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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风险:八佰伴日本破产引出的话题
八佰伴日本因负债高达1711亿日元而于9月18日向静冈县地方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大概是由于八佰伴在中国两岸三地都有很高的知名度，此一消息在中国引起的评论简直比日本还要热烈。
国内的一些财经报刊在分析八佰伴日本破产的原因时，大致有以下两种观点：一、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八佰伴过度扩张导致负债过重；二、也有人认为，真正的失败原因是1990年以后，和田一夫改变了过去只租不买的经营策略，举债买地，而亚洲泡沫经济的破灭，致使房地产投入难以套现，因而说和田一夫是败在了“转变观念”上。
纵观国内论者，几乎都是拿八佰伴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地的经营实例来佐证八佰伴日本的失败。虽然八佰伴日本、八佰伴香港、八佰伴食品、八佰伴饮食、八佰伴国际及八佰伴中国都是和田一夫家族的公司，但八佰伴日本毕竟只是八佰伴在日本的那一部分业务；如果不能举证出大量的关联交易的话，这种推论毕竟不够充分合理。而且八佰伴自从把总部迁到香港之后，和田一夫一直在收缩八佰伴在日本的投资，扩大亚洲(重点在香港和中国内地)的投资，早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八佰伴的资产和利润的60％就已来自八佰伴在日本以外地区的投资。虽说八佰伴日本的破产对和田家族来说是一沉重打击，但宣布八佰伴就此一败涂地还为时尚早吧。
八佰伴的扩张史
60年代中期，日本的百货超级市场进入了一个全面改革的新时代，地方性的百货超级市场和中小型商店联合起来组成集团，而一些大企业也迅速兼并不少中小企业。恰在此时，日本的经济陷入了空前的低迷，由“阿信”的一间蔬菜店发展而来的八佰伴，经营亦举步维艰。八佰伴若不归附大集团，就面临倒闭；如果归附，又意味着八佰伴的名字从此消失。和田一夫无奈之下，出奇兵海外突围，1971年9月到大洋彼岸的巴西开设海外第一间分店，一举成功，八佰伴从此开始了其走国际化道路的扩张历程。
从1971年直至如今，八佰伴一路过关斩将，先后在巴西(4间分店)、新加坡(4间分店)、纽约、哥斯达黎加、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文莱、泰国、印尼、芝加哥、温哥华及中国大陆的上海、无锡等地开设分店，完成了和田一夫年轻时建成“环太平洋百货帝国”的理想，并且于1989年将八佰伴日本总经理之职让给其弟和田晃昌，自组八佰伴国际流通集团，并先后在东京、香港、新加坡等地上市各自的公司(在香港的上市公司就有4家之多)，而八佰伴的总部则先于1991年迁到香港，又于1996年迁到上海。
八佰伴二十多年的扩张中，有过三次令和田一夫刻骨铭心的失败。
第一次是1973年的花菱事件。当时是静冈县县长亲自登门求情，让全县最成功的百货公司八佰伴对累积债务超过4亿日元的花菱购物中心施以援手。出于感情因素，和田一夫轻率允诺，几使整个八佰伴陷入全军覆没的灭顶之灾。解决的办法是，利用当时全国的保龄球馆纷纷倒闭之机，收购了15家保龄球馆，改建为八佰伴超级市场，用小店赚来的钱，去贴补花菱购物中心，令其起死回生。
第二次是1977年的巴西八佰伴危机，原因是70年代中期能源危机，波及巴西，产生严重后果，巴西社会消费水平急剧下降，百货市场的生意顿时一落千丈。巴西政府制定的应付经济危机的紧急对策，诸如货币贬值、提高利息、进口税大幅提高、禁止星期日营业等等，令处于销售窘境的巴西八佰伴雪上加霜。而当时，八佰伴又刚解决了花菱危机，无资金来支持巴西，同时大多日系金融机构都拒绝施援，最后多亏骏河银行决定全面支持巴西八佰伴，后来巴西的银行也给予支持，才算渡过难关。
第三次是1994年在北京赛特的败走麦城，其原因一是和田一夫现代化的管理方式与中国国情发生了碰撞，二是其市场定位失误，赶国际潮流，卖世界名牌。最终导致与中方合作离异。
从八佰伴的扩张史可以看到，自70年代以来，八佰伴一直处在负债扩张的状态中，然而除了这三次较大的失败外，和田一夫的经营基本还是成功的，因而把日本八佰伴的破产归因于此确有些勉强。自从八佰伴进入香港后，由于受到香港华人企业家影响，和田一夫的经营风格确有变化，其涉足房地产业也有成有败，但把失败归因到观念的转变也让人觉得有些轻率。
八佰伴日本的破产，还是该从日本国内找原因，不仅要从经营上找原因，更主要还应从其日本国内零售业的变局中找原因，也就是说，也许应归因于产业风险。
从产业风险看八佰伴日本失败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存在的目的就是获取利润！然而市场既然存在竞争，那么获利便必然与风险相依，所谓高获利高风险、低获利低风险，这也正是市场经济的迷人之处。
企业所面临的风险，一种是企业自身可把握的，包括市场的认识和产品的定位、销售方式的选择、资金运作、融资渠道、企业家的经营管理风格、投资形式等等，均属此类，可称之为经营风险；另一种是宏观环境风险，比如说政治、经济体制、宗教、文化环境、社会动乱等等(这一种本文不作论述)；还有一种就是产业风险，大约有以下几种特征：
每一种产业也象产品的生命周期一样，都有其萌芽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落期，所以也就有了朝阳产业与夕阳产业之分，此其一也；
同样一种产业，处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遭遇，这些遭遇是大多数企业自身难以把握的，此其二也；
处于某个特定成长阶段的产业，由于从业者超越产业生命周期的阶段而进行操作(比如说许多企业一哄而上)，从而导致整个产业的风险，此其三也；
不同类型的产业（如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在不同的经济地区的不同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表现。此其四也；
相关产业之间互相依存或制约，相互间互为风险之因果，此其五也。
对于经营风险，国内企业大都有不少切肤之痛，所以认识都较为深刻，本文不再赘言。而对于产业风险，许多企业认识尚十分模糊，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日本八佰伴的破产，毫无疑问在不少方面对企业的经营风险作了一次印证，其中较为明显的是资金运作。企业应尽力做到融资渠道的多元化，而日本八佰伴一直没有解决得很好的就是此一方面。由于八佰伴在日本一直是一家地方性企业，少年不得志而远走他乡，从而成长为一家国际性企业，在日本境外大肆扩张。但和田一夫在国内的人脉一直未有很好的构建，尤其是银行界，关键时候得不到大银行的支援，“花菱事件”和“巴西八佰伴危机”都有深刻的教训。银行融资渠道的不畅，使得八佰伴的主要融资来源于股市和债券，应该说八佰伴在利用这两个融资渠道方面都曾有不俗的战绩，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最终还是因无法偿还债券而陷于破产。
检视八佰伴日本在本国内所面临的产业环境，与60年代中期的环境何其相似!进入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经济停步不前，导致消费需求滞缓，日本国内的零售业都陷入窘境，面临一个全面整合的风雷激荡的形势，而日本政府又在不久前取消了对中小零售商业的政策保护，这可能使八佰伴日本雪上加霜——由于八佰伴发展的重心一直在日本国外，八佰伴日本迄今也仍是一个地方性的商业企业，抗风险的能力也并未足以抵挡这一轮的零售业低潮，终于由于企业债券到期无法还付，导致了八佰伴日本的破产。这其实是八佰伴日本没能够规避巨大的产业风险所致，融资渠道的缺乏不过是直接原因罢了。
应该说，和田一夫确是一位把握产业特点、规避产业风险的老手。他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国民人均收入从1500美元增至1万美元期间，正是销售商品的黄金时机，这个阶段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腾飞期。而零售业者应该选择地区经济的“黎明”时分进入该市场，而在其腾飞期大赚其钱。八佰伴在海外的扩张历史，正是这一观点的最好注解。在六十年代中后期，巴西经济腾飞之时，八佰伴挺进巴西一举成功，在新加坡七十年代初期经济将要媵飞时又扩张到新加坡，后来进军大马、印尼、台湾亦是如法炮制。至于九十年进入香港，其目的主要并不在于香港而是在为进入中国建起一个据点，其目光盯着的是中国沿海地区——这一地区在九十年代已进入经济腾飞的准备期——的三亿多消费者。
面对经济周期和产业生命周期，企业除了早作防范外，其实也无更多的解决法门。和田一夫即使竭近全力，面对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和百货零售业的不振，他也恐怕只有徒叹奈何，更何况他的战略重点已不在日本国内而在中国大陆呢？
中国拆船业的启示
在近期，另一件事也引起了国内企业界对产业风险的关注，这就是中国拆船业的兴衰。
拆船业在我国始于60年代，但其辉煌时期则是80年代中期，我国的拆船业主要是从国际上进口废船来拆。从年10年间，我国共进口废船1100万轻吨，获得用拆船板轧制的钢材620万吨，废钢285万吨，钢、铝等有色金属11万吨。1993年，中国拆船量占到世界拆船总量的50％。
然而短短三年时间，到1996年，这一数字只剩下不到5％，全国90％以上的拆船企业停止了拆船业务。原因何在呢？主要还在产业风险。
首先，拆船作为世界航运业发展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本身带有周期性。世界上大量闲置的旧船舶经过前几年的大量拆解，已降到最低限度，走向正常报废期，而我国的一些拆船企业对这一周期认识不够，在拆船高潮时“一哄而起，乱布厂点，多头对外，争抢拆船”，在低潮时则缺乏应变能力，显得束手无策。
其次，由于我国钢铁工业近几年的突飞猛进，大大缓解了过去钢材供应不足的态势，钢材价格已不如过去那样高企，对拆船业的钢材的依赖已不存在，拆船业的利润也自会降低。钢铁工业的发展对拆船业的影响即为产业风险之一种诠释。
其三，由于拆船业是一种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含量不高，进入比较容易。而拆船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我国近几年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迅猛，过去劳动力成本较低的竞争优势已不太明显，拆船业受到印度、巴基斯坦的强力挑战也在情理之中。
当然我国拆船业的衰落也还有所谓经济体制环境的风险因素在内，比如税负的增加等。
拆船业的兴衰，引起了经济界一些有识之士对产业风险的探索。《经济日报》在其“产业论坛”专栏的一篇文章里，就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一个企业，势单力薄，可能难以抵挡市场风浪；而一个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积累了那么大的产业队伍，怎么会说困难就全行业亏损，说危机就全行业瘫痪，究竟是什么样的巨手在摇撼着一个个产业巨船？”
产业风险，确已成为商界一个不容小觑的课题。
一哄而上带来的产业风险
对于产业风险，国内企业界认识较深的恐怕还是朝阳产业与夕阳产业之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很多人都把所有国企困难的原因归咎于体制和机制的原因时，明眼人一眼就看出许多国企困难的原因中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国企生存的领域大多是传统工业，其走向衰弱已成必然；而在许多朝阳行业，不少国企经营之出色，即便是新兴企业有时也望尘莫及。
其实拆船业兴衰中，还有一个中国人很熟悉的现象，那就是“一哄而起、一哄而散”。在目前我国的经济领域里，此类的例子太多了，VCD机、电视机、电话机、空调机（几乎所有的家电产品），红酒、保龄球、高尔夫、北方的皮革厂、南方的公路高速大巴。可能有的还刚处在一哄而起的阶段，但在可预见的将来，其中不少是要主动或被动地“一哄而散”。
感觉国内的所有地区好象都处在一种巨大的发展欲望之中，一旦某个产业看好，便一哄而上，但最后大家都伤痕累累，失望而退了。巨大的游资，难以控制的地方投资，像一个巨大的水壶，把一个个杯子（产业）注满，使之饱和。这可能是市场初开禁后人的投机心态暴涨的严重恶果，渴求暴利而无长远计划的一哄而起必然形成一个个“热点性投资”。
其实这里边有不少产业，确属朝阳产业（要不怎么被纷纷看好呢?），未来发展的潜力也确实十分之大；但是市场需求的增长有一个过程，现实的消费能力并不能承荷一哄而上的供应，所以很快就出现饱和，这正是前边提到的产业风险里的第三种。
最典型的例子是房地产，尤其是北海、惠州、海口三地的房地产。这三个城市是九十年代初——主是要92、93年国内房地产界的三大热点，而93年宏观调控之后他们就成了三个“难兄难弟”。
年，在这短短的一年内，共有6000多家房地产公司涌入北海，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北海的土地也在酒席上、谈判桌上、银行的点钞机上成千上万亩地出让。然而狂潮留给北海的是如今随处可见的闲置土地和烂尾楼。惠州和海口也极相似。疯狂的投机炒作已使得人们失去了理智——失去了最简单的理智，你去做一下简单的算术，在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小城，建那么多房子会有谁买？能来多少人？这么贵的地价建起的房子会有人买吗？
绝大多数业者超越房地产业发展的阶段性而进行失去理智的操（炒）作，从而把产业的风险提到难以想像之高，那么三地留下大片的闲置土地和烂尾楼，过去炒到5000元/平方米的房价现在1700元也卖不出去，老板们被追债者追得鸡飞狗跳，也就自在情理之中了。
房地产业一般都被认为是一个高风险的产业。其风险在于：其一，产品的生产过程太长，一般房地产产品从开始立项到产品制造完成都要少则一年半载，多则两三年的过程，而其间市场需求的变化反覆，往往会使地产商难以把握；再加上房地产一般都是先有巨额资金的投入，尔后才能开始生产产品，其风险之大可想而知；其二，尽管国家把房 地产作为支柱性产业，但应看到不同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不一，房改推行进度的快慢有异，房地产业处在不同的生命阶段，这样房地产商面对的风险也是不同的。然而在头脑发热的情况下，一些地产商似乎都极为乐观不以其高风险为然，轻轻易易地就进去了。
万科在涉入房地产业近十年来，也曾由于对产业风险的认识不足，吃过不少苦头。好在万科善于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迅速作出调整。万科现在的策略是将战线收缩在京津沪三大直辖市和大本营深圳，在此基础上，三年之内，培育京津沪的市场;五年之内，培育沈阳、青岛、成都等地市场，起码五年之后，再考虑向其它地区发展。这一策略其实也就是对房地产业在各地所处生命阶段的认知和判断，当视为规避产业风险的举措之一。万科将主导产品确定为城市居民住宅，也应是规避产业风险的对策之一。
九十年代初期北海、惠州、海口三地房地产发展的教训，给中国房地产商上了最生动的一课，其中许多深层次的问题都值得房地产业去挖掘、思考，当可藉此总结出不少有益于规避产业风险的经验教训来。
产业风险的规避
如何规避产业风险?这是一个有待于企业界和理论界去探索总结的大课题。
首先，企业要搞好自己本身的经营管理。任何一个产业都会有风险，只不过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区，产业风险的高低不同而已。风险再大的产业，只要有存在的必要，那么总有得做。你只要经营管理做得出色，创出品牌，在行业里做到出类拔萃，那么风险对你这个企业来说就比其它企业小得多了。这正如在大海中行船，同样面对大风大浪，装备精良的船总比一只小舢板抗风险的能力大得多。
其次，要善于判断，做出产业选择。在进入任何一个产业之前，首先要对这个产业所可能存在的产业风险有着清醒的认识。也就是说，要对这个产业的生命周期进行精确的研究。在不同的市场环境当中，产业的生命周期所处的阶段是不同的，在不同的市场区域，选择恰当的时间进入，而最忌讳的就是在错误的时间，进入一个错误的市场。
第三，选择多元化以规避产业风险，这是目前国内新兴企业不假思索就惯于采用的规避产业风险的办法，有些企业是在自己在本业做不下去时采取，借机以转移企业经营重心，开辟新的疆土；有些则是在本业做得十分成功，而将进入别的产业，视为扩大企业规模的一条途径。然而关键在于，你选择进入哪一个产业，如何进入，进入之后管理资源是否跟得上，如何处理好所涉各个产业之间的关系。
不熟的行业不做，这也许应是企业在推行多元化战略时牢记的法则之一。贸然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往往会轻视这个行业的独特性，试图复制原来行业的成功，事实上却往往不行。
最后一点应指出，不少产业风险，实是企业自身无力躲避的——无处可逃。政府应该在引导企业规避产业风险方面有所作为。这不是鼓动政府加强干预，或者为权力寻租提供更多的机会，而是对于国家经济结构的一部分，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关键在于政府各个产业部门如何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巧妙地进行引导和指点。
(作者系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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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佰伴日本因负债高达1711亿日元而于9月18日向静冈县地方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大概是由于八佰伴在中国两岸三地都有很高的知名度，此一消息在中国引起的评论简直比日本还要热烈。
国内的一些财经报刊在分析八佰伴日本破产的原因时，大致有以下两种观点：一、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八佰伴过度扩张导致负债过重；二、也有人认为，真正的失败原因是1990年以后，和田一夫改变了过去只租不买的经营策略，举债买地，而亚洲泡沫经济的破灭，致使房地产投入难以套现，因而说和田一夫是败在了“转变观念”上。
纵观国内论者，几乎都是拿八佰伴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地的经营实例来佐证八佰伴日本的失败。虽然八佰伴日本、八佰伴香港、八佰伴食品、八佰伴饮食、八佰伴国际及八佰伴中国都是和田一夫家族的公司，但八佰伴日本毕竟只是八佰伴在日本的那一部分业务；如果不能举证出大量的关联交易的话，这种推论毕竟不够充分合理。而且八佰伴自从把总部迁到香港之后，和田一夫一直在收缩八佰伴在日本的投资，扩大亚洲(重点在香港和中国内地)的投资，早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八佰伴的资产和利润的60％就已来自八佰伴在日本以外地区的投资。虽说八佰伴日本的破产对和田家族来说是一沉重打击，但宣布八佰伴就此一败涂地还为时尚早吧。
八佰伴的扩张史
60年代中期，日本的百货超级市场进入了一个全面改革的新时代，地方性的百货超级市场和中小型商店联合起来组成集团，而一些大企业也迅速兼并不少中小企业。恰在此时，日本的经济陷入了空前的低迷，由“阿信”的一间蔬菜店发展而来的八佰伴，经营亦举步维艰。八佰伴若不归附大集团，就面临倒闭；如果归附，又意味着八佰伴的名字从此消失。和田一夫无奈之下，出奇兵海外突围，1971年9月到大洋彼岸的巴西开设海外第一间分店，一举成功，八佰伴从此开始了其走国际化道路的扩张历程。
从1971年直至如今，八佰伴一路过关斩将，先后在巴西(4间分店)、新加坡(4间分店)、纽约、哥斯达黎加、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文莱、泰国、印尼、芝加哥、温哥华及中国大陆的上海、无锡等地开设分店，完成了和田一夫年轻时建成“环太平洋百货帝国”的理想，并且于1989年将八佰伴日本总经理之职让给其弟和田晃昌，自组八佰伴国际流通集团，并先后在东京、香港、新加坡等地上市各自的公司(在香港的上市公司就有4家之多)，而八佰伴的总部则先于1991年迁到香港，又于1996年迁到上海。
八佰伴二十多年的扩张中，有过三次令和田一夫刻骨铭心的失败。
第一次是1973年的花菱事件。当时是静冈县县长亲自登门求情，让全县最成功的百货公司八佰伴对累积债务超过4亿日元的花菱购物中心施以援手。出于感情因素，和田一夫轻率允诺，几使整个八佰伴陷入全军覆没的灭顶之灾。解决的办法是，利用当时全国的保龄球馆纷纷倒闭之机，收购了15家保龄球馆，改建为八佰伴超级市场，用小店赚来的钱，去贴补花菱购物中心，令其起死回生。
第二次是1977年的巴西八佰伴危机，原因是70年代中期能源危机，波及巴西，产生严重后果，巴西社会消费水平急剧下降，百货市场的生意顿时一落千丈。巴西政府制定的应付经济危机的紧急对策，诸如货币贬值、提高利息、进口税大幅提高、禁止星期日营业等等，令处于销售窘境的巴西八佰伴雪上加霜。而当时，八佰伴又刚解决了花菱危机，无资金来支持巴西，同时大多日系金融机构都拒绝施援，最后多亏骏河银行决定全面支持巴西八佰伴，后来巴西的银行也给予支持，才算渡过难关。
第三次是1994年在北京赛特的败走麦城，其原因一是和田一夫现代化的管理方式与中国国情发生了碰撞，二是其市场定位失误，赶国际潮流，卖世界名牌。最终导致与中方合作离异。
从八佰伴的扩张史可以看到，自70年代以来，八佰伴一直处在负债扩张的状态中，然而除了这三次较大的失败外，和田一夫的经营基本还是成功的，因而把日本八佰伴的破产归因于此确有些勉强。自从八佰伴进入香港后，由于受到香港华人企业家影响，和田一夫的经营风格确有变化，其涉足房地产业也有成有败，但把失败归因到观念的转变也让人觉得有些轻率。
八佰伴日本的破产，还是该从日本国内找原因，不仅要从经营上找原因，更主要还应从其日本国内零售业的变局中找原因，也就是说，也许应归因于产业风险。
从产业风险看八佰伴日本失败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存在的目的就是获取利润！然而市场既然存在竞争，那么获利便必然与风险相依，所谓高获利高风险、低获利低风险，这也正是市场经济的迷人之处。
企业所面临的风险，一种是企业自身可把握的，包括市场的认识和产品的定位、销售方式的选择、资金运作、融资渠道、企业家的经营管理风格、投资形式等等，均属此类，可称之为经营风险；另一种是宏观环境风险，比如说政治、经济体制、宗教、文化环境、社会动乱等等(这一种本文不作论述)；还有一种就是产业风险，大约有以下几种特征：
每一种产业也象产品的生命周期一样，都有其萌芽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落期，所以也就有了朝阳产业与夕阳产业之分，此其一也；
同样一种产业，处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遭遇，这些遭遇是大多数企业自身难以把握的，此其二也；
处于某个特定成长阶段的产业，由于从业者超越产业生命周期的阶段而进行操作(比如说许多企业一哄而上)，从而导致整个产业的风险，此其三也；
不同类型的产业（如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在不同的经济地区的不同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表现。此其四也；
相关产业之间互相依存或制约，相互间互为风险之因果，此其五也。
对于经营风险，国内企业大都有不少切肤之痛，所以认识都较为深刻，本文不再赘言。而对于产业风险，许多企业认识尚十分模糊，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日本八佰伴的破产，毫无疑问在不少方面对企业的经营风险作了一次印证，其中较为明显的是资金运作。企业应尽力做到融资渠道的多元化，而日本八佰伴一直没有解决得很好的就是此一方面。由于八佰伴在日本一直是一家地方性企业，少年不得志而远走他乡，从而成长为一家国际性企业，在日本境外大肆扩张。但和田一夫在国内的人脉一直未有很好的构建，尤其是银行界，关键时候得不到大银行的支援，“花菱事件”和“巴西八佰伴危机”都有深刻的教训。银行融资渠道的不畅，使得八佰伴的主要融资来源于股市和债券，应该说八佰伴在利用这两个融资渠道方面都曾有不俗的战绩，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最终还是因无法偿还债券而陷于破产。
检视八佰伴日本在本国内所面临的产业环境，与60年代中期的环境何其相似!进入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经济停步不前，导致消费需求滞缓，日本国内的零售业都陷入窘境，面临一个全面整合的风雷激荡的形势，而日本政府又在不久前取消了对中小零售商业的政策保护，这可能使八佰伴日本雪上加霜——由于八佰伴发展的重心一直在日本国外，八佰伴日本迄今也仍是一个地方性的商业企业，抗风险的能力也并未足以抵挡这一轮的零售业低潮，终于由于企业债券到期无法还付，导致了八佰伴日本的破产。这其实是八佰伴日本没能够规避巨大的产业风险所致，融资渠道的缺乏不过是直接原因罢了。
应该说，和田一夫确是一位把握产业特点、规避产业风险的老手。他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国民人均收入从1500美元增至1万美元期间，正是销售商品的黄金时机，这个阶段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腾飞期。而零售业者应该选择地区经济的“黎明”时分进入该市场，而在其腾飞期大赚其钱。八佰伴在海外的扩张历史，正是这一观点的最好注解。在六十年代中后期，巴西经济腾飞之时，八佰伴挺进巴西一举成功，在新加坡七十年代初期经济将要媵飞时又扩张到新加坡，后来进军大马、印尼、台湾亦是如法炮制。至于九十年进入香港，其目的主要并不在于香港而是在为进入中国建起一个据点，其目光盯着的是中国沿海地区——这一地区在九十年代已进入经济腾飞的准备期——的三亿多消费者。
面对经济周期和产业生命周期，企业除了早作防范外，其实也无更多的解决法门。和田一夫即使竭近全力，面对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和百货零售业的不振，他也恐怕只有徒叹奈何，更何况他的战略重点已不在日本国内而在中国大陆呢？
中国拆船业的启示
在近期，另一件事也引起了国内企业界对产业风险的关注，这就是中国拆船业的兴衰。
拆船业在我国始于60年代，但其辉煌时期则是80年代中期，我国的拆船业主要是从国际上进口废船来拆。从年10年间，我国共进口废船1100万轻吨，获得用拆船板轧制的钢材620万吨，废钢285万吨，钢、铝等有色金属11万吨。1993年，中国拆船量占到世界拆船总量的50％。
然而短短三年时间，到1996年，这一数字只剩下不到5％，全国90％以上的拆船企业停止了拆船业务。原因何在呢？主要还在产业风险。
首先，拆船作为世界航运业发展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本身带有周期性。世界上大量闲置的旧船舶经过前几年的大量拆解，已降到最低限度，走向正常报废期，而我国的一些拆船企业对这一周期认识不够，在拆船高潮时“一哄而起，乱布厂点，多头对外，争抢拆船”，在低潮时则缺乏应变能力，显得束手无策。
其次，由于我国钢铁工业近几年的突飞猛进，大大缓解了过去钢材供应不足的态势，钢材价格已不如过去那样高企，对拆船业的钢材的依赖已不存在，拆船业的利润也自会降低。钢铁工业的发展对拆船业的影响即为产业风险之一种诠释。
其三，由于拆船业是一种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含量不高，进入比较容易。而拆船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我国近几年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迅猛，过去劳动力成本较低的竞争优势已不太明显，拆船业受到印度、巴基斯坦的强力挑战也在情理之中。
当然我国拆船业的衰落也还有所谓经济体制环境的风险因素在内，比如税负的增加等。
拆船业的兴衰，引起了经济界一些有识之士对产业风险的探索。《经济日报》在其“产业论坛”专栏的一篇文章里，就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一个企业，势单力薄，可能难以抵挡市场风浪；而一个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积累了那么大的产业队伍，怎么会说困难就全行业亏损，说危机就全行业瘫痪，究竟是什么样的巨手在摇撼着一个个产业巨船？”
产业风险，确已成为商界一个不容小觑的课题。
一哄而上带来的产业风险
对于产业风险，国内企业界认识较深的恐怕还是朝阳产业与夕阳产业之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很多人都把所有国企困难的原因归咎于体制和机制的原因时，明眼人一眼就看出许多国企困难的原因中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国企生存的领域大多是传统工业，其走向衰弱已成必然；而在许多朝阳行业，不少国企经营之出色，即便是新兴企业有时也望尘莫及。
其实拆船业兴衰中，还有一个中国人很熟悉的现象，那就是“一哄而起、一哄而散”。在目前我国的经济领域里，此类的例子太多了，VCD机、电视机、电话机、空调机（几乎所有的家电产品），红酒、保龄球、高尔夫、北方的皮革厂、南方的公路高速大巴。可能有的还刚处在一哄而起的阶段，但在可预见的将来，其中不少是要主动或被动地“一哄而散”。
感觉国内的所有地区好象都处在一种巨大的发展欲望之中，一旦某个产业看好，便一哄而上，但最后大家都伤痕累累，失望而退了。巨大的游资，难以控制的地方投资，像一个巨大的水壶，把一个个杯子（产业）注满，使之饱和。这可能是市场初开禁后人的投机心态暴涨的严重恶果，渴求暴利而无长远计划的一哄而起必然形成一个个“热点性投资”。
其实这里边有不少产业，确属朝阳产业（要不怎么被纷纷看好呢?），未来发展的潜力也确实十分之大；但是市场需求的增长有一个过程，现实的消费能力并不能承荷一哄而上的供应，所以很快就出现饱和，这正是前边提到的产业风险里的第三种。
最典型的例子是房地产，尤其是北海、惠州、海口三地的房地产。这三个城市是九十年代初——主是要92、93年国内房地产界的三大热点，而93年宏观调控之后他们就成了三个“难兄难弟”。
年，在这短短的一年内，共有6000多家房地产公司涌入北海，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北海的土地也在酒席上、谈判桌上、银行的点钞机上成千上万亩地出让。然而狂潮留给北海的是如今随处可见的闲置土地和烂尾楼。惠州和海口也极相似。疯狂的投机炒作已使得人们失去了理智——失去了最简单的理智，你去做一下简单的算术，在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小城，建那么多房子会有谁买？能来多少人？这么贵的地价建起的房子会有人买吗？
绝大多数业者超越房地产业发展的阶段性而进行失去理智的操（炒）作，从而把产业的风险提到难以想像之高，那么三地留下大片的闲置土地和烂尾楼，过去炒到5000元/平方米的房价现在1700元也卖不出去，老板们被追债者追得鸡飞狗跳，也就自在情理之中了。
房地产业一般都被认为是一个高风险的产业。其风险在于：其一，产品的生产过程太长，一般房地产产品从开始立项到产品制造完成都要少则一年半载，多则两三年的过程，而其间市场需求的变化反覆，往往会使地产商难以把握；再加上房地产一般都是先有巨额资金的投入，尔后才能开始生产产品，其风险之大可想而知；其二，尽管国家把房 地产作为支柱性产业，但应看到不同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不一，房改推行进度的快慢有异，房地产业处在不同的生命阶段，这样房地产商面对的风险也是不同的。然而在头脑发热的情况下，一些地产商似乎都极为乐观不以其高风险为然，轻轻易易地就进去了。
万科在涉入房地产业近十年来，也曾由于对产业风险的认识不足，吃过不少苦头。好在万科善于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迅速作出调整。万科现在的策略是将战线收缩在京津沪三大直辖市和大本营深圳，在此基础上，三年之内，培育京津沪的市场;五年之内，培育沈阳、青岛、成都等地市场，起码五年之后，再考虑向其它地区发展。这一策略其实也就是对房地产业在各地所处生命阶段的认知和判断，当视为规避产业风险的举措之一。万科将主导产品确定为城市居民住宅，也应是规避产业风险的对策之一。
九十年代初期北海、惠州、海口三地房地产发展的教训，给中国房地产商上了最生动的一课，其中许多深层次的问题都值得房地产业去挖掘、思考，当可藉此总结出不少有益于规避产业风险的经验教训来。
产业风险的规避
如何规避产业风险?这是一个有待于企业界和理论界去探索总结的大课题。
首先，企业要搞好自己本身的经营管理。任何一个产业都会有风险，只不过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区，产业风险的高低不同而已。风险再大的产业，只要有存在的必要，那么总有得做。你只要经营管理做得出色，创出品牌，在行业里做到出类拔萃，那么风险对你这个企业来说就比其它企业小得多了。这正如在大海中行船，同样面对大风大浪，装备精良的船总比一只小舢板抗风险的能力大得多。
其次，要善于判断，做出产业选择。在进入任何一个产业之前，首先要对这个产业所可能存在的产业风险有着清醒的认识。也就是说，要对这个产业的生命周期进行精确的研究。在不同的市场环境当中，产业的生命周期所处的阶段是不同的，在不同的市场区域，选择恰当的时间进入，而最忌讳的就是在错误的时间，进入一个错误的市场。
第三，选择多元化以规避产业风险，这是目前国内新兴企业不假思索就惯于采用的规避产业风险的办法，有些企业是在自己在本业做不下去时采取，借机以转移企业经营重心，开辟新的疆土；有些则是在本业做得十分成功，而将进入别的产业，视为扩大企业规模的一条途径。然而关键在于，你选择进入哪一个产业，如何进入，进入之后管理资源是否跟得上，如何处理好所涉各个产业之间的关系。
不熟的行业不做，这也许应是企业在推行多元化战略时牢记的法则之一。贸然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往往会轻视这个行业的独特性，试图复制原来行业的成功，事实上却往往不行。
最后一点应指出，不少产业风险，实是企业自身无力躲避的——无处可逃。政府应该在引导企业规避产业风险方面有所作为。这不是鼓动政府加强干预，或者为权力寻租提供更多的机会，而是对于国家经济结构的一部分，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关键在于政府各个产业部门如何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巧妙地进行引导和指点。
(作者系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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