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国债管理制度的系统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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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国债管理制度的系统改革
论中国国债管理制度的系统改革
论中国国债管理制度的系统改革分析国债首先要明确的是国债在整个经济中，在财政中承担着怎样的角色，在确定了其角色之后，紧接着就可以由国债的性质来确定其量的规定性，即国债的规模。在对国债的进行了定性、定量地分析之后，那么紧接着就会产生一系列国债事物操作上的问题，即国债是如何发行的、该由谁来充当国债的买者以及怎样才能将这类债券推销出去，到期应该如何偿还，而所有这些与国债运行有关的活动又都属于国债管理的范畴。 国债的性质与地位 遵循着这一思路，我们首先来对国债在整个经济和财政中所处的地位作一分析。从财政=税收+费用+……+债务这一等式中可以看出，在收支的总体平衡中，是由支出来决定收入的。因为有了支出的需要，才有了对足以支撑这些支出的收入的要求，因而才产生了财政。收入是随着支出的变动而变动的。在支出一定的情况下，各种收入之间则存在着此增彼减的关系。就如一个人可以有多种创收的方式，一个国家也有着不同的收入渠道，但收入的最终用途与这些收入形式之间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一个经济人在自身收入足以满足支出的情况下，是不会去借债维生的（当然，用贷款来投资除外，因为政府一般不存在这种行为）。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债在财政收入中扮演着一种补充性的角色。为了加深对这一问题的说明，我们可以从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应发挥的作用以及各种财政收入的性质来加以分析。首先，政府在整个经济生活中就相当于一个可以自动调节经济的砝码，当经济的天平由于种种因素不能趋于平衡时，政府就利用自己特殊的地位，适时地往天平的两侧添加重量不同的砝码，使之趋于平稳。而在市场经济下，政府这一砝码的作用恰恰就是满足市场所不能提供的公共需要。如此种类繁多、项目庞杂而经济效益又非常隐性的公共物品决定了政府用来满足这类支出的财政收入就必须具有稳定可靠、数额庞大等特征。那么与国债相比，税收恰好具有这一特性。税收凭借其强制性、固定性与无偿性这三大特性稳居财政收入的第一位，相形之下，国债的特征则是自愿性、有偿性和灵活性。自愿性是建立在群众自愿承受的基础上的。所以其收入的量不是很稳定可靠。有偿性是任何债务本身都具有的一大特征，借债就必须偿还。灵活性则是指国债的确立是以财政收支之间的差额为依据的，既不具有发行时间的连续性，也不具有发行数额的固定性。所以从根本上说，国债只是赤字的伴生物。因此，只有当税收、利润和费用等既定的收入形式不能满足政府的支出需要时，国债才能作为某种调节器在灵活性上使财政收支的公式得以平衡。由此可以得出国债的基本功能就是弥补财政赤字。 以上我们对国债应充当的角色作了规范性的分析。但是现实的经济生活并非如某个公式一样简单明了，各种影响经济的因素往往错综复杂并且交互发生作用，所以对于国债性质的分析也就不能只停留在规范的理论分析中。国债在财政收入中的补充性地位是国债的本质特征，但是在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国债所发挥的具体作用是不尽相同的。我国在建国初，税收制度不统一、收入不足，而支出却由于新旧交替、战争、通货膨胀等原因屡增不减，收入远远不抵支出，因此曾经发行过几年国债。从年我国度过了二十年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债空白时期，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债，而是以种种暗债的形式存在。这一时期，国债的作用不只是被大大弱化，而是国债彻底退出了作为一种财政收入形式的舞台。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的国债规模却是逐年锐增，尤其是近几年来，其增长态势令人望而生畏。造成这一现实的原因，除了我们对国债的认识不够以外，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紧密相关。实际上，我国的改革就是以国债的连年增发为支撑的。从我国的发债史可以看出我们一直是在被动地利用国债，国债的性质、作用不是被人为地缩小就是被无谓地夸大。直到今天，对国债的依赖性几乎已不能自拔，所以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要正确地理解国债在整个经济生活以及在财政收入中应有的地位，这样才能使对国债规模的合理确定与控制走上正确的轨道。&国债的规模 国债在财政收入中所承担的角色就决定了国债应有的规模。从理论上讲，一国在每一特定时期的特定条件下，必然客观地存在着某种适度债务规模的数量规定性，也就是说，在这一规模上，国债功能可以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对经济生活的正面积极影响作用最大，相对而言负面的不利作用最小。在现实生活中，决定或影响适度债务规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深化程度，政府管理水平和市场健全程度，国债的结构状况、筹资成本与所筹资金的使用效益等等。这些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对国债总量的把握。&一、我国国债规模的实证分析 我国从1981年恢复发行国债到1996年底，累积发行国债近6646.02亿元，到1996年底，国债余额达3803亿元。年度人民币国债发行额增长率相当高，从1981年的40多亿元增加到1996年的近2000亿元&。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国债规模的变化还呈现明显的阶段性、阶梯式上升的特征。&表1&不同时期国债发行情况&单位：亿元 年度& 年发行额& 年均发行& 平均利率& 发行总量& & 43.83-93.46& 39.5& 8.4%& 395& & 199.3-395.64& 303.1& 14.5%& 909.3& & 7.7& 1461.8& 14.5%& 4387.5&
从表1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债发行规模的变化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年，年均发行额仅为39.5亿元，占同期财政收入规模很小。第二阶段是年，从1991年期发行规模第一次跃上了200亿元的台阶，年均发行额大体在303.1亿元左右。前13年的发行总量为1304亿元。应该说，这一时期的国债总量问题并不突出。第三阶段是年，1994年国债的发行额首次突破了1000亿元大关，实际发行额为1028.6亿元，比上年的395.6亿元剧增了260%。1995年发行规模继续扩大，突破了1500亿元，1996年更是达到了1847.7亿元，又比上年增长了近30%。由于一年期以内（不含一年期）的短期国债需要在当年偿还，而不计入当年发行规模，因此，实际发行额还不止这个数。进入90年代以来，国债的发行规模几乎呈几何级数增长，远高于同期财政收入年均增长速度和GDP的年增长速度。 我国国债发行规模进入90年代以来迅猛增长的主要背景，在于自80年代初就确定了以“放权让利”为主线的改革思路，致使“两个比重”（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迅速下降。与此同时，国家财政的职能范围又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国家的财政支出特别是中央财政支出居高不下，财政赤字不断增加，加之金融市场还不发达，国债的筹资成本长期偏高，国债的发行规模迅猛增长就在所难免。至于国债发行规模阶梯式上升的具体原因，则在于弥补财政赤字的手段的根本转变。年以前这个期间，弥补财政赤字的手段除发行国债以外，主要是由财政向银行透支。1987年国务院做出了财政部的向中央银行透支的明确规定。因此，从1991年开始，为了弥补日益增加的财政赤字，国债的发行规模跃上了一个新台阶，首次接近200亿元大关。1994年为了支持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理顺财政银行关系，我国正式确定了财政赤字不得向银行透支或不得用银行的借款来弥补的制度，至此，发行国债就成了弥补财政赤字和债务还本付息的唯一手段，从而导致了政府举借国债的第二次飚升，年度国债发行额首次突破了千亿元大关。 二、衡量国债规模的两个主要指标 1．债务负担率。是国债累积额与同年GDP的比重。其计算公式是：债务负担率=（历年发行、尚未偿还的国债累积额÷当年GDP）×100%。它着眼于国债的存量，反映国债累积总量相对于同年经济总规模的比例关系。这一指标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从国民经济的总体和全局，而不是仅从财政收支上来考察和把握国债的数量界限。截至1996年年底，我国历年发行、尚未清偿的国债累积额为4265.84亿元，大约占同年GDP的6.3%。这一数字，同美国的69%(1994)以及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同一指标相比，似乎并不大。但是我们同时还应该看到，近几年来，我国国债的发行额每年都在以30%左右的速度递增（和1996年的递增率分别为：58.99%、31.87%、26.95%），而且我国的举债历史并不长，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国债累积规模之所以如此庞大，是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积累下来的。如果我国按照目前的势头发展下去，那么要不了多久，我国的国债规模很可能会赶上已经有几百年举债历史的西方发达国家。 2．债务依存度。是国债发行额占同年财政支出的比重。其计算公式是：债务依存度=（当年国债的发行额÷当年财政支出额）×100%。它着眼于国债的流量，反映当年财政支出对债务收入的依赖程度。在我国这一指标的计算有两种不同的口径，一是以全国的财政支出作为分母，二是以中央财政支出作为分母。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分级财政制度，国债是由中央财政来发行、掌握和使用的，所以，使用后一种口径（即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更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国债毕竟是一种有偿性的收入，国家财政支出主要还是应依赖于税收，债务收入只能是一种补充性的收入。因此，国债规模的合理性主要可以根据这一指标来判断。从表2中可以看出，
表2&中国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单位：亿元 年份& 政府债务发 行额& 全国财政支 出& 中央本级财 政支出& 第一口径计算的债务依存度& 第二口径计算的债务依存度& 1991& 461.40& 3813.6& 1337.61& 12.0& 34.5& 1992& 669.68& 4389.7& 1609.01& 15.2& 41.6& 1993& 739.22& 5287.4& 1648.20& 13.9& 44.9& 1994& 1175.25& 5792.62& 2253.79& 20.3& 52.1& 1995& 1549.76& 6823.72& 2873.75& 22.7& 53.9& 1996& 1967.28& 7973.55& 3466.59& 24.8& 56.7& 1997& 2476.82& 9233.56& 4450.87& 26.8& 55.6&
自1994，我国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就已经超过了50%，而且一直呈攀升之势。从表中我们可以得出,在1997年我国整个国家财政有1/4以上的支出、中央财政有近3/5的支出需要靠发行国债来维持。如果说26.8%的国家财政的债务依存度还没有高到无法承受的地步的话，那么55.6%的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则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大大超出了国际公认的安全线（15-20%）。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主要目标的中央财政支出，其资金来源的一半以上要依赖于发行国债，这不仅与政府活动本身的性质不符，而且照此发展下去，其潜在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 从以上两个指标中可以看出，当前我国的国债规模确实存在着一定的风险。而且这一风险主要体现在国债的发行规模（而非累积规模）偏大。国债发行规模的偏大又集中表现为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偏高。&三、债务依存度偏高的原因 债务依存度偏高是国债发行规模偏大的结果。债务依存度偏高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 （一）体制改革。随着政府减税让利这一改革步伐的迈出，财政的亏空也越来越大，赤字连年不断，而且只增不减。在允许财政向中央银行透支的情况下，财政赤字同时靠向中央银行透支和举借国债两种方式来弥补。但是向中央银行透支必然导致通货膨胀，为了抑制通货膨胀，1994年彻底取消了财政向中央银行的透支，这样财政上的赤字就只能由举借国债这一种方式来弥补。随着弥补赤字方式的“双轨制”转入“单行道”，国债的发行规模亦由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几十至几百亿元，一举突破了千亿元大关。 （二）税收“缺位”。在改革前，与我国传统的收入分配机制相伴随的财政收入结构是税利并存，以利为主，而且来自国有企业的缴款占大头。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市场化的进程，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和国家统管城市职工工资的格局相继被打破，原有的财政收入渠道基本上不复存在了。然而，在人们的纳税一时尚未提高、税收惩罚力度没有到位、依法治税的社会环境尚未确立的情况下，各种偷漏税的行为处处滋生、蔓延，致使该征的税不能全部征上来，国家税收大量流失。1994年税制改革后，这种矛盾虽然有所缓解，但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面对着如此“刚性”的财政支出，要改变充当着财政收入体系主力军的税收的“缺位”问题可谓任重而道远。而这一过程自然造成了财政对国债的日益依赖，从而形成了国债的“越位”。& 此外我们还应看到非规范性政府收入的冲击、借新债还旧债以及财政支出膨胀等原因也使国债规模迅速扩大的重要原因。由于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等非 规范性政府收入的挤占，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迅速下降,而与此同时，这些非规范性财政收入则急剧扩张。其所带来的结果直接表现为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下降。但是财政支出并未随之同步下降，其中借新债偿旧债也占去了相当的比例，支出的膨胀使得政府不得不求助于国债以渡过难关。由此便形成了财政支出膨胀→财政赤字加大→国债发行规模增加→财政支出进一步膨胀→国债发行规模再增加这样一种连锁反应。 四、降低债务依存度，适度控制国债规模 国债使经济建设和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来源，也是调节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我国是多年的举债历史给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带来了一系列积极的作用。但是，发行规模把握不好，则可能是国家财政面临一定的风险，甚至还会造成债务危机和信用危机。&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两个指标中，债务负担率在目前来看还有发展的余地，但是单纯地从债务负担率的判断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未免有些仓促，因为从国债发行的增长速度来看，如果在今后不控制国债的发行规模，那么用不了几年我们的雪球就会越滚越大，甚至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用了几百年才积累下来的数额。债务依存度尤其是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则说明了中国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扭曲，既国民收入分配过分向个人倾斜，财政集中的国民收入份额太少，财政收入的基础薄弱。所以当务之急是降低偏高的债务依存度，从宏观上做出统筹安排，把握好国债的发行规模。&首先，要重树税收的“主角”地位。进一步完善税制，把该征的税全部征上来。税收与国债在财政收入体系中是一种此增彼减的关系，国债的“越位”自然是税收“缺位”的必然结果，所以让税收重新挑起“主力军”的重担是降低债务依存度的关键一步。为此，必须大力加强税法建设，税务机关和纳税人都要更新旧的税收观念，树立新型的征纳税关系。严堵税收流失漏洞，使国家的税收流失减少到最低界限。 其次，要清理政府收费，实现政府收入机制的规范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论形式如何，只要是政府取得的收入，本质上都属于财政性资金。因此，将分散在各部门、各地区的各种非规范性的政府收入，转变为可由财政部门统一调度、规范性的政府收入，扩大经常性的财政收入总量，对于降低债务的依存度来讲，显然具有打基础的意义。&第三，还本付息支出要“分流”。根据国债还本支出和利息支出的不同属性，应该采取不同的方法加以处理：还本支出，可以留在“债务预算”中，仍通过举借新债的方法来解决，并以次使之成为一个实际上无需偿还的永久性余额。利息支出，则须列入“经常性预算”，以税收为代表的经常性财政收入作为资金来源，不能继续指望于举债。因为，若将国债的利息支出和还本付息支出混为一谈，统统依赖举借新债的办法去解决，那么，在发新债抵旧债的循环中，虽不会带来一笔国债本金余额的变化，但由此而发生的利息支出额却会日益增大。&第四，要千方百计压缩支出。导致国债发行的根本原因是财政赤字，出现赤字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非债务财政收入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财政支出过大。由于国债发行固有的灵活性特征，政府通过发行国债取得财政收入相对比较便利，就可能会刺激政府放宽对自己的预算约束，进一步扩大财政支出，造成每年的国债发行额居高不下。由于财政支出的效益无法由市场自动的反映，我们目前必须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特别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权，控制财政支出的膨胀并通过政治程序监督政府财政支出的效益。取消不必要的财政支出项目，控制国债规模。& 国债的种类 一国的国债是由许多不同形式的具体国债构成的。即使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单一的债务形式也极为少见，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更是如此。要充分而有效地运用国债，建立合理的国债结构是十分重要的。而要达到这一目标的前提就是对国债进行科学的分类。 国债的分类方法& 国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按照发行区域可分为国内的国债和国外的国债，简称“内债”和“外债”。如我国于1998年发行“内债”6508.6亿元，发行外债80亿元，那么发行的国债总额即为6588.6亿元；按照偿还期限可以分为短期国债、中期国债和长期国债，它们的期限分别为一年以内、一年至十年及十年以上；按照流通与否，可以分为可转让债券和不可转让债券；按照发行方式可以分为强制国债、爱国国债和自由国债。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分类方式，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不同的分类方法可以说明或解决不同的问题。 二、几种主要的债券 最基本的一种国债分类方法是按照其流动行将国债分为可转让债券和不可转让债券。可转让债券是指能够在金融市场上自由买卖的国债，是各国政府国债的主要形式。它按照还本期限的长短又可分为国库券、中期债券、长期债券和预付税款券，其中每一种债券在期限、面额、付息方式、推销方法、承购对象、发行目的、经济影响等方面，都有着不同的特点，因而往往被各国同时加以采用。其比重往往在70%以上。 1．国库券。国库券是政府短期国债的最主要形式，期限有3个月、6个月、9个月，最长不超过一年。一般采取不记名形式，不按期计息，债券上只有票面金额而不载明利率。但出售时按票面金额打一定折扣发行（折扣率按当时的市场利率灵活确定），到期按票面金额十足还本，等于预扣利息。&国库券是各国资金市场上（短期金融市场）上的主要流通工具，在货币和信贷资金的融通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政府用于调节季节性资金余缺的重要手段。这是由于国库券兼备安全可靠性和高度流动性的特征，同时又是一种可以带来利润的资产，而且国库券的面额多样，可大可小，为认购主体的多样化提供了方便。 国库券的承购者主要有三类。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居民个人。国库券是商业银行的主要投资对象和中央银行调节货币供给量的主要工具，发行国库券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导致银行信用规模的扩张。所以总的说来国库券的发行对经济有扩张性或膨胀性的影响。&2．中、长期债券。中长期债券的特点是期限长，一般要注明利率，本息要分别计算。与国库券的发行不同的是，中长期债券的发行不是用于弥补预算年度内各级借间财政收入的淡旺差额，而实实在在是为了弥补整个预算年度内的财政赤字。中长期债券的主要认购者有储蓄银行、保险公司以及有养老基金和靠养老基金生活的人。因为中长期国债的购买者都不是创造货币的机构，所以也就减少了货币供给量增加的可能性，不会造成银行信用的扩大。从其与利息率的关系看，在市场资金供给量一定的条件下，大量发行较长期的债券，会使长期资金需求相对大于供给，而短期资金供给相对大于需求，从而抬高长期利率，因而造成投资和消费的下降。所以，总的来讲，中长期债券的发行对经济的影响一般是紧缩性的，或者说是中性的。 不可转让债券是不能在金融市场上自由买卖的债券，使各国政府债券的补充形式。它按发行对象的不同又可分为对居民个人发行的储蓄债券和对特定金融机构发行的专用债券。这两种债券的期限都较长，并且都有特定的发行对象，其不同点是储蓄债券的发行条件优于专用债券，专用债券的推销方式带有某些强制性。 三、国债种类的设计 科学、恰当地设计国债的种类结构，对于国债的顺利推销、国债执行不同时期的经济任务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国债结构的合理设计可以从三方面着手：一是种类力求多样化，这是国债顺利推销的前提条件。二是国债的种类结构应该适应经济形势的需要，即在经济危机时期，要尽量扩大对经济具有扩张性作用的短期债券的发行，缩短国债的期限结构；在通货膨胀时期，则要尽量扩大对经济具有紧缩性影响的长期债券的发行，延长国债的期限结构。三是国债的种类安排应力争使债息成本达到最小，就是在利率较高时期多发行短期债券，在利率较低时期多发行长期债券；预期利率看涨时集中发行长期债券，预期利率看跌时集中发行短期债券。 国债的发行 一、国债的发行 （一）国债的发行条件 国债的发行规模一旦确定，那么不管其种类如何，都必须经历一个推销的过程。推销的顺利与否取决于一系列的条件。政府在推销国债时，首先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国债发行的一些基本条件，如债券的票面额、发行价格、利息率等的规定。债券票面额的大小，应当根据国债的发行对象、人民生活水平、日常的交易习惯及国债的发行数额加以确定。随着国债在我国政府财政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日益提高，我国国债面额的设计也将逐步拉开档次，而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国债的发行价格应力争等于或接近票面价值，即要力争平价发行，而避免按低于或原理票面价值的价格发行；国债的利息率应当参照金融市场利率水平、政府信用状况和社会资金供给量等因素加以确定，同时还要考虑到政府在不同时期执行的经济政策的需要。 国债的发行方式& 各国的国债发行方式多种多样，各有特色，但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四种： 1．固定收益出售方式。这种推销方式的特点是按预先确定的发行条件出售国债，认购期限较短；发行条件固定；发行机构不限。这种方式主要适用于可转让的中长期债券的发行。在市场利率稳定的时候，这种发行方式对于政府是有利的。但在市场利率不稳定时，可能导致一部分债券出售不动，还可能导致旺销。 2．拍卖方式。其发行条件由投标过程决定，拍卖过程往往是政府机构直接组织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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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 根据地和先烈、大户与大鳄、大手笔的国库券买卖
根据地和先烈、大户与大鳄、大手笔的国库券买卖
　　　　根据地和先烈
　　交易所是1990年开张的，但资本江湖却在早几年前就已经开始渐渐汇流成河了，在交易所还没有成形之前，中国股市的第一代暴富神话就已经诞生并开始流传了。在两大交易所成立之前，上海、深圳的股票黑市已经风云跌宕了。
　　改革开放前，咱们讲的是&既无外债又无内债&，证券这个东西少见得很。1981年，财政部首次发行国库券，这才揭开了新时期中国证券市场新发展的序幕，证券行业才有了自己的场子。
　　正如前文所说，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多家公司相继开始发行股票，成都工展、深圳宝安、北京天桥、上海飞乐等股票相继出现，证券行业的场子有所扩展。
　　1985年1月，上海延中实业有限公司成立，并全部以股票形式向社会筹资，成为第一家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的集体所有制企业。
　　有了在社会上流通的股票，那自然就需要交易场所了，上海、深圳交易所那是后来的大手笔，早年间，老少爷们想玩股票，得去黑市，好似投机倒把的黑户商贩。
　　日，新中国第一家代理和转让股票的证券公司&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宣告营业，尽管场地不大，在以后股市火暴的时候，经常挤得密不透风，但老少爷们好歹有了地盘了，这可以算是中国股市的第一个根据地。
　　1987年我国首家证券公司&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成立，不过这个&第一券商&以后的发展历程可颇不顺利啊，算是行内的先烈了。
　　其后，上海陆续成立了申银、万国、海通三家证券公司，其中申银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操办，万国是股份制证券公司，海通证券由交通银行操办。全国各地证券公司也相继成立，但大多依托在银行门下。虽然在以后的几年里，证券行业相继脱离了银行系统，但两个行业中早年间的这种血脉、人脉，是中国股市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特色。
　　大户与大鳄
　　大江大湖里出大鳄，小江小河里照样有凶猛动物，早年间虽然交易所还没成立，但依托着几个小小的交易门面，沪深两地的股市照样是风生水起，群鳄纷争，多空大决战、政策、技术照样拼死搏杀，手法更彪悍。
　　只可惜这第一代的老江湖，到现在没留下几个了，20年股海生涯，不死者几稀？算下来众所周知的只有两个标杆性的人物从那时候一直奋斗到现在，一个散户&中国第一散户杨百万杨怀定，一个大鳄&阚治东。
　　杨百万历经几轮牛熊，虽然还进出股海，但现如今已经被人评为&靠讲课、卖书、卖软件赚钱，做的股票尽赔钱&；阚治东则历经申银、南方证券，在1996年炒作&陆家嘴&等&两桥一嘴&概念时名动天下、风头无二，最终却因南方证券坐庄&哈飞、哈药&折戟沉沙。留下的尚如此，那些被大浪淘沙淘走的，就更可想而知了。这都是后话，现在暂且不提。
　　杨怀定的故事，中国散户几近耳熟能详了。1950年生人，一直在上海铁合金厂当工人，工资先是每月36元，后来涨到了每月53元。1988年春节，杨怀定38岁，厂里仓库丢了1吨多铜材，因为杨怀定妻子承包的电线厂所用的原料是铜材，弄得杨怀定一下子成了重点怀疑对象。后来虽然小偷被抓住了，冤情被洗刷了，但杨怀定心里总有点不舒服。1988年3月，他辞职了。
　　辞职后，杨怀定便投身到了买卖国库券的生意中。1985年期的国库券开盘价104元，利息率15%。站在交易所门口的杨怀定，心里开始盘算起来，今天带来了2万元，如果2万元全部买下，一年就有3 000元利息。而存在银行的利率是5.4%，全年利息1 080元。那多出来的近2 000元，远远超出在工厂的工资。于是他果断地把带去的2万元都买了国库券。
　　杨怀定以后描述当时的心情是，&买是买了，但是心里忐忑不安，害怕跌。下午就迫不及待地跑去交易所看行情，一看，发现涨到112元了，我赶紧卖了，赚了800元&。一年的工资到手了，杨怀定心放宽了些，又开始突发奇想：如果我能把104元的国库券买回来，再以112元的价格卖出去，不就可以赚钱了吗？由于当时全国有7个城市都开放了国库券交易，杨怀定决定打听一下其他城市的行情。&那时候国库券行情属于国家机密，但当天的《解放日报》报道了上海的开盘价和收盘价，依此类推，各地的党报一定会报当地的行情&。杨怀定立即跑到上海图书馆，翻看全国各地的党报，终于查到安徽合肥当日国库券开盘价94元，收盘价98元。
　　于是连夜去合肥，一个来回，2万元的本钱一下子变成了2.2万多元。跑了几次以后，杨怀定尝到了甜头。之后，杨怀定来回穿梭于山西、福建、河南等地，采用蚂蚁搬家的方式把国库券源源不断地搬到上海。一年就赚了100万元，在20世纪80年代，对许多人来说成为万元户都是遥不可及的目标时，杨怀定发了，杨怀定这三个字渐渐被人淡忘，取而代之的杨百万却名动天下。资金量做大以后，他不再亲自到外地跑了，雇了几个人在全国各地跑，他坐在上海用电话遥控。
　　这些人每到一地，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听当地的国库券行情。杨百万说：&用现在的话讲，我就是买信息。我变成信息中心，知道哪里价格最低。我指挥他们从最低的地方开始依次买进，越买差价越小，最后回到上海卖出。人换班休息，资金不闲着，每天在滚动、膨胀。&
　　大手笔的国库券买卖
　　无独有偶，杨百万在国库券市场里打鱼捞虾的时候，阚治东也看中了这个市场，一出手就是纵横捭阖。看，这些人都能注意到国库券里面的商机，聪明人的眼光往往有相通之处。当时阚治东还在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信托投资公司当副总经理。1988年，国库券开始流通了，阚治东就在工行系统组织了全国第一个国库券报价中心，有36个单位参加。每个单位每周发电报到上海，报出国库券的买进卖出价，上海汇总后再返回。这在当时已经是先进、高效的交易网络了。比杨百万雇人全国打听行情的方式先进多了。
　　1989年年底，中国人民银行一家北方信托投资公司听到风声，中国人民银行所属的信托投资公司都要撤销，但它们库里还压着
　　1 000多万元的国库券。该公司就联系到阚治东，希望把这些国库券变现。
　　报价后，阚治东觉得很合算，1 000万元国库券全数拿下。这
　　1 000多万元国库券，一次就为阚治东赚了百万元以上的利润，也为申银公司的原始积累打下了底子。
　　一笔生意利润百万元，再对比一下杨百万，你会发现个人的力量总是渺小的，但杨百万赚的钱归自己，阚治东赚的钱归集体，可如果没有阚治东呢？集体能赚到这笔钱吗？当然没有组织的资金，阚治东和组织同样也赚不到这笔钱，功劳想不明白，最后的利益分配就难以进行，组织和个人的激励机制是差别巨大的，责、权、利三者的平衡问题，这一点到现在也还是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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