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17日，在热河赤峰发生了一件震惊东北局，震惊延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大事，那就是柴胡栏子事件。
这是一次流血事件，于我党也是一次耻辱事件。
它直接导致冀东军分区代表团22人牺牲，其中有5名还是师级以上的干部。
解放战争以来，我军一次性牺牲如此多的高级干部，这还是头一次。
同时，这也是一次性质极其恶劣的军队作风事件，奉命保卫代表团的骑兵连指挥员贪生怕死，临阵脱逃，致使惨祸酿成。
这在我军，也是头一次。
柴胡栏子事件一发生，毛主席闻之大怒，当即就对东北局下令：一定要让敌人血债血偿！
很快在我军的层层围剿之下，炮制此次惨祸的绝大多数匪众被歼灭。
而罪魁之一任芳伍却侥幸逃脱，并隐姓埋名，逍遥法外了20多年，直到1968年才落网。
柴胡栏子事件，极其悲壮；关于任芳伍的落网过程也足够离奇。
本篇文章，笔者将怀着对革命先烈的崇敬之心，将这一切娓娓道来。
历史上，热河是建国之前的一个行政省，位置大概是在今河北省、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交界地带。
它的省会是承德，柴胡栏子则在赤峰松山区初头朗镇，新中国成立后，承德划归河北，赤峰则归内蒙古自治区。
解放战争初期，这些地方，均属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管辖。
1947年3月30日，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为了统一指挥，优化党军编制，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和军区划归东北中央局和军区管辖。
我们的故事，也由此开始。
当时，划归于东北局与军区之后，有很多事情，都要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和军区与东北中央局和军区这四个部门碰头协商，定下大的初步方案。
会议结束后，依例，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和军区的领导要给下属各地方部门与军分区传达会议精神，为此冀察热辽地区第一次党的代表会议于1947年4月2日在林西召开。
参加此次会议的，共有来自地方的10个代表团约200余名党代表。
其中冀东区党代表团有13人参加会议，加上随行的警卫，通讯员和工作人员，总人数为72人。
1947年5月17日，会议结束，冀东区党代表团开始离开林西回驻地。
此时，为了保障代表团的安全问题，冀察热辽军区又从22军紧急调派了一支70余人的骑兵连护送。
5月17日傍晚，冀东区党代表团抵达赤西县境内的柴胡栏子村。
由于当时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于是部队只能临时决定在柴胡栏子村安营扎寨。
村子不大，就30多户人家，因此代表们只能依次借宿在老乡家里，而大部分随行工作人员则在外围警戒。
负责警卫的骑兵连70余人，则被安排在东面距此地2.5公里左右的凤营子村。
因为当时南北与西面，都是属于我军巩固的地盘，唯有东面的赤峰是敌人的93军的大本营，因此危险也最有可能来自这个方向。
当时所有人都以为，敌人最有可能来自赤峰方向，万万没想到，危险却悄悄地从西面袭来。
在距离柴胡栏子村不远的赤西县天益隆、大窝铺一带，窝藏着敌人近千余人。
他们由5大部分组成，分别是热北惯匪白金辉和于秀成部500余人，土匪任芳伍带领的100余匪众，围场县的警察大队100余人和国民党第93军的谍报队30余人。
为什么国民党的部队和警察会与土匪走到了一起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土匪，都是被国民党招安的“政治土匪”，都在国民党中有一顶某某团总或司令的帽子，有的甚至还有国民党的军衔。
说白了，他们都是为国民党卖命祸害一方的匪徒。
当时冀察热辽军区发起了热西战役，这些乌合之众，均被打得四散溃逃，最终集聚在了赤西县天益隆、大窝铺一带，窝藏起来。
对这些人来说，唯有投奔赤峰的国民党军，方有一线生机，因此这支部队，一直蠢蠢欲动地想要摸黑往东去。
然而另一面，我军压根没想到，竟有如此多的敌人，窝藏在眼皮底下。
他们距离柴胡栏子村仅仅只有十多公里。
因此，当这支近千人的匪众，遇到仅72人的冀东代表团，于代表团而言注定是个灾难。
5月21日，鸡鸣时分，这伙千余人的匪众就出发了，开始沿着山村小路往赤峰赶去。
大约走了10多公里，他们来到了柴胡栏子村外围。
原本他们并不打算进村，可是却看到村头一位捡牛粪的老乡慌里慌张地往村子里跑，当即就把他按住。
在他们对这名老乡用了一番手段之后，很快就查清，这个小小的柴胡栏子村，竟藏着70多位共产党人，其中还有13位高级干部！
在场的所有匪徒一听，都兴奋了。
眼下他们早已侦察过，村子外围，虽有暗哨，但守卫松懈。
而外围几里，也几乎没有解放军的影子。
因此，只要悄悄的进村，突然发起袭击，他们坚信凭借自己人手里近千条的枪，拿下这70多人，还是不难的，搞不好还能捉几位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到国民党那里邀功请赏。
于是这伙人就分西面和南面，向柴胡栏子村包抄。
5时许，代表团的副主任李中权凑巧在村西头散步，打老远就看到距离村口几百米开外人头攒动。
再一瞅，西南山头也有一大群人猫着身子往村子的方向去。
这时候，李中权也远远还没有把这伙人和敌人联系到一起。
看样子他们是从西面来，可西面是我解放军控制了的地盘，敌人都被赶到外围去了。
因此，李中权以为他们应该是友军。
李中权远远就让哨兵喊了一声：“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话音未落，一声枪响，哨兵应声倒地。
这时候，李中权仍旧坚信自己的判断不会错，赶紧躲起来又冲对面喊话：“你们是哪个部分的？不要误会，我们是八路军，是冀东代表团来开会的。”
这时候对面终于鬼嚎了一嗓子：“你们是八路军？那我们是九路军！”
话音刚落，便开始朝村子疯狂射击。
村口的枪声，很快惊醒了村里的同志，这时候李中权也从村口赶回大喊道：“是敌袭，全体人员，迅速抢占有利地形，准备战斗！”
由于刚开始敌人想着分四面，把村子围成铁桶一块，好趁机对我一网打尽。
因此村口的敌人，只是佯攻，只有几十个人，漫无目的地朝村口放空枪，反倒误导了我军对敌情的判断。
大约半个小时后，大家这才发现，东西南北面，都有敌人。
紧接着是重机枪和迫击炮的声音。
代表团这才感觉不妙，迅速开始组织撤离。
由于当初代表们来开会，大家都以为是在自己的大本营，不用全副武装，因此除了警卫部队，干部们带的都是短枪。
短枪的优势是短距离杀伤力强，连发性好，可是碰到长距离的摸黑野战时，在敌人步枪、机枪和迫击炮的冲击下，则瞬间显得无比鸡肋。
这样一来，也就只有警卫们有几条长枪和几枚手榴弹可以稍稍抵挡一下子。
但是坐以待毙，总归不是办法。
大规模突围又出不去，但掩护极少数人出去寻找2.5公里外的骑兵连救援，或有可能。
于是大家拼死了给通讯兵杀开一条血路，一路疾跑至凤营子村寻找骑兵连。
然而，通讯兵把村子翻了个遍，也没找到骑兵连的人影，只能又冒着枪林弹雨返回，告知代表团须另作打算。
其实，这支70多人的骑兵连，并非不见了，而是一听到枪声就躲起来了。
从敌人打响第一枪起，他们就听到了动静。
可随着后来枪声越来越密集，还有重机枪和迫击炮的声音，这支骑兵连的指挥员一下就慌了，赶紧把部队撤出村子，跑到山头远远地观望形势。
战斗打了很久，这名指挥员依旧纹丝不动，对部队下令：敌情不明，原地待命！
实际上，哪里是什么敌情不明，分明是他眼看敌人众多，火力凶猛，怕自己去了交代在那里贪生怕死，这才有意藏在山头，让前来求救的人找不到。
这样的恶劣行径，当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令人发指。
结果代表团的人冒死来了两次，皆无果而终。
迫于无奈，代表团只得决定大家分点突围。
众人生离作死别，许多同志都已经做好了来生再见的准备。
显然，面对如此多的敌人，如此凶猛的火力封锁，要突围求得一线生机，谈何容易。
这时候，敌人已经开始进村，并缩小了包围圈，眼看就要对我形成剿杀之势，因此不论怎么样，大家都要去尝试一下，哪怕就是九死一生，也还有一线生机。
其中，李中权带着几人，往村东口突围，其他同志有的在村里依托地形与敌周旋，有的在战士的掩护下也开始突围往村口冲去。
枪声、爆炸声，嘶喊声，与百姓们的哭嚎声，搅成一片。
敌人的子弹与迫击炮弹，铺天盖地地向村子倾泻而来，许多百姓躲闪不及，当场被炸得血肉横飞。
整个柴胡栏子村，恍如人间炼狱。
突围中，突然一颗子弹，击中了李中权的右手肘，直接打断了他的右臂骨。
右臂骨断了，他只能一边跑着，一边艰难地用左手托枪，右手扣动扳机，朝追击的敌人射击。
没多久，又一颗子弹朝他的后背射来，直接洞穿了他的左肺叶尖，距大动脉仅一毫米。
李中权一下子口鼻出血，剧烈的疼痛与眩晕感，使得他整个人几欲扑倒在地。
这时候，敌人看他们越跑越远，也急了，开始用机枪疯狂地朝他们扫射。
一连串的机枪扫射声过后，李中权回头一看，警卫竟用身子挡住了他，一把把他往前使劲一推：“快走！”
然后，他倒在地上，艰难地蠕动着身子，朝敌人射击。
那个场面，李中权一生都无法释怀。
只见那名警卫，整个腹部都被敌人射穿了，肠子都流了出来，仍旧顽强地朝敌人射击。
然后，李中权又在警卫和战友们的掩护下，朝凤营子村的骑兵连的方向跑去。
有5名敌人的骑兵见状，又龇牙咧嘴的追了上来。
大家赶紧依托有利地形，连番射击，撂倒两个，剩下的三人，马也打了几个窟窿眼，只得风紧扯呼。
等到李中权到了凤营子村时，一问老乡，这才知道，骑兵连一听到枪响，早就离开了村子，在山头看西洋景。
由于还没有脱离危险，敌人仍极有可能追上来，因此李中权也来不及生气，只得从老乡那里借来一头毛驴，继续往东边赶。
当他们刚刚上村头的小山岗上时，终于遇到了二十军分区警备二团的参谋长李天增带着骑兵赶来增援。
李天增大喊一声：“你先往后面去，包扎一下。我来对付追击的敌人！”
同时柴村周边的二十军区警备二团骑兵、赤西县支队和热中军分区的骑兵、步兵都早早听到枪声，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陆续朝柴胡栏子村去，从四面八方对敌人发起了猛烈围攻。
最终经过我军的重重围剿，绝大多数的敌人被歼灭，只有少数头头在部下的拼死掩护下逃走。
柴胡栏子事件，损失惨重。
我军共牺牲了22人，其中包括苏林燕、胡里光、王克如、冀光和王平民5名师级以上的高级干部。
尤其是苏部长，士兵说他冲出大门不久就牺牲了，一次性牺牲如此多的高级干部，这是仅有的一次，要知道他们都是在红军时期和抗日时期立过大功的，不少人以后都是能成为开国将军的。
当毛主席与周恩来听到我军一次性牺牲5名师级以上的干部时，非常震怒，悲痛不已。
同时，牺牲如此惨重，毛主席认为这完全是由于负责警卫的骑兵连指挥员贪生怕死造成的，随后毛主席下令：一定要让敌人血债血偿，也必须将骑兵连有关人等军法从事，否则无法对死去的将士交代。
最终，经东北局中央分局与军区裁决：
该骑兵3团5连的指导员和连长因见死不救，执行枪决！
而另一面，当我军的大部队发起对敌人的围攻时，这伙乌合之众的头头们马上机警地望风而逃，其中便包括了白金辉、于秀成、陶汉选、徐连明、张振山、殷清志、禹福、于德旺、王乐庆和任芳伍。
极少数人后来率部起义，但绝大多数人后来都落入法网，得到了应有的制裁。
然而其中却有一个例外，公安部门一直都在追查，却始终无果。
因为此人在犯下累累血债后，竟逃脱了我军的追捕，躲到乡下隐姓埋名，逍遥法外了21年，直到被他的昔日部下揭发。
此人便是任芳伍，而关于他被揭发的过程也足够诡谲精彩。
那是1968年的冬天，曾经参与了柴胡栏子事件的匪徒齐达榜终于结束了自己18年的牢狱之灾，回到了家乡河北承德的漫子沟公社。
由于当时的青壮劳动力，都要到地方去参加劳动，加上齐达榜又是劳改出身，因此更加成为了当地政府的重点劳动改造对象。
然而齐达榜毕竟曾经是土匪，18年的劳改，虽然管得住玩横斗勇，但终究积习难改，少不了偷奸耍滑的毛病。
加之此人一脸蛮横像，动辄就骂骂咧咧，不好相处，因此生产队长索性就派他去赶大车，远离大伙，好让大家眼不见为净。
当时赶大车可是个俏活，基本上十里八乡，哪里有需要就去哪里，拉粮食、拉肥料，有时候也下村子里帮忙什么的。
一来二去，齐达榜去的地方就多了。
直到在南北营大队，他碰到了一个熟人。
齐达榜打老远一看，越瞅越像自己昔日的的老大哥任芳伍。
但是由于被关了18年，彼此的面容有所改变，因此刚开始齐达榜也不太敢确定，生怕自己认错。
于是后来他又瞒着大家，去了南北营大队两次，就是为了走近那人，探个究竟。
然而，这一切终究逃不过地方同志的眼睛。
原来由于柴胡栏子事件，我军损失极大且影响极其恶劣，加之又有不少漏网之鱼，一直处于在逃状态，因此我国为了将他们一一逮捕归案，绳之以法，便设立了专门的部门，专侦此案。
在侦察人员秘密布控调查齐达榜时，果然发现了猫腻，此人前后两次去南北营大队，无所事事地晃悠，到底是为了什么？
事出反常必有妖，因此工作人员迅速对齐达榜作出了传唤审讯。
1969年9月23日，县里的2位工作人员与当地大队治保主任，开始了对齐达榜的秘密审讯。
审讯时，齐达榜先是嚷嚷着自己是良民，能交代的都交代了，顾左右而言他。
关键时刻，工作人员斥问：“你真的都交代了么？”同时眼睛死死地盯着他。
齐达榜一看，眼神开始躲躲闪闪，众人一看就有鬼。
大队治保主任曾是老兵，是个火爆脾气，对于此案，他已经追查了数十年，凶手基本已经落网，唯独这个匪首任芳伍。
老兵当即拍案而起爆喝道：“我警告你齐达榜，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去南北营两次干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们这是在给你主动交代的机会，看看你劳改的效果！”
这时候，齐达榜果然被诈唬到，脸色青一块紫一块，绷紧了脸皮，豆大地汗珠沿着抽动的腮帮子往下滚。
闷了一会之后，这才唯唯诺诺地说：“我在南北营大队，好像看到了任芳伍！”
闻言，在场所有人无不震惊。
从柴胡栏子事件后，任芳伍是至今唯一逍遥法外的匪首，已经销声匿迹了20多年，眼下终于露出水面了？
“你确定么？”工作人员激动地道，毕竟，这个人，侦察部门已经查了21年了。
“我确定，我特意去看了两次，就是任芳伍！”齐达榜坚定地说。
任芳伍，1898年生，曾经是围场县数一数二的大地主家的纨绔少爷。
在土改时期，因不满我党分地于民而结仇。
解放战争期间，任芳伍带着一帮乌合之众，在国民党的支持下，做起了地方400余人的还乡团团长，大肆荼害我党地方干部。
1947年5月，热西战役后，我军攻克了围场，任芳伍也带着100多人仓皇出逃。
走到赤西时，遇到其他溃逃的匪众，于是打算集结在一起，投奔赤峰的国民党军队。
在路过柴胡栏子时，这才挑起了柴胡栏子事件。
柴胡栏子事件后，任芳伍在我军的重重围剿下，拼死逃入了深山老林，至此杳无音信。
1948年11月，承德解放，任芳伍开始从山林里走了出来，隐姓埋名地来到了承德县漫子沟公社南北营大队，佯装是一名家园被毁逃难的贫民，在当地做起了农民。
万万没想到，任芳伍做起农民来，竟如此能忍，不仅收住了昔日的土匪性子，还变得格外老实憨厚，骗过了村里的所有人。
此后，任芳伍就这样在村子活了近20年。
原本齐达榜没来之前，他甚至都做好了做一辈子农民的机会。
可惜，党和人民不会给他痴心妄想的机会，在犯下累累血债后，一切妖魔鬼怪，都终将难逃法网！
1969年9月24日，经齐达榜指认，工作人员果然在南北营大队将潜逃21年的悍匪任芳伍逮捕归案。
1970年3月23日，任芳伍接受党和人民的制裁，被执行枪决，时年72岁。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大是大非面前，还是陈毅元帅那句老话：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等到时机一到，通通都要报销！
我叫宋小乐，一位90后奶爸，普通家庭出身，专职写作5年，靠自媒体写作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现在已经月入过万，还与多家新媒体公司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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