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建强:日本的日本年轻人买房为什么不想买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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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日本图式说:40岁未满的年轻一代有房比率持续降低。最先从1983年的42.2%下降到2008年的28.4%。25年下跌了14个百分点。再从2008年的28.4%下降到2015年的18%。7年下跌了10个百分点。

一个中国图式说:80后90后有房比率持续升高,达到了70%。而在无房的年轻人中,有91%表示今后5年内要买房。

二个图式表明,中国年轻人的买房比率远远高于日本年轻人。

那么,是中国年轻人特别有钱吗?

实际上,说起来也是一把辛酸泪。

日本东京首都圈的房价,在去年不升反降。如被誉为富人区的世田谷区,在去年年底,新建造的公寓房,整体上比原先设定的价格下降了3%(250万日元左右)。三室二厅的72个平方(其建筑面积接近中国的100平方),均价是6500万日元。6500万日元,按照现在的汇率是420万人民币左右。420万人民币,在上海和北京的高档区域,能买到建筑面积100平的新的商品房吗?

就拿上海来说,处于较好地段的二手房,尽管都是在10多年前建造的,尽管已经呈现出破旧感,但其建筑面积在150多平的,价格都在1200万人民币以上。这1200万人民币换算成日元是个什么概念?就是2亿日元的概念。

2亿日元,能在东京都最高档的区域(如千代田区,港区,中央区,涉谷区等)买到二幢新房。在排名稍后些的如丰岛区,杉并区,台东区,北区等能买三幢新房。在更为下町的江户川区,江东区,葛饰区,足立区等能买四幢新房。而如果是东京郊外的

之所以有“老人破产”和“老人”的话题,在于一个社会总有最底层的人群,一个社会也会有不可预测的事态发生。NHK电视台抓住这个渐成社会问题的话题,当然有警示作用,促使人们思考日本社会结构在泡沫经济之后所发生的变化。因为“老后破产”在经济高度发展时期是不可能出现的,在传统的大家庭组合下也不可能发生。发生的根源,从整个社会文化来说,肯定是社会活力不再而导致的副产品,也就是日本著名学者大前研一所说的,低欲望社会中出现的“向内向下向后”倾向的结果。

第一财经:《老后破产》中出现的好几位老人都没有房子,房租占了养老金开支的很大一部分,才导致老年生活艰难。你曾在专栏文章谈过1991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对日本人购房观念的影响。不知道书中这些无房老人的出现,与日本楼市那段历史是否有关?

姜建强:“老后破产”与房产的关系太密切了。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确实影响了一批人的购房欲望。当时房价不断下跌,使得工薪族不敢出手购房,生怕一买就跌。以前就流行的不如租房的观念进一步得到了强化——当然这种观念与日本是个无户籍的移动社会,以及日本人有万物归零的无常观也有关。

另外,日本人还有一个“善变资产”的特点。一部分“老后破产”的人,在中年创业或就业时代可能也买过房产,但或许发生了各种不可预期的事态,如公司倒闭、借高利贷、被解雇、急于用钱等,只好卖出自己的住房,一直到老后都维持租房状态。

第一财经:《老后破产》中好几位“破产”的独居老人有着相似的经历,就是年轻时一心扑在工作上不想结婚。为什么“不婚”思想在日本那么流行?现在中国也有很多年轻人选择单身,他们应该如何未雨绸缪,才能避免“老后破产”?

姜建强:确实,日本已经进入一人主义的后性时代。这个时代的最大特点,在我看来就是:我不幸福,怎么向你描述幸福?我不快乐,怎么向你传递快乐?我不想结婚,怎么向你表达爱情?我不想上床,怎么向你献上玫瑰花?日本现在不婚不孕的年轻一代,几十年后都是“老后破产预备军”。因为独居老人如果没有足够的存款,破产是不可避免的命运。

《老后破产》中的几位老人,之所以成为“无缘社会”中的一员,就在于年轻时没有结婚。照老人在采访时的说法,是当时一心扑在工作上,无暇结婚,造成老后的困境。这当然是一面的说辞,更主要的还与日本男人喜欢一个人自由自在的生活样态有关。不结婚不等于没有性。日本到处存在的风俗店,为不婚男人提供了即便不结婚但也有性生活的可能。再加上日本社会不伦盛行,男人喜欢上已婚女性,会自己不结婚维持不伦关系。

中国的情况与日本稍有不同。即便选择单身的年轻人也在增加,但受儒家文化影响,中国本质来说是个家族社会。家族间的横向关联,即便是单身青年走向老年,也无法断舍。所以中国不是一人的“老后破产”,而是贫困家族走向老后的“家族破产”。这种破产更可怕,因为它的牵扯面更宽广。

第一财经:年轻时存积蓄以备年老后使用,是一种普遍的养老观念。但在《老后破产》中,好几位有积蓄的老人拒绝接受政府的生活保护,宁可挣扎在破产边缘,也不肯动用积蓄。这是为什么呢?

姜建强:日本人的忧患意识是很强的,这个缘于风土的岛国性。地震、台风等天灾什么时候来都不奇怪,因此日本人在生出无常观的同时,也有很强的忧患意识。去年,电视上有一位90多岁的老人就说,手中是有点钱,但老后不安,时常告诫自己不能乱花钱。后来担任财务大臣的麻生太郎当时就说:“你都90多岁了,还有多少老后不安呀。”为此,他还被广泛批评。在我看来,他说得确实在理,但日本人就是这样想的。这种观念也令日本政府头疼,政府的经济政策也多次转向从老人的口袋里掏钱。

实际上,日本有着相对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有些破产老人还拒绝政府的生活保护,是“不添麻烦”的国民精神在起作用,从不想给人添麻烦扩展到不想给国家添麻烦,比如日本至今依然有“护理老人是家属的任务”的社会风气。自己不能自立,伸手于国家,日本人对此并不生出羞耻心(难为情),而是生出不想添麻烦的想法,这与我们中国人想法是大不一样的。

中国也应当警惕“老后破产”

第一财经:书中还提到破产现象在往前推移。现在中国独生子女一代的父母普遍也进入晚年,中国也会出现类似现象吗?

姜建强:“老后破产”往前推移,就是中年危机的出现。过去日本人讲“一亿总中流”,这个“中流”就是我们讲的中产阶级。现在日本人讲“一亿总下流”,这个“下流”讲的就是“老后破产预备军”——日本的中年人。表面看,日本就业率在世界范围内也是高的,接近100%,但非正式雇用占了很大一部分,这就为“老后破产”埋下祸种。

另一方面,现在日本提出“人生100年时代”的口号,这固然是长寿优遇的一面,但日本政府又不断测试舆论,放出60岁退休、70甚至75岁领养老金的消息供人议论。这反映了日本在社会保障方面有巨额资金缺口,想用延缓发放养老金来填补缺口。退休后10年甚至15年拿不到养老金,老后生活有不破产的吗?

联想到中国,独生子女一代步入中年,父母进入老年,很多人都关心他们是否会步日本后尘。我认为国情与文化不同,还是有差异的。独生子女的父母一代虽然进入了老年,但很少听到有“老后破产”的,相反,这代老人中有活跃的“广场舞”,他们还很自觉自愿地带孙子孙女。亲情与血缘以及延伸而来的啃老与心甘情愿地被啃老,依旧是中国社会每个家庭的框架结构。这个结构最大的好处就是抗震能力强,度过危机的灵活性也强。不过再放远点看,这种以亲情与血缘为基础的结构,总有一天会趋向松懈并瓦解。发达国家遇到的问题,一般而言后来者很难绕过。

第一财经:NHK这档节目播出后在日本反响如何?带来了怎样的改变?

姜建强:节目播出后,在日本社会引发了一些震荡。因为鲜为人知的一面被记录被传播了,日本人也在体验这苦涩的果实是否会落到自己的头上。但大多数日本人似乎心知肚明,老后这样的凄惨,与年轻时候的作为没有一点关系吗?吃喝玩乐、享乐人生,是日本年轻人的一大特点,人生无常使得他们较早就懂得如何善待自己的人生。当然日本政府看到这样连续性的负面报道之后,也开始积极探讨解决之策,比如如何更宽泛地促进老年人再就业市场,如何更多地引进外国人护理人员,以便解决护理人手不足以及高额护理费问题等。

第一财经:中国社会老龄化情况也在加剧,尤其是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老龄化问题更是严重。在你看来,《老后破产》中揭示的问题,有哪些是值得中国社会重视的?或者说,本书对中国社会的现实意义何在?

姜建强:长寿这个幸福社会的象征,将成为压垮老后生活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方面是令人羡慕的长寿,一方面是高寿带来的不堪负担。中国也正面临这个严峻的问题。整个社会老龄化加剧,年轻一代不愿多生的风潮,特别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更显突出。

《老后破产》对中国的启示是,这绝非他国之事,而是步入高速经济增长的国家都要面临的问题。尤其中国人口基数大,贫富差异大,“老后破产”的两大前提条件都已具备。如何调整和充实中产阶层的生活状态,如何进一步提升社会保障的量与质,如何打造老年人再就业市场,如何完善老年人消费市场等方面,在书中都能得到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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