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建议在国资监管机构与经营性国企之间，系统性地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以及通过改组设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专门从事国有资本的运营管理。在国资监管机构与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之间，实现监管者与出资者职能的分离；在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与经营性国企之间，实现出资者与企业的分离。通过两级分离，形成国资监管机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经营性国企三层国有资产管理架构。　　今年是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建立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十分关键的一年。　　“国资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要加快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提升国有资本放大功能，建立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让国企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辜胜阻对21世纪经济报道介绍。　　辜胜阻建议，应在重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与对国企进行分类改革和监管的基础上，促进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优势互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重构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　　《21世纪》：《决定》确定“管资本”和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原则和方向，那么如何重新构架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　　辜胜阻：按照《决定》确立的国有资本监管的原则，建议在国资监管机构与经营性国企之间，系统性地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以及通过改组设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专门从事国有资本的运营管理。在国资监管机构与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之间，实现监管者与出资者职能的分离；在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与经营性国企之间，实现出资者与企业的分离。通过两级分离，形成国资监管机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经营性国企三层国有资产管理架构。同时，改组、新建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根据国有经济分类监管的战略，通过对重点行业的各类企业退股、参股或控股，放大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主要通过三种途径设立。一是原有的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可以通过剥离其经营性业务重组设立，成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二是原有的大型国有金融性投资公司，如中国投资公司等，可以通过扩大其授权职能的方式设立；三是新设，把现有的由党政机关直接持有的国有股股权，转由多个新设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持有。　　全面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应坚持以下原则。首先，实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对所有国有企业的全面覆盖。改革后，所有国有企业均统一由不同地方层级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持股，为全面政企分开打下体制基础。同时，通过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设立加以严格限制，建立国有资本自身的约束机制，解决国有企业无序扩张、多头投资、多头管理的问题。其次，在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时，实现初始的股权多元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之下的经营性国企，初始阶段可由多家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持股，一家为主。同时，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可在不同行业的企业持股，强化其资本管理属性，弱化行业属性。第三，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应严格定位于资本运营主体，不进行除投资管理业务之外的其他经营活动，对所投资企业仅作为股东依照公司法参与经营管理。此外，在理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过程中，要妥善解决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和历史遗留问题。　　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　　《21世纪》：《决定》提出，要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那么如何对国企进行分类改革和监管？　　辜胜阻：要对不同类别的国有企业，明确其主要特点、发展目标、改革方向，在股权结构、治理结构、人才选拔和评价考核等方面，分类推进改革。根据不同国企的业务性质和承担的功能，可分为公益类国有企业、自然垄断行业国有企业和具有战略性重要地位的国有企业、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实行分类施策和分类监管。　　对公益类国有企业，要确保企业活动始终以社会公共利益为目标，承担国家公益性或公共性政策目标。其改革目标是专注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逐步剥离已从事的盈利性市场业务，继续加大国有资本的投入力度，不断提高公司科学管理水平，改善国有资本使用效率。通过改革增强其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尽快改变目前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的局面。这类企业可采用国有独资方式。同时，在考核上应显著区别于一般企业，把政策性目标履行情况作为主要考核目标。　　对自然垄断行业和国家需要重点控制的战略性行业，如铁路、电网、基础电信、管道、石油、国防军工等领域，应依托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平台，根据改革的进程，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市场化。　　首先，对有少数垄断性业务的国有企业，应尽快将垄断性业务剥离；对以垄断性业务为主的企业，应首先限制其向竞争性领域扩张，并最终剥离竞争性业务。对于竞争性业务分离出的业务和资产，由普通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持股；对保留的垄断性业务和资产，设立特殊的政策性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进行管理，并可探索建立由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理事会管理制度等管理模式，不进行股权多元化和市场化改革。　　其次，对于实行严格准入制度的行业，实行开放性牌照制度。改革初期，这类企业可以作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多元持股的股份制公司。同时，国家对此类行业的准入制度进行开放性评价，在通过开放性评价之后，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　　第三，对于具有战略性重要地位的企业，也应逐步进行市场化改革，但在初期，可以首先改造成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多元持股的股份制公司，并在其下属层级的竞争性领域引入非公有制企业。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和改革的进程，逐步积累经验，在时机成熟时，再进行全面的市场化改革。　　《21世纪》：竞争性领域国企如何改革？　　辜胜阻：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具有高度市场化特点，应只承担商业功能和追求盈利性经营目标。要对经营性国企实行彻底的市场化运作。要严格按照公司法规范其治理结构和决策机制，具体经营决策事项不需要报送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审批。国家对经营性国企的调控，通过国有资本持股机构持有的股权，依照法定的机制实现。应取消一切显性和隐形优惠，使之与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竞争、优胜劣汰。　　混和所有制改革如何提升国企效率　　《21世纪》：如何推进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的混合，放大国有资本功能，提升国有企业效率？　　辜胜阻：首先，要对国有企业的布局进行优化，也就是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国有资本是绝对控股、相对控股还是参股，需要依据行业性质决定。对于涉及国家战略及市场失灵的非竞争性领域，国有资本应保持控制力；而在竞争性领域，国有资本则应以平等身份参与竞争，利用市场机制提高效率，实现“优胜劣汰”。经营性国企要根据市场原则，积极引入非公经济主体，实现混合所有制，实现彻底的市场化运营。　　其次，要积极推进各类行业市场对社会资本的开放。在公共事业领域，大力推进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机制，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制定完善的配套措施，确保合作各方的合法权益；在垄断性行业中，要积极推动大型垄断性国企的竞争性业务和垄断性业务的分离，分离后的竞争性业务，要积极引入非公经济主体，实现混合所有制；对准入条件较高的行业，要推进准入条件的中性、公开和透明，使符合条件的非公经济主体有机会进入；在关系国家安全等战略性行业，可以率先在产业链的低端或配套环节，以及在相关国有企业的底层机构等，引入非公经济主体，实现一定程度的混合所有制。　　再次，要积极利用资本市场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提高改革效率的同时，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谨防将混合所有制改革变为私有化的“盛宴”。要依托现有的多层次资本市场，通过整体上市、增资扩股、收购兼并等方式推进改革，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相对成熟的资源配置优势和价格发现功能，建立健全社会监督机制，确保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下进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同时，要构建现代企业制度和以董事会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构，推进国有企业的“去行政化”，避免内部人控制现象，提高民间投资者的投资热情。　　《21世纪》：国企以往非市场化的选人用人制度和“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制约了国企竞争力的发挥。那么在混合所有制推行之后，如何改革国有企业的用人制度？　　辜胜阻：首先，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持股的竞争性的经营性企业，在积极推动混合所有制的同时，大力推动市场化的用人机制和激励机制。此类企业要取消任何种类的行政级别，管理人员完全脱离行政序列，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企业员工实行社会化招聘管理。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垄断性和国家战略性国有企业，可以首先探索基层员工的社会化管理机制，试点对企业管理层的综合绩效考核激励机制。　　其次，对竞争性国企和混合所有制企业，要形成高效的市场化激励机制。要积极引入员工持股等符合市场规律的股权激励措施，激发企业的发展活力，最终形成企业员工、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及整个国民经济和谐相容发展的局面。推进员工持股，一要在企业持股比例、持股方式、股权来源、出资方式、退出机制等方面做好顶层设计，出台可供操作的配套措施，使员工的个人利益与企业长远发展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形成“激励相容”的效果。二要完善法律法规，使员工持股的机制合法化。要制定一套既能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又能同时获得法律认可的方案，于法有据。三要充分利用资本市场，通过整体上市等手段，建立相对高效、合规、透明的股权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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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月收益：73.49%|购买起点：1000.00元起9月2日，据经济参考报报道，从接近监管层人士处获悉，农地经营权可抵押的先决条件——确权颁证和法律法规修订等重要工作有望在两年内完成。面对即将被土地流转激活的巨大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纷纷加速布局。据了解，目前包括、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以及多家地方商业银行在内的众多金融机构，正在各地积极拓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其中日前首次针对该项业务出台了全行性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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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不会理财？　　中国的金融法治还是不充分和不健全的。特别是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和金融改革的深化，一个更加高效、安全和稳健的金融体系，需要更加健全、更具适应性的金融法律体系。　　在金融立法上存在着五个方面的问题：行政主导立法现象普遍；法律体系不够完备，在横向和纵向均存在不足；法律过于宽泛和简单，对执法机构授权过多；对金融机构过度保护，对投资人和消费者保护不够；法律更新不及时。　　目前中国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各个监管机构分而治之的监管模式与金融市场的统一性之间出现了矛盾。对此，需要加快对现有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调整。即便在不对监管组织架构进行重大调整的情况下，把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业务相结合的制度、政策措施纳入法律轨道仍是当务之急。　　要建立金融衍生品市场法律框架，尽快制定《期货法》，以修订《证券法》为契机，扩大“证券”及“衍生品”的范畴，将公募、私募的股票 、债券及其他有证券属性的金融产品、业务、服务创新均纳入证券法调整范围，确立场外市场的定位与监管框架。　　现有法律法规中对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的内容几乎都是原则性的概括，操作性很弱。相关制度中普遍存在责任不明确、监管法规之间缺乏配套和衔接、违法违规惩处多为罚款而很少追究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等问题。在执法授权方面，既存在对行政监管机构授权过度问题，也存在授权不足问题。为此，建议国务院法制办牵头制定统一的金融消费者保护行政法规 ，未来应根据实施效果，适时上升为人大立法。　　从1978年到上世纪90年代前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中国金融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快速发展过程。期间金融法治建设基本处于空白，金融管理和监管主要依托中央银行的行政体系、依靠行政手段实施。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后，我国开始尝试建立更加市场化的金融体系，金融法律框架也从无到有，逐渐成形。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和《保险法》颁布实施，此后又相继制定《证券法》、《信托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以及配套实施的行政法规、司法解释与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尽管如此，中国的金融法治还是不充分和不健全的。特别是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和金融改革的深化，一个更加高效、安全和稳健的金融体系，需要更加健全、更具适应性的金融法律体系。　　现有金融法律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法律体系的四要素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来看，我国现有金融法律体系均存在问题。　　在金融立法上存在着五个方面的问题。　　1，行政主导立法现象普遍。一是在法律制度设计之初通过授权性规则和兜底条款为行政权力的行使提供了宽泛的空间，使金融市场规制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不稳定性；二是法律规则的制定和实施有明显的部门化倾向。在综合经营的背景下，必然导致同类产品和业务因实施主体不同，而要适用不同规则，进而引发规则适用混乱与监管套利。同时，行政主导立法既造成行政部门公权力无序扩张和制约不足，也给政府带来远超过法律条文明确规定的责任。　　2，法律体系不够完备，在横向和纵向均存在不足。从横向看，主要表现为上位法存在空白。一方面，缺少《期货交易法》、《金融控股公司法》、《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等基础性法律；另一方面，现有上位法覆盖范围过窄，随着金融新业态不断涌现，这一问题日益突出。从纵向看，一是法律层次不清。《信托法》、《证券法》、《保险法》等都是混合立法，即将交易法和行业法糅合在一部法律内，且偏重行业管理，对交易活动规制相对薄弱。混合立法的益处是相对简单，缺点是将一类金融活动归为一个行业，容易造成监管分工不清和空白等问题，甚至演变成为监管者立法。例如，《信托法》将信托行为规范与信托业规范合一，将信托监管职责赋予中国银监会 ，结果只有银监会批准的信托公司才能从事信托业务，而银行、证券、保险等机构从事的理财业务又是事实上的信托行为，监管机构不得不制订各自的监管办法，造成监管制度不一致。二是配套下位法欠缺。我国现有4家政策性金融机构，运行多年以后相关法律仍未出台。在保险领域只有一部《保险法》，而机动车财产赔偿、费率厘定、互助保险等重要事项均缺乏配套立法。　　3，法律过于宽泛和简单，对执法机构授权过多。以《证券法》为例，在司法实践中，约有3/4的证券案例未引用《证券法》，1/4的证券案例尽管引用《证券法》却只引用其中7条内容，仅占证券法条款的3%。同时由于《证券法》关于虚假陈述、内幕交易的规定偏少，在司法审判环节存在很多障碍。法律适用性不够导致执法环节只能以行政规章代替法律，放大了行政机构自由裁量权。　　4，对金融机构过度保护，对投资人和消费者保护不够。现有金融法律基本上都是以保护金融机构的稳健运行和财产为宗旨，操作中往往以金融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名义否定他人的合法财产权利，以行政处罚代替民事和刑事责任，使金融机构易于推卸责任，将内部风险外部化。维护金融安全应以市场主体权利、义务平衡为前提。对金融机构过度呵护使其缺少足够的外部压力，难以提高内控能力和履行社会责任。　　5，法律更新不及时。创新多、变动快、变化大是金融市场运行的基本特点，但我国金融法律修订周期明显偏长，七、八年甚至更长时间修改一次很普遍。而境外修法的频率要高得多。例如2000年以后日本的《保险业法》修订了6次，平均2年一次。我国香港地区《证券及期货条例》自2003年生效以来，十年间已经作了20次修改。　　在金融执法上存在着三个方面的问题。　　1，执法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的程序性规范与标准仍有欠缺。目前规范我国金融监管部门执法权力运行的规则尚不完备，没有调查取证、行政处罚等专门的执法程序性规定，缺少对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类型化的认定标准和归责原则，认定难、执行难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2，以行政处罚代替民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由于执法部门与司法机构缺少衔接，监管部门又在一定程度上负有促进行业发展职能，因此执法过程中过多采用行政处罚方式。加上行政处罚尺度弹性较大、透明度低，造成违法成本偏低，执法威慑力大打折扣，一定程度上姑息纵容了违法行为。　　3，部分监管执法措施效力存疑。以证监会为例，其已经使用的监管措施共125种，但其中《证券法》明文规定的仅23种。《证券法》外的监管措施设置的合理性、程序正当性、救济保障制度安排的效力等均存在疑问。　　在金融司法上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　　1，案件筛选机制使大量金融争议无法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在司法实践中，大量金融争议因筛选机制而未能通过司法程序解决。表现为：一是限制受理案件的法院，投资者因虚假陈述提起的侵权民事诉讼，相关司法解释要求由上市公司所在直辖市、省会市、计划单列市或经济特区中级法院管辖；二是为案件当事人起诉设置额外的先决条件。例如要求人民法院受理的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其虚假陈述行为，须经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调查并作出生效处罚决定。三是限定诉讼提起的方式。“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是《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权利救济方式，理论上它能以较低成本实现投资者权益保护的效果。但在金融司法实践中几乎得不到适用，实际上已被束之高阁。　　2，审判专业性有待加强，争端解决机制单一。金融案件数量的急剧增长和所需专业知识的日益复杂，使法院和法官不得不在迅速审结案件与确保裁判质量之间探求艰难的平衡。同时，金融争议多元化解决机制尚不健全，无法在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有效分流争议，减轻法院压力。　　最后，在金融守法上，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我国金融守法方面的最大问题：一是金融商品销售者有法不遵；二是金融商品消费者法律意识淡薄，知识欠缺。由于民众普遍缺乏对投资项目合规性和风险的鉴别能力及维权能力，在相当程度上纵容了产品销售者的过度宣传等违规行为。一旦风险暴露，又只能用“上访”甚至极端手段挽回损失，使金融纠纷转变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同时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投资人只重短期投机而不做长期投资，影响了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如何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　　在金融立法上，首先要调整立法理念。为此，一是要保持立法目的稳定性，避免随形势的变化而过于频繁地调整，降低法律及其所调整社会关系的稳定性，削弱法律的权威性；二是要保持法律保护群体的均衡性，法律法规条款设计要以保护权利为准则，避免以政治性的判断影响公正性；三是转变既往立法“宜粗不宜细”的理念，实现立法技术精细化，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　　其次，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以调整立法程序，改进立法流程，提高立法、修法透明度为抓手，提高立法科学性、民主性。一是在提供必要立法资源和提高专业性的基础上，更充分地发挥全国人大财经委和国务院法制办的作用，统筹推进金融基础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制定修改工作。二是明确立法权力边界，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三是健全立法机关主导、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探索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规草案。四是健全法律法规规章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和公众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广泛凝聚社会共识。五是加强统筹规划，完善金融立法、修法需求汇集机制，制订拟出台重要金融法律、法规的时间表。六是建立健全立法质量与效果后评价制度，通过立法评估、执法评估等方式，发现存在的问题，及时修改完善。　　第三缩短立法周期，提高立法、修法效率。一是根据经济和金融领域需要，适度提高金融法律的修法频率，更多运用“法律修正案”的立法方式，缩短时间间隔，适应形势的快速变化。二是扩大重要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征求范围。　　在金融执法上，一是健全执法检查制度，推进执法主体、职能、权限、程序、责任规范化。制定调查取证实施办法，细化调查取证、询问当事人、查阅复制资料、封存文件资料等执法行为的实施程序；二是确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制度，明确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的法定情形和适用标准，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行使。三是深化以权力制衡为核心的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查审分离制度，探索建立依法行政评估制度，明确评价方法和标准。　　在金融司法上，首先，增强规则条文的司法性可操作性。为此，一是通过法律修订，逐步增加可供司法判决引用的条款，提高金融法律的司法裁判性。二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司法解释，详细定义有关犯罪行为(如什么是非法集资、市场操纵、跨市场操纵).　　其次，提高司法效率，维护金融秩序。对于金融市场强势一方的侵权行为，要发挥司法维护金融秩序作用，赋予投资人可行的司法诉讼渠道，使之能通过司法途径有效维护自身利益；同时，应加强融资方责任配置，逐步加大对证券犯罪的打击力度，发挥刑罚威慑作用。为此，一是要配合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充实司法资源，改革司法机构内部管理体制，提高司法有效化解和解决金融领域争端的能力。二是要落实党的“对人民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的要求，以证券民事诉讼为突破口，取消不必要的前置程序，探索法院直接受理的有效模式。逐步减少和取消事实上存在的金融领域纠纷案件筛选机制。三是以推进金融仲裁为重点，建立诉讼之外金融争议的多元化解决机制。　　在金融守法上，提升全社会的守法意识，要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多领域加以推进。一是要加强金融知识普及教育，在金融机构柜台、中小学、社区等通过投放宣传册、举办专题宣传活动等方式，提升居民对金融商品和金融风险的认识；二是要进一步强化金融业行业协会和各种专业性商会的自律机制，在行业内建立起金融机构和类金融机构的行为规范，并及时通报相关信息；三是要加大对金融案件审判过程和结果的透明度，强化警示和震慑作用；四是要进一步健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特别要建立金融纠纷相关的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机制。　　近期需要调整的重点领域　　首先，调整金融监管体系的法律基础。目前中国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突出问题，集中表现在监管机构协调性差，金融监管权力和职责分配不明确，特别是以机构的类型确定监管的对象的金融监管模式已不适应金融发展的需要。同时在监管主体涉及多个政府权力机构时，容易出现“有利争着管，无利没人管”的局面，形成监管机构的互相推诿、监管竞争与监管真空、同一机构多个监管标准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金融监管成本，降低了金融监管的效率。上述问题的核心在于，各个监管机构分而治之的监管模式与金融市场的统一性之间出现了矛盾。对此，需要结合国内外经验教训，加快对现有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调整。即便在不对监管组织架构进行重大调整的情况下，把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业务相结合的制度、政策措施纳入法律轨道仍是当务之急。　　其次，调整信托相关法律关系。由于信托制度不健全，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发展并不顺利，理财市场则面临巨大的法律风险。在下一步改革过程中，一是要研究修订和完善作为上位法的《信托法》，明确信托的定义和范畴，细化对信托活动的规范，强化重要事项的监管要求并具体规定操作规程；二是努力通过各类相关下位法律法规的整合(包括资产证券化相关法规和相关法规)、统一监管目标，协调监管标准，规范监管机构的行为。　　第三，建立金融衍生品市场法律框架。近年来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迅速，但金融立法远没有跟上。一是立法层次低，除《证券法》和行政法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外，其余都是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二是行政规章多由各监管部门单独制定，不仅分散凌乱影响执法效率，在执行过程中也容易导致部门之间的冲突；三是法律责任欠缺。《金融机构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仅有三条罚则，威慑力有限，金融机构违规成本很低、惩罚力度不够；四是《证券法》对场外衍生产品的具体管理并没有实质性的条款规定，未能形成系统的场外市场监管法律规范体系，与其他法律制度如《破产法》、《物权法》、《担保法》等也不相容。为此要尽快制定《期货法》，明确期货交易涉及的基本民事法律关系。以修订《证券法》为契机，扩大“证券”及“衍生品”的范畴，将公募、私募的股票、债券及其他有证券属性的金融产品、业务、服务创新均纳入证券法调整范围，确立场外市场的定位与监管框架。　　第四，构建统一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现有法律法规中对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的内容几乎都是原则性的概括，操作性很弱。相关制度中普遍存在责任不明确、监管法规之间缺乏配套和衔接、违法违规惩处多为罚款而很少追究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等问题。在执法授权方面，既存在对行政监管机构授权过度问题，也存在授权不足问题，例如证监会在对上市公司进行调查时，往往会遇到阻力。为此，建议国务院法制办牵头制定统一的金融消费者保护行政法规，未来应根据实施效果，适时上升为人大立法。　　第五，完善金融安全网。尽快出台《存款保险条例》，明确我国的基本功能和组织模式。尽快出台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制度，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体系，规范市场退出程序。　　第六，规范非正规金融活动。制定《非存款放贷人条例》，将包括P2P等网络信贷平台在内的非金融机构放款人、民间借贷纳入放贷主体范畴，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多层次、多元化信贷市场体系，发挥民间借贷对正规金融的补充作用，合理引导民间融资活动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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