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庆祝建党90周年，中宣部《党建》杂志刊登了长篇通讯《与人民在一起》，之前从全国各地选出了多名党的优秀代表人物、革命先烈、劳动模范、战斗英雄的亲属 战友 同志，他们是党的历史和共和国历史的相关者，他们是重大事件亲历者、重大工程参与者、重大成果创造者。

    今天看到网上这篇长篇通讯出炉，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因为这里面小有一篇自己的采写报道。）

中宣部《党建》杂志建党90周年特刊·长篇通讯：与人民在一起

　　讲述人：李亚中　李大钊之孙　水利部水文局主任工程师

　　作为李大钊之孙，我经常到北京香山万安公墓去追思、缅怀爷爷。我经常诵读中共中央为爷爷撰写的碑文：“李大钊同志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他为在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爷爷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为阵地，相继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著名文章和演说，积极领导和推动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

　　1920年初，爷爷与陈独秀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活动，筹建中国共产党。“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话。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爷爷和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正是强烈的爱国之心和对社会、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促使爷爷奋不顾身、英勇战斗。他身上体现出的时刻牵挂国家兴亡、时刻不忘人民疾苦并为之奋斗的精神和风范，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提倡。

　　讲述人：毛新宇　毛泽东之孙　现任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敬爱的爷爷毛泽东与世长辞。如今已是35年。爷爷革命的一生，光照千秋。

　　爷爷刚离开我们时，我还是一个孩童，无法想象爷爷一生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觉醒和复兴有什么直接联系。1977年毛主席纪念堂落成，至今累计有不同界别不同国度的上亿人次前来瞻仰悼念。我懂得了以爷爷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深受人民的怀念和拥戴，其根本原因就是他们全心全意爱人民、为人民谋幸福而没有自己的私利！

　　爷爷一生舍家为国，先后有6位亲人为国捐躯；爷爷一生艰苦朴素，穿过的两件睡衣打着59个和67个补丁；爷爷一生热爱劳动，带头把长子岸英送到陕北农村“劳动大学”锻炼；爷爷一生克己奉公，从不用手中权力为子女和亲属谋取私利；爷爷一生铮铮钢骨，令中华民族扬眉吐气！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今年是建党90周年、明年即将召开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国运昌明。广大人民群众时时刻刻在怀念着他老人家。爷爷领导共产党形成的“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等，确立的“为人民服务”宗旨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毛泽东思想，永远是党的旗帜，国家的精神，民族的信仰！

　　讲述人：陈昊苏　陈毅元帅长子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

　　我的父亲陈毅元帅在长达半个世纪的革命征程中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参加武装斗争；二是投身建设事业；三是负责外交工作。

　　父亲说党之所以能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关键在于代表人民的利益，赢得人民的拥护。他在《赣南游击词》中写道：“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这里讲的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事业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党员和干部都是人民的儿子，永远和人民在一起，我们党的事业就无往而不胜。

　　父亲认为只有永远和人民在一起，才能坚持我们党的革命本色，继续赢得建设事业的成功。1961年他写《示丹淮，并告昊苏、小鲁、小珊》，反复教诲：“汝是党之子，革命是吾风。汝是无产者，勤俭是吾宗。”、“人民培养汝，一切为人民。革命重坚定，永作座右铭。”

　　现在想到父亲的遗教，我们就能振作起来，继续跟党走，继续和人民在一起，迎接祖国的美好明天。在父亲诞生110周年之际，我写了一首诗表示纪念：春风秋雨自年年，万象为宾岂等闲。红色传承终不改，创新取向更无前。振兴伟业豪情史，世纪宏图壮志篇。执政为民争第一，和平永葆看当先。

　　贺龙，我要看着老百姓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

　　讲述人：贺晓明　 贺龙元帅之女

　　我与爸爸的感情特别深。小时候不知道爸爸是英雄，他的职务到底有多高也不懂，就觉得他和普通人都一样。

　　我对爸爸参加南昌起义的经过很了解，现在南昌城的起义指挥部就是原来的第二十军军部，当时爸爸是军长。爸爸和周总理第一次在这里见面时，周总理开门见山就和爸爸商量起义计划，爸爸则表示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他怎么干他就怎么干。周恩来接着就代表党的前委委任爸爸为起义军总指挥。

　　起义时爸爸还没有入党，直到起义后部队南下到了瑞金，他才终于入了党，介绍人是周恩来。那时候入党都是秘密的，但是爸爸就忍不住，特高兴。他一入党就开了个军官大会，在会上宣布：“我加入共产党了，你们大家也赶紧去加入共产党吧！”这就是爸爸的性格。

　　记得爸爸在一次中外军人招待会上致辞：愿全世界的军人都失业！祝愿世界和平才是爸爸戎马一生的心愿。如今，爸爸的骨灰已从八宝山革命公墓迁回故乡桑植，安放在天子山上。这是爸爸生前的遗愿，他在“文革”期间被关押时对家人说：“我死后不想到八宝山，我要回家乡，把我埋在一座高高的山上，能看着老百姓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

　　周恩来，人民的“总服务员”

　　中央文献研究室二部副处长、副研究员

　　我作为周恩来总理的研究者，对敬爱的周总理怀有深厚的感情。在研究过程中，周总理的卓越贡献和高风亮节，一件件心系群众、与人民在一起、为人民服务的故事更是让我们无比怀念。

　　作为新中国的开国总理，周恩来常说，自己是人民的儿子。他真诚地把自己看成人民的“总服务员”，反复强调“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要“永远做人民忠实的勤务员”。他心里时时记挂着人民群众，只要是关系群众安危冷暖的事情，他总是体贴入微、关怀备至。

　　周恩来一生勤政为民，在生命最后时刻还抱病操劳国事。他说：“死我并不怕。可是这20几年的时间，总应该把国家建设得好点，人民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去马克思那里报到，才感到安心。现在这种状况去报到，总感到内疚、羞愧。”逝世前，他交代说：“把我的骨灰撒到江河大地去做肥料，这也是为人民服务。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

　　周恩来真正做到了他所说的“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而死”。“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人民群众用朴素的语言表达了对周恩来总理最真挚的感情。

　　叶挺，到延安去，到人民中间去

　　我自1990年调入叶挺纪念馆工作，多年来从事叶挺事迹和精神的研究、传承工作，以叶挺精神教育后人为己任。叶挺一生战功赫赫，威名远扬。人们一提起他的名字，马上就会联想到北伐时期的“铁军”名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重要领导人。

　　1924年，立志救国救民的叶挺在留学苏联时终于确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跟共产党走。10年海外流亡、5年监禁，都没能动摇他的信仰。

　　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当局监禁5年之久的叶挺终于获得自由。出狱的第二天晚上，叶挺给党中央写下这样一份电文：“毛泽东同志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现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

　　当周恩来代表南方局宣读党中央接受叶挺入党的电报时，叶挺激动地说：“马列主义给了我理想和信念，党组织不断给我教育和帮助，使我认识到一个真理：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党走的路，就是我走的路。我个人是渺小的，除了为人民，为最广大的劳动人民服务，还能有什么？我迫切想到延安去，到人民中间去，贡献自己的一切。”

　　现任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也是我敬爱的爷爷——朱德总司令诞辰125周年。我出生8个月大就被抱到爷爷、奶奶身边，和他们共同生活了几十年。长期在他们身边耳濡目染，对我一生的成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爷爷一生都以劳动人民普通一员的姿态出现。他常说：“粗茶淡饭，吃饱就行了，衣服干干净净，穿暖就行了，不然就不好到工农中去了。”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遭遇自然灾害。爷爷就经常带我们挖野菜吃。边吃边对我们说：“这菜苦吗？长征时我们连这样的菜都没得吃！毛主席、周总理带头不吃肉、不喝茶，我们都要听毛主席的话，同人民共甘苦！”

　　爷爷常说：“为什么我们能打胜仗？因为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50年代后期，我党开展了大跃进运动，爷爷发现了各地头脑发热，浮夸成风！在1959年庐山会议和其他党的重要会议上，爷爷多次反对农村搞大食堂，这与当时的政治氛围不合拍，有人善意地告诉他不要再说了，但他说：“我们要对近五万万的人民负责。”

　　现在，我们正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进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爷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我们留下的光荣传统和思想风范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杨开慧，永远的骄杨

　　作为土生土长的开慧故里人，我对于杨开慧烈士有很深的感情，到杨开慧纪念馆工作以来，更加深入了解杨开慧的光辉事迹，对杨开慧烈士更加崇敬。

　　杨开慧出生于长沙县板仓的书香世家。据杨开慧烈士邻居缪云辉同志回忆：“杨开慧对贫苦百姓是非常关怀的。”原来在板仓屋场附近有个叫杨乐初的老人，孤苦无依，她的生活完全是由开慧照顾。开慧一直乐于助人，即便在她穷得连写信的纸都没有的时候，仍然想着救济贫苦百姓。

　　1920年，杨开慧和毛泽东结婚。婚后在毛泽东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极为艰苦、险恶的条件下从事党的机要和联络工作。1930年10月，杨开慧不幸被捕。敌人用尽了酷刑无效后，只得利诱：“只要声明与毛泽东离婚，就可以获得自由。”杨开慧为了信仰，毅然割舍下老母幼儿，在一片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中走向刑场，留下一句话：“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现在每天都有很多游客前来开慧故里缅怀先烈，无不为杨开慧的英勇事迹和精神感动和震撼！我们身处这种红色氛围中，对党的宗旨理解更加透彻，什么才是纯粹的共产党人？怎样做一名纯粹的共产党员？我们要更好地弘扬和传承开慧精神，将这些优秀品质代代相传。

　　我为乡亲放电影三十年

　　重庆市江津区蔡家镇电影放映员

　　太阳落山的时候，当乡亲们结束一天的劳作，准备享受茶余饭后的乐趣，我却迎着夕阳，开始一天中最重要的工作，架设电影机，为乡亲们播放影片。30年如一日，在乡村电影放映员的岗位上，我背着沉重的放映器材翻山越岭，把电影送到大山深处，被乡亲们称为“电影使者”。

　　1978年，家乡成立放映队，刚从部队转业的我积极报名，当上了“赤脚放映员”。老式电影器材十分沉重，放映机、变压器、胶片等加起来重量超过50公斤。山区的交通很不方便，大多数地方得靠腿走，为了放一场电影得翻越几个山头，步行几十里路，这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

　　我每放一场都尽力使群众满意。有一次，我在龙吟乡放完电影后，突然听到一阵哭声。一问才知，是一位常年卧病在床的80多岁的老大娘，视力极差，但是，她却十分想看看方言剧《抓壮丁》。于是，我第二天专程坐车40多公里到供片站找来片子，单独为她放了一场电影。看着屏幕上“模糊”的图像，听着喇叭里清晰的声音，老大娘感动得哭了，连声说：“我终于看到电影了，这个同志好！这个社会好！”

　　五彩光束，七彩人生，我在给乡亲们放映电影的同时，也在放映着自己的人生。尽管年过半百，青春不在，但我决心将电影事业进行到底。

　　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县长助理

　　大家都知道，杨靖宇将军是抗日民族英雄。但很少有人了解，杨靖宇将军原名马尚德，早期是河南省确山县农民革命军总指挥。1929年党派他到东北，改名杨靖宇。直到牺牲，他再没回过老家。家里人找他找了20多年。

　　爷爷离家的日子是3月28日。那时奶奶躲在村外的秫秸窝棚里，生下姑姑才5天。爷爷突然来到窝棚里对奶奶说：“我要出远门，这个家就交给你了！”

　　爷爷生前只留下一张照片，奶奶把它缝在姑姑穿的破棉袄里。奶奶临终前把我父亲母亲、姑姑姑父叫到炕前，叮嘱他们：“等红军打回来了，拿着这张照片找你爹去。记住，你爹叫马尚德……”

　　1953年冬天，父亲母亲在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终于见到了爷爷——装进玻璃瓶子中的遗首。父亲母亲跪倒在地失声痛哭！

　　爷爷离开家乡后，在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任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他率部在冰天雪地里与敌人周旋7年多，英勇顽强，威震敌胆，直到壮烈殉国。敌人砍下了他的头颅，用药水泡在瓶子里藏匿起来。

　　8年后，党组织派人将爷爷的遗首从长春医学院偷运出来。爷爷的眉毛和胡须清晰可见，面容依然是那么坚毅，半睁开的双眼，终于看到了人民的解放。

　　山西省左权县党史办原副主任

　　左权将军英勇殉国快70周年了。然而，左权县广大群众都永远怀念左权将军，特别是在左权县东南部麻田、桐峪一带，很多人都能讲上几段左权将军的故事。

　　俺家离当年八路军总部驻地麻田不足10公里。麻田村外是奔腾咆哮的清漳河，每年夏天水急浪高，给两岸乡亲往来造成了很大困难。左权将军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不仅动员全体战士在作战训练间隙帮助群众修桥，还以身作则，赤脚下水背石头，和乡亲们一起架桥。

　　当年的麻田村妇救会秘书邢小白说：“左权将军眼里有群众，要不是将军领着八路军救了俺母子俩，俺们早就没命了。”1941年夏天的一个半夜，熟睡中的邢小白猛然听见高喊：“洪水进街了。”屋外雷鸣电闪、墙倒屋塌，院子里已是一片汪洋。她大声呼喊：“救命！”危急时刻，几名八路军冲进院子，一名八路军用被子裹住哭喊的小奶旦抱在怀中，后来得知那个抱孩子的人就是左权将军……

　　左权将军心里始终装着广大抗日军民，始终和人民群众心连心。将军血洒太行、壮烈殉国后，辽县万余群众签名要求将辽县易名为左权县，永远纪念这位为国捐躯的将军。1942年9月18日，辽县正式易名为左权县。左权将军精神与巍巍太行山同在。

　　刘伯承，布尔什维克

　　曾任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

　　1986年10月7日，敬爱的父亲离开了我们。每每念及父亲，我都会想起父亲对我的许多教诲，想起父亲曾经和我说过有关他的许多往事。

　　父亲一直在革命的道路上求索。他以为，救国救民必须“要到民间去才有办法，要以民众为后援，尤其是无产阶级，不然就谈不上革命。”

　　父亲有两句名言：一是“要向牛学习”，牛有两只角，对敌人敢斗，然而对人民却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二是“竹竿虚心为我师”，我们应该学习竹子的虚心精神。

　　父亲一生没有为自己做过什么“庆寿”活动，但是在1942年12月，正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空前残酷的时候，中共中央决定为父亲50诞辰举行庆祝活动，以表彰他的功绩，鼓舞敌后军民的斗争士气。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父亲听说党组织要为自己庆贺50寿辰，一再加以拒绝。后来还是邓小平出来劝说，这是党组织的决定，也是中国抗战斗争形势的需要。父亲只好从命了。

　　1942年12月16日，延安《解放日报》发布了“中共中央为转战千里，威震幽燕的刘伯承将军祝贺五十寿辰”的新闻，《新华日报》公布了父亲的传略及其亲笔题词：“勉作布尔什维克必须永远与群众站在一起。”

　　王尽美，尽善尽美唯解放

　　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王尽美》一书作者

　　“贫富阶级见疆场，尽善尽美唯解放。”

　　这是23岁的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的咏志诗中的两句。他用暂短的一生践行了自己的誓言。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人民大众带来了光明和希望。这时的王尽美，决心为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奋斗终生。为了表达信念，他将自己的名字由“王瑞俊”改为“王尽美”。此后，他把为人民大众的利益而“尽善尽美”作为毕生的追求。

　　1922年10月上旬的山海关铁工厂，正在展开一场前所未有的工人大罢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副主任王尽美，通宵达旦地指挥着这场斗争。9日，王尽美率领1000多名工人来到火车站，呼啦啦地躺在铮亮的铁轨上，适值开往北京的第4次快车刚刚启动，车轮滚滚，越逼越近。然而，卧轨的王尽美和工人岿然不动。司机见情况危急，来了个急刹车。路经山海关的列车全部被截住了。截车斗争迫使统治者不得不答应工人的要求，不仅给工人争得了经济利益，反掉了欺压工人的封建把头，而且争得了工人组织俱乐部的合法地位。王尽美的名字也在京奉铁路全线迅速传开。

　　多年积劳成疾，王尽美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病，以至很长时间是边吐血边工作。1925年8月，当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口授下遗嘱：“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

　　邓中夏，要为广大群众谋福利

　　湖南科技学院副教授　长期研究邓中夏思想

　　1920年4月起，邓中夏长期在北京长辛店从事工人运动，主办工人劳动补习学校，建立工会。他通过浅显的道理和生动的语言，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有一次，邓中夏给大家讲工人最伟大的道理。有个工人想不通，问：“做工的人伟大，我怎么不觉得伟大?”邓中夏笑呵呵地说：“大家想想，火车谁开的，机器谁造的，工厂谁盖的，布谁织的，哪一样东西不是工人造的。离开工人，谁也活不了。大家说说，工人伟大不伟大!”工人们不住地点头。在邓中夏等的努力下，夜校为工人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

　　1932年秋，党中央派他担任赤色互救会全国总会党团书记。邓中夏经常参加群众集会，进行演讲。由于国民党还在到处悬赏捉拿他，大家劝他不要在公开场合讲话。他却说：“我们要善于隐蔽，但不能为了安全而失去同群众的联系，倘如我们不与群众联系在一起，我们也就失去一个革命战士的作用了。”

　　恽代英与《中国青年》

　　《恽代英年谱》、《恽代英传》的作者

　　恽代英群众化的品质，在大革命时期影响了一代青年。他在主编《中国青年》期间，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郭沫若曾说：“在大革命前后的青年们，凡是稍微有些进步思想的，不知道恽代英，没有受过他的影响的人，可以说没有。”恽代英的文章之所以受到广大青年的热烈欢迎，是因为他的文章绝不讲空洞的大道理，而是把革命的道理与广大青年切身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

　　《中国青年》编辑部每天要收到几十封甚至上百封读者来信，还有许多青年不远千里慕名前来求教。对于读者的来信，恽代英不管多忙，都要和其他编辑一起写回信。1925年8月，山西一位署名“乔刚”的青年写了一篇通讯——《山西学生的抗税运动》，投寄《中国青年》编辑部，反映山西青年学生不满阎锡山“强征房屋税”、“发行流行券”而举行游行抗议活动的情况。恽代英将这篇通讯发表在刊物上，并写了近500字的按语，号召全国青年向山西青年学习。乔刚深受恽代英的鼓舞，当年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薄一波同志晚年回忆起这段历史时非常激动，由此大家才知道“乔刚”原来就是薄一波。

　　我写电影《邓恩铭》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史志办副主任

　　电影《邓恩铭》的编剧

　　邓恩铭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中，占据着多个“唯一”。他是唯一来自西部边远山区（贵州省荔波县），唯一的少数民族（水族），唯一的中学生，唯一数次入狱数次越狱，牺牲时年龄最小的中共早期领导人。

　　1917年8月，邓恩铭随叔父黄泽沛到山东济南求学。次年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在这里，他结识了亲密的战友王尽美，二人积极创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922年1月，邓恩铭出席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回国后先后组建了中共淄博矿区支部、中共青岛支部，并担任青岛支部书记。邓恩铭一生的精力，多半和工人在一起，始终与工人打成一片。有一次，王元昌刚到青岛参加工运时，穿着长袍，端着架子，满面书生地往工厂跑。邓恩铭笑着说：“同志，这是到工厂去，不是到学校。要组织工人，首先要自己变成工人，脱掉长袍，和工人生活在一块，才能和工人交朋友，成为工人同志的知心人……”

　　1928年12月，邓恩铭被捕入狱，他把监狱作为与敌人斗争的新战场。他在难友中具有很高的威信。狱中环境恶劣，他的结核病复发，当颈部淋巴结核溃烂时，有位难友不顾一切，用嘴把脓一点点吸出。

　　传记小说《向警予》、《向警予的故事》的作者

　　在党的“二大”上，向警予当选我党第一位女中央委员和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在她的全力发动和组织下，上海女工运动风起云涌。

　　一天晚上，雷攻火闪，暴雨倾盆，向警予从女工家里回来，浑身淋得透湿，换身衣服，匆忙吃了点水泡饭，撑一把伞，又冲进暴风雨里，赶去夜校上课。她在课堂上动情地说：“姐妹们，你们都是人，为什么生下来就要给资本家当牛做马。就是因为现在的社会是军阀的社会，是资本家的社会，是专门压迫残害我们的社会。办法只有一条，和资本家斗！凡是工人们团结一心，坚持到底的，就胜利了。”

　　女工们议论开了：“是啊，怎么才能团结一心呢？”

　　“我有个好办法，就是结拜姐妹。”向警予说。这个最富人情味的好办法，一下子在上海14家丝纱厂风行起来。从此，厂里再发生资本家打骂欺压女工的事，姐妹们都会抱成一团，维护自己的权益。

　　大革命失败后，武汉三镇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党中央迅速撤往上海，向警予却坚持要留下来。她说：“大家都离开了，那会叫许多工人失望的，我们绝不能让工人群众失望！”

　　向警予留下后，就急着复刊《大江报》，尽快给工人群众带去党的声音，点燃新的希望。她独自编辑、油印，孤军奋战，昼夜不息。

　　李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

　　《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李达评传》等书的作者

　　1921年9月，为了系统地编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中央局决定在上海建立人民出版社，由李达负责。李达在上海的住所“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就成了出版社社址。当时正处于军阀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控制之下，要公开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其他革命书籍是有很大危险的。人民出版社为确保安全，编辑、出版的书籍均标注由“广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社址写的是“广州昌兴马路二十六号”。之所以用这个假地址，既是为了麻痹当局，也是让当局鞭长莫及，无可奈何。

　　李达主持出版社的工作，并兼编辑、校对，还要搞发行工作。经过他的努力，一年之内出版了15种图书。为了搞好出版工作，李达经常通宵达旦，废寝忘食，饿了就啃几个冷馒头充饥，有时工作太忙甚至数日不出门。

　　1922年11月，李达应毛泽东的邀请前往长沙，去湖南自修大学担任学长。翌年夏秋间，为适应新形式需要，人民出版社归并到广州新青年社。人民出版社虽然独立存在仅两年左右，但在配合党的宣传工作和向人民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杨匏安，对党对人民忠贞不渝

　　珠海杨匏安研究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在广东珠海市海滨路高坡上，倚山傍海屹立着一尊身着长袍、手持烟斗、清秀飘逸的铜像。他就是杨匏安烈士。

　　杨匏安是中国共产党在广东地区最早的成员之一。他按照中共的指示，自1923年10月起，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之后，他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协助部长谭平山，实际主持全国各地国民党组织的改组工作。国民党“二大”举行时，杨匏安已作为中共驻国民党中央党部党团副书记，并直接担任了国民党中执委委员、中执委常委等多项要职。当时他可以领取国民党每月300块大洋的薪俸，但他将其大部作为党费上交中共。

　　后来，杨匏安回到上海中共中央的秘密机关。在上海期间，一家人生活极其困难。自己患有肺病，其妻身体不好，但也得去工厂做工维持一家生计。上有年迈的老母，下有几个嗷嗷待哺的小儿女，他只得夜间帮家人推磨做米糍，让老母与孩子清晨上街头叫卖。他一再坚定地告知家人：“再苦再累，我们也要革命到底。”

　　邓小平在遵义的一次接访

　　贵州省遵义会议纪念馆办公室主任、副研究馆员

　　1958年11月4日上午，邓小平在遵义参观毛泽东住址后，来到一个羊肉粉馆吃羊肉粉。突然有一个妇女，趁陪同的人和警卫不备，一下子冲到了邓小平面前，“扑通”一声跪了下去，请求向他反映问题。

　　这时，陪同的人见捅出了乱子，便说她是疯子，要把她赶走。刘碧珍赶紧说：“我不是疯子，我叫刘碧珍。我一家四口要生活。我还有两个孩子被拦在外面。” 邓小平把刘碧珍扶了起来，说：“你们说她是疯子，那我来问她几句话。”邓小平亲切地问：“你多大了？找我有什么事？”刘碧珍泣不成声地哽咽道：“二十六岁，找你解决工作养活子女。”“那你丈夫呢？”“被划为右派，在劳改。”“找过其他部门吗？”“找过，因丈夫是劳改犯，不给解决。我一个人拖着三个孩子，大的才五岁，小的才几个月，实在无法生活下去了。”在了解上访情况后，邓小平对在场的人说：“她不是疯子，人家要生存，要工作，要养活孩子嘛。”随即，他叮嘱陪同的当地领导:“她爱人犯法，但她没有罪，子女更没有罪，应该给她安排工作。”

　　就这样，在邓小平的关怀下，刘碧珍很快得以安排在公共汽车公司工作，每月有十八元工资，孩子们都进了公司的托儿所，一家人的生活得到了着落。
马本斋，每天只吃一把黑豆

　　河北省献县马本斋纪念馆馆长

　　70年前，在日寇入侵、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马本斋挺身而出，在家乡举起了“回民抗日义勇队”的大旗。他所在的部队被毛泽东主席誉为“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

　　马本斋不仅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卓越的天才军事家，而且是为人民服务的爱民楷模。他常说：“人民军队就要爱人民，保护人民的利益。我们现在进行的是正义的人民战争，离开了人民的支持，部队是难以打胜仗的。”

　　1943年，马本斋挥师转战冀鲁豫，在鲁西北，由于连年干旱，庄稼颗粒无收，加之敌人抢粮抓丁、敲诈勒索，农村出现了饿殍遍地的凄凉景象。他动员支队干部战士节粮缩食，从口粮里节约一部分匀给当地群众。先是从规定的每人每天1斤6两减为8两，又缩为4两，最后减为2两。那时的马本斋以身作则，每天只吃一把炒熟的黑豆来充饥。

　　在1943年马本斋亲签的近40份讯令中，多数出现了“不准与当地群众争挖野菜、茅草根……”和“严禁与当地群众争抢榆树皮、榆树叶、柳树皮、柳树叶，我军干部战士只许吃槐树皮、槐树叶”等规定。他就是这样和人民同甘共苦的。

　　1997年开始挖掘狼牙山红色文化，搜集整理出十多万字的狼牙山红色作品

　　狼牙山五壮士幸存者宋学义，狼牙山战役后因伤落户狼牙山脚下北管头村。他救济贫困无私奉献成为村里的佳话。

　　1944年12月中旬，刚下了一场雪，北风刮了个不停，天气格外的冷。李书九的媳妇偏偏在这时候生了儿子，没吃又没穿，养又没法养活，扔又舍不得，愁的夫妇二人直哭。正在左右为难时，宋学义来了。

　　宋学义听到夫妻俩的哭诉后安慰说：“大嫂先别哭，哭坏了身子是一辈子的事，孩子绝对不能扔，就当是小狗子拉扯着，一切我去想办法。”宋学义说完起身就走，不一会儿，老宋就将自己盖的被子用一只胳膊夹着，另一只手拎着半袋子小米送上门来说：“这些米你们先用，吃完我会再送来”。

　　李书九夫妇执意不收。宋学义生气地说：“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些，你们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这是救孩子命的。”李书九夫妇感动地哭着说：“你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李书九上前拉着宋学义的手：“既然这样，孩子我们就当‘狗儿’拉扯，名字就叫狗儿，恳求你做孩子的干爹，不答应我们是不会收下东西的。”宋学义为顺利救助，很痛快的答应：“好！我做狗儿的干爹！”

　　多年来村里一直流传着这段佳话：老宋认了“小狗”当干儿。

　　一九三九年九月，彭雪枫率领新四军第六游击支队移驻在安徽省涡阳县新兴集，当时该地区地势低洼，十年九涝，一遇阴雨，积水排不出去，形成一片泽国，辛劳一年，种下的种子，几乎颗粒无收。彭雪枫走访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经反复琢磨认为挖一条排水渠对岭北人民有利。于是，彭雪枫在战斗频繁、工作紧张的情况下，挤出时间四处奔走，考察地形，并派在大学学过土木工程的政工干部洪波同志和几位乡民一起实地测量、计算，设计从岭子沟破岭开沟，导水如淝河的施工方案，即可根治水患。

　　开工那天，彭雪枫作落动员讲话，要求全体指战员像打仗一样，不怕苦、不怕累，同人民群众一起全力以赴兴修水利。为消除水灾，解民于倒悬做出出色的贡献。彭雪枫在百忙之中抽时间来到工地同指战员一起抬土挖泥，昼夜奋战。在军民一致努力下，仅用一个星期即开挖出了一条几十公里的排水渠。群众为感谢新四军的恩德，将此渠命名为“新新沟”，成了军民团结无间，不可分离的象征。从此解决了积涝问题，第二年就取得的好收成。

　　彭雪枫同志“前引前导”、“耐苦耐劳”，一心为民的感人事迹在人民群众中有口皆碑。

　　时任延安革命纪念馆讲解员

　　1973年6月9日，领导让我承担周总理和外宾在杨家岭旧址参观时的讲解任务。下午四点过五分，总理乘北京吉普车来到杨家岭，我一眼就认出了总理。周总理一下车就热情和蔼地与我们工作人员一一握手。我一边走一边讲解。这时周总理亲切地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答道：“李秀梅”。总理又问：“你家住在什么地方？”我说：“在延长县”，总理立刻接话说：“噢！延长可是个好地方，有石油啊！”几句亲切的对话一下子把我和总理之间的感情距离缩短了，我一点也不感觉紧张。

　　在讲解的过程中为了活跃气氛，我说我给大家扭一段陕北秧歌，这时总理和外宾都特别高兴并鼓掌欢迎我表演。座谈会场扭不开，总理特别高兴地拉着我说：“好，那咱们到院子里去扭。”这时大家很快在中央办公厅院内围成个圈圈，我和几个讲解员表演了《拥军秧歌》。我们一边扭一边唱：“正月里来是新春，赶上猪羊送到那里去，送给英勇地八路军……”总理和外宾一边看一边用手打着拍子，扭完秧歌，总理提议：“再表演一段《兄妹开荒》。”我立即答应。在表演中总理一边打着拍子，一边又说：“这个节目很精彩，当年还曾到重庆演出过。”顿时，整个院子里一片欢声笑语。

　　原延安革命纪念馆干部

　　1964年7月7日下午6点20分，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我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毛主席！当毛主席那高大魁梧的身影进入我的眼帘，我又惊又喜，暗暗咬了一下嘴唇，真痛，看来这一切不是梦。当毛主席迈着稳健的步子走到我们中间，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毛主席。毛主席含笑同大家一一握手。我的眼里不禁流出喜悦的泪水。接着，毛主席又同大家亲切握手，因为只有我们十几个人，大家众星捧月般围在毛主席四周，我的个子小，被围在里面，同毛主席握了好几次手。毛主席低下头亲切地询问:“你叫什么名字？”我笑着说:“我叫冯芝桂，在纪念馆工作。”毛主席笑容满面地说：“不简单，妇女能顶半边天，要好好工作哟。”后来毛主席又仔细地询问了延安的各方面情况和我对今后的打算。会见快结束时，有人向毛主席提议：“延安的同志们想同主席照个相留念。”毛主席高兴地说：“好，好，大家照个相留念。”同志们又热烈地鼓起掌来。毛主席连连招手，关心地让大家站好。我的视线一直围绕着毛主席，使劲地鼓掌表达我激动万分的心情，以至于当摄影师按下快门时仍未将双手放下。

　　毛泽东教乡亲们插秧苗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讲解员、原西柏坡纪念馆讲解员

　　1948年的一天，毛泽东走出中央大院到村外散步。他看到旁边的水田里有位老乡正在干活，于是走过去与这位老乡唠起家常。

　　毛泽东问道：“你们这里用什么方法种稻子，每年能产几百斤？”

　　老乡答道：好年景不缺水，可以产四五百斤，要是遇上大旱缺水，那就收不了这么多了，二三百斤也有，一二百斤也有。

　　听到老乡的回答，毛泽东沉默一会儿。他想起了自己家乡种水稻的方式，就对老乡说：“你们应该改变一下传统的种稻法，是不是也像我们南方那样搞育苗插秧。就是把稻种先浸一浸，弄几块秧田，施些肥料，先把秧苗育壮。割了小麦后，把地施上粪后翻耕好，然后在取出育好的秧苗，插栽到田里，要让它横竖成行。这样好处很多，苗子壮，施了底肥，土质松发苗快，好除草，好管理，再加上浇洪水 ‘施泥’，我看产量一定会高的。”

　　这位老乡看着眼前的首长讲得这么耐心，这么仔细，心里一直在猜测，他会是谁呢？事后当他得知教他种稻子的人就是毛泽东时，激动地把这件事讲给了村里的乡亲们，这件事就流传开来。

　　我给学生讲李白的两个故事

　　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中心党总支书记

　　走进北京邮电大学可以醒目地看到一尊雕像，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代表李白烈士。有些北邮新生入校后，觉得课程压力大，跟不上进度，甚至一度厌学。在给学生做心理辅导时，我给他们讲了一个李白的小故事：1931年初，红一方面军建立了无线电学习班。只有三年文化程度的李白被挑选进无线电学习班参加培训，并担任班长。从上海来的老师脾气很大，一开始对李白的学习状况很不满意，经常发火。李白起早睡晚玩儿命学习，最后连挑剔的老师都不得不向李白竖起大拇指。培训结束后，李白成为红军中的“通信专家”，担任5军团13军无线电队政委。

　　还有一次，一个同学来找我，说现在大学生没有信仰，活得很空虚。我给他讲了另一段李白的故事：1948年12月29日深夜，正在发报的李白被百名军警围捕。妻子裘慧英到狱中探望时，李白安详地说：“事到如今，对个人的安危，不必太重视，现在全国快要解放，革命即将成功，我们无论生死觉得非常愉快和欣慰的。”诀别时，李白对妻子说：“天快亮了！我所希望的就要看到了！如果我能出来最好，万一不能出来，你和孩子能同全国人民一样过上幸福的生活，我也是欣慰的。”这两个故事都对学生产生了良好的教育效果。

　　苏区中央银行——共和国的金融摇篮

　　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

　　1931年11月7日,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在江西瑞金叶坪建立了自己的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地的金融状况十分混乱，地方军阀遗留下来的各类杂钞券币充斥市场，交易和汇兑极为困难，严重地影响了根据地的军事斗争、经济建设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为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巩固新生政权，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经济政策决议案》，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

　　1932年2月1日，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成立，毛泽民出任行长，下设会计、记账员、出纳和杂务，这是我党建立的第一个具有中央银行雏形的国家银行。国家银行成立后，针对敌特分子破坏苏区经济、扰乱金融市场等行为，颁布暂行章程，重点开展了统一印制货币、提高货币信用、平衡财政收支、开展货币斗争四个方面的金融建设，沉重地打击了反革命分子破坏纸币流通的嚣张气焰，稳定了中央苏区的金融秩序，大大提高了党和苏维埃政权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

　　岁月如梭，70多年过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仍然熠熠生辉！今天，人民银行广大干部职工，特别是共产党员，一定牢记历史、发扬传统，爱岗敬业、忠于职守，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为人民的金融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我参加了淮海战役支前担架队

　　讲述人：张永昌、高留

　　济南战役胜利的消息传来后不久，上级党组织又号召我们参加支前民工队，任务是抬担架抢运伤员。

　　我们县担架队接得是三线任务，把伤员从二线往后方医院转移。第一次接任务是在过了运河铁桥到碾庄附近。为了使伤员尽快脱离火线，送到后方医院治疗，我们不辞劳苦，日夜奔走运转，有时一昼夜往返两趟，有的队员脚都累肿了，穿不上鞋子，便穿着袜子赶路；有的队员右腿生了疮，腿肿得很粗，也不肯休息，拄着拐棍坚持抬担架。不过最叫人伤心是，有的时候接上一名重伤员还没有送到后方医院，在半道上就牺牲了。在一次往前线送鞋时，遭到敌机轰炸，有几名民工牺牲，担架被炸毁了很多。不过我们没有被吓倒，用自己节省下来的菜金买来木料，连夜赶制担架；前线买不到麻绳，我们就用自己的背包带扎担架。

　　我们随部队一直到了安徽境内，1948年腊月二十左右基本没有任务了，从腊月二十四开始往回赶，大年初一忘记在哪过地，反正没有吃上饺子，直到正月初四才供应上白面，吃了顿水饺。正月十一左右回到家。这次任务历时四个月，全靠步行，我们村21个人中，刘全芳因为劳累过度，回家不久就大病一场，没过几年就去世了。

　　彭真，“不是半心半意”

　　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研究员

　　《彭真传略》、《彭真主持东北局》等书的作者

　　彭真出生在逃荒移民的贫苦农民家庭中。从小立志“铲除不平，匡扶正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彭真很快成为太原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为了保护民众的利益，1925年5月，彭真领导了公开反对阎锡山为搜刮民财的反房税斗争，带领民众代表与阎锡山面对面斗争，依靠民众的支持，最终取得斗争的胜利。

　　抗日战争爆发后，彭真和聂荣臻一起领导创建敌后第一块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彭真一边组织发动民众抗日，一边积极采取措施改善民生。他亲自带领民众开荒种地，兴修水利，大大改善了民众生产生活条件。根据地民众为了感谢彭真对他们的恩德，把在盂县兴修的一条水渠命名为“彭真渠”，以永久纪念。

　　新中国建立前夕，彭真受命接收刚刚获得解放的北平市。面对百业凋零，满目疮痍的以消费为主的城市，彭真再三告诫各级干部：“共产党是给人民办事的，我们必须树立群众观点，关心群众生活，做人民的服务员。”彭真调查研究后，提出大力扶持恢复半手工业、手工业小作坊和独立手工业，为他们解决无原料、无销路的困难。

　　1984年“七一”前夕，82岁高龄的彭真到天津同党员代表一起座谈时，语重心长地说：“党和党员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党的唯一宗旨。每个党员都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半心半意。”
　粟裕，“我个人只是沧海之一粟”

　　湖南株洲第五中学教师

　　长篇专著《无冕元帅：一个真实的粟裕》作者

　　“粟裕的名字深刻在人民心上，千百万军民团结在你的周围，在你领导下战斗到胜利的明天。”

　　这是60多年前唱响在苏北与华东大地，回荡在枪林弹雨与硝烟弥漫之中的一首红歌。

　　歌声中，粟裕率领军民迎来了日本高举降幡、尔后蒋介石遁逃海岛，麾下35军攻克南京的曙光。这位被刘伯承称为“我军最优秀的将领”的华东野战军统帅，却说：“功劳是大家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持的结果，我个人只是沧海之一粟。”

　　在出生入死的战争年代，粟裕与老百姓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里，我只讲一件小事：1943年9月，粟裕原有坐骑病亡，他一直食不甘味。听说驻地十里外有匹宝马，他连忙叫人去买。这匹马的确不凡，但无论出价多高，马的主人石永高视若无价之宝，不肯出售。粟裕派去的人吃了闭门羹。买马同志回来后，心有不甘，打算悄悄带人再去买马，软的不行就来硬的。粟裕知道后，十分生气，狠批了他们一顿，说即使磨破双脚，也不许违反群众纪律。

　　不久，石永高得知是赫赫威名的粟裕买马，竟主动将马送到了驻地。粟裕喜出望外，但付给石永高马钱时，他死活不要，说之所以割爱，是出于对粟司令的仰慕，否则，一座金山也不换。

　　粟裕骑着这匹宝马，南征北战，战果辉煌。他先后取得了天目山、苏中、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等大捷，成为驰名天下的“常胜将军”。

　　刘胡兰，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

　　我自2007年就担任刘胡兰纪念馆馆长，常年守着纪念馆，看到有人带孩子前来参观，我由衷地感到欣慰。

　　这里曾是烈士抛头颅、洒热血的一方热土，如今变成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所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没有忘却这里发生过的不平凡的故事，也没有忘却那个站岗、放哨、送情报、做军鞋、搞土改的机智勇敢的十五岁小姑娘，更没忘却那个面对血淋淋的铡刀，视死如归、英勇就义的女英雄——刘胡兰。

　　刘胡兰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壮烈牺牲。1947年春天，毛泽东同志亲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做出决定，追认她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邓小平同志题词：“刘胡兰的高贵品质，她的精神面貌，永远是中国青年和少年学习的榜样。”

　　刘胡兰纪念馆建馆50多年来，累计接待1600万全国各族人民和110多个国家、地区的国际友人前来参观，他们追念烈士的英雄事迹，学习烈士的革命精神。英雄的鲜血不仅铺筑了我们今天幸福的路基，也指引了我们未来前进的方向。

　　江姐，一片丹心向阳开

　　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主任

　　我从1985年11月就在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烈士陵园管理处）工作。26年来，我一直从事红岩烈士精神的研究、传承和宣传工作，在所有红岩烈士中，江姐（江竹筠）可以说是我最熟悉的。

　　1920年8月，江姐出生在四川省自贡市一个农民家庭。1939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夏天，江姐进入了四川大学农学院学习。随后，又和共产党员彭咏梧扮作夫妻组成“家庭”。1945年，她与彭咏梧正式结婚。1948年6月14日，由于叛徒、也就是小说《红岩》中甫志高原型之一的涂孝文的出卖，江姐在万县不幸被捕，随后被关进了重庆渣滓洞监狱。受刑后的江姐，给敌人留下了一句话：“你只能危害我的身体，动摇不了我的意志！”

　　江姐在最后一封书信中关于儿子写下这样的遗言：“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给你们了，盼教以踏着父母的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孩子决不要娇养，粗茶淡饭足矣！”1949年11月14日，江姐被杀害。“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江姐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中央党史研究室离休干部

　　1949年10月1日，我有幸亲历了开国大典。

　　那时我刚20岁，是“华北革大四部”的学员。我们是下午2点进的天安门广场，当时广场上人山人海。我们坐的地方，几乎看不见主席台，只能靠扩音器的广播听。毛主席宣读公告，升国旗，鸣礼炮，奏国歌，直到阅兵式开始，都是听的扩音器。

　　整个阅兵结束后，群众游行开始。好容易轮到我们华北革大的队伍游行，我和战友们当时是太激动了，硬是冲过了金水桥的警戒线，挤到天安门城楼下去看毛主席。他不戴帽子，挥着大手。我们跳着脚高喊“毛主席万岁！”扩音器里传来毛主席“人民万岁”、“同志们万岁”的声音。我们都觉得毛主席看见我们了，就更加激动，双手举过头顶鼓掌，跳着欢呼，口号喊得更为起劲，血都要沸腾了。

　　我们这样近距离地看到人民的领袖，实在是终生难忘！这一天，我们的国家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加上了“人民”二字，这是开天辟地的创举。从此，我们党和国家的一切都与人民紧密相连：人民银行、人民币、人民邮政、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医院……因为，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

　　我采访新中国反腐败第一大案

　　追踪采访刘青山、张子善重大贪污案的新闻记者

　　1952年年初，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建立不久，在河北省天津（解放初天津归河北省管辖）就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刘青山、张子善重大贪污案。

　　刘青山，中共党员，高级干部，捕前曾任河北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中共党员，高级干部，捕前曾任河北天津地委副书记兼行政公署专员。早在腥风血雨的土地革命艰苦岁月，二人就积极投身革命，革命意志非常坚定。后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中，二人又由于战功卓著，革命斗争经验丰富，逐步成长为我党的高级干部。但是革命胜利后，他们却经受不住和平时期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肆意侵占国家和群众财产，甚至堕落到与党和人民为敌的地步而不能自拔。

　　为此，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迅速向党中央作了专题报告，并以重大贪污、盗窃国家资财罪，郑重向党中央提出对刘青山、张子善施以死刑的判决意见。革命功臣犯罪枪毙还是不枪毙？毛泽东力排众议，沉重写下了“枪毙”二字。

　　党中央毫不留情地对党内高官开出杀戒，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执政理念不可动摇。

　　打好新中国第一场“经济战”

　　国家开发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一大批不法投机商哄抬物价，扰乱经济秩序，试图在经济上和我们较量。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我的父亲陈云受命担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

　　7月下旬，他来到当时投机风潮最猖獗和经济困难最大的城市——上海，亲自调查研究，明确提出方案并具体帮助解决“两白（大米、棉花）一黑（煤炭）”问题。为此，父亲日夜操劳，亲自指挥部署从四川、江浙等地调粮，从华北、中南调棉调煤，并具体指挥运输调度。他还挤出时间经常逛市场、看商店、察行情、听意见，看日用百货、蔬菜、肉食等的供应情况和物价变化动态，掌握第一手材料。他对国营贸易公司掌握的粮食、棉纱、棉布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除了正常的吞吐以外，什么时间集中向市场投放，一次抛售多少，都亲自作布置，并要求各主要城市在同一时间一齐行动，以收事半功倍之利。

　　这样，在建国后仅仅半年时间内，全国市场就基本稳住了，延续十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得以结束，国营经济在市场上的领导地位得以树立。这也向世人表明：我们党有能力领导人民夺取政权，也有能力领导人民治国安邦。

　　刘少奇领导土改工作

　　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刘少奇思想生平研究分会常务副会长

　　1942年，刘少奇到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调查研究。他亲自深入村庄，帮助发动群众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切实改善农民生活，为根据地农民谋利益。随着抗战胜利后形势的发展，他及时体察民情，主持起草了《五四指示》，决定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政策。他强调，坚决支持农民解决土地问题，这是90％以上人民群众的正当要求，我们应当赞助农民的要求。

　　1947年春，他在率领中央工委从延安向西柏坡转移的行军途中，告诫晋西北的各级领导应关心群众生活，一切为人民着想，因为党就是为人民办事的。7至9月间，他主持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随后，他亲自参与领导了解放区大规模土改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担任中央土改委员会主任，主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他把全国土地改革按不同地区分为三批进行，并密切关注着全国各地土地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随时做出调整和指示，使得全国3亿多农民得到约7亿亩土地和其他生活资料，占全国人口90%以上的广大农民从封建土地所有制严重压迫下被解救了出来。

　　《婚姻法》为妇女换了人间

　　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在旧中国，妇女受旧社会压抑最深，生活在最底层，婚姻无自由而言。丈夫有休妻的权利，而妻子只能“从一而终”，妇女甚至被当做商品来买卖。纳妾、童养媳、男尊女卑、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些封建意识存在了几千年，根深蒂固。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广大妇女不从封建的婚姻家庭中解放出来，势必严重影响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具体制定这部全国性的婚姻法，当时主要是邓颖超大姐牵头。起草小组研究了苏联等国家的一些法令及政策，还进行了实地调查，多次修改后才定稿。

　　1950年，新中国第一部基本法《婚姻法》颁布，规定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禁止重婚、纳妾，禁止童养媳，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可以说，废旧立新是1950年《婚姻法》的基本精神。

　　《婚姻法》颁布后，影响很大，可谓“换了人间”。解放初期全国的包办婚姻占到90%以上，到了50年代末，90%以上是自由半自由婚姻。妇女逐渐从封建家庭制度中走出来，在各行各业发挥重要作用。

　　如今，《婚姻法》几经修订，总的趋势仍然是维护男女平等和保护妇女的特殊权益。

　　我参加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起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新中国首部宪法起草制定参与者

　　1954年，中央制定宪法草案，我荣幸地参与其中的工作，任务是在宪法起草委员会当临时编辑，负责汇总整理全国各个系统的意见。

　　在宪法草案交付全国人民讨论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全国有1.5亿多人参加讨论，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毛主席对宪法文风的要求是“普通老百姓能看得懂”。因此，全国范围的群众普遍被发动起来参与其中，热情高涨。比如在福州，300多个扩音器分别以福州话、闽南话向全市50万人播送草案内容。由于当年夏天发生特大洪灾，不少地方的政府是在防洪堤坝上组织民众讨论的。因为洪水冲垮了公路、铁路，为了能将讨论意见送到北京，地方上用油纸、油布把文件包裹后，空运送到了北京。

　　最后统计显示，人民群众一共提出了118万多条修改、补充意见和问题，几乎涉及宪法草案每一个条款。一些群众意见被采纳，宪法草案作了相应的若干改动，内容臻于完善，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

　　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这样提出来的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所所长，中国艺术报社社长

　　1942年，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毛泽东为其题词“推陈出新”，提出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艺术遗产的科学主张。1951年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时，毛主席为其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到了1953年，毛主席提出“百家争鸣”，起初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之后，他特别就学术民主问题表态：“学术问题就是要‘百家争鸣’。”

　　1956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明确讲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5月2日，他进一步阐述了“双百”方针：“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

　　1957年2月，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发表，其中明确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党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

　　王崇伦，走在时间前面的人

　　鞍钢重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

　　王崇伦出生在辽宁省辽阳农村的贫苦家庭，15岁辍学后到旧鞍钢当学徒受尽欺辱。鞍山解放后，他暗下决心为新鞍钢多做贡献，刻苦学文化、学技术，很快成为年轻的高级技工师。1952年，王崇伦设计制造出利用刨床加工拉杆的特殊卡具，提高工效24倍；1953年，王崇伦革新了7种工、卡具，发明了“万能工具胎”，一年完成了四年的任务，被誉为“走在时间前面的人”。《人民日报》曾发表社论，号召全国青年向先进榜样王崇伦学习。

　　作为技术革新的旗手，王崇伦不忘自己是党和人民培养起来的新中国工人，充分发挥革命钻劲和聪明才智，带领广大工人不断进行技术革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王崇伦和工友商量组织了一支技术协作队伍，成立起机械、冶炼、焊接、金属切割、刀具等技术协作小组，解决关键技术问题250多项，在全国掀起了群众技术协作运动。到1962年底，王崇伦领导的鞍钢技协队伍已有1.5万多人，设计、施工、抢修配套成龙。不仅如此，王崇伦还带领工人为其他生产厂家解决了重大生产难题，为鞍钢赢得了殊荣。

　　时至今日，王崇伦同志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的精神激励和鼓舞着鞍钢重机的每一代人。我们坚信，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历史进程中，鞍钢重机人一定能够不负重望，再创辉煌！

　　像黄继光那样为了人民

　　空军某部“黄继光英雄连”连长

　　我2007年3月担任黄继光英雄连连长。我们牢记黄继光精神，先后参与了“98抗洪”、“99国庆大阅兵”、“汶川抗震救灾”等重大任务30余次，荣立集体一等功3次、二等功21次、三等功54次。

　　1998年夏天，长江流域发生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危急关头，连队官兵迅速奔赴长江干堤抗洪抢险。7月24日，湖北公安县甘厂镇发生江水漫堤的重大险情，500米长的堤坝上，有3处2米多长的口子，洪水翻过堤坝飞泻而下，堤内6万多人民群众十分危急。官兵们不顾连续12小时长途行军的疲劳，争分夺秒垒堤固坡，奋战7小时，终于将肆虐的洪水挡在了堤外。8月13日，军委江主席接见抗洪部队官兵时，指着“黄继光生前所在连”连旗动情地说：看到这面红旗，我就不禁想起著名的上甘岭战役。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灾害。当晚深夜12点，我们面对黄继光铜像庄严宣誓。13日6点，连队抵达什邡市洛水镇，大家冒着余震，冒着暴雨，用锹、用镐、用手刨挖掩埋的学生，双手被钢筋、石块挂破，鲜血直流，仍然不停，经过一整晚激战，在废墟中救出5名幸存的小学生。和平时期，新一代官兵用实际行动，生动诠释“人民军队爱人民、人民军队为人民”的铮铮誓言。

　　罗盛教事迹的第一位采访者

　　1952年1月2日，共青团员罗盛教为抢救落水的朝鲜少年崔滢光荣牺牲。当时，我作为新华社军事记者，便匆匆赶到他生前所在的师部驻地——成川郡双龙面石田里。

　　他献身的那天清晨，气温已降至摄氏零下20多度，早操过后他去河边寻找一颗手榴弹。见在河面上滑冰玩儿的朝鲜少年崔滢掉到冰窟窿里，就立即跳了下去。他用双脚踩实河底碎石，用力把崔滢顶出水面。恰好侦察连的小理发员拿了一根电线杆赶到，崔滢双手紧抱着电线杆才被拖上岸，而罗盛教再也没有露出水面……

　　罗盛教牺牲后，侦察连的同志为了不让朝鲜乡亲劳神破费，趁夜黑悄没声地到后山将罗盛教安葬了。全村老少强烈呼求：“一定要按照我们的风俗，重新安葬罗盛教烈士!”他们扛起镢头奔向后山，掘开了罗盛教还不足一个日夜的新墓，从棺木中抬出他的遗体，缠上了白布重新入棺，抬向元善女老大娘献出的那处风水宝地……

　　采访结束后，我立即写出了一篇通讯。2月4日起，罗盛教的名字及其事迹就传遍了中国和朝鲜。

　　罗盛教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为救朝鲜人民而牺牲了自己。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他“一级爱民模范”荣誉称号。

　　“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夫人

　　北京大学医学部博士生导师

　　稼先1953年与我结婚，1958年夏就受命研制原子弹。当时，他是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我们的女儿3岁多，儿子也快两岁了，生活非常恬静。他爱爬山、游泳、散步，发表的文章也很多，工资相当于3个助教，生活一点儿愁事也没有。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生活将是非常舒服、非常安稳的。

　　然而，为了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幸福，稼先放弃了这一切。他隐姓埋名，远离亲友，在一个偏远的地方一干就是28年，终于搞成了原子弹、氢弹和第二代核武器。核大国对中国实行核垄断、核讹诈的历史从此结束了!

　　1985年8月，稼先被确诊为直肠癌。他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了，便向医院请了半天假，来到天安门。向天安门告别，向祖国告别!而后，他争分夺秒地撰写关于我国今后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终于赶在逝世前3个月完成。这是他对祖国和人民的最后贡献。

　　1986年7月29日稼先去世，年仅62岁。张爱萍将军在为他致的悼词中说：“他的名字虽然鲜为人知，但他对祖国的贡献将永载史册。他不愧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子，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不愧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1970年11月15日，只有47岁的爷爷就离开了我们。虽然我和爷爷未曾见面，但他在我们这些后辈心中的形象一直是清晰的、鲜活的。

　　爷爷出生在贫苦的农民家庭，15岁就被拉到玉门油矿做苦工。直到1950年，他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他经历了解放前和解放后的大变化，他多次说：“我甘愿为党、为人民当一辈子‘老黄牛’，艰苦奋斗一辈子。”爷爷的话很朴素，但道出了那一代工人的心声。当工人，就是油田的主人，努力把井打到世界第一；当干部，就是人民的公仆，老老实实地为一线服务、为职工服务。

　　他一边兢兢业业地苦干，也不忘解决其他工友和家属的困难和要求。1961年，自然灾害比较严重，爷爷一边组织职工保障油田的生产，一边和大家一起想办法办起商店、卫生所、邮局等等，把大家的生活问题解决好，还创办了大庆第一所由基层大队组建的小学——帐篷小学，并且自己亲自任校长，给这些学生上了第一节课。

　　爷爷为职工群众做了很多事情，但对家人要求十分严格。即使他在后来当了领导，奶奶仍然还在队里烧锅炉、喂猪，其他工人的家属有些都转为正式职工了，我奶奶却一直是家属。

　　现在，我们整个家庭很多人仍然在油田工作，我们每一个人的言行举止，都不是个人的，都是铁人精神的传承者。

　　像雷锋那样为人民服务

　　沈阳军区某部“雷锋班”班长

　　1963年1月7日，在雷锋同志牺牲4个多月后，国防部正式命名雷锋生前所在班为“雷锋班”。我们以雷锋为榜样，先后参加了沈抚地区抗洪抢险、沈阳桃仙机场抗雪救灾、吉林通化地区灾后重建等重大任务，荣立集体一等功3次、二等功4次、三等功29次。

　　我们班有许多保持了40多年的优良传统：每天晚点名第一个点雷锋，每天要整理一次雷锋铺，每次开饭、集会前都唱雷锋歌曲，每年清明和雷锋牺牲日，全班战士祭扫雷锋墓，每逢演习、比武、抢险救灾等大项任务，在雷锋像前庄严宣誓。

　　去年抚顺7·31抗洪抢险，我们班担任团队的第一梯队，前往抚顺新宾满族自治县木奇镇参加救援。通往灾区道路很狭窄，两侧山体不时有石头滑落，非常危险，得随时停车抬走路中的石块，有的战士手指划破了，有的战士手臂刮伤了，来不及包扎和休息，直奔灾区投入紧张的抢救行动，乘坐冲锋舟在滔滔洪水中不断往返，先后抢救群众70人。

　　2008年5月汶川特大地震灾害发生后，我带头捐款1000元，班里战士积极响应，为灾区儿童购买书包、文具等。2010年4月玉树发生地震灾害，我们想方设法找到灾区学校地址，给孩子们寄去学习用品和慰问信。今后，我们还将用实际行动践行雷锋精神，诠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河南省开封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开封新区工委书记

　　1962年冬天，我的父亲焦裕禄来到当时内涝、风沙、盐碱“三害”肆虐的兰考担任县委书记。在兰考的470天时间里，父亲总是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在群众最需要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他带着对群众的无限信任走在广大群众中间，在与群众的接触中获得了无穷的力量和智慧，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坚定了战胜灾害的信心，同时也激发了人民群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信心和决心。

　　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工作条件面前，父亲以“拿出共产党员的气魄，给老天爷拼一拼”、“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带领兰考人民一起总结根治“三害”的经验，奋力改变贫困面貌，逐步取得了实效。

　　正当他亲手描绘的宏伟蓝图一步步实现的时候，父亲却积劳成疾，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人民、挚爱的事业、深爱的家人。他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实际行动，生动诠释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生动体现了共产党员爱民、为民的本质特征，铸就了亲民、爱民的精神，在亿万人民心目中树起了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

　　原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党委副书记,曾任昔阳县委副书记

　　上个世纪50年代初，大寨已经有了互助组。陈永贵等老共产党员，已经带领大寨农民走上了合作化道路，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建设了层层梯田，并引水浇地，村里的日子得到很大改善。从1953年到1962年，大寨不仅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还为国家提供商品粮100多万公斤。

　　1963年8月，大寨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洪灾。梯田全部被冲毁，绝大多数房屋被冲垮。当时大寨放弃了国家和个人的帮助，硬是靠自己的双手重建了家园。

　　60年代初，我国经济面临严重困难，党中央强调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而我们大寨正是用事实证明了，只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就一定能创造奇迹。党中央提出“农业学大寨”后，大寨一下子闻名全国。学大寨学什么，用周总理的话说，就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把握主题来学大寨。

　　当然，学大寨的初衷是好的，但有些地方教条式地用了大寨的一些做法，带来一些不利影响，大寨经验开始受到怀疑。随后，在农村改革的大潮中，大寨人虽迟疑过，但是当实现了增产增收以后，大寨人真正接受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直到今天，“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标语依然矗立在大寨村口。我想，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大寨的精神财富都会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宁愿苦战，不愿苦熬

　　1960年2月11日，“引漳入林”工程（不久后正式命名为“红旗渠”工程）开工了。因为当时粮食少得可怜，大多是靠树叶、野菜充饥；没有地方住，大家就住在山岩土洞里；没有炸药、雷管，大家就自办工厂造；没有修渠工具，就自己编制、打造。

　　“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接着干”——这是我们的口号。在除险最危险的日子里，每天早晨上工前，我和工友们都要把被褥捆扎得结结实实，因为谁也不能保证当天能活着回来。由于长年在山崖间飞来荡去，我的腰部被绳子勒出一条条血痕，血肉经常粘在身上连衣服都脱不下来……那时工地上有这样一句顺口溜：“除险英雄任羊成，阎王殿里报了名。”我听后笑笑说，我是在苦水里长大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任羊成。我就是为修渠摔死了，也比儿时饿死有名堂啊！

　　经过10年苦干，我们硬是用血肉之躯，在无路可寻的崇山峻岭之间筑起了一条为全县人民带来生命水、幸福源的长渠。1969年7月，红旗渠竣工开通，看着渠里的水哗哗流向村村户户，我这心里有种说不出的自豪。

　　是人民在呼唤实践标准

　　曾任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江苏省政协副主席

　　10年的“文化大革命”，的确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1975年，邓小平开始主持工作，进行全面整顿。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而正当人们批判“四人帮”时，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了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到底是继续搞“两个凡是”，还是否定“两个凡是”，全面拨乱反正，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

　　很显然，应该批判“两个凡是”，但也面临很大的风险，但这关乎整个党的事业、关乎人民的根本利益、关乎国家的前途兴亡。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1977年9月，我把文章寄给了《光明日报》。光明日报派出编辑来南京和我商量改稿。文章前后经过了多次修改，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经过胡耀邦同志审定，5月10日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5月11日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

　　随后，邓小平出来领导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广大人民群众都支持并参与真理标准大讨论，反对的人寥寥无几。可以说，实践标准道出了人民的心声，得到了人民的支持，确立实践标准也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研究员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异常复杂而艰难的环境中迈出了第一步。

　　“文革”结束后，中央抓了两件事：一是揭批“四人帮”，二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但是，前进仍处在严重的徘徊中，最重要的是还没有从“两个凡是”中走出来。这个思想束缚不打破，中国便无法走出一条新路。

　　事情千头万绪，应从哪里做起？邓小平断然决定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说：“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思想解放的闸门一打开，什么样的主张都有，紧迫的客观形势又不容长期议论不休。邓小平当机立断，清晰地绘制出一幅新时期中国如何前进的蓝图。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全会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冲破长期“左”的指导思想的束缚，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观点，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三中全会前后，还平反和处理了许多冤假错案和种种历史遗留问题。可以说，在经历十年动乱后，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要求，顺利地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也正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开辟出来的。

　　我亲历了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外交部翻译室原主任

　　1971年重返联合国代表团成员

　　1971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获得恢复。我国政府当即决定组派代表团前往联合国。11月9日上午9点半，全体代表团成员在首都机场整装待发。周总理率领在北京的全体政治局委员来为我们送行，首都几千名群众也敲锣打鼓、手舞鲜花前来欢送。纽约时间11日下午，我们乘坐的飞机降落在肯尼迪机场。

　　15日上午10时，我代表团第一次出现在联合国会议大厅，热烈欢迎的气氛顿时弥漫整个会场。乔冠华团长进行约45分钟的发言。发言稿是经过周总理亲自修改和毛主席定稿的。发言宣布：“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来管，不允许超级大国操纵和垄断。中国现在不做，将来也永远不做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别人的超级大国。中国将同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为维护各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为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共同努力。”

　　发言结束后，几十个国家的代表走到讲台前与乔冠华团长握手，表示祝贺，超过了任何国家在一般性辩论发言时所受到的礼遇。

　　中美正式建交的前前后后

　　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先生之女

　　原北京市燃气集团员工

　　1978年8月，我的父亲柴泽民以第二任驻美国联络处主任的身份来到华盛顿，加快了中美建交的谈判步伐。为了让美国人民真正了解新中国，他和联络处其他同志迅速展开了全方位的外交攻势，宣传介绍我国的对外政策，阐述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赢得了广泛欢迎。

　　美国原定在1979年1月1日发表中美两国建交公报,但又害怕有人提前走漏消息,决定将公报提前到1978年12月16日公布。在公布前,卡特总统向少数重要议员通报了美中达成两国建交协议的消息,华盛顿马上大哗。记者们先是拥到白宫采访,白宫不予接见,于是又跑到我国驻美联络处。因为中美双方之前商定,公报发表前一定要严格保密,我们也不接见记者。这时父亲他们已邀请了美国友人、华侨华人代表在联络处里面看电影。电影放完了,正好到了晚上宣布建交公报的时间。大门一开,记者们一拥而入。

　　1979年1月1日凌晨4时，一夜辗转反侧、难以成眠的父亲就早早起身下床。当天，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在华盛顿乃至美国各州上空冉冉升起。父亲成了我国首任驻美大使。中美关系崭新的一页也从此翻开。

　　“东方红一号”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东方红一号”卫星运载火箭发射操纵员

　　解放军总装备部原副部长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原副总指挥

　　1970年4月24日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整装待发。我当时担任运载火箭发射操纵员。当倒时计数器上闪现“0”字时，指挥员下达口令：“点火！”我用拇指对准点火按钮用力一按，火箭顿时喷出橘红色的火焰。21点35分，载着“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火箭在隆隆的轰鸣声中徐徐上升。13分钟后，指挥所传出喜讯：星箭分离！卫星入轨！我们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

　　那确实是令全体中国人自豪的时刻。湘西、海南两个测控站，将接收到的卫星播放的“东方红”音乐信号录制成磁带，由专机送往北京，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广播。在全国各地，人们激动地仰望着太空，仔细寻找着那一颗属于中国人民自己的卫星。

　　作为我国航天事业的亲历者，我深深感到，包括“东方红一号”卫星在内的“两弹一星”事业的发展，为服务国家安全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支撑，对世界战略格局的演变发挥了重大作用。今天，我们还要继续发扬“两弹一星”精神，努力开发空间资源，为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福。

　　钱老身后留下两座丰碑

　　钱学森的秘书和学术助手

　　2009年10月31日8时6分，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钱学森因病逝世。

　　我在钱老身边工作了26年，一直陪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我想，钱老应该是很安详地走了。因为他说过：“我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他做到了，人民也永远记住了他，他被称为“人民科学家。”

　　新中国成立后，客居美国的世界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毅然回到祖国，担任了“两弹一星”工程中导弹、卫星工程的主要技术负责人。在他和全体科技人员的共同努力下，1960年我国研制成功了第一枚导弹；1966年我国成功发射试验了第一枚导弹核武器。1968年他兼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两年后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然而，钱老十分淡泊名利。有人曾经想给他写传，他十分严厉地说：“我还没死，你们急什么!”但当钱老获悉中组部把他作为建国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优秀代表时，“心情激动极了”。

　　钱老身后给中华民族留下两座丰碑，一座是他的科学成就；一座是他德馨品高的大家风范。这两座丰碑将永远矗立在共和国的光荣史册中。

　　默默三线 千古丰碑

　　原国家计委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主任

　　1964年夏，党中央作出了“加强三线地区建设”的决定。根据毛泽东的划分，云、川、陕、贵、甘全境及豫、鄂、湘的西部地区为重点区域。这一地区位于我国的纵深腹地，在当时特定形势下，是较理想的战略后方。毛主席曾说内地一天建设不好，他睡不好觉。

　　从1964年开始，广大共产党员带头，上千万三线建设者在这一鲜为人知的领域里隐姓埋名，奔赴荒山野岭、戈壁沙漠，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三线建设。光上海派往三线的有150万人，陕西等地还动员了几万学生参与三线建设。当人们看见中国西部天空升起蘑菇云，看见火箭冲向天空，看见现代化兵器、飞机、舰船，看见荒原、山谷间钢城、工厂、电站拔地而起时，可曾想到为此作出巨大贡献的三线人。

　　从1964年至1980年，三线建设累计投资2050亿元。进入八十年代，国务院作出了“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的决策，一批三线企事业单位转移到交通相对方便的城镇,更多的三线企业在原址逐步进行结构调整。

　　历史在不断前进，一代又一代人三线人听党的话，用青春和行动见证了三线建设的风雨彩虹。三线建设不仅开拓了西部地区建设新局面，保卫了国家和人民的安全，更给后人留下了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巨大精神财富。

　　岸英更是人民的儿子

　　1949年10月15日，我和岸英结婚。岸英从小生活在革命家庭，他对广大人民群众是很有感情的。主席也经常教育子女，让他们永远不要脱离群众，不搞特殊化，岸英也是这样做的。

　　新中国成立后，岸英曾拒绝舅舅谋官的要求，回了一封信。虽然他对舅舅很有感情，但在原则性问题上毫不客气，把舅舅批得很厉害。他说，共产党不是不讲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群众观点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个人观点之间的矛盾正是我们与舅父他们意见分歧的本质所在”，“为人民服务说起来很好听，很容易，做起来却实在不容易”。舅舅当时对于收到这样一封回信心里很不是滋味，不过后来也理解了他，觉得岸英说的是对的。

　　1950年，他回韶山为外婆祝寿。回去后，挨家挨户地了解情况，看到革命烈属困难群众，都会留下一点钱，还把群众吃的野菜团子带回来给主席看。

　　后来，岸英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牺牲在战场上。在我得知这一噩耗时，我能够理解他的选择，因为这就是他的性格。他在苏联学习时就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在任何时候，只要国家有困难了，只要是为人民的，只要是正义的，他都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正因如此，热情、正直、好学的他为了人民的利益献出了自己28岁的生命。我想这是因为，他不仅是毛泽东的儿子，更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永生的战士——欧阳海

　　1963年11月18日清晨，共产党员欧阳海为了保护旅客的生命和人民财产的安全壮烈牺牲，年仅23岁。今天，在我工作的欧阳海纪念馆里，无数次体会到人民群众对英雄的追思和礼赞。

　　2008年的一天，一位年过八旬的老大娘来到纪念馆。她的儿子搀扶着她对着欧阳海的塑像深深鞠了一躬。她儿子说当年母亲就坐在282次列车上，目睹了欧阳海同志推马救列车的那一幕。“我的母亲这几十来总是感念欧阳海当年的救命之恩，想在有生之年再到这里来祭拜英雄，所以我们这次是特意从江西过来的。”

　　2010年11月25日，来自河南省安阳市的李长顺及他的儿子在欧阳海纪念馆参观、学习后，非常激动地讲述了他们的故事：“这次我们是专门来拜谒我们父子两代人心中的偶像的。我从小就崇拜欧阳海，那部《欧阳海之歌》，伴随我度过了中学时代。我的儿子，也对这本宝书百看不厌，在欧阳海的影响下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公安战士。我们要像欧阳海一样，永远以人民利益为重。”

　　欧阳海烈士的一生是短暂的一生，但他舍己为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永远值得人们去学习和缅怀。

　　建设人民自己的大会堂

　　1958年人民大会堂建筑工程建筑装饰设计小组成员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原院长

　　1958年，人民大会堂建筑工程开工，我被抽调分配在人民大会堂建设设计组，负责做宴会厅的天顶花饰、彩画和门楣的装饰设计，还有外墙的琉璃花板及须弥座的石雕花饰。

　　我们当年的设计方案不断完善，反复修改，在综合了多种方案的基础上，又考虑了复杂的结构照明和音响等工程的限制和需要，赋予了时代的新内容。当时，凡是确定下来的设计稿，我们都必须亲自按l︰1足尺制作放大稿，同时还要在图案的疏密空间、造型结构以及浮雕厚度的剖面上加以完善。

　　人民大会堂中的“万人会堂”是大会堂的中心和重点。最后，汇聚集体智慧综合而成的方案，实现了预期目标：蓝灰色带波浪纹组成的环形大天顶灯饰，闪烁着满天星似的海空，以五角星为中心光芒四射，周围环绕着向阳花（向日葵）花瓣，象征广大人民向着共产党。在指挥部总体指挥下，经过各方面的协调配合，我们完整地以装饰手法体现了万人大会堂“海天一色、浑然一体，在党的领导下共议国事”的政治寓意。

　　l959年建国十周年大庆前夕，人民大会堂工程如期胜利完成。

　　架起人民的“争气桥”

　　南京长江大桥设计与施工的参与者

　　中铁大桥局高级工程师

　　1959年3月我被派往南京参与大桥的设计与施工。南京长江地质情况复杂，跨径长、水更深，出现了很多技术难题。有问题怎么解决，只有不断实验。光9个桥墩就用了4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我作为基础设计组的，主要参与了其中三类桥墩的设计和施工。

　　从1956年开始勘测设计到1968年全桥通车，前后历经了10多年，参与建造者近万人。三年自然灾害、苏联撤走专家、中断钢梁供应、极其艰苦的工作环境，其中经历的艰辛是现在难以想象的。在困难时期，为了节约材料，曾经把猪舍维修后当做临时宿舍，电焊工用的手套也是最便宜的猪皮手套。没有食堂，就露天吃饭。很多工人得了风湿病，因为营养不良有些工人身体也浮肿了。但是，工人们没有叫苦叫累，白天黑夜地持续苦干。在大桥最后28天的会战期间，全国10余万名自愿者到大桥去义务劳动，大家的民族自豪感紧紧地凝聚在一起，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建起的大桥！

　　1968年12月29日，大桥建成通车了。大桥是长江上我国第一座自主设计、自主施工的大桥，完成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