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新竞合关系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内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下，美西方不但不携手应对全球挑战，反而从民主人权、军事安全到先进技术和供应链的主导地位，再到新型冠状病毒应对的叙事等各个领域鼓吹开展对华全面战略竞争，还发布了新印太战略报告，使两种制度共存的战略环境发生重大改变。深刻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变”与“不变”，全面解读美西方的“大国竞争”战略，把握两种制度竞争合作的新态势，才能了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从而正确处理两制关系。研判两制关系的发展趋向，需要既深刻认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美国联欧制华的策略短期内不会改变，又要看到跨大西洋联盟的分歧、俄乌冲突后美国两线作战的困局以及欧盟在美中欧三边关系上两面下注的复杂心态，更要看到激烈竞争下各国的相互依存程度空前加深，从而积极发挥中国的国际塑造力，力争在良性竞争中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和新型国际关系，使两种制度的较量最终倾向于社会主义一方。
［关键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两制关系 中美关系竞争合作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被视为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成功，“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冲击下，世界各方本应携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美西方一些国家却以意识形态划线，从民主人权、军事安全到先进技术和供应链的主导地位，再到新型冠状病毒应对的叙事等各个领域展开对中国的战略竞争。2022年2月11日拜登政府发布《美国印太地区战略》报告，提出要“寻求塑造中国所处的战略环境”，以压缩中国战略空间，稍后俄乌冲突的爆发更加剧了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影响和制约两制关系的关键因素，如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内涵和世界在“变”与“不变”中的激荡裂变？如何评价两种制度竞合关系的新态势？如何评估两制关系的战略环境？如何评判两制关系未来的发展趋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了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树立正确国际角色观从而正确处理两制关系的重要前提。
一、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内涵，在“变”中寻求突破，在“不变”中重信守诺
“十四五”规划对我国的国际环境作出如下判断：“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并要求必须“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新矛盾、新挑战、新机遇”蕴含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变”与“不变”中。
1.国际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界格局加速向多极化转变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大大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再平衡和国际政治的民主化，对国际秩序的重塑发挥着重要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9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从1991年的63%和37%，变为2018年的41%和59%。据世界银行数据测算，2012年至2016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34%，超过美、欧、日贡献之和。即使在疫情的巨大冲击下，中国在2021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达25%左右，是疫情下引领世界经济恢复的重要力量。摩根士丹利发布报告指出，多极世界出现的一个关键特征是，经济周期和金融市场趋势正变得越来越不以美国为中心，而是更加多极化。中俄关系的改善、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亚洲投资银行的出现，都是向多极世界转变的明显迹象，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提供了替代方案。与此同时，欧洲、日本和世界其他地区（包括巴西和印度等国家）将尝试采取平衡行动，争夺影响力和经济机会。
2.中国的国际塑造力大幅提升，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影响日益增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了全方位、多层次参与多边外交的新时期，与世界的联系更为紧密。“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提供的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中国企业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21》显示，八成全球受访者从多个角度认可共建“一带一路”对全球和地区经济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写入联合国多项决议中。正如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所言，中国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让一系列中国方案和中国倡议转化为国际共识和全球行动。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议程设置权、规则制订权以及国际话语权都得到了显著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又迈上了一个大的台阶”。
3.“地缘政治”回归给世界大变局带来更多的现实主义因素，俄乌冲突将引发全球战略格局新变化
当前全球疫情依然严峻，地缘政治热点此起彼伏。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在任内首个外交政策演讲时甚至提出处理中美关系是“应对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也是拜登政府优先关注的八个问题之一。美国国防部还把大战略和大国竞争的地缘政治作为讨论美国国防问题的起点。欧盟也一再提出如何在地缘政治时代生存的问题，欧洲议会研究服务中心提交的一份报告认为，各种全球行为体越来越多的单边行动，“是一种回归更现实的国际关系愿景，权力、利益和地缘政治将占据主导地位”。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将自己的团队定位为“地缘政治委员会”：“我们在国内的所作所为将影响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并塑造与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成为一个地缘政治委员会”。
美国和欧盟越来越重视环境和技术的地缘政治意义。2021年5月美国对外政策研究机构大西洋理事会发布的《新兴技术与数据地缘政治影响委员会报告》提出，“5G已成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一个地缘政治争论点”。欧盟委员会则认为，“‘绿色新政’具有强大的地缘政治维度”。“技术的地缘政治是我们供应链的核心。”当下的乌克兰危机被视为欧洲历史的“分水岭”，更是凸显了俄美欧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这促进了欧洲人的地缘政治觉醒：欧洲的战争不再是不可想象的；欧洲各国政府需要为各种突发事件制定计划，以减轻普通公民的负担。”德国外交政策随之发生巨大改变，不仅扭转了德国长期以来反对向危机地区提供武器的原则，叫停北溪2号项目，还承诺今后将GDP的2%用于国防，这必将大大改变全球战略格局。
4.美西方国家政策内顾倾向加重，供应链的本土化加剧了逆全球化的趋势
随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不断抬头，美国等西方国家内顾倾向加重，“以国内为重点的外交政策愿景”逐渐成为拜登政府的原则。继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之后，拜登政府提出“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强调“美国在世界上的实力从根本上植根于美国在国内的力量，外交政策与国内政策之间是紧密相连的”。“中产阶级外交政策的基本理念是加强在劳动力、基础设施、创新与竞争力等领域的国内投资，从而提高国内实力。”欧盟日益强调战略自主的重要性。欧洲议会研究服务中心提交的报告提出，通过建立“有效的战略自主权”，“欧盟可以减少现有的依赖性，更好地促进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利益和价值观，并在降低风险的同时增加其经济效益”。俄乌冲突后美西方对俄罗斯的全面制裁对欧洲经济和全球经济造成的严重影响，为各国发展前景带来更多未知数。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供应链管理一度成为各国领导人最关心的国家安全问题，全球供应链的本土化、区域化，进一步加剧了逆全球化的趋势。2020年3月，特朗普在白宫新冠肺炎疫情资讯会上发表了一场宣示美国要独立于全球供应链之外的讲话：“两党必须团结一致，以确保美国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能源独立，制造业独立，经济独立，领土独立，由强大的主权边界强制执行。”这场疫情使以前属于低政治领域的问题具有了国家间竞争的特征，口罩等医疗器械的生产甚至一度被提高到战略考量层面。
5.美国战略重心正式转向印太地区，但俄乌冲突使美国不得不同时关注欧洲地区
印太地区拥有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在世界经济中占近2/3的比重，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地区，战略意义日益凸显。2021年5月2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描述了美国对亚洲战略重点的转变，坎贝尔指出：“21世纪历史的大部分将在亚洲书写，美国首次认真地将其战略重点、经济利益和军事力量转移到印太地区。”拜登政府的新印太战略报告再次指责中国“正在将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结合起来，在印太地区寻求势力范围，并寻求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为美国及其盟友在该地区增加军事投入、提升军事实力提供借口。但是，俄乌冲突的爆发使美国不得不在应对俄罗斯和中国时保持一定的威慑平衡，正如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的《北约和乌克兰：重塑北约，共同应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挑战》报告指出的，俄乌冲突表明“美国必须继续作为大西洋联盟的中心，美国军队向亚洲的任何再平衡都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万物皆有两面，一定要辩证地看待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变”与“不变”，“大变局”与“没有变”同时存在。在世界大变局中，要善于把握时机，寻求战略突破。与风云诡谲的世界形势相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并日益强大的趋势、中国梦与世界梦的相互融通、人工智能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等都是不变的趋势。2019年10月25日，习近平在会见巴西总统博索纳罗时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三个“没有变”：“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中国、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整体崛起的势头没有变，中方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发展中巴关系的政策没有变。”这种“不变”体现了中国对世界的重信守诺：“中国永远不称霸、不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的和平发展道路不变；中国对世界作出的“绿色转型”的承诺不变；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的坚定一员的归属不变。这种坚守彰显了中国的大国担当意识和负责任的国际形象。
二、美国单方面宣布“大国竞争”时代到来，鼓吹开展全面对华战略竞争
美国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美国例外论”的基础之上，在这一理论的指引下，美国自认为肩负向全世界推广“自由”“民主”的责任。但是美国的抗疫不力和特朗普时期不断表现出的孤立主义倾向，削弱了人们对“美国例外论”的信心。欧亚集团基金会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39.5%的参与者认为美国并不例外，只是另一个代表自身利益行事的国家。这一数字比上一年增长了6.1%。阿富汗撤军更是被视为美国霸权衰落的重要表现。与美国消极抗疫形成鲜明对比，中国抗击疫情的强大决心和成效赢得了广泛的国际赞誉。中美经济总量的差距也在逐渐缩小，2021年达到美国GDP的77%。面对自身国际影响力的相对下降，美国非但不从国内寻找原因，反而各种无端甩锅中国，指责中国外交政策放弃“韬光养晦”转而推行“战狼外交”，诬称中国的发展挑战了美国的力量、影响和利益，削弱了美国的安全和繁荣。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宣称“一个新的竞争时代”到来了，“这些竞争要求美国重新思考过去20年的政策，这些政策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与竞争对手的接触以及将其纳入国际机构和全球商业活动，将使它们成为良性参与者和值得信赖的伙伴。在很大程度上，这个前提被证明是错误的”，长期对华接触战略落下帷幕。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概要指出，“国家间的战略竞争，而不是恐怖主义，现在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问题”，还提出要“培养竞争心态”。至此，“大国竞争”历经20多年的休眠再次回到了国际关系和安全研究的词汇中。美国参议院外委会通过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和众议院审议通过的《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充满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视中国为其全球战略竞争对手，鼓吹对华开展全面战略竞争，以全面提高美国竞争力，阻止中国的崛起。
1.对华贸易战尚未终结，“印太经济框架”又欲出炉
拜登政府并没有完全放弃特朗普时期通过增加关税对中国施加经济压力的做法，只是由全面脱钩改为“有选择的脱钩”。2021年2月，美国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办公室编撰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已进入与中国公开和相互对抗的阶段。美国政府需要有针对性地追求与中国脱钩。”2021年10月4日，美国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阐述拜登政府对华贸易政策，表示要与中国在经济上“再挂钩”（recoupling），“将直接与中国就其产业政策进行接触。我们的目标不是加剧与中国的贸易紧张局势”，与中国要“持久共存”，但另一方面，戴琪却指责中国的增长和繁荣“是以牺牲美国和其他以市场为基础的民主经济体的工人和经济机会为代价的”。可见，美国以“中国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强化了世界经济中的零和动态”为由，对中国经济施压的做法在短期内很难改变。美国新印太战略提出要启动新的伙伴关系，建设“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针对中国意味明显。但是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深度交融，“把中国经济发展看作‘威胁’和‘挑战’，试图把中国挤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使中国与世界经济‘脱钩’，既不可行，而且有害”。
2.用鲜明的意识形态术语来描述与中国的竞争，制造“民主与威权”之争
拜登认为民主与威权主义之间的斗争是这个时代的决定性挑战。美国召开的所谓“民主峰会”的基本主题是“就如何加强民主政体和抵制威权主义、打击腐败、促进和保护各地人民的人权——作出具体承诺，采取行动”。拜登发起“民主复兴总统倡议”，计划与国会合作，在2022年投入4.24亿美元来支持媒体自由，自诩打击国际腐败，推广推动民主的技术，以及定义和捍卫什么是公平选举等。美国无视国内严重的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痼疾，淡化疫情漠视生命，反而大搞民主输出分裂世界的做法被批评为对民主的破坏。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全球调查显示，“在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很少有人将美国民主视为世界其他地区效仿的榜样”。美国一方面以民主代言人自居，另一方面强行通过涉台、涉港、涉疆的议案，实则是打着维护民主、人权和价值观的幌子，试图牵制、遏制中国发展。
3.宣称建立民主技术联盟以对付技术威权主义
21世纪将越来越多地由植根于技术进步的经济竞争来定义，技术竞争被认为是“与中国竞争和对抗的主要场所”。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认为，“中国现在是一个‘全方位等量级的竞争对手’”。美国参议院通过“民主技术伙伴关系法案”，授权在民主国家之间建立技术伙伴关系。法案指责中国寻求在民主国家具有技术优势的领域取得进展，美国的政策是牵头建立一个由世界技术领先的民主国家组成的新的多边技术政策外交架构，以发展统一的技术治理制度，填补美国目前能力不足的空白，特别关注人工智能、5G技术、半导体芯片制造等关键技术。2021年9月29日，美欧在首届贸易和技术理事会（TTC）的联合声明中指出，TTC的目标是“深化跨大西洋贸易和经济关系，将政策建立在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之上”。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以所谓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人权问题”“核扩散”等为借口，已把涉及人工智能、国防军工、生物医学等领域的600多个中国公司、机构及个人纳入实体清单中，其实质就是为了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维护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
4.渲染中国威胁论，构建小多边军事同盟
2021年北约峰会公报指责中国的雄心和行为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与北约安全相关的领域构成了系统性挑战。除了维护原来的北约、“五眼联盟”之外，美国以推动基于规则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愿景为借口，加强美日澳印四方同盟的建设，结成了美英澳三方伙伴关系（AUKUS），推动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合作，着力打造亚洲版北约，以遏制中国逐渐扩大的影响力。2021年3月16日，日美外长防长举行“2+2”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声称钓鱼岛适用《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这些针对第三方缔结的各种军事联盟制造政治对立和军事对抗，对印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2021年4月，欧盟理事会通过了关于欧盟印太地区合作战略的文件,宣称太平洋地区目前的动态引发了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人权的普遍性也受到挑战，这些事态发展直接影响到欧盟的利益，欧盟要在安全和防务领域进一步发展伙伴关系。
5.抗衡“一带一路”，美欧提出“重建更美好的世界”和“全球互联的欧洲”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推动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但是一些西方领导人污蔑中国“要用一个基于中国共产党原则和实践的新秩序取代以民主为基础的‘自由国际秩序’，这将危及各地的民主社会”。《美国对华战略方针》也指责中国在破坏自由和开放的国际秩序。在美国极力推动下，2021年6月七国集团公报提出“重建更美好的世界”（B3W），以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宣称这是一个“由主要民主国家领导的受价值观驱动、高标准和透明的基础设施伙伴关系，旨在帮助缩小发展中国家40多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需求”。并指出拜登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是补充美国就业计划中的国内基础设施投资，创造新的机会，以展示美国在海外的竞争力，同时在国内创造就业机会。欧盟也已经意识到基础设施建设是新冠肺炎疫情下经济复苏的主要增长点。2021年7月12日，欧盟理事会批准通过了“全球互联的欧洲”的战略计划，欧盟负责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约瑟普·博雷利（Josep
Borrell）表示：“欧盟希望更好的连通性将导致供应链的多样化，减少欧盟及其合作伙伴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依赖。”
尽管我们强调中国从来无意挑战或取代美国，并声明中欧不应是制度性竞争对手，但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之间的竞合关系将长期存在。蓬佩奥等美国政客故意放大分歧：“美国不能再忽视我们两国之间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根本差异了。”中国一再释放善意，奈何树欲静而风不止，“美国单方面选择步入‘大国竞争的时代’，中国不得不对美国阻挠中国发展、侵害中国利益和尊严的挑衅行为做出反应并坚决斗争”。
三、把握两制关系的新态势，阐释未来两制关系的战略考量和发展趋向
“两种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既斗争又合作的大博弈是‘大变局’的重要内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处理两制关系时，既要深刻认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美国联欧制华的策略短期内不会改变，又要看到跨大西洋联盟的分歧、俄乌冲突后美国两线作战的困局以及欧盟在美中欧三边关系上两面下注的复杂心态，从而把握两种制度竞合关系的新态势，积极发挥中国的国际塑造力，力争在良性竞争中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和新型大国关系。
1.充分认识美西方根本利益的一致性，积极应对中国面临的严峻战略环境
拜登上台之初就强调要加强跨大西洋合作，宣布“美国回来了”。首先，美国重新参与到全球多边层面中来，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议、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重新宣称多边体系的重要性。欧盟也积极回应，并呼吁双方“在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共同努力加强多边体系”。
其次，积极修复跨大西洋联盟关系。2020年12月发布的《欧盟—美国全球变化新议程》提出，“新跨大西洋议程”的指导原则是追求共同利益，“我们应该始终寻求尊重我们公平、开放和竞争的共同价值观的解决方案——包括在存在双边分歧的情况下”。美欧积极解决波音-空客贸易争端，同意暂停关税五年。冯德莱恩对此高度赞扬：“这确实开启了我们关系的新篇章，因为我们在经历了17年的争端之后，从诉讼转向了飞机合作。”2021年10月，美国同意以关税配额制度取代从欧盟进口的钢铁和铝的关税，欧盟同意结束对从美国进口的威士忌、摩托车和其他商品的报复性关税。
最后，美欧都强化了对华战略的进攻性，都视中国为“系统性竞争对手”。拜登在就职典礼后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他预计中美之间将会出现“极端竞争”。2022年1月拜登又表示，“我们不需要对抗，但我们会有激烈的经济和技术竞争。我们将坚持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人都应遵守的相同的规则。”欧盟对中国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2021年9月欧洲议会通过的《欧盟—中国新战略》决议不仅依然将中国定位为“合作和谈判伙伴”“经济竞争者”和“系统性竞争对手”，还强调要制定一项雄心勃勃的、全面的和以结果为导向的欧盟中国人权战略，并强调在中国解除对欧洲议会议员和欧盟机构的制裁之前，不能启动《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审议和批准程序。欧洲认为与中国的深度相互依赖让其产生了脆弱性，对华政策将走向“原则优先”：“对欧洲而言，与中国保持正常贸易往来的经济关系有可能成为一种负担。”2021年12月2日，美欧举行了对华对话第二次高级别会议，联合声明中再次强调“美欧负责任地管理与中国的系统性竞争”。可见，美欧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协调了对华政策，态度都更为强硬。
2.跨大西洋联盟原则上的趋同并不能掩盖事实上的分歧
尽管美欧关系的总体基调有所改善，但问题依然存在，出现了多方面的跨大西洋外交裂痕。许多欧洲决策者批评美国没有充分咨询其盟友就突然宣布从阿富汗撤军，并对甩开法国建立美英澳新伙伴关系感到惊讶和愤怒，这引发了欧洲对美国重心转向亚洲的担忧。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地缘政治动荡表明欧洲在世界舞台上缺乏力量和影响力。这些事件都促使欧洲更多声音呼吁欧盟发展其军队，加强战略自主。但是欧盟战略自主涉及欧盟-北约-美国三方的关系而实难实现，就像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i
Larrov）所说的：“欧盟在确保其安全方面独立的努力遭到美国和北约的强烈反对。欧盟内部有一个非常强硬的游说团体，反对任何将欧盟安全与北约分开的企图，并坚持认为北约是包括欧盟在内的安全的关键。”
加强跨大西洋联盟建设面临着对共同威胁是否认同的问题。在欧洲，美国需要统一盟友对俄罗斯的态度，在印太地区需要统一对中国的看法，但是双方在这两个问题上存在着很大分歧。受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ECFR）委托，由舆观（YouGov）等调查机构于2020年11月和12月对11个国家的15000多人进行的泛欧调查发现，美欧对中国的看法有很大不同：在每个接受调查的国家中，至少有一半的受访者希望他们的政府在美中关系中保持中立。虽然美国人的目的是为了与中国脱钩并遏制中国，但欧洲人（尤其是德国人）仍然希望将中国带回基于规则的体系。在对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冲突的看法上，59%的受访者希望他们的国家保持中立。虽然新近对于俄乌冲突的民调显示，很多欧洲人不再把自己视为这场冲突的旁观者，而更可能将俄罗斯视为严重威胁，但是欧洲陷入能源危机，不得不增加对美天然气进口，并愈益倚重北约提供安全保护，致其更加依赖美国，也使其作为世界重要一极的地位大大下降。2022年3月，欧盟理事会通过《安全与防务战略指南针》，其目标是“使欧盟成为更强大，更有能力的安全提供者”，这一计划可能会造成欧盟和北约、美国之间的新矛盾。此外，欧盟与美国在气候问题、管控大型科技公司以及对俄能源制裁等问题上，都有着各自的利益考量。由是，在漫长的经济复苏和欧洲安全格局重建中，美欧还会龃龉不断，跨大西洋共同价值观能否产生共同的政策，尚需静观其变。
3.积极发挥中国的国际塑造力，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和新型国际关系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把处理日益紧张的美中关系的方法称为“有管控的战略竞争”——一种“建设性现实主义”的观点。要做到“有管控的战略竞争”，就要遵守三点规则：一是确定双方必须遵守的有限的硬性限制。二是如果双方能够就这些规定达成一致，那么每一方都必须接受另一方仍将试图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优势，同时避免突破限制。三是即使在竞争不断升级的情况下，在一些关键领域也会有合作的空间。这一观点给我们很多启示，也就是中美关系能否好转取决于美国是否能坚持中国的三条“底线”：第一，美国不得挑战、诋毁甚至试图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第二，美国不得试图阻挠甚至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第三，美国不得侵犯中国国家主权，更不得破坏中国领土完整。但是美国却经常无视中国底线，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阐述拜登政府的台湾政策时说：“我们打算通过威慑和外交相结合，但从根本上说，我们的工作是利用我们掌握的所有手段，确保不会发生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或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则针锋相对地指出，“我们将以最大的诚意，实现和平统一”，但是，“中国不会承诺放弃非和平的统一手段，因为这是对分裂势力的威慑，而不是针对台湾人民”，所以需要中美“共同努力遏制台湾的分裂势力”。在管控分歧的情况下，中美有很多可以合作的领域，在这种互动中，要看到中国不只是被动的接受，而是有着强大的塑造力。中国可以在多个领域积极发挥自己的国际塑造力，促进两国关系重回正轨。
第一，要认识到“竞争加剧，依存加深”将是中美关系的“新常态”。中美已是不可分割的利益共同体，尽管受到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中美贸易反创新高，2021年全年中美贸易额同比增长28.7%。“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加重了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负担。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的报告显示，美国消费者承担了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成本的92.4%。
第二，力争使中美气候合作成为提升中美关系的突破口。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中美达成《格拉斯哥联合宣言》意义非凡，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John Kerry）评价说：“这是中国和美国——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碳排放国——第一次站出来说，‘我们将共同努力加速减排’。”
第三，呼吁各国正视美国在5G问题上“地缘政治逻辑优先于市场逻辑”的竞争策略造成的严重后果。美国打压华为的策略是把双刃剑，不仅将给企业和最终消费者带来更高的成本，也会使美国芯片行业大受损失。“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研究报告显示，从中长期来看，与中国技术脱钩将使美国半导体公司的全球份额从48%下降到30%左右。与之相对，中国半导体产业的自给率将达到85%左右，全球份额将从3%增长到30%以上。”
第四，抵制“人文脱钩”的企图，重启人文交流。切断两国正常的人文交流项目，是把中国全社会看作威胁来源的心理在作祟，会对两国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正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所言：“来自中国‘全社会威胁’的概念，以及针对中国学者和学生的新麦卡锡主义，将大大减少与中国的接触和更好地了解这个复杂国家的机会。在美国必须加大了解中国的时候，决策者却想要切断大多数学习的渠道。”
第五，全面解读“美国—欧盟—中国”新三角关系，不断扩大中国战略回旋空间。美国既不希望欧洲和中国强大，又不希望欧洲—中国—俄罗斯三角关系发展良好，欧洲既需要美国支持北约在欧洲的防务力量，又想实现战略自主，同时希望和中国在经贸、气候、维护多边体系等方面保持合作，因此两面下注摇摆不定。中欧没有根本利益冲突，应该扩大共识，循着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已经指明的方向形成合力：“希望欧洲作为多极化进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早日形成更为独立、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本着战略自主的原则，推进并深化双方的互利合作。”
第六，深刻认识美国在欧亚地区同时制约俄罗斯和中国进行两线作战的策略将给中国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需要为重塑欧洲安全格局投入大量精力，从而大大牵制对中国的遏制战略。《北约和乌克兰：重塑北约，共同应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挑战》报告指出：“美国需要重振其对北约和欧洲的关注，欧洲和俄罗斯与中国和亚洲一样，对美国的有效战略态势至关重要。美国需要认识到，其战略力量计划必须继续是全球性的——而不是从一个地区摇摆到另一个地区。”这也将使美国重新评估其战略重心的转移，中国的战略环境将更为复杂，我们既要关注到美国两线作战可能导致其对中国的遏制战略陷入崩溃，也要看到美欧联盟加大遏制中国力度的可能性。
第七，推动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务实发展。中俄发布的《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明确反对北约继续扩张，反对在亚太地区构建封闭的结盟体系、制造阵营对抗，指出中俄新型国家间关系超越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关系模式。俄乌危机后中国不加入美西方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再次体现了中俄关系坚定的战略定力和强大的内生动力。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聚焦点在于中美关系。”中美关系也是两制关系的焦点。中国反对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强调“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国际社会努力的方向。但是，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习惯用“修昔底德陷阱”渲染“中国威胁论”、用“金德尔伯格陷阱”指责中国搭便车的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对中国的竞争战略。美国新印太战略报告披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很多新动向，不仅宣称要加强在印太地区的“长期地位和承诺”，指出“美国的战略将是有原则的、长期的，并以民主韧性为基础”，还要提高联盟的“集体能力”，支持盟友“承担地区领导角色”。这些政策的指向非常明确，就是意欲借助盟友的力量压缩中国的战略空间，与中国展开长期战略竞争，尤其是“印太经济框架”，被看作填补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造成的经济政策缺失。很多因素决定美国强拉盟友反华制华的图谋不能成功，但是它造成的冲击却不可忽视。美国智库兰德公司撰写的《中国的大战略》认为未来中美关系有三种可能的不同轨迹：“并行伙伴；碰撞竞争；各行其是。”布林肯用“竞争、合作、对抗”三分法界定中美关系：“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在应该的时候是竞争的，在可能的时候是合作的，在必须的时候是对抗性的。共同点是需要从实力的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这种三分法，实质上仍是以竞争为名义，伺机挑动对抗，遏制打压中国发展。
处理两制关系，首先要看到两种制度“替代与被替代”的长远趋势，即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然。习近平指出：“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以“人民至上”为原则的中国抗疫和以利润最大化为原则的资本主义国家消极抗疫形成鲜明对比，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新冠病毒大流行“不仅仅是一场医疗危机，更是一场政治和意识形态危机，一场深深植根于新自由主义政府多年来忽视公共卫生和公共利益的危机”。抗疫成就彰显了中国的制度优势，根据全球最大公关咨询公司爱德曼发布的2022年度“爱德曼信任度晴雨表”报告，中国夺取了综合信任度、政府信任度、对企业信任度等六项世界第一。不同抗疫成效反映了各国治理能力的差异，中国抗疫的成功实践显示了各级政府强大的执行力。与之相对，美国将抗疫问题政治化，两党互相攻击，各州各自为政，导致社会严重撕裂。面对这一局面，美国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实现了每个国家两年前所寻求的目标：低死亡率和尽可能少的经济破坏”，这是因为，研究发现：“真正发挥作用的是信任。公民越信任政府或彼此信任，一个国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就越有效。”
其次要正确看待竞争与冲突的关系。“虽然竞争和冲突的含义在一定程度上重叠，但竞争与冲突是不一样的。竞争意味着，尽管存在一些争论，但在规则或规范的框架内存在某种程度的共同目标、利益和协议。”两种制度除了相互竞争外，还是相互借鉴、相互合作的关系。王毅明晰地阐释了竞争的含义：“中美之间在利益交融中出现竞争并不奇怪，关键是要在公平公正基础上良性竞争，既提升自我，又照亮对方。”习近平曾指出：“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在这相当长的时期内，需要中美双方互相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并促使美欧承认跨大西洋联盟不足以重塑世界，各方应积极管控分歧，加强合作，在良性竞争中展示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实现竞争共存的繁荣，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和“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同时中国将继续以建设“一带一路”为契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使两种制度的较量最终倾向于社会主义一方。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课题“百年大变局和新冠疫情背景下两种制度的竞争和发展新态势研究”（2022XYZD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