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资深编辑 王文
这几年连续做了几次偏左的课题，经常反思自己的价值观趋向，自己到底是“左派”还是“右派”，有时候也自称是“中左”，但有时对于政治、经济的看法也是偏“右”，过于自由化，对国内一些政治、经济与社会之痛，更有切肤之痛，咬牙之恨。这种“恨”不压于1999年在大学时贴“小字报”与中文系学生数轮大辩论时的激情。
不过，随着年龄增长，那股愤怒被慢慢消磨，就像那句话，如果你30岁之前不愤怒的话，你完了；如果30岁之后还愤怒的话，那么你也完了。我想，我的确是过了愤怒的年龄了。但这决不仅仅只是年龄所促，还在于本身对中国当下社会需要稳定的内在认同，更在于我对自己这些年在交往过程中遇到的一些改革派（或称自由派、右翼）人士的一种怀疑与自发的失望。
记忆中的第一次失望来自于一位10年前在某报办过专门揭露社会负面、以批判见长的著名“周刊”的一位主编。那是我刚进媒体圈没多久，在一次有诸多年轻媒体人与学生参与的沙龙，这位当时已经下台的主编当然是我们席间媒体界“少男少女”的崇拜偶像，尤其是一位来自台湾的漂亮小女生。主编高谈阔论，小女生坐在其旁，投以仰慕的眼神。不一会儿，这位主编便开始偶尔拍拍女生的小手，搭搭小酥肩。再过一会儿，等大家不注意，牵着女生小手就坐到一旁去了。接着又带着女生离开了餐厅。我无意以“此处省略多少字”来猜测他们后来的剧情，但当时这样的情境对于我的冲击是巨大的，这人怎么这样呢？还处于愤怒期的我，应该与大多数人的想法一样。
第二次的印象比较深的失望来自于一次“普世价值”的研讨沙龙。大概是2007年前后，当时的知识界这个话题非常热门。那个会议聚集了几乎国内大多数顶级的改革派人士。当时我见到一位很牛的新闻学教授，很敬仰地向他递上名片，没想他立刻回了一句：你们太国家主义，最终与政府＊＊＊同污合流。这样的无礼待遇我不是第一次遇到。
2008年，在华盛顿，同被美国国务院邀请的一个媒体人项目上，我遇到南方某家号称要做中国最好报纸的评论编辑，他那里被圈内视为“自由派”大本营。我职业性地与他交换名牌，结果得来的第一句回应是：你们这个愤青报。惹得同在现场的他们报系同事非常尴尬，连忙代表他对我道歉，并转对他说：我觉得你应该向王文道歉。至今我没有得到他的道歉，不过他的名片我还是依然保存着。
那位新闻学教授我在一年后在另一次内部研讨会上又见到。当时是讨论如何提升话语权问题，我发言的其中一个看法是，现在中国国家领导人动辄接受国外大媒体的专访，应该把更多机会留给国内大媒体。这位教授还没等我发言，就严辞反对，认为那样的话，国内媒体“非得打起来不可”。我理解他的话外音应该是，这样的专访机会是不可能也不允许更不配给国内媒体的，国外媒体才有资格拿到。
回到在那场“普世价值”的会，一位来自长三角一带非常著名的教授上台发言。第一句话就说，现在一些人不认为世界上有普世价值。我觉得太荒唐。我现在建议，在场不承认民主自由是普世价值的，请给我出去！！他几近是以狂吼的声音在发言，我坐在下面差点没把刚喝得水喷出来。他这叫做民主自由吗？
另一次比较印象深的失望是在今年初的一次在中国某顶级大学的博士生沙龙讨论会。主讲嘉宾是国内几乎是最有社会知名度的自由派学者，他讲拆迁以及县级法院改革。一位专长研究民主理论的该校博士生对他提出异议。讨论很热烈，基本被我视为是一场难得的思想大碰撞，结果当然是这位学者以激动的语调、高亢的嗓门、还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取得场面优势和最后胜利。这也很正常，他的确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有渊博知识与经历的学者，这些年也做了不少事。但没想到的是，他把这次讨论“缩写”成三条百余字的微博。在他的描述下，这所名校的博士生甚至就是“准政客”，对他的批评是因为“自己想当官”，等等，结果引来数以千计的转发与陪骂，骂那个博士生不像话，太官僚，随带着讽刺了他们的学校，等等。我不想说，这位学者是有意想压低别人来抬高自己，也不想说这样是否有必要，毕竟那只是一场正常不过的学术讨论会嘛，但我最想说的是，他微博中说的话绝对不是当时的现场真相。我以我人格与生命担保。
我并不是说，改革派（自由派）学者的品行都令我失望。有很多人都值得我尊敬。比如，我几次长谈的马立诚先生，是一位温文而雅的长者；许知远兄，每次有多人聚会时，他都会寡言，一直在听别人说，这样的品质很值得我效仿。但我又不得不说，我所见过的自由派们不少还是属于“宽于律己、严于律人派”。他们对社会、对政府大肆批判，并认为批判是知识分子的天职，而且认为中国存在着太多的劣根与弊端，需要大力改革。
这些观点我都认同，但我还是固执地认为，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如果自己都有身子不正之处，又怎样奢望别人影子不斜呢？是否有必要检讨一下自身，是否真正在践行本身所坚持的民主自由理念？是不是以一种专制行为在讲民主？是不是在不自觉中犯了沽名钓誉、哗众取宠的毛病？是否所呐喊得是一种装腔作势呢？
最近一些年来，许多人都担心中国民族主义高涨，民主声音式微，自由派在衰落，等等。这样的趋势有大环境的原因，比如中国人自信心恢复、国力持续上升、金融危机揭穿了美国的真面目，等等，但是如果用层次分析法，是否有可能除却在国际体系、政府政策、社会等层面之外，再考虑考虑自由派个人的自身原因呢？是不是他们个人过于“道貌岸然”，把越来越多人推向自己的对立面，让自己陷入显得“少数派”的困境中呢？
我的记者职业让我有机会接触许多左右两翼的人，我知道这种“两分法”是粗糙的，而且左派也有不少令我失望的学者，但相比之下，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品格与德行在自身理想实现过程中，显得尤其重要。改革的呼吁需要广大的追随者，这是一种自由派必须具有的软实力，就是要让追随者们信任，并愿意为他们的改革理念跟随其后。但是，如果让追随者们认为，他们是一群连自己都管不好的人，国家又怎能托付给他们呢，那么，自由派的衰落也会在所难免。
事实上，过去的20多年，普通老百姓越来越少地怀念21年前的事情，除了本身的社会政策与宣传限制外，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21年来那批人的表现让人们心寒。我不至一次听到有人说，幸好那时没把国家交给他们。
我现在依然觉得，价值感的分歧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沟通与理解。就像今天有位自称“中右”的朋友发微博骂我，我电话礼貌地请其删去人身攻击的那些话。他很吃惊，欣然答应并解释道那是酒后失态，还说没想到我会打电话给他心平气和地说这个事，而我之后也短信相邀与之过几日餐会。我想，这应该是左右两翼人相互沟通的一个案例吧。可惜的是，在当下中国，两派之间能够相互平和沟通的机会太少了。
说白了，其实还是一个公民素质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做人问题。比如，不相互辱骂，不骄淫欲奢，要通情达理，要实事求是，学会相互尊重，要遵纪守法，等等。这些素质对当下13亿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大难题。对于广大自由派改革派来说，要做到这些的难度，其实并不比13亿中国人都做到更容易。
《环球时报》资深编辑 王文
从学理上说，自由派的对立面应该是保守派。甘阳写的《中国自由左派的由来》，看了你就会更明白了。什么才算自由派？简化地讲，就是主张“经济自由”、“政治民主”的知识分子。但现在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要怎样程度的“自由”，要什么样形式的“民主”，这个存在巨大的分歧。
现在中国“自由派”的一个重大问题在于，除了缺乏私德外，还有一个大弊端，就是他们想垄断“自由”、“民主”，并将之狭隘化。换句话说，只有他们讲的才是“民主”和“自由”，或者说，只有他们才是爱“自由”与“民主”的，但他们讲的那一些无非是西方式的尤其是美国式的那一套，比如，必须三权分立、必须搞普选，必须搞两党制，等等。这些看上去很美，但一到中国现实，就会变得很残酷，甚至行不通。而且，即使是他们说的那一套，还原到美国的身上，也不是那么完美，也存在很多问题，有的甚至比中国的问题更多。所以，不赞同这些“自由派”主张的人，就努力地寻找中国自己的道路，就像当年美国人寻求有别于英国的道路一样。事实上，过去的30多年，这种探讨是成功的、有效的。
但“自由派”开始不满了，一些学理上的“自由派”开始进一步理论阐述，再次进行现实批判，这种方式我是支持的，大家争论，真理越讨论越明白，而且中国现实的确太需要有针对性的、建设性的、真诚的批判了；然而，另一方面，一些“伪自由主义”者开始大加笔伐，开始谩骂、造谣、诬陷不同意他们的人，他们有的想打造自己“好人”、“有勇气的人”的形象，有的是因为过去受到自认不公待遇的一种情绪反弹，把那些不同意他们的人视为“坏人”。
这些人的行为，为那些“自由派”跟随者带了很坏的头，那些跟随者以为，他们的“自由派”精英都这样了，当然自己也可以乱加辱骂，甚至还以“对于坏人，就应该骂”为理由，这成了网络语言文化日趋垃圾化的重要原因。所以，这段时间我批判“自由派”，一个直接的目的就是让他们带好头，起到一个表率作用。这样他们的批判才更有现实价值、建设意义。
对于中国人来讲，国家是最重要的，国家乱了要自由又有什么用，自由只是相对的自由。
这位朋友与我一样，都是国家主义者。我相信，当前这个时代，国家对个人的安全依然是最重要的、最后的、平时却感觉不到的屏障。看看现在的利比亚、阿富汗、伊拉克、索马里就会知道了，国家有多么重要。即便在美国，这个相对自由也是被反复提起。其实就是一种“有秩序的自由”。
在此，我向你推荐一本书，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安尼－玛丽·斯劳特教授写的《这才是美国》。此书讲得最多的是“有秩序的自由”，只有那样，“美国才是美国”。三年前她完成了这本书后，震动全美政界。2008年时我在美国，大家都传，如果麦凯恩当选，安尼一定是一位国务卿。2008年初，我听过她的一场讲座，还向她提过一个问题，她听完后非常感兴趣，结束后专门找我探讨。这个教授非常有气质、也是一个标致的中年“美女”，呵呵。后来，麦凯恩选战败了，但奥巴马惜才，毅然把她招到了麾下，委以美国国务院政研司司长一职，以后我想她一定还会有重用。我建议你再读一读她的著作，看看美国顶级思想者心中的“国家主义”是怎样的，其实与咱们想的很相似。
中国未来理想的制度架构，一定比当前的西方制度很复杂、更有效，毕竟中国要治理13亿人，但一定不会是西方那样的。中国民主化道路是对“政治学理论”的一次创新，正如中国经济发展也是对“经济学理论”的一次创新一样。谁研究透中国，谁就是21世纪的理论大师。
中国自由派最缺什么呢？比如，私德、垄断“民主与自由”、包容、民族自信，等等。
中国社会是哪个思想派别占主流？是左派还是右派？我觉得，从人数上看，任何大国都有一个保守化的趋势，“自由派”即你所说的右派，这些年在中国衰弱是很明显的。一是他们基本上退出决策圈，他们不了解政策形成的艰辛与妥协的过程，因此他们的批判有一些不着边际。有时被决策圈里的人笑话。当然，我这么一说，可能会被“自由派”说成是“被打压”，但我宁可相信，这是中国发展自然选择与相互建构的结果。
二是“自由派”在高校内也不是主流，尽管他们中有许多优秀的学者。但另一方面，“自由派”在舆论场上却有优势。诚如我前面所说，他们的主张与许多人的抱怨发生共振，而且他们标榜的“自由”口号也有迷惑性，这样，舆论场上他们显得声势很浩大。
网络民意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沉默大多数”是不发言的。网络民意不一定代表民意。关于微博，我赞同沈逸的判断，“微博未必是个好东西”，非常理性和有深度的文章，推荐一下。
中国不算极权体制而是分权体制
在一定程度上，我宁愿相信，左右两派都是为了中国未来更加繁荣与富强，只是他们认为的路径不一样。但现在，就是因为双方所持观点大相径庭，导致了相互间都怀疑对方有可能会搞乱中国。尤其是右派，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他们以“反左”为目标，（因为中国大陆长期为“左倾”思潮所垄断），从美国引进的“自由”、“民主”等口号，并以“自由派”自居。他们在批判当下中国发展状况时，过于崇拜西方那一套东西，又常常得到外界尤其是西方的一些非政府组织甚至政府机构的支持甚至资助，所以，“右派”或者说是“自由派”常常被攻击为“卖国”、“汉奸”。久而久之，“右派”的一套变得更值得爱国人士的怀疑。
对此，“右派”人士只能反击，认为“左派”是捍卫极权体制，无视当前中国存在的诸多问题。事实上，这是“自由派”对左翼的抹黑。当下体制不能算极权体制，事实上是分权体制，“批判当下”也不是自由派的专利，左翼人士也在批判当下，甚至一些极左的人士认为，当前的中国非常糟糕，应该回到毛泽东时代。这两种极端派我都不太赞同。
对于政治体制，我在“中国到底处于怎样的时代”、“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多坏人”的两篇文章中都有叙述。简单地讲，中国需要改革，但改革需要循序渐进，激进的主张在中国行不通。关于中国政治体制与市场矛盾，我认为这并不构成当下中国问题的核心，任何政治体制与市场都有矛盾。
从某种意义上看，两者的矛盾在美国更尖锐，即美国的政治体制无法掌控市场“恶”的一面，以至发生了1929、2008年两次百年来最大的世界金融危机。
市场的确有“恶”的一面。中国不要重走美国的老路。
发件人："wujian" <wujian2004_3@> 抄送：标题： 以下是一个身居海外的中国人对当今中国思想界纷争的一点陋见
我对当今中国思想界纷争的一点陋见
非常感谢在您主办的大军网上刊登我的几篇文章。以下是一个身居海外的中国人对当今中国思想界纷争的一点陋见，希望能够借助贵网刊登。
当今中国思想界的分歧已势成水火、互不相容。究其原因，既有学术争论的方法问题、也有价值预设的分歧和利益依附主体的不同。
相对而言，学术争论的方法问题是最容易解决的问题。学术理论的分歧并不可怕，有分歧才能够推陈出新。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正是来源于多元化的竞争和对异端的宽容。中国学术界当下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对争论和评判的方法形成共识。关于学术争论和评判的方法，诸多学者已经提出了比较一致的建议，就是：用“遵循基本的学术辩论规则”和建设性的互动取代情绪化的发泄和谩骂。个人以为，转变的关键是：用“有效性”而不是“主观认定的对错”作为评判各派主张的基础。
具体而言就是：运用事实和逻辑来阐述和分析各自的观点，通过公开的和理性（非情绪化）的阐述和分析，将各自的理论（价值）预设、与历史和现实的吻合程度、对未来的趋势预测和可能影响无保留地呈现给公众（全体社会成员），相信公众的判别力，让公众在比较中判别各种理论的优劣。[注：这种方法类似于美国刑事案件中普遍采用的“陪审团” 制度。]
较为复杂的是利益依附问题。每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在本质上都必然地依附于某个利益群体，所有的理论都必然地服务于其所依附的利益群体。在社会科学领域不存在“价值中立”和“价值无涉”，那些极力鼓吹“价值中立”和“价值无涉”的学者实质上是企图掩饰其价值取向和利益依附。通常而言，不敢公开价值取向和利益依附的种种掩饰都具有令人质疑的虚伪和诡诈。
依个人所见，当今中国的学者在事实上被“依附于本土势力还是依附于跨国势力”、“崇尚无限度扩张（扩张型）还是崇尚适度节制（内敛型）”这样两个维度划分为四个群体：“毛泽东式社会主义派”（其特点是植根于本国劳工阶层、隐含地承认人类社会正面临阶段性扩张极限、注重社会平等、主张公有制和集体主义、反抗跨国势力侵入）、“权贵资本主义派”（其特点是依附于本国政府管治集团、主张强势政府和在政府主导下的权贵私有化、鼓励权势阶层无限度扩张、实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精英化主张）、“与国际接轨派”（其特点是依附于跨国垄断资本势力、崇尚“比较优势”理论和“与国际接轨”、鼓吹“经济全球化”和与之配套的制度改革）、“本土自由派”（其特点是本国工商资本阶层的代言人、默认人类可以无限度扩张、注重个人权利、推崇私有产权保护、主张宪政改革）。
“毛泽东式社会主义派”注重社会平等的主张，在陷入公正性困境的当代中国特别能够唤起底层民众的认同，这也是其对当代中国思想界的重要贡献。然而它用于解决现实困境的手段——公有制和集体主义忽视了“人之自利”的本性。事实上，毛泽东时代的30年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证明了这种脱离人性本能的乌托邦式幻想必然失败。“毛泽东式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国内学者已多有论述。概括地说就是：自利的个体在这种经济制度下必然衍生出“投机取巧”的应对策略，其宏观表现是众所周知的“大锅饭”、“平均主义”，其长期效应是企业的生产效率逐渐下降、技术水平长期停滞。
“权贵资本主义派”是当今中国的主流派，这一派秉承“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精英化主张、并将其发展到无以复加的极致。此一主张虽然促成了“改革开放”30年的飞速发展，但是也引发了当今中国广泛的社会危机。权贵资本主义应对全面社会危机的策略可以概括为两条：或者对内镇压、扼杀反抗势力；或者对外来扩张、向外转嫁矛盾。前一条策略只会导致政权的覆灭。任何与人民为敌的政权都会被淘汰，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当代的世界历史都是最好的脚注。后一条策略，也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第二和第三德意志帝国、昭和时代之日本帝国的失败就是前车之鉴?
“与国际接轨派”的经济全球化主张、以及“比较优势”理论和政策，对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功不可没。但是刻意掩盖跨国垄断资本的本性和真实意图，则产生出“使中国经济具有越来越强的依附性”的巨大负面效应。
“本土自由派”所主张的“注重个人权利、推崇私有产权保护、推进宪政改革”是当今世界各个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共同道路，在当代被视为“普适价值”。令人遗憾的是，主张这一“普适价值”的中国学者普遍地（或有意、或无意地）忽视各个发达国家都曾经实施过“残酷对外扩张”的历史事实。事实上，这一理论的基础是“对外扩张”：没有通过对外扩张所获得的利益输入，宪政国家必然陷入激烈的内部争斗和腐败的金权政治的陷阱中，菲律宾和泰国就是最好的例证。然而在当代，“地理空间的扩张”必然会被冠以“新殖民主义者”的名号、遭到来自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共同指责。唯一的可行方案是“技术领域的扩张”——借助先进技术实现对资源的深化利用、像二战之后的日本和德国那样依靠广泛的技术进步实现国家的和平崛起。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实施这一方案，需要中国经历一次包括文化思想（价值观）、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全方位变革，需要中国政府与民众精诚的合作和长期的艰苦努力，需要在“全球正义”的层面上展示中国崛起的合理性。
在此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尽管当今中国思想界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但是尚缺席真正关注人类共同体命运的主张。对于中国当下问题的过度关注，使得中国的学者们普遍缺乏“人类共同体”意识和“社会发展可持续性”意识，未能看透中国的问题在本质上是以扩张为主旨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在当代遭遇到不可持续困境的“中国化表现”。中国所面临的问题绝不是中国自身的独特问题，而是具有全球共性；解决当代中国问题的有效方法不可能存在于已有的“民族国家现代化”理论体系中，而只能在“人类共同体”层面和“可持续发展”境界下探索和创建。那些能够有效解释历史事实和预测未来趋势、能够有效解决人类共同体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理论必定具有持久的生命力。除此之外的各种主张，都会由于各自的缺陷而成为过眼云烟。
随信一并寄出几篇前些年写的文章——《<生存与超越>内容简介》、《决定现代中国社会演进的四个因素》、《当代中国的公正性困境》、《当代中国的政府管治困境》、《对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些思考（目录）》、《永别了，超验的、形而上学的哲学！》、《经济“虚拟化”与金融垄断》、《全球化的困境与可能的前景》，敬请斧正。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总要有一批从容淡定、冷静思考的人，总要有一批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仁人志士崇高的精神追求。
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艰巨性，要求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但是各方面体制机制还不够完善。只有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全面而持久地推进改革，才能建成完善、成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坚决惩治贪污腐败；要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特别是要保障司法公正，重视保护和帮助弱势群体，使人们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对国家的发展有信心。
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要求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开放兼容，国家才能富强，闭关锁国必然落后和挨打。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大胆学习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在扩大开放中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改革和发展。
我们站在一个新的伟大的历史起点上，肩负着更加光荣而神圣的任务。必须永远牢记，只有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我们要头脑清醒、明辨是非，坚定信念、增强信心。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在这个关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上，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动摇。
要让老百姓活得更有尊严”，主要指三个方面:第一，就是每个公民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由和权利，国家要保护每个人的自由和人权。无论是什么人在法律面前，都享有平等。第二，国家的发展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第三，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以每个人的发展为前提，因此，我们要给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让他们的聪明才智竞相迸发。这就是我讲的尊严的含义。
一个国家的实力、一个民族的荣誉，不仅反映在经济实力上，而且反映在社会进步、人的素质、科技水平、文化底蕴和道德力量上。就经济本身而言，没有科技支撑，人的素质的提高，经济就不可能有跨越和可持续的发展。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就是要把经济发展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
儒学一是仁或者爱，“仁者爱人”；二是善，“无恻隐之心非人也。”这是道德的基础；三是和，“和为贵”、“和而不同”。四是刚健自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五是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温家宝尤其强调了道德问题，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各种原因，但不能否认其中一个原因是一些企业家道德沦丧、重利轻义，将经济灾难转嫁到人民身上。
如果说把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看作是政府的责任，那么，把分好社会财富这个“蛋糕”，那就是政府的良知。
三鹿奶粉对中国的危害，温家宝实话实说，“一个三鹿奶粉，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网民们大概不知道。我们普查了受到奶粉影响的儿童达到3000万，国家花了20亿。”但官方媒体报道的数字却是29万，一千多倍的悬殊！一个粉饰太平、隐瞒真相的官方舆论体系和一个实事求是、直面真相的总理在这里形成强烈对比。
某些当权者封杀网络、严厉监控网民、并跨省追捕网民的现实中，温家宝则说，“应该说是网民们帮助了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我们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目标。“在这里，我愿意代表我们新一届政府向大家表示，从我们自己做起，以身作则，接受全国人民的监督。”
我记得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有这样一段话：人生而平等。由于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享有固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有维护生命和自由的权利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
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要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完善村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尊重基层和群众的民主权利。坚持和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和其它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
温家宝在回答“在中国实行现代化的进程中，是不是没有必要实现中国政治体制民主化？”时说，“不，恰恰相反。中国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我们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请你记住两点，第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改革、开放、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社会主义社会。第二，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作保障，经济体制改革就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我们要根据中国的实际，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尊重和保障人权，使人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民主权利，依法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我们还要推进政府自身改革，使政府能够更好地实行民主科学决策，依法行政，并接受人民的监督。我们要推进司法制度改革，使法院独立进行审判，更好地体现公平和正义。”
没有民主和科学，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现代化。我们今天讲民主，就是要让人民当家作主，保障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就是要创造一种环境，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就是要让每一个人都能在平等、公正、自由的环境中全面成长；就是要把发展民主和完善法制结合起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
民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模式。政府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必须对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的监督。……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更带根本性。因此，我们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还要继续推进包括选拔干部和选举制度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
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
发展民主，健全法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构建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是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他提出，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完善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制度，保障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加强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建设。扩大基层民主，完善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制度，保证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各级政府要坚持科学民主决策，完善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专家咨询制度、社会公示和听证制度、决策责任制度，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其实信息公开对于政府来讲，重要的是政务公开，也就是说让我们政府的运作透明，在阳光下进行。我觉得一个同人民群众有血肉联系的政府，除了责任、服务、献身和廉洁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特权。它应该把真实情况告诉人民，同时接受人民的批评和监督。一个制度、一个政府只有不断地听取批评意见，它才能够不断地改进工作，才能不断地进步。我们在第一时间，中央政府得知奶粉问题以后，迅速地向国内公开、向世界卫生组织公开、向港澳台地区公开、向有关国家公开。我以为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的表现，也是应该做的。
张雪忠致信教育部长建议取消马列思想政治必修课
华东政法大学的教师张雪忠博士，上周（5月13日）以公开信形式致信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呼吁取消中国大学及研究生入学考试“政治”科目以及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等课程从大学公共必修课程中去除。张雪忠称，此信是依据中国宪法第四十一条关于“公民建议权”的规定，以个人名义向教育部提出的“公民建议书”，全文约1万余字，张雪忠将其发表在个人的SINA博客后，却很快遭删除，但此建议书仍然在互联网上引发了许多讨论和反响。
建议书中，张雪忠首先提出，“在教育领域用强制或变相强制的方式，向人们灌输特定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不但无法使人真正接受被灌输的内容，而且还将极度扭曲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人格，扼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良知，贬低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尊严。”
“行为或许可以用奖惩来驱动，信仰却只能以说服为基础。”他说，在准备政治考试以及修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等课程的过程中，人们不能自由地对相关学说进行批评和质疑，而是必须放弃自己的判断，完全被动地接受别人的思想和观点。
如果对最重大的问题及最高层次的原则，人们不能进行自由的思考和充分的探讨，那么一个民族不管人口有多少，都不大可能产生真正杰出的思想，整个民族的理智水平也不可能到达令人尊敬的高度。
在一个连上帝的全知、全能，甚至上帝的存在都可以任人质疑的时代，13亿中国人还要将一个德国人的学说视为不可质疑的神谕。对此，张雪忠说，“真想问问我们的教育决策者，到底是什么样的想法和企图，竟然会让你们如此处心积虑地禁锢13亿中国同胞的理性，如此想方设法地贬低13亿中国同胞的尊严？”其次，张雪忠质疑，在教育领域用强制或变相强制的方式，迫使人们接受并表达特定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违反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侵犯了公民的思想和言论自由。
根据目前的教育政策， 大学及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政治科目，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等公共必修课，这事实上，是将承认某种特定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作为人们获得学习各种专业知识的条件，实际上就是将剥夺教育机会作为一种胁迫手段，压制和侵害人们在哲学和政治问题上的思想和言论自由。
这种做法的危险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份。因为我们实在是无法确定这些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到底是对是错，而一旦它们确实是错误的，我们的教育决策者就等于在强迫所有的中国人同时在最重大的问题上犯错。
张雪忠认为，在信仰问题上，政府不应享有任何权威。政府既不能在信仰问题上提供比个人更可靠的判断，也不能帮助个人为来世的生活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在这方面，政府的权力不可能起到任何作用，因此也不可能具有任何正当性。一个人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判断，完全听任他人——不管是一位国王，还是一个政党——来决定自己该信什么，不该信什么。
第四，在教育领域用强制或变相强制的方式，灌输官方学说的办法，将使整个社会长期处于一种理智蒙昧状态，还将使这种学说本身失去活力，同时阻碍这种学说的信奉者理智的成长。
在中国，那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思想或邓小平理论进行直率批评的人，很容易在教育、就业或升迁等方面遭遇不利的后果。因此，在各种重大的原则性问题上，即使是那些最富探索精神的学者，也不得不把自己真正相信的原则隐藏起来，并极力使自己的言论看上去合乎自己并不相信的官方学说。
这样的学者也许算得上很聪明，但却很难成为毫无畏惧、逻辑严谨以及前后一贯的真理追求者。更多的人为了不触怒掌权者和官方学说的信奉者，干脆避免谈及那些重大的原则问题，而专注于一些更为具体的技术性问题。而这种确立官方学说的做法，对特定学说来说，也是一种损害。
当人们不能提出不同的观点，而是必须被动接受官方指定的学说时，人们就不再有必要去努力反驳不同的学说，甚至没有必要去真正理解被灌输的学说。人们只是接受了这种学说的僵化的、空洞的言辞，但却丢弃了其深刻和鲜活的内涵。现在，许多人都可以郎朗上口地诵读出一条条所谓的“基本原理”，但他们这样做只是出于一种习惯的盲从，而不是出于内心的理解与信服。
张雪忠说，这样一来，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也就不可能不逐渐演变为一个规模庞大的鹦鹉园地，而鹦鹉是绝不会以追求真理而见长的。
精神的三聚氰胺《中国震撼》
近日，一本名为《中国震撼》的新书受到官方的高调追捧，开始大红大紫。 据说曾经几度断货，六次加印，累计印数已达14万册。 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 据悉，曾经担任邓小平翻译，目前任瑞士某大学教授的张维为所著的这本新书，自今年1月出版以来，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4月11号，包括《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在内的全国几十家媒体均在突出位置，用较大篇幅刊登了数字专家学者的书评文章，和对本书作者的采访报导，一时间好评如潮。 对此，《文汇报》4 月26号的宣传文章说，“走中国自己的路”，这条路我们走对了，要继续坚持走下去，这就是《中国震撼》这本书告诉我们的最重要的道理。
本书作者称，根据自己走遍全球100多个国家的覌察，“总体上，发展最成功的就是中国，人民生活改善最快的也是中国”。 而他总结出的经验则是，没有一个非西方国家照搬西方模式，而能获得成功的先例，无论是非洲、亚洲还是拉丁美洲。
对此，有分析人士质疑说，尽管本书作者言之凿凿地宣称，至今还“没有一个非西方国家取得过模仿西方模式的成功”，但人们不禁要问的是，日本、韩国和台湾难道也算是失败了吗？ 这些地区与我们相比，到底是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贫困？收入分配更为不公？ 还是公职人员更加腐败呢？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擎)
与此同时，针对该书的出版方在宣传稿中所披露的，“有的中央领导同志为了先睹为快，还要求我们把本书作者尚未发表的文章送给他们看”，有网友反问道，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权力并不等于真理，如此“唯上是从”的表白，不仅有悖于独立的思想和人格，也无助于“拔高”本书作者的形象。
至于张维为在其书中刻意引用了美国《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恭维中国的一段话称：“我很不愿意对我女儿说：你只有去中国才能看到未来……”。 有网友则认为，这只能说明美国佬太实心眼，只看到北京奥运的豪华场面等。 他也不好好想想，如果真正前途光明的话，中国的达官贵人们为什么都把子女纷纷送到美国去呢……？ (网友高人)
综上所述，有网友点评说，早几年谈中国模式还是一种时髦；眼下谈中国模式却是一种搞笑了，最后的结果，也许会令人扫兴。 中选网上作者谌青凡的文章回顾说，中国模式一词，最早是由洋人提出来的，原本是一种西方价值观的产物，如今却在对洋人处处防范的中国官方眼里，成了香饽饽。
不过，考虑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伴生出许多包括贪污腐败、环境污染和贫富分化等十分严重的问题，因此，如果讲中国模式的话，这些问题必然难以回避。
近日，原《人民日报》资深评论员马立诚先生搜集列举了国内外有关“中国模式”的21本书，集中了所谓“中国模式论”的精华。 在这些书里，大多数人讲起中国经济来，甚至到了天花乱坠的地步；而面对目前中国的政治、文化和制度层面的问题，则基本上是乏善可陈。 就是说起来，也是羞羞答答的，实在是拿不出手啊！
究其原因，洋人讲中国模式，动机很复杂，有的是标新立异，有的是讨好中国，有的是看走了眼，有的干脆就是为了赚钱。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我们中国人自己可不能跟着犯迷糊，因为只有我们才心知肚明，中国的经济总量是上去了，但却??也落下了一大摊子的毛病。 未来看“病”的花费很可能会超出目前赚来的钱。
谌青凡的文章最后强调说，中国模式论的最大危害，就是让中国人彻底放弃危机意识，一个失去了危机意识的民族，还能经受什么打击呢？ 此外，脱离了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感受，而大谈特谈所谓“中国模式”的种种优越性，纯粹就是一种忽悠。 对此，学者方绍伟的分析认为，《中国震撼》显然根本无法“震撼”具有独立思考和怀疑精神的中国人。
那些对现状满意的中国人，不用听张维为的道理也能感觉中国发展的好；而对那些不满现状的中国人来说，他们遵循的不是参照自己过去的纵向对比，也不是张维为所强调的“向下的”横向对比，而是对内对外的“向上的”横向对比。 在国内，“向上的”横向对比触及的是令人愤愤不平的“权贵资本主义”；在国外，“向上的”横向对比触及的则是“自由、平等、人权”。
综上所述，有网友点评说，这本《中国震撼》，只能诞生在像中国这样没有言论自由和官方严密控制媒体网络的国家。 张维为其人，在目前当权者治国如此无能、腐败如此猖獗之时，推出这样的书，纯粹就是昧着良心说鬼话，不过是只想依附于权贵邀功请赏，没有半点独立人格的走狗而已。 这本书就像中国奶业的三聚氰胺一样，反正我是不会去上这个当的。
发件人:szjyxr <szjyxr@>, 主题:回复:看看作者对朱熔基的评论，想想茅于轼的所做所为，作者可是自由主义的典范罗！
这篇文章虽然有大量令人读着不爽的体制内语词围着“明君贤相”历史观打转，但可贵之处相当明显，这就是用大量的、铁的事实撕烂了改革的辉煌外衣，揭露了其历史罪恶，足以让“歌德派”猛醒。但是，对茅于轼那类垃圾人没有用！别指望那些家伙能纠正其歪舌头！对此文的作者，我不了解，也许对其文章的批评近于苛求，他是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我一时也难下结论（看其他言论再说）。但我认为，他直面现实的学术态度是很可贵的，特在此致以敬意！
“贺朱镕基八十二大寿：他是建国以最具悲剧的总理，唯一人下没有连任的总理，也是一个唯一在全国各地有留下墨宝的好总理，但请大家记住，他是全国人民心目中最廉政，最不怕得罪富商高官的总理，你知道有多少暗杀组织要暗杀这位扛关棺材前行的好总理!过些天是他82周岁生日，如果你认为朱总理是真正的好总理的话，请转发，让更多的人祝福、、、”-----手机短信及QQ信息时时疯传，敬佩、敬仰之情溢于言表。对此，作为出生在农村且直接参与国企改革的笔者，深不以为然。
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九日，新当选的朱镕基多么自信、从容、机智、幽默!，他对全局清晰的把握、措词的得当，赢得了中外记者和所有的电视众观看一致好评， 欢呼跳跃。
当一位香港记者问及朱总理在遇到困难、挫折时，他是否也会感到沮丧、灰心、犹疑不前时，朱镕基坦言，身处一国总理的职位，他的确感觉责任重大，心理负担很重，他说：“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全场热烈掌声，犹在耳边回响。
中国民众对其寄托无限的希望，然而五年后的十届全国人代会上，确一反中国官场无过即功连选连任常规，昙花一现，破天荒未能连任而被儒雅的温家宝代替，黯然下台。何故?
朱镕基的施政纲领，归纳为“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一个确保，是确保中国今年国民经济增长8 %。三个到位：是金融改革三年内到位;国企改革三年扭亏为盈;机构改革三年分流到位。五项改革：是指粮食流通体制、投资融资体制、住房制度、医疗制度、财税制度的改革。也正是这场改革的失误，断送了其政治生命。
国企改革直接是坑害了工人
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国企改革将从领导阶级变成的被领导阶级，从天堂一下落入凡尘。“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革命的舞台，就在本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成为中国社会里比较最有觉悟的阶级。”多少光荣啊。实际上，改革前工人不仅是有很高的政治地位，经济待遇也非常优越，有的行业工人甚至高于公务员。
但朱总理主导的国企改革，无论是将工人终身依靠的企业低价出卖给个人，还是破产，抑或改制，都直接产生了大规模的工人下岗，保守估计不少于4000万人。改革的主要措施就是改变企业性质，甩掉国企职工这个“包袱”，手段就是非法强制工人买断工龄或分流自谋职业。造成国企资产大量流失，官与商无偿或象征性代价获得巨额财富，两极分化从此越来越严重。
最可悲的是40-50人员，长期依赖国企而无生存自救能力，一下子被逼到城市的边缘;青工则被迫沦为新的私营业主打工仔，从主力军先锋队变成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特别是为国家作出巨大贡献，用青春热血为国企创造了大量财富的工程师技术员，待遇与地位一落千丈，没有任何社会福利保障。虽然后来有所改善，但直到其下台的2003年，国企下岗职工同原单位买断劳动关系的，只有> 10:47:15
+0800收件人L_C_mailto：抄送L_C_cc：标题： 请求全国人大、中纪委对国资委在
请全国人大对国企“行政划拨”进行审查
请求全国人大和中纪委对国资委在政企分开之后将国企“行政划拨”给权贵利益集团导致加速垄断的问题进行审查。
当代中国，那个家庭没有亲人因政府公共政策失误而下岗失去工作岗位？更为荒唐的是：为了推进这些所谓的“改革”, 最高人民法院竟然出台《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第三条规定：“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如此“恶法”，最后的法律保障权利都被剥夺，我们企业的地位、职工的权益如何体现？！
鉴于政企分开之后的行政划拨严重违反《行政许可法》第24条、83条，造成加速垄断、给社会、企业、职工造成严重伤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以，我们请求对国企改革过程中的政府行政划拨问题进行审查，纠正这种资产划拨行为！
1、政企分开之后，对脱离原政府管理部门的企业，由国资委代表政府对企业板块、按行业属性、资产规模的大小进行分类、归口，由国资委按照国家法规亲自管理。
2、由国资委主导，按照行业板块划分、抽调“被整合企业”的职工骨干成立“资产管理公司”，管理这些政企分离之后被重组的企业，如：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交通资产管理公司、建设资产管理公司、纺织资产管理公司、轻工资产管理公司、医药资产管理公司、文教卫生体育资产管理公司、港澳台华侨外事资产管理公司等等，将政企分开之后被违规兼并的公司从利益集团剥离出去，由国资委下属的管理公司管理。甚至请原来的主管单位担任“管理公司”的独立董事、或者监事，强化社会监管力度。“管理公司”负责这些被整合企业的监管、政策性引导，不参与经营活动，由国资委直接领导。
3、由国资委主导，根据企业属性，引导原属于不同部门的企业，以资本为纽带，通过企业之间谈判协商进行重组。
前提：禁止利益集团参与重组，否则就演变成利益集团自卖自买的丑剧；所有协商必须有职工代表参与，最终必须经过职工大会表决通过。
发件人："hbjvxx" <hbjvxx@> 抄送：标题： 庆祝建党九十周年系列文章：建国后辉煌三十年_大道至真_新浪博客
大军网你好！我是贵网站的忠实读者，这些年来受益不少，再一次感谢！在关于国家、党的认识上自己也是经过几个大波折，最后认为如果中国知识精英只是从个人、集团利益出发来分析问题、指导国家，甚至为私利勾结外人出卖国家，这个民族还要重新回到大清晚年的命运。先将《庆祝建党九十周年系列文章：建国后辉煌三十年》寄给您做参考。
大道至真。众所周知，中国系统完整的工业体系是在建国后三十年建立起来的。建国后三十年科技原创能力强大，各个领域创造了无数第一。建国后三十年造就了人造卫星、导弹、核潜艇、大型喷气客机、人工合成胰岛素、汉字激光照排、卫星回收、计算机、直升飞机、高性能航空发动机、大规模集成计算机、CPU（出口到日本）；歼十、神5载人宇宙飞船是70年代的技术；反导系统，导弹、杂交水稻研究成功，小麦高产等世界闻名；复方甲醚、针刺麻醉手术；内燃铁路机车、现代海船（包括30万吨集装箱轮）、微电子；“远望号”系列船，其技术高度至今难以逾越，那时的报纸经常报道国家创造发明和与世界水平的差距，也和美苏水平进行对比，有些技术是超美苏的。
1、杂交水稻：1973年，中国的袁隆平向世人捧出了“杂交水稻”这一震惊世界的答卷。这无疑是史书上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笔。人口众多、人均耕地面积不多的中国，不仅解决了自己的粮食问题，还为亚洲甚至全世界粮食问题的解决做出了巨大贡献。
2、汉字激光照排：汉字激光照排技术，是基础理论的重大突破，给出版印刷行业带来了一次革命性的变革，大大提高了印刷出版业的效率。它在促进中华文化传播的同时，也对日、韩等国家的印刷出版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人工合成有蛋白质。过去世界普遍认为生命体是天然的，大都认为人工合成生命体是不可能的，是中国人首次让它变成可能。人工牛胰岛素的合成，是生命科学领域的重大突破，对于人类探索生命奥秘的影响是巨大的。
4、复方蒿甲醚：复方蒿甲醚是第一个由中国发现的全新化学结构的药品，也是目前在国际上获得广泛认可的中国原创药品。截至2005年底已被26个亚非国家指定为疟疾治疗一线用药，它在疟疾这一高传染性疾病治疗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国内有几个机场、有几条铁路，不是建国后三十年新建、扩建的？有哪一个油田、国内哪一个炼油厂不是建国后三十年创办的？今天的中外合资企业，有几个不是因为有了建国后三十年留下的基础，才被外国投资者看中而“合资”的？今天的上市公司，有几个不是建国后三十年创办的企业改制而成的？今天的中外合资企业，有几个不是因为有了建国后三十年留下的基础，才被外国投资者看中而“合资”的？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就在大量生产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和现代远洋轮船。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时还在生产核武器和洲际弹道导弹，已经在1970年(中国首次成功地试验原子弹以后六年)发射了一颗人造卫星。当然，工业化使中国的社会结构产生了意义重大的变化．虽然绝大多数劳动力当时仍然从事农业生产，但是城市的工人阶级却已经从1952年的300万人增加到20世纪70年代中叶的1800万人以上。此外，在农村中建立小规模工业的政策，结果导致大约3亿农村劳动力中的2800万农民变成公社工厂或大队工厂的工人，虽然那些工厂大多数是在初级技术水平上组织生产的。一个庞大的技术知识界出现了。中国科技人员的数目从1949年少得可怜的5万人(1952年有42．5万人)增加到1966年的250万人，后来到1979年增加到500万人以上，这些人当中的99％是在1949年以后培养出来的。
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呼吁：对辛子陵解禁
最近，在网上读到范吉先生一文，方知辛子陵被圈禁噤声一事，有关当局要他检查交代三大错误，被勒令半年内禁声、禁笔、禁活动。我读过他在科技部老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一篇有论有据的好文章，对此说点心里要说的话。
我也是一位离休干部，不满16岁就参加中共地下党，到现在已有60多年的党龄。现在我以一个老党员的身份，对有关部门强加给辛的所谓三大错误，再对照辛的《形势和前途》的讲话，我觉得前者是强词夺理，乱扣帽子，欲加之罪；后者是有理论、有数据、有说服力。也许正是这种理论的说服力、穿透力，使有关当局害怕了，才对辛采取如此“禁”的手段！
第一条：说辛子陵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严重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现在我先不说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批了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后，用新的四个“凡是”加以代替罢了。单从辛的讲话全文看，辛肯定了改革开放和现有经济成就是在党领导下进行的，这符合四个“凡是”的第一条。对第二条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应该承认，邓的社会主义道路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道路，已经大相径庭，毛要坚持公有制，消灭私有制，邓允许发展私有经济、混合经济，在宪法上添加了保护私有制；在经济形态上毛坚持计划经济，邓主张搞市场经济。那么，对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条，是坚持走毛的路还是走邓的路，我们党所以要搞改革开放，当然是走邓的路。辛子陵的整个讲话也是肯定邓的路，并且还说：“邓小平的英明就英明在‘开放’二字上”。既然辛赞扬邓的改革开放，肯定现有的经济成就，怎么就违背了四项基本原则了？原来有关当局只是抓住了辛子陵对这种改革与成就，作了一种新的解读，他作为一位有成就的学者，自然不该人云亦云，根据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深入研究，他提出目前我们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理论，也可称作毛泽东曾主张但后被抛弃的新民主主义，也可称作民主社会主义，还可称作毛泽东曾说过的新资本主义。所有这些称谓，都是对目前我国的经济形态与社会形态的一种解读，都是对党的基本国策的肯定与支持。如果对理论界的这种解读、研讨都要乱扣帽子，横加罪名，是否又要把我们这个社会拉退到文革时的万马齐喑，百鸟禁声？又要实行思想专制与文化专制？
第二条罪名说辛子陵挑拨领导关系。因为辛在讲话中提出不可批温家宝，建议胡锦涛千万不要和权贵集团联手整温家宝。因为最近一位中宣部副部长敢于说温家宝是“麻烦制造者”，就是个整人的信号。当我读了辛的这段讲话后，只是觉得辛的出发点是为了党好，提出了这个建议，丝毫感觉不到辛在挑拨领导关系。因为辛提出此建议，一有历史教训，毛泽东晚年整了周恩来；二有现实信号。即使我党领导层完全没有整温家宝的意图，全是辛瞎猜，也完全不必大动干戈，对辛横加指责。只要点醒他以后在公开场合讲话，注意事实根据与不良影响就足够了！
第三条罪名说辛引用大纪元网站材料，批前国家副主席儿子曾伟，在澳大利亚用巨款买豪宅，其一大纪元网站是法轮功在国外办的，其二在澳大利亚有两个曾伟，你有什么根据说买豪宅的曾伟就是曾庆红的儿子？对有关当局这两项指责，我确实不好说什么，因为不知道辛是否引用了大纪元材料，也不知道哪一个曾伟买了豪宅。但我可以肯定一条，通读辛的全文，辛对曾伟的批判与指责，完全是为了党好，因为我们社会中确实已产生了权贵资产阶段，如任其发展，我们国家将有大灾大难。所以辛子陵在此讲话中提醒我们：“共产党要想保持政权，保持执政地位……用和平转型的手段，解决权贵资产阶级的问题。”
总之，我希望有关当局不要小题大做，草木皆兵，不要再走毛泽东时期老路，动辄在党内或社会上就采用组织手段，或公安手段，实行“三禁”政策（口、笔、活动）。党在领导国家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首先党自己要逐步实现现代化，要从一个崇尚暴力革命的党，不准有不同声音、不同意见的党，逐步转化为符合现代社会标准的执政党，即从指导思想、组织架构、各项政策与措施、领导人的思想与作风，都要首先符合现代化的要求。如能这样，则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