兵都折腾了人。我邻居几个后来下乡到苏北插队的老大哥，也都是老实本分的人。只是在乡下因为缺吃少喝的，偷鸡摸狗的事情大概干了一些。文革初期的抄家和武斗，只是少数胆大包天的牵头干，即使是折腾或者恶性折腾，多数参与者也只是起哄参与而已。本来那个年龄段，1966年为13/14到18/19的三届初中生和三届高中生，都是好斗的小公鸡年龄段，正是青春无处发泄而本来就要靠打架或打群架来证实自己长大了。
日之后文革正式开始后，首先是破四旧，抄家。破四旧，现在我一时说不明白什么定义为四旧。查了一下方才明白，所谓四旧，就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合称、统称，含贬义。拆庙拆祠堂、拆道观、拆教堂，拆清真寺，毁坏佛像，毁坏神像，驱逐打骂和尚尼姑、神父教士、阿訇和道长道士等等。还有将文物古董，包括字画条古董家具等东西烧毁、古书善本烧或做纸浆。还有捣毁孔林，关林的。文物破坏全国不知道多少。要是先知先觉的，趁那时候偷偷拿走藏起一些，文革后捂到90年代甚至21世纪再出手卖，准保能一件就换一两套房子，甚至一两个四合院。
不说别的，我们家小老百姓，没有当官的，也没有害过人。文革一起，我爷爷的那些条幅中堂，一夜之间就没了。我以前说过，那时小，不知道是什么人写的，是否有很大价值。否则现在还有恨呢。因为不知道其价值，也就没法通过类似核算大概值多少钱。
不自己主动处理，那时战斗队和红卫兵是能不持法院搜查证就冲进任何人家去抄家的。老舍、彭德怀，刘少奇都被抄过家。更何况一般人了。抄出来的任何东西，书啊，旧式的西装袍子，包括旗袍还有尖头皮鞋，一般都是一堆火烧掉。古玩以及金银珠宝首饰则没收（实际上有个别红卫兵是顺到自己口袋里的）。抄家时反抗不老实的，马上就打。甚至有打死的。北京就有多不少。无锡倒没有听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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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不要超过6个字文革中百万知青的婚姻
　　文革后期，越来越多的知识青年遇到了婚姻问题。上山下乡的特殊场合，使这个问题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婚姻，而成为运动中纠结着诸多矛盾的一个焦点问题。剖析这个问题，有助于加深对运动性质和一代青年悲剧性命运的了解。本文主要从知青的婚姻政策、知青婚姻率、知青婚姻类型三方面记述了百万知青的婚恋生活。婚姻政策 个案白启娴经济条件差，提倡“晚婚”知青下乡以后或迟或早都会遇到婚姻问题，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是运动的高潮期，新闻媒介不厌其烦地宣传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思想。使下乡知识青年“扎根”在农村的有效手段莫过于鼓励他们在农村结婚，安家落户，但有关部门却把提倡晚婚作为知青工作的一个重点。日《人民日报》报道了贫下中农积极教育插队知识青年，正确处理婚姻问题，劝导他们实行晚婚的消息。在这则消息中，是否坚持晚婚，被耸人听闻地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加以认识，而一些地方出现的早婚苗头则被斥责为“阶级敌人”破坏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一股“妖风”。1973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接见参加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时，周恩来明确指出：“计划生育，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分不开。城镇青年下去以后，要做模范。”他还特别夸奖女知青代表徐敏光是晚婚的“模范”。徐17岁时还乡务农，此时已经28岁，还没有结婚。周恩来指出：晚婚，计划生育，下乡青年提倡，造成风气，更有力量。每年100多万人到农村去，到处讲，这是最好的推广。1973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主持者在周恩来的指示下特意邀请了老知青典型邢燕子、侯隽到会，向她们征求意见。她们发表看法说：一般情况，知识青年下乡三年就可以生活自给。但是，一到结婚年龄，就又有困难了。在知青小组集体里凑合能过，从集体户出来，要另外安家，盖房子，买家具，需要不少钱。她们还根据当地情况算了一笔账，一个下乡青年，建房一间要用400元(材料按国家价格，用工由队里摊派，不管饭)；小农具、生活用具、家庭副业铺底约70元；伙食补助第一年大约100元；第二年大约三四十元；到结婚安家时，补助几十元；再加上书报、医药费等，每人约需700元左右。邢、侯的估计似乎乐观了些，对一大批被安置到贫困地区插队的知识青年来说，下乡三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并不足以改变他们窘迫的处境；何况多数知青始终也没领略过一个人一间屋的喜悦。即便如此，她们的估计有助于说明，下乡青年在头几年里是不具备成家立业的物质条件的。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专门谈到知青“晚婚”与房子的关系。他说：要提倡晚婚。刚下去，不到20岁，下去后头七八年，十来年，可以不发生住房的问题。以后他可以自给了，有了积累，再给点补助，到结婚时就可以另盖房子了。个案白启娴一个“反潮流”典型尽管在1973年8月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上，有关人士还在积极提倡“晚婚”，但第二年年初，新闻媒介对知青婚姻基调却发生了显著转变，转变的开端是由白启娴投诉报纸引起的一场风波。白启娴原是河北师范大学的毕业生，1968年被下放到河北省沧县阎庄公社相国庄大队“插队落户”。1972年与同队一小学文化水平的农民仓促成婚，她努力适应由大学生向农妇的角色转变，烧火做饭、喂鸡饲鸭、操持家务、侍奉公婆、生儿育女。丈夫虽为人厚道，但不乏根深蒂固的夫权观念，无故挨丈夫的打很快成了她的家常便饭。她的婚后生活毫无美满可言，也不断遇到周围人的冷嘲热讽。1973年底，在一次口角中，与白启娴同在公社执教的一名教师将这起婚姻说成是个“丑(闻)”。白在盛怒之下连写几封信寄给各家报社。信中称，“有人说嫁个农民没出息，依我看，那种贪图个人享受，看不起嫁庄稼汉的人最可卑”；“有人说，落在农村没前途，我坚信在广阔的农村奋斗终生大有作为，前途无量”。为了驳斥各种非议，她不惜美化自己并不如意的婚事，将偶然凑合的婚姻说成是“决心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自觉举动。白启娴的信适逢其时，当时以江青为首的极左派领导人竭力推波助澜的“批林、批孔”运动刚刚拉开帷幕，正需要造就白启娴这样的“反潮流”典型。日《河北日报》以《敢于同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为通栏大标题，发表了她的来信和《编者按》。《编者按》吹嘘她的信是“一篇生动的批林、批孔和进行路线教育的好教材”，并“希望涌现出更多的敢于与地主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传统观念决裂，敢于反潮流的人物，这对于反修、防修，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有其深远意义的”。不久，《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她的事迹。随着白启娴名声的鹊起，全国各地竞相树立自己的“白启娴”式人物。意味深长的是这些人物为清一色女性，而且大多是在下乡头一两年就嫁给当地农民的。本来招致非议的人生抉择却成了赢得种种美誉桂冠的政治资本，宣传喉舌关于知青婚姻政策的重心迅速由倡导晚婚转向鼓励知青在农村结婚。婚姻率禁欲主义幽灵在游荡下乡青年对待婚姻的态度，除了受到政府行为的影响外，还受着诸如生存条件、家庭背景、文化程度、年龄大小、价值取向等因素的左右。就绝大多数知青而言，在下乡的头几年，恋爱婚姻还没有提上日程表。一种风靡的观念是：优先考虑个人问题与革命的大目标是格格不入的。许多青年憧憬的是为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奋斗献身，认为沉湎于个人的卿卿我我，意味着失去献身的资格、禁欲主义的幽灵肆无忌惮地在青年中间游荡。于是，紧闭初开的情窦，将求爱者一口回绝者有之；将热情的情书交给领导者有之；将隐秘的情爱之火熄灭在革命祭坛前者亦有之。生产建设兵团政治环境也助长了禁欲主义的弥漫。舆论认为，知青到兵团的任务是“屯垦戍边，反修防修”，谈情说爱被看成“资产阶级的思想”。极左思潮笼罩下的兵团，将“男女大防”奉为金科玉律，任何“越轨”行为常受到惩办。有的连队自定土政策；掌灯后男女青年接触，必须有“领导”陪同；有的干部专门稽查男女知青幽会，私拆情书，并拿到大会上宣读，作为“阶级斗争的反映”，或者扣上“侮辱妇女”的罪名。对人权的公然践踏，时常激化矛盾。有的青年不堪其辱，逃出境外，成为罪不可赦的“叛国犯”，甚至万念俱灰，走上绝路。相形之下，农村插队青年所处的环境则宽松得多。知青中第一批结婚者在受到知青群体冷落之余，通常能从当地淳朴敦厚的农民中寻找到慰藉。数年过后，下乡知青的生活态度变得越来越实际，对个人的终身大事虽或处理谨慎，对他人的婚姻已颇能宽容和理解。与此同时，官方政策由提倡晚婚转为积极支持青年结婚。甚至在生产建设兵团，各级领导的态度也明显转变，率先结婚的青年受到表彰，被树为“扎根”的典型。此举旨在遏止知青中迅速蔓延的思乡情绪和通过各种关系调离农村转回城市的风气。1974年末，全国已婚知青有48万人；1975年增至61.4万人；1976年为72.6万人；1977年达到创纪录的86.1万人，占全部在乡知青的10%。在这以后，随着运动迅速退潮，在乡知青大举返城，已婚青年的人数逐年递减。进一步对插队知青和兵团(农场)知青两个群体考察，前者的已婚率要低于后者：1975年末，在乡插队知青的已婚率为7.9%，国营农场为8.7%；到1977年末，在乡插队知青的已婚率为8.2%，国营农场知青的已婚率为17.3%。若就安置插队知青和农场知青最多的省份之一黑龙江省的统计资料看，两者已婚率差距更为悬殊：1975年末，该省在乡插队知青的已婚率为2.9%，国营农场知青为9.1%；到1977年末，在乡插队知青的已婚率为3.8%，而国营农场知青的已婚率为22.7%。从全局来看，大批适龄青年未能完婚已成为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在70年代末达到极其尖锐的程度。鼓励知识青年在农村安家落户的政策，以及与之交相辉映的大张旗鼓的宣传远不能说是成功的。婚姻类型知青与农民结合，苦果最多知识青年的婚姻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双知青类型(夫妇双方均为知青)，知青与农民类型，知青与国家职工(军人)类型。以下三份局部性资料对插队青年的婚姻类型进行了一个粗浅的统计：第一，1980年吉林省的统计，已婚青年中，与农民结婚的占74.9%；知青之间结婚的占21%；与城镇职工结婚的占4.1%。第二，1978年河北省保定地区的统计，已婚青年中，与农民结婚的占75.5%；知青之间结婚的占15.2%；与职工结婚的占9.4%。第三，1976年吉林省怀德县的统计：在已婚青年中，与农民结婚的占74.8%，知青之间结婚的占17.9%；与职工结婚的占7.3%。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城市郊区插队青年中间，婚姻类型的关系略有不同。1976年有关部门对长春市郊区五社两镇的调查表明：已婚知青中，知青与农民结婚的占51%；知青间通婚的占24%；知青与城镇职工结婚的占25%。在这份个案中，与农民结婚的类型要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与城镇职工结婚的类型则相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毗邻城市的地理条件，使知识青年(主要是女知识青年)较易于缔结与城市职工的婚姻，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不过，纵使在这类密集城市的地区，知青与农民的婚姻仍为主导类型。这或者有助于说明，知识青年下乡后，由城市户口转为农业户口，同时也就失去了城市市民享受的一应生活补贴和福利。在城市人眼里，他们是“新型农民”，深刻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壕沟，增加了缔结婚姻的难度。生产建设兵团(国营农场)知青的择偶环境与插队知青差别明显。一个连队实际上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择偶范畴。聚集在这一方天地的知青通常来自天南海北的各个城市。虽然操着南腔北调，毕竟命运相同，志趣相投，朝夕相处，感情日笃。自然而然，双知青结婚便成为兵团中的主导性婚姻类型。在三种婚姻类型中，知青与知青共结连理一般具有较为坚实的感情基础。但农村艰窘的生活却给这种“理想的婚姻”蒙上浓重的阴影。许多知青婚后只有菲薄的收入，经济上无以自立。若再生儿育女，对捉襟见肘的生活无异于雪上加霜。一首知青歌曲唱道：“人家的丈夫，当官拿数数(四川方言：钱)；知妹(四川对女知青的简称)的丈夫，年终要倒补。”“人家的丈夫，都有楼房住，知妹的丈夫，光呀嘛光屁股！”用艺术的夸张，强烈的对比，活衬出男女知青婚后生活的艰辛。知识青年与农民的结合在全部婚姻中涉及面最广，酿成的苦果也最多。白启娴扬名后，地位陡然变化，先由地委书记介绍入了党，继而被增补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擢升为河北省知青办副主任，地区文教办副主任，公社党委副书记。白启娴的归宿是可悲的。“文革”结束后，她调到沧州师范专科学校教务处任副主任。1982年11月煤气中毒致死，年仅39岁。男知青有强健的体格，较强的群体意识，与艰苦环境抗争的能力，在这些方面，女知青都逊色一筹。一些地方知青集体户的破裂直接强化了女知青的困境，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更需要别人的爱抚、友情、关心、帮助。尤其是当下乡初的热情冷却，幻想破灭，她们很容易为农村青年的慷慨帮助所打动，成为婚姻的俘虏。促使女知青走上这条道路的另一个原因是“血统论”的压力。最早一批与农民结婚的女青年，很多是对前途丧失信心的所谓“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分子)和“走资派”的子女。不少知识青年因家庭出身问题受到百般歧视。“出身不由己，配偶可选择”，在广阔天地里，他们毅然选择贫农子女为配偶，以期改换门庭。来源: 摘自《中国知青史·初澜》定宜庄 著& 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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