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 ，越南正式颁布新法令，上调工人最低工资以及每小时最低薪资标准。与现行的工资标准比，按平均值算最低工资增加了6%，各地区分别增加了000 越南盾（折合人民币54-78元左右）。新法令自2022年7月1日起开始执行。

该政策适用于按月和按小时支付工资的情形。对于周薪、日薪、按产品或包干等其他类型，企业可选择将其转换为月薪或时薪，以确保不低于最低月薪或时薪；企业选择不改变支付方式的，只需转换为月薪或时薪进行比较和验证是否符合规定即可。

其实，早在今年4月份，越南国家薪资委员会就已经决定7月1开始涨工资，平均上调6%。那时，越南新冠疫情非常严峻，许多企业不同意今年上调工人工资，希望2023年再涨。

注：为了方便阅读，文中越南盾都按汇率换算成了人民币。

[摘  要] 近年来，越南劳务人员到中国边境地区及内地从事劳务活动的人数逐年增多，绝大多数人没有办理入境手续，给中国社会治理带来一定困难。在 “一带一路”倡议深入实施的背景下，越南入境劳务群体将会有增无减，文章针对这一现象进行观察分析，认为越南劳务人员入境劳务具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我国应该采取开放、包容的态度，建立健全相关法律、管理制度及采取积极的措施，促进两国劳务合作发展，促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

[关键词] 一带一路;越南;入境劳务;管理

近10年来，越南劳务人员进入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边境地区及内地从事劳务活动的人数逐年增多，据相关资料反映，人数最多时约达12万人①。这些越南劳务人员绝大多数没有办理任何入境手续，属于“三非”人员跨境劳务，在中越两地来回流动。越南入境劳务流动群体逐渐壮大，其劳务活动范围随之从边境地区向内地逐步深入。针对越南劳务人员进入中国境内从事跨境劳务活动的情况，广西和云南制定了一些地方性法规，对越南入境劳务及管理做出一些临时性规定，但仍需从国家法律层面上根本性地解决越南入境劳务流动管理问题。在 “一带一路”倡议深入实施的背景下，越南入境劳务群体将会有增无减，如何对他们实施有效的管理，已经成为中越两国之间的国家事务及必须破解的重要课题。

（一）越南入境劳务源远流长

中越山水相连，陆地边界线长达上千公里，跨境民族的经济联系、文化交流和姻缘关系相互交融是越南入境劳务的历史渊源。劳务区域主要由红河中下游流域和珠江上游左右江流域连接区域构成，是中国华南地区与中南半岛连接的重要通道。中越边界地区内部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近岸海运—水运—陆路”交通运输系统。根据一些研究资料表明，这些贸易通道的历史要远早于汉代“丝绸之路”。这些通道也成为历史上民族迁徙的通道，古代百越、苗瑶、百濮民族在这一地区接触交融，形成了相互交错居住的格局。

中越边境地区跨境民族有10多个，以壮族为主，京族（越南的主体民族）、苗族、瑶族人口相对也较多。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以后，中国和法国对中越边界进行了勘界，这次勘界造成了部分同一民族的亲属划归不同的国家。鉴于这种特殊的成形，中越边境地区两国边民之间大多有亲属关系，文化相融，为越南入境劳务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而且，由于边境线漫长，越境容易，入境劳务人员往往不走关口，直走各种小路便道形成了习惯。

（二）改革开放以前对越南入境劳务管而不严

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中央政府加强对中越边境线的管控，对边民的传统交流往来没有加以限制，边境地区跨境亲戚相互帮工的现象继续存在，但作为商业性的入境劳务基本不存在。1979年以后，中越双方都空前加强了对边境的管控措施，但中越兩国边民之间长期交往和经济联系却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从最初农忙时节的入境帮忙插秧，或者亲友建新房时帮忙做工，到帮砍甘蔗，滇东南、桂西南地区在甘蔗榨季出现了大量的越南砍蔗劳工。中国边民通常认为这些人都是自己或者邻居的亲戚，把他们当作亲戚“回家”劳务;越南边民也认为，本是同一族群的兄弟，同是骆越族群的后裔，现在过境劳务等于“回乡”务工，因而边民基本都会给非法越南务工人员提供庇护。由于存在深厚的亲缘纽带，加上市场需求，被遣返的越南劳工仍然会不断地入境到中国从事劳务。

（三）改革开放以后越南入境劳务向深层发展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越南的“革新开放”，中越边境地区的劳务合作从过去的帮工互助和服务边贸向更多的领域发展。同时，由于中国边境地区的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造成了边境地区劳动力紧缺现象。2012年中国劳动力供给出现拐点，劳动力紧缺导致工资上涨，进一步加大了对越南劳动力的吸引力。

非法入境人数有增无减。目前，究竟有多少越南劳工在中国境内劳务，我国官方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大多是估计，而且说法不一。主要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8万人左右①，第二种说法是10万人左右[1]，第三种说法是25万人左右。笔者推算的数据是至少有12万人。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越南非法跨境劳务人数呈增长趋势。仅在1998—2001年，非法入境到广西的越南人约达6万人[2]。如今非法越境到广西的越南人，有据可查约8万人。而进入内地务工的越南劳工数量也是大幅增长。从全国来看，进入我国的越南“三非”人员也是日益增加。公安部的数据显示，1995年，全国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查处“三非”外国人首次突破1万人次，

入境方式由零散入境向“蛇头”组织规模化入境发展。过去，越南劳工通过边境小道零散进入中国劳务，而近年来，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偏紧，使用越南劳工成本比较低，因此自发的零散入境已经逐渐向由“蛇头”控制的组织化、规模化的非法偷渡发展。例如，砍甘蔗目前尚未实现机械化，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榨季时蔗农急需砍蔗工人。越方“蛇头”在越南组织大量同族或同村的劳工，分批安排劳工分散从边境小道入境，后由中国“蛇头”安排劳工分散住在边境某个秘密的地方。组织者与雇佣联系好后专门用小型面包车搭运这些劳工从小路绕过公安边防检查站，将劳工送达临时劳工市场或直接送到约定的蔗农家或工厂。2015年，宁明县打掉的偷渡犯罪团伙成员有30多个“蛇头”，他们中既有中籍人员也有越籍人员。其中，寨安村一处劳工贩运点就有越南劳工达200多人。

劳务领域从简单农活发展到无所不务。过去越南劳工主要是帮助中国的亲友进行农事活动或少数建筑活动。现在越南劳工的务工领域快速扩大，除了被一些种植大户和养殖大户长期雇佣，他们的职业涵盖了餐厅服务员、厨师、理发师、保姆、保洁员、操作工、商店导购等服务业的各方面。根据笔者在凭祥市的调研，在凭祥市的越南务工人员多从事劳动密集型及低技术含量行业为主，其中短期季节性劳务协作、红木加工、红木销售、边贸点装卸工为主要工种;在宁明县稳定就业的越南劳工，主要从事木材加工、农副食品加工、电子生产等制造业、建筑业、餐饮服务等行业。

劳务空间从边境向内地蔓延。2012—2014年中国很多地方劳动密集型制造工厂都不同程度地出现普工缺乏的现象，一些东部沿海地区的工厂把招工目标瞄向越南劳工，非法聘用越南劳工呈现规模化。据广西边防部门提供的信息，我国只有两个省区没有越南人进入劳务。

二、越南入境劳务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近年来，由于我国劳动力价格上涨，经常出现企业招工难现象，尤其是在一些重活、苦活、脏活和季节性强的农活领域。这种状况在客观上为越南劳务人员入境劳务提供了条件。调查显示，我国重要的糖业生产基地——崇左市， 全市耕地面积52万公顷，其中甘蔗种植面积在27.7万公顷，占比达53.18%，产糖量约占全国产糖量的1 / 5、占广西产糖量的1 / 3。崇左市拥有劳动力资源总数113万人，每年用工缺口约4万人，主要是甘蔗种植及砍运季节缺工较为明显。因而每年需要从越南输入劳务人员2万～3万人从事甘蔗种植、砍伐等劳务工作。

与越南一河之隔的广西东兴市，随着对外开放步伐加大，劳务市场需求加大，估计用工缺口约为5000人，比较突出的是红木加工、海鲜产品加工和码头搬运工3个行业。近年来，该市雇佣越南海鲜产品加工400～500人，码头搬运工几百人;新建的东兴江平工业园，入园开工17家企业，用工约2000人，大多使用越南合同工，到2015年7月使用越南合同工1600多人①。可见，越南劳工补充了东兴市劳务市场的缺口。

我国开放前沿城市广东东莞市，近10年来经济发展迅速，工厂林立，用工紧缺。为降低用工成本，提高工作效率，不少民营企业开始招聘越南劳务人员。

除了种蔗砍蔗等简单劳动，一些技术性相对较强的民间能工巧匠，我国同样奇缺。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进程加快以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战略实施，中越边境地区进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房改造第三次浪潮，不少民居向往和采用西式（其实是法式越版②）装修。然而，该地区又缺乏法式越版装修的能工巧匠，不得不向越南引进一些民间技术能人。在我国最大的红木市场——凭祥蒲寨红木家具城，由于我国缺乏木匠，因此雇佣数百位越南木工加工红木，包括刨木、雕刻，处理毛刺、横茬、纹理、抢肩、包肩、榫肩，对榫、扣栓子等。

在中越边境区域经济合作中，跨国中介（民间劳务介绍人或是工头等）在促进跨境劳务、资本和技术等经济资源在区域范围内更有效地流动和更合理的配置发挥重要作用。而跨境劳务、资本或技术在跨境区域合作中有效流动和合理配置，促进了我国边境地区区域经济的发展。

中越山水相连，族同源、文同种、语相同、习相近。自10世纪越南独立建国后至今，我国边民与越南边民保持紧密的联系，中越两国边民仍然通婚和经济往来。但由于中越两国边境管理所致，中越普通大众的交流、交往与交融规模有限，两国群众相互缺乏了解和沟通，对一些问题缺乏共识，从而或多或少影响两国的合作与发展。而越南入境劳务合作，使越南劳工在中国境内劳务中增加双方的接触，增进双方相互了解，从而可以化解隔阂增进友谊。

大批越南劳务人员输入我国，特别是流入广东、福建、江苏、浙江、上海等地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务，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我国劳务市场。调查发现，廉价的越南务工人员因为有了在中国打工的经验，劳动技能提高了，得到聘用的机会更多。而中国的雇主，尤其是民营企业老板，更愿意聘用廉价、能吃苦的越南劳工，中国劳务工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竞争力。

2.非法入境劳务影响我国国防安全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越两国的经贸往来日益活跃，越南入境劳工越来越多。但是，由于现行的法律法规滞后，入境手续办理烦琐，甚至有些特殊的出入境情况无法可依，导致越南入境人员非法进入，不办理任何手续。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派生出跨境事实婚姻、被境外敌对势力和间谍机构利用等諸多问题，直接影响到我国国防安全问题。

越南边民非法入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治安秩序和埋藏了治安隐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涉黄涉盗履禁不绝。由于越南“三非”人员自身非法身份的限制，较难找到报酬好又比较稳定的工作，为了快速致富，便有人从事卖淫、盗窃等违法活动，使之成为某一区域的常态，败坏社会风气。二是打架斗殴偶有发生。越南跨境劳务人员因各种原因，时而发生打架斗殴现象，这些越南人没户口、没身份，作案之后很难找到他们，很难处理。三是抢劫案时有发生。部分非法入境的越南劳工在我国单独或与我国的不法分子相互勾结，从事抢劫。四是内外勾结贩枪贩毒。原本是入境劳工，但久而久之其中有人就与我国贩枪贩毒人员勾结起来，如2015年凭祥“5·30”贩卖枪支案，就是2个越南人拿着AK47自动步枪到凭祥来卖，他们原本是通过边民务工的形式经常进出凭祥浦寨，后来跟我国边境不法分子搭上线，就把AK47自动步枪和78颗子弹带进来交易，最后被我国边防公安破获。

大批越南劳工非法进入中国劳务，增加了我国边防管理负担。为了堵住非法越南劳工，我国在广西、云南边境地区设防，几乎动用全部的公安边防力量。边防官兵每日要到边境线巡查，工作量逐年快速增加。按法律规定，查获越南劳工非法入境，一要罚款，二要遣送回国。但是这些越南劳工，没有身份证，身上没有什么钱，一旦查获他们，不仅无法对其罚款，而且公安机关还要对其管吃、管住、管交通费用，大大增加了边防费用开支。

5.用工企业成本核算难和税收流失

由于进入我国劳务的越南人多为非法入境，因此他们无论是在厂矿劳务，或在商场务工，还是在码头搬迁，均没有纳入我国劳动用工管理范围，因而他们工薪收入不能纳入企业成本核算，也没有纳入我国个税范围。例如，东兴江平工业园区有1600多名越南人，如按人均月薪2000元计算，企业每月有320万元开支无法纳入生产成本，影响企业成本核算真实性。一些能工巧匠的越南劳工大多月薪在五六千元左右，其收入均超过我国个税起征点，但无法纳入我国个税缴纳范围，从而造成我国税收流失。

6.越南劳工权益难以保护

越南劳务人员进入我国务工，由于多数没有或无法办理合法的跨国劳务手续，相关部门无法识别他们的个人信息，因此无法办理人身伤害保险、医疗保险等相关保险手续，一旦出现工伤等事故就很难得到赔偿，患病也难以就医，出现纠纷也投诉无门。

三、加强越南入境劳务管理的对策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6月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推动周边环境更加友好、更加有利。要深化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推动形成携手共进、共同发展新局面[4]。越南是我国南边邻国，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伙伴国，在我国劳动力市场逐步趋紧，劳动力成本增加，一些地方一些企业招工难，一些急难的季节性用工和民用建筑、民间工艺技术性用工相对紧缺，而越南劳务市场活跃，涌现大批廉价劳动力和民间能工巧匠的情况下，应统筹设计，加快构建开放型的跨境劳务合作新体制，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的主动力。

（一）正确认识我国和越南劳务市场的变化

从我国来看，今后10年劳动力资源仍属于紧缺状态。中国劳动力供求比，自2010年12月以来一直高于100%。整体来看，我国劳动力人数加速减少，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1年的时候达到峰值9.25亿人，2012年比2011年减少345万人，这是劳动年龄人口的首次下降。2012年后开始逐年下降，2013年减少244万人，2014年减少371万人，2015年减少487万人，2016年减少349万人，到2017年劳动力人口已经比上年减少548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也逐年下降至64.9%①。劳动人口数下降，但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并没有显著下降。考虑国内的情况，我们应对国际劳务市场需求有一个充分的认识。

从越南来看，2016年全国有5447万名劳动力，相当于广西的总人口;约有2.3万人签署劳务合同并在海外工作②。根據笔者的研究，目前越南主要是农村劳动力过剩，劳动人口文化素质不高，大多为初中、小学文化程度，经过培训后适合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普通工，这正符合我国东南沿海企业的用工需求。因而，越南劳工跨境劳务首选地主要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越南政府也主张和支持越南劳工赴中国劳务。在国际劳务市场趋于一体化进程中，我国无法抵挡境外劳务市场大潮冲击，只能顺势而为。

（二）尽快制定中越两国关于跨境劳务合作的临时协定

当前，中越跨境劳务合作日益增多，双方跨境劳务呈有增无减趋势，但中越双方尚未制定相关协定进行规范管理，致使双方事实上存在的跨境劳务无法可依、无章可循，放任自流，双方跨境劳务人员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也增加执法部门的执法成本和难度，影响两国人员跨境劳务合作。为了加强中越两国跨境劳务管理，促进跨境劳务健康发展，维护边境地区稳定和国家安全，建议中越两国政府顺应跨境劳务发展趋势，高度重视跨境劳务合作，尽快制定中越两国关于跨境劳务合作的临时协定，对跨境劳务合作的劳务领域、劳务人员出入境口岸、劳务输出输入地区范围、劳务合作的工薪、保险等权益保护、劳务合作信息化管理、双边劳务合作机制等相关问题做出具体规定，以规范中越跨境劳务合作。

（三）抓紧修改完善国家和地方出入境法规有关跨境劳务条款

1.完善我国边境管理制度

目前，我国边境管理的法律法规缺乏统一。例如，非法出入境的行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法》《出入境管理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广西壮族自治区中越边境地区人员入境出境暂行规定》中都有对其做出行政处罚的规定，但是对拘留的时间、罚款的金额规定各不相同。因此，需要完善边境管理制度。

2.修改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

2013年9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五条第九款新增了R字签证（人才签证），与该条例第五条第十二款Z字签证（工作签证）规定，可为我国需要的外国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专门人才提供签证，也为中越跨境劳务签证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对“急需紧缺专门人才”的引进条件和要求，司法解释尚不太清楚，各地执行难以统一，有些地方在办理上述2种签证中把握不准，门槛较高，不能适应“一带一路”建设跨境劳务合作新形势，需要公安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联合作出具体规定，并予以发布，以便各省实施。同时，允许各省特别是沿边沿海省区制定年度《紧缺急需人才引进指导目录》，以作为出入境管理部门签证参考。

3.制定外国人入境劳务的部门规章

建议国家司法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外交部、公安部、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商务部和文化和旅游部等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联合制定颁布《外国人入境短期劳务的相关办理程序（试行）》规章，以适应我国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跨境劳务合作。规章至少包括以下内容。一是明确入境劳务事项。即入境从事季节性劳务、短期劳务内容，其劳务工种包括：到境内种植、养殖、收割、加工农副产品;到季节性强、劳工紧缺的企业从事季节性劳务;到边疆省区城乡从事建筑物装饰、家具加工工艺等。二是明确跨境劳务重点国家和开放劳务市场范围。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我国应优先允许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等中南半岛国家有计划地组织劳务人员进入我国边疆省区从事劳务活动;我国应有计划地逐步向上述国家开放边疆省区全境劳务市场;其他省区确有需要，可申请开放。三是明确入境劳务停留时间。建议基于邻国往来的历史和现实，中南半岛国家入境劳务人员在境内停留不超过2年，其他外国人入境劳务在境内停留不超过90日。四是短期劳务可续签。跨境劳务结束后，根据劳务双方需要，可以申请续签劳务签证。

4.尽快修订桂滇地方性入境出境暂行管理法规

我国与越南相毗的广西和云南，不仅有漫长的陆地边境线，还有漫长海防边境线。近年来，广西和云南不管是海上贸易，还是边境贸易发展迅速，都急需大量的劳务人员。而现行的部分边境管理法律法规滞后，不适应跨境劳务发展需要。如广西原有的地方性法规《广西壮族自治区中越边境地区人员入境出境暂行规定》已不能完全适用边境地区的出入境管理工作。为了维护边境地区的经济繁荣和治安秩序，2015年9月30日，广西法制办公室发布关于征求《广西壮族自治区边境地区人员出境入境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向社会公开征求修订意见，目前正按程序上报国家审批，希望尽快修改部分与现实脱节的出入境管理法律法规。云南省于1992年11月1日实施的《云南省中越、中老边境地区人员出入境管理规定》至今尚未修订，有不少条文已经不适应日益增长的中越跨境劳务新情况新问题。

为此，建议桂滇两省区尽快修订《中越边境地区人员入境出境暂行规定》。修订内容应突出：一是跨境劳务所限定的边境地区可进一步放宽。如明确规定毗邻国家的越南边境地区可扩大至省一级行政区域，即越南北方六省为边境地区;广西、云南边境地区也放宽至与越南接壤的边境地级市行政区范围。二是延长停留有效期。明确规定毗邻国家边境地区人员所持停留证件有效期最长可达一年;有效期满后，可申请延期。三是简化申请停留证件手续。如从事边境商贸活动的，提交开展商贸活动的资质证明材料;设厂办企业的，应当提交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主管部门的证明材料;执行短期跨境合作项目任务的，提交项目任务主管单位的邀请函件;季节性短期劳务的，提交当地劳务主管部门的许可函件;从事渔业、农业、林业、加工业、运输等生产活动的，提交当地县级以上主管部门的许可函件等。总之，进一步规范管理，积极解决越南劳务人员合法入境问题。

（四）从地方和国家层面上制定入境劳务管理条例

我国现行《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1996年发布）已不能满足新形势发展的需要。2015年12月，《国务院关于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第十四条指出：“允许按规定招用外籍人员。”为此，我国应顺应“一带一路”建设发展需要，及时修订现行的《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以适应日益增长的跨境劳务市场的发展。同时，边疆省区也要及时制定地方性法规，如《广西壮族自治区跨境劳务管理暂行办法》等。本着开放合作、放宽专业、适度招用的原则，重点在招用外籍人员范围、专业、跨境劳务居留时间、工伤意外保险、动态管理等取得突破，保证我国有充足的劳务资源。

（五）建立健全管理制度

加强进出动态信息制度建设。越南劳工在进入中国之前应当提出申请，在信息服务平台上确定相应的工作范围。越南劳工一旦与用工单位或个人签订劳动合同后由用工单位或个人报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在信息服务平台上公开劳务信息，使相關部门可以随时查阅、监管。支持有条件的劳务中介机构参与入境劳务管理。

加强生产、生活制度建设。企业支付给越南劳务人员的工薪，税务部门应允许企业列入成本管理，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其租房和随行子女就读应该与本国劳工同等待遇。就业辞职自由，依法取得足额的劳动报酬和参加意外伤害险。

加强教育、培训制度建设。用工单位要对越南劳务人员进行劳动技能、法律法规、安全生产和思想教育培训。

（六）建立中越跨境劳务合作示范区

当前，一方面，广西、云南边境地区劳务市场紧缺，尤其是广西沿边沿海的防城港、崇左、百色、麻栗坡、河口等边境市、县劳动力日益紧缺。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广西边境地区还缺乏劳动力约10万人，每到甘蔗、水稻种收季节，不得不从越南输入劳动力。另一方面，越南劳动力比较充足，工薪相对较低，到我国劳务欲望较高。因此，从长远来看，广西边境地区劳动力资源相对还较缺乏，客观上需要跨境劳务的补充。鉴于当前中越跨境劳务发展趋势，我国可在广西边境地区率先建立中越跨境劳务合作示范区，以探索中越跨境劳务合作长效机制。允许合作区内企业或个人自由招用越南劳工，使其合法入境、合法就业、规范管理。

（七）建立中越边境劳务合作协商机制

建立地方层面的中越劳务合作协商机制。建议广西、云南的地方政府与越南的广宁、谅山、高平、河江、老街、莱州、奠边等七省人民委员会建立越南边民入境务工联席会议制度， 签订劳务合作备忘录，定期沟通情况，协商解决跨境劳务存在的问题，使越南边民在中越劳务合作的框架内合法有序从事劳务活动。

（八）严厉打击偷渡入境劳务行为

边境管控工作要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治国先治边”的强边固防重要战略思想，依法管理，周密组织边境管控，坚持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打击偷渡入境非法劳务。

[1]谭三桃.广西边境地区“三非”外国人管理的对策研究——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视角[J].经济与社会发展，2015（6）：116-119.

[2]尹鸿伟.越南劳工非法“入侵”中国[J].南风窗，2009（11）：5.

[3]于浩.中国应对“三非”外国人之道[J].中国人大，2012（12）：29-30.

[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J].创造，2018（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