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很神奇，一张通知书就可以改变一个家庭的境遇。

　　不管是从1965年至1980年出生的“X世代（Generation X），1981年至1996年出生的“千禧一代（Millennials）”，还是1997年至2012年出生的“Z世代（Generation Z）”，最显著的共同点，就是依赖高考来改变自身命运。

　　可是，由“X世代”专属的“包分配”待遇，“千禧一代”和“Z世代”可没赶上，他们没有父母辈的时运，大学毕业后不可能刚走出校门就端上国企或事业单位的“铁饭碗”。

　　但随着中国在2001年至2019年9%的GDP年均增长率，我们说“千禧一代”的大学生依然是幸运的。房地产、互联网和教培行业的迅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消化”了这一代人的就业需求。

　　尽管在近20年以来，先后有三次较为明显的考研、考公热，比如2004年的“非典”后，2009年的“次贷危机”后，和近两年的“新冠疫情”后。很明显，越是人为无法控制，几乎是不可抗力，却又对经济形势影响深远的“黑天鹅事件”，都会引发学生和家长新一轮的“就业焦虑”。

　　与此同时，个性更为任性鲜明的“Z时代”大学生，即将迎来预计1076万人的“史上最难就业季”。

　　2022年应届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可见一斑。

　　自视清高、眼高手低，既想体面又想赚钱，这是“Z世代”年轻人的通病。

　　但是平心而论，从小在手机、平板和电脑构建的网络空间中成长起来，习惯用键盘鼠标来表达自我观点的00后，不管是自发自觉的求职意愿，还是父母逼迫下的就业方向，都很难把“进厂工作”当成自己的职业理想。

　　据 《2022年第一季度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景气分析》报告显示，：“互联网/电子商务仍是招聘需求和求职人数最多的行业，但受供给端大幅上升的影响，指数呈持续下降趋势。普工/技工、机械设计/制造等职业的招聘需求走高，而求职供给仍以行政、销售顾问、人事为主。”

　　简而言之就是，互联网行业求职者“扎堆”应聘，就业比例却持续下降，制造业用工需求迫切，但年轻人都想坐办公室、干管理岗，不愿意去基层车间做体力活。

　　2021年，在疫情和“双减”的交叉影响下，裁员力度最大的行业依次是：教培行业、互联网、房地产。

　　至此，在近十年间一路高歌猛进、高薪频出的补习班、程序员和售楼员的美好前景，基本上都打了折扣。

　　连许多35岁以上“老员工”，都开始面临职场生涯中的“信任危机”，那些即将走出校园的00后毕业生，资历不够、经验不足，还想要在就业市场“抢”到一份体面工作，肯定很难。

　　实际上对年轻人而言，不管是到工地搬砖，还是去工厂干活，或是摸着键盘鼠标，吹着空调喝着咖啡，在大厂办公室里从事管理岗，只要能赚钱， 就是最大的体面。

　　毕竟因为疫情、“双减”和相关政策，教培行业、互联网和房地产，都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顿和危机。在近十年盲目追逐师范类、计算机和土木工程等热门专业的学生和家长，大概谁也没想到：

　　寒窗苦读十多年，好不容易瞅准并考上炙手可热的“好专业”，终究还是败给了时运。

　　包括预计1076万人的高校毕业生，2022年全国需要就业的城镇新增劳动力将近1600万人。

　　某招聘网站的人力资源专家说，“其实从去年秋招开放职位数量来看，一些企业的需求是翻倍的。”但是显然，这两年新增的人才需求，已经和往年有了很大区别。

　　以往炙手可热的房地产、互联网和传统行业，对于招聘应届生的要求，越来越挑剔和苛刻。

　　以华东理工大学为例，虽然算不上顶尖985大学，但是在2021年11月，就已经有优秀学生手握20多份入职offer，在如此近乎疯狂的“精英崇拜”招聘模式下，普通学生的入职机会，势必会更加渺茫。

　　北京城市学院校长刘林甚至直言不讳地对记者说：

　　“今年可能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最为艰难的一年。”

　　为了应对和缓解这一场“前所未有”的就业危机，很多高校学生甚至利用大四一年去搞社会实践和应聘面试，将名义上4年的学制，活脱脱给减成了3年。

　　许多高校也在不遗余力地配合00后的就业大计，有的在大四第一学期末便匆匆结束了课程，而不少企业，也纷纷将以往在翌年春招筛选应届生的进度大幅度提前，甚至在第四季度就开始找学校要人。

　　就这样，一方面是高校毕业生在“大学生扩招”20年来，达到创纪录的1076万，一方面是疫情、双减和国际冲突等“黑天鹅”事件的影响，近十年里招聘需求旺盛的房地产、互联网和教培行业，或多或少都有些“日渐式微”。

　　而半导体/集成电路人才缺口大，制造业/流水线劳动力急缺的现状，实际上让很多正在求职就业的00后年轻人颇感无奈。

　　在80和90年代，到国营大厂里谋得一份稳定的工种岗位，基本上就锁定了房产、婚姻和教育的层次。

　　但是对如今许多习惯鼠标键盘、崇尚网红明星、渴望体面生活的90后、00后轻人来说：

　　能进入高级写字楼当“键盘侠”，肯定不会进厂苦哈哈地劳动。

　　更何况，在2022年初被裁掉的大厂员工，资历过硬、经验丰富，相比铺天盖地的应届毕业生，有着显而易见的优势竞争力。徒有一个“应届生”标签的第一批00后大学生，如果既不愿意考研、考公，又不愿意进厂上班，一味地和就业市场上游荡着的80后、90后的老员工展开激烈竞争，绝非明智之举。

　　有些专家教授，在网络上呼吁年轻人“少送外卖快递，赶快进厂上班”，固然迎合了制造行业的眼前需求和国家社会的长远规划，但对于此时正为就业问题感到焦头烂额的学生家长来说，无异于“站着说话不腰疼”。

　　归根到底，就业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

　　00后大学生的就业难，不是因为年轻人不舍得吃苦头、干苦力，而是因为在工作中熬夜加班、汗流浃背，也不一定就能拿到满意的收入。

　　而很多年轻人刚入大学就急着考研考公，不是因为他们对这种朝九晚五的稳定工作有多少热爱和憧憬，而只是因为他们自始至终热爱和喜欢着的东西，不足以让他们养家糊口，供养房贷车贷，满足自身家庭对于教育、养老和医疗的切实需求。

　　所以说，很多年轻人不愿意进厂打工，却对考研考公和“铁饭碗”有着近乎疯狂的执念，不是因为专家教授脑袋里的经济理论在起作用，而是因为咱们普通人的目光就是这么短浅：

　　事少钱多的工作，难道它不香吗？

　　总之，我相信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想要接受职业教育，愿意进厂打工，但是目前看来，还需要国家社会和管理部门的“疏堵并举”，营造出更好的就业环境。

　　制造业的未来和产业工人的生活，才会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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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 记者 田进2020年8月26日，当舞台灯光再次亮起，张庆平理顺熟悉的层层戏服，清了清唱了22年婺剧的嗓子，缓步踏上阔别了7个月的舞台，台下可容纳五千人的文化礼堂坐的满满当当，连过道走廊都站满了观众。那一刻，他感觉一切都回来了，那段持续3个月的外卖生涯似乎只是一场噩梦。

只是在过去的两年半时间，“噩梦”反复来袭，重回舞台的日子遥遥无期。疫情前，张庆平每年的演出场次近600次，而今年以来演出场次为0。

中年人的失业带着血淋淋的痛感，他们不得不阔别自己积累多年的技能经验、熟悉的环境和预期稳定的生活，脚步却丝毫不容缓滞，房贷、子女教育费、父母抚养费催促着他们提心吊胆地踏上充满未知的职业路径。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一季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逐月走高，3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已达5.8%，突破5.5%的全年目标阈值上限。4月18日，智联招聘发布的2022年第一季度《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报告》也显示，第一季度求职申请人数增加34.64%,招聘需求人数则增加5.68%，就业市场景气指数降幅明显。

在脉脉的“失业树洞”话题里，600余位运营、程序员、财务人员，因失业而汇集于此，他们用上千字的长文诉说自己的再就业过程。裁员、焦虑、工作没着落成为其中的高频词，帖子下的评论中，零星出现着房屋中介、网约车司机等招聘信息；在58同城的“发现”中，被辞退的流水线普工、火锅店服务员、化妆品柜姐以自拍加日记的形式诉说着短期失业后的生活日常，他们将每月生活费精打细算至一包烟、一罐奶粉。

他们的故事纷繁复杂，但出奇一致的是，回忆起职业生涯转变真正到来那一刻，他们语气没有多少波动起伏，就像和朋友诉说着上一顿吃的什么，味道如何。

“外卖员终究不是我的归属，舞台才是我的人生归宿”

张庆平仍清晰的记得最开始加入剧团唱戏的那一天。1998年农历9月17日下午，年仅16岁的他从家出发，期间搭乘一辆农用车后，在离演出地点还有五六里路时下车，此时已将近晚上6点，紧接着徒步到剧团，然后开始跟着剧团拜师学艺、走南闯北。

婺剧是浙江省地方戏曲剧种之一，是金华、丽水等地群众喜闻乐见的民俗文化之一。张庆平所在的剧团也主要在生日宴、庙会、节日庆典等场景下受邀演出。

那是一段辛苦却充满荣誉感的日子。张庆平表示：“我们几乎都是下乡演出。刚入行那几年。睡觉就是在村里找一块空地，找老乡借几把稻草铺在地上，再盖上一层彩色塑料布，就这样对付一晚上。后来环境好一点，可以撑帐篷、铺泡沫垫，再盖上一层自带被褥。我们演出环境不比室内剧院，经历严寒酷暑已是家常便饭。”

疫情前每年近600场演出也让张庆平基本不能着家，两个孩子一直由妻子抚养长大，家里大小事只能通过电话沟通。过年期间，也只在大年29、大年30放假两天。为了赶场，剧团经常在演出结束后，立刻连夜驱车赶往其他乡镇，有时两地之间路途远，大巴车的座椅便是床铺。

辛苦的另一面是，演出收入支撑着他成家立业。“因为我们是民营剧团，相比当地体制内剧团，会缺少一些后续保障，但整体工资要高一点，月工资也肯定比流水线里的技术工人高。2019年12月，自己在镇上贷款买了房，房价9100多元每平方米，价格并不便宜”，张庆平表示。

4月28日，杨丽萍宣布时隔19年再次解散《云南映象》团队揭开了演出行业在疫情冲击下的残酷一面。

2020年疫情至今，张庆平的剧团也经历了四次解散重聚——2019年农历大年29（2020年1月23日），村里开始封闭式管理，所有的新年演出计划全部取消，7个月后，剧团才组织四散各地的演员开始演出，这一次演出持续了四个月。此后，2021年的3月-5月、7月整月、9月-12月是所有被允许演出的日子。

他说：“下乡演出都是开放式的，人流量大，疫情防控举措不比固定场所的剧院。因此一旦出现疫情，我们这类演出会被立刻叫停，上一次演出还是在2022年1月7日。剧团四十几个人，现在都只能四散谋生。即使接下来被允许演出，可能有一些人就回不来了。有些演员进入工厂做临时工、摆摊卖糯米饭团、卖水果等。

演出断了，收入不能断。“我刚好在疫情发生前半个月买的房。如果能在剧团正常演出，一个月收入足以覆盖房贷、两个小孩子学费以及一家人生活费。当时计划和妻子再攒两年钱，就能完成新房装修并在2020年12月入住。但疫情打破了所有计划，装修资金没了来源，新房的装修只能一点一点的凑，昨天才刚买了卫生间的洁具。”

在剧团的反复解散中，38岁的张庆平也走到职业生涯的十字路口。因并不具备任何其他行业的技术经验，他只能选择成为几乎没有行业门槛的外卖员。

在做外卖员的日子里，张庆平每天从早上8点跑到晚上12点，在餐桌上吃饭成为一种奢侈，基本用馒头、面包、八宝粥对付每顿餐食。“送餐高峰期饿了，就拿在手里边骑车边吃。遇上雨雪天气或夏季暴晒，会更辛苦。很多人不理解甚至抱怨骑手横冲直撞，我们也不想那样，一出事，全家人生计都没着落。碰上送单高峰期或商家生意忙来不及出餐，我们就很容易超时。一单就赚几块钱，没有及时送到，就很可能被差评、投诉甚至罚款。”

过去十几年，因为忙于剧团演出顾不上家里大小事，一直是张庆平感到遗憾的地方。可即使回到老家浙江丽水市壶镇当外卖员，他和家人相处的时间也少的可怜。

“每天六点半，我和大儿子起床刷牙洗脸，然后一起到家附近的早餐店吃早餐，紧接着骑车把他送到学校，之后就马上上线跑单。下午孩子放学时，基本处于送单高峰期，几乎没时间接小孩。等晚上跑单结束回家，妻子和俩小孩都已经睡觉了。每天早上那一个小时是和大儿子、小女儿唯一的聊天时间”，张庆平表示。

张庆平所处的壶镇是传统工业重镇，拥有工业企业1100多家，主导产业为缝纫机、带锯床、工刃具等，被称为全国最大的带锯床生产基地，缝纫机行业产值占全国10%以上。在密集工人流量下，当地外卖行业颇为红火。

去年，壶镇工业区人流量都还特别高。今年以来，受疫情影响很明显，很多工厂、私人企业都裁员或者放假，外卖单也就锐减。之前一天上线12个小时，平均可以跑80多单，近期就只能跑40几单，月收入也从八九千滑落到四五千。

虽然不知今年何时还能再次重返舞台，但张庆平还在通过其他渠道继续着自己的婺剧生涯。“在送外卖之余，我会拍拍婺剧中各类角色的抖音视频，也算以另外一种方式去传承婺剧。其实，对于我这个20来年都生活在舞台上的人来说，外卖行业真的不那么适应，隔行如隔山。为了生活，总是要去找一条属于自己外的出路。”

在他的设想中，如果未来演出行业恢复如初，自己仍将第五次回归剧团演出，“外卖员终究不是我的归属，舞台才是我的人生归宿。”

“52岁的年纪就去做保安，是会被村里人笑话的”

4月26日，因为找不到工作，陈祖华与妻子再次争吵起来。妻子对他的抱怨是“在家一躺就是半天，不做饭也不去找工作”，而他的想法是“妻子就是嫌弃自己不挣钱了。”

2009年，39岁陈祖华跟随同乡人前往浙江宁波的服装厂开始外出打工之旅，那时他的两个孩子均在上初中。“家里就三亩地，光靠种西瓜、稻谷等根本负担不起两个孩子学费、生活费。那时工厂里一个月1500元的工资都比种地划算。虽然很舍不得把孩子丢给父母带，但不出去工作，孩子以后的高中、大学学费都可能没着落。”

2011年，陈祖华在服装厂工作三年后，跳槽至当地一家地板砖加工厂，从学徒开始做起，工资一路上涨至2021年的6500元/月。每天，他的生活轨迹几乎一成不变——早晨6点半从仅能容纳一张床、一个煤气灶和一条过道的出租屋起床，吃完早餐后用保温盒打包妻子刚做完的饭菜当作午饭。早上8点抵达工厂开始工作，下午6点工厂下班后立刻返回出租屋。每年仅在过年期间回家20天左右。

6500元的工资并不好拿。年纪大了，手脚不可避免比年轻人慢，陈祖华就只能靠经验和在休息时间比别人多干点，也不去抱怨加班多、工作辛苦。每天回到家，吃完饭基本就累的不想动了。陈祖华想到两个孩子虽已经有自己的工作，但都还没结婚买房，所以累但也坚持了下来。

13年打工生活，他供一儿一女完成学业，并在老家盖了一栋两层的楼房，家里存款也有近20万。

2022年初，过完正月十五，陈祖华再次与妻子信心满满的前往浙江宁波。过年前，地板砖加工厂老板承诺给他的月工资加到7000元，加上妻子的3000多元，这样的家庭收入在湖北老家几乎“只有政府单位或者做生意才能达到。”

只是，陈祖华发现地板砖加工厂的生意一月不如一月。“其实去年生意就没那么好了。前几年基本每周都会有一两天加班，靠加班费还挣了不少。去年一年加班天数就十天左右。今年有时候一上午就一个加工订单过来，工厂十几个工人都能闲着聊天。每天进出地板砖加工片区的车辆都少很多。”

4月20日下午，工厂老板突然宣布将陈祖华与另外两位老员工辞掉，此前没有任何征兆。那天，陈祖华更多的是生气：“之前和工厂老板很聊得来，过年期间会互相送礼，生病住院时，他也多次看望送钱。可即使这样，他竟然还是辞退了我。我和他大吵了一架后，结算工资回到家，发现他已把我微信拉黑。真的想不通。”

他的所有生活节奏就这样被全部打乱。连续给自己放假两天调整情绪后，妻子的言语动作从理解变为催促找工作。他开始去各个熟悉的地板砖加工厂询问，因为年纪大，即使有十几年的技术经验在身，他仍将目的薪资降低到5000元。

第一天，无功而返；第二天，一家工厂试工了半天后再次婉拒了他。那天中午，他一个人沿着陌生的街道漫无目的的一直走一直走，妻子、子女的电话他也选择拒接。他说：“心里很乱，感觉自己很没用。”

第三天，妻子特意请假陪着他去应聘电子厂、加工厂等。但招聘人员听到陈祖华年龄在50岁以上，基本就不往下问，更多推荐去应聘搬运工、保安之类的工作。电话询问同乡人所在的纽扣厂、服装厂，得到的回复也都是“不推荐去，工厂都在裁员。今年基本都是干四天、休三天。”

4月28日，综合考虑父母养老、工作等因素后，陈祖华决定与妻子重回湖北老家找工作。

疫情等因素影响下，农民工回流的趋势越加明显。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1年外出农民工比上年增加213万人，增长1.3%；本地农民工比上年增加478万人，增长4.1%。本地农民工增量和增幅已经连续两年高于外出农民工数。

阔别家乡就业市场13年后，在妻子很快找到茶馆服务员的工作同时，陈祖华找了一周仍一无所获。

5月6日，他选择再次回归苦力生活，跟随村里的包工头做各种项目，180元一天，年底统一结算工资。他划算着：“一个月如果能工作20天，也能挣3600元。当保安一个月也能挣2500元左右，并且还轻松一点，但自己实在看不起。52岁的年纪就去做保安，是会被村里人笑话的。以前，50多岁的人还能挑100多斤的稻谷在梯田间行走自如。”

5月10日，完成5天的挖水渠工作后，包工头通知放假，有新的项目后会再通知继续集合。而这也将成为陈祖华之后的工作日常。

他常安慰自己说：“之前总想着要在子女买房时多帮衬一点，现在就想着别拖累他们就行。今年年初隔壁村有去广州服装厂、上海造船厂的，因为疫情导致工厂停工，最后还需要家里人寄钱去做生活费。”

“哪里需要人，哪里就有导游”

“Hello，大家好，我是导游领队张泉源。”

这句自我介绍语，张泉源说了18年。职业生涯前13年，他在湖南张家界旅游景区做导游，主要负责接待港澳台游客以及东南亚等地区的海外华人；此后五年，主要带私人订制旅游团前往东南亚等地旅游。现在，他的身份是广州一名网约车司机。

2002年，从一所职业院校的旅游专业毕业后，张泉源进入张家界旅游景区开始导游生涯。“毕业后顺其自然进入这一行。其实从语言到实操，大部分职业经验都是在社会上学的。做导游基本没有什么技术性，说的不好听全靠口才。”

一直以来，旅游业承载着大量就业人口。2019年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数据显示，旅游直接就业2825万人，旅游直接和间接就业7987万人，占全国就业总人口的10.31%，对GDP的综合贡献为10.94万亿元，占GDP总量的11.05%。

2020年，当疫情到来那一刻，从泰国回国半年的张泉源失业了。

他说：“疫情发生后，出境游基本不可能，以前负责澳大利亚、欧洲、非洲肯尼亚等地带团游的同事，都只能转行做网约车司机、保安、泥水匠，隔离酒店服务员等等。我们经常在微信群里调侃，哪里需要人，哪里就有导游。从事了十几年的旅游，38岁被迫失业重新找工作，压力可想而知。迷茫过，也失落过，那种落差当时很难一下子接受和调整过来。”

这是一场全面冲击，大量和张泉源一样的旅游从业者在过去两年被迫转型。文化和旅游部每年发布的全国旅行社统计调查报告显示，2019年-2021年，全国旅行社从业人员由约41.6万人缩减33%至27.9万人，签订劳动合同的导游人数由超12万人降至不足9.5万人。

2020年下半年，旅游行业曾迎来短暂复苏，但当年年底再起的疫情让行业增长曲线再次调转向下。“疫情反复几次，让我们措手不及。疫情期间一位女导游在护送游客离开张家界时失声痛哭让我们非常感触，不禁悲从中来。当导游没了游客，一家人的生活费、房贷、车贷、学杂费从何而来，未来的出路又在哪里？”张泉源表示。

从2020年至2021年底，张泉源尝试过销售、流水线普等工作，只是一直没办法坚持下去。

从数据来看，中年人再就业并不容易，而这种现象在疫情期间更加普遍。2021年1月智联招聘发布《中高龄求职者就业问题研究报告》显示，新冠肺炎疫情使更多中高龄求职者进入再就业市场。2020年2-9月，在智联平台投递简历的35-49岁中高龄求职者同比增长13.5%，50岁及以上中高龄求职者同比增长32.4%。年龄限制、家庭流动性低阻碍异地再就业等因素影响着中高龄就业者的再就业。

他说：“因为年纪、学历、行业经验等限制因素，想找一份像导游那样光鲜亮丽、高收入的工作，几乎不可能，最终高不成低不就，长时间处于失落中。而家中上有老下有小，每月的开销都很大，每天都要为生活费发愁。”

2022年年初，他在广州租了一台纯电车做网约车司机。前两个月，他对这份工作还很看好。“导游习惯了自由，而滴滴司机既能让我们有份稳定的收入，同时又符合自由职业者的特性。刚开始跑车时，客流量基本不愁，只要人勤快，还是能挣到足够的生活费。虽然累，但是能省下很多小钱，生活还是能够继续下去。”

每天，他的跑车时间基本从早上7点持续至晚上11点，租车成本加上充电费用，睁眼就是170元流失出去，好的时候每天流水能达六七百。但进入3月，广州起伏的疫情让他的订单量起伏严重，最低时每天流水仅有两三百。

张泉源说：“网约车司机毕竟不是自己熟悉的行业，可能还需要一个心理适应期。现在收入只有做导游时期的四分之一左右，心理一直会有落差感，这种情绪只能自己去调节。钱真的难赚，网约车司机终究只是过渡性行业，只希望能挺过最艰难的这几年，等到旅游业恢复、春天再次到来。”

谈话最后，他说他很怀念在泰国的工作时光。遇到愿意聊天的乘客，他会主动给乘客介绍张家界和泰国的旅游景点、人文风情；他也更注重自己退休后的保障——2019年，他开始给自己缴纳社保。他说：“疫情冲击下，各行各业都没办法独善其身，我个人能做的就是给自己多一层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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