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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清工商业会馆对商帮的作用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内容摘要】明清时期，山西商人利用地利之便率先发展起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晋商的实力不断壮大，缔造了以山西籍商人为主的晋商集团。晋商在驰骋商界的同时，非常重视同乡组织的建设，在他们的不断努力下形成了以血缘、地缘以及行业为纽带的同乡或同行会馆。晋商会馆的发展对山西商帮的构建及其实力的提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论文网 /4/view-3728887.htm　　【关 键 词】晋商 会馆 商帮 作用　　一、会馆为客乡同籍商人提供了畅叙乡情商讨商事的场所　　明人沈德符即言：“京师五方所聚，其乡各有会馆，为初至居停，相治甚便。”[1]会馆是一个“联乡情于异地”，“叙桑梓之乐”的场所。身处异地的同乡商人逢年过节时把酒言欢畅叙乡情，正所谓“以敦亲睦之谊，以叙桑梓之乐，虽异地宛如同乡”。《重修河东会馆碑记》中记载：“至初立会馆，先设帝位，兼设财火神以为配，是其敬神即所以尊帝，尊帝即所以笃乡谊也。嘉庆辛酉，复置义田六亩，使死者得安，而生者又岁时聚会，以讲扮榆之谊。桂酒兰浆，相持以献于帝前，斯其德何如，而其功又何如也。其在传曰：数典不忘祖。”[2]（p467）山西浮山会馆《重修浮山会馆碑》载：“建祠立馆，固由前人之缔造，而兴废补缺，尤赖后人之经营，天下事大抵然也。京师为人文荟萃之地，商贾辐揍之区，不设公所，则观光贸易者，行旅甫至，不免有宿栈假馆之繁，即仕宦坐商，欲会同而联乡谊，亦未免参商卯酉矣，此会馆之设所由来也”。[3]（p101）会馆既是商人们叙乡情的地点同时也具有聚众商量商情的功能。　　晋商会馆在“联乡谊，叙乡情”的同时，也在不断的利用同乡这个纽带相互联系培养自己的人脉资源，从而促进自家生意的发展。这些都反映了明清时期商人观念的变化以及会馆作为同乡组织功能上的一种转变。晋商会馆作为山西商人“敦乡情，联桑梓”的场所，把同乡联谊与拓展人脉资源，经商牟利联系起来，使山西会馆愈加商业化，“凡通商之事，咸于会馆中是议”。[3]北京的山西票号在章程中阐述并规定：“商会之设，原所以联络同业情谊，广通声息。中华商情向称散涣，不过同业争利而已。一人智慧无多，纵能争利亦无几何，不务其大者而为之。若能时相聚议，各抒所见，必能得巧机关……通力合作，以收集思广益之效。……如同业中有重要事宜，尽可由该号将情告知商会董事，派发传单随时定期集议。”[4]《重修山陕会馆碑记》亦记载：“创建会馆，……以叙乡谊，通商情，安旅故，询为盛举。”[4]由此可见会馆在其逐渐发展的过程中已经逐渐成为同乡商人相互信任的纽带，维系着这个商帮团体的内部团结和商业的运作。　　二、会馆维护了商帮内部的团结　　会馆是客帮商人在当地建立的故乡家园，它的存在不仅代表异地商帮在当地的实力与威望，更多的是对于故乡文化的一种传播。它是身处异地的客商在心灵上的一种慰藉与文化传播的媒介。北京颜料会馆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重修仙翁庙碑记》说：“京师芦草园之街北，旧有平遥会馆，乃吾乡颜料一行祀神之所……正殿为真武宫，关圣帝君、玄坛、财神列于左，梅、葛仙翁列于右。神光显赫，灵佑昭彰，锡兹社福，吾乡在京商贾，托庇宁有穷哉？[2]（p14）道光九年（1829年）山西浮山会馆《重修会馆碑记》说：“我浮山会馆，建自雍正七年……且馆北建关圣帝君、玄坛财神、火神酒仙、炉王殿。遇朔望敬修记事，南建演乐亭，依永口声仰口神麻，所谓事神和人者，此也。”[5]北京河东会馆，又称烟行会馆，馆中建有关帝庙，主祀关帝，配祀火神、财神，合称“三圣”。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建立戏台罩棚碑记》载：“都城章仪门内河东会馆，乃烟行崇祀火祖、关圣、财神三圣处也。”[2]（p1）晋商除崇拜关羽为保护神外，还有许多会馆供奉自己的行业神抵，出现会馆多神共祭的现象。如光绪十四年（1888年）《重修临襄会馆碑》载：“京师正阳门外之东晓市，有临襄会馆在焉。内供协天大帝、增福财神、玄坛老爷、火德真君、酒仙尊神、菩萨尊神。”[2]（p77）会馆成员把各路神仙当做他们经商活动的一种精神支柱。在晋商的影响下，对关羽及其他神抵的崇祀也渐成民风。另外，每逢节日晋商会馆必定搭台唱戏一则为了酬谢神灵保佑他们生意兴隆，再则借此机会加强商帮内部的团结。北京颜料会馆《重修仙翁庙碑记》说：“他如乐亭厢廊，楼阁层叠，凡所以妥神灵而肃拜瞻者，前人之缔造，其谋盖深且远矣。”[2]（p4）因此，定时在会馆举行此类活动可增进同乡人之间的交流同时也将家乡文化传播到异地，使外省人民能够更多地接触到三晋文化。有此等好处，难怪晋商乐此不疲。　　三、会馆订立行规约束本帮内部的成员，规范市场秩序　　晋商会馆在长期的发展当中逐渐形成了一套适合于自己的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通过对入会成员资格的审查以及会员行为的约束，创造有利于晋商发展的环境。晋商通过会馆对山西商人进行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指导，极大地提高了交易进行的效率，降低了成本，增加商人的利润。归化城鲁班社清道光九年（1829年）的《新立规碑记》载：“兹因世道不古，有亏于圣事者多矣。我鲁班社由来己久，是属祖师胜会，而布施隐藏遗漏，以至会首屡屡赔苦，若不整齐，社事将衰矣。我们不忍坐视，遂合公议，严立新规，严其责于铺户、工头，董其事于值年会首……使无耻工作，知其新规，有所警畏，而从前隐询掩护之弊，可以顿除也，今将新立条例开例于左，以志永远不朽之尔”[5]此类会规及维护了晋商的利益，也避免了由于管理不善造成的经济纠纷，因此深得晋商支持。晋商会馆中的诸多规定涉及面甚广，规则也极为谨慎严密，从某种程度上已经部分的代替了政府的职能。如京师临襄会馆内设油市，《山右临襄会馆为油市成立始末缘由专事记载碑记》载：“惟恐宵小及未挂号之家，混杂其间，致市内秩序紊乱。公同议决，特制标章，以便来市佩带，稗资识别，而专责成。庶免内忧外患，一旦发生意外，从中滋挠，致市面不堪设想，无法维持。”[2]（p27）由此可见，晋商会馆在明清两代对于晋商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从侧面反映出商人对于良好竞争环境的渴望与追求。　　四、会馆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客籍商人的经济利益 　　明清时期，商人在各地经商经常会遇到当地不法牙行的敲诈以及其他商帮的排挤与打击。而明清时期又没有相应的专门管理机构，这就需要会馆这一非政府组织来发挥作用，既打击本帮内部的不法分子，又要为本帮的商业利益提供保护。晋商为了维护本帮的利益亦通过会馆来与其他商帮处理相关事宜来解决商帮之间的利益冲突，保证市场秩序的稳定。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临襄会馆（（山右临襄会馆为油市成立始末缘由专事记载碑记》中记载：京师临襄会馆的油市，成立已数百年，“并未受经牙佣之影响。乃有民国初年，忽有油市专行之设。系匪人行贿临时当道，自称京兆财政分厅所，勒令我油市即时停止，由彼估价买卖，授受牙佣。该行纯系希图渔利，垄断把持。当由吾市经理诸公，力为反对，指为巧立名称，誓难承认。方始设法推翻，而同行并未受任何摇动，实亦前辈及经理人办理得当。后有牙行种种事由发生，经会馆同人提议，公推同行代表数人，遇有应行改革之事，即代表诸公，协同整理，保我市面。”[2]（p27）又有晋省商人在京开设纸张颜料、干果、烟行各号等，夙敦乡谊，共守成规。《京师正阳门外打磨厂临汾乡祠公会碑记》中载：“光绪八年（1882年）十二月，有牙行六吉、六合、广豫三店，突兴讹赖之举，凡各行由天津买运京之货，每件欲打用银二钱。众行未依，伊即在宛平县将晋商纸行星记、洪吉、源吉、敬记四号先行控告。光绪九年（1883年）四月，有晋商干果行之永顺义、颜料行之全升李、烟行之德泰厚等，在大兴县将牙行呈控。五月内，经大、宛两公会讯断结。谕令纸张众行等，各守旧章；并不准牙行妄生枝节。须颁发告示，各持为凭……凡我同人，无不实深感激。自今以往，倘牙行再生事端，或崇文门税务另行讹诈，除私事不理外，凡涉同行公事，一行出首，众行俱宜帮助资力，不可藉端推诱，致失和气，使相友相助，不起半点之风波。同泽同胞，永固万年之生业。”[2]（p88）山西商人经会馆与其他商帮之间谈判交涉，这就不断的提高了会馆在商界的地位。　　总之，以地缘为纽带的形成的地域商帮会馆，在明清时期缺乏管理的情况下通过自身的不断完善，规范了商帮在各个方面的行为，特别是对于晋商，他之所以能够名列明清商帮之前列必定有它独到之处，晋商会馆推动了商帮内部管理的发展，将晋商特有的一些文化信念贯彻到了晋商的经营活动当中，为晋商在明清时期商业上的辉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明]沈徳符.万历野获编[M].卷24，会馆.　　[2]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46.　　[3]刘建生，安华.试论明清时期的晋商会馆[J].文史研究，1995（4）。　　[4]孔祥毅.金融贸易史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　　[5]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藏.道光九年，山西浮山会馆重修会馆碑记。　　[6]李希曾.晋商史料与研究[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7]刘建生.晋商研究[M].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　　[8]黄鉴晖.山西票号史料[M].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9]张正明.中国晋商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0]张正明.话说晋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1]张正明.晋商兴衰史[M].太原：古籍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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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研究若干重要问题综述
2004国际徽商论坛交流材料
“重振徽商雄风”课题组研究报告之二
徽商研究若干重要问题综述
安徽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重振徽商雄风”课题组
明清时期，徽商称雄商界数百年。其从商人数之多、活动范围之广、商业资本之大、延续时间之长，可谓首屈一指，对社会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但对这个如此重要的商帮，长时期内没有引起史学家的注意。只是到了上世纪40年代后，徽商才开始进入学术研究领域。虽然学术界对徽商研究的起步较晚，但在各研究机构的共同努力下，徽商研究成果已经蔚然可观。同时，由于研究者基于的资料不同、角度有别、年代各异，对涉及徽商研究的若干重要问题所形成的观点与结论难免有所不同。本课题组在认真梳理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对以下十六个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仅供徽商研究者参考。
一、徽商起源于何时
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有数种不同观点：（1）东晋说。叶显恩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了逃避战乱和种族压迫，北方士族纷纷渡江南徙，地势险阻的徽州成为他们的避难所。这些具有经商传统的世家大族迁来后，因当地山多田少，不可能兼并大量的土地，所以仍兼营商业，故早在东晋，徽商就兴起了。李则纲、汪绍铨也持同样观点。（2）南宋说。刘和惠认为徽商这一实体肇始于南宋后期，发展于元末明初，形成于明代中期，盛于明嘉靖以后至清康雍时期。（3）明中叶说。王廷元认为，徽人经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早的年代，但是徽商的历史则应该是明中叶开始。徽商，是指以乡族关系为纽带所结成的徽州商人群体，它与晋商、陕商、闽商、粤商一样，是个商帮的称号。所以徽商始于何时的问题，就是徽州商帮何时形成的问题。徽州商帮的形成必须有两个条件：其一是一大批手握巨资的徽州富商构成商帮的中坚力量；其二是商业竞争日趋剧烈，徽州商人为了战胜竞争对手，有结成商帮的必要。而这两个条件只有到明中叶才能具备。
二、徽商资本是如何积累起来的
作为在全国商界执牛耳的大商帮，其资本是如何积累起来的，这是学者们颇感兴趣的一个问题。目前，有几种观点：藤井宏认为，徽商原始资本是通过7种形式形成的：（1）共同资本。即若干人共同出资，合伙经营的形态；（2）委托资本。即由资本者授予资金给商人，直接委托经商；（3）婚姻资本。即借婚姻关系由妻家直接提供资本和以妻的嫁妆转化为商业资本。（4）援助资本。即依靠亲戚、同乡、同族、友好等富裕者的援助或贷予资金而形成的资本。（5）遗产资本（继承资本）。即由父祖的遗产而变成的资本。（6）官僚资本。即官僚（包括宦官）所提供的资本。（7）劳动资本。即白手起家，专恃自己劳动所得，积累而成的资本。叶显恩认为，徽商形成和发展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根植于佃仆制的基础之上。身兼地主的徽商将从佃仆身上榨取来的杉木、茶、漆等土特产，以及用以承担商品运输的劳役租直接转化为原始型的商业资本，并使用佃仆营商或充当行商的保镖，这对徽商资本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并且指出，以封建政治势力作后盾，是徽州商人资本得到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王廷元则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徽州大贾出自缙绅之门者并不罕见。这种商人当然可以把他们的封建剥削收入转化为商业资本，并在商业活动中使用佃仆劳动。但如果把徽商资本形成与发展的主要原因归结于此，那就未必符合实际了。据考察，徽商中出自地主缙绅之门者只是少数人，而出身于贫下之家者则占绝大多数。后者都是迫于生计而不得不出外经商的小商小贩，他们虽然资本无多，但却能以小本起家，在商业活动中逐渐发财致富。徽州的豪商巨贾往往出自他们之中。就这些商人而论，他们资本的来源和积累都是与剥削佃仆的制度没有关系的。
三、徽商兴起的原因
关于这个问题，不少学者认为是综合因素决定的：1）徽州山多田少，耕获三不赡一，民人不得不远徙他乡，求食四方；2）徽州境内水路交通发达，方便经商；3）徽州地处经济发达地区附近，尤其是宋室南迁杭州后，政治经济中心南移，为徽商兴起创造了条件；4）徽州自然资源（竹木等）丰富，为徽商互通有无提供了物质基础；5）徽商“贾而好儒”，官商结合等。王珍在赞同上述意见的基础上，又补充几点：一是徽民素称勤劳，不辞山高路远。二是经商方式多样：走贩（长途贩运）；团积（囤积居奇，贱买贵卖）；开张（广设典肆，开展竞争）；质剂（经营典铺）；回易（以所多易所鲜）。三是经营项目广泛，除盐典茶木外，还有布匹、丝绸、粮油、陶瓷、漆器、药材、茶馆、钱庄，以及南北杂货、京广百货等。四是资本筹措和运用灵活。五是徽人宗族、同乡观念重，结成徽帮，有利竞争。唐力行认为宗族势力在徽商形成和兴起过程中的作用不可低估，因为徽人经商的原始资本，大多与宗族有关；徽商所雇用的伙计，大多为族人。由于宗族势力在资金与人力上的支持，使徽人经商的势力历久不衰。徽商的兴起得力于宗族势力，徽商在商业竞争中的进一步发展，更离不开宗族势力的支持，他们借助宗族势力，建立商业垄断；展开商业竞争；控制从商伙计；投靠封建政权；建立徽商会馆。葛剑雄指出，考察徽商兴盛的原因离不开当时的地理环境（自然地理，尤其是人文地理）。他认为，经商的成功与否，固然与商人的能力和素质有关，但市场和商品无疑是更重要的因素，甚至是决定性的。对徽商来说，最幸运的是，在离徽商不远处就是全国经济和文化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一个大市场――长江三角洲。在当时条件下，水运是最便利的运输手段，从徽州出发的路线非常方便，便于将徽州的土产如竹、木、石料、药材、纸、茶叶等外运，回程则可运输丝绸、百货等相对价高质轻的商品。有这样一个稳定的大市场，徽商的生存和发展就不再受到徽州本地的制约，以后逐渐发展到以“两头在外”的商业为主，即从外地采购商品，在外地销售。在这些商品中，对徽商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食盐，徽商依靠已积累起来的财富和敏锐的商业眼光，在盐业经销上抢占先机，获得垄断地位。当然，其中也离不开政治权力的庇护和合作。
四、徽商的特色
张海鹏、唐力行认为，明清时期的徽州，是一个“以贾代耕”、商人足迹“几遍宇内”的经济活跃之区，又是一个人才辈出，“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的文风昌盛之地。因之，徽州商帮的一个重要特色是“贾而好儒”，其具体表现就是徽商之家多延师课子；不少徽商从贾之前就曾知晓诗书，粗通翰墨，从贾之后，还是好学不倦，“俨然有儒者气象”；富商之家，在“富而教不可缓”的同时，又毫不吝惜地捐资助学，振兴文教等等。但张明富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列举了一些事例，说明在同时期的江浙、山西、广东以及陕西、江西等地的地域商人中，“贾而好儒”的习性也甚为流传，事实表明“贾而好儒”并非徽商的特色，而是较为普遍的存在于明清时期的一般商人群体中。王世华不赞同张明富的观点，认为社会上的事物都是很复杂的，不是纯而又纯的。当我们说某个事物具备或不具备某种特征时，只是就其基本趋势、基本倾向而言的。因此，认为“贾而好儒”不是江浙、山西、广东等商帮的特色，是就其整个商帮的基本倾向、基本特征而言的，并非在这些商帮中就找不到“贾而好儒”的例子，但这并不代表这些商帮的基本特征。同样，认为“贾而好儒”是徽商的特色，是说它反映了徽商整体的基本特征、基本倾向。而且这种基本特征、基本倾向也是得到同时代人认同的，如明人谢肇J认为“新安人近雅”。明人汪道昆认为徽人贾与儒“迭相为用”、“转毂相巡”。清人戴震也认为徽商“虽为贾者，咸近士风”。上述都是对徽商的整体印象。而对其他商帮，就难以找到这样整体性的评价。
五、徽商的性质
叶显恩指出，徽商不仅身兼地主、官僚，形成三位一体，具有封建的特征，而且，总的说来，他们是服务于封建制度的。从其利润的封建化就可说明这一点。徽商赚取的巨额利润，既没有多少向产业资本转化，又缺乏更广泛的活动舞台，即缺乏更多的供其贩卖的商品与更大的市场，因而很大部分被封建王朝在捐输报效的名目下囊括而去，从而加强了封建国家的财政经济；或则耗费在“无妄费”上；或则用之于“肥家润身”，尽情享乐。更值得注意的是，徽商的巨量利润投入捐纳、捐输、建祠堂、修坟墓、建会馆、义庄、置祠产、族田、叙族谱、订家法宗规，开办学堂、书院、义学、试馆等等。一方面，他们力求向封建官府转化，跻身于缙绅的行列；一方面力倡程朱理学，强固封建宗法制，培养封建人才，扩大其封建政治势力。徽商投入这方面的资金愈多，封建理学对人们思想的禁锢，祠堂族长的淫威就愈发加甚，封建宗法制的经济基础祠产族田，就更为膨胀，商人与官府、地主结成三位一体也就更为牢固。一言以蔽之，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势力就愈加雄厚。这对坚持落后的生产关系起了恶劣的作用。因此，徽商在历史上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基本上扮演了一个保守的角色。1杨明明认为，通过对徽商经营方式、特点、资本出路等多角度的考察，徽商这支受封建政权荫庇的商帮，虽在一定范围内搞活了经济，但究其实质，搞活的是封建经济，他们丝毫没有西方早期资产阶级对封建制无情的批判性，也没有不妥协的斗争性，更缺乏系统而完整的经济思想，他们是典型的东方封建商贾。
六、徽商的经营行业
徽商经营的行业，可说是“无货不居”。就其主要而言，有盐、典、茶、木、粮食、棉布、丝绸、墨业等等。
盐业。盐商是徽商的中坚，故论述徽州盐商的文章最多。刘淼探讨了徽州盐商的经营特点，认为明末实行纲运制以后，以徽州盐商为主体的明代内商，完全成为受封建朝廷庇护的盐商垄断集团；在清代，徽州盐商已成为专营盐货的盐业资本集团，其内部的专业分工及其组织机构较之明代更加细密；在两淮总商中，徽人所占比例最大，势力亦最强，从而淮盐产销方面的各个环节，亦为徽商所把持。张海鹏的系列论文首先分析了徽州盐商进入两淮的几个阶段，认为从元末明初开始，徽商便陆续到达两淮经营盐业。明清时代，徽商连袂而来两淮有两次。第一次是明中叶，即叶淇变盐法和李汝华、袁世振实行纲运制以后。到了明末清初，由于矿监、税使以及战争动乱，两淮盐业经历一段前所未有的衰败时期，盐商纷纷“撤业”。到了康乾时期，由于清政府实行一系列“恤商裕课”政策，徽商第二次云集两淮。他还分析了徽商两批涌入两淮的缘由。张海鹏还指出徽州盐商在明清三百多年中，之所以能在两淮扎根，而且同最早进入两淮的西商相比，后来居上，就在于地缘优势、文化优势、政治优势和宗族优势。范金民则认为徽州盐商之所以能够称雄两淮，基本原因当难以归之于实行并不长久的弘治叶淇变法，也很难归之于万历四十五年袁世振突然实行的纲运法，而很可能应归之于明代中后期两淮盐业的运作实态和徽商的所作所为。叶淇和袁世振的变法只是为各地域商人发展实力提供了契机，而迎接这种契机作好准备则凭藉长期的运作。明代开中法由正常到败坏，救编补弊而维持，终未废止，有利于作为内商和内之有力者囤户的徽州盐商的活动，而不利于作为边商的山陕盐商的活动。清代行纲盐法，徽商一枝独秀，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扬州淮安河下曾是明清时期徽州盐商的聚居地，过去，对这里的徽商研究尚属空白，王振忠利用收集到的一批未刊乡土文献，揭示了河下镇徽州盐商的迁徙、占籍、定居以及生活状况。于海根则从文化侧面研究了徽州盐商具有独特的文化人格现象，这就是“贾而好儒、商而兼士”的好儒人格；“以道经商，以义行事”的文化人格；“崇尚宗法、思想封建”的悲剧人格。韩国学者曹永宪探讨了明代徽州盐商的商籍问题，他从盐政制度、地缘关系、行业范围以及家族制度来解释明代徽商向盐运司的移居，认为商籍的设立是各地商人积极努力，力量消长的结果。
典业。王世华分析了徽州典商的特点：一是从商人数众，其中治典大多休宁人，并且出现不少典业世家；二是典铺分布广，“几遍郡国”；三是典业规模大；四是典商兼业多，一般是兼营盐业、茶业、布绸业乃至存款业务。他还指出徽州典商迅速发展乃是因为：一是有雄厚的资本作后盾；二是世代相传，专业易精；三是讲求商业道德。王廷元从另一角度分析了徽州典商发展的原因：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贵金属白银已成为社会上通用的货币。明清时期南方各省盛行的押租制也扩大了白银支付手段功能。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广大农民、小生产者所必须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更加依赖市场，用钱的机会越来越多，而农民的日益贫困使他们对货币的需求日益迫切，从而使他们越来越多地依赖典铺以解燃眉之急，而拥有大量财富的徽商，也需要新的牟利渠道，典业是最适合商人放债的一种经营方式。因此，徽州典业迅速发展起来。
茶业。吴仁安、唐力行分析了徽州茶商的活动地区除本府辖区外，还有苏州、湖北、湖南、四川、上海、江西、北京、福建、浙江、广东等地区，甚至来往于日本和东南亚各国。茶商之所以能在竞争中取胜，主要在于读书明理，精于筹算；以义为利，财源不竭；审时度势，灵活经商；富而张儒，仕而护贾。周晓光具体论述了清代徽州茶商情况，指出清代徽州茶商的贸易活动经历了兴盛、低谷、中兴和衰落四个阶段，并形成了经营方式一体化、经营活动季节性、兼营现象普遍、资本组合多样性等突出的特点。光绪中叶以后，因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打击，国际上洋茶的冲击及徽商本身在非经营性消费方面投入过多等因素，徽州茶叶贸易最终走向衰落。清代徽州茶商的兴衰历程，正是传统的中国封建商人在近代社会中的缩影。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详细分析了近代外国资本侵入中国后，如何利用多种手段压价，并自往产茶地办货，独操利柄，使得一度中兴的徽州茶商在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竞争中败下阵来的情况。王国键具体分析了五口通商后徽州“洋庄”茶贸易重心从广州到上海的战略转移情况。
木业。王珍认为徽州木商可分两大体系，一是取材于本地，地产外销；再是贩卖于外地，外购外销。木商采购木材的方式，一是收购零星木材，一是买青山，雇工砍伐。木材主要销往杭、嘉、湖、沪、苏、常一带。各地来买货的称水客，徽州木商称山客，山水客通过中间人（木行）联系洽谈生意。徽帮在杭州开设的木行，最盛时达百余家。唐力行具体分析了徽州木商经营的三个环节：采伐、运输和销售。木商在经营中必须面对统治者加重商税的政策，面对工人的怠工和运输途中的种种纠葛，面对其他商帮的竞争和内部的矛盾。会馆公所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木商在经营中积累了相当的货币资本，主要用来买田置地，支持宗族，因而起着加固明清社会经济结构的作用。张海鹏、王廷元认为将西南、福建、江西、徽宁的木材运往江南地区是徽州木商贸易的重点，因而江南地区各个重要城镇就成了徽州木商的据点及其木材的集散地，木商的经营方式有合资和独资两种形式，大多能取得丰厚的利润。
粮业。李琳琦认为，徽州粮商贸易重点是在长江区域的四川、江西，特别是苏浙和湖广地区，并形成了自己的经营特色：一是粮食经营与食盐经营相结合，二是粮食经营与棉布经营相结合。徽州粮商的活动，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农业区域分工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繁荣，为江南地区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创造了条件。王世华指出，粮业是徽商经营最久的行业之一，早在盐商、典商还未兴起之时，徽州粮商就已活跃四方了。粮商发展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外采内销。即从邻近州县采买粮食，在境内销售。第二阶段：外采外销，即把四川、湖广、江西、安徽之粮通过长江运往江浙销售。由于徽州粮商从业早，行情熟，加上资金充足，所以在“西粮东运”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棉布业。王廷元论述了徽商在江南棉布贸易中的重要地位，指出江南许多盛产棉布的城镇都是徽商最活跃的地方；徽商在江南棉布的收购、染色、运销等环节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既是最活跃的棉布收购商，也是江南棉布染踹业的主要经营者，更是最活跃的棉布贩运商；徽商在棉布贸易中的活动，促进了江南棉织业中商品生产的发展，也促进了江南棉织业技术的提高，而且徽商投资于棉布染踹业，有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
海外贸易。关于徽商的海外贸易，既研究不足，又有较大分歧。聂德宁认为，明代嘉靖年间，徽州海商往来于东西二洋，称雄东南沿海，先后出现过许栋、王直、徐海等名噪一时的巨商大驵，他们亦步亦趋中外经济交流发展的时代步伐，从导夷入贡的贸易活动演变而成纠番诱倭的私市贸易活动，并形成了以“徽王”王直为中心的徽浙海外贸易集团，从而把徽州海商的海外贸易活动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阶段，猛烈冲击了明朝的海禁政策，加速了明代中日官方贸易向民间贸易的转变，无疑有其进步意义。唐力行认为，徽州海商的经营活动并不限于海上，而是包含有三个层次：其核心层次是指直接雄居于海上的徽商，以王直为代表；其外围层次则是由广泛分布于江南市镇的徽州坐贾和手工作坊主构成；居于这两个层次之间的中介层次是徽州行商。这三个层次共同构成为一个海外贸易的整体，其经营方式是合资经营或集团经营，他们组成武装集团占据海岛或自行到大陆采购货物。郑力民认为，以王直为首的一股徽商武装走私集团首先发难，一手制造了嘉靖海乱，是徽商在其自身发展中由于资本的急剧膨胀而不甘忍受海禁政策的束缚才挑起的。这在客观上有进步性，但这种进步十分有限。因为徽商具有浓厚的封建意识，王直一伙与统治阶级内部的海禁取消派沆瀣一气，同流合污，丝毫也不包含有任何为促使资本主义萌芽生长而要求建立海外市场的积极因素。另外，海乱使东南沿海一带包括内陆广大地区的社会生产力遭到巨大危害，在实际上也给当时的资本主义萌芽予以毁灭性打击。所以徽商的封建性与战争的破坏力结合在一起，没有起到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作用。同时，他们勾倭乱华，引狼入室，也是应受到谴责的。王世华认为，在嘉靖倭寇侵扰之际，徽商不但没有通倭，反而采取各种形式参加到抗倭斗争的行列，一是捐资筑城，募勇抗倭；二是出谋划策，领导抗倭；三是弃贾从戎，杀敌疆场。嘉靖倭寇不是在搞海外贸易，更不是促进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首先，倭寇大量掠夺社会财富，严重破坏商品生产。其次，倭寇也掠夺包括徽商在内的商人，破坏商品流通。因此，恰恰阻碍与摧残了资本主义萌芽。同时，至今还未发现一条材料证明倭寇把掠夺到的财富转化为产业资本，或把掳掠到的人口变为雇佣劳动者。因此，嘉靖倭寇的活动与资本原始积累也是风马牛不相及。
其他行业。徽商除了经营上述几个主要行业外，还从事其他行业经营，陈希、曹国庆、范金民、邵之惠、郑清土、徐学林、童光东等学者分别论述了徽商所从事的墨业、瓷器业、刻书业、徽馆业、染色业、药业等行业的经营情况，使我们对徽商所经营的行业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七、徽商的经营范围
徽商足迹，“几遍宇内”，还有到海外经商的，众多学者分别研究了徽商在各地的经营活动。王廷元论述了徽商与吴楚贸易的情况，指出明清时期徽商在吴楚贸易中最为活跃，其中又以盐商实力最为雄厚，控制了淮盐在湖广行销的专利权，而且吴楚之间的粮食贸易也大部分操纵在徽商之手。湖广四川出产的木材，多由长江水运至江宁、再转销苏州、扬州以及北方各地，而在这里拥巨资、操利权的又是徽商。徽商的活动有利于长江中下游商品流通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对沿江一带市镇的兴起与繁荣更起着重要作用。朱宗宙、刘淼、刘文智分别论述了清代前期徽商在扬州的经营情况及其对城市经济发展的贡献。不少学者还分别研究了上海、南京、武汉、苏州、杭州、芜湖、江西、景德镇、江南市镇、杭嘉湖地区、山东运河区域、西南民族地区等徽商的经营情况，以及给当地经济、文化带来的影响。
八、徽商经营之道
徽州商人，除小商小贩单凭个人及其家属之力从事商业活动之外，其经营规模较大者，一般都要使用大批人手为其从事商品的收购、管理、运输和销售。这些从业人员是怎样组合起来的？他们的职责如何？身份地位如何？与业主关系如何？对于这些问题的考察，应是探索徽商经营方式的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王廷元对此做了研究，认为徽商的从业人员大多是同族或同乡，这些从业人员或为伙计，或为雇工，或为学徒，他们的身份地位、职责和待遇虽然各不相同，但都有可能在自己的位置上求得发展的机会，这对徽州商业的巩固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他还指出，徽人中虽有驱奴经商的现象，但并不十分普遍。入清以后，徽州的主仆名份制度日渐松动，役使奴仆经商的做法已难于维持。张明富认为徽商的经营之道表现在选贤用能；惟勤惟俭；预测市场、抓住时机；缘义取利；诚信无欺；保证质量，信誉至上等方面，这是徽商在继承传统经营艺术的基础上，融合儒家思想的结果。陈学文则将徽商的经营之道概括为“趋时观变”，具体表现在：重视商业信息，根据市场来选择经营行业和地域；慎选伙伴，合伙经营；艰苦勤劳的创业精神；注重人际关系，热心公益事业，营造良好和谐的经商氛围；“贾而好儒”，关心子弟的培养；广告宣传和名牌意识。李琳琦专就“儒术”对徽商商业发展的工具性作用进行了剖析，认为“儒术”并非仅指“儒家的道德”，而是主要指儒学中治人、治事以至治国的道理和知识，“儒术”对徽商“贾事”的工具性作用主要表现在：“儒术”为徽商提供了致富的经验和进行商业决策的方法论；“儒术”为徽商提供了选人、用人、待人之道；“儒术”成为徽商与官府结合的“粘合剂”。王世华认为徽商在经营中表现了杰出的公关艺术，主要是讲求商业道德；广结良缘，无论是朝廷官员、文人士子，还是三教九流、布衣百姓，徽商都倾心交纳；善于用人；热心公益事业等，这些有助于徽商开拓市场，加强竞争力，提高美誉度，并为商务发展扫除障碍。
&九、徽商的商业道德
关于徽商商业道德，陈学文认为体现在一是以义为先，重义轻利，二是重承诺，崇信誉，三是诚实经商，童叟无欺；四是货真价实，讲求质量；五是团结互济。王世华认为，徽商的商业道德主要表现在以诚待人，以信服人；薄利竞争，甘为廉贾；宁可失利，不可失义；注重质量，提高信誉。他还分析了徽商之所以形成这种商业道德是得益于他们的“贾而好儒”。“贾而好儒”使徽商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比其他商帮更善于从历史上汲取经验，包括商业伦理道德的思想资料；“贾而好儒”又使徽商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自觉地用儒道经商。王廷元指出，徽商的经营之道和商业道德，无不受到儒家义利观的支配，徽商崇尚儒家义利观，主要表现在经商是为了义，而不是为了利；注重商业道德，主张义中取利，因义而用财。这种义利观，提高了徽商的信誉，有利于竞争；巩固了商帮的团结，有利于发展；促进了徽商与封建政治势力的结合。但这种义利观不利于徽商的资本积累及其向产业投资，使得商业利润封建化；同时也使得徽商始终处于封建政治势力的附庸，而不能演变为独立的政治力量。
十、徽商的经营文化
由于徽商的文化知识和思想素质的底蕴较为深厚，因此这一群体在商业经营中文化品位也较高。张海鹏系统地论述了徽商的经营文化，主要表现在：一、“儒商”风度和“徽骆驼”精神；二、经营观念与道德观念。经营观念是指效益观念（地缘效益、行业效益、集约效益）、质量观念、名牌观念、信誉观念、法律观念、途程观念等，徽商在这些方面都有突出的体现。三、社交文化与店堂文化。徽商社交文化的特点，既是“立体”的，又是“全方位”的。所谓“立体”的，是因为徽州的一些富商巨贾，上自达官显贵、当朝天子，下至野叟村夫、贫困羸弱，他们都能与之相交往。所谓“全方位”的，是指徽商与士农工贾都相与结交，尤以与文士交往为乐事。徽商在营造店堂文化中，也独具匠心。如在店肆命名、店堂装饰、厅内陈设等方面颇为讲究，对外是对顾客的宣传，对内又是对店员的告诫与期望。而且，徽商营造店堂文化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们善于发挥名人效应。周晓光专门论述了徽商“儒道”的经营理念问题。认为这种理念，首先是“以诚待人，崇尚信义”的经营原则。其次是“以义为利，义中取利”的经营之道。第三是“广置田地，睦族敬宗”的价值取向。第四是“活生为先，泽润亲友”的经营目的。此外，李琳琦还就徽商的店堂文化、柜台艺术和广告促销活动，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卞利、胡宪民分别探讨了徽商的法制观念，吴晓萍、李琳琦也对徽商的途程观念进行了论述。
十一、徽商精神
什么是徽商精神？它的内涵是什么？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探讨，有的认为是“徽骆驼”精神，有的认为是“绩溪牛”精神，王世华将徽商精神概括为五个方面：（1）赴国急难、民族自立的爱国精神；（2）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3）审时度势、出奇制胜的竞争精神；（4）同舟共济、以众帮众的和协精神；（5）不辞劳苦、虽富犹朴的勤俭精神。刘伯山将徽商精神的内涵诠释为四个方面：（1）不甘穷困，矢志千里，勇于开拓的精神；（2）不怕挫折，执着追求，锐意进取的精神；（3）不辞劳苦，克勤克俭，艰苦奋斗的精神；（4）不作内耗，整体一致，团结协作的精神。
十二、徽商与文化
张民服认为，徽商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从事与文化相关的商业活动，如经营文房四宝和刻书业。徽商致富后，又将相当一部分财力、精力转向文化教育和学术方面，如捐资助学、兴建书院；教子业儒，参加科举；贾而好儒，亦贾亦儒。从而说明徽商不是一个单纯以经商营利为唯一目的商业性集团，而是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形成了这个商业集团的独特风格。张海鹏则提出了一个著名论点，即徽商是酿造徽州文化的“酵母”。如徽商为新安理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一是出巨资兴修书院，购置书籍，为理学家研讨理学提供场所和方便；二是商人慷慨解囊，组织理学家编纂理学书籍，传播理学知识，对新安理学“历元明而其传弥广”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经济上的支持使新安学者得以安心向学，接受并研究儒家学说，其中一部分人成为有所建树的新安理学家。徽商对新安医派繁荣的贡献，最主要体现在经济上的扶持，尤其是对新安医学著作的大力赞助付梓。至于徽商助人学医，更是史不绝书。徽商对徽州教育的兴盛，其功甚伟，如投资兴修书院，资助徽人讲学等。徽派建筑的形成也离不开徽商，因为商人们在“资大丰裕”后，或为了享受，或为了旌功，或为了留名，或为了光宗耀祖，不惜拿出巨资，在建造的各种建筑物中，雕梁画栋，穷极技巧，以期气派恢宏，形式新颖。相因既久，遂成风格。由于徽商收藏字画热的出现，又刺激了新安画派的蓬勃发展。徽州文化的各个领域是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外地文化的结晶，是对外地文化兼容并蓄的结果。这同样也离不开徽商的功劳。商人远游四方，见多识广，况且他们大多有文化知识，所到之处，对那里各式各样的文化现象，具有一定的鉴赏、评判、吸收的能力，他们取人之长，充实和提高徽州的古老文化。徽剧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总之，徽州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因素很多，而徽商的“酵母”作用，则是十分重要和基本的。黄成林则从徽商的经济实力、意识形态和经商活动三个方面，论述了徽商对徽州文化的影响，认为徽商雄厚的经济实力是徽州文化形成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徽商强烈的“入儒崇仕”意识促使徽州教育勃兴，文化昌盛，流派纷呈；徽商在经商活动中完善和传播着徽州文化。秦效成指出，必须在徽商与徽州文化和明中叶后的全国商品经济与华夏大文明四者之间作互相联系、彼此交织的全面审视，才能准确认清徽商推动本州文化全方位拓展的真正客观根源。首先，徽商及其子孙后代，在“好儒”的自我发展上，世世相继，连绵不断，是徽州文化建设中一支十分庞大而卓异的队伍。其次，各地徽商的豪华宅第、书楼画室、园林别墅，是本籍和外籍学者文士进行学术交流的最佳媒介。再次，遍布全国的徽商网点及他们创建的义学、书院、会馆，又为徽人提供从师进修、观览风物、考察山川等等方便。以上是徽商为本土文化发展效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徽州文化的全面推进归根到底还是源自徽商为首的商品经济带头的文化市场的扩展和变化。文化市场的扩大和繁荣刺激着文化商品的增多和改进。因此徽商对徽州文化的最大贡献，是在其带头开拓的商品市场特别是文化市场中实现的。此外，徽商回归故里后，还和本乡官宦、儒者联手，共同投身于一些重大的文化实践，如修书院，办义学；修宗谱，撰方志；刻书藏书，购置文物；结社订盟，推动讲学。王世华论述了徽商与长江文化的关系，认为徽商在长江流域的活动，必然给长江文化带来深刻的影响，首先是引发了长江文化价值取向的变化，促进了重商思潮的出现，从而带来士商关系的变化。徽商创造的商业文化，如商业道德，商书涌现，丰富了长江商业文化的内容，但徽州盐商的需求，刺激了扬州青楼文化的繁荣，一些盐商的奢侈又带动了消费文化的畸形发展，这也给社会经济文化造成了负面影响。在徽商的推动下，徽派建筑和园林文化有了较大发展，为长江文化增添了绚丽的篇章。而徽商的重教兴学为长江文化精英的成长提供了物质保证，也为长江精英文化的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王成则论述了徽商对扬州文化的贡献。周晓光具体分析了徽商建筑文化的特色。桑良志又阐述了徽商与藏书文化的关系。
十三、徽商与教育
“贾而好儒”的徽商对教育非常重视，因而与教育结下不解之缘。李琳琦探讨了明清徽商与儒学教育的关系。他指出，高度重视儒学教育是徽商区别于其他商帮的一个重要特点。他们凭藉财力优势，殚思极虑，采取延名师课子侄、广设义塾义学、资助府学县学、大力倡建书院、收藏刊刻儒家典籍等方式，多方位、多层次地资助和发展儒学教育。徽商为什么对儒学教育情有独钟，是有社会的、历史的和心理的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受中国封建社会官本位的影响；二是中国封建社会价值观念的作用；三是与徽州社会深厚的儒学渊源有关；四是出于强宗固族的需要。徽商“振兴文教”，收到了人才辈出之效，不仅产生了一大批进士、举人和官僚，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徽州人的整体文化素质，并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徽州文化”。对徽商商业本身的发展也是有益的，首先是培养出来的一大批徽州仕宦，成了徽商的代言人和保护伞。其次，受过儒学教育的徽州学子，因种种原因未能中举而进入商界，这些有文化的商人，成为徽商的中坚力量。此外，他还有专文论述了徽州的商业教育、蒙养教育、教育特色等。宗韵也对清代一徽商的家庭教育进行了个案研究。
十四、徽商与公益事业
徽商在致富后，曾在家乡和经商地从事大量公益事业，不少学者在论及徽商的发展和资本流向以及徽商的商业道德时，都兼及徽商的公益事业。范金民以江南为中心专门考察了清代徽州商帮的慈善设施，指出徽商在江南的慈善设施最基本的是殡舍（丙舍）和义冢。在清代，徽商的慈善设施遍布江南城乡各地，其数量之多，没有其他商帮可比。从接受教育、延病就医到身后的妥善安置，徽商都有相应的保障性设施。发扬徽商以众帮众、互帮互持精神，实践逐利思义、化利为义的伦理追求，从而增加凝聚力、向心力和商业竞争力，应是徽商创建或不断扩建慈善设施的最基本动机和最直接的出发点。这些慈善设施的资金来源，全部或大部是江南当地和外地徽商承担，体现了不同区域间徽商横向之间频繁的联系。慈善设施的管理运作一概都依照订立的规条章程进行，条理清楚，职责明确，制度严密规范，因此，运作比较成功。方利山则分析了在灾害面前徽商的“义行”、“义举”：竭诚捐赈，拯民于水火；出谋划策，救民之所困；以义为利，不发国难财；积德尚善，不赚黑心钱。这些“义行”、“义举”体现了一种仁者爱人的生命关怀。卞利也有专文论述徽商对灾荒的捐助与赈济。
十五、徽商衰落的原因
清代中叶以后，称雄三四百年的徽商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其间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探讨。叶显恩指出：徽商是在封建政权的庇护下得到发展的，但在享受许多优惠的经营条件和特权的同时，又受到封建王朝的勒索榨取，各种各样的捐输，急公济饷，佐修河工、城工、灾赈、报效，成为徽商的一项沉重负担。这是导致徽商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道光年间，清政府先后在两淮将纲运制改为票盐法，原来官商一体的包销制被打破，盐商难逃厄运。继盐商败落之后，典当业也因“左宗棠增质铺”而“几败”。茶商也一连“亏耗不可胜数”，曾国藩于太平天国革命期间，在徽州纵兵大掠，而全部窖藏一空。至此，徽商已奄奄一息了。加上嘉庆以后，徽州的缙绅势力趋向式徽，使徽商失去了政治靠山。由于上述因素，徽商在晚清衰落了。周晓光认为，徽州商帮的衰落，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综合结果，其中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发生的中国社会的战乱即清朝封建政府和太平天国农民政权之间的战争，乃是加速徽州商帮衰落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一，包括鄂、赣、皖、苏、浙在内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战乱最严重的地区，也正是徽州商帮商业经营活动最主要的区域，这就使得徽商传统的“吴楚贸易”几近中止，徽商在江南市镇中的商业活动陷于瘫痪，也严重打击了盐、典、茶、木等四大徽商支柱行业。二、这一时期战乱对徽州本土也造成严重冲击。首先徽州财货及徽商资本遭受巨大损失；其次，徽州士民以及徽商人员遭受重大伤亡；再次，徽商家园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三、战乱对徽州商人及其商业资本也造成了直接的打击，主要表现在清政府大幅度增加茶叶税和开征厘金；徽商被迫赈饷和捐助团练；商人颠沛流离，无心经商。徽商从此一蹶不振。葛剑雄则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指出徽商衰落的原因，离不开当时的地理环境，集中反映在市场和商品这两个方面。他认为，成也萧何，败亦萧何。徽商因长江三角洲而兴盛，最终也因长江三角洲而衰落。1843年上海开埠后，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使上海成为新兴的工商业中心和进出口基地，并且辐射到整个长江三角洲和周围地区。但与此同时，周围的传统工商业城市相形衰落，大批官僚、富商和名流从这些城市和附近乡村迁往上海，带去了大量资金，也带走了市场。还有大批人才和劳动力从这些地区迁往上海，使当地的日常市场进一步萎缩。外贸大幅度增长，传统的内贸相形见绌，生丝出口已由江浙移到上海，并由浙江丝商捷足先登，迟到的徽商又没有分到什么份额。机器生产的商品或进口商品取代了手工业生产的传统商品，在新的商店、经营方式和商业网络的进逼下，粤、江、浙商人迅速崛起，徽商节节败退，在长江三角洲这个最大的市场中终于失去优势。他还指出，长期的单一经营，过分地依靠政治权力，使他们已经丧失了早期徽商的开拓性和适应性，在新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海运轮船从西方传入后，运河运输的艰难和弊病更加突出。津浦铁路的通车最终导致了运河漕运的废弃，铁路沿线迅速繁荣，而沿运河城镇则一派萧条，聚居在那里的徽商从此一蹶不振，即使有勇气转移到上海等地，留给他们的机会和空间已相当有限了。王世华认为，徽商之所以衰落，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原因。客观原因是清政府盐业政策的调整，由纲法改为票法，徽商主体一败涂地。咸丰年间的战乱又给了徽商沉重的打击，徽商多年积累起来的资本被掠夺一空，甚至身家性命也受到伤害，使得徽商的元气大伤。从主观原因来看，主要的是未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近代以后，外国资本来到中国，传统社会开始转型，这是中国的一大变局。面对这场亘古未有的大变局，有的商帮能够紧跟时代前进，及时调整原来的经营行业，开拓新的行业。如宁波商帮在近代欧美轮船侵入我国以后，一叶知秋，停止传统的沙船贩运业，转而经营轮船运输业，甚至组成航运集团。一些经营钱庄业的商人，也改营银行业，还有的从事进出口贸易，甚至大批到海外发展。洞庭商人在近代也能适时开办买办业、金融业，并兴办丝绸、棉纱等实业。他们都能开辟一块新天地。而徽商却昧于大势，未能与时俱进，仍然在传统传行业中抱残守缺，苟延残喘，最后只能被历史所淘汰。这种深刻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今天认真记取的。
十六、徽商的历史作用
叶显恩认为徽商财雄势大，手眼通天，在明清商界所享有的崇高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其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一是徽州商人造成大量货币资本在个人手里积聚，从而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创造了历史前提，有的徽商已开始把部分资本投入手工业生产。二是徽商所进行的远距离的商品贩运，对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各地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起了促进作用。三是徽商对各地区城市的兴起和繁荣，起了积极作用。张海鹏则从一个行业、两块地域着手，探索徽商的作用。他列举大量事实说明徽商对扬州、徽州的贡献。明清时期的扬州，无论是盐业生产的发展，城市面貌的改观，还是文化的繁荣，都与徽商于其中投入财力、人力、智力是分不开的，而这些“投入”是有积极意义的。徽商一部分利润又流归故里，以致对桑梓的繁荣起了重大作用，一是促使了徽州地区不少市镇的兴起；二是徽州的园林、民居、牌坊、亭榭、街坊、桥梁、寺观、祠宇都别具一格，本身就是经济富有的一种反映，无疑还是徽商雄厚的财力所造成的；三是徽州文化独标一帜，自成派别，诸如新安理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以及徽州朴学（皖派经学）、徽州篆刻、徽州刻书、徽派版画，还有徽剧、徽雕、徽菜等等，文化的基础是经济，而酿出“徽州文化”的“酵母”则是徽商。卞孝萱以《扬州画舫录》为线索，参考有关文献，具体分析了徽商对扬州文化的贡献。清代前期，安徽马氏、鲍氏、郑氏、黄氏、吴氏、徐氏等业鹾于扬州，他们致富后，爱好风雅、建筑园亭、收藏古董、延聘文士、组织诗社、刻印典籍，提倡书画戏曲，资助书院膏火等等，推动了扬州文化事业的兴盛。韩大成以徽商编写的《士商必要》、《士商类要》、《士商要览》三部书论述了徽商在交通与商业史方面的贡献。他指出，这三部书比较全面而系统的记述了当时两京十三省交通干线以及与此有关的诸问题，如路线里程，盗、棍、险、疫，特产名胜。这些内容在我国交通史上是一大突破；对后人经商外出，有重要参考作用，对客商们的游览与求神祈福都是非常必要的。三部书的另一主要内容，就是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出外经商必须注意的各有关事项，其中不少内容是出于作者创造性劳动，如路引、行期，车船、脚夫，投税、投牙等。总之，这三部书积累了无数商人的智慧和实践经验，不仅在我国古代交通史与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普及地理交通知识，指导广大商人出外经商都有重要历史意义。
徽商毕竟是封建性商帮，它在历史上的作用除积极方面外，也还产生一些消极作用，可参阅“徽商的性质”一节所述，此不赘。
课题组组长：　吴克明 　　　　安徽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　
中国市场学学会常务理事
香港理工大学客座研究员
　　　　　课题组副组长：王世华 　安徽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室）特约研究员
　　　　　　　　　　　　　　　　　　　　　　　　　　　　安徽师范大学副校长
　　　　　　　　　　　　　　　　　　　　　　　　　　　　安徽省历史学会会长
张　南　　　　安徽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室）副主任
孙东海　　　　　　　　　　　　　　　决策杂志社总编辑
　　　　　　课题组成员：
钟& 军　　　　　　　　　　　　　　决策杂志社副总编辑
夏仕应　　　　　　　　　　　　　决策杂志编辑部副主任
米运生　　　安徽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室）综合处副处长、经济学博士
罗　彪　　安徽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室）国际经济处副处长、经济学博士
　　　　　　　　　　　
二四年十一月九日
《试论徽州商人资本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3期
《徽商述略》，《江淮论坛》1982年第1期
《徽商在中国商业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商业经济与管理》1985年第2期
《徽商始于何时》，《江淮论坛》1982年第4期
《论徽州商帮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
《新安商人的研究》，《徽商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
《试论徽州商人资本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3期
《徽州商人的小本起家》，赵华富编& 《首届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文集》& 黄山书社& 1996年12月版
《关于徽商兴起与衰落的原因》，《徽州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
《论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
《从历史地理看徽商的兴衰》，《安徽史学》2004年第5期
《论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4期
《“贾而好儒》并非徽商特色――以明清江浙、山西、广东商人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第4期
《也谈“贾而好儒”是徽商的特色――兼与张明富先生商榷》，《安徽史学》2004年第1期
《徽商的衰落及其历史作用》，《江淮论坛》1982年第3期
2 《徽商是典型的东方封建商贾》，《徽州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
《徽州盐商的经营特点》，《徽学》第1期（1986年5月）
《徽商进入两淮的几个阶段――“明清徽商与两淮盐业”研究之一》，《货殖》第2辑
《徽商在两淮盐业经营中的优势――“明清徽与两淮盐业”研究之二》，《首届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文集》黄山书社，1996年2月版
《明代徽州盐商盛于两淮的时间与原因》，《安徽史学》2004年第5期
《明清淮安河下徽州盐商研究》，《江淮论坛》1994年第5期
《试析明清徽州盐商独特的文化人格现象》，《学术月刊》1994年第5期
《明代徽州盐商的移居与商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
《明清徽州典商的盛衰》，《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
《徽州典商述论》，《安徽史学》1986年第1期
《明清徽州茶商述论》，《安徽史学》1985年第3期
《清代徽商与茶叶贸易》，《安徽师大学报》2000年第3期，《近代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与徽州茶商的衰落》，《江海学刊》1998年第6期
《论五口通商后徽州茶商贸易重心的转移》，《安徽史学》199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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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的衰落及其历史作用》，《江淮论坛》1982年第3期
《从扬州到徽州的繁荣看明清徽商的历史作用》，《第六届明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黄山书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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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徽商在交通与商业史上的重要贡献》，《史学月刊》198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