谛听资本怎么样?

当前,国内外反共势力将习仲勋的思想解读成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将习仲勋解读成胡赵资产阶级自由化阵营的一员,这是十分不客观的。乌有之乡网刊重发该文,以供网友参考。

【按:当前,国内外反共势力将习仲勋的思想解读成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将习仲勋解读成胡赵资产阶级自由化阵营的一员,这是十分不客观的。乌有之乡网刊重发该文,以供网友参考。】

  一、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亿万人民革命意愿和实践的结晶,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一日】--1983年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参观韶山后为韶山题词。

  二、必须树立起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定信念

  【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青年们必须树立起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定信念,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样才能象我们的英勇前驱者们一样,以敏锐的目光洞察和对待历史发展、社会变革以及人生历程中的种种问题,才能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真正成为新中国的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光荣建设者。】--摘自《习仲勋在五四运动六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984年5月4日》

  三、未来只能属于社会主义,不能属于资本主义

  【任何背离历史潮流的“个人设计”、“个人奋斗”,终归会落空、会失败。青年们决不能求助于幻想,不能指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恩赐,他们每个国家内部都有大量不可克服的困难,我们要努力学习他们的科学技术和某些管理经验,但是我们切不可认为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还能给我们任何出路。未来只能属于社会主义,不能属于资本主义。】--摘自《习仲勋在五四运动六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四、社会主义制度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具体体制和办法需要改革

  【建国三十五年来,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现行的一些具体体制和办法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还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加以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决定了它自身的任何弊端和缺陷都是完全可以通过改革的方式加以解决的。改革是社会主义整个发展过程中的一项经常性的任务。】--摘自《习仲勋在五四运动六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五、改革决不能草率从事

  【改革需要多方论证,有计划、有领导地、积极而又稳妥地进行,决不能草率从事。】--摘自《习仲勋同志在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先进团支部代表会上的讲话 1981年11月23日》

  六、改变社会风气、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用精神文明去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

  【希望你们不仅在创造物质财富的斗争中争当英雄,而且要在改变社会风气、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斗争中争当模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把精神文明建设好,是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紧密相连和互相促进的。我们不但要强调发展物质生产,而且要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用这种精神文明去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摘自《习仲勋同志在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先进团支部代表会上的讲话

  七、恢复和发扬五六十年代良好的社会风尚

  【我国青年历来有崇仰革命英雄,争当先进人物的传统美德。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后进,曾经是普遍的人人赞颂的社会风尚。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这种良好的社会风尚,使先进人物在祖国的灿烂阳光下茁壮成长。】--摘自《习仲勋同志在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先进团支部代表会上的讲话 1981年11月23日》

  八、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亲手培育的延安精神

  【今天,在进行新的长征中,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大力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亲手培育的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作风】--摘自《习仲勋: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回忆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的伟大革命实践 1978·12 》

  习仲勋副委员长生前为韶山题词:毛泽东思想是亿万人民革命意愿和实践的结晶,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作者:习仲勋

  青年朋友们,同志们: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纪念五四运动六十五周年。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的祝贺!

  五四运动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伟大壮举。六十五年前,我国人民处在封建军阀的统治之下,受尽帝国主义列强的欺辱,面临着亡国的危险。在那国难当头之时,中华爱国青年率先奋起,在沉沉的黑夜中,第一次燃起了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火炬,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这场青年运动后来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在俄国和当时的德国、匈牙利等国的革命运动的影响之下,迅速席卷全国,有力地推动并实现了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从此,中国革命出现了新的开端,中国历史进入了新的纪元!

  五四运动是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由一大群具有报国热忱的青年学生所发起的。他们以天下兴亡为已任,四海为家,英勇地站在运动的前头,敢于蔑视反动势力的淫威,不怕坐牢杀头,把一切被压迫的群众团结到“反帝、反封建”的神圣斗争中来,决心变革社会,内除军阀官僚,外抗侵略强权,创造由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华。他们是勇于牺牲奋斗和创造的一代,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歌颂。他们所开创的事业,经历千辛万苦,到了1949年,终于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我们纪念五四运动,正是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的光荣传统,把“五四”先烈们所不能看到的建设社会主义更艰巨的事业担当起来,做最富有创造精神的新一代。

  在“五四”以来的三分之二的世纪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胜利地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使我们这个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当代青年正处在国家兴旺发达历史迅速前进的重要关头,“五四”先烈们所追求的是“发愤图强,振兴中华”。我们要建设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一项全新的开拓性事业。要闯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各条战线上去改革,去创造。如今世界的科学技术事业正在突飞猛进,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反对核竞赛、核战争的广泛斗争,也日益波澜壮阔。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在今天的形势下,意义格外重大。全国青年唯有急起直追,奋起改革,献身于宏伟的建设事业,才能无负于我们的时代,才能使我们十亿人口的社会主义祖国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亚洲和世界。我们的党和人民所殷切希望于青年的正是要有这种大无畏的创造精神。只要有了这种精神,我们的民族就大有希望,我们的事业就一定会取得胜利。

  青年要富有创造精神,必须认清历史发展潮流,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坚持正确的方向。

  在五四运动中,青年是最先觉悟的成份。他们的觉悟突出地表现于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辨明历史发展的潮流,并自觉地为推动社会进步而献身。在今天,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历史发展的新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确的政策,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蓬勃发展。党的十二大明确制定了在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总目标,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为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三大任务而奋斗。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青年们必须树立起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定信念,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样才能象我们的英勇前驱者们一样,以敏锐的目光洞察和对待历史发展、社会变革以及人生历程中的种种问题,才能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真正成为新中国的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光荣建设者。

  马克思在论证人民创造历史的规律时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青年们要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最富有创造精神的一代,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客观规律,认清我国当前的社会历史条件,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以自己的创造贡献于自己的时代。青年们只有把自己的理想建筑在客观现实的基础之上,并投身于完成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的斗争实践之中,才能够实现,才可能放出超出一般人的光采。反之,任何背离历史潮流的“个人设计”、“个人奋斗”,终归会落空、会失败。青年们决不能求助于幻想,不能指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恩赐,他们每个国家内部都有大量不可克服的困难,我们要努力学习他们的科学技术和某些管理经验,但是我们切不可认为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还能给我们任何出路。未来只能属于社会主义,不能属于资本主义。因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走改革之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就是青年们应该坚持的正确方向。

  青年要富有创造精神,必须具有丰富的知识。

  任何时代的伟大创造,都离不开一定的知识。五四运动,不但是一次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的政治运动,也是一次提倡民主与科学的文化运动。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具有创造精神的一代,应该是知识广博的一代。创造的过程,实际上是将知识应用于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的过程,同时也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丰富知识的过程。知识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是创造的向导。闭目塞听、孤陋寡闻,或单凭热情和空想的蛮干,那就根本谈不上富有创造精神了。

  当今的世界,科学技术的新发现、新发明、新创造日新月异,层出不穷。人类不仅有能力向整个地球开战,而且能够离开地球去探索宇宙的奥秘,开发宇宙的资源。不断深入和扩大的社会生产和科学实验等实践活动,产生出大量的新知识。了解、学习和使用最新知识越来越成为发展经济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无论是工业、农业还是商业、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的提高,都越来越依赖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在更高水平上的结合。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在进一步执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政策的新形势下,人们对于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重要性的认识,对于先进的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从战略上讲,青年们要跟上滚滚而来的新技术革命的潮流,必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所谓面向世界,就是眼界要放宽,不能只看到一国一省的情况,要纵览五洲四海,时刻关心世界各国经济技术发展的动向,及时研究、分析、吸收世界最新技术成果,迅速提高我国科学技术水平。所谓面向未来,就是眼光要放远,不能只看到眼前,要想到今后十几年、几十年世界可能是什么样,我国应该是什么样;不仅要明确当前的责任,而且要看到未来的责任,从今天和未来的需要出发,不断丰富、更新自己的知识,使自己真正能够担当起现代化建设的重任。我们应该有一种紧迫感,正视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如果看不到这种形势,忽视采取相应的对策,就可能贻误时机,在某些方面落后得更远。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个时机,采取正确的对策,就可能在社会生产的某些领域跳过传统的发展阶段,直接使用最新技术。新技术革命在全世界展开,大约是今后几十年内的事情,今天的青年正有机会赶上这个浪潮。青年们要珍惜这种历史的机遇,从现在起就及时奋起,努力学习。工业战线的青年应该努力学习和掌握现代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企业管理的知识,广泛开展技术革新,加速产品的更新换代,为提高经济效益而努力。农业战线的青年应该积极学习和推广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先进科技成果,学会发展商品生产的本领,尽快地勤劳致富,建设我国的新农村。科学技术战线的青年既要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不断提高、更新自己的专业理论知识,更要理论联系实际,运用自己的知识去解决四化建设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在实践中创造新的科技成果,攀登新的科学技术的高峰。其他各条战线的青年,也都要把学习和本岗位的生产、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文化、技术素质。非常令人高兴的是,现在全国亿万青年中,已经开始出现一个学习的热潮。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学近代史、学时事、学科学、学管理学,并且把这些用于实践,用于改革,都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我们希望青年们把这种可贵的热情长久地保持下去,学有所成,用有所得,不断增长科学文化之才,以成就四化建设之功。

  青年要富有创造精神,就要积极投身到改革的实践中去。

  创造离不开实践。“五四”青年的创造精神,集中地表现于变革旧社会的革命行动。当代青年的创新精神,应当集中体现在改革一切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的制度和办法,为推进四化建设扫除障碍、创造有利条件的实际行动之中。坐而论道地空谈创造,将一事无成。要培养创造精神,必须到实践中去,到改革中去,因为改革最需要也最能体现创造精神。

  建国三十五年来,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现行的一些具体体制和办法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还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加以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决定了它自身的任何弊端和缺陷都是完全可以通过改革的方式加以解决的。改革是社会主义整个发展过程中的一项经常性的任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有计划有步骤地领导着农业、工业、商业等各条战线的改革,并且首先在农业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创造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丰富经验。党中央在总结了几年来农村普遍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的成就和经验之后,今年又发出了中央一号文件,鼓励农民大力发展商品生产。我们一定要积极促进农村经济,朝着专业化、商品化的方向前进。农村经济改革的丰硕成果和成功经验,极大地启发、激励和鼓舞着城市的领导干部和职工群众加快城市经济的改革。城市经济的改革虽然比农村要复杂得多,但农村经济改革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经验,如扩大企业自主权,在某些行业和企业推行权、责、利统一的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坚持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打破平均主义,奖勤罚懒,多劳多得,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等等,则是有普遍意义的,对城市也是适用的。我们要根据城市经济的特点,认真总结推广城市经济改革的典型经验,积极学习、运用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看准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积极、稳妥地进行城市经济的改革。我们的对外开放政策,一定要继续执行,而且要继续放开。大家知道,我们不但要认真办好和大力发展已经建立的经济特区,还要进一步开放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在这十四个城市,放宽若干政策,改革现行的某些管理体制,使这些城市及其企业增强开展对外经济活动的活力。另外,其它战线的改革也在进行。青年们要经常了解改革,议论改革,研究改革,做改革的闯将和标兵。

  青年最乐于、也最敢于改革,始终是党领导改革所依靠的重要力量。最近胡耀邦同志在一次谈话中说,年轻同志有三条优势:第一条,知识面比较宽。第二条,年富力强,精力旺盛。第三条,框框比较少,有一股冲劲。这几年的改革,大多数是年轻同志带头干起来的。现在,各行各业都面临着改革的任务,都需要以创造精神去开创新局面。无论是科学创造、技术创造、艺术创造、体育创造,都大有作为。今日的中国,正是英雄用武之地;今日的时代,正是志士建功立业的时代。

  当然,改革不是轻而易举的。要改革必须有大无畏的精神,有胆有识,破除一切因循守旧、不求进取、无所作为的思想。在我国,由于长期封建社会的影响和千百年来小农经济的局限,使得保守的惰性相沿成习,至今仍是我们民族传统道德中的消极因素。当我们进行改革时,必然会遇到种种阻碍。要改革不但要同旧传统、旧体制、旧框框作斗争,还要同自己队伍里甚至自己身上的守旧思想作斗争。

  改革创新没有现成的模式可效仿,需要在实践中去探索,去开拓。这当然就有成功与失败、正确与错误两种可能。自有人类以来,每一条真确的知识,每一个成功的创造,都不知包含了多少失败的教训。鲁迅曾经举过这样的例子:古人找到螃蟹这样的美味之前,一定也吃过蜘蛛,尝过其它并不好吃的东西。他称赞这样的人是勇敢的人。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一些缺点或毛病是难免的,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改革中出了一些问题就对改革持怀疑态度或不敢再放开手脚去干,这种因噎废食的态度是很不足取的。犯错误固然会造成一定的损失,但也是一种学习,并且“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25页)用积极的态度对待错误和失败,从中吸取教训,增长才干,这是每个青年人从幼稚到成熟的必由之路。总之,一个虽有某些缺点错误但力求进取、勇于创新的青年,要比一个因循守旧,唯唯喏喏,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青年强得多。没有创造精神本身就是最严重的缺点,我们事业需要的恰恰不是这样的青年。

  我们希望青年们在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指引下,大胆地去想、去闯、去干,以自己的艰苦奋斗赢得事业的成功。我们也希望全社会都支持、扶植和鼓励青年去大胆创新。各级党组织和团组织应该千方百计地培养青年的创造精神。对青年的缺点、弱点要引导、要教育,但绝不要压制他们的创造性,不要有意无意地束缚他们的手脚。当前,由于官僚主义和各种不正之风还严重存在,由于长期形成的“左”的思想影响还没有肃清,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压制青年创造性的现象还时有发生,不能正确对待曾经犯过这样或那样错误的青年的问题也相当普遍。这些都应当认真重视和抓紧解决。

  这里我要特别讲一讲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中青年犯错误的问题。列宁告诫我们:“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选集》第2卷第512页)大家可以回想一下,现在二十八岁以下的青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才十来岁,就是现在三十五六岁的人,那时也只有十七八岁。在“文化大革命”那样剧烈的动乱中,一些只有十来岁、二十来岁的青少年,做了一些错事,除了极少数情况特别严重恶劣的以外,责任主要不在他们身上。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中,一些革命多年的老同志,开始不是也没能清楚地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危害,甚至也说过错话,做过错事吗?不少青年,虽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过“左”倾错误影响,表现过狂热情绪,但实际生活使他们逐渐发生怀疑,以至认识这些错误,积极加以纠正,他们同党和人民一道向林彪、“四人帮”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从动乱中走过来的一代青年,受到过毒害和创伤,也得到了其它时期青年所得不到的磨练。我们决不要看轻他们在十年动乱中所获得的经验教训。我希望全社会都能正确地看待青年,信任他们,扶植他们,放手让他们到实践中去锻炼,这样,我们青年就能更快地成长。

  青年朋友们,同志们:

  今年是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五周年。在这一年里,全党要重点抓好两件事:一是整党,一是经济建设。你们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的光荣传统,紧紧围绕全党的中心任务,刻苦学习,努力工作,以新的优异的成绩奉献给建国三十五周年。中国有句古话,叫作“自古英雄出少年”。你们在这英雄辈出的时代里,只要焕发出创造精神,一定能够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作出出色的成绩,一定能够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成为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再过几十年,当你们进入老年的时候,如果你们留给后代的,是一个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大大发展了的国家,你们就可以毫无愧色地面对先辈。历史将庄重地写上:你们是最富有创造精神的一代!

  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先进团支部代表会开幕了,这是我国青年生活和团的工作中一件很重要、很有意义的事情。我向你们这次会议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全国各条战线的新长征突击手,向广大共青团员,向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辛勤劳动的亿万青年,表示亲切的慰问!在这里,我向你们转达胡耀邦主席、赵紫阳总理以及老一辈革命同志们对你们的关心和问好。

  你们这次代表会是在我们党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后,在我们国家正处于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时期召开的。你们这次代表会不仅是总结经验,表彰先进的大会,也是攀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高峰的动员大会。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得到了有力的贯彻,全国政治上更加安定团结,经济调整逐步收到成效。今年虽然有些地方遭到严重的水灾和旱灾,全国粮食产量仍然接近大丰收的一九七九年的水平,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大幅席增产,多种经营有很大发展,农民收入普遍增加,生活有所改善。轻纺工业产品预计增长百分之十以上,重工业由于调整虽然有所下降,但全年国民经济计划预计可以胜利完成。这些成就充分说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开始走上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符合全国人民心愿的新路子。这些成就,同在座的同志们,同全国各条战线的突击手,同广大青年的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可以说,我们国家的各项成就,都凝聚着你们的心血和汗水。

  争当新长征突击手的活动,从一九七九年三月开展以来,仅仅只有两年多的时间。一九七九年九月,在团中央召开的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命名表彰大会上,表彰了一万名突击手。现在,被命名为突击手的青年,已经有一百万人。从一万到一百万,这是一个飞跃。它说明,争当新长征突击手的活动,是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的,也是适合青年特点,为广大青年所欢迎,为全国人民所称赞,因而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

  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就是革命的精神,顽强奋斗的精神。青年人富有理想,朝气蓬勃,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新长征突击手更应该是青年中的带头人。你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以身作则,不怕困难,不畏艰险,埋头苦干,象受到全国人民热爱和尊敬的中国女排一样,为祖国争了光,为人民立了功。你们同样是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主攻手”,“二传手”。你们的思想和行动,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正在成为影响和失去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你们不愧为老一代共产主义战士的接班人。全国青年都应该向你们学习。

  为了把争当新长征突击手的活动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地开展下去,现在向同志们提出几点希望:

  第一,希望你们不仅在创造物质财富的斗争中争当英雄,而且要在改变社会风气、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斗争中争当模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把精神文明建设好,是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紧密相连和互相促进的。我们不但要强调发展物质生产,而且要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用这种精神文明去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你们是新长征突击手,应该在这两个方面都作出贡献,都成为青年的模范、社会的模范。我相信,同志们是有这个觉悟,有这个决心,不但在建设物质文明,而且在建设精神文明中,成为社会前进的强大推动力量。

  第二,希望你们不仅要当生产能手、工作模范,而且要当改革闯将。这几年我们调整国民经济有一条经验,就是要想经过调整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不进行必要的改革是不行的。这一点,我想同志们是会有切身体会的。我们企业的管理、经济的体制,乃至国家机关的行政体制,都有需要改革的地方。改革势在必行。当然,改革需要多方论证,有计划、有领导地、积极而又稳妥地进行,决不能草率从事。最近,中央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并提出中央党、政、军,机关要带头,作出表率。这是一件大事,全党都要关注。新长征突击手也要立志改革。你们是第一线上的生产实践者,对于改革企业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最有发言权。通过改革,一定能够挖掘更多的生产潜力,开拓更广的技术途径,使你们的劳动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使整个国民经济更快地健康发展。

  第三,希望你们进一步密切联系群众,带领群众一起前进。突击手当然要突在前面,否则不成其为突击手。就象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红军强渡大渡河一样,必须有十七勇士当突击队。突击队前进了,整个大军才能顺利前进。突击手应当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通过自己的典型示范,吸引、团结群众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要懂得任何个人的聪明才智,个人的本领,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生产实践中得来的。群众的生产活动是你们取之不尽的智慧和力量的源泉。俗话说:“根深才能叶茂,源远才能流长。”突击手只有密切联系群众,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时刻不忘向群众学习,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团结群众一起前进。我相信经过同志们的努力,再过一年、二年、三年……,新长征突击手将会是几百万,上千万,将会成为一支政治觉悟高、技术业务精的浩浩荡荡的现代化建设大军。

  最后,我想向各级党团组织提一点希望,就是要关心突击手及其他先进模范人物的健康成长,支持和帮助这些同志不断提高觉悟,搞好生产、做好工作。突击手要刻苦学习,学政治、学技术、学科学、学管理。没有别的捷径,只有勤学苦练,持之以恒,才能学到真本领。党、团、工会组织要在这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帮助,也要帮助这些同志改进工作方法,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引导这些同志发扬成绩,克服缺点。特别要注意发扬正气,打击邪气。我国青年历来有崇仰革命英雄,争当先进人物的传统美德。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后进,曾经是普遍的人人赞颂的社会风尚。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这种良好的社会风尚,使先进人物在祖国的灿烂阳光下茁壮成长。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最后,祝同志们在新长征的光荣而艰苦的历程中,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原载1978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

  一九三五年十月,毛主席率领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战略转移,长征到达陕北。从这时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一共十三个年头,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领导着陕甘宁边区。毛主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指导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为我党制定了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党的建设等一整套方针和政策。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直接领导广大党政军民建设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光明的中国的雏型,为我党我军夺取全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准备了干部。当时,我作为陕甘边区的负责人之一,有幸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多次聆听他的教诲。这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岁月。今天,我们纪念毛主席诞生八十五周年,回忆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的伟大革命实践,如在目前,倍感亲切。

  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在王明路线失败后保留下的最后一个根据地。毛主席到达陕北前,陕北的革命斗争几经起伏。早在大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陕西各地就曾经出现过蓬蓬勃勃的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士兵运动和学生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坚持武装斗争,先后组织了反帝同盟军和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并在陕、甘两省交界的照金创立了小块的革命根据地。我于一九三二年春在甘肃两当发动兵变,失败后转到照金。一九三二年冬,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正式成立,由于军政治委员杜衡(后来叛变革命)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诬蔑刘志丹同志所坚持的正确路线是什么“梢山主义”、“土匪路线”,硬要红二十六军离开根据地,南下终南山,使这支队伍受到严重损失。一九三三年八月,我们在陈家坡开会,克服了存在于一些同志中的失败主义思想,恢复了红二十六军。我们吸取过去的教训,决定分三路建立游击区:第一路陕北,以安定为中心;第二路陇东,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关中,以照金为中心。到一九三四年冬一九三五年春,我们分别建立和发展了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陕甘边根据地把二、三路连接起来,北起定边、盐池,南抵三原,东至延安,西达陇东的庆阳、曲子、环县一带,建立了人民政权。陕北根据地在陕北特委领导下也建立了一大片人民政权。这时,在陕北地区活动的红二十七军也建立起来了。两个根据地分别召开了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陕甘边区工农民主政府和陕北省工农民主政府。为了统一党和红军的领导,一九三四年底,陕甘边特委派刘志丹等同志去延安地区和陕北特委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以刘志丹、马明方等同志为核心的党的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同志任军委主席。刘志丹同志以军委名义发布了粉碎敌人二次“围剿”的动员令,命令红二十六军主力北上陕北作战。一九三五年五月,刘志丹同志兼任前敌总指挥,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到二十几个县,陕甘边与陕北连成一片。后来红二十五军转战千里来到陕北。这一段,是革命根据地和人民武装力量大发展的时期。

  不幸,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也影响到陕北。他们不作调查研究,不了解陕甘革命历史,不了解敌情、我情,全凭主观臆断,强调对外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对内凡不同意他们错误观点的就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指责刘志丹同志等只分川地,不分山地(陕甘边某些地方土地多,光川地平均每人就有十几亩、几十亩,群众只要川地不要山地),不全部没收富农的东西,不在游击区分配土地,是“不实行土地革命”;指责我们纠正一些人违犯纪律的土匪行为是“镇压群众”;还说我们同杨虎城有联系,是“勾结军阀”。他们无中生有,无限上纲,先说我们“右倾”,继而说我们“右倾取消主义”,更进而说我们是“右派”,诬陷我是“右派前线委员会书记”,诬蔑刘志丹同志“和杨虎城有勾结”,是“白军军官”。当时,蒋介石正在对陕甘边区进行第三次“围剿”。于是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怪现象:红军在前方打仗,抵抗蒋介石的进攻,不断地取得胜利,“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却在后方先夺权,后抓人,把刘志丹同志等一大批干部扣押起来,红二十六军营以上的主要干部,陕甘边县以上的主要干部,几乎无一幸免。白匪军乘机大举进攻,边区日益缩小。“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的倒行逆施,引起了群众的极大疑虑;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以致保安、安塞、定边、靖边等几个县都“反水”了。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

  我被扣押了。起初关在王家坪,后又押到瓦窑堡,和刘志丹等同志一起被关在一个旧当铺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搞法西斯审讯方式,天气很冷,不给我们被子盖,晚上睡觉绑着手脚,绳子上都长满虱子;一天只放两次风,有人拿着鞭子、大刀,看到谁不顺眼就用鞭子抽,用刀背砍。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许多人被迫害致死。

  千里雷声万里闪。在这十分危急的关头,党中央派的先遣联络员带来了令人无比高兴的喜讯:毛主席来了!一九三五年十月,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进入陕甘边的吴旗。他立即向群众和地方干部进行调查。当时陕甘边特委的龚逢春同志去迎接毛主席,向毛主席汇报了陕北苏区和红军胜利发展的情况,又汇报了当时乱搞“肃反”,把刘志丹等红二十六军的干部抓起来的问题。毛主席马上下达指示:立即停止任何逮捕,所逮捕的干部全部交给中央处理,并派王首道等同志去瓦窑堡办理此事。我们这一百多个幸存者被释放了。毛主席挽救了陕北的党,挽救了陕北革命,出现了团结战斗的新局面。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在直罗镇歼敌一○九师和一○六师一个团,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会上,毛主席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完整地阐述了我党的政治策略,批判了党内过去长期存在的“左”的倾向。我凝神谛听毛主席的报告,觉得他讲的完全合乎实际,路线完全正确。我感到迷雾顿散,信心倍增。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毛主席讲话,心里高兴极了。

  抗日民主模范根据地的缔造者

  陕甘宁根据地的危机克服后,毛主席立即着手把陕甘根据地建成争取北上抗日的出发地。当时,蒋介石仍然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政策,陕甘一带,东有晋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北有地方军阀井岳秀、高桂滋,西有甘、宁白军,南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我们四面被包围。敌人侵占了根据地的许多县,地主反攻倒算,群众遭到残酷杀戮。国民党又在这些地方复辟了反动统治,建立保甲制度,实行连环保。为了稳定陕甘宁根据地,毛主席命令红军打退了西面和北面的敌人。我也随军西征,在李富春同志为首的陕甘宁省委领导下,在陇东的环县、曲子一带做群众工作。不久,毛主席又指令红军于粉碎敌人“围剿”后,东渡黄河,以模范的抗日行动推动全国抗日。毛主席、周副主席在那些日子里动员部队,发动群众,仔细地研究敌情,夜以继日地组织东征的情景令人难忘。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形势的发展,一九三六年九月,毛主席在保安(现在的志丹县)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吸收了两个地方干部参加,我是其中之一。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中央的会议。毛主席一见到我,便亲切地叫着名字,同我握手。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讨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反对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会上,毛主席还总结了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指出,在中心区和边沿区、游击区,因情况不同,工作方针和任务也应有所不同。他还批评了王明路线的宗派主义,指出不应当把项英等留在南方,因为他们同当地群众没有联系,留下他们,势必害了他们。参加这次会议,我受到一次深刻的路线教育,进一步懂得了:任何革命理论、原则的实行,都必须同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教条主义之所以错误,就因为它不问实际情况,完全从本本出发,生搬硬套;政治路线错了,组织路线也必然是错的,政治上搞“左”倾机会主义,必然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同时,思想上也明确了:必须根据形势的发展,积极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后,张闻天同志同我谈工作,说对民团、保甲,都可以搞统一战线,可以先试试。

  这次会议后,我被调到关中地区担任特委书记。关中地区包括甘肃的新宁(宁县)、新正(正宁)和陕西的赤水(旬邑)、淳耀(淳化和耀县)等县,象一把利剑插入国民党统治区,直逼它的战略重镇西安。我们的游击队只能荫蔽在深山里,活动很困难,生活很艰苦。我们一面恢复各种秘密组织,一面建立和发展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关系。根据中央九月会议决议的精神,对于每一个人、每一个派别、每一个社会团体、每一个武装队伍,都根据它们不同的情况,在抗日救国的总方针下,同他们接洽、协商、谈判,以订立各种地方的、局部的、暂时的或长久的、成文的或口头的协议,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一些单位,建立起各种不同程度的统一战线关系。有个国民党的县长同我们有老关系,我们也同他建立了联系。在四个县的保安团中,除了一股顽固的地主武装反对我们以外,其余的都和我们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他们向我们提供了许多情报和枪枝弹药。这样,到“双十二”西安事变时,关中根据地就全部恢复了,我们的游击队又壮大了。虽然国民党的政权仍存在,但我们的政权组织也秘密地建立起来了,公开的名义叫做“抗日救国会”。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合作后,党中央、毛主席十分注意陕甘宁根据地的巩固和建设。首先纠正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领导权拱手让给蒋介石的错误,克服了当时边区党委的某些领导人在统一战线中采取的机会主义立场。有一段时间,国民党顽固派乘机渗入根据地,进行破坏民主政权等阴谋活动;有的地主乘机反攻倒算,向农民追索分配了的土地、房屋和废除了的债务。针对这种情况,毛主席在一九三八年五月亲自写了边区政府和八路军留守处布告,制止了顽固派和地主的破坏。同时,改组了边区党委。一九三八年十月,毛主席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批判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纠正了右的倾向。以后,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对我搞磨擦、蚕食我边区的反动政策,毛主席制订了“有理、有利、有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等一系列方针和政策,指导边区军民反磨擦,反蚕食,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粉碎了蒋介石的捣乱和破坏。

  整个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开始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等建设,逐步成为全国的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国内和海外的进步青年,不顾敌人的封锁拦截,纷纷投奔到这里来。陕甘宁根据地的每前进一步,都是同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导分不开的。

  一九四二年,在毛主席领导下,开始了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期间,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指导下,从一九四二年十月到次年二月,召开了边区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会议运用整风精神,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全面研究了边区的历史和现状,肯定了以刘志丹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批判了一些同志过去执行 “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正确地解决了边区历史上的是非问题。这样,从一九四一年毛主席亲自拟定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开始,边区进行民主建政,建立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和民主议会,制订抗战时期的经济建设方针,开展大规模的生产建设运动和文化教育运动,边区党政军民生活日益改善,真正作到了组织起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耕三余一”。文化教育也发展了。那时的边区,真是谷穗长又长,牛羊满山川,有吃又有穿,人民喜洋洋。一些中外人士来参观,不能不承认,边区真正是模范的抗日根据地。

  在陕甘宁边区的建设中,毛主席十分注意在斗争中培养干部,特别是注意培养地方干部。他常说:地方干部熟悉情况,与当地群众有血肉联系。只有本地干部大批地成长并且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我党在根据地才能生根。毛主席对陕甘宁根据地的创始人刘志丹同志十分关怀、非常爱护。毛主席把他从监狱里解放出来后,安排他担任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副主任、北路军总指挥和红二十八军军长。一九三六年春,刘志丹同志渡黄河东征,不幸牺牲于山西中阳县的三交镇。毛主席题了挽词,称赞刘志丹同志是“群众的领袖,民族的英雄”。周恩来副主席也题了挽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毛主席、周副主席给予刘志丹同志高度评价,使那些同刘志丹同志一起工作的干部也受到很大的鼓舞。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我们党各个时期的大批优秀干部集中到陕北来了,为培养地方干部提供了有利条件。毛主席一方面派外来干部到地方工作,以熟悉情况,帮助地方干部;另一方面,让地方干部到中央办的各种干部学校学习提高。我长期在地方工作,毛主席就让我到中央党校学习,以后相继在地方、党校、部队和领导机关工作。十余年间,我多次同毛主席接触,受到他的关怀、爱护。他有时吸收我参加中央有关会议,有时找我谈话,有时写信给我,以至题词勉励我,使我不断受到教育。毛主席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倾注了许多心血,这鲜明地体现了他为党制定的爱护地方干部和广大干部的政策。

  一九三九年,毛主席亲笔在一幅约一尺长、五寸宽的漂白布上写了“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八个大字,上款写“赠给习仲勋同志”,下署“毛泽东”。这个题词,我长期带在身边,成了鼓励我努力改造世界观的一面镜子。一九四三年春,党调我到绥德分区工作。这是边区最大的一个分区,政治情况比较复杂。毛主席找我谈话,鼓励我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就没有那么敏感了,到新的地方去也是锻炼嘛!一九四五年冬,党为了适应抗战胜利后开拓新解放区的形势,从陕北调出一批干部,我被调到西北局机关工作。我对毛主席说:我长期在地方工作,没有在领导机关工作过,怕难于胜任。毛主席热情地鼓励说:正是因为你长期在下面,没有在上面,所以才调你到上面来工作。把你调动一下,放在新的岗位上,你就得动脑筋了,就得调查研究,想办法把工作做好。毛主席的话,给了我无穷的力量,鞭策着我努力做好工作。

  毛主席既放手让干部工作,又注意具体指导。一九四六年夏,国民党蒋介石撕掉和平伪装,发动全面内战,集中重兵向我各解放区大举进攻。我中原解放军,在李先念、王震等同志率领下,于六月底胜利突破国民党三十万军队的包围。王震同志率领一支队伍,向陕甘宁边区转移。毛主席把我叫去,问我路该怎么走,从哪里过渭河,并要我派人接应。这期间,毛主席不几天就来一封信,有时隔一天一封,一个多月的时间,共写了七封。毛主席在信中的指示十分具体,既谈到要派熟悉情况的得力干部去策应,又要我收集沿途敌人驻防和分布情形,还指示我如何配合开创新游击根据地,甚至连部队到达后要开群众欢迎会都想到了。这些都具体地反映了毛主席对革命高度负责、对下级关怀备至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

  毛主席帮助我们在实践中总结提高。一九四六年八月底的一天,毛主席找我和王世泰同志去谈话,向我们介绍了粟裕、谭震林同志率华东解放军十八个团,在苏中七战七捷的事例,教育我们学会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一九四七年春野战军出击陇东,事前提出了一个方案,毛主席复信加以肯定,并作了具体指示。后来,我们在西华池附近同胡宗南部队打了一仗,因情况摸得不够准,没有打好,打成了消耗战。这使我内心十分不安。事后,在一次谈话中,毛主席提起了这一仗,然后说:一个人难免要失败,失败一次就有了经验。又说:别人的经验,不通过自己的实践,还不会变成自己的。

  最使我难忘的是,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那次会议期间,毛主席同我的一次谈话。我到杨家沟的当天晚上,毛主席找我到他住处,他让我汇报了边区战争、生产和群众情绪等情况,询问我对土改政策和形势发展的看法,最后勉励我要认真学习理论。他说:你们长期做实际工作,没时间学习。这不要紧,没时间可以挤。我们现在钻山沟,将来要管城市。你一年读这么薄薄的一本,两年不就两本了嘛!三年不就三本了嘛!这样,十几年就可以读十几本,不就可以逐步精通马列主义了吗?!又说:一个人的经验是狭隘的,它受时间、地点、条件的限制,要使经验上升到理论,就得学习。只凭老经验办事,不能适应新形势。他的教诲,象一团火,使我感到温暖,也使我心里亮堂了。

  毛主席对下级干部,总是那样关怀爱护,态度谦和,十分亲切。我每次见到毛主席,总要约束自己少说,但接触到他那平易近人的态度,话也就多了;谈完后,我又总是怨自己说多了,有些话说错了。可是,毛主席从未责怪过。我深切地感受到,毛主席既是我们的伟大导师,又是我们的最亲爱的同志。

  毛主席在陕北期间,一贯注意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这给干部以深刻的教育。毛主席一再强调要尊重群众,依靠群众。地方的同志对中央的同志,下级对上级,群众对干部,都能够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形成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使革命队伍步调一致,做好工作。

  一九四二年八月的一天,边区政府小礼堂正在开征粮会议,各县县长参加,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主持会议。这时,天正下大雨,忽然一声雷响,礼堂的一根木柱子被劈断了,延川县长刘彩云同志不幸触电而死。这件事传出后,有的群众说:为什么雷没有劈毛主席!?这话传到毛主席耳里,毛主席并没有叫人去追查骂自己的人,更没有去抓什么“反革命”,而是向干部了解“骂”的原因。原来,边区政府下达的征粮任务重,群众有意见,便借“劈雷”一事,发泄不满。毛主席知道原委后,指示有关部门将征收公粮任务从二十万担(每担三百斤)减至十六万担。这件事的处理,使党群关系更加亲近,毛主席在群众中的威信更加提高。此后,毛主席还经常拿这件事教育干部要关心群众生产。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边区整风运动正在开展,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报告,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开展全边区的军民大生产运动,把整风和生产两件大事当作巩固根据地的重要措施。毛主席要求边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毛主席尖锐地指出:凡不注重研究生产,不用主要精力帮助农民解决“救民私粮”,只顾向农民要“救国公粮”,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就不是好领导者。凡“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

  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下,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蓬勃开展。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也抽出时间参加生产劳动。经过军民共同努力,边区工农业生产有很大发展。到一九四五年,全边区耕地面积比一九三八年扩大了七成多,工农业产品大幅度增长。部队、机关、学校实现了粮食、副食、日用品等的自给或半自给。有的部队还向民主政府交了公粮。全边区的公粮任务,又由一九四二年的十六万担减至十二万担。群众增加了生产,又减轻了负担,生活得到了改善和提高。真是“前囤子凸堆,后囤子满”,为巩固边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后来在解放战争中支援前线,打下了可靠的物质基础。

  领袖爱人民,人民爱领袖。在保卫延安的战斗中,“领袖群众心相连”、“军民团结齐奋战”的情景,十分动人。一九四七年春,国民党集中二十三万军队,向边区发动“重点进攻”,直逼延安。有的同志担心毛主席的安危,劝他离开边区。毛主席说:这里的群众基础好,回旋余地大,还是留在这里好。群众坚持战斗,我们要同群众在一起。三月十八日,前委成立了,毛主席给彭德怀同志和我一封信,指出:只要你们一个月能消灭敌人一个团,保证三年后一定能回到延安。这时国民党胡宗南的先头部队,在飞机的掩护下,已经进入延安郊区,毛主席还没走。十九日傍晚,太阳下山了,前委的同志到王家坪毛主席住处,只见他在院子里,来回踱着,仿佛在思考什么。大家着急地催促道:主席,您走吧!毛主席连声说:走呀!?现在就走!?我说:当然要走,您不走我们不放心,敌人已进到延安附近,再不走,路被截断,就不好过去了。毛主席一直坚持到最后,才离开延安。敌人占领延安后,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还有任弼时同志,采取蘑菇战术,一直转战陕北,和群众同甘共苦,指挥保卫边区和全国的解放战争,使群众受到极大的鼓舞。毛主席原来预见三年打回延安。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同志的组织指挥下,我们提前完成了任务。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夜间撤出延安,到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二日收复延安,只用了一年一个月零三天的时间。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毛主席要离开他生活、战斗了十三个年头的陕甘宁边区了。边区群众怎能舍得毛主席离去?当天上午,晴空万里,在黄河边宋家川的欢送会上,毛主席深情地说:陕北小米子我吃了十三年,实在不愿离开这个地方,但是为了全国的解放,我们又不得不离开。领袖和群众心心相印。群众说:主席呀,您在陕北是为了全国人民!您离开这里,也是为了全国的解放事业!毛主席,您走吧!全国人民需要您离开这里!人们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向毛主席告别。黄河的滔滔激浪,倾诉着人民同领袖离别的衷情。

  毛主席离开了陕北,心中仍装着边区一百八十万群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延安和边区人民给毛主席发来贺函。毛主席及时复电,指出:“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八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我庆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个复电,一直在激励着延安和陕甘宁老根据地的人民。今天,在进行新的长征中,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大力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亲手培育的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作风,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夺取新的更加伟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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