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选择10月初10给死人送寒衣？_百度知道
为什么选择10月初10给死人送寒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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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有四大鬼节，分别是清明节，三月三，七月十五(十四），十月初一送寒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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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谁喝掉了大饥荒年月生产的两千多吨茅台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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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酒为天：中国大饥荒中的茅台酒纪事
帅好 贵州省不是我的家乡，但来贵州第二年发现的一组中国名酒茅台酒的数据，让我产生了与山西省家乡同等重量的记忆。这是我如此投入讲述被掩埋真相的原因。 五年中，断断续续地发现、积累，一组数据变成一系列数据。 这组数据的起点是，、1961三年，中国现代历史上最饥饿的年代，茅台酒合计产量为2079吨。其中，出口139.86吨。（1） 茅台酒的上述产量，大约相当于700万听(355ml/听)可口可乐。这一巨大产量对于当时中国的人口、国力来说是非常奢华的，况且茅台酒远不是普通人所能消费，而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正挣扎在饥饿线上。 按照茅台酒粮酒生产5：1的比例计算，即生产一斤酒，耗费粮食五斤，2079吨茅台酒，耗去原粮约1.04万吨。 茅台酒的产地为仁怀县，当时有20万左右农民，年人均统计数字上的分配粮食为300斤左右。如果把生产茅台酒的粮食用来救济，每个人可平均分得100斤左右。换言之，2079吨茅台酒约等于20万人3个月的口粮，再配些野菜、树皮之类，估计熬过最危险的春荒没有什么问题，能够把更多的人从饥饿、死亡的沼泽里拉出来。然而，历史里没有假设。 一、粮食、生存与统计 在年，仁怀县还有下列公开统计数字值得关注： （一）人口 1959年仁怀全县死亡6263人，其中“疾病”死亡6130人，占死亡总数的97.8%。 1961年全县人口负增长，人口自然增长为负增长22.55‰。死亡率为31.39‰。(2) （二）粮食 国家征购：1959年仁怀粮食总产为14403万斤，实际征收折原粮7055万斤；1960年粮食总产为11663万斤，实际征收折原粮5506万斤。 农民口粮：年的仁怀农民人均口粮分别为350斤和334斤（包含种子、饲料30斤）。(3) 从上可见，两年中国家征购占总产原粮的比例均超出50%，除此之外国家还要征收相当数量的粮食作为正税、附加税。留给农民的口粮，刨除种子、饲料外，包括杂粮在内理论统计上人均每天0.8斤左右，老人、幼童消耗量可能更少，按照这个数据，可能还基本能够维持最低的生存底线。但疑点在于，一、干部任用制度只需对上级负责，至于农民口粮问题，显然上级难以核查，真实性存在质疑；第二，农村一律实行公共食堂制度，农民过去几年留存的粮食以及炊具、餐具一律收缴，而不合理的统一安排普遍造成粮食的浪费、贪污，故多数农村出现“刚开始吃干的，后来吃稀的，最后食堂没有任何食物，家里也没有”的情况。 另外，1959年，仁怀也有局部发生了旱、雨灾害，但粮食总产至少比1953年高。其中稻谷产量比1962年至1964年还高，其余的小麦、玉米、高粱、杂粮等都不是历史上最低的产量。可见，自然灾害不会成为农民缺少粮食的主要原因。 也许有人会质疑：茅台酒是窖藏生产，入库窖藏时间为4年以上。按照这个逻辑，年生产出的酒，应该是年先行生产出来放在窖中的，没占用饥饿年月的粮食。 那么，饥荒蔓延全国的年茅台酒厂是否使用了当年的粮食？查阅茅台酒厂历年使用原粮统计，比文章第5段理论计算的耗粮量还多：这三年实际用粮1.13万吨，其中高粱1085万斤，小麦1175万斤。(4) 线索到了这里，一连串的疑问，自然产生。一是，这些粮食来源何处？二是，当时仁怀农民的生活状况究竟怎样？三是，全中国缺粮的年月，为什么茅台酒厂能有多余粮食生产奢侈性消费品？四是，国有企业为什么没有主动慈善救济民间的自觉？五是，这些酒，哪里去了？六是，茅台的后来人，是否给饥饿受难、甚至死于饥饿的人们道歉了？ （三）酒与生存 以1960年为例。 1960年，是现代历史上国人口粮最为奇缺的年份。茅台酒原料也“告急”，厂领导向上级呼吁，贵州从全省各地调集原粮支援。各地调粮数据为： 遵义地区11万斤、毕节地区29万斤、铜仁地区10万斤、黔东南地区12万斤、贵阳市7万斤、湄潭县1万斤、习水县10万斤、铜梓县10万斤、正安县1万斤、赤水县4万斤、务川县1万斤、熄峰县1万斤、仁怀县20万斤，共计117万斤。 这样还不够，中央粮食部又从四川省江津县调来70万斤，才保证当年生产出912吨茅台酒。(5)饥荒年代的这个单年生产记录，直到改革开放、“中国重新出发”的1978年才被超过。 上述调出粮食的地区饥饿情况如下： 被紧急调粮10万斤的贵州铜仁，1960年属于全国8大旱区之一，1961年再度成为全国15个旱区之一。该地区思南县这三年里人口减少5.1万人。(6)而且，铜仁下辖的沿河、德江、石阡及铜仁县，均在1959年的12月中旬，就已经向省里紧急报告出现浮肿和非正常死亡的情况。(7) 分别调出10万斤粮食的铜梓、习水两县，其中，铜梓截至1960年底人口负增长121.32‰，全县人口在年一年间减少41734人。习水县，这三年减少人口42624人，死绝499户以上。(9) 调出29万斤粮食的毕节地区毕节县，三年减少人口53990人。(10) 与仁怀相邻的金沙县（毕节地区下辖），日县委报告，“非正常死亡”5.5万人。在饥荒结束后，金沙县另有遗孤3191人需要安排，一万余人患三病（小儿营养不良、妇女子宫脱垂、水肿等）。(11) 从上可以看出，调粮表现越好的地方，通常饥饿死亡、人口减少的数据也就越大。从官方统计来看，上述地区中死亡最惨烈的地区，是遵义地区的湄潭县。这个县1959年11月开展名义为“反瞒产”、实际为高征购的运动，到1960年4月共死亡12.2万人，占全县农村总人口的20％左右。死绝户2938户，离家逃荒4737人，孤儿4735人。同一时期，在抢粮运动中被打死1324人，关押死亡200余人，打伤致残175人。(12) 那么，调出20万斤粮食的仁怀情况如何？ 二、故人、故事与档案 （一）故事 有酿酒、饮酒民风的仁怀，1949年前，战事、匪祸、天灾、人害，几乎年年都有。当地老人回忆，远的不说，民国时期青黄不接的事情，每个村子都遇过，普遍贫穷是事实。而普遍饥饿、大面积死人的事情，好象没听说。民间酿酒，自然遵循着灾荒伦理底线和灾荒市场规则。 1937年，贵州当局颁布违背酿酒处罚规则（10条）。其中，在天灾粮食困难期间禁止以粮食煮酒、熬糖、米浆刮布。“对违禁酿酒者，除将酒没收变价及封禁器具外，并依酿酒量，按当地酒价，处以2倍以上4倍以下罚金，再犯者，处以4倍以上8倍以下罚金”。(13) 担任过仁怀政协副主席的周梦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建国前，当地遇上旱涝灾害，粮食减产，米珠薪桂，为了民食，政府下令全县严禁煮酒熬糖，禁令森严，就是下了窖的沙，也不准翻烤，已烤存的酒不许出售。禁期有时长达一年。(14) “端午踩曲，重阳下沙”，是茅台民间形容酿酒的过程的谚语。曲，是麦子，如同药引子，在端午前后制作。沙，是高粱做成，把带壳的高粱磨碎蒸煮谓之生沙；下沙，是把多次蒸煮的生沙过滤为熟沙之后，拌入谷壳按工序投入窖中密封、发酵过程的俗称。也因此，有诗人说，茅台酒提了高粱之“精”，取小麦之“魂”。 但是，1959年的仁怀没有诗意，只有“饿魂”。 （二）档案 从现有掌握的资料来看，仁怀的饥饿，爆发在1959年的“端午”至“重阳”之间的7月份。 当地文件记载： 截止日，仁怀有各种病人8384名，其中浮肿5335人占总人口1.49%。最严重的三元、大同生产队害浮肿的为9%和9.8%。其中，大同如果加上其他病种，人数达到27.7%。调查者在调查途中，亲眼看到4个青壮年在回家途中昏倒死去。(15) 仁怀干部杨代绪撰文回忆：这个时候，公共食堂制依然存在，下锅的粮食却越来越少。从干饭到稀饭，由稀饭到清粥。但还不准对上说在饿饭，更不能说饿死人的话。(16) 8月4日，仁怀县委(各项工作的最高领导)、县政府（行政执行机构）贯彻首长周林的电话精神。周林要求：各县必须抓紧秋收，大力进行爱国爱社教育，把垮了的食堂，用农忙的形式恢复起来。他还要求：教育小队干部和社员说实话，超产受奖，瞒产批评，私分者要处理。(17) 周林，仁怀人，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电话内容是周林赴江西参加“庐山会议”期间指示给贵州的，由省委传达全省各地。 10月17日，县里向农民发出“计划和节约用粮公开信”，信中号召：“忙时多吃，闲时少吃，菜粮混吃。” 12月1日，县卫生科报告：回龙、喜头、学孔等地11名农民有一个多月没吃粮食，水肿不消而死亡。(18) 1959年年底，当年的茅台酒产量为820吨，比“大跃进”之初的1958年高出197吨，是1953年产量的10倍以上。同年，国家投资茅台酒厂120万元搞扩建。 伴着农民“闲时少吃”和国营茅台酒厂放开肚子“耗粮”，仁怀的“农民”与“非农民”在两个天地中，一起进入1960年。 2月16日，县里的简报显示：全县发病人数达16864名，其中浮肿9073，严重6141人。截止1959年12月下旬到日死亡3718人（其中，路上死亡217人）。严重的有喜头、大坝、三合、桑木、茅坝、长岗等公社，病人都在千人以上。特别严重的管理区有13个。经检查三合公社报病988人，实为2600人；鲁班报病296人，实为1720人。(19，20)其中，鲁班，是民国时期以及现在，仁怀著名的产粮大区。 杨代绪说：这个时候可以讲饿死了人的话了，但灾难铺天盖地般来了，人人都只想用什么办法填饱肚子。一农民在家中把高岭土（一种土）刚揉成团，正准备下锅烤吃，恰好被一干部碰上，干部担心吞下这个东西，引起肠道堵塞，加快死亡，就随手扔进粪坑。结果，干部走后，饥饿农民又从粪坑里把观音土团掏出清洗后煮食。(21) 杨代绪列出当年农民的“代食品”清单的名字还有：枇杷树皮、干胡豆叶、干藤叶、芭蕉头、棉花籽油、娃儿肠（一种猪草）、酒糟、玉米芯、梧桐树皮、干牛皮等。 然而，6月29日，县里决定，今年夏粮丰收，外调150万公斤、茅台原料250万公斤。400万公斤的粮食即将从饥饿的仁怀农民视野中消失了。 到了10月30日，全县五级干部会议上，县委书记庞耀增号召说，全县要准备稻草、谷壳、苞谷杆叶、青杠子（一种植物）各500万公斤，红薯藤1500万公斤，荞杆子750万公斤，小米糠75万斤，蕨巴150万公斤……，共5000万公斤。按30%的出粉率，生产1500万公斤“淀粉”，这样，每人能平均50公斤，保证农民减粮不减饭。(22) 到了12月27日，县里领导又指示安排，茅酒原料从1960年底到1961年6月需要360万斤，饲料用粮60万斤。(23)农民们也许没有想到，秋收带来的不是新的希望，而是死亡率的惊人上升速度；“代食品”淀粉并不能阻挡饥饿在1961年的仁怀吞噬人群。 1961年县委《大事记》摘要： 1月1日：目前病情上升，死亡率惊人。病人要，一集中、二归口、三休息、四治疗。大抓代食品，以蕨巴为主。 1月18日：病情发展，死亡上升。15日统计，仁怀全县有各种病人24342人，占总人口的7.4%。其中，浮肿6399人，干瘦病4939人，妇女停经、子宫病等6870人，其他6134人。16日止，死亡1045人。 1月24至27日：统计1月1日至27日，共死亡1965人，比上月上升48.9%。全县现在还有各种病人26744人。其中，最严重的有66个生产队，病人占30－50%。 2月11、12、21日，县里连续开会，大意为：分析严峻局势；整顿工作作风；大搞代食品；检讨反瞒产中打人、把个别向中央写信的人关押致死的错误；在10天内堵住不正常死亡现象。 4月4日：至今全县每天死亡人数仍在30人左右。县委指出全党全民共同努力，将全县病人由2.6万多人下降到1.9万多人。 4月8日：今年代食品生产任务为1131.6万斤，不包括茅台酒厂。培训技术，取得经验，全面交流。（原料为前述草本植物） 4月26日：为了夏收到来，县委决定，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劳力集中收。口粮、种子、饲料由大队统一掌管。生产队的口粮由大队定期发给食堂。 5月5日：“4月中旬后，病情和死亡人数猛然上升20%”。（据其它资料对比，换算出具体人数为，每天死亡70人左右） 5月12日：县里决定，夏粮征购3543.05万斤，生产队集体入仓910.4万斤。夏粮任务要求在9月完成70-80%。 7月20日：截止7月15日有病人8396人，其中肿病、疳病4890人。但情况依然严峻。通报要求，各级党委要一手抓生产、一手抓治病，“两手都要硬” （三）故人 茅台酒前身之一的“荣和酒房”第二代老总王少章的两个儿子，均死于1961年。王少章的长子，饥饿死亡，死在麦收前后，时年54岁。王的次子，北京某大学经济系毕业后搞什么工作不清楚，解放后一直在仁怀务农。上世纪50年代因“反攻倒算”被判刑5年，刑满释放后赶上“饥饿三年”，生活实在困难，于太阳升起的某天中午当众撞墙而死，时年49岁。 仁怀茅坝一李姓老人回忆说，“在饿饭那年（指年），我有一岁、两岁、三岁和十一岁的四个孩子死了。前三个太小，没奶吃也没饭吃。生病就是弄点草药吃吃，不管用就死了。婆婆死在家里，棺材放在别人家，帮忙的人吃不上东西，没有劲把棺材抬回家，只好把婆婆抬过去。有一次，我看见外村一个二三十岁的壮汉走着走着，靠在我们村的岩头上就死了。我和同村三人抬起把他掩埋了。我不认识这个人，可能是在家太饿了想出来找些吃的。” 老人老伴补充说，“11岁的，叫荣强。是吃多了枇杷皮，大便拉不出来，用手指抠也抠不出来，死了。” （四）茅台为何大跃进？ “大跃进”运动是指1958年至1960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其在生产领域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 可能很多人难以理解，民间如此饥饿，茅台酒为什么还在继续生产、并且产量还在大跃进？ 原因，一时难以说清。茅台酒厂集体署名的“纪念周林逝世一周年”一文，有如下一个细节，也许可以从中看到某些关联性。 1989年秋天，《茅台酒厂志》的工作人员进京请老首长周林写序时，78岁的周林向酒厂来人问道：“1958年，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有天晚饭后，我同毛主席散步，主席叫我回去把茅台酒搞成年产万吨，要保证质量的事，你们写了没有？” 集体署名的文章接下来写道：“毛主席关心茅台酒厂的事，当然要写，要名垂青史”。 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1958年让周林把茅台酒年产搞上一万吨的情景，在箴元的文章中也两次提到。箴元著有《周林传略》，叙述“上万吨”这个事情的理由是，“茅台酒产量太少，供不应求”。(24) 1959年，周林指示茅台酒厂说：“要保证茅台酒的生产，既要抓钢铁生产，又要抓茅台酒生产”，“对于你们（茅台酒厂）来说，钢铁是元帅，茅台酒是皇上”。(25) 在散步时偶然一句话的指引下，各级政府积极调粮支持酒厂“献礼工程”，使年茅台酒的产量分别达到820吨、912吨，真正实现了产量的大跃进。 三、饿殍、粮库与牲畜 （一）饿殍 “饥饿三年”，仁怀因饥饿直接死亡或因饥饿引起疾病死亡的总人数，究竟有多少，我们只好期待时间来给出答案，但死亡比例有多大，并不难得出一个轮廓。 2005年，杨代绪曾经与其母相互补充印证，对仁怀北部大坝镇当时一个生产队在饥饿三年的死人情况逐家逐户进行回忆，他得出的结论是：在39户190多口人的生产队，死亡26人。其中壮年12人，老年8人，幼童6人。死亡占总人口（死亡率）的13.68%。(26) 2006年，我曾对仁怀西南部茅坝一个村民组和中部水塘某村民组访问。其中，茅坝一个村民组逐户核实后，当时该村有10户人家，共67人，死亡9人。其中，老年3人，青壮年2人，幼儿3人，儿童1人。死亡率为13.4%。 水塘某村民组的情况，由李某和几个老人共同扳着手指细数。李某，生于1936年，中师文化。清点均记录了户主姓名，结果为：全组约59人，死亡13-18人。其中，李家死亡2人，其他每户至少死亡1人，死绝户一家，山后村民路过本村时死亡有2-3人。取最低的13个人计算，死亡率为22%。 不同调查者，在不同的地区，得出如上的大致概念性的随机抽样比例，这个比例背后的景象，在当年该是怎样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事实！ 仁怀这个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我以现有官方有关数据为基准估算死亡，可能在4万人上下。 （二）粮库 茅台酒耗粮与其产地仁怀近水楼台先断粮的关联情况，基本清晰了；还有一个疑问需要验证：那三年仁怀的粮食库存，是否也像水冲过一样颗粒无存？ 查阅县志，全县粮油保管统计表明，、1961年，三年末粮食库存，分别为、2310万斤。(27)三年中，库存最低的1961年，竟然也比年间历年的库存量都高。 同时，这三年，全县还累计征收，正税5132万斤稻谷，附加税715万斤稻谷。其中，、1961，三年农民人均实际负担的税为82斤、64.5斤、39斤（稻谷）。(28) 需要说明的是，征税要求上交的稻谷，是当地品质最高的粮食；而前文所述的农民口粮，主要以品质较低的杂粮为主。 （三）牲畜 系列数据中，还有一组重要数据。查阅仁怀县年城镇粮食销售统计发现：这三年该县茅台以外的其它制酒企业用粮达到2242万斤；此外，该县各种饲料用粮271万斤，这些饲料的供应范围为：企事业单位运输的马、牛和马厂、牛园，商业部门待运宰及在途畜禽，科研部门搞试验或配养的良种禽畜，为国家提供禽畜的国营和集体场站。 当时，对这些畜禽们的粮食供应标准为：拉车的运输马，每头每日为5斤；驮物资的马每日4斤；牛每日3斤；百斤以上存栏肥猪每日1斤，百斤以下存栏小猪每日半斤；鸡鸭每日每只2两，奶牛每头5斤。另外，年，饲料总量分别压缩一半。其主要原因是，生猪存栏数量大体比上年减少了一半。(29) 四、结语 被越来越深入的调查所震惊，我不会再感慨“难以置信”，在所有制上属于国家供应的牲畜享受着比农民优越得多的特权，也无须再质疑那些肥美的奶牛存在的意义。谁制订了这个酒足、畜饱、民饥的计划，谁的心肠能有这样冰冷？ 人们可能还会疑问，这样严重的饥荒，难道政府没有救济？有。在大饥荒中，仁怀来自政府的救助，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自然灾害”名目下的救济。年合计发放132052元。受助人合计18557，三年平均每人7.1元。平均每人每年可得到2.3元救济。二是“生活困难救济”名目下，年，共发257873元，受益人153930人，平均三年每人1.7元，平均每人每年可得到0.56元救济。三是“困难费”名目下的救济，年三年合计164527元，受益人13695名，平均三年每人得到12元，在一万余名受助者中，平均每人每年可得到4元救济。四、其他帮助，投入疾病专用款13万元；1959年给麻风病院寒衣款1160元；1960年在全市发衣被款19177元；1961年发布票15000尺、棉花1200斤、衣被款17000元。（30） 而大饥荒中仁怀粮食市场有价无市。1961年的黑市上，菜油32元/斤，猪油20元/斤，猪肉15元/斤，大米3元/斤，面条3.2元/斤。针对上述的救济，我们可以换算如下：按单人得到的最高金额救济种类计算，在大约占全县农民总数5%的受救济农民中，一个人一年得到的救济款，还不够买到一公斤黑市大米。 阿玛蒂亚?森说过：“在令人恐怖的世界饥荒史上，真正的饥荒从未发生在具有民主制度和自由传媒的任何独立国家。”由前面的叙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即使粮食生产不发生变化，权利关系的变化，也可以导致严重的社会饥饿。另外，还有一点，这么大的饥荒为什么没有一点预兆？言论自由、信息公开以及活跃的反对派，本来是饥荒来临前的早期社会报警系统。令人无奈的是那时的言论、信息，在中国处于管制状态。活跃的反对派，早在前两年的反右运动中就成了“落水狗”。这个时期饥饿的农民根本无权消费自己生产的粮食，也没有人支援、呼吁或关注他们的困境。 埃德蒙?柏克当年说，邪恶盛行的唯一条件，是善良者的沉默。 谁喝掉了饥饿年月生产的2000多吨茅台酒？ 谁想过给那些饥饿、贫穷、死亡的人们道歉？ 注释：以上数据凡见下列出处： [1][24]《茅台酒厂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第63、70、138页。 [2][3][4][5][17][19][27][28][29][30]参见《仁怀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185、546-559、234-235、385-553、552-553、49、59、50-51、579、554-555、291页 [6]《思南600年大事集》1961年条款（思南县委编辑） [7][13]《贵州省志-粮食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第418页、第55页 [8]参见《桐梓县志》方志出版社，1997，第185页 [9]《习水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第124页 [10]《毕节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第96页 [11]《金沙县民政志》第40-48页，黔新出（99）内资准字323号，1999。 [12]参见《贵州农村合作经济史料（四）》，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第111-112页 [14]参见周梦生：《茅台酒厂今昔见闻》，载《仁怀文史资料》第六辑第75-76页 [15][17][19][22][23]《中国共产党仁怀县大事记》（）中共仁怀县委党史研究室仁怀县档案局编准印证：黔新出（93）内字第1313号，第148、149、222、173-174、178页、179-185. [16][21][26]参见杨代绪《回忆农村三年困难时期》，载仁怀文史资料第22辑P79-月黔刊字H-0042 [24]《周林纪念文集》P.150、87、59。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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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大饥荒茅台大跃进：毛指示“搞它一万吨”&& 作者：李杨 选自：《中国新闻周刊》 记得在1958年我陪同毛主席去杜甫草堂。主席问我：‘茅台酒现在情况如何？用的是什么水？’我说：‘生产还好，就是用的赤水河的水。’主席笑着说：‘你搞它一万吨，要保证质量。’” 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策划部曾宪洪透露，市场上每年有20万吨“茅台”出售，但实际上酒厂年产量还不到2万吨。 无法复制的自然环境和独特的酿造工艺，成就了茅台酒独一无二的味道，也使茅台酒的产量受到极大限制。 坐落在贵州省仁怀市西北13公里的茅台镇，处在赤水河谷底的山坳里。闷热、无风，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发酵味，就像一个酒气腾腾的大蒸锅。每个茅台人都会告诉外来者，这里的小气候是独一无二的，离开了茅台镇，就酿不出真正的茅台酒。 “最普通的茅台酒也要存放5年才能装瓶出售。”在茅台酒厂做过25年车间主任的赵明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茅台酒的生产，没法全部实现机械化和规模化，取酒、勾兑等很多程序，仍要靠有经验的酒师和酒工来完成。 茅台酒的神秘，正在于它的限量生产。然而，半个世纪前，在那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狂热年代，茅台酒却发了疯一般，经历过一场“轰轰烈烈”的产量大跃进。 “搞它一万吨” 新中国成立前，茅台镇有“成义烧房”“荣和烧房”“恒兴烧房”3家私人酒坊。3家酒坊经过多年苦心经营，让茅台酒名声远扬。1915年，茅台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奖，成为世界名酒。如今，3家酒坊创始人的塑像，矗立在茅台酒文化馆的显要位置。 今天的茅台酒厂，就是在这3家酒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建国后，“成义烧房”被中 共仁怀县委以1.3万元人民币买下。“荣和烧房”的老板因犯有“通匪罪”被处以死刑，酒坊被政府没收，并入酒厂。“恒兴烧房”的老板解放前担任过贵州省银行总经理，1952年“五反”期间，被查出“侵吞资产”，判处有期徒刑10年，酒坊由政府接管，转归茅台酒厂。 酒厂合并之初，年产仅仅几十吨，此后规模逐步扩大，但年产量基本维持在二三百吨左右。 但到了1958年，茅台酒产量从1957年的283吨却突然激增至627吨。1959年，产量又达到820吨，1960年升至912吨，用当地人的话说，茅台也“放了卫星”。 茅台大跃进，发端于毛 泽 东无意中的一句话。 当时的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1990-1年在为《茅台酒厂志》所作的序言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记得在1958年中 共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期间，我陪同毛主席去杜甫草堂。主席问我：‘茅台酒现在情况如何？用的是什么水？’我说：‘生产还好，就是用的赤水河的水。’主席笑着说：‘你搞它一万吨，要保证质量。’” 周林所说的成都会议，是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周林参加了这次会议。 成都会议是一次批判“反冒进”、为大跃进鼓劲加油的重要会议。会上，毛 泽 东要求跃进。他直接提出，要搞几十个、百把个“大丰收”的例子，这成了各地“放卫星”的第一推动力。 周林回到省里，全力贯彻毛 泽 东对茅台酒的指示。时任仁怀县县委书记庞耀增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道，那时茅台酒厂属于县管企业，由他直接抓。当时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万吨茅酒香”，斗大的标语写在茅台酒厂的河对岸。 大跃进时期，人们的脑袋热得发烫。河南的口号是：“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能想到，一定能做到。”云南有的地区号称平均每分钟办一个工厂，花2元也可以办一个工厂。甘肃静宁县谎报在15天内建了1万多个工厂，而这个县当年只有25.7万人。 贵州的“卫星”，就是茅台酒。1959年，周林对茅台酒厂领导说：“要保证茅台酒的生产，既要抓钢铁生产，又要抓茅台酒生产”，“对于你们来说，钢铁是元帅，茅台酒是皇上”。周林作出这番指示的照片，现在挂在茅台酒文化馆里。 庞耀增记得，当时县里倾全力支持茅台扩建厂房。“茅酒在修厂房时，正好县委备好木料准备建办公楼，得知茅酒厂建厂房缺木料，立即把县委办公楼项目停了下来，将所有木料拨给茅酒厂。” 赵明军从1955年开始在茅台酒厂工作。作为车间主任，他并不了解毛 泽 东和周林这番谈话，但他对当时酒厂大规模扩建印象很深。“以前只有一个车间，那3年又修建了两个车间。此外，还在茅台镇以外选了好多地方试点，后来都不了了之了。人员也从几十个人一下子增加到700多人。”赵明军摇着头说，过去的私人烧房雇佣工人时，条件要求很高，可大跃进时紧急招募的工人，很多完全没有酿酒经验。 各地调粮，支援茅台 每生产1吨茅台酒，要消耗5吨粮食。问题是，大跃进后面紧跟着是3年大饥荒，这么多粮食从哪里来？ 茅台酒厂档案馆工作人员，从堆积如山的档案中取出一张发黄的草纸。这是日，贵州省人民委员会给贵州各地区的一封加急密电。密电题目是《关于调高粱支持茅酒厂生产的问题》。 密电说：“为支持茅酒生产，确保出口任务完成，根据各地元月底各地高粱库存，确定调安顺5(单位万斤，下同)，毕节25，铜仁16，黔东南5，贵阳市5，给仁怀茅酒厂。由于急需，希接电话后立即安排，组织发运。”这是不由分说的死命令。 这样的紧急调粮显然不止这一次。仁怀县志就记载了1959年，茅台酒原料告急，厂领导向上级呼吁，贵州从全省调集粮食支援茅台的情况。这次调粮的具体数字是：遵义11万斤、毕节29万斤、铜仁10万斤、黔东南12万斤、贵阳7万斤、湄潭1万斤、习水10万斤、铜梓10万斤、安政1万斤、赤水4万斤、务川1万斤、熄峰1万斤、仁怀20万斤，共计117万斤。后来还不够，中央又从四川江津调来70万斤，支援茅台酒生产。 当时，农民生产的粮食必须卖给国家，自己留多少也得经国家批准。城镇家庭凭粮本和粮票供应粮食。这叫统购统销。 当时的贵州省粮食厅厅长王民三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那时贵州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浮夸风，大肆虚报粮食产量，直接后果就是把农民手里的粮食都征了过来。 1958年贵州省上报产粮180亿斤，但实际只有104亿斤。为了达到虚高的统购指标，就强迫农民多卖粮。结果是，1958年比1957年粮食减产2%，征购数量却反而增加了23.8%，达到33亿斤，导致农民被迫把口粮都给卖掉了。 1959年，粮食产量继续大幅减产到84亿斤，征购原粮却上升到40亿斤，占产量的47%。 1960年，产量继续减到63亿斤，征购数量却升到产量的52%。征购后人均留粮只有215斤原粮。215斤原粮折合大米只有150斤，平均每人每天只有4两。 就是这4两，农民也不能全部吃到嘴里。王民三说，统购统销分两种，一种是计划内的平价粮，这是主体；此外，还有一种是计划外的议价粮，就是国家临时要多购粮食，再要求农民多卖。 王民三说，茅台酒紧急调集的粮食都属于计划外的议价粮，就是从农民手里二次征购的粮食。茅台酒越多，农民负担就越重。 “为保茅台，贵州做出了巨大牺牲。”王民三还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茅台急需高粱，省里就从四川协商筹集400万斤高粱，四川的条件是贵州用400万斤大豆换。“这对贵州来说很不划算，因为大豆的营养价值和紧俏程度都比高粱高很多。”他说，没办法，这400万斤大豆也是从贵州农民手里再度征购的议价粮。 茅台镇的饥民 困难时期，王民三得了浮肿病，住进了医院。他回忆说，1961年，省级机关干部吃粮标准由27斤降到25斤，接着又降到23斤，油水少，“瓜菜代”跟不上，很多干部患上了浮肿病。据说是周林的意见，在贵阳市贵阳饭店办了厅局长浮肿病医院。王民三当时就身在其中。 连厅局长都因缺粮进了浮肿病医院，老百姓就更别提了。 为度饥荒，茅台酒厂用4份酒糟配上一份面粉，蒸成糟子粑，给职工充饥。赵明军清楚地记得，工人每顿两个糟子粑、2两高粱饭。当时酒厂工人的工作属高强度，每天工作16小时，其中12小时酿酒，2个小时搞基建，2个小时政治学习。糟子粑热量低，个个饿得无力干活。有时工人从高粱里拣出几个玉米粒，也不放过，当宝贝一样烤着吃掉。 那时，酿酒用的粮食都是酒厂工人到各地去背。每到休息日，赵明军就带着工人去各地背粮。“每次背粮都有民兵押送，而且荷枪实弹，怕土匪抢粮。”赵明军说，“那个时候有什么土匪啊，都是饥民。” 已经退休多年的赵明军，有一件事至今仍让他内疚不已。当时，有一个工人从厂里偷了一袋高粱，作为车间主任的赵明军亲手把他开除了。“我当时怎么下得去手？” 其实，困难时期酒厂工人生活算是好的。已经退休多年的酒厂老工人杨玉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困难时期酒厂没有一个人饿死，而且还发肥皂、洗衣粉、工作服等劳保用品。但杨玉龙的家，离酒厂不远的茅台镇上坪村就饿死了不少人。 杨玉龙说，饥荒年代有个说法叫“颗粒归仓”，这4个字绝不是说说而已。1961年秋天，粮食已经收完了，杨玉龙的老婆又回到地里拾掉在地上的麦穗，捡回来后没有上交，结果被斗了个半死。 为了家里人能有口吃的，杨玉龙当时做了一件铤而走险的事。他听说，翻过山的四川省有些地方，一座山只有一户人家，山高皇帝远，有人就偷着种了些粮食。于是，他揣上酒厂发的劳保用品，趁天黑翻山越岭到四川，想用劳保用品换点粮食回来。谁知，在路上被人发现，扣在当地劳动了两个星期。 当时生产茅台酒的粮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强迫征购的。可赵明军和杨玉龙说，由于盲目扩大产量，完全不顾酿造规律，生产出来的茅台质量低劣，造成国内外消费者反响强烈。 迫于各方压力，1959年4月，轻工业部派了一个“贵州茅台酒总结工作组”进厂，进行全面整顿。整顿到1962年，茅台产量从1960年的912吨降回363吨，酒厂很多职工也相继调离酒厂，被安置到其他行业。 此后十几年，茅台酒产量都在二三百吨徘徊，直到1978年，产量才超过1千吨。 大跃进时期的“陈酿”后来一直无人问津，反倒是早先私人酒坊的酒成了茅台中的“珍品”。 2003年，茅台酒年产终达万吨。 （声明：中国新闻周刊网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来源） *********************************************大饥荒年代的茅台酒生产--茅台酒史、1961三年困难时期时间，茅台酒合计产量为2,079吨，其中出口139.86吨，1,939吨为中国人自饮。在那个年代能饮茅台酒的当然不是普通百姓。根据茅台酒厂历年使用原粮统计，这3年实际用粮是2,260万斤，其中高粱1,085万斤，小麦1,175万斤，换算合计1.13万吨。众所周知，这3年缺的就是粮食。那么这1万多吨粮食是从哪里来的？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又是如何？政府曾下禁煮酒令 茅台酒的产地仁怀县，1949年前战事、匪祸、天灾、人害，几乎年年都有。当地老人回忆，远的不说，民国时期青黄不接的事情，每个村子都遇过，普遍贫穷是事实。而普遍饥饿、大面积死人的事情，好像没听说。民间酿酒，自然得遵循灾荒伦理底线和灾荒市场规则。 1937年，贵州省政府颁布《违背酿酒处罚规则(10条)》。其中，在天灾粮食困难期间禁止以粮食煮酒、熬糖、制米浆刮布。「对违禁酿酒者，除将酒没收变价及封禁器具外，并依酿酒量，按当地酒价，处以2倍以上4倍以下罚金，再犯者，处以4倍以上8倍以下罚金」。 担任过仁怀政协副主席的周梦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建国前，当地遇上旱涝灾害，粮食减产，米珠薪桂，为了民食，政府下令全县严禁煮酒熬糖，禁令森严，就是下了窖的沙，也不准翻烤，已烤存的酒不许出售。禁期有时长达一年。农民多饿伤 茅台疯耗粮 但是，1959年后的几年，仁怀只有「饿魂」了。当地文件记载──截至日，仁怀县有各种病人8,384名，其中浮肿5,335人，占总人口1.49％。最严重的三元、大同生产队害浮肿的为9％和9.8％。8月4日，县里贯彻省委书记周林的电话精神。周林要求：各县必须抓紧秋收，大力进行爱国爱社教育，把垮了的食堂，用农忙的形式恢复起来。他还要求：教育小队干部和社员说实话，超产受奖，瞒产批评，私分者要处理。 周林就是仁怀人。电话内容是周林参加庐山会议期间指示给贵州的。10月17日，县里向农民发出《计划和节约用粮公开信》，信中号召：「忙时多吃，闲时少吃，菜粮混吃。」12月1日，县卫生科报告：回龙、喜头、学孔等地11名农民有一个多月没吃粮食，水肿不消而死亡。1959年年底，当年的茅台酒产量为820吨，比大跃进之初的1958年高出197吨，是1953年产量的10倍以上。同年，国家投资茅台酒厂120万元搞扩建。伴着农民「闲时少吃」和国营茅台酒厂放开肚量「耗粮」，进入了1960年。 2月16日，县里的简报显示：全县发病人数达16,864名，其中浮肿9,073人，严重6,141人。1959年12月下旬到日，共死亡3,718人。酒厂高产带来惊人死亡率日，仁怀县决定，当年夏粮丰收，外调150万公斤、茅台原料250万公斤。10月30日，全县五级干部会议上，县委书记庞耀增号召说，全县要准备稻草、谷壳、苞谷秆叶、青杠子各500万公斤，红薯藤1,500万公斤，荞秆子750万公斤，小米糠75万公斤，蕨巴150万公斤……共5,000万公斤。按30％的出粉率，生产1,500万公斤「淀粉」，这样，每人能达平均50斤，保证农民减粮不减饭。仁怀县每天70人死亡 12月27日，县里领导又指示安排，茅台酒原料从1960年底到1961年6月需要360万斤，饲料用粮60万斤。农民们也许没有想到，秋收带来的不是新的希望；随着这个决策出现的，是死亡率的惊人上升。 根据1961年县委《大事记》，1月1日：病情上升，死亡率惊人。大抓代食品，以蕨巴为主。1月18日：病情发展，死亡上升。15日统计，仁怀全县有各种病人24,342人，占总人口的7.4%。其中，浮肿6,399人，干瘦病4,939人，妇女停经、子宫病等6,870人，其他6,134人。16日止，死亡1,045人。1月24至27日：统计1月1日至27日，共死亡1,965人，比上月上升48.9％。全县现在还有各种病人26,744人。其中，最严重的有66个生产队，病人占30％－50％。5月5日：4月中旬后，病情和死亡人数猛然上升20％。(据其它资料对比，换算出具体人数为，每天死亡70人左右。) 5月12日：县里决定，夏粮征购3543.05万斤，生产队集体入仓910.4万斤。夏粮任务要求在9月完成70％－80％。7月20日：截至7月15日有病人8,396人，其中肿病、疳病4,890人。「饥饿三年」，仁怀因饥饿直接死亡或因饥饿引起疾病死亡的总人数，究竟有多少，我们只好期待时间来给出答案。全省调粮 保茅台产量 查阅县志，全县粮油保管统计表明，、1961三年粮食库存，分别为4,293万斤、2,705万斤、2,310万斤。而且1961年库存最低年份的量，竟然比年间历年的库存量都高。 查阅仁怀县年城镇粮食销售统计发现：这三年该县制酒行业、其它企业用粮达到2,242万斤；此外，该县各种饲料用粮271万斤。 1960年，是现代历史上国人口粮最为奇缺的年份。茅台酒原料也「告急」，厂领导向上级呼吁，贵州从全省各地调集原粮支持逾200万斤。这样还不够，中央粮食部又从四川江津调来70万斤，才保证当年生产出912吨的茅台酒。这个单年生产纪录，直到1975年才被超过。毛 泽 东要求茅台年产万吨从调入粮食的地区来看：被紧急调粮10万斤的贵州铜仁，1960年属于全国八大旱区之一，1961年再度成为全国15个旱区之一。其中，该地区思南县这三年里人口减少5.1万人 (含外逃)。而且，铜仁下辖的沿河、德江、石阡及铜仁县，均在1959年的12月中旬就已经向省里紧急报告出现浮肿和非正常死亡的情况。 遵义地区的湄潭一个县，1959年11月开展名义为「反瞒产」、实际为高征购的运动，到1960年4月共死亡12.2万人，占全县农村总人口的20％左右。死绝户2,938户，离家逃荒4,737人，孤儿4,735人。在抢粮运动中被打死1,324人，关押死亡200余人，打伤致残175人。遵义「反瞒产」 12万人死亡 分别调出10万斤粮食的桐梓、习水两县，其中，桐梓截至1960年底人口负增长121.32％，全县人口在年一年间减少41,734人。习水县，这三年减少人口42,624人，死绝499户以上。调出29万斤粮食的毕节地区毕节县，三年减少人口53,990人…… 可能很多人难以理解，民间如此饥饿，茅台酒为什么还在继续生产？原因，一时难以说清。茅台酒厂集体署名的《纪念周林逝世一周年》一文，有如下一个细节，也许可以从中看到某些关联性。 1990-1年秋天，《茅台酒厂志》的工作人员进京请老首长周林写序时，78岁的周林向酒厂来人问道：「1958年，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有天晚饭后，我同毛主席散步，主席叫我回去把茅台酒搞成年产万吨，要保证质量的事，你们写了没有？」集体署名的文章接下来写道：「毛主席关心茅台酒厂的事，当然要写，要名垂青史。」散步一句话 茅台大跃进 毛 泽 东1958年让周林把茅台酒年产搞上1万吨的情景，在箴元的文章中也两次提到。箴元着有《周林传略》，叙述「上万吨」这个事情的理由是：「茅台酒产量太少，供不应求」。1959年，周林指示茅台酒厂说：「要保证茅台酒的生产，既要抓钢铁生产，又要抓茅台酒生产」，「对于你们(茅台酒厂)来说，钢铁是元帅，茅台酒是皇上。」 在散步时偶然一句话的指引下，各级政府积极调粮支持酒厂「献礼工程」，使年茅台酒的产量分别达到820吨、912吨，真正实现了产量的大跃进。调粮表现越好的地方，通常饥饿死亡的数据也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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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今天，畅饮茅台的难道是升斗平民？<img src="http://imgcdn.kdnet.net/kindeditor/plugins/emoticons/14.gif" border="0" alt=""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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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的大饥荒年代 作者:晏乐斌
1959年至1961年，贵州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说法不一。有人说饿死了120万人，有人说饿死了150万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曹树基在《大饥荒：年的中国人口》一文中说：“贵州省1959年至1961年非正常死亡174．6万人，占灾前1958年全省总人口1.700万的10．23％。” 1959年至1979年我在贵州省公安厅工作。据我的同事――一位在贵州省公安厅治安处做内勤、统计工作的同志提供的情况：根据全省各专署、自治州公安处、局治安科上报的数字汇总，全省1959年至1961年共饿死250多万人，占全省灾前总人口的14．7％。这是官方的统计数字，尽管各地、州、市、县上报时缩了水，但这是当时唯一信得过的数据。 此数据，还得到1961年6月至1967年1月造反派夺权时为止当过贵州省公安厅治安处长的×××同志的证实。他1980年代后期到北京同我谈过此事。他说：1959年至1961年全省共饿死250多万人。1962年初，治安处根据各地公安机关治安科上报省公安厅治安处的材料，由治安处汇总，以中共贵州省公安厅党组名义，向中共贵州省委递交报告，后来得知省委上报中央时，只报了210万人，瞒报了40多万人，省委让公安厅也以这个数上报公安部。 全国饿死人情况严重，数量多，占人口比例高的有四川、河南、安徽、甘肃、贵州、青海、河北、山东、湖南、广西等省区，富庶之地的江苏、浙江、广东等省也饿死了不少人。造成如此严重饿死人情况，与各地封疆大吏紧跟不紧跟极“左”的政治路线有极大关系。比如，四川省的李井泉，河南省的吴芝圃，安徽省的曾希圣，河北省的刘子厚，贵州省的周林，甘肃省的张仲良，青海省的高峰，山东省的舒同等省委的第一把手，都紧跟毛泽东的脚步，跟得越紧，带来的灾难就越大，饿死的人就越多，这已经成了定律。 周林，贵州仁怀人，1950年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1950年6月任贵州省委常委，1956年7月任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周林在“大跃进”年代，高举“三面红旗”，在全省掀起了共产风、虚报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生产瞎指挥风。“五风”肆虐，又以共产风为主，摧残了广大农民，破坏了农村生产力，这是造成大饥荒的直接原因，也是大饥荒年间的灾难之一。据杨继绳先生的专著记载：周林“创造了两项影响全国的经验。一个是关于粮食方面的经验。”当时贵州一些地方出现大量浮肿病人和饿死人的情况，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时候，“中共贵州省委在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份粉饰太平的简报。简报主要内容是：1．粮食问题，说粮食紧张情况，已经彻底得到解决”，“目前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抓紧粮食生产，确保秋收作物丰收”，“把粮食征购列为党委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2．市场问题：“上半年全省市场情况，总的讲是稳定的，日用工业品的品种，数量有了显著增加”，“商业工作还在进一步贯彻中央指示，反对右倾保守，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抓紧收购和销售……力争市场进一步好转，迎接国庆十周年”。这一简报“毛泽东十分重视”，在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国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粮食和市场情况的简报》，毛泽东作了长篇批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及反党分子完全看不见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主流是什么，他们抓起几片鸡毛蒜皮作为旗帜，就向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事业猖狂进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近日我们收到很多省、市、区的报告，都是邪气下降，正气上升，捷报飞传，声势大振，如同贵州一样。”当时正值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这个批示，与反右倾斗争和粮食问题联系起来，谁要说粮食困难，谁就被扣上“猖狂进攻”的政治帽子，从而加剧了人民的饥饿和死亡。 “另一个是，有大批农民在饥饿线上挣扎，贵州省委于日至18日，召开地、州、市委第一书记会议，主要讨论农村公共食堂问题。这个会不是解决食堂缺粮的问题，而是闭眼不看现实，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报告称：“我省农村公共食堂现有13万多个。是固定的或基本固定的，占80％左右”。接着总结了5个特点：“巩固地树立了贫农、下中农的领导优势；基层干部和党团员一律参加了食堂，和群众打成一片……以人定量，节约归己……食堂有了自己的生产，有了家底……有的已成为生产小队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形成一个大家庭。这些地方，人民公社得到巩固……显示了食堂的优越性和重要性，确是巩固人民公社制度的主要阵地……为建设新村创造了前提条件。”贵州省委这一报告，毛泽东极为欣赏，他在日批示，以中共中央名义再一次下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他在批语中说：“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报告，写得很好，现发给你们研究，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毛泽东还说“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 1960年是大饥荒最为严重的一年，也是贵州饿死人最多的一年。当农民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贵州省却送上这样一份报告。这一批示，不仅害了贵州农民，也害了全国农民。 贵州省饿死人最多、最严重是1959年至1960年5月，当时，我正在省公安厅办公室研究科工作，办公室主任刘世杰同志指派我到遵义专区的湄潭县和毕节专区的金沙县，调查死人的问题。当年6月我来到遵义专署公安处，讲明来意之后，专署副专员兼公安处长毕贵显接待了我，一听说我是来调查了解湄潭县饿死人问题的，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他立即向中共遵义地委书记孟子明作了汇报，也引起了孟的高度关注，孟指派遵义地委办公室一位副主任，公安处也派了两位工作人员，我们四人前往湄潭县。 湄潭县原由湄潭、风冈、绥阳三县合并而成(有文章误传湄潭县是由湄潭、凤冈、余庆三县合并，地势平坦，山青水秀，是贵州的产粮区，也是富庶的县份，农作物主要种植水稻、小麦、玉米，气候适宜，正常年景，人民丰衣足食。可是自“大跃进”以来，这里的人民遭受严重灾难。据县委办公室负责人介绍，1958年全县有62万多人，1959年至1960年5月，除去正常死亡1万多人外，属于非正常死亡的有12．5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0．16％，还剩下49万人，全县死绝户3001户，孤儿近5000人，外出逃荒5000多人，全县出现了人吃人，杀人而食，易子而食的惨剧，吃死人就更多了。 我们一行曾到原绥阳县城，后为绥阳公社驻在地的绥阳镇作了一些调查。据绥阳公社一位党委副书记介绍，有这么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件：日(即农历8月15日中秋节)，遵义地委要在这里召开全专区各县“捉鬼拿粮”现场会，即反瞒产私分现场会，遵义地委书记孟子明、专员李苏波要到场。湄潭县委和绥阳公社为了开好这一现场会，将一些滞留镇里的游民，从农村来的一些饥民、饿汉，到餐馆、居民家讨饭要饭、抓拿抢吃的人，进行了多次清理、遣送，到9月16日傍晚还有48人仍滞留在镇里。于是公社党委一位书记，让将这48人暂扣押在公社供销社一间仓库里，其中一个瘦个子乘晚上从仓库门的铰链缝里逃了出来，还剩下47人在仓库里。现场会开了2天即散会了。后来过了半个月这位公社党委书记问起关押的人放出来没有，人们才想起这件事来，结果打开仓库门一看，47人全死在里面。这一事件震动湄潭，也震动遵义地委，贵州省委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此事。当时的一些人就是这样关心人民的生命和疾苦的，人性已经泯灭了。 后来“湄潭事件”的盖子揭开，省、地组织了庞大工作组到这里来夺权，“整风整社”，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在这里开展，都是以“左”反“右”，反“左”的结果是基层干部遭殃，找了一些替罪羊。被处理的基层干部，包括杀、关、管、集训、判刑和开除公职，占60％以上，其中，将湄潭县副县长兼绥阳公社党委书记容镜等人处决了事。容镜后来被平反。 随后我又赶赴毕节专区，专署公安处处长朱广臣立即派秘书科和治安科两位同志陪同我到金沙县调查。金沙县的地理条件比湄潭县差一些。这里自1958年“大跃进”以来，也是“五风”肆虐，干部违法乱纪严重，县委书记赵广玉、县长王国民(彝族)不但紧跟省委，而且还有自己的“发明创造”，将金沙县搞得千疮百孔，民不聊生。县委办公室一位主任接待了我们。赵广玉听说我们去调查死人问题，很紧张，他叮嘱这位办公室主任：不要讲得太多。这次我遇到了阻力。我们便要求到平坝公社、安洛公社去做些调查。因为一年前，即1959年6月至9月初，我随公安厅治安处副处长宋留友等3人，跟随贵州省人民委员会秘书长张叔成率领的省委工作组到金沙县工作了两个多月，认识平坝公社党委杨书记。杨约略地谈了他们公社饿死人的一些情况，我们在这里没有停留多久，即前往安洛公社个别访问和调查。在安洛公社安洛大队了解到，该大队有一个生产队共29户人家152人，除一人在贵阳钢铁厂当工人，一人在习水县习水造纸厂当工人外，其余150人全部饿死。后来到1961年底1962年初，金沙县饿死人的盖子揭开之后，得知那三年饿死了8万多人，赵广玉自己讲饿死了4．7万人。后赵广玉被逮捕法办，判处徒刑8年，送到金沙县大水劳改农场改造，后平反，被安排到铜仁地区工作。县长王国民后因骑马摔死，未追究其责任。 1960年12月至1961年5月，我随刘世杰同志到六盘水地区的水城县参加整风整社工作。先是在该县的尖山坝公社，我在工作队队部工作。尖山坝公社地势平坦，是水城县的产粮区，“大跃进”以来，“五风”严重，干部瞎折腾，违法乱纪的也多，秋收过后就出现饿饭，反瞒产私分运动中搞得农村鸡飞狗跳，浮肿病人多，妇女普遍出现停经、不孕、子宫下垂三种病症，1959年至1960年全社饿死一万多人。我们省政法机关来的100多工作人员全部被派到全社各管理区、生产大队。我们没有按照省委的部署来“夺坏人的权”，而是采取“团结、依靠、信任”绝大多数基层干部，靠生产自救，救治浮肿病人，清理、整顿公共食堂，经过3个多月的工作，生产在恢复，浮肿病得到初步遏制，食堂恢复了生机。在这里我们除对几个违法乱纪致死人命的干部搜集、整理材料，上报水城县去处理外，其他人我们一个也未动。日工作队全部撤离该社。我与另外两位同志留下来作巩固工作，直到3月20日我们三人经由县城到该县南开公社继续参加该县的整风整社工作。我们三人在去南开公社的途中，翻越了一座高山，坐下来休息时，便到路边一社员家讨水喝，发现一位40来岁的妇女正在她家堂屋用菜刀砍一具小孩的尸体，这个小孩尸体的手脚被肢解，头部已砍下放在一边，尸体发出腥臭，我们询问她为什么杀孩子，她回答：“不，不，不，不是我杀的，是孩子今天早上饿死的，全家人饿饭，没有办法，为了救命，不得不拿来吃啊！”又说：“哪个人狠心吃自己的孩子啊！”经她这一说，我们也无心讨水喝了，立刻退了出来。第二天我们赶到南开公社工作队所在地，将这一情况向工作队作了报告，工作队队部的同志说，全社吃死人的情况还有几起，后来经过工作队搜集了解，从1959年至1961年5月我们撤离，该社饿死几千人，全水城县饿死8万多人。后来县委书记刘福臣被逮捕法办，判刑劳改。 后来得知，铜仁专区的江口县饿死近一半人。周林和贵州省委那一班人的作为，给贵州人民造成了很大的灾难与伤害。后来周林慢慢有所醒悟，发现了一些问题，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放宽了一些农村政策，如恢复自留地，开放集市贸易，三年免征公粮和默许包产到户等等，使农村人民恢复元气。这又招致中共中央于1964年9月调整、撤换了贵州省委领导班子，撤换了周林等省委负责人，调四川省省长李大章、中央监委主任钱瑛、公安部副部长梁国斌、国家计委副主任贾启允等人，组成贵州省委班子，说“贵州是当时全国烂掉的四个省之一”，并从中央、一些部队、一些省市抽调2000多名“支黔干部”到贵州来夺权和开展“四清”运动。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做出的决议指出：贵州自解放以来“三关没有把好”，“两个不彻底”，“一个根子不正”。所谓“三关没有把好”，是指“清理中内层关没有把握好，工商业公私合营、手工业合作化关没有把好，审干关没有把好”；“两个不彻底”是指“土改不彻底，镇反不彻底”；“一个根子不正”是指“党的基层组织基础不正”。这就全盘否定了贵州省自1949年建立政权以来所取得的成绩。“文革”中周林受到揪斗、批判，1975年恢复工作后，担任过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教育部副部长等职，在任北大党委书记期间，为被毛泽东定为“反动学术权威”的马寅初平反，1997年去世。来源: 《炎黄春秋》 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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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大跃进贵州湄潭事件：一个县饿死12万人贵州湄潭事件：一个县饿死12万人1987年，笔者参加了《湄潭县志》的编纂工作。在查看史料时，阅读了“湄潭事件”发生的经过及历史面目。 当时湄潭县是由凤冈、余庆和湄潭三县合并而成的大县。全县总人口60.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56.57万人。 事件主要发生在农村，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4月初，历时5个月之久，全县共饿死12.451万人。死亡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20%强，占农业人口的22%。事件中，全县死亡绝户达2938户，遗下的孤儿寡崽4737人，外出逃生的农民4737人。最为惨绝、目不忍睹的是出现了人吃人的事件。这场祸及全县农村的大灾难，史所罕见，骇人听闻。悲剧已经过去47年，如今旧事重提，痛定思痛，把真实历史整理出来，供大家借鉴。 （一） 事件前，全县农村经过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兵团作战、大办食堂等的反复折腾，早已民力疲惫，财力、物力空虚，几乎山穷水尽了。许多生产队除集体饲养的几头耕牛外，其它六畜濒临绝迹，森林严重被毁，广大农民的吃饭问题面临绝境。食堂以人定量，长期缺少油水，农民普遍吃不饱，以瓜菜相添。时间久了，对长期体力劳动的农民来说，实在吃不消。1959年粮食只收了3.22亿斤，比上年减少32.6%，其它农作物减产更为严重。然而，1958年大跃进中膨胀起来的浮夸风，不但未止息，反而变本加厉了。当时，湄潭县委主要负责人把全县粮食总产定为8.462亿斤，虚报5亿多斤。数字虽可观，没有粮食等于零。为了兑现8亿多斤总产，一场骇人听闻的反对瞒产私分和反盗窃运动的斗争，就在全县展开了。 （二） 1959年11月，湄潭县召开五级干部大会，布置开展反瞒产运动。会上首先动员号召各公社、管理区、生产大队和小队干部自报粮食产量。报得多的就表扬，准其先回家；报得少的就是瞒产，瞒产就是“反革命”，不准回家，必须重新报“实”产量。会上穷追硬逼，气氛十分紧张，一直要等报的产量与县领导事先框套的数字基本吻合才放过关。树为“红旗书记”的绥阳公社××，开始就称反出瞒产1200万公斤，县领导派出专车将该社开会的干部送回公社。回社后就布置假现场，先在粮食下面堆满乱草、秸秆、糠壳、石头等，上面从国仓中运去粮食盖起来，让人参观。1959年12月初，湄潭县先后组织数千基层干部到该社参观学习，由该社领导进行经验介绍，又让该社事先训练好的10名反瞒产“标兵”到全县各公社介绍反瞒产经验，大造声势。12月底，遵义地委又亲自在该社主持召开全地区反瞒产现场会议，介绍经验参观假现场。各公社回去后如法炮制，立即行动，在全县农村搞开了反瞒产私分的斗争。 全县农村停粮断炊以后，对长时间口粮标准低、瓜菜代，不见油荤的广大农民来说，真要命了，普遍浮肿，走路拄棍棒，东倒西歪。一些农民开始纷纷逃荒活命，更多的农民到处剥树皮、挖野菜来填肚子，时间长了就不行了，饿得连家门口都迈不出去，只有在家等死。1960年元、二月份死人最多，全县每天都有上千人死亡，许多农民全家死绝，床上地上摆满死尸。整个农村哀鸿遍野，饿殍满地，实在使人惨不忍睹，耳不忍闻，视者落泪，闻者伤心。 情况如此严重，并没有引起上级的重视，仍然一股劲地反瞒产，捉“鬼”拿粮，大喊大叫要坚决打退“资本主义”的猖狂进攻，彻底粉碎“富裕农民”的瞒产私分活动，把生产队干部当作集体瞒产私分的头子而横加折磨。各地成立搜查队、打虎队，闯进农民家里翻箱倒柜，没收财物。凡是能吃的东西全部收光，硬把群众置于死地，有的群众反抗，就遭毒打，有的被打伤致残，有的被活活打死。群众说：“国民党又回来了！” 有的群众不堪忍受饥饿之苦，到饭店抢饭吃，有的拦路抢东西吃，甚至偷宰耕牛，盗窃国家粮食。县委主要负责人不调查这一时期偷盗的原因，反而开展反盗窃运动。1960年元月，县里召开有关干部会议，布置反盗窃运动，开展大搜大捕，凡是平时犯有小偷小摸的人通通抓起来。在凤冈、余庆和义泉设立关押点，成立临时法庭，就地宣判，并采取先捕后批准，先出布告后判刑，判处10年以内徒刑由公社批准等违法行为。在下面设立“劳改队”、“教养队”，抓来的群众，白天由民兵持枪监督劳动，晚上开会斗争，一斗就动刑。被非法关押的群众达2794人（经批准的有65人），关死的就达200余人。这些被关押的群众，除极少数是惯偷外，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基本群众。在这场反瞒产、反盗窃运动中，动用的酷刑有：割手指、缝嘴巴、用铁丝穿耳朵和脚后跟、点天灯、猴子搬桩、吊鸭儿浮水，拖死猪、火钳烧红烙嘴巴、枪毙活埋等等。实在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四） 在开展反瞒产的同时，决定从农村抽调10万民工（实际集中7万民工）大垦万亩茶园，万亩果园，大修万头养猪场，大修水利，大修街道，拆毁大量民房等建筑设施，使许多人无家可归，民工体力消耗大，又吃不饱，在工地上拖死的不少。为了凑足10万民工，农村已经大量死人了，还继续征调，有的农民拿点树皮野菜，拄起棒棒上工地，还未走到就倒在路边死了。就是到了这种时候，许多群众对我们的党和政府并没有完全绝望，他们说：“这些事情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定不知道，要是知道了，是不会放过这些人的。”有的农民临死前还在念叨：“毛主席，你老人家赶快派人下来打救我们吧！” 1960年元月，贵州省副省长吴实同志到遵义地区视察工作，发现沿途一带情况严重，在桐梓县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吴实同志骂开了：“先不要说党的原则，你们多少有点良心没有，人都饿死了，你们还不安排生活，还在反瞒产。”各县根据吴实同志的指示，先后开仓发粮，停止了事态的发展。而湄潭县委主要负责人却一直顶着，并对地委表态说：“湄潭没有死人”，仍不发粮食。遵义地委副书记×××忍不住了，对湄潭县委说：“你们县要赶快采取措施，开仓发粮。”县委主要负责人又顶了回去，并说：“情况不是那么严重，不会出死人事件，妖风刮到我们县委头上来了，我是不怕的，十二级台风也刮不倒我。”他这一顶，湄潭县多死了几万人。 事件中，县委主要负责人加强了邮政通信检查，凡是向上级反映情况或控告的材料，都被卡下来，把消息封锁得死死的。县委第一书记个人就扣住51封信件，两封未具名的交公安机关侦察。凡是反映情况的人都受到各种打击迫害。1960年4月，省、地委派出工作组到湄潭调查，县里继续捂盖子。绥阳公社党委负责人重操故技，以保护首长为名，把群众赶上山去不与工作组接触，又把严重病号和孤儿集中关起来，在一间烤烟房里就关死36人，又组织人力把尸体丢在土坑消洞里。该社后面的两个大消洞里面，丢了几百具尸体，还有未断气的就往里面扔，扔下去还哇哇地叫，群众把这个消洞叫“万人坑”。 据统计，在这场反瞒产、反盗窃运动中，全县被活活打死的群众1324人，打伤致残的175人，关押死的200余人，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撤销一切职务的1680人。 （五） 1960年4月，“湄潭事件”暴露后，省、地委派出工作组，采取紧急措施全力抢救，做了大量工作： 一是开仓发粮，安排群众生活。粮仓一开，农村死亡基本停下来了。当政府开仓发粮的消息一传开，许多人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地说：“天亮了！老天爷睁眼了！我们有救了！” 二是抢救病号。全县成立临时医院250个，每个管理区至少一个，大的管理区2至3个，住院病号6300余人，免费治疗，采取营养、药物等方法医治，完全康复后出院。 三是收养孤儿。全县成立23所孤儿院，每个公社至少1所，把4735名孤儿集中在孤儿院抚养。 四是对失去儿女的孤寡老人，都接进敬养院，吃穿由集体包下来。 五是全县在事件中外出逃荒的农民4737人，由各公社通过亲朋好友打听下落，由公社派专人带钱带粮去接回来，帮助他们安排好生活、生产，重建家园。但也有些人至今音信杳无，可能永远长眠在他乡异地了。 六是全县7万多青壮年妇女，由于长期营养不良，有严重闭经、脱宫、腹痛等妇科病，组织医疗部门进行治疗，使她们很快恢复了健康，积极投入了生产救灾工作。 由于采取以上有力措施，劫难后的农村开始复苏了。许多农民说：“共产党又回来了，人民得救了！” （六） “湄潭事件”揭开后，为了平息民愤，挽回影响。省、地委工作组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材料，最后对“湄潭事件”作出了结论。查明公社党委被坏分子掌握领导权的6个，占公社总数的33.3%；管理区党总支腐烂的31个，组织不纯的51个，共82个，占管理区总数的60.3%；犯有严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在职干部377人，等等。公社和管理区是当时县以下的两级主要政权组织，却烂掉了50%以上，情况当然是严重的。工作组向地委写出报告，提出八条处理意见。有了结论和处理意见，紧接着就号召全县干部和群众揭“湄潭事件”的盖子，开展“新三反”，不久又搞开了“整风整社”。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 1960年6月，原县委第一书记×××被定为蜕化变质分子，依法逮捕判刑，公社领导也抓了几个。县里组织了庞大的专案队伍，把有问题的几百名干部集中审查定性办集训班。于1960年8月，公开枪决了副县长兼绥阳公社党委书记××（1983年3月平反）；另外，还枪决了兴隆公社中华管理区大队支书×××。后来人越抓越多，在“整风整社”中，一次会议就抓了30几个干部。在这场斗争中，又处分了大批干部。 围绕“湄潭事件”进行的“新三反”、“整风整社”运动，本来是为了总结教训，平息民愤，挽回影响，调整党群关系。而实际上是以“左”反“左”，不但于事无补，反而把事态重新扩大，并没有找出造成“湄潭事件”的真正原因，接受沉痛教训。而是把事件的全部责任一锅端给下面，让你吃不完兜起来。这种以“左”反“左”的做法，只能是抱薪救火，错上加错。 后来，党中央发觉了这一问题，指出这类事件，主要是总结接受教训，一般不要追究个人责任，才停止了事态的继续发展，“湄潭事件”才算真正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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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的机密，不许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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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Y料,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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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被洗脑&|&只看此人&|&不看此人&|&&10:32:13&&&&跟帖回复：&第&7&楼当的机密，不许泄露。＝＝＝＝＝＝＝＝＝＝＝＝＝＝已由当事人带到地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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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冠华与茅台酒&&&&发布时间：日 15:11:34&&&&九歌 （2011 秋季刊）
乔宗淮父亲乔冠华，是新中国杰出的外交家。1971年10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他第一次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26届联合国大会，并在大会上就中国的外交政策做了发言。他在会场开怀大笑的照片，为我们留下了新中国人民引以自豪的历史瞬间,至今还广为流传。近年来，有关他与茅台酒不解之缘的文章点缀了当今酒文化，成为趣闻佳话。据我所知，受家乡江苏一带文人饮酒赋诗风气的熏陶，父亲年轻时就喜欢饮酒。几十年来一尊李白醉卧的佛山彩陶座像一直放在他的书房里，可见他对中国传统酒文化的喜爱。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父亲留学时，在异国他乡仍念念不忘祖国的醇香白酒，为了传颂我们的酒文化，他还特意把“李白斗酒诗百篇”的故事讲述给德国友人。新中国成立后，他收到留学时的德国同学的来信。信中回顾了他们的同窗之谊后，还热情邀请他故地重游，动情地写道“让我们重逢在莱茵河畔，畅饮可与李白喝的琼浆相媲美的莱茵河谷的葡萄酒吧！”由于走南闯北的丰富经历，父亲有机会品尝世界上不少种类的酒。他是个善于接受新事物的人，也欣赏葡萄酒、白兰地。可对他来说，醇香浓郁的高粱酒，是任何酒都无法相比的。在中国的高粱酒中，他最中意的还是贵州茅台。四十年代初，父亲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同时联系文化界进步人士，有机会同文化界朋友饮酒作诗。著名左翼剧作家于伶就曾在《长夜行人-于伶传》中描述了当时以酒助诗兴的情景：1944年2月23日，乔冠华、廖沫沙、夏衍、胡绳等几位老友相约为于伶贺寿。席间，乔冠华提议，“今日为老于祝寿，不可无诗，联句如何？”另三人都表示赞同。乔冠华似乎胸有成竹：“我先起一句，权作抛砖引玉。”他将于伶创作的剧作名-《长夜行人》嵌入诗句，开了一句：“长夜行人三十七。”夏衍沉吟数秒后，接了第二句：“如花溅泪几吞声。”胡绳笑吟吟地说：“我来句现成的吧杏红春雨江南日。”乔冠华用筷子点点胡绳：“你这长柄葫芦倒省事，七个字里只有一个字是你的。”廖沫沙苦笑着说：“好句子都被你们三个说完了，我这末句可是平淡无奇英烈传奇说大明。”酒干盘空，意犹未尽。五人离开酒店后去看望郭沫若，并请郭老将诗句润色修改后写作条幅，送于伶留作纪念。郭老兴然应允，稍作修改写成：大明英烈见传奇，长夜行人路不迷。春雨江南三七度，如花溅泪发新枝。乔冠华拍手称好，众人也齐声附和：“果然是点铁成金啊。”于伶对郭老和乔、夏、廖、胡等人表示由衷感激。这天的交谊，给现代文坛留下一则佳话，为人津津乐道。 父亲与茅台的初次谋面，完全是一个意外。苑贵鸣在《乔冠华传》一书中是这样讲的：1942年9月，乔冠华奉命从韶关赶赴重庆，到周恩来处报到。途经贵阳时，遇到了当年在德国留学的同窗邓迁。老友重逢，自然要开怀畅饮。邓迁拿出家中最好的茅台为乔冠华洗尘压惊。一杯下肚，乔冠华顿觉浑身舒畅，连声赞叹“好酒！好酒！”当得知这就是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奖的茅台酒时，乔冠华大喜过望。有“酒仙”美誉的他，久闻茅台盛名，至今却还未曾亲口畅饮过。于是赶忙换上大杯，接连自斟自饮了满满三大杯，才觉得过瘾。他见邓迁虽人在贵州，还不知这茅台酒的来历，便将茅台酒的历史和如何得名等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末了，还随口吟起仁怀厅同知陈熙晋的诗尤物移人付酒杯，荔枝滩上瘴烟开。汉家枸酱知何物，赚得唐蒙部来。乔冠华对茅台酒的侃侃而谈令邓迁惊叹不已。乔冠华告诉邓迁，“我也是在听说‘红军用酒洗脚’的故事后，才开始留心茅台的。”说罢，他端起酒杯，模仿老夫子的腔调吟诵起黄炎培的《茅台酒》诗：“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真是假吾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看得出，乔冠华对茅台酒是下了一番功夫的。父亲与茅台酒结缘与朝鲜战争分不开。 1951年7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根据中朝两党的协议，中央派出了李克农为队长、乔冠华为指导员的工作队，负责主持一线谈判工作。李、乔接受任务后，毛主席专门同他们就朝鲜停战谈判问题进行了长时间谈话。他们到达中朝边境后，改乘军用吉普，一进入朝鲜，就直奔距离平壤约15公里的金日成作战指挥所，觐见金日成主席。金日成立即热情接见了他们。父亲在朝鲜的两年多时间里，经常见到金日成主席。建国以来，无数次重要大活动，茅台酒都被当作国礼，赠送给外国领导人。有一次，李克农和父亲带去茅台酒作为礼物送金日成，金日成非常高兴地当场开瓶，以酒代茶与他们边谈边饮茅台，兴致极高，每人喝了一斤多。后来我曾问过父亲，年轻时的酒量有多大。父亲略思片刻告诉我，那一次就是他喝得最多的一次。朝鲜战争时期，前线的条件是比较艰苦的，但是祖国人民把最好的东西奉献给最可爱的人，使得父亲他们在板门店也能喝到国酒茅台。九十年代初，杨尚昆主席提起当年事，曾对我说，“当年克农和你父亲在板门店喝的茅台就是我批条子供应的哟！”四十多年后的1993年，我出任中国驻朝鲜大使。到任后，金日成很快就接受我递交国书，并同我亲切交谈。他还特别提到父亲在停战谈判中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表示中朝友谊要世代相传，不断发展下去。在朝担任大使期间，每年春节，按照传统我也向金日成和金正日赠送茅台酒。不少参与过外交工作的老同志在他们的回忆录里都提到了父亲在起草重要外交文件时，总喜欢喝两杯茅台。作家、外交家成幼殊曾回忆：中印边界第一次武装冲突后，1960年6月至12月，中印双方轮流在北京、新德里和仰光举行了三轮会晤，包括大小会议共47次。在此期间“上演”的中印“照会战”中，作为外交部部长助理的乔冠华扮演了重要角色。中方曾发出数百份照会，大多数出自乔冠华之手，工作量之大可见一斑。有些重要照会稿由一位司长带上一两个主管人员去乔冠华那里研究，当场起草或修改重写，很多时候要在下班后去他家里进行。记得乔总是一面构思，一面摇晃着脑袋朗朗念出声来，就是西方人所说的“大声想”（thinking aloud）。在场的人可以和他一起听到，一起想(思考)和议论。他自己也发表意见，包括否定原来的说法。这时，他手边总是有一小杯茅台之类的好酒，仿佛是他文思的催化剂。然而茅台虽好，有时候也给父亲带来麻烦。那是在文革中的1969年，中国外交部为阿尔巴尼亚新任驻华大使举行欢迎宴会，姬鹏飞和父亲两位副部长均出席了活动。席间，气氛很浓，阿使馆公使衔参赞阿戈里一时兴起，茅台喝过了量。宴会结束后，他不顾中方劝阻，执意自行驾车，结果返回途中出意外撞死一位中国公民。外交部的翻译同志就此写了揭批大字报，总理知道后严肃而含蓄地批评了姬鹏飞和父亲及礼宾司副司长韩叙，要求他们进行深刻检查，接受教训。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那时，父亲刚被“解放”，此事一出，旋即又被群众组织批为“刚过了关又翘尾巴”。当时，我大学毕业后，正在辽宁劳动锻炼。打长途电话向父母问安，母亲告诉我，“你爸爸的日子不太好过”。文革中担任新华社中南海摄影组组长的摄影家杜修贤在追忆当年震惊世界的“五二声明”的诞生时写道：周恩来将声明稿的准备工作交给了外交部。外交部的文稿大多出自副部长乔冠华之手，这次任务也由他操刀。乔冠华接受起草“毛泽东声明”的任务后，很快理出一个思路，将毛主席与(越共第一书记)黎笋的谈话有关内容加以集中，加个开头、结尾，个别语句之间加点衔接词，就是一篇浑然一体、气势磅礴的声明。一瓶茅台酒再加一宿不睡觉，伴随着窗外的曙光，乔冠华在声明稿上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周总理马上将声明稿送毛主席处，由他亲自审阅。毛泽东对乔冠华一蹴而就完成的声明也十分满意，签上了“同意”的字样。……，乔冠华笔墨虽然不多，但他的文采使毛主席的内部谈话变成一篇公开的声明，不仅完整保留毛主席谈话的原意和原句，甚至原来的语气，还使得庄严的文件中溢出新的文风。成幼殊、杜修贤所描绘的父亲写文章、喝茅台的情景，我都亲历过。他们短短的几行文字唤起了我对父亲的回忆，父亲在书房伏案的身影以及他拿起三钱小酒杯，一面若有所思，一面慢慢细酌茅台酒的神态恍如昨日,历历在目。长期以来，父亲每晚都要工作到十一二点。他常对我说，喝点茅台可以解除疲劳。事实上，并不止于此。清末唐晏诗云：“酒为翰墨胆，力可夺三军。”父亲的精采文章，与茅台酒提振精神的贡献不无关系。 ******************** 转帖:
毛泽东的《五二庄严声明》 日美国支持柬埔寨的朗诺-施理马达集团悍然推翻了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柬埔寨王国合法政府，自认国家元首和总理。政变政府上台后采取亲美政策，驱赶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力量借道柬埔寨的鹦鹉嘴地区，断绝了与中国、越南和朝鲜等国的外交关系。但是由于西哈努克亲王立即在北京组织了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任国家元首，以宾努亲王为首相，和国内红色高棉合作，抵抗朗诺集团。朗诺政府立即陷入挨打败退的窘境。美国政府据此就派军队进入柬埔寨，实行赤裸裸的直接干涉。这激起了毛泽东等主持正义的中国领导人的强烈义愤。为了表示对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反美抵抗斗争的支持，和对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抵抗外敌斗争的支持，中国政府在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示威游行和集会，有百万人参加。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中国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全都参加了这个盛大集会。在集会上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林彪代表毛泽东宣读了以他个人名义发表的声明，史称《五二庄严声明》。这是毛最后一次到天安门城楼发表声明，也是中国组织的最后一次反美游行集会，此后中美关系趋于改善，毛泽东也就从一个“反美派”逐步变成了一个“亲美派”。他甚至在尼克松面前自嘲：“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是一句空话。我经常说空话。如果你们都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他还指着尼克松和基辛格说：“作为个人你们不在打到之列”。但是，毛泽东在声明中提出的“世界上究竟谁怕谁的” 问题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论断，如黄钟大吕击倒了世界列强的鬼蜮伎俩。中国为此也赢得了世界许多不发达国家的尊重和敬仰，毛泽东在那时事实上就是反美反帝反殖的一面旗帜！应该说《五二庄严声明》是一篇极有气势，极有感染力和号召力的战斗檄文。全文只有896个字，可是字字珠玑，力透纸背，一股浩然正气跃然纸上。表现了中小贫弱国家的人民不惧强暴，不怕强权，敢于斗争的誓死决心。据说这是当年外交部副部长，外交才子乔冠华所撰写。但是无论如何这篇文章的文风和口吻就是毛泽东的一贯风格。现在，我们重温这篇文章依然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毛的声明全文如下：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毛泽东日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正出现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新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及其追随者不断地发动侵略战争，各国人民不断地用革命战争打败侵略者。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美国侵略者在越南、老挝打不赢，阴谋策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的反动政变，悍然出兵柬埔寨，恢复轰炸越南北方，激起了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愤怒反抗。我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热烈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联合声明，热烈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加强团结，互相支援，坚持持久的人民战争，一定能够排除万难，取得彻底胜利。 美帝国主义屠杀外国人，也屠杀本国的白人和黑人。尼克松的法西斯暴行，点燃了美国革命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中国人民坚决支持美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相信，英勇战斗的美国人民终将得到胜利，而美国的法西斯统治必然失败。 尼克松政府内外交困，国内一片混乱，在世界上非常孤立。抗议美国侵略柬埔寨的群众运动席卷全球。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成立不到十天，就得到近二十个国家的承认。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形势越来越好。东南亚各国人民的革命武装斗争，朝鲜、日本和亚洲各国人民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美以侵略者的斗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北美、欧洲、大洋洲人民的革命斗争，都在蓬勃发展。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 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捉刀代笔的乔冠华拿]拿毛泽东的稿费？秦全耀
<img SRC="/uploadfiles/albumpic/4/48c/pic_39152cff8eec998ce48c.jpg"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img SRC="/uploadfiles/albumpic/b/b85/pic_319b3e6e6.jpg" width="60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img SRC="/uploadfiles/albumpic/2/251/pic_12bbc2f317f77b.jpg" width="60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乔冠华的儿子原外交部副部长乔宗淮身为北京国酒茅台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当然免不了为茅台做些广告。为了证明茅台酒的伟大，特意写了一篇《乔冠华与茅台酒》的回忆文章。老子英雄儿好汉，毕竟是乔冠华的后人，文章写得有声有声。连文风都传承，这就是咱中国特色。也许都是茅台酒喝多了惹的祸，文章中不慎泄露了一个不该说的秘密，1970年的5.20声明乃是乔冠华的大作。因此老秦便给这篇文章重新改了个标题：乔冠华醉酒写声明，毛泽东坦然署其名。如果还嫌表达不够，不妨再加上个横批：稿费归谁？据乔宗淮文章中披露，“文革”中担任新华社中南海摄影组组长的摄影家杜修贤在追忆当年震惊世界的“五二声明”的诞生时写道：周恩来将声明稿的准备工作交给了外交部。外交部的文稿大多出自副部长乔冠华之手，这次任务也由他操刀。乔冠华接受起草“毛泽东声明”的任务后，很快理出一个思路，将毛主席与(越共第一书记)黎笋的谈话有关内容加以集中，加个开头、结尾，个别语句之间加点衔接词，就是一篇浑然一体、气势磅礴的声明。一瓶茅台酒再加一宿不睡觉，伴随着窗外的曙光，乔冠华在声明稿上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周总理马上将声明稿送毛主席处，由他亲自审阅。毛泽东对乔冠华一蹴而就完成的声明也十分满意，签上了“同意”的字样。……，乔冠华笔墨虽然不多，但他的文采使毛主席的内部谈话变成一篇公开的声明，不仅完整保留毛主席谈话的原意和原句，甚至原来的语气，还使得庄严的文件中溢出新的文风。中国有个人民出版社，专门印制出版中央领导人的重要讲话，然后由公款统购统销，恨不得人手一册。本博秦全耀知道中央领导日理万机，很多稿子都会交给秘书们去写。当然这也是国际惯例，奥巴马、萨科奇、默克尔都会这样。不同的是美国他们]有人民出版社，更不会一印印上几千万人手一册。这么大的印量，一定会有知识产权问题，稿费归谁？乔冠华拿]拿毛泽东的稿费？老秦回答肯定没拿，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否则替毛泽东捉刀代笔这种事，打死他也不会对外说。1974年11月，乔冠华终于取代了姬鹏飞，当上了第四任外交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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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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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02 &&
10:49:36&&的原帖：&曾被洗脑&|&只看此人&|&不看此人&|&&10:32:13&&&&跟帖回复：&第&7&楼当的机密，不许泄露。＝＝＝＝＝＝＝＝＝＝＝＝＝＝已由当事人带到地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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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有这么大的胃口，都叫驴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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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曾被洗脑&|&只看此人&|&不看此人&|&&10:32:13&&&&跟帖回复：&第&7&楼当的机密，不许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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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回复：[转贴]谁喝掉了大饥荒年月生产的两千多吨茅台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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