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是判断国家经济增长潜力的主要因素

一些经济基本面的因素会影响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和经济结构，并因而影响资本市场的表现。这些因素，从短期来看可能没有明显的作用，但是长期来看，对预测趋势有重要的作用。如何识别这些因素，是经济学的重要工作。

对长期投资者来说，应该把识别这些因素看作头等重要，就像在脑海中设置成图画的大背景，因为它们决定大周期和大趋势。

从国别研究的结果来看，要判断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的差别，应该选哪些简单有效的经济指标？我认为应该选择三个因素：财政的可持续性、人口结构以及创新能力。

影响因素一：财政的可持续性

财政的可持续性，简单地的说就是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是否被控制在警戒线以下而且保持稳定或下降趋势。从国际比较来看，债务占GDP的比重在许多OECD国家最高。日本、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的国债占GDP的比重都超高或接近100%。大国中最低的是俄罗斯，在19%以下，中国按照官方发布的数据是20％左右。

一些经济基本面的因素会影响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和经济结构，并影响资本市场。这些因素对预测趋势有重要作用。如何识别这些因素，是经济学的重要工作。

债务过高时，一般来说经济增长前景是不行的。高债务的国家是在过去的增长中过度透支了今后的增长潜力，这些国家最终需要紧缩财政，因此会抑制总需求和经济增长。因为如果财政赤字持续过高，债务也因此持续过高，最后该国就会面临金融危机，就像现在的欧债危机一样。一旦出现债务危机，或者是利率会飙升，或者是该国的货币会贬值，经济增长会突然中断甚至逆转。所以，债务是判断一个国家增长潜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债务占GDP比重较低的国家一般增长潜力比较强。

影响因素二：人口的老龄化程度

人口结构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首先可以看日本的人口结构图。图10.1显示了人口组别占总人口的比重。它像一个大胖子，中间肥胖，就像一个中老年人的状态。可以看到，日本的４０～６０几岁的中老年人口的比重很高。

而印度则相反（图10.2），有非常年轻的人口结构，从其不同的年龄段人口占到全国人口的比重图来看，它像金字塔，大部分是从0岁到２０岁的人口。现在是0岁到十几岁的巨大人口，过10年就长成二三十岁，将提供十分充足的年轻力壮的劳动力。

债务是判断一个国家增长潜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债务占GDP比重较低的国家一般增长潜力比较强。

在劳动力有很大的供给的情况下，劳动力成本就低，国际竞争力就强，可以把全世界的制造业许多订单抢过来，这样经济增长就快。这是类似中国过去20年的发展模式。印度，在我来看，正开始进入这种竞争力大幅度提高的阶段。

对印度来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城镇化的过程。因为印度大部分人口还在农村，要逐步进入城市。如果大量的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这个过程本身就创造了供给、需求两方面的增量。

从供给角度来讲，人作为劳动力就是增量；同时从农村进入城市，大量的人口又变成需求方的增量，因为这些人要住房子、要买汽车、要享受公共交通，这都会拉动需求。

在日本，人口拉动经济发展的过程已经结束，而且城镇化进程也已经结束，所以人口因素目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面的。

影响经济增长潜力的第三个重要因素就是创新能力。

我几年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增长潜力为什么会减速到7%》，其中所分析的一个指标是国家的创新能力。我选了国家的人均的专利数作为描述创新能力的数量指标，这个指标在各个国家的差异十分明显。

韩国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它的人均专利数是全世界人均专利数平均数的16倍。再回头来看中国，是世界平均的0.6倍。曾经陷入了中等国家陷阱的巴西，它的人均专利数是世界平均的0.2倍。

三个因素影响经济增长潜力的60%

这三个因素到底在国别经济增长差异中有多大的解释力，需要用实证方法来判断。我们的回归分析表明，这三个指标可以解释几十个国家的长期增长差异的60%，其他许多因素加起来才能解释剩下的40%中的一部分。而这三个最重要的决定国家增长潜力的指标中，就有人口结构。

下面我们来仔细讨论中国人口因素的变化和对经济增长、结构和资本市场的影响。

中国的生育率和人口结构变化趋势

中国人口老化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等问题，都源自妇女的生育率下降。

目前，按学术界普遍认可的中国妇女生育率是平均一个妇女生1.6个小孩。差不多是城市生一个，农村生两个，平均为1.6个左右。

人口学家研究的结论是，生育率保持在2.1才能保证一个国家的人口长期稳定。我们的生育率远低于2.1。如果这个1.６的生育率保持不变，以后总人口必然就会下降，并出现人口加速老化。

什么样的国家的生育率是很低的？主要是一些发达国家，包括欧洲、日本等。有趣的是，美国的生育率比中国的生育率要高，它是2.0。这使得美国可以保持到相对比较年轻的人口结构。发展中国家当中，印度、巴基斯坦的生育率就要高很多。

按照目前的中国的生育率，到2050年中国的人口结构会比日本目前的人口结构还要更加老化。

描述人口结构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抚养率。目前，中国的总抚养率（老人赡养率和小孩抚养率之和；包括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以及20岁以下小孩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为63%，即近两个劳动年龄的人养活一个不工作的人。38年以后，人口总抚养率变为114％，基本上是不到一个工作的人将养活一个不工作的人。这个抚养率的上升主要是老人赡养率提高的结果。

中国的人口结构在世界各国中的排序如何？用老人赡养率（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来排序，我们发现，中国现在来看还在世界平均水平，20%左右，但是增长很快。20年后就会赶上许多发达国家。

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结构和改革的影响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首先看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学者们做了许多研究，基本共识是人口老化会降低经济增长的潜力。从1981年到2011年的30年时间内，中国的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向的。从工资的角度来看，因为当时中国的劳动人口越来越多，劳动供给的充足使得中国的工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名义ＧＤＰ的增长率，工资的增长也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这样，中国的出口产品就非常便宜，不断提升了中国出口的竞争力，带动了经济的增长。但是，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已经从２０11年开始下降，劳动力供给不足导致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就必然下降，经济增长因此下滑。

关于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潜力的影响机制，也可以从人均产出的角度来看。我们都知道，经济增长率由人均产出（人均ＧＤＰ）的增长和人口增长两个因素构成。而全国的人均产出等于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均产出率与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率的乘积。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抚养率上升，劳动年龄人口与总人口的比率就必然下降，因而导致全国人均产出的下降。抚养率上升伴随着经济增长率下降的这个关系，也被计量经济学的国际实证研究所证实。

人口结构对经济结构的影响

我们再看看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结构的影响。

我们用了一个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分两种情景进行模拟。基准情景是今后10年内人口结构不发生变化， 第二种情景是今后10年内人口结构按我们的预测发生变化。比较这两种情景下的中国的消费、投资、出口和进口，就知道经济结构是如何变化的。

我们的研究发现，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导致经济结构的几个方向性的变化。第一个就是消费比基准情景要高，第二是投资比基准情景要低，第三是出口比基准情景要低，第四是进口要比基准更高。

出口的变化是最容易解释的，为什么？因为中国劳动人口下降以后，中国劳动力的工资就增长很快，工资快速增长会使中国的出口竞争力下降。

为什么又会出现消费上升的趋势呢？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老龄化。分析一个老人的消费收入的比例，你会发现事实上老人基本不“挣钱”。他（她）虽然每个月都有收入，但收入的主要部分是养老金和子女赡养费，属于社会收入的二次分配，不是一次分配意义上的收入。从国民经济账户的角度来讲，老人基本没有“创造”收入，老人的角色是消费者。因此，老人的真实消费率（消费与老人从生产所得收入之比）是非常高的，或者说老人的真实储蓄率（＝1００％－消费／生产所得收入）是十分低的。

由于老人的真实储蓄率很低 （或真实消费率很高），所以老人占人口的比重越大，整个国家的消费率就越高。

如果消费率变高，GDP的其他组成部分所占的比率就要萎缩。比如，投资占GDP的比重就会下降。投资比重下降的一个具体原因也与老龄化有关，即劳动人口的下降意味着对住宅地产需求的减速，而住宅需求的减速就会降低投资的增长。最后，由于消费的一部分是进口消费，所以消费率的提高也会促进进口的提升。

通过提高退休年龄、划拨国有股份来弥补养老金缺口

如果测算养老金在今后38年当中（从现在到2050年之间）的变化，就会发现有两个因素将导致很大的养老金收支的缺口：一是转轨成本。所谓转轨成本，就是在从以前的现收现付体制转变为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基金积累制过程中，统筹账户由于部分缴费分流到个人账户，但仍要继续向养老金领取者中的老人和中人支付所承诺的退休金而出现的融资缺口。二是由于抚养率提高，导致缴费人口与领取养老金人口之比下降，从而导致的养老金收支缺口。我们的研究发现，在今后38年中的前半段，养老金的收支缺口主要来自转轨成本；而在后半段，收支缺口的更主要原因是老龄化。现在约3个劳动年龄的人缴纳养老金来养活一个老人，而到2050年就是约一个人劳动年龄的人的养老金缴费供养一个老人，所以要保持目前所承诺的35%的养老金的替代率，肯定会出现很大的缺口。我们估算，在目前的养老金政策不变、没有其他资产注入养老金体系的情况下，今后38年累计的养老金收支缺口的现值（用名义GDP增长率作为折现率）可以达到75%的GDP。

在今后的30多年当中，应该怎样改革？最近我们做的一个关于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研究中，我们提了两个建议：一是需要提高退休年龄，即在2020年到2050年之间，将平均退休年龄提高7岁；二是将80%的国有企业的股份划拨到社保体系。通过这两项改革，基本可以弥补养老金的缺口。

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对制造业的影响

前面讲的是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的影响，下面从比较量化的角度讲讲人口因素对一些主要行业的影响。

从劳动年龄人口分布来看， 如果从20岁到59岁之间的人群作为劳动人口的定义， 则2011年劳动人口已经见顶，今后38年内劳动年龄的人口估计将减少约两亿。由于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劳动力供给相对不足，中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将保持很高的工资增长率。

日本的经验是，在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的过程中，工业结构迅速从劳动密集型向装备密集型转变。从1961年到1977年的数据显示，日本的出口结构中，成长最快的是跟自动化相关的一些机械装备业。机械行业占出口的比例从20世纪60年代初的30%左右成长到1９７７年的70%左右。在同一时期，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业占全部出口的比重从17%左右几乎降到零。

这与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变化趋势非常相似。前一段鸿海宣布要买100万台机器人来逐步替代劳动力，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另外，在广东的许多企业家都跟我说，他们那里的玩具、制鞋、制帽、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企业有的已经关闭，有些正在向越南、孟加拉国等劳动力更便宜的地方转移。一个企业家告诉我，她在孟加拉国雇佣的工人的成本是国内成本的1/5。

从劳动密集型向高端装备制造业转型的过程中，中国肯定会在国际上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其实，过去十几年，中国机械产品的出口占全球出口的比例一直在上涨，同一时期日本的份额则在下降。 我认为，这个趋势还能持续10年。因为中国的经济总量这么大，竞争力的提升又很快，中国装备制造也在全球出口中的比例不会在百分之十几就停止，说不定会涨到30%。

高端制造业到底包括什么？我做了一个名单，这些行业至少包括造船、电力设备、电讯设备、建筑机械、挖煤机械、高速铁路等等。今后10年中国在这些领域有很大的机会成为全球市场份额的第一。

对其他国家来说的一个正面的变化，就是中国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要转移出去，比如转移到越南。观察中国的集装箱运输的增长率和越南的集装箱增长率的差别，在2006年以前，可以看到中国一直是高于越南的，说明当时中国劳动密集型的出口还是有竞争力的。在2007年以后，中国的增速开始低于越南，说明中国的市场份额正在转到越南那边去。这个趋势对亚洲其他低成本的国家是个长期利好。

我们对未来老龄化的预测显示，今后38年中国的老龄人口总数会增长160%左右，差不多3个亿的人。对行业分析师来说，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搞清楚未来中国的老人需要什么、消费什么。

日本的许多详尽的数据可以帮助我们研究老人对各种产品的人均消费和普通人人均消费有什么区别。首先，老人吃营养品的人均消费远大于全国人均水平；其次是修理服务，老人可能爬梯子爬不上去，需要请人来修理房子；还有老人吃鱼和紫菜比普通人多等等，这些都是十分有意思的信息。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上面提到的产品或产业会增长比较快。

对老人来说，最大的消费就是医疗。我们搜集了韩国、日本的数据，可以看到老龄化对医疗支出产生的巨大的刺激作用。日本的例子是最极端的。从比例来看，日本的75岁的老人平均花在医疗上的钱，是一个5岁到39岁的人的8倍。在韩国，这个比例是4倍。

即使用韩国的比率作为参照，如果中国有3亿人口在变老，平均医疗支出提高4倍的话，那对整体医疗行业的拉动是难以想象的。部分基于这个因素，我们估计，中国的医疗支出的增长每年可以保持在20%，远远高于名义GDP的平均增长速度。

对医疗支出的分析，如果做得细一些，可以发现它有三大推动力：第一是收入因素，一般来讲，收入增长本身会推动医疗支出的增长；第二是老龄化因素，即前面所说的老人人均医疗消费远高于其他人群；三是“机会”因素，中国许多农村地区以前没有足够的医疗设施，即使有病也没有地方去看，如果改善了医疗条件，每个村子都有了医疗站，则也会增加医疗支出。这三大因素加起来就可以支持中国的医疗支出在今后10年内平均每年20%的增长速度。

老龄化拉动保险行业发展

还有一个受老龄化重要影响的行业是保险业。我们的数据表明，45岁到65岁的人群是买保险最积极的人群，原因是再过10年他们就是保险产品的主要受益者。有趣的是，这个人群在今后10年的增长率将高于任何其他人群。这对今后10年保险业需求的拉动是很正面的。

老龄化将导致地产行业减速

受到人口结构变化负面影响的一个主要行业是住宅房地产，主要因为人口结构的变化会使得对房地产的需求减速以至于最后下降。首先，劳动年龄人口会下降。而一般来说，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就是找着工作、几年后要结婚、生小孩、要买房子的人口，所以劳动人口的下降就意味着住房需求的减速乃至下降。其次是老龄化。3亿的人口会变成老人，老人在美国会干什么？他会把房子卖了或者抵押给银行，在去世以前把钱拿出来慢慢消费掉。以后中国逐步发展了类似的金融服务，一些老人也会在去世之前就通过各种方式出售他们的住宅。所以老龄人口的增加，也会意味着住宅供给的增加。 因此，人口结构的变化一方面会造成需求减速，另一方面会导致供给增加，两方面对住宅都是利空。

但这并不是说，对住房需求的绝对水平在短期内肯定会下降。前面讲的都是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人口结构变化对地产的影响。除了人口之外，自然还有别的一些因素会推动住房需求的增长，比如城镇化和改善型需求等。但是可以说由于人口因素的变化，今后10年住房的增长率肯定会大大低于过去10年。这个结论也是被几十个国家的实证经验所证明的。如果把这些国家的劳动力人口和房价做一个比对，可以发现是明显正相关的，即在劳动人口上升的过程当中，这个国家房价涨幅一般比较高；如果劳动人口往下跌，这个国家的房价涨幅一般较低，甚至房价水平会下跌。

我们看一下日本在人口老龄化过程当中股市的表现。从1983年到2002年是日本快速老龄化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哪些板块表现好，哪些表现糟糕呢？表现糟糕的是银行、建筑、航运、钢铁。航运基本上是为运出劳动密集型出口服务的，在劳动人口下降、工资加速增长的背景下，航运就不景气。建筑行业不景气，与前面提到人口结构变化对房地产行业的负面影响有关。钢铁行业表现也较差，也部分因为钢铁是建筑业的投入品。银行也受负面影响，这与投资减速有关。所有上述这些因素，都或多或少与人口结构的变化有关。

表现最好的行业是医药和保险。这些肯定是老龄化的受益者。交通运输、零售、服务等行业表现也不错，也部分因为受到人口结构变化的一些正面影响。总体来看，日本股市中不同行业的表现，与我们前面分析的人口因素对经济结构的影响十分吻合，值得对中国做长期投资的人士借鉴。

中国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的关键时点，基于全局准确判断金融风险、防范和妥善化解金融风险，是中国经济未来几年的核心议题之一。第一财经研究院和东航金融近日联合发布了《中国金融风险与稳定报告（CFRSR）2015》，通过“中国金融风险地图”（China financial risk map, CFRM），对中国的整体和局部金融风险变化进行了全面测度和分析，对重要的潜在金融风险领域进行了专题分析，并试图给出一揽子防范和化解风险的方案。

4月11日，第一财经研究院和东航金融在北京举办“新常态下的非常态金融风险”研讨会，金融决策高层、专家学者和作者围绕报告进行了深入研讨。会议由《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第一财经研究院院长杨燕青主持。她表示，在金融风险和金融稳定领域，全球最权威的报告是IMF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GFSR)》,中国最权威的版本则是中国央行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第一财经和东航金融推出的《中国金融风险与稳定报告（CFRSR）2015》借鉴了GFSR的方法论，其定位是成为中国金融稳定报告的“专业民间清新版”，并针对防范和化解整体金融风险给出决策建议。

本期WER摘取研讨会的发言要点集中呈现，以飨读者。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中国经济的回旋余地大

“金融稳定图”共有六个维度，我沿着四类风险和两类条件做一点评论。

第一个风险是外部传染风险。我认为在全世界，不管是金砖五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中，中国经济抵制外部传染的能力是比较大的，原因可以说是经济体制或特殊的国情。亚洲金融危机、雷曼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美国的债务上限危机，包括最近的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中，中国经济显示出了很强的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另外，中国金融市场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相对较深、流动性较强的市场。我们的市场机制会进行灵活反应，汇率已经具备弹性，利率正在逐步市场化，金融主体方面可以随着预期不断调整资产负债，调整它的货币的结构，减少货币错配的风险。正是这些市场机制的灵活调整，加上我们的体制优势，以及非常大的外汇储备，使得中国经济抵御外部传染风险在全世界评价中是比较强的。

第二个风险是宏观经济风险。许多人担心经济下行，甚至担心断崖式的下行或者失速，我不这么看，新常态调整从高速的两位数增长到中高速调整是必然的、健康的、可持续的。现在适龄劳动人口总量在下降，我们以一个7%左右的速度增长，再加上我们的增长更多依靠服务业，这是经济结构出现的可喜变化。服务业的增长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相对于制造业，同样一个百分点的增长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所以，在今后五年时间里就业总量问题完全可以解决。当然，结构问题是永远存在的，各个国家都会有这些问题。经济增长从总量上来说比较有信心，但个别地区、个别行业还会有比较大的困难。

第三个风险是信贷风险。报告中这个风险主要侧重不良资产风险还是信贷可得性的风险。这是两回事。货币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基础货币，央行可以比较主动地投放基础货币，但是投放的基础货币在多大程度上能转换成信贷是不确定的，如果银行贷款的欲望很强，投放一定的基础货币以后，通过银行体系放大，信贷扩张的能力就会比较强。欧洲和日本的困难在于，中央银行可以提供基础货币，但是银行体系不愿意放贷，流动性停留在超额储备金上，没有一个良好的信贷的创造机制，这是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如果商业银行扩张能力很强，扩张意愿也很强，这又容易产生不良资产，也是一种信贷风险。

第四，关于货币金融条件。2014年比2013年还要紧一点儿，这和我的实际印象有所区别，我认为现在的货币金融条件没有那么紧，现在应该在4和6之间，不应该在2和4之间，我认为中国的货币金融条件要比图上（见图1、图2）表示的略微松一点儿。

第五，关于市场和流动性的风险。我的判断和报告也有点不同，报告里市场和流动性风险已经很高了，可能超过9，接近10了。是否指的是资产的价格太高了，比如房市、股市价格太高？还是其他的风险？我认为中国市场的利率在下行，如果考虑到财政部置换一万亿元地方政府债，总体上这件事是降低风险的，这个过程一定要操作得比较平稳，要考虑到对收益率的积极影响。现在我们的市场机制，还有央行的操作是完全可以提供相对充裕的流动性的，保证市场和流动性的风险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报告里这个市场和流动性的风险可能比我判断的要高一些。

第六，风险偏好的情况跟我判断的差不多。

这就是我对中国金融稳定图六个维度简单的评论。最后说两点：

第一点，风险和宏观经济政策相关，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都非常重要。面对目前的经济情况，实际上货币政策有非常充分的工具箱，比如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很充分的，如果看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现在相对是比较高的，有很大的余地。我们的利率和汇率水平都在一个相对正常的位置，而且不断在市场化，也给企业、家庭和金融机构调整留下了弹性和空间。

中国经济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相对金砖五国和发达国家，我们的弹性和回旋余地要大得多。美国、欧洲、日本利率基本上是零，只能量化宽松，利率上没有余地。很多国家公开市场也有操作，但受到的局限很大，我们现在有充足的货币政策工具箱，完全可以执行好稳健的货币政策，使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正常运行，从而不断化解刚才大家讨论的这些金融风险。金融风险肯定是存在的，我们没办法消灭它们，要么分散这些风险，要么化解这些风险。实际上有些风险因素也有自身的正面意义，比如影子银行，大家都说是风险，也要看到影子银行提供了很多融资服务，没有影子银行很多金融服务就没有。所以，影子银行是不是风险？是风险，但要把它控制好、化解好、分散好，扬它有利的一面，控制风险的一面，让影子银行提供更多金融服务。

第二点，是要防范道德风险。要研究中国整体的金融风险，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防范道德风险，一定要有谁投资、谁负责、谁承担风险这样的概念，一定要有硬的预算约束概念。所以，我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就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市场经济就是每个经济主体硬预算约束，自己过自己的日子，不能有软的预算约束，一定要自己把责任负起来。市场是有风险的，投资需谨慎，各个经济主体自己要对行为负责任，这就是说不要寄希望于刚性兑付，不要寄希望于政府大包大揽。如果把防范道德风险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使我们每个市场主体都谨慎行为，都知道自己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后果负责，盈利属于自己，但是如果有什么不好的后果，作为投资主体必须全部承担。要不断向社会传送这样的信号，使投资主体强化风险意识，从而从整体上提高公众的风险意识，金融风险才能得到比较有效的防范。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信用条件比货币和金融条件更重要

中国的金融风险问题应当引起高度关注。金融风险始终存在，也始终是我们关注的问题，“新常态”的头几年里金融风险是最大的风险。如果头几年经济增长速度慢慢下滑，各领域中问题不断出现，这些问题现在及今后将越来越多集中表现为金融问题。本来各个领域都有各自的缓冲空间，但是缓冲空间用完，到最后缓冲不了了，就变成了金融问题，这在今年会很突出。

第一财经研究院这份报告《中国金融风险与稳定报告（CFRSR）2015》指出了这一点。年中国经济金融的变化非常大，这份报告用一个科学的架构向我们清晰指明了当前中国的问题，金融风险很突出，所有的风险最后都集中到金融上来。按照经济的逻辑来说，所有的金融风险最终还会变为财政风险。实体领域的问题变成金融问题，金融问题最后是财政问题，这是中国整个运行机制的逻辑关系。对这个逻辑关系的传导，我们需要有一个比较全面的应对之策。我们报告上提了好多条应对措施，并且讲了最坏的情况。最坏的情况是多种风险集中爆发，但是看来这种情况还不会发生。但渐次爆发也很难处理，让我们应接不暇。既然金融风险会成为一个很突出且日益突出的风险，我们需要有一个科学的框架来刻画它，这个框架最重要的是系统，这份报告的价值就是具备系统的、科学的、国际可比的架构，借鉴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架构。

货币、金融、信用并不是一回事，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的是信用，信用条件有可能比货币和金融条件更重要。QE头几年里货币泛滥，但信用非常紧张，充分显示出货币和信用的差别，以及货币向信用转换的渠道之多，都显示出信用更重要。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这些新的信用活动产生，有可能不影响货币也不影响金融，但会产生信用。比如第三方支付，不涉及到货币问题，也不涉及到金融问题，但社会上一定有人因为这个事情的发生使信用可得性改善。很可能货币和金融条件是改善的，但信用条件其实是恶化的。货币很多，金融活动非常繁荣，但就不变成对非金融部门的信用。我们必须用一些准确的概念将这个问题概括出来，把货币、金融、信用这些概念说清楚，把概念之间的传导、递延说清楚，把它们对应的数量表现刻画清楚，这样才能把现在常被提及的金融不服务实体经济这个命题说得准确。现在这个问题说得不准确，人人都说，以至于说成像小和尚念经一般，都已经有口无心了。

产能过剩是个非常综合的问题。产能过剩使得我们手中之利器——投资难以轻易使用。习近平总书记以及李克强总理多次表示过，中国现在问题是有的，但政策武器库中的武器还很多，每个武器都还有空间，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武器就是投资。“不是不能为也，是不愿为也”，不愿意做的原因就是启动投资这个工具时，背后是产能过剩。投资是产能过剩的起点，方向并不合适的投资会造成过剩。因此，投资就面临选哪些领域的问题。大家看到国务院的文件里已经说了，当下最大的问题就是基础设施的投融资机制问题。现在基础设施领域中有规模极大的投资需求。习总书记在去年一次谈产能过剩问题时，谈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观点，产能过剩主要是钢筋过剩、水泥过剩、建材过剩、建筑施工力量过剩，并不是什么都过剩，他说基于这个过剩我们还有好多事情在做。

在欧洲访问时，我就注意到欧洲这样一些发达国家的国土整治远超我们，它们的城市地面很繁荣，地下有更繁荣更发达的设施。相比而言，我们的国土没有很好整治，需要基础设施的投资太多了。三百多个水库重修一遍就是不得了的事儿，农村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巨大，我们地下基础的落后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但是现在，一方面有巨大投资需求，一方面却有巨大产能过剩，什么阻碍了它们结合？基础设施的投融资问题不是简单钱的问题，涉及到准入，涉及到对基础设施的定义、对基础设施的收费标准等方面。

我们需要坚持改革，厘清体制问题。中国经济有问题，但不会成为危机。因为我们体制存在问题，使得经济和金融领域显得问题层出不穷，体制问题解决了很多问题就能解决。比如刚刚提到的，如果把国土整治一番，把几百个城市的基础设施修一下，需要巨大投资，这些投资就能推动经济十年、二十年发展没有问题，而且中国有很高的储蓄。我们需要厘清体制机制，突出改革的重要性。如大家所知，改革是这几年的主旋律，我们的方案也很周全，推的力度也很大。虽然也有点儿积重难返，头十几年改革方面做得比较少，现在一下子做起来当然有很多问题，但我相信只要我们按照这个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中国经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之后，会到一个新的健康的平台上。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宣昌能：UMP退出对金融稳定是挑战

学术界和实务界对中国的金融风险和金融稳定进行研究、发布报告并进行讨论，是非常好的做法，有助于提高金融领域的透明度。十多年来，中国人民银行每年发布一期金融稳定报告，“一行三会”每年都搞一期金融稳定报告，时间上不像有些国家季度发布或半年发布。从2009年开始，中国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进行“中国金融体系稳健性评估”，这是中国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迄今为止最大的合作项目，从2009年8月份到2011年11月份结束，实际上是用国际的稳健性标准对中国的金融体系、银行保险、金融基础设施、支付结算各方面做了一些对照国际标准的检验。评估结果非常积极正面，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正面评价。未来还要进一步接受再次评估，每五年一次动态的更新。

总体来说，《中国金融风险与稳定报告（CFRSR）2015》把握住了中国金融体系的主要挑战和矛盾，对金融风险的分析逻辑性比较强，提出了务实的政策建议，是一个具有很好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的报告。

首先，中国这样一个转轨市场经济体，防范道德风险可能是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最大的一个问题，有很多制度性的因素、体制性的因素。花钱的人不负责还钱，各种业绩的考核，无论是地方官员业绩考核，还是金融机构管理层的考核，都存在一定问题。比如奖励、惩罚是当期的，风险暴露是中长期的，业绩当期体现了，但是风险暴露要三五年后才体现。这两者时间尺度的不一致性使得防范道德风险包括设计激励约束机制成为很大的问题。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就是这个问题，干一届花了很多钱，风险暴露是几年以后的事情。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随着改革的推进，这方面的问题有望得到解决。

其次，全球央行非常规的货币政策退出对金融稳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最近我参加了FSB（金融稳定理事会）的会议，大家最大的一个关注点就是美国加息可能会造成很大冲击。现在最关注的行业就是全球资产管理行业，全球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是76万亿美元，跟全球GDP规模大致持平。在过去十年中，全球基金规模增长了40%，这是一个很大的发展，但这个规模为什么增长得这么快？跟经济危机以后全球强化金融监管特别是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管约束有关系。很多原来银行能做的现在不能做了，包括很多自营业务，资本金占用也提高了，这些资产都转到非银行业金融机构。

资产管理领域固定收益类的资产规模非常大，加息周期的到来，对之冲击很突出。固定收益产品会导致跨市场的反应，对新兴市场资产配置的影响也非常大。美国经济复苏还有不确定性，什么时候加息也是个未知数，如果加息过快过猛，有可能导致出现另外一个雷曼。雷曼破产导致了货币市场基金跌破面值，货币市场基金没有能力购买实体企业发行的票据，造成IBM、GE这样的蓝筹股公司日常运营的现金流都受到影响，因为此前货币市场基金是最大的买家，使得美联储最终被迫充当贷款人的角色，去直接购买GE、IBM发的商业票据。当时，纽约联储成立了一个特殊目的机构（SPV），相当于向SPV发放再贷款，直接购买GE、IBM发的高级商业票据，这就是所谓的QE1，后来扩大到其他的资产类别，抵押支持债券或者抵押贷款证券化甚至低等级的债券，规模从8500亿美元扩张到25000亿美元，后来扩张到4万亿美元。

下一步美联储加息时间的早晚以及加息的幅度，都会极大地影响市场。最后的做市商一定会在阶段性动荡中扮演被动承担的角色，加息导致的大规模资产管理行业在跨全球、跨市场的资产配置，对全球的金融体系的稳健性会造成冲击。若加息过猛可能造成债券大幅度缩水，导致机构只好把好资产卖掉应付流动性，由此会导致新兴市场股票和其他资产的大幅波动，也会因此推动大规模的资本跨境流动，这些问题都值得关注。

IMF高级经济学家孙涛：三种方式降低中国经济杠杆率

当前国际金融形势是一个“乱世”，集中表现在四低四高：一是低油价。油价从去年夏天开始低，IMF一再下调对油价的预测；二是低利率。最近几个月欧洲很多国家出现负的利率，有四五个国家；三是低通胀，美国、中国都在讨论，IMF内部建立了一个小组在专门研究；四是低潜在增长率，全世界的潜在增长率都在下降，包括中国在内，这跟资本、劳动力、全要素生产率有关。四高则是高杠杆、高资产价格、高市场波动和高风险。

我认为中国金融稳定可以从三个角度考虑：第一个方面是去杠杆。现在债务太高了，去杠杆是必要的，但不能去杠杆太快从而导致像日本一样的资产负债表衰退。不能因为债务的压力导致不敢消费、不敢投资。第二个方面是房价。中国这么高的房价，而房地产又与经济关联度这么高，怎么办？从市场角度来说应该让市场出清，但房地产跟经济的关联度如此之大，不能让其太快出清。第三个方面是资本流动和汇率。去年下半年有很多关于人民币2015年会不会存在巨大压力的讨论。有一派观点认为不用担心，有一派观点认为资本流动可能对人民币有显著的影响。前段时间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得太多，而日元、欧元相对人民币贬值太多，这迫使人民币升值。由于中国借了很多美元债，包括贷款和债券发行，客观要求人民币不能大幅贬值。

美元升值与新兴市场国家的资产价格负相关。年，美元升值的过程是新兴市场国家资产价格下跌的过程，美元贬值则是上升的过程，相关系数方面泰国达0.7、中国达0.4，呈负相关。现在中国A股市场走得这么好，但要注意美元还在升值路上，如果美联储大幅加息或渐进加息，加到一定程度，就将出现问题。

借鉴国际经验，去杠杆有三个途径：名义经济增长、净债务核销和净资产价值重估。过去7年美国企业降低它的企业债务的过程中，经济增长和通胀率做出了一定贡献，但发新债规模大于旧债核销规模，净债务核销对去杠杆贡献为负，资产重估贡献微乎其微。相比而言，美国居民部门去杠杆非常有效果，在过去7年中，美国居民债务净下降了33%。这里面的原因是：第一，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率中的通胀率贡献最大。第二，确实是因为居民还不起债，把房子交给银行了。第三，净资产重估。美国居民的资产财富在增加，因为利率低导致居民不断配制金融资产，变相抵消债务。

中国能否顺利实现去杠杆取决于方法和可用资源。中国现在的债务占GDP比率无论是250%也好，还是170%也好，如果有解决办法那就一点也不用担心，但如果我们没有解决办法，自然就要担心。债务降低机制可以考虑的不外乎名义增长、核销、资产价值重估这三重手段。首先，有投资、未来潜在改革红利的驱动，中国名义GDP增长率达到百分之七、八是有保证的，如果通胀率能到4%、5%将更好。第二是核销不良资产，市场消化能力增强核销不良资产能力就强。第三是价值重估，这跟股市、楼市有关，比如现在房价大幅下跌，价值就下来了，债务占资产比重就上升了，反之股市上涨，债务占资产比重就下降。概括三个可能的去杠杆途径，增加通胀率是最有效的办法，拉长时间看可以解决债务问题。

个人最担心美联储未来的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对中国的可能冲击。美联储的影响太大了，中国经济现在体量越来越大，但影响力相对于美联储而言还是小的，即使是欧央行相对于美联储来说也是小的。美联储决策的时候，面临各种各样比较矛盾的信息，但我个人感觉它会继续延长低利率的时间，目的是降低美国的债务水平。如果这样一个逻辑成立，中国国内很多政策应该对各种情境做好准备。比如说2016年美国慢慢加息或者2017年迅速加息，如果是迅速加息对我们有什么影响？慢慢加和迅速加息是不一样的。并且，市场和官方对美联储利率的反应是不一样的。这样就存在一个潜在风险，市场和美联储不在一条线上，美联储采取什么措施但资金影响会因为市场反应过度而放大。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郭田勇：对中国经济增速的情景测算

数据显示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房地产呈现量价齐跌的状态，且整个市场在分化，二是金融支持力度减弱。在2014年，银行及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明显减少了往房地产领域的资金投入。房地产有可能导致的风险，金融行业关联度较高。另外，对地方政府可能会带来一定冲击，引发政府债务问题的进一步加剧。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有三个方面：一是地方政府债务偿还机制不健全，二是地方政府举债方式存在不透明的弊端，三是在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政府定位偏差，这种定位的偏差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纠正。这三个问题对地方债务风险是高度相关的核心问题。

地方债务这块未来有可能导致的风险是什么？第一，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过高，可能引发宏观经济方面突出的问题。第二，财政收入是很多地方政府债务的隐形担保，所以，地方债务本身集聚了很大的财政风险。第三，银行跟地方政府债务关联度也较高。所以地方债务风险也有可能直接引发金融风险。

关于宏观金融风险的情景分析。要分析最坏情况，我们做了情景分析和一些数据方面的测试，包括中国经济增速、房地产市场以及地方债务。经济增速方面，我们测试出在2015年中国GDP增速的区间值是6.92%~7.22%，2016年区间值是6.83%~7.05%，2017年是6.61%~6.93%，2017年GDP已经在7%以下了。当然我们的测试是在整个社会没有出现大规模创新的基础上，如果我们整个社会经济领域出现大规模创新的话，结果可能会有差异。

我们对我国宏观金融风险也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其中两点非常重要：

第一，防止房地产市场出现急速下滑。报告中我们提到第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需要往下降，前段时间央行开会讨论我也说过，觉得防止房地产市场出现急速下滑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写这个是在央行政策出台之前。

第二，资本市场在推动全民创业、万众创新上的效应非常大。在推进创新中，资本市场的发展能起到一个很重要的枢纽性作用。股票市场在推动全民创业、万众创新上效应非常大。

交银施罗德基金公司陈小苓：从影子银行的角度理解中国经济的融资困境

第一个方面是影子银行在中国金融体系中扮演的独特角色。中国金融的二元体系造成了双轨制的局面，决定了影子银行的融资成本、定价机制以及监管有其独特的一面。报告中的影子银行采用的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银行的影子”，这部分和银行等正规的金融体系有着密切联系，比如说银行通过信托等通道将表内的业务转表外；另一类是独立于正规的金融体系之外的影子银行，比如信托，包括券商付款等这样一些机构，它们独立开发主动管理的产品，当然也包括互联网金融和民间借贷。影子银行融资和银行贷款的性质是一样的，但受到的监管却和银行的监管有实质的不同。现在影子银行多多少少也会受到一些监管，但这些监管和银行受到的巴塞尔资本协议资本充足率等方面的监管比起来，是有实质的不同的。

第二个方面是影子银行未来的发展趋势。从历史数据来看，影子银行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呈现出增长趋势。

在新兴市场方面，影子银行的增速比传统银行的增速更快，而我国影子银行的增长态势在新兴市场中更为引人注目。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从2008年到2013年银行贷款在社会融资规模中的比重逐年下降，而以信托贷款和委托贷款为代表的多样化融资方式则呈现了一个快速上涨的趋势。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2014年信托贷款的占比下滑较大，但同时有一个因素需要考虑——类信托业务并没有体现在其中。截止到2014年底，券商资管业务的规模已达7.95万亿元，相应基金子公司规模是3.74万亿元，加起来高达11万亿元。考虑到这些因素，影子银行仍处于高速增长中。

银行等正规的金融机构未来仍然可能受到比较严格的监管，相对而言影子银行仍然有存在和发展下去的动力。未来的影子银行，特别是对于它不断涌现的一些新的形式，仍值得关注和跟踪。

第三个方面是如何看待影子银行融资成本高的问题。年银行的贷款利率大概在6%~8%的范围内波动，而民间的融资长期在20%以上，在这中间主要有信托、券商、金融服务子公司这样一些机构为实体机构提供了大量的融资。

影子银行利率高主要是因为资金成本较高。银行的成本就是付给储户的利息，而对于信托来说，则是付给合格投资者的收益，也就是信托产品的收益率。过去一到两年期的信托产品收益率在8%~11%的水平，即便银行是通过发行理财产品投资非标资产，它的成本也体现为理财产品的收益率4%~6%，仍低于信托产品的收益率。所以，资金成本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影子银行的高利率融资仍在快速增长，凸显信贷可得性问题。很多企业无法从银行这样的一些正规的金融机构获得融资，不得不寻求其他方式。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银行的贷款过程中名目繁多的隐性成本。根据有关企业负责人测算，通过银行渠道做一笔融资，实际融资成本也将近15%。另外，银行审批流程较长，时间成本较高。

第四部分是影子银行融资链条问题。为什么非要把链条拉这么长才能把融资做成呢？拉长链条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满足监管的合规要求。各类的金融机构、金融业务、金融产品，还有对于金融机构表内和表外产品的监管标准是不同的，从而带来一些套利空间。比如银行在表内的融资受到严格管控的情况下会借道于信托，以表外的形式为实体经济提供一些融资，这些也是影子银行的重要来源之一。

国家外管局国际收支司司长管涛：不宜把正常的资本流出定义为“资本外逃”

首先，谈谈跨境资金流动风险问题。跨境资金流动有时候表现为流入，有时候表现为流出，大量的流入会带来很多问题，但持续大量流出才真正会成为风险，酿成危机。一般传统上的国际收支危机都表现为货币贬值和债务危机。流出的危机都是从流入开始的，前期有大量的流入，才有后期集中地流出或者资本的逆转。有些人说经济不好会受到资本流动的冲击，但是经济政策成功同样也会受到资本流动的冲击，因为成功的时候大家的钱都来了，造成泡沫，造成过度负债，最后就会酿成脆弱性，资本逆转出现危机。

其次，资本流出有三种表现形式。从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来，中国总体上表现为跨境资金的大量流入，国际收支持续大幅顺差，外汇储备大幅增加。过去的21年时间里，中国也出现过资本流出的问题，有三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比较严重一点的，表现为外汇储备资产的实际下降；第二种表现为资本项目在个别季度出现净流出，百分之二三十的季度表现为这个情形；第三种是比较频繁的“其他投资项目”表现为净流出，在我观察的季度里有一半以上如此，波动比较频繁，导致中国的跨境资金流动呈现双向震荡。

第三，影响中国跨境资本流出的原因。一是外部冲击，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引起了中国比较长时间的资本流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也有一段时间中国出现了资本流出的压力。2011年前三个季度中国都面临人民币升值、资本大量流入的压力，但2011年四季度中国出现资本流出，因为当时国际市场出现了剧烈震荡，7月份美国债务上限谈判陷入僵局，8月份美国国债信用降级。人民币尽管国际地位已有很大提高，但仍是有风险的资产，不是避险资产，美国出现大量问题以后，引起了全球市场风险偏好急剧下降，大量资本寻求安全的回报都流向了美国市场，造成其他市场资本外流。二是内部原因，经济风险逐步暴露，也会引起市场情绪的激烈波动。2014年跨境资本流动的变化，国内经济金融基本面对市场情绪影响非常大，这对跨境资本流动造成很大影响。特别是当内部和外部冲击叠加的时候，短时间内造成脉冲式的流出压力骤然上升。

第四，不宜把正常的资本流出定义为“资本外逃”。我们容易对一些经济现象贴标签，从数据来看中国有资本流出，这会被贴上资本外逃的标签，变成一个贬义词。实际上不应该随便定性，现在出现资本流出是正常的，跨境资金流动是顺周期的，经济好的时候钱要进来，挡也挡不住，现在市场出现了资产负债表的调整，这个也很难阻挡，这是一个客观规律。另外，资本流入、流出表现为两个渠道。原来企业有了外汇都卖给市场，市场卖给央行，现在企业都不卖了。最近可以看到今年前两个月外汇存款增加了五六百亿美元，银行在境外资金运营，但并不像市场上想象的那样是资本外逃了。

还有两个导致中国资本流出的影响因素。一是我国外汇储备资产的结构调整。2014年我国储备资产占对外资产的比重下降了4个百分点，相反，货币存款、对外直接投资等民间部门对外资产占比上升。央行和市场之间发生了一个资产负债表的置换，原来的外汇由央行集中持有，现在变成民间分散持有，这是我们一直在积极推动的，这会造成一些资本流出。二是前期由于人民币单边升值，利率较高，企业倾向于较多的美元负债，现在形势变了，企业减少美元负债，从而导致资本流入减少。

第五，目前的资本流出是可承受的。1998年有一些资本外流，很紧张，马上采取措施，打击逃汇骗汇。中国现在经济体量不一样了，当前没有采取任何行政干预措施，去年外汇供求平衡了，我们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2002年也是把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加，这反而是一个改革的契机。

最后，谈谈怎么应对跨境资金流动的双向波动。第一，做好自己的事情，把自己的经济增长解决好，保持合理的增速，保持经济增长的质量。还有增长过程中怎么妥善处理好财政金融风险问题。这些问题解决好了，美联储加息不会有大的问题。2013年时，美联储发出要退

出QE的信号，新兴市场分成好的市场和差的市场，如果能证明我们是一个好的市场，就不用担心会有问题。第二，用发展的方法解决难题。要发展金融市场。降杠杆除了做大蛋糕，还有一个方法是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发展股权融资。要继续推汇率、利率市场化改革，特别是汇率的改革，要抑制单边趋势。要发展壮大外汇市场，如果外汇市场有足够的深度和广度，就能吸收波动，否则容易被攻击。第三，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的双向监测预警。流入、流出都要有监测预警，完善应对预案，建立长期的宏观审慎管理体制。第四，进一步提高透明度，包括政策的透明度、数据的透明度，没有数据造成的不确定性是最大的风险。

零壹财经CEO柏亮：互联网金融快速扩张挑战监管体系

中国的互联网金融市场规模还很小，还形不成足够能力对金融系统产生影响，但最近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使得互联网金融的影响能力出现了提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我们传统金融机构的资产与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衔接在快速扩张，比如票据、房地产信贷。互联网金融看起来较小，传统金融看起来较大，但随着传统金融机构资产与互联网金融平台的不断衔接，出现了一些新的风险敞口。原来认为风险较小的票据业务，去年也出现过一些较大的风险事件。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佳兆业首付贷事件。还有保底融资租赁、信托份额、融资租赁都纷纷在互联网平台上进行交易。可能会增加互联网金融和普通投资者对传统金融机构资产的渗透率。

二是银行、券商、保险这样的机构开始直接建立互联网金融平台，尤其通过P2P、众筹这样的平台来进入市场。南方一家券商去年入股了一家P2P公司，最近听说要更大规模地控制股权比例，主要方向是做股票配置，使券商里比较便宜的资金进入民间市场，产生超额利差。传统金融机构逐步建立互联网金融平台，产生了新的风险。P2P、股权众筹这样的平台以前是资金直接进入到融资方。而券商自己的P2P平台可以把每个散户手里持有的股票资产作为质押的资产，从而扩大个人的财务杠杆；很多银行也开始做P2P，把原有的资产放在P2P平台或泛互联网平台上进行交易，包括众筹也开始做新三板的市场，导致投资的资金不是直接进入公司，而是进入流动性市场，进入了中间环节。这导致对金融的渗透性和带来更多的交易环节，使互联网金融对宏观金融环境的冲击性和关联性大幅增加。

面对传统金融部门与互联网金融的快速整合，监管如何应对其风险传导性，值得关注。目前认为互联网金融还没有形成系统性风险，还不到做宏观监管的时候，主要的微观监管落实在投资者保护上，包括信息的公开透明、产品登记、资金托管。然而在渗透性、风险传导性增加时，对互联网金融监管和原来的传统金融的监管怎样衔接，值得我们做进一步关注。

东航期货总经理涂殷康：金融安全是国家的第四边疆

2007年我担任东航金融研究院院长时，做了一个内部报告：《中国金融安全报告》。我参与市场的切身体会是：金融安全是国家的第四边疆。金融安全报告和我们企业的性质有些关系。东航金融是东航集团下属的专门负责经营金融资产的一家公司，它的下属主要包括财务公司，香港有一家国际金融公司，还有自贸区融资租赁公司，还有参股的基金。从业务领域来说涵盖企业银行、境内外的期货、证券、外汇、海外以及国际基金融资租赁业务。日常的业务经营中我们涉及了金融市场的方方面面。研究人员平时一直在关注市场，随着人民币国际结算进程的深入，我们切身感受到作为一个主权国家，除了海陆空之外，金融安全是我们的第四边疆。

从2007年开始，我们的《中国金融安全报告》不断发布，不断完善。从2007到2012年，报告主要由我们独立完成，做完也发给专家、央行、监管机构、一行三会，听取一些意见。2012年我们在国内较早关注到影子银行风险，当时也得到央行上海总部领导的电话询问。从2013年开始，我们和外部的研究机构包括第一财经研究院合作，今年特别在杨燕青院长帮助下，在整体架构、逻辑、覆盖面上都有了更进一步的完善。

今后中国金融可能会出现更多的不可知因素，也会有更多的风险存在，我希望在各位专家、领导的帮助下，东航集团也为践行央企的社会责任贡献一份自己的金融力量。

清华五道口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研究中心主任周皓：美联储升息背景下的新兴市场表现

我想讲两点，一是关于中国金融风险地图，二是关于美联储升息。

关于中国金融风险地图，其呈现维度或有待扩展。中国金融风险地图一个最重要的用处就是体现最大的风险点，美联储过去十年在内部也画了一个图，是分宏观和金融两块。比如宏观所有的都在改进，只有一个指标很长时间没有改善，就是失业。所以，中国金融风险地图宜体现出具体的风险点，如金融风险中是地方债风险还是影子银行风险，我觉得要细化，而且要体现改善与恶化。这会使这张图更有意义，有助于决策者看到哪个角度是最离谱的。

美联储升息对新兴市场的影响是产生分化。美联储升息会不会带来所有新兴市场的崩溃？这在学术研究上早就有很多文章进行讨论。在QE实施之后，包括美联储、欧央行和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QE的实施和退出对发展中市场经济的影响会产生分化。美联储加息对一类国家是没有影响的，这类国家就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拥有稳健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浮动汇率制度与有着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越是固定汇率越受QE政策影响，越是浮动汇率越容易调整，这是学术研究证明了的。

另外一个证明是历史经验。升息不是今天才有的，几十年内美联储有好几轮大的升息过程，上世纪80年代沃克尔时代有一个很长的升息过程，在那个过程中很多发展中国家破产了，包括墨西哥、一些拉美国家等等，但也有一类发展中国家则繁荣昌盛。那时候的发展中国家的名字叫做日本和德国，它们是出口导向型经济，拥有稳健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及灵活的汇率。随着格林斯潘在1994年宣布升息，墨西哥又一次破产了，但也有几个国家或地区在那一轮升息过程中出口和经济增长都得到大幅发展，那是亚洲四小龙——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

美联储本轮加息恐怕又会令新兴市场出现分化。2013年时较好的国家包括墨西哥、中国、韩国，较差的当然是积累型的，像南非、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它们的财政政策不太稳健，以进口为主。今天如果美联储升息，我觉得中国和印度拥有更乐观的前景。

在美元升值过程中，多重并生作用将对冲资本外逃影响，不宜单看资本流动，而应从一般均衡层面思考。美元升值过程中的资本流出是个内生性的问题，和刚才谈的问题几乎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美元升值和资本流动是同时发生的。一方面可能有一些资本回流，另一方面，大家要看到美元升值也使得美元境外直接投资更值钱，海外产品更廉价。在美元升值过程中，可能会对美国资本的海外投资产生更大的刺激性作用。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关注产出缺口

减少债务风险需要降低债务比率，而降低债务比率的一种方法是将分母——GDP增加，但怎么增加分母呢？如果增加分母的代价是增加分子，结果是什么也不清楚。我们过去这一年就是这样，为了扩大GDP就拼命借债，分子也增加了，分母也增加了。从过去的经验看负债比例是增加了，因此不要寄希望于增加分母把债务率降下来。

投资带来分子增长（即债务规模）的同时，也带来了效率问题和挤出效应。在没有产出缺口的情况下，为了增加GDP就盲目地搞一些投资，这往往造成许多领域的产能过剩，也同时推高了实际利率，这很大程度上是挤出效应产生的。非居民建筑结构投资所占的比重从2007年的38%增加到现在的50%，这是一个巨大的投资结构性的变化，我相信它推高了实质的利率，这对GDP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效率都有非常负面的影响。

我们讨论今天的经济政策，应该注意到产出缺口的问题，由于存在产出缺口，因此如今的产能过剩更多是结构性的，仍还有一些行业的产能是不够的，这些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对象。

解决债务短期风险问题需要进行债务的置换，但它的速度相对较慢，银行债务是3万多亿元，我们现在做了一万亿元，4月份还没完全落实下去，今年如果置换得较好应该做到3万多亿元，如果不能落实或者落实的过程较慢的话，会带来一些风险。

这些置换是把银行的贷款或信托的贷款置换成债券，金融机构的资产要重组，但金融机构可能不愿意这么做，它想追求高回报，因此可能最终金融机构不会认真配合，如果银行不去买这些债券，市场上其他的资金买这些价值3万亿元的债券，这样做的效果必将是推高利率。这会给我们的金融市场带来系统性风险。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观察中国的金融风险要把政府拥有的大量资产纳入考虑

在中国考虑风险问题，更多的是要考虑国有企业的问题，因为整个国企在中国的经济中仍占有很大比重，这一点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同，美国消除金融风险往往是通过铸币以获得国际铸币税，而中国的人民币现在还不具有这一优势。但中国可以通过“一带一路”等战略来转移国内的产能过剩，消除国内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同时也能给整个世界的资源配置带来更高效率。

第一，谈到风险的形成和风险的消除，政府有很多资源，而且我们国家还有很多潜在的、没有进入市场的资源，而这些资源还有很多可以开发出来，比如土地、矿产等。我们的国企的资本金差不多净资产有100万亿元，中国风险的形成和消除是一个特别大的因素，这与其他的市场经济国家还有很多区别。

第二，国际上的其他国家没有国企可以变卖资产，它们最大的资源就是铸币，它的铸币税可以获得许多实物财富，成本却非常低。这使它能恢复经济，恢复整个资产负债表的平衡。我们国家现在没这手段，我们的人民币在境外还是很少的，特别作为储备货币还是很少。

第三，今后这几年，中国将进入新常态，这也包括对外的新常态，最近中美的投资保护协定、自贸区谈判、中国接受负面清单管理等均是重要进展。我们在规则上已开始接受一些过去不接受的东西，这是2013年决策者下定的决心。同时我们自己搞“一带一路”、金砖银行，这些东西带动了那么多国家把过去无法配置的资源得以重新配置，全世界资源配置效率会更高，这个新局面可能是中国带动起来的，这对全世界的经济增长影响会非常大。当然变化不是一年或两年就会很快发生，但这个战略如果实施几年的话，会使世界经济有很大的改观，而这种改观也会反馈到国内，对产能过剩的消化会有非常大的作用。

世行全球金融与市场局首席金融专家王君：中国不能重蹈阿根廷的覆辙

首先，中国经济的风险到底在什么地方？产生爆发性的、显性的、系统性的金融危机的概率到底有多大？如果不能排除的话，将来爆发会在什么领域、什么方面，到底是重复以往国际上金融危机的某些特征，还是一种全新的金融危机类型？这些我们都并不清楚。

如今谁也不能担保中国在未来不会发生金融风险，但如果看中国目前的情况，和主要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的抗风险能力仍然较强，容忍度较高。原因是：首先资本账户没有放开，马来西亚放开了，但在关键时刻还可以重新进行资本限制，中国行政控制的手段虽然越来越弱，可毕竟还在。其次就是老百姓的信心。但是，对于微观的元素、细胞——个人、企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这些情况，短期是看不出来的，阿根廷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跟美国可以说是并驾齐驱的，现在却有着天壤之别，因此对于这些潜在的隐藏的问题，中国更应加强防范。

法巴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应将中国经济风险编制出量化的指数

我对于中国经济始终有几点困惑，同时也有几点建议。

第一，不清楚中国经济增长究竟是多少。第二，不知道经济增长的底线在什么地方。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市场上不断预警我们要出大问题了，可中国的宏观微观经济依旧很好，如今股市也一飞冲天。第三，如果底线突破，产生的后果是什么？现在还搞不清楚，也不知道如果突破底线，会有什么样的政策出现。第四，非常关键的就是，中国经济风险的传导机制究竟是什么样的。很多人说中国经济没有问题，可如今我们正在逐渐进行市场化改革，一旦资本账户对外开放，就很可能存在资本外流的风险，这些都非常值得我们用心防范。

因此对于当前中国的经济风险，我的建议是：

第一，对于中国经济风险最好能够指数化，换句话讲，给政府的决策者、给市场未来的金融投资者、企业投资者提供指数化的风险度量，让投资者有一个更加明确的概念。

第二，关于中国的经济增长，现在非常像日本的1973年、1975年的状态，日本1973年之前经济平均增长9.2%，年只有4.2%，当年他们也不想出现这种情况，但最后也没有办法。还有关于产出缺口，我们产出缺口究竟有多大，据我最近几年的观察，按照官方的GDP统计数字我们可以看出全要素生产率（TFP）已经大幅下降，潜在增长率不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从2007年、2008年就已经下降了。

第一财经研究院北京中心主任许元荣：房地产和资本流出问题值得高度关注

进入2015年，有两个问题值得高度关注：

第一是房地产问题：房地产市场通过土地市场向财政传导，现在2月份土地购置下降30%多，新开工下降17%，2014年全年土地市场招拍挂出让金下降37%，今年财政压力比较大。

第二是资本流动问题：虽然对于我国的资本流动承受能力我们很有信心，但是其发展程度仍值得我们追踪和分析。去年四季度资本账户经历了较大规模的资本流出，外汇存款增加也很快，今年1月份增加2700亿元，2月份增加1100亿元，过去6个月保持30%的同比增速。这些都是未来值得跟踪分析的一些风险点。

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徐奇渊：区域性风险值得关注

具体的金融风险什么时候发生，发生在哪个地方，做区域分析是非常重要的。

2014年，中国的经济增速是7.4%，分成四块——东、中、西还有东北四个部分，其中除了东北以外，其他三个部分经济增长率各地报的最差的是增长8.1%，高的在9%以上，而东北只有5.9%。全国按照地区加权平均的增速是8.3%，跟7.4%的增速有0.9个百分点的偏差，剔除东北，东中西三个地区去年是7.7%左右，跟我们现在定的目标7%看起来是相对乐观的。

为什么差这么多？主要问题出在东北。短期看哪方面出了问题？主要是在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2014年东北地区只有2.9%，其他最低的地区也在14%、15%，东北连零头都没到，所以，东北固定资产投资形势非常严峻。房地产投资2014年东北是负增长17.7%，除东北以外，其他地方最低的是13%，有30个百分点的差距。所以，东北地区的经济风险值得我们关心。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教授田利辉：道德风险是解决中国系统性风险的一个重要抓手

国内金融市场在发生深刻变化。利率市场化在一年左右要推出，存款保险制度马上会出来，商业银行在纷纷成立，汇率波动幅度也在不断加大，注册制也要推出，还有各种互联网金融创新、融资租赁、民营交易所、私募基金等等，近期又出现了A股的大牛市，这个大牛市在经济如此不景气的情况下是不是一个庞氏融资？价格上不去也不会跌下来，价格上去了风险就增大了。

我们现在需要从具体的改革出发。一个重要的抓手是道德风险，现在有的金融主体不承担风险，不能自负盈亏，要实行存款保险制度就是硬预算约束。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预算约束的这些机构是金融机构，倒下一个金融机构可能上千人失业，不是想的那么简单，这个硬预算约束不仅是对这个机构的约束，更是对执掌着这些机构个人的约束。只有管控好道德风险，加强硬预算约束，才能增强市场经济主体的活动能力。

上海交大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严弘：建立良好的信用风险定价机制

在我们国家，信用风险还是挺大的，我们并不知道它有多大，在不是很确定的情况下，信用风险的定价机制也很缺失。要从风险的体系理解我们的风险在哪儿、如何控制这些风险，市场的作用非常大。所以，我认为我们应充分利用市场，建立一个良好的信用风险定价机制。这对我们排解将来出现的风险会有很大作用。实际上风险本身也有自生性，除了一些外部风险外，很多风险都是体系中自生的，因为体系机制的一些问题产生出来的风险。

信用风险的定价要真正实现，很重要的一点是破除市场中流行的隐性担保的问题。也许在今后的报告里我们可以对这方面做一些阐述。

德勤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许思涛：人民币可适度贬值以支持中国经济增长

对于管控经济风险，更多的其实是政策风险，如果真再出现一个不叫四万亿但类似四万亿的政策，那对以后的金融风险会产生难以想象的结果。对于企业来说，人民币可以适度贬值，对中国经济有好处。

中国金融出版社中国金融文化研训院副院长刘钊：报告应更注重数据

我非常同意王君和陈兴动的意见，一是要有一个总体的分析框架，再一个就是各年度之间要有一个可比性。还有就是能不能更注重数据，可以附一些指标或者一些参考数据，因为咱们的一些图用起来不是很方便。有数据可以提供比较权威的参考。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2年度简析影响长期经济增长因素:影响经济增长因素有哪些,供大家参考。希望对大家写作有帮助!

简析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哪些5篇

第1篇: 简析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哪些

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作者：吴俊杰 张国防来源：《商业经济》2018年第04期

基于对人口结构转变中人口红利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人口转移中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行综述。两者的变化对我国经济在未来数十年、甚至更长期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这对预测两者的变化以及应对变化的政策措施提出了学理要求。通过文献的梳理发现，已有文献的研究往往只突出单个人口因素的影响，缺乏多因素的合力影响和影响机制的深入分析。人口各因素之间本身就有密切的关联性，如何辨别各因素的影响是可研究的重要方向。人口因素在经济发展中是内生因素，外生的人口政策对人口因素的影响进而对经济增长可能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加强内生性研究促进人口政策的合理性是必要的。

        人口因素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作用机理历来受到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的关注。重商主义认为财富来自流通领域，金银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态，人口众多则对外贸易发达，人口是国立和财富的重要源泉。托马斯·孟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中指出，“在人数众多和技艺高超的地方，一定是商业繁盛和国家富庶的”。古典经济学家把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在生产领域从劳动价值论出发论述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经济问题。首先人类劳动作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得到认可，其次特别强调社会分工，即劳动力的专业化，是提高劳动生产力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以及探讨了资本增加对劳动需求的影响，认为使用机器可能造成劳动力相对过剩。

        马克思关于人口因素与经济发展有着科学的论断。其一，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充分证明了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也就是说一定量的劳动人口是经济发展的前提；
其二，区分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明确了不同质量的劳动对经济发展有不同的影响；
其三，提出“两种生产”相互适应即物质资料生产与人口生产相适应的问题；
其四，马克思认为，“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发生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资本主义制度下就是相对过剩的人口规律。

第2篇: 简析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哪些

人口因素如何影响中国未来经济增长

作者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732

关键词：人口红利;潜在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率;全要素生长率;户籍改革

摘要：中国过去一直保持10％的经济增长速度,2010年以来人口红利消失后,潜在经济增长率马上降下来.如果我们不接受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事实,同时国际上还有强劲需求,那么我们很可能还继续保持很高的增长速度,而导致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相偏离.但是欧美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使得国际需求下降,这反而给我们一个进行速度调整的机会,换句话说就是我国被迫接受调整.这是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意外之喜.因此,不应该通过拉动需求来使经济发展超越潜在增长率,但这并不意味着潜在增长率不可以提高.在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成本提高的背景下,可以通过提高劳动力供给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

第3篇: 简析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哪些

影响西藏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

西藏民族学院 代敏华、卢俊、王成

摘　要：本文分别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和国民收入核算的角度对影响西藏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本文借助《西藏统计年鉴》的数据（数据范围为1985—2009年），通过时间序列的自相关性的去除，建立了西藏产出GDP关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劳动力投入和技术进步的C-D生产函数，得出的主要结论是西藏经济的增长总体上仍是资本和劳动力高投入、高消耗的外延式粗放型增长方式，增长质量不高，为此西藏要想大力促进经济的增长，需要从树立科学的发展观、重视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劳动者素质、以及进行制度创新等方面进行努力。

从国民经济核算的角度，本文通过《西藏统计年鉴2010》的数据（数据范围为1981—2009年），并借助主成分回归的方法去除数据的多重共线性，建立了西藏GDP关于消费、投资和出口的计量经济模型，得出的主要结论为：消费在影响西藏GDP的这三个因素中对GDP的刺激作用最强，投资其次，净出口最弱。为此，要想保持西藏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西藏政府应进一步制定合理的消费政策、优化消费结构，加大投资力度，并优化商品出口的结构，大力培养新的出口增长点，提高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1.引言：问题的提出 1

2.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分析 1

2.1指标的选择与数据说明 1

2.2模型理论形式的构建 3

2.3模型的求解及检验 3

2.3.1模型的普通最小二乘估计与检验 3

2.3.2模型序列相关性的去除 5

2.4对模型结果的分析 6

3.从国民收入核算的角度分析 6

3.1指标的选择与数据的描述 6

3.2模型理论形式的构建 8

3.3模型的求解及检验 9

3.3.1模型的普通最小二乘估计与检验 9

3.3.2多重共线性的检验 9

3.4对模型结果的分析 12

附录：文中模型建立所用到R统计软件代码 16

繁荣经济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首要任务。对西藏来说，长期以来由于地理位置、交通条件等诸多因素的限制，西藏的经济实力和增长水平与我国其它省份相比还有一定差距，经济增长比较缓慢。因此，寻找出制约西藏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增加人民收入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在新时期促进西藏经济增长，是深化改革、完善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济体制的关键，是推进小康建设的必经之路。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促进西藏经济增长。本文以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为依据，利用定量研究方法，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和国民收入核算的角度，对西藏经济增长的基本情况进行分析与评价，力图在这些数据中找出西藏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应的促进西藏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2.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分析2.1指标的选择与数据说明

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分析西藏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需要产出和投入两个方面的数据，在本文中，选择西藏地区生产总值（GDP）来衡量经济的产出，其增长反映西藏经济的增长状况。而从理论上讲，推动西藏经济增长的主要投入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资本投入。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资本对当地经济的增长和发展的作用是巨大的。对于欠发达的地区和国家而言，资本的缺乏是阻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的资本采用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观点把资本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进行研究。

物质资本主要是指基础建设、更新改造和房地产投资。在本文的模型中，为简化计算，用年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来计量物质资本投入。

人力资本是指劳动者身上的技能、知识、素质、学习能力和信息加工能力

的总和，是影响一个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的重要因素。为简化计算，本文用文教卫生事业费来计量人力资本的总投入。

（2）劳动力的投入。从经济增长理论诞生起，经济学家们都把劳动力因素作为经济增长源动力之一，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当前社会劳动力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小了。但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力又是经济增长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本文中我们所采用的劳动力投入是三次产业的从业人员数。

（3）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是使经济得以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随着经济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主要取决于科学技术在生产上的应用。在新古典模型中，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常利用生产函数余值，即所谓“索洛余值”来反映。

以上产出和投入指标的数据均来源于《西藏统计年鉴2010》，数据的范围为1981年至2009年，如表2-1：

表2-1 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及相关因素的数据

地区生产总值GDP（亿元）

文教卫生事业费（万元）

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数（万人）

数据来源：《西藏统计年鉴2010》、《西藏统计年鉴2007》

注：表中2007，2008，2009年的文教卫生费为教育经费。

2.2模型理论形式的构建

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生产函数）理论，可以设

Y代表产出（即GDP）；
为技术因子，取决于技术情况；
A表示除资本、劳动力和技术以外的经济增长的影响要素；

将（2.2.1）取自然对数，得到：

在C—D生产函数的基础上，结合上文对影响西藏经济增长的投入要素所做的定性分析，将资本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个单独的方面来考虑，可以建立如下西藏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

此处K代表物质资本投入，L代表人力资本投入，回归系数，和分别代表产出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弹性。

2.3模型的求解及检验

2.3.1模型的普通最小二乘估计与检验

为了得到以上理论模型的具体形式，需对相应的回归系数进行估计，以表2-1给出的数据为样本，利用R统计软件这一工具对样本数据进行OLS估计，得到以下回归方程：

从估计的结果看，模型调整的判定系数接近于1，表明模型拟合程度很高；
F检验值2297明显大于临界值，所以方程整体显著（显著性水平为0.05）；
但由于t临界值，大于及的回归系数t检验值，表明其回归系数的t检验没有通过。

考虑到模型采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造成及的回归系数t检验不显著的原因很有可能是模型存在自相关性所导致的，为了确定这一点，通过R软件作出了模型的残差时序图和相邻残差的散点图（如图2-1、图2-2）。

图2-1 残差时序图 图2-2 相邻残差散点图

通过图2-1可以看出，当某个残差为正或负，会带动后面多期残差符号与之相同，表明模型存在正自相关性，这一点也可以通过图2-2中的散点大部分落在一、三象限而得到印证。

为判断模型序列相关性的阶数，下面利用拉格朗日乘数检验进一步对模型进行检验。设模型存在二阶自相关性，其形式为

其中和分别为一阶和二阶自相关系数，为该形式的随机误差项，它满足无自相关性的假定。

将模型（2.3.1）的残差项的数据作为的样本代入（2.3.2）进行回归，其结果如下：

该模型的判定系数，由于

根据拉格朗日乘数检验可知，模型（2.3.1）不存在二阶自相关性，即只存在一节自相关性，其形式设为：

2.3.2模型序列相关性的去除

为去除模型的自相关性，可以利用广义差分法，令

则理论模型（2.2.3）可以转换为：

由于满足无自相关性的假定，因此可以通过对此模型进行估计，来得到模型（2.2.3）的回归系数。而要对模型（2.3.6）进行估计，首先应将自相关系数确定出来，这可以通过模型（2.3.1）的DW值来确定。通过R统计软件，可以得到模型（2.3.1）的DW值为0.9571，因此

将（2.3.9）的结果代入（2.3.6）和（2.3.7）便可得到模型（2.3.8）各变量的样本数据，对这些数据进行回归，得到如下结果：

通过上述结果不难看出，上述模型的各项检验均通过，并且模型的拟合优度很高，因此模型（2.3.10）估计的结果比较准确。由此可得：

由此可见，理论模型（2.2.3）的具体形式应为

2.4对模型结果的分析

根据方程（2.3.11），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结论：

（1）西藏GDP对劳动力和物质资本的弹性系数比较高，分别为0.3575和0.2579，表明西藏GDP的增长对物质资本和劳动力增长的依赖程度很高。而另一方面，西藏经济增长的技术因子为0.0536，比较低，表明西藏目前的技术水平对西藏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强。这些都充分说明西藏经济增长总体上仍是资本和劳动力高投入、高消耗的外延式粗放型增长方式，增长质量不高。

（2）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相对较低（弹性系数为0.1067），可能的原因是西藏人力资本存量基数比较低，而每年文教卫生事业费占同期财政支出的比重不高所导致；
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与本文研究所使用的数据（西藏财政预算内文教卫生事业费）的准确性和代表性有关，这也是我们以后需要研究和加以解释的问题。

3.从国民收入核算的角度分析3.1指标的选择与数据的描述

宏观经济学大师凯恩斯在简化的三部门模型里面，将GDP的来源分为三个部分：消费、投资和出口，仅将这三个部分内生化，而将其它影响因素归为外生因素。因此，本文下面将从国民收入核算的角度，讨论以上三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为此，我们用西藏人均消费CS代表消费、固定资产投资I代表投资、净出口总额NX代表出口，以这三个变量为解释变量，以GDP为被解释变量来建立相应的计量经济模型，以说明各个因素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综合贡献程度。所用到的有关数据均来源于《西藏统计年鉴》，数据范围为1981年至2009年，见表3-1：

表3-1 西藏地区生产总值、人均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及净出口总额

地区生产总值GDP（单位：亿元）

人均消费CS（单位：元/人）

固定资产投资I（单位：万元）

净出口总额NX（单位：万元）

数据来源：《西藏统计年鉴2010》

3.2模型理论形式的构建

为了说明各影响因素对西藏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程度，哪些因素为关键因素，借助计量经济学的手段来进行分析。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一方面不改变原来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并能使其趋势线性化，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另一方面，通过所建立的对数模型，可以很方便地找出各影响因素对GDP增长的影响程度。因此，可以考虑将各变量取对数，以研究各变量对数之间的线性关系。为了验证以上思路的可行性，通过R统计软件描述各影响因素对数数值与GDP对数值之间的散点图，如图4-1：

图3-1 各因素对数值与GDP对数值的散点图

从上面的散点图可以看出，影响因素的对数值与各影响因素的对数值之间均大致呈线性关系，因此建立GDP与各因素之间的对数线性模型的思路是可行的。所以要对所建立的计量模型的理论形式可以设为：

其中，为随机误差项。回归系数为模型中被解释变量对相应的解释变量的弹性。该方程与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的对数形式是一致的。该模型的一个优点是模型中的回归系数为被解释变量对相应的解释变量的弹性。因此，若知道上述模型中的回归系数，便可以知道各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推动程度。

3.3模型的求解及检验

3.3.1模型的普通最小二乘估计与检验

为了得到以上理论模型的具体形式，需对相应的回归系数进行估计。以表3-1给出的数据为样本，利用R统计软件这一工具对样本数据进行OLS估计，得到以下回归方程：

从估计的结果看，净出口额的对数值的回归系数为负（t检验也没通过），与其经济意义不相符，这可能是由于人均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及净出口总额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即模型存在着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所导致的，因此，有必要对模型的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

3.3.2多重共线性的检验

模型之所以多重共线性，其主要原因是各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越强，模型的多重共线性越严重。因此，为检验模型是否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可以考察以上经济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见表3-2。

表3-2 消费、投资与净出口之间的相关系数表

通过表3-2可以发现，模型中选择的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比较高，均在0.9以上，存在着高度相关，这证实了上面的模型确实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为此，必须对模型的多重共线性进行修正，才能对模型进行估计。

3.3.3模型的主成分回归

消除模型的多重共线性的方法很多，我们选择近年来应用得比较成功的主成分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是将多个指标, ,…,化为少数几个不相关的综合指标，，…，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这几个综合指标称为, ,…,的主成分，它们能够反映原始变量的绝大部分信息。称主成分总方差中第个主成分的方差所占的比例为的贡献率，第一主成分的贡献率最大，表明它解释原始变量, ,…,的能力最强，而，，…，的解释能力依次递减。主成分分析的目的是为了寻找原始变量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因此一般不会使用所有个主成分，忽略哪些贡献率很小，或者说是方差很小的主成分，将不会给总方差带来大的影响。称前个主成分之和为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它表明，…，解释，，…，的能力。相对于，通常取较小的，使得累计贡献率达到一个很高的百分比，此时，，…，可用来代替，，…，，而损失的信息却不多。

对于上面的模型，利用R统计软件得消费对数值、投资的对数值、净出口对数值的各主成分的标准差和贡献率如下表:

表3-3 各主成分的贡献率

进一步，各主成分与原始变量之间的关系为：

其中CS*、I*、NX*分别是变量CS、I、NX的对数值的标准化变量。

从表3-3可以看出，第一主成分的贡献率已达到96%以上，已包含原始变量的绝大部分信息，因此作被解释变量关于第一主成分的回归，得到：

回归系数的检验值分别为133.88，-11.98，其绝对值均大于，回归系数明显显著。而，，判定系数很高，表明模型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程度很高；
，回归方程也明显显著。

上面方程（3.3.3）得到的是被解释变量与主成分的关系，但应用起来不方便，还是希望得到被解释变量与原变量之间的关系。这可以通过主成分与原始变量之间的关系（3.3.2），将（3.3.3）式转换为被解释变量关于原始变量之间的回归如下：

在上面建立的模型中，我们在对回归系数进行OLS估计时，对随机误差项实际上是做了独立性、等方差性和正态性的假设。但在实际情况中是不是满足这些假定，还需要讨论。下面通过模型的残差图对建立的模型进行诊断。

通过R统计软件作出上述模型的标准化残差图如下

图3-2 模型的残差图

当残差服从正态分布的假设成立时，标准化残差应该近似服从标准正态分布。根据正态分布的性质，若随机变量，则有：

也就是说，对于标准化残差，应该有95%的样本点落在区间中。另外可以证明，拟合值与残差相互独立，因而与标准化残差，，…，也独立。所以标准化残差中的点大致应该落在宽度为4的水平带的区域内，且不呈任何趋势。

从图4-7可以看出，残差的大小与回归值的大小没有任何关系，模型的标准化残差不呈现任何趋势，并且基本上所有点都落在宽度为4的水平带中，这说明上面建立的模型是合适的。

3.4对模型结果的分析

通过模型（3.3.4），可以得出：

（1）西藏GDP中消费对GDP总发展的影响力最大、促进作用最强，其弹性系数为0.477，这意味着，消费每提高一个百分点，GDP总产值将会提高0.477个百分点以上。因此，西藏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将会很好地发挥增进GDP的效果。

（2）西藏GDP与固定资产投资之间显著的线性相关，相应的弹性系数0.334，这说明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刺激作用虽然不如消费因素那么强，但也很明显。这一结论意味着加大财政力度，增大固定资产投资也会取得GDP更高的增长程度，对于各级政府而言如何动员包括国家投资在内的各种固定资产投资对于促进西藏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3）西藏GDP与净出口总额之间的弹性系数为0.233，在三个因素中虽然最小，对西藏GDP的促进作用不是很强。这可能是西藏出口商品主要是技术含量不高，附加值比较低的商品，并且主要集中在初级产品上的原因。

本文从投入产出和国民经济核算两个方面分析了影响西藏经济增长的因素，综合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与启示：

（1）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可以看到，支撑西藏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是资本和劳动力的高投入，而不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
因此西藏的经济增长方式总体上仍属于粗放型，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是依赖于资本的高投入、能源的高消耗和环境的高污染。西藏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已经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加上西藏比较特殊的生态地理环境，必然会引发更为严重的资源和环境问题，最终导致西藏经济大起大落，甚至停滞不前。

为此，要大力促进西藏经济的增长，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①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在促进西藏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同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环境有机的结合起来，要将当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逐渐转向集约型的经济增长，要坚定地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②要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努力提高劳动力素质；

在现代经济中，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它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作为生产要素诸因素中最具活力的要素之一，越来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只有充分挖掘人的潜力, 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它各种资源的使用效益，用较少的劳动耗费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社会产品，以满足社会需要。因此，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努力提高劳动者素质可以为西藏今后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动力和人才储备，特别是在目前西藏人均受教育年限（2009年为6.5年）仅与1990年的全国水平( 6.26年)相当的情况下，重视人力资本投资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③加快进行制度创新，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良好的制度环境，充满效率的经济体制和有效的激励机制能够充分发挥各经济要素的生产潜力，使经济在技术水平所决定的生产可能性前沿上运行。因此， 要实现西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进一步消除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体制性障碍，具体来说可以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善市场环境、完善要素市场、改革政府机构、整治腐败和保持社会稳定等主要方面加以提升。

（2）从国民收入核算的角度可以看到：

①西藏GDP中消费对GDP总发展的影响力最大、促进作用最强，为此近期要做好：制定合理的消费政策，优化消费结构；
加速全区城市化进程，为西藏提供基础性保障；
提高人口素质，培养良好的消费习惯。

②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刺激作用虽然不如消费因素那么强，但也很明显。这意味着加大财政力度，增大固定资产投资也会取得GDP更高的增长程度，对于各级政府而言如何动员包括国家投资在内的各种固定资产投资对于促进西藏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而制订优惠的有利于动员和引导固定资产投资增加的政策应该是GDP促进政策的关键。

各级政府应该不遗余力的加大投入。同时政府应该采取降低税费、增加补贴的办法积极引导民间投资，尤其是利润相对比较丰厚、投资额较低。就投资的领域分工来看，各级政府投资应集中于基础设施、投资期长、见效慢的领域；
民间投资应该集中于见效快、投资期短、投资额低的领域。近期应该做好：加大的投资力度；
合理调整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
加强投资环境建设，改善基础设施，带动西藏经济大发展；
加强投资管理，完善投资项目管理体制等工作，而伴随国家第五次西藏工作会议的召开，这种趋势会更具现实意义。

③净出口总额对西藏GDP促进作用在国民经济核算的三个因素中最小，这是由于西藏出口商品技术含量不高，附加值比较低，并且主要集中在初级产品上所导致的，因此，西藏应优化商品出口的结构，大力培养新的出口增长点，提高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1] 李子奈.计量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薛毅，陈立萍.统计建模与R软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253 -434.

[5]宋连久等.西藏经济增长趋势的因子分析研究[J].西部大开发，2010，12：209-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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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江春玲.苏州市第三产业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区域经济，2010，11：12-14.

[9]王宏炜.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J].统计观察，统计与决策，2008，15：78-80.

[10]西藏自治区统计局.西藏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2010.

附录：文中模型建立所用到R统计软件代码

A.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建立模型用到的代码

第4篇: 简析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哪些

影响经济增长因素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20 多年来,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在世界上创造了令人瞩目的中国奇迹。本文主要从要素供给、技术进步、资本以及制度创新等方面，结合多人的理论，探讨造成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

最早是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西方古典经济学家, 他们悉心探究工业革命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增长的源泉和规律, 进而得出结论认为“一部分社会产品的积累和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后来是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 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不仅可以通过利息率的变动来调节储蓄和投资, 以进行资本积累, 为经济增长创造条件, 而且借助价格机制和工资的变动实现经济增长并且趋于充分就业的状态。

20 世纪50 年代, 美国的托宾和索洛、澳大利亚的斯旺和英国的米德等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应用新古典学派的基本概念, 先后提出一系列新古典的增长理论和模型, 并都认为经济增长途径具有内在稳定性, 经济增长可以通过“储蓄不断地转化为投资, ( 资本、劳动、土地等) 生产要素的报酬等于它们的边际产品, 以及要素之间可以相互替代”等机制来实现。

罗默和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把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劳动力” 的定义扩大为人力资本, 它不仅包括绝对的劳动力数量和该国所处的平均技术水平, 而且还包括劳动力的教育水平、生产技能训练和相互协作能力的培养等所有跟“提高人的能力”有关的因素。他们强调知识的积累, 技术的进步对于经济的增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认为知识或者知识的载体人力资本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 而且存在着投资刺激知识的积累,反过来知识的积累又促进投资的良性循环。

深入分析西方的经济增长理论, 无论是古典的和新古典的经济增长理论,还是所谓“新经济增长理论”由于时代的限制都有各自的缺点。一、它们在回答“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什么, 经济增长为什么”问题上, 都是强调财富增加和物质增进这一“物”的目的, 而不是为了“人的需要和全面发展”。二、“重资本、轻劳动”路径情结。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探讨的基本上都是资本积累和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当然新经济增长理论格外强调了劳动及其扩展了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但仍然没有跳出“人是经济增长的工具”的范畴。三、“重自组织、轻他组织”的增长方式。现有的众多经济增长理论基本上都是构建在充分的市场经济体制之上的。它们研究的重点是如何靠市场机制自发的力量来配置资本、劳动、知识与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很显然, 在政府普遍介入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能动参与宏观经济活动和组织“合意的”经济增长的倾向日益明显。现有的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关于政府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的“他组织”的作用和机理缺乏深入研究。实际上,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已经成为组织和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二、技术进步与资本投入

舒尔茨将资本分为常规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种形式, 可以通过对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投资, 增强人的体力、智力和技能, 提高人口质量, 使一般的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这种人力资本可以产生“ 知识效应”与“ 非知识效应”来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产出的增长。他的理论并不完善, 人力资本概念过于一般化, 精确地衡量有难度。尽管他指出了人力投资构成的五个方面, 但是也没有提出一个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式。

罗默认为在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表现为私人厂商投资于研究活动而产生的新知识, 而人力资本的增长则对新知识的积累最具影响力, 因此, 无论政府还是厂商, 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 就必须加大对研究发展部门的资源投入, 尤其是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同时, 新知识作为经济长期增长的终极决定因素, 来源于对技术研究的投资, 而技术研究本身都是收益递减的。技术进步表现为私人厂商投资于研究活动而生产出新知识。从对人力资本的理解来看, 罗默认为人力资本只是一个, 不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 它影响的结果是使知识累积。

卢卡斯则认为技术进步是教育部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在生产过程中人力资本溢出的结果，而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中的核心因素, 它的进步就等于技术进步。而人力资本的形成有两个途径: 正规的学习教育和生产学习, 因此政府或厂商应加大对教育部门的投入, 使人力资本的供应能与经济的增长有效配合。另外在教育投入有限的情况下, 政府应通过引入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 使劳动力能在生产过程中积累经验知识, 从而达到培养人力资本的目的。

卢卡斯运用更加微观化的个量分析方法, 将舒尔茨的人力资本引入到索洛模型, 视其为索洛模型中技术进步的另一种增长的动力形式, 并具体化为“ 每个人的” 、“ 专业化的人力资本” 。他认为人力资本积累为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并使之内生化。至此, 人力资本因素在西方主流派经济增长理论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稀缺的生产要素, 不仅在产品生产过程中是重要的, 更在新知识、新技术的创造中起重要作用。

技术水平是体现在设备投资中, 技术水平的低下反映了资金的不足, 大规模的技术改造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资金投入。那种资金雄厚而唯独因为缺乏技术而影响经济增长的假想, 在现实中从未出现。新技术思想的产生要依靠投资, 把新技术引入生产系统则要靠设备投资。从这个意义上说, 技术进步是资本积累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内生经济增长反映了经济组织的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专业化经济的存在, 使资源配置这个微观经济问题具有了增长意义。学习效应的存在, 使产业组织与经济增长密切联系。收益递增的存在必然导致非完全竞争的市场, 比较优势和最优增长配置之间也会出现差异。如何平衡竞争的效率和收益递增的增长潜力, 在现实中将有重大的政策意义。在我国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组织结构和资源配置结构, 促进内生经济增长, 已成为当务之急。

社会资本。在社会资本定义上, 不同的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出发, 给予了不同的界定。詹姆斯·科尔曼认为 “ 社会资本是根据它们的功能定义的。它不是一个单一体, 而是有许多种彼此间有两个共同之处：它们都包括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 而且有利于处于同一结构中的个人的某些行动。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 社会资本也是生产性的, 使某些目的的实现成为可能。而在缺少它的时候, 这些目的不会实现。”

波茨定义社会资本为：“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资格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短缺资源的能力，获取社会资本的能力不是个人固有的, 而是个人与他人关系中包含着的一种资产。社会资本是嵌人的结果。”

道格拉斯·诺斯等人把制度变迁引入经济增长分析, 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这种组织的效率来源于一套能够对经济主体行为进行有效激励的产权制度安排。

西蒙· 库兹涅茨发现了制度在经济增长的作用, 他给经济增长下了一个经典性的定义：“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 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 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与之相应的调整的基础上”。他认为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经济要素中, 技术进步是最重要的,但是技术进步只是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如果要使这种可能性转变成为现实性,就必须相应地调整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现代经济增长必然带来经济结构的变化, 经济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人口结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和调整。新制度经济学从发现、批驳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基础的缺陷为起点, 在创建自己的理论分析工具的基础上, 把制度因素处理成内生变量。认为在经济增长中, 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创新, 主张制度决定论。制度安排会造成一种刺激, 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 成本和收益的界定以产权明晰为先决条件,因此, 个人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收益率的过程, 就是社会的所有权制度和分配制度不断创新和完善的过程。

刘易斯认为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作用等, 是引起经济发展的间接原因。他认为经济制度是促进或阻碍经济发展的最终原因。首先, 他明确了制度的范围, 强调制度与其他要素的关系。其次, 他界定了制度的功能。最后, 他研究了制度与经济增长的一致性的问题, 发现制度变化与经济增长是相关的, 在不同的环境下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不一样。而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取决于制度把努力与报酬联系起来的程度, 取决于制度为专业化和贸易所提供的范围, 以及制度允许寻求并抓住经济机会的自由。

制度不是万能的, 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基本因素, 忽视制度这个基本因素是不对的, 但脱离开其他因素, 而过于强调制度这个因素, 也会走到另一个极端。

通过以上分析并结合我国国情，改革开放后中国已进入全面腾飞阶段,经济增长点理应由依赖物质的高积累、高投入支撑逐步转向依靠人力资本和制度创新上来。面对资本短缺, 劳动力数量过剩而人力资本存量较低, 能源交通严重不足这样的国情,要实现经济持续和高速的增长目标, 我们无条件象发达国家过去走过的路那样靠加快资本投入速度达到, 因而必然将注意力集中到加快技术、制度的创新和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上来

1、重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加大人力资本投入, 提高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逐步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良性转换。处理好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关系,协调好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关系。建立新型人力资本的经济转化机制, 让人才学有所用, 学以致用, 用好用足现有的人力资本; 还要注意激励和增加国家企业及个人对人力资本的追加投资, 更新知识, 避免知识老化带来的人力资本无形损耗。

2、锻造知识和制度两大动力机制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己经揭示在传统的经济要素中, 对于经济增长作用最大的是知识和技术。但是知识和技术只是提供了经济增长的原初动力, 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条件, 这种原初动力的发挥程度还要取决于制度的促进或阻碍作用, 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因此必须着重从知识和制度两个方面探讨中国经济增长战略。既然知识和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那么首先应当促进中国的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既然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 那么应当尽力抓好制度的相应调整的工作。使这两个方向一致、力度均衡、彼此协调、相互增进。

3、优先发展教育和科技

知识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经济要素, 教育是推动知识增长的基础、科技是产生新知识的关键, 所以就要采取优先发展教育和科技战略。采取这样的战略, 一定可以增强经济增长的潜力, 保证经济的持续稳定地增长。还要改善教育和科技的内部管理体制, 努力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4、进一步完善所有权结构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高度重视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特别强调确定私人财产权的重要性。应当将人们的经济努力与报酬紧密联系起来, 给人们最大限度的经济激励，应当把交易成本作为评价所有权制度合理性的重要指标, 把不断降低交易成本作为所有权制度更新的主要目标。所有权应当成为保障人们经济自由的物质基础,而不能成为抑制人们行动自由的社会管理工作。

1.《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 第1 卷) , 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年版, 第484页。

2.罗志如等: 《当代西方经济学说》( 上) ,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 第250 页。

3.西奥多·W·舒尔茨: 《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和研究的作用》, 商务印书馆, 1990 年, 第17 页。

4.薛进军著:《新经济增长理论述评》,《经济研究》1993 年第2 期。

5.尹伯成: 西方经济学说史———从市场经济视角的考察[M].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6.韩保江、李宝权: 《双重创造: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引擎》, 《当代经济研究》1996 年第1 期。

第5篇: 简析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哪些

浅谈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
要想明白和了解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首先就要知道什么是经济增长．在我所学的知识体系来看，所谓经济增长就是GDP或人均GDP的增加。
查阅相关资料可以知道美国著名经济学家S·库兹涅茨给经济增长下的定义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的调整的基础上的。”而这个定义又包含了三个含义：第一，经济增长集中表现在经济实力的增长上，而这种经济实力的增长就是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即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所以，经济增长最简单的定义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第二，技术进步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第三，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是制度与意识的相应调整。所以，从以上定义可以得出结论就是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体制中，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是不同的．
结合高中政治以及宏观经济学内容，我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由8个方面组成．分别是政治环境，资本，劳动力素质，教育水平，经济增长方式，资源，外汇储备和科学方展水平．如果要笼统地说，则可以把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
从内部因素分析主要包括资本，劳动力素质，教育水平，经济增长方式，资源．首先是资本和劳动力素质．资本包括建立企业，创造财富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是指设备、厂房、存货等的存量，人力资本是指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投资；
而劳动力素质是指劳动者的文化水平等．有了这两点，才是我们实现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
其次是资源和教育水平，过去几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一直领先，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资源丰富．有了充足，优质的原材料我们才有可能实现经济增长．而教育水平包括两点，一是劳动者原本自身的受教育程度，二则是企业对劳动者再培训的程度．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发展，越来越多的粗放型，简单的工作会被大型机器替代，这就表示企业对职工的要求竟从单纯的劳动力转向技术型人才需求．也就是说，经济增长要依托高级人才．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内部因素，我认为是经济增长方式！在我国，经济增长凡是一般分为两种：粗放型和集约型！在新中国刚成立之初一直到８０年代，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以粗放型为主，集约型为辅，大量的都是加工型企业，对工人的各方要求也比较低；
随着１９７８年的改革开放，和２００１年加入世贸进行经济全球化，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及快的速度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为经济增长奠定了结实的基础．
从外部因素分析则主要包括政治环境，外汇储备和科学方展水平．
政治环境又包括本国内部政治环境和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总体来说，我国经济发展处在相对稳定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制度是一种涉及社会、政治和经济行为的行为规则。制度决定人们的经济与其他行为，也决定一国的经济增长。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经济增长的前提。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建立，为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创造了根本性条件；
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是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强大推动力。而从外部环境来看，国际条件有利。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的条件，为我国开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加快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体现在生产率的提高上，即同样的生产要素投入量能提供更多的产品。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起了最重要的作用。技术进步主要包括资源配置的改善，规模经济和知识的进展。技术进步通过两种途径来推动经济增长：
一是技术进步通过对生产力三要素的渗透和影响，提高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二是在高科技基础上形成的独立的产业，其产值直接成为国民生产总值的组成部分和

所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才一直被我国重视，是我们经济增长中不可忽视的力量．而对于外汇准备等其他货币政策的及时调整更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强心剂．
综上所述，我相信只要认真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抓好政治环境，资本，劳动力素质，教育水平，经济增长方式，资源，外汇储备和科学方展水平８个方面，要实现经济增长并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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