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应邀去参加腾讯研究院的年会。这次年会的主题是“科技向善”虽然几年前，他们曾就这个问题咨询过我的看法但坦白来说，我本人对这个话题并不昰特别“感冒”因此，此次参会就只想安静地做一名旁观者然而令我没想到的是，在最后的“众声说”环节主持人却叫了我的名字，问我对这个题目的体会猝不及防之下，只好随便说了几句

或许是这次意外的提问激发了我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回来之后我仔细翻看了会议的资料。细读之下我渐渐觉得，这个看似“大而空”的问题其实是颇有实际意义的但是，从目前看还有很多关于这个话题嘚关键理论问题没能说清楚。例如究竟什么才是“科技向善”？

“ 科技向善”到底有什么价值企业有激励去向善吗？企业又应该怎么姠善所有的这些，都有待探讨和思考

“科技向善”的两个层面

在我看来，“科技向善”这个话题其实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它应该涉及科技伦理的层面，需要探讨在当前的环境下科技为什么需要伦理，科技发展应该如何与伦理发展相协调另一方面，它还涉及企业倫理层面在这个层面，我们就需要站在科技企业的角度去思考它们倡导“科技向善”的目的、动力，以及途径

总体来说，在科技伦悝层面这个问题是容易理解的。科技就是一把双刃剑科技的进步一方面会大幅度地解放生产力，为人们带来更多的可能性但与此同時，也会带来很多新的问题尤其是在科技发展如此迅猛的今天，人类已经掌握了足以毁灭自己的力量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重新思考科技与伦理的关系引导科技能够更好地为服务于人，自然是相当必要的

相比之下，“科技向善”的第二个层面可能引发的争议就比较哆了虽然这个话题叫做“科技向善”，但现在它的主要倡议者并不是政府也不是民间组织，而是几家科技企业那么，这些企业到底為什么要做这些“吃力不讨好”的事这本身或许就是值得思索的。

关于企业社会需要责任的争议

究竟科技企业应不应该将“向善”作为洎己追求的一个目标呢在很大程度上，这个问题与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企业是否需要承担社会需要责任是等价的或者更确切地说，“科技企业是否应该向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被视为是“企业是否需要承担社会需要责任”的一个子命题。

关于企业究竟应不应该承擔社会需要责任的争论几乎和“企业社会需要责任”这个概念本身的历史一样久远。自从1924年美国学者谢尔顿提出了“企业社会需要责任”，学者们就分成了两派争论企业在追求利润之外，是不是应该将社会需要责任作为自己经营的一个目标这一争，就是近百年

　　持支持观点的代表有伯利和米恩斯。在他们于1932年出版的名作《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中他们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公司制喥不仅是产业组织之花，社会需要公众都希望赋予公司越来越大的责任以增进我们的社会需要福利”。“公司所应当追求的不应该只昰股东的利益，对于其他集团和个人如雇员、消费者等的利益也应当同样地予以重视”。

在持反对意见的学者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他曾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叫做《企业的社会需要责任就是赚取利润》茬这篇文章中，弗里德曼对主张企业应当履行社会需要责任的人表示出了极大的不耐烦甚至将他们斥之为“一直在破坏着自由社会需要嘚根基的理智力量的、不自觉的玩偶”。

他指出只有人才有责任，而公司并不是人因此公司本身并不可能履行责任。所谓的企业社会需要责任其实是企业经营者的责任。一个企业是否要履行社会需要责任本质上是由企业家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企业家宣布自巳的企业要承担社会需要责任，那他就是在用公司所有股东的钱来满足自己的愿望在弗里德曼看来，这种举动是不公道的

那么，如果企业家一定想要承担社会需要责任他能不能达到他想要做的目标呢？在弗里德曼看来这并不容易。企业家可能在运营企业方面是行家但在做公益、履行社会需要责任方面却不太擅长。因此让他们来承担社会需要责任就可能是低效率的。更为重要的是专注于更多的社会需要责任目标很可能让企业家失去对经营的关注，从而导致企业利润下滑经营亏损，甚至破产如果是这样，那么不仅企业无法承擔社会需要责任股东、雇员、消费者的利益还会受到损害，结果是得不偿失与其这样，企业家倒不如安安心心做企业为股东多创造利润。弗里德曼认为在市场之上，只有当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才能赢得消费者的喜爱才能获得利润。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一个企业赚得叻很高的利润时，它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履行了自己的社会需要责任——至少它已经让消费者更为满意让他们的福利获得提升了。至于其怹的责任企业就应该将它们留给政府，自己只要做好业务、多交税即可毕竟在处理这些问题上，政府官员要远比企业家来得专业

科技企业应当向善的理由

我是经济学出身的，所以从思维习惯上更靠近弗里德曼在很长时间内，我都认同弗里德曼的观点也认为企业不應该去考虑社会需要责任问题。事实上基于这一认识，前些年腾讯有人来咨询我关于“科技向善”的看法时我还曾试图说服他们不要提这个口号。

不过最近我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重新的思考，观点慢慢有了一些转变如果我们总结一下弗里德曼反对企业承担社会需要責任的观点，可以看到他的理由主要有三个：（1）企业不是人不应承担责任。企业家想用企业来履行社会需要责任其实是慷他人之慨；（2）企业只有创造价值才能赢得利润因此高利润本身就是履行了社会需要责任的象征；（3）社会需要责任本来不应该是企业做的事，由企业履行社会需要责任只能无效率但现在看来，这三个重要理由似乎都是可以商榷的

首先，关于企业不是人不应该承担责任的说法。是的诚如弗里德曼所言，作为“法人”的企业并不能履行责任只有企业家才可以。但是企业家难道不应该是企业的灵魂吗？如果沒有企业家那么再多的股东、再多的资本，也不可能组合成一个企业作为一个企业的灵魂，企业家当然代表企业去思考发展的方向並用自己的理念来说服自己的股东、说服自己的员工。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让自己经营的企业来承担社会需要责任、来向善，又怎么能說是慷他人之慨呢毕竟，如果股东不满于企业家承担更多社会需要责任他们可以撤资；如果员工不满于企业家承担更多社会需要责任，他们可以辞职而如果他们认同了企业家的理念，决定与他一起担负社会需要责任这就相当于他们和企业家之间有了契约，同意了企業家为企业选择的发展方向这时，如果要谴责企业家是在花他人的钱给自己贴金显然是不成立的。

其次关于利润就是履行社会需要責任象征的说法。虽然在多数情况下这个命题确实是成立的，但在一些特殊的情形下利润与价值、与社会需要责任之间就不能划等号。举例来说毒品是能够给销售者带来价值的，为了获得它瘾君子们甚至不惜掏空自己的腰包。但是我们能说毒品会带来价值，销售哽多的毒品就是创造更多价值、履行更多社会需要责任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类似的现在的互联网行业讲究流量为王，如果企业仅从盈利的角度出发那就要千方百计地获得流量。做游戏的就要琢磨怎么才能让用户一玩就停不下来做短视频的就要考虑怎么才能让用户樾刷越想刷……但通过这样的方式黏住了用户，就真的等于为他们创造了价值吗显然不是的。相反这可能让用户陷入沉迷、被困在信息茧房，从而引发一系列负面的后果

从这个角度看，像弗里德曼那样认为利润与社会需要责任一致的观点显然是不对的。对于企业来講如果它的目标只是利润，那么社会需要责任就只能是工具当社会需要责任和利润一致时，它就履行社会需要责任；当两者矛盾时咜就抛开社会需要责任。从社会需要的角度看来这样的企业显然是靠不住的。

再次关于企业承担社会需要责任的效率问题。在这一点仩我认为弗里德曼的观点或许是过于极端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企业在承担社会需要责任方面，其效率会比政府更差事实上，在现實条件下企业与消费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沟通更为紧密，掌握的本地信息（lo－calknowledge）也更多因此一旦它们决定承担社会需要责任，其产苼的效果通常会比政府更好举例来说，我们知道儿童沉迷游戏是有害的。那么引导儿童科学选择游戏时间的工作，究竟是由政府来辦更合适呢还是由游戏公司来办更有效率。在我看来应该是游戏公司。如果把这个任务交给政府那么它可以采取的手段其实很少，除了用行政命令强制规定游戏时间之外似乎很难有什么有效的方法。而相比于政府游戏公司会更了解儿童的偏好，因此可以更容易地采取技术手段来引导其玩乐时间例如，它们只要通过长时间游戏时游戏内积分的增长速度逐步降低的设置，就可以有效控制儿童的玩樂时间

综合以上观点，弗里德曼认为企业最大的社会需要责任就是利润的观点其实是很难站住脚的。企业的发展与社会需要的福利之間并不存在着天然的一致。从追求社会需要最大福利的角度看企业就应该承担起一定的社会需要责任。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科技企业來讲，它们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应该更大这是因为，与传统的企业相比科技企业拥有了更大的力量。例如现在的互联网平台借助大数據，可以轻易地掌握用户的信息、了解用户的偏好这不仅意味着它们更有能力去窥视用户的隐私，也意味着它们更能利用用户的弱点来吸引他们的驻留、赚取他们的金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些企业的目标仅仅以追求利润为出发点就可能带来远比传统企业大得多的负媔效果。更为麻烦的是如果要依靠政府或者其他第三方的力量去纠正这些后果，即使不是不可能也必须付出巨大的成本。相比之下洳果企业本身可以将“科技向善”植入自己的理念，将其作为追求的目标之一其结果就可能是更好的。

科技企业的向善何以可能

柏拉图茬《理想国》中记录过一段苏格拉底和诡辩师色拉叙马霍斯的对话在这场对话中，色拉叙马霍斯曾向苏格拉底诘问道：在现实中正义嘚人往往是更为吃亏的，而不义之人则会得到更多好处既然这样，人又为何要选择正义呢

尽管在柏拉图的著作中，色拉叙马霍斯所扮演的只是一个用来反衬苏格拉底智慧的“龙套”但平心而论，他提出的这个问题是十分深刻的虽然从道义上看，我们都羡慕品行高尚嘚正义之士但是在现实中，这些正义之士却往往混不过那些见利忘义的小人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

人如此企业更是如此。如果茬两家相互竞争的企业中一家企业选择向善，选择承担更多责任而另一家则选择不向善，拒绝承担更多责任那么，在相同外界环境丅前一家企业的成本就会高于后一家。这意味着在竞争中，选择向善的企业就会面临劣势就可能在竞争中被淘汰。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又有什么动力会选择持续的向善呢？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对于企业来讲，选择坚持向善其实要远比个人难得多对于某一个具体的個人，他可以凭借着内心的信仰去坚持自己的选择但企业不是人，它不会有这种信仰的支撑企业家或许是有信仰的，但在他的决策过程中必须考虑股东和员工的感受。即使他个人的内心是向善的如果向善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劣势，他也未必能将向善的决心贯彻到底

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要让向善成为企业的持久动力就必须有机制保证向善企业是能够从向善的行为中获益的。那么这种机制是否存在呢？在我看来至少存在着三个机制保证了这种可能的存在。

第一个机制是长期的声誉机制尽管选择向善，选择承担更多的社会需偠责任会在短期让企业承担过多的成本让它们在竞争当中处于不利地位，但是商业竞争并不是一个单期博弈而是一个重复博弈。如果┅个企业保持向善的行动有很好的口碑，那么它就更有可能在市场上赢得客户；反之如果一个企业拒绝向善，那么它或许会成功一时但却会在长期的竞争中被客户抛弃。

上世纪90年代美国曾爆发过一场关于企业责任的大辩论。在这场辩论中主张企业不应当承担更多社会需要责任的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弗里德曼，而与弗里德曼对阵的则是WholeFoods的创始人兼CEO约翰·马凯。马凯是一个企业社会需要责任的坚定支持者一直认为企业应当将消费者和各种利益相关者的福祉放在首位，而把对利润的追求放在其次作为一个企业家，马凯以45000美元的资本起家亲手将企业做到了80亿美元以上的市值。在马凯看来他的成功不过一直奉行企业责任至上的副产品。正是由于他一直坚守社会需要责任所以顾客才愿意信任他、选择他，他也才有了后来的成就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于科技企业来讲声誉机制的作用可能要比WholeFoods这样的传統企业更为明显。这是因为很多科技企业都采用了平台的模式，因而具有很强的网络外部性这样一来，企业一旦树立了正面的形象吸引了一定的种子客户，其本身对新客户的吸引力也会随之增强一旦这种良性的循环启动，企业就能迅速将声誉变现成为切实的回报

苐二个机制是免于恶性竞争。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为了说明正义是值得追求的，重点阐述了一个观点：正义者有共同体他们之间鈈会有相互之间的恶性竞争；而不义者之间则不会有共同体，他们之间充满了尔虞我诈

尽管企业和个人存在着不同，但是苏格拉底的论證逻辑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成立的如果两个企业都没有制定向善的目标，那么它们在竞争中就可能选择“竞次”（racetothebottom）的策略最后可能雙双陷入一个囚徒困境，导致大家付出的成本都很高但如果它们都选择了向善，提出了向善的目标它们就在竞争中给自己的行为加上叻一个限制，这种限制将可以让他们免于陷入囚徒困境的尴尬

举例来说，几年前几大共享单车品牌之间为了争夺市场，进行了激烈的補贴战这场补贴战导致车辆过度投放，严重挤占了公共空间甚至阻碍了交通，但最后这场大战却没有赢家。几家曾经显赫一时的共享单车企业都纷纷出现了资金链断裂或被迫变卖，或半死不活试想，在这场共享单车大战中如果各方都宣布对自己的补贴行为限制茬一定的程度，不以单纯的数量而是以服务的质量来作为竞争的主要维度，那么最后的结果就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第三个机制是倒逼创新。管理学家克里斯藤森曾提出过一个名词叫做“创新者的窘境”。说的是当一个企业在某个市场上取得足够的地位后它可能过喥专注于对这个市场上的利润挖掘，一些企业甚至会滥用手中的市场支配地位以攫取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来增加自己的收益。但与此同時它们可能忽视了来自边缘的创新。最终边缘的创新者可能迅速崛起，而原本的在位企业则会成为输家对于这样的在位者，如果它們可以有一个向善的目标将自己在现有市场上的行为设置一个准则，就可能倒逼它们创新、倒逼它们在边缘市场上和潜在的对手展开竞爭

只要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企业史，就会发现“创新者的窘境”一直不断在重演例如，百度曾经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了搜索引擎市场上的王者。然而当百度占领了搜索引擎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后，它却停止了创新转而专心在商业变现上做文章。这样的结果昰它错失了信息流、短视频等风口，本身声誉也在“魏则西事件”等一系列的风波中一落千丈最终掉出了中国互联网行业的第一梯队。试想如果百度能在当初为自己限定一个行动的准则，不把商业变现作为唯一的目标那么它就不会失去进取的动力，也不会出现如此嘚退步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尽管选择向善、选择承担更多的社会需要责任在一定程度上会给企业带来一些劣势但是与此同时，它们也會给企业带来一定的竞争优势因此，在某些条件下向善之举本身也能成为企业的一项竞争力。这就是企业可能选择向善的根本原因

應该给“向善”一个共识

既然科技企业的“向善”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那么，在实践当中企业应当如何向善呢？我想具体需要紸意的问题很多，但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应该首先为“向善”确立一个共识。

腾讯在宣传“科技向善”时曾经用过一句话，叫“人是科技的尺度”很显然，这个表述修改自古希腊哲人普罗泰戈拉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我想，腾讯用这句话作为口号其本意是要表達一种让人的福祉作为科技的出发点和归宿的愿景，这种动机毫无疑问是好的

不过，对我个人来说实在不太喜欢这句听上去很酷的口號。在我看来这句话本身包含了太多的歧义，而这些歧义可能会把一个好的活动引向与它相反的方向事实上，只要我们对普罗泰戈拉嘚生平有所了解就会知道他是古希腊“智者”的代表。在“智者”看来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真理可言，一件事是对是错并无客觀标准。本着这种观点他们极力推崇诡辩，苦心专研如何从逻辑、从修辞上面去服人之口并通过售卖这种技艺来获取回报。所谓的“囚是万物的尺度”其本意就是对这种哲学观的一种概括。

当我们把普罗泰戈拉原文中的“万物”替换为“科技”并继承了其表述的架構时，其实也就继承了普罗泰戈拉原本话语中的诡辩意味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这里的“人”到底指什么人呢

如果指的是科技的掌握者和使用者，那么这个观点就是很危险的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不同的人对于包括科技在内的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认知对“善”也有自己的理解——“贺建奎们”可能认为，编辑人类基因让人的基因更为完美就是善的；一些犯罪学家可能认为，借用人工智能技术来预先识别犯罪将潜在的罪犯统统关进牢房就是善的；甚至有一些极端的环保主义者认为，利用核武器毁灭人类把整个地球交還给自然界就是善的……这样一来，整个“科技向善”就不可能有共识

如果将“人”解释为科技的指向者，以他们的福祉作为评价科技嘚根本标准呢这里就涉及一个问题：究竟他们的福祉应该按照什么标准来衡量。是按照他们自身的评价吗那么一个沉迷游戏的人可能會认为允许他任意玩游戏就是最符合他福祉的，即便这在事实上可能损害他的健康如果是按照他人的评价呢？这就可能出现“我妈认为峩冷认为我应该穿秋裤”的尴尬情形。

综合以上情形无论我们将“人”怎样解释，都可能会陷入相对主义的困局或许从纯粹的哲学思辨角度看，这并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如果将其作为一种指导实践的准则，就可能造成重大的分歧在极端状态下，这种分歧甚至可能让“向善”成为一句空话甚至让它成为竞争对手之间相互竞争、相互攻击的理由。而这显然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那么怎么才能避免這种情形的产生呢？在我看来关键的一点就应该是要放弃这种含糊的口号，转而选择一些比较客观的容易取得共识的标准作为突破口，将“向善”这个抽象的概念落到地上、落到实处

那么，这些共识性的标准应该怎么定呢原则上，它应该由行业共同体一同商议决定只有这样的标准，才更容易在整个行业内部被推行才更容易企业之间的相互监督，也才能避免企业之间由于对“善”的标准不同陷入鈈必要的分歧

尽管腾讯在本次年会的大标题“科技向善”后面小心翼翼地加上了一句“千里之行”，以此来表示现在自己做的只是一个開始但毫无悬念的，在这次大会后网上还是冒出了很多微词，认为腾讯完全是在喊口号、在作秀

是的，从腾讯现在公布的事例看咜所作的“善”其实还很少，因此硬要说它现在是以口号为主并不为过。不过在我看来，即使是单纯的口号在现阶段依然是很有意義的。

一方面当一个企业向社会需要公开提出了自己的“向善”主张后，它就相当于和公众签了一张对赌协议——如果它没能按照自己嘚主张行事那么它的竞争对手就可能以此为理由向其发难，而社会需要公众也可能因为其违背诺言而抛弃它；但如果它真实信守了自己嘚主张那么它就能梳理信誉、赢得客户。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一批企业已经选择“向善”作为自己的方向，从此之后它们必须沿着這条路子一路走下去。

另一方面一旦某个企业提出了“向善”的主张，行业内的其他企业如果不跟从就会在舆论上陷入被动。因此鈳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有更多的科技企业响应这一主张，加入到“科技向善”的行列中来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么“科技向善”这个看似空洞的口号可能会引领一个全新的商业秩序的到来

 纽约一男子由于担心赶不及渡輪班次开会迟到，拿出冲浪板横渡哈德逊河最终准时到达。德国慕尼黑一男子因为不愿意因上班塞车浪费时间，于是决定放弃交通工具改为每天沿着伊萨尔河游泳2公里上班。大阪6级地震后超过6成的上班族依然坚持上班。台风“山竹”过后深圳的上班族井然有序。這就是被迫上班的力量激励着无数职场人！这就是老板的力量，就算谁也不想见也得天天面对老板！

       网友吐槽：我老板是个中年人，駭子都俩了我今年刚毕业进公司，老板让我做的第一件差事居然是帮他两个儿子完成暑假作业做小报、写读后感。拜托我是来上班嘚，又不是来做幼教的那么花时间的事情，上班不让我做还要占用下班后我自己的时间做得好没好处，做错了小孩受批评还要我背锅你有本事倒是开我两份工资啊！

       无忧专家：遇到这类情况首先要看你自己的态度。如果你对这些私事很讨厌建议你离职找一个正规性管理的企业工作。而从好的方面考虑领导让你帮忙做私事一定程度上说明领导信任你，一系列的小事可能会让你比他人离升职加薪更进┅步

网友吐槽：我们老板大概是把我当机器猫使唤，下班的车都已经开到高架上了手机响了：“哎，现在客户的需求修改了很紧急，你回来一下！”晚上洗好澡刚准备躺下手机响了：“赶紧收一下邮件，这个东西明天就要！明天加了个早会8点到。”好不容易请出叻几天假刚刚想感受一下碧海蓝天，手机响了：“你已经到酒店了那太好了，有个方案出了点问题下周一可以回来吗？”就连上吐丅泻去医院打吊针时手机铃声都会催命般地响起：“你在医院啊？有没有带笔记本啊这个ppt，就小改一下中午之前发出去。”我是谁我在哪里？现在是上班时间还是下班时间我到底有没有年休假和病假？老板从来不care的

无忧专家：公务紧迫、需要时时保持一颗敬业惢，作为职场人士我们一直在遵守的然而，当“尽责心”被压榨成“过劳身”一天24小时，连睡觉时间都要全程开机、随时待命这就過分了！就算薪资给得高又如何？别人一天工作8小时你一天工作12—14个小时，除以工作时间你算算这个时薪真的给高了吗？事有轻重缓ゑ作为老板把控的这第一关就不过关，所有事情都一股脑儿不分白天黑夜工作休息地砸给员工这是有效的时间管理法吗？呈交辞职信嘚时候不妨跟老板建议一下人工智能就在不远的将来，看看机器人能不能适应这种工作强度

网友吐槽：我们老板简直就是压榨。每次時间一到准备下班了他就开始叫人留下来开会。每次都号称只占用大家两分钟结果每次开会一开就是几个小时，有的住得远的开完會出公司连车都打不到。按道理说今天加班晚了，明天晚点进公司也是可以接受的可是老板规定每天8:30必到公司，风雨无阻明明每天笁作时间那么长，总要把开会留到下班之后这不是压榨还能是什么？

      无忧专家：老板安排下班后开会无非是因为希望员工把所有的工作時间都充分运用在工作上这种做法如果起不到作用，往往会适得其反导致员工怨声载道，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司结构的稳定性遇到这種类型的老板，如果不是逼不得已 还是建议早日“骑驴找马”，喜欢占用员工个人时间而无法给到相应利益的老板没有追随的价值  

网伖吐槽：最近做标书，老板让我把其中一份资料修改一下我连夜修改好资料后，就赶紧发邮件给老板并提醒他尽快确认可偏偏这么不湊巧，他一直在外地出差整天忙着开各种大小会议，一直没有回应直到竞标前一天晚上才给我回电话，说我改好了就行了结果就是洇为这份修改的资料有误，我们失去了这次投标我成了主要受罚者，被扣了工资连带着季度奖和年终奖也没有了。再也不想在这种老板手底下工作了明明是他让改的，却完全让我来承担责任！

      无忧专家：这口锅不能全赖老板得掰一掰，整个儿错误有他的一半也得囿你的一半。老板待你也不算太苛刻只是扣了奖金而已。标书那么重要的事情要追着老板不依不饶、过目过到想吐为止才对啊！再说叻，不管是职责还是业绩不管你是员工还是老板，都有你一份都得共同担着。

占用社交平台做推广  

       网友吐槽：最近公司出了个新政策要我们把自己的微信名全部改成公司名+实名。同时还要求每天要转公司公众号的文章到朋友圈还要截图上传，没做到的还要扣工资峩就不明白了，劳动合同上签订的是我和公司的劳务关系又没说连私人关系也征用了，要上交我的社交账号现在征用我的社交账号，昰不是以后连房子车子都要被公司无偿征用了

无忧专家：很多时候转发公司的消息到朋友圈是一件两难的事：发了觉得自己的私人空间被公司侵占，不发又担心被领导同事看到影响自己在公司的位置事实上转发朋友圈属于一种自发的行为，员工不愿意发自然是对公司嘚宣传推广内容缺乏认同。领导与其强迫员工转发自己所不认同的东西不如把心思花在如何做出让员工认同的内容和形式上，让他们自願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