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反腐力度加大对中国经济有何影响
[摘要]反腐行动在短期内会对经济活动产生一定负面冲击，但随着反腐带来支出效率提高、社会矛盾缓和、生产率增长改善等益处，其深远的积极影响应会逐渐显现自2012年底开始的反腐行动在最近几个月达到新的高度，大大出乎众人意料。本期干货，为大家带来高华证券中国经济学家宋宇就反腐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分析报告。1、对的影响：反腐行动已经对经济增速产生不利影响，和投资都在一季度放缓并在二季度反弹。值得注意的是，酒类进口和赴澳门旅客人数大幅下降并且未现反弹势头；同时官员的避险意识也在增强。2、对未来政策影响：长期来看对宏观政策的制定会产生积极作用：（1）支出效率更高，效果更为显著。（2）社会矛盾有望缓解。（3）生产率增长改善。3、对投资者的影响；反腐行动不会给中国的中长期经济增速带来负面冲击，资本市场投资者不用过度担心经济减速现象。但基于反腐或将很快告一段落、随后这些企业将大受提振的预期是错误的。干货太多，请收藏后慢慢阅读。以下为文章全文：2012年底开始以来中国的反腐行动一再出乎各界人士的意料。此轮行动不仅没有像众人预料的那样来去匆匆，反而在最近几个月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无论是被调查官员的级别和频度之高均创下历史纪录。本报告中，我们首先简要回顾了此次反腐行动中所制定的政策举措，随后对经济增长所受影响展开了分析。我们认为反腐行动在短期内会对经济活动产生一定负面冲击，但随着反腐带来支出效率提高、社会矛盾缓和、生产率增长改善等益处，其深远的积极影响应会逐渐显现。中国反腐行动力度加大领导集体换届后始于2012年底的反腐行动一再出乎各界人士的意料。此轮行动不仅没有像众人预料的那样来去匆匆，反而在最近几个月掀起新一波高潮。无论是调查的频度还是被调查官员的级别之高均创历史纪录（图表1）。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计数据，2014年上半年检察机关立案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涉及2.5万余人，较去年增加14%。除对具体犯罪渎职案件进行调查之外，政府还推出了限制政府官员行为的多项政策举措（图表2）。反腐力度的提升对消费和投资增速都产生了影响。这两个GDP分项的季调后的环比增速在今年和去年一季度都有所放缓并在二季度反弹，这种现象在此前年份没有出现（图表3）。 从消费来看，这一新的季节性走势可归因于春节的时间。每年春节都是在一季度，节日前后大吃大喝和送礼等腐败活动最为集中。这些活动在二季度经济中占比较小，因此反腐行动对二季度的负面影响也倾向于较小，当季环比增速季节性反弹。如果这一季节性因素保持稳定，那么季调后数据中的春节效应最终应会消失，但这会是在新季节性走势出现数年之后。此外，如果反腐影响持续上升，即便到那时季调也并不能完全将变化抵消，而我们认为迄今为止的实际情况正是如此。微观层面，我们消费品行业研究团队的数据显示，酒类进口和赴澳门旅客人数大幅下降并且未现反弹势头。投资增速也呈现一季度疲弱、二季度走强的新季节性走势，这或许缘于政策倾向的变化。反腐行动开展以来，很多官员因在牵头项目投资和卖地的过程中贪腐渎职而受到调查，因此政府官员的避险意识增强。同时政府决策也不再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中国财政年度与日历年度相同，但人大会议在每年3月才制订年度预算，因此在每年年初的两个半月没有正式的预算计划，这段时间财政政策的执行更多地由政府官员自主决策。因此我们认为过去两年年初时相对缓慢的财政支出增速可能体现了政府官员的风险回报意识发生变化等因素，特别是最高决策层提倡不再以狭义的经济增长速度作为考核指标。 今年财政支出增长缓慢的现象尤为明显，5月份中央政府派出检查工作小组并要求政府部门加快财政资金部署，否则将收回此前分配资金之后，这一现象才发生逆转。投资出现新季节性走势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部分“投资”支出实质上被用于送礼和招待等腐败活动，而并非用于购买水泥、钢铁或机械等项目。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要估算宏观经济所受影响较为棘手。一种方法是观察状况变化所预示的内需水平。我们基于几个金融状况指标构建了一个简单的实际内需增速模型。另一种方法是估算金融状况和实际出口增速变化所预示的GDP增速。M2或社会融资规模都可作为衡量金融状况的指标，而二者走势差别不大。 如图表5所示，这些方法得出了基本一致结论。首先，基于金融状况和实际出口变化估算的2013年和2014年一季度内需和GDP增速都偏高。其次，按此方法估算的2013年以来经济增速均值也偏高，但偏高幅度要小得多，因为按此方法估算的2013年二季度增速偏低。例如，2013年一季度内需环比折年增幅估测值偏高6.5个百分点，GDP环比折年增幅估测值偏高5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分析并未考虑流动性供应本身也受到反腐行动影响的因素。例如商业可能会警惕反腐调查的相关风险从而比以往更具避险意识。政策影响 虽然反腐行动在短期内可能已经并将在近期继续对经济增速产生不利影响，但长期内应会带来显著裨益：1. 支出效率更高，效果更为显著。不利影响倾向于是短期的，因为大吃大喝和娱乐招待等腐败活动的减少将会降低普通大众面临的价格压力，这部分人群在长期内至少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消费减少起到弥补作用。更加廉洁的商业环境也意味着单位支出可能被更为高效地使用，而不是用于大吃大喝和中饱私囊。由于不必再通过与官员建立个人关系来获取资源，企业的“隐性”财务负担也将减少，竞争将更多地取决于产品和服务方面的优劣而非关系网的强弱。2. 社会矛盾有望缓解。反腐行动还有望缓解收入不均可能引发的社会矛盾。社会矛盾不仅仅来源于收入水平的差距，还来自人们对财富分配方式的不公平感，而后者往往与腐败有关。3. 生产率增长改善。有人认为腐败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在我们看来，即便腐败行为确实曾在很多官方法规违背市场规律时起到一定的促增长作用，但随着中国经济走向成熟并越来越需要一个鼓励创新从而支撑长期生产率增长的廉洁、规范的体制，这一观点越来越没有实用性。虽然反腐有望带来显著长期裨益，但我们认为政策制定者应认识到短期内对需求增长的负面影响，并在政策执行中予以考虑。具体而言，我们认为决策者应考虑到2015年一季度经济增长很可能有所放缓的情况从而在今年末明年初避免调控过度。投资影响 近几个季度以来，中国相关的资产市场伴随经济的周期性起伏出现了大幅波动，在恒生与工业增加值环比增幅之间即体现出了这种关联关系（图表6）。 注：本图修改了日“Asia Views: China' Korea shifts to easing bias”一文中的图示。我们在此采用了月度工业增加值环比数据，而非三个月均值（后一种做法基本上是对数据的平滑处理，往往比前一种方法稍有滞后），本图清晰地反映出了2013/14年一季度经济增速环比的放缓。国内A股指数走势和工业增加值数据之间大致存在相同的关联，但相关性较弱而且时滞更长。 这种现象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投资者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感到不确定。当经济增速有所放缓时，投资者摸不准这究竟是新趋势还是暂时减速，因此他们会等待出现明确的复苏迹象后再采取应对行动。当经济趋势增速像过去几年里那样发生改变时，这样的观望策略是可以理解的策略。在复苏迹象初显之际，投资者往往要看一两个月以上的数据后才会确信走势，从而造成了经济活动和市场反应之间的时滞。 如果我们意识到一季度环比增速放缓很可能部分体现了季节性因素的影响，那么资产市场投资者在应对这一疲弱走势时至少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对其“打折处理”。近年来中国经济环比增速年内波动较大，而我们认为随着反腐力度加大2015年一季度经济很可能面临一定下行压力。在我们看来，反腐行动不会给中国的中长期经济增速带来负面冲击，因此人们可以预见到经济减速至少在部分程度上是暂时现象，就像2013/14年初时一样。我们认为反腐行动将是一场持久战。虽然或许有其他理由投资于奢侈品和高端服务供应商，但是我们认为基于反腐或将很快告一段落、随后这些企业将大受提振的预期是错误的。如果没有一个构建得当、较当前机制更为制度性的监督体系，那么一旦反腐行动停止，贪腐现象可能再次抬头。而建立这样的监管体系并非易事。即将于10月份召开的四中全会将通过启动法制改革来朝着这一方向努力，但这无疑要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才有可能建立。 作者宋宇系高盛高华证券中国宏观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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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1998 - 2015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中国网1月23日讯 据巴西《圣保罗页报》网站1月21日报道，2014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创下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值，这是“健康调整”的一部分，旨在降低近年来出现的经济脆弱性，有利于经济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在有序的情况下逐步得到调整，从而将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和风险限制在可控制范围之内。
本周二（20日），中国政府宣布201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了7.4%，低于7.5%的预期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FMI）和大多数经济学家并未对此结果感到惊讶，并作出了上述评价。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FMI）驻中国资深代表阿尔弗雷德·施普科表示，中国经济的低增长速度是出于良好的动机。据他所说，经济放缓的动力仍是房地产业，中国政府施行的信贷紧缩政策和房地产调控政策影响到了本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但这种限制是必要的。
阿尔弗雷德·施普科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FMI）对中国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的预测从7.1%降至6.8%，因为我们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健康的调整”，此外，房地产行业将取得发展。同时，他强调指出经济政策必须“谨慎制定、仔细审核”，促使政府继续其经济改革的进程，降低经济风险，保持经济增长的健康和平稳。
经历了前几年信贷高速扩张的影响之后，相较投资而言，促进家庭消费的增长更应该成为中国政府重视的目标。2014年消费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率直降15%，国内需求放缓导致消费不振、居民增收困难影响消费信心均是造成中国经济放缓的主要原因。
阿尔弗雷德·施普科补充称，中国政府同时有三个任务，即减少经济的波动、创造改革条件，同时防止经济急剧放缓。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FMI）发布了《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后，阿尔弗雷德·施普科向《圣保罗页报》记者表示：“维持这样的平衡是不容易的，但中国政府似乎正在朝这个方向前进。”这是该报告首次在北京发布，并将2016年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测从6.8%下调至6.3%。
201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速度是自1998年以来首次低于官方预期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FMI）的首席经济学家欧利维尔·布兰查德表示，减速是一个“受欢迎的决定”的成果，是中国政府将重点从房地产行业转移到消费上所取得的经济平衡的表现。
去年10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FMI）估计2014年中国经济将超过美国，就信贷和购买力（综合考虑每个国家的物价和相关成本）而言，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而在本周二公布201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时，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否认了“世界经济第一”的称号。他认为这个结论是错误的，因为低估了中国的物价、高估了经济数量。马建堂强调称：“尽管中国经济日益增长，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虽然经济增速放缓，中国仍是全球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之一。在“金砖五国”中，中国的经济增速远超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经济飞速增长会危及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且不可能永远持续，中国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即有所放缓但更可持续地增长。
商业合作伙伴
近十年来，中国GDP增长一直维持在10%左右，是史上涨幅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3年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12.3%，因此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势必将对全世界产生严重影响，但这种影响是不平衡的。严重依赖对华贸易的新兴市场将受到负面影响，但随着进口商品价格的下降，大宗商品进口国反而会渔翁得利。
欧利维尔·布兰查德称，对中国的商业合作伙伴而言，中国经济放缓会带来“不利影响”。巴西自然名列其中，中国是巴西主要的出口目的地，2014年巴西向中国的出口量占该国出口总量的18%。据预测，巴西2015年的经济产量将仅增长1%。
去年，巴西对中国的销售总额为40.6亿美元，较 2013年下降了12%，主要原因是该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下降。虽然大豆和铁矿石（中国市场占巴西总出口量71.2%）的出口量增加，但由于出口价格下降，这两大主要出口商品去年的销售总额分别下降了3.1%和22.8%。
大宗商品繁荣市场的结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FMI）预测巴西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将从1.4%降至0.3%的原因之一，但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FMI）副研究主任吉安·玛丽娅·米勒斯·费雷提列举了其他几个导致预测值降低的因素，包括对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的调查引起的低信任度、投资的下降和抑制了国内消费的紧缩货币政策。（实习编译：朱雯雯）韩国央行：美国加息及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料对韩国金融系统造成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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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通网10月30日讯――韩国：美国加息及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料对韩国金融系统造成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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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仅美国、意大利和日本发行国债。美国发售七年期公债；意大利中长期公债标售；日本三个月期贴现国库券标售，投资者可关注。日本6月出口增速意外放缓 引发对中国经济减速影响的忧虑
日，东京一个港口，工人们在将集装箱放到货船上。
摄影记者: Reuters/Issei Kato
* 6月出口同比增长7.4%，而预估中值为增长10.3%
* 进口增长11.8%，而日圆贬值推高能源进口* 中国经济放缓令日本出口增速承压* 日本经济凭借消费的拉动仍在成长的轨道上路透东京7月24日 - 日本6月出口同比增速意外放缓，令人担心中国经济放缓伤及海外需求，而且有可能削弱日本重振经济的努力。6月出口同比增长7.4%，不及路透调查分析师的预估中值成长10.3%。这可能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关切的一个问题，因这意味着仅凭日圆疲软或不足以支撑出口。日本6月连续第12个月录得贸易逆差，显示日圆疲软也成为一项负担，因其推高了能源进口成本。“总的来说，情况并不那么强劲，”瑞穗总合研究所资深经济分析师山本康雄表示。“中国经济放缓开始变得更加危险。受助于消费者支出，日本第二季经济成长可能仍维持强劲，但出口的贡献不会太大。”第一季数据显示，日本是七国集团中经济增速最快的。浏览日本贸易收支图表，请点选(浏览根据目的地划分的日本出口图表，请点选()日本6月对中国的出口较上年同期增加4.8%，增幅较5月的8.3%大幅减少，显示中国增长放缓打击对日本商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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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意义
【成文背景】国家统计局于1月12日开始，陆续公布2011年宏观经济运行数据。比如，2011年GDP同比增长9.2%，CPI同比增长5.4%；12月同比增4.1%，创15个月新低；12月PPI同比增长1.7%，创两年来新低；等等。从这些数据中我们能解读出哪些政策含义，下面就是围绕这个方面做了一些抛砖引玉的工作，欢迎大家踊跃讨论。
2012年中国经济顺利闯关的秘诀
——？(续篇)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在欧美经济日益疲软的大环境下，在政府推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力度减弱和货币政策又进一步趋紧的格局下，中国经济似乎正在失去以往推动我们增长的“全球化红利”和改革开放为特征的“制度红利”，不仅如此，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制造业也在面临着
“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减弱所带来的严峻挑战。从刚刚公布的2011年关于中国的物价和经济增长率(下降)等各项关键指标中，我们也能意识到：中国经济今天来到了需要抗衡短期经济通缩（长期经济滞胀）风险、确立具有市场活力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十字路口。尽管发展模式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努力，从理论上讲，需要我们放弃以往“粗放型增长方式”所带来贡献，所以，经济指标的疲软社会不应该有过度悲观的反应。但是，忽略中国社会目前所处在的发展阶段的约束，忽略民营经济这个市场主体在转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忽略金融体系的健康与成熟度对社会大众创造和积累财富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那么，今天投资的放缓和消费的疲软所造成的全球CPI和PPI价格指数的连续下滑现象，就不一定能够通过对前期通胀压力的释放和负利率问题的缓解等利好因素，可以唤起未来中国企业为推动产业升级所需要的创新动力，也不一定能够让社会大众在对未来充满乐观的预期下提升自己消费水平，从而达到繁荣内需市场的效果，更不一定能做到让集中在虚拟经济部门和海外游走的民间资本重新回到促进就业和社会和谐发展的实体经济的舞台中。
所以，针对上述的中国经济现状和所面临的挑战，我们觉得中国经济顺利闯关的秘诀是：拿投资、抗危机；抢时间、换内需。为此，当务之急中国政府应该在如下几个方面需做出更大的努力：
首先，是给中国企业减税，尤其是给下游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行业的企业减税。如果政府感到这样做会增加政府的开支，预算上无法平衡，那么，我们可以采取非对称性的税收结构调整的方式来推进，即增加上游垄断性行业的税收来“补贴”下游竞争激烈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成本负担。否则，由此带来的大量下游制造业和
服务业资本的退出会增加今后虚拟经济非理性繁荣的风险。另外，个税起征点和最低工资水平的上调固然重要，但是，企业的税负降低我觉得更为重要，只有企业的生存空间得到保证，那么，个人的财富增长才会有寄托，政府的税源才能厚实，否则，靠最低工资和社会保障就能让由劳动能力的民众过上舒适的日子，那么，中国经济迟早也会走向与南欧那些缺乏活力、患上了“高福利综合征”的国家一样进入到不可收拾的动荡局面。
其次，整顿以物流业为代表的上游垄断行业的扩张态势和“以价补量”的盈利模式，并提高上游行业对民企的开放程度，通过上下游企业公平竞争环境的构建，来确保下游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生存空间。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某些情况下，即使处在下游的少数国企、央企和大型民营企业有能力吸收高成本的进货方式而暂时不抬高价格去转嫁成本，但是，这种排斥竞争的扭曲的经营模式任其发展下去，就必然会挤出大量弱小而有发展潜力的民营企业，最终，行业一旦形成垄断，就一定会以各种高定价的方式，把前期积累的成本负担都转嫁到没有选择余地的消费者头上，这样一来，对人均收入还处在较低水平、从而对价格变化十分敏感的中国大众而言，要取得政府所期待的“刺激消费”的效果就会变得更加难以实现。
&&&&第三，开拓企业多元化的营销市场来摆脱当下中国内需客观上渐进发展的格局所带来的消费不足问题。如果企业的利润无法通过市场的消化来得以保证，那么，中国经济下滑的态势就会动摇市场对未来乐观的预期和克服困难的信心。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政府曾花了巨额的资金想推动本国金融体系改革和产业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但是，由于所有的“转型努力”都是在一个没有增长的环境中推进，结果，除了自己背上了巨额的财政赤字以外并没有得到他们所期待的改变市场悲观情绪的结果。中国政府今天要汲取日本的经验教训，不要小视经济增长下滑所可能留下的长期化的负面影响。
为此，要尽量从两方面来确保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增长的步伐。一方面就是对外坚持自由贸易的理念和强化国际合作的战略，让中国企业继续发挥其享有的国际竞争力，而且，危机时代，包括欧美国家在内的全球市场会更加注重商品的性价比，只要没有人为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制裁措施和人民币汇率和工资水平过度的上涨，那么，中国企业将是这场危机的最大得益者之一。另一方面就是确保国内所有企业公平竞争盈利的环境，增加政府公共事业消费中国产品的比重。努力保护消费者利益和完善良好的消费环境，让少数的中高收入阶层群体能够从国内安心地大量消费中率先体验企业创新所带来的幸福快乐，由此来带动企业的发展和中低收入阶层的就业与创造财富的机会。
虽然，中国经济步入“创新型”社会和“高消费”时代还有一段漫长的艰苦历程要走，操之过急，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但是，这不等于我们现在就可以松懈完善这种高质量的“稳态增长”所需付出的前期努力！尤其是为了形成大量创新型的实用人才，中国政府更应该付出大量精力和财力来改革现有的教育体系和增强现有的研发机制。否则，“人口红利”随着的时间的推移渐渐消失的过程不等于我们就可以自然过渡到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高端产业中。另外，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和社会福利资本的低效运营都可能会造成中国社会整体抗衡风险能力的衰退和由此产生过度储蓄的现象。再次，针对当下城乡发展的失衡格局、个人贫富差距的扩大现象等，若没有一个健康的激励机制和市场化的收入再分配的合理渠道加以缓解和消除，那么，中国经济的转型成本和成功的概率就会大打折扣。最后，为了尽快让中国的贫困地区和中低收入阶层完成它们的原始财富积累，从而顺利步入到现代化的社会和中产阶层的群体中，中国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与否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管怎样，目前投资方面我们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谋求财富增长所形成的内生动力)，确实能给中国经济探索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赢得培育内需、深化改革所需要的宝贵时间和增强自信、齐心协力所不可或缺的良好的外部环境。
总之，2012年将是一个充满悬念、充满挑战和充满机会的一年。中国经济能否突破重围更上一个新台阶，关键就取决于我们决策部门对大势的判断能力和大度包容的胸怀、取决于中国社会上下奋发前行的凝聚力，也更取决于我们按部就班、推进改革开放政策不可动摇的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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