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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是遭受日本侵略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日军侵晋8年,罪行累累,罄竹难书。

  根据刘林生书中统计,从1938年6月建立到1945年8月结束,7年间,“太原集中营”关押人数有十几万人之多,但事实可能远超过这个数字。刘林生:历史真相。当年的日军战俘集中营“太原工程队”是日军疯狂掠夺中国资源的 “劳工转运站”;是日军用战俘“养虱子、跳蚤”,研究细菌战的地方;是日军利用中国战俘进行“活体解剖”,为日军伤兵进行“活体供血”的地方;是日军训练新兵,用中国战俘充当活靶子,“用活人练刺杀”的地方!这段历史,每一个太原人、中国人都应当铭记。

  1944年10月4日,侵占古交的日伪军300余人袭击姬家庄。交城县武委会主任赵承辉,首先从窗户跳到街上,打死一个日军,因摔成重伤不能行走,被日伪军刺死。民兵中队长赵选贤、分队长赵三新、情报员史拉柱均牺牲。村民赵秃只等六人同时被杀,日军在返回途中还打死了木瓜会村民康二毛心。

  1944年8月6日中午,盘踞岚县东村的一股日军突然包围了半沟村。那时半沟村只有五户人家、15口人。年轻力壮的都冲出村躲避,村里只留几名老人、妇女和孩子。日军用刀砍死冯海全的妻子、冯三孩的妻子和她7岁的女孩、10岁的男孩。两个孩子都是被日军用刺刀从后心扎进致死的。一个15口人的小村,一次就被日军杀死四人。

  1944年9月30日,日军包围了蔡家庄。年轻人都突围出去了,留下20多名老弱病残村民只好钻进本村张兴家的一个地洞里躲避。不料被日军发现,拿来柴草点火向洞中扇烟,不一会儿,躲在洞内的24人全部被熏死。其中武丙玉一家老小,除武丙玉逃出村外,都被熏死。张秀儿一家老小,除张秀儿不在家幸免外,也都死在洞内。日伪军在蔡家庄熏死24名无辜村民后,接着又到了边家庄用火烧死村民20多名。(王庆英)

  1941年10月16日凌晨3点左右,日军100余人突然包围了铁厂(地处盘道村),封锁了交通要道,当场杀害铁厂工人二名和村民王七斤、王九月喜、冯二圪旦。日军将抓来的工人和村民集中到后村的旗杆大院,把铁厂事务长张背锅反复摔打成重伤。教员耿尚武被当场打成重伤,连同铁厂工人20余人都被抓回古交。耿尚武系古交人,经保释回家后,不久死去。其余被送往太原,迄今下落不明。日军将全村洗劫一空。铁厂的80多间房屋全被烧毁,生产设备大部砸坏,凡较好的衣服被褥以及铜瓢、铜勺等物,都用抢来的60多头大牲畜驮走,还抢走村民的10余头毛驴。

  1941年9月24日傍晚,日军进犯阳卷庄。日军放火烧了村庄后开走。80多岁的明珠老娘被日军拉在当街架火烧死,死前四肢抽搐,人油流湿地面。文贵大娘被烧死在窑里。70多岁的四小娘娘被剥光全身扔在院子里,又冻又气而死。日军临走抓走了赵太山、赵愣富等10余人为他们挑抢劫的财物。赵太山已是70多岁的老人,因担不动,被日军在脑部捅了一刺刀。一名妇女因受辱而死。这次日军烧毁该村房子376间,窑门窗8l眼,抢走和宰杀牛两头、驴一头、猪30多口、羊300余只,烧毁粮食40000余斤、财物几百件。

  l941年夏秋之际的一天中午,一班日军新兵,在城东北角以被俘八路军人员为活靶练刺杀。六名被俘人员被紧紧捆在柱子上,新兵站在离柱约10余米远的地方,手持上刺刀的步枪,营长口令一出,新兵口喊杀声向受害者肚子上连刺四刀,最后一刀刺在心窝处。六名中国被俘军人均被刺死在柱子上。

  一九三七年九月初,日本侵略军突破天镇盘山防线,九月八日围攻阳高县城,守军第六十一军第四一四团守城。战斗至九日 (农历八月初五)拂晓,日军从东南城墙登城,守军由南门撤退。商会的咎光锷、孙存仁等一见城破,即召集老百姓欢迎敌人。日军将欢迎人群及捉到的青壮年和儿童五百余人押至瓮城,用机枪射杀。

  十二日,又残杀三百余人。郝天福全家十三口,不堪凌辱,集体投井自杀。灭门绝户的约有百家。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八路军雁北军区副司令员罗文仿率筑四十八团一部及县大队包围县城。二十五日(农历七月十八),日军撤走,伪警察投降,县城解放。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二曰(农历八月初八),日军攻占天镇县城。敌人在攻城中伤亡较多,入城后先抓来二百多居民,让他们搬移堵城门的麻袋。然后把他们集中在瓮城,接着又杀死老百姓二千二百余人。二百九十三户被杀绝。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天镇由张如山、柴云山,韩振江为首的五百余伪军占领。九月七日(农历八月初二),我冀察军区第十三军分区所属第七团,第二十团、独立团和天阳支队包围天镇城,韩振江被击毙,柴云山被炸伤。张如山于八日晨逃走,天镇解放。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四日,日军飞机开始轰炸大同,先后炸死居民一百余人。九月十一日,驻防于大同城。十五军和聚乐堡地区的第十九军,炸毁御河桥,开始撤退。政府机关亦随军南撤。十二日,县政府文书白蔚武、商会会长马永魁及两名外国传教士,商讨欢迎侵略军。十三日,日军入城。一九四五年九月一日,晋绥军北区司令楚溪春率骑兵第四师三千余人,接收了伪政权。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三日,日军从阳高方面进犯广灵,晋绥军第七十三师一部与中央军第十三军一部于广灵县城的西北地区火烧岭,奋起抗击,日军死伤惨重。十四日(农历八月初十),日军另一部从蔚县西进,侵占广灵县城。入城后,杀死群众三十五人。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六日(农历八月十二)午夜,日军由大同经瓮城口峪,直趋浑源,先向城,见无反应,才从西门入城。当晚露宿于城阶上。翌晨八时,日军开始洗劫商号、住户,奸淫妇女,拉丁抓夫。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六曰,日军向左云县进犯。政府人员已于数日前撤离。十七日,骑兵军孙长胜师长率数百人守城,当晚日军开始攻城,后因雨停止。十八日(农历八月四日)黄昏后,守军撤走,日军于晓十一时入城,随即开始大屠杀,二百八十七人被害。九月十九日,赵镇、安钦、穆宗芳练成立了治安维持会,十月更名为县公署。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日军撤往大同。伪县长朱文清和伪警察队长自称"反正",驻守待命。八月二十四日,自称"晋北挺进军总司令"的乔日成部占领左云,八月二十九日(农历七月二十二),八路军第三十二团攻入城内,抗日政府入城。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日(农历八月十六日)。日军从灵邱东北方向入侵,占领县城,并开始大屠杀,在三十三天中杀害群众千余人。

  十月二十二日夜,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六八七团猛攻县城,日军于二十三日退出县城。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九日下午五时,日军步骑兵三,四百名,从灵邱城西北方向再度侵入县城。卫级机关与群众在县自卫总队八十余名基干队员的掩护下,安全转移。

  一九四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农历二月十八),在晋察冀军区第六团和灵邱民兵的打击下,日军全部撤出灵丘县境。

  日本人进入介休城,大部分人都逃上绵山,有一些青壮年留下来看守。日本人抓了七个年轻人,把他们押到一口水井旁,先推一个人下去,再逼其他人用石头砸死跳下去的人,然后在推一个人下去,再逼剩下的人砸石头,最后一个人被日军枪杀抛入井内。日本人走后,大家从绵山回到城里,发现被虐杀的年轻人,有一个人的母亲活生生把眼睛哭瞎了,有的上吊自杀了。

  1938年2月13日(农历正月十四),正是元宵佳节的前夕。就在这一天拂晓,侵华日军二十师团,由中将川岸文三郎亲自督战,出动大批骑兵、步兵在飞机、坦克、大炮的掩护下,从祁县出发,分两路向平遥城进犯。日军沿途烧杀抢掠:在襄垣乡郝家堡村,刘文元爷爷被活活烧死;在洪善镇钦贤村,日军扎死了任国茂的爷爷,并抢走了骡马、车辆和粮食;在襄垣乡东善信村,日军抓走了杨起虎,让他给他们拉马,一去再没回来……

  祁县前庄惨案1943年5月31日,由50多个日军带着30多个汉奸组成的抢粮队,侵袭距县城东南60公里处的前庄村。村干部看见放哨人发出的信号,就立即组织村民空室清野,并由民兵掩护村民向山沟里转移。但村口已被日军的机枪封锁了,好些村民都被日军用刺刀逼回了村里。逃到刀子沟里的刘生元、唐爱叶夫妇和妇女主任杨金叶被日军杀死。贾兆登、唐润儿和王鼠林的两个侄女与许桂芳一家五口人也都被杀死在圪梁上。这次扫荡日军共残杀无辜村民20余人,抢羊300多只,抢牛、驴等大牲口160余头,并将十几岁的20多个男女儿童抓到了西岭据点里。

  9月14日凌晨,100多名日军再次进犯前庄。接近村边时日军兵分两路,多数人潜伏下来封锁村东,少数人从西面鸣枪佯攻。祁县独立营的一个排在村西与日军激战了半个时辰,终因寡不敌众而撤退到村东。但是村东早被日军封锁,藏在石头后面的日军用机枪向刚刚拥进刀子沟口的人群横扫。顿时,20多名村民与两名独立营战士倒下了。村长唐朝旺带领民兵向村东树下的日军拼命冲杀过去,终于杀开了一条血路冲出,但他却身中数枪,刚跑到碾儿坪,就被迫上去的日军用刺刀杀死。日军在村东还杀死了贾兆泰、拐盘老婆、锁儿家妈和珍儿家奶奶……

  这次扫荡,日军又在前庄残杀无辜村民40多人,烧毁瓦房125间,不少窑洞的门窗也被焚烧殆尽。同时,汉奸特务还趁机往村内水井里和村民饮水的河里投毒,又造成数十人中毒死亡。不少人还因中毒而身染重病,甚至致残。日军两次在前庄共杀害我村民60余人,并使许多人家绝户断炊。

  张庆大屠杀是日军侵占榆次后制造的第二起大惨案。1937年11月7日,侵华日军300多人,气势汹汹地由榆次城北鸣谦跟踪川军,向徐沟方向进犯,路遇张庆村民许其五和郭二货,逼迫二人为他们当向导,行至张庆村南时,日军官拿出地图看了看,指着永康方向问道:“前面的什么地方?”许、郭二人不懂日语,只好含糊点头,谁知激怒了日军一少尉,当场拔出洋刀砍下了两位农民的脑袋,又让军犬撕开二人胸膛,吃掉心肝和肠肺。之后,300多名日军兵分四路包围了张庆村,在进村时发现了隐蔽在芦苇塘的20余名川军,当即架起机枪疯狂扫射,全部打死,又抓住10多名晋华纱厂逃难的工人,排成一行,一个个地打了“活靶”。日军进村后,找到村长要粮、要草,并选全村最好的几家深宅大院驻扎下来,接着就开始了伤天害理的暴劣行径。他们杀人放火,抢夺粮草、布匹、金银首饰。抓住男人个个验身,留分头的、系红腰带的、穿短内裤的、手上有茧的统统用刺刀捅死。他们挨门逐户地搜查,到处寻找“花姑娘”,光天化日下轮奸妇女,枪杀小孩。日军在张庆村屠杀整整三天,杀死117人,奸污妇女数10人,杀死耕畜30余头,鸡、羊、猪几乎全被杀光。大街上尸体到处横躺,车辆、食品、衣物、钱物被洗劫一空。血腥恐怖笼罩着全村,凄惨景象,非笔墨能形容。

  1940年6月8日,日军第九混成旅团侵占岚县城,岚县平川大部沦陷。日军占领岚县后,对山区抗日根据地实行野蛮的“三光”(烧、杀、抢)政策。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到1945年日军杀害百姓750余人,烧毁房屋12760间,抢走耕畜4300余头,最残忍的血腥大屠杀案有:剿贼寨大屠杀。1940年农历!

  一九四二年春天,日本侵略者对吕梁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大“扫荡”,对吕梁的老百姓进行屠杀。

  日军在穆村烧毁民房160多间,采用各种手段杀害村民74人,其中用枪杀死35人,用刀砍死17人,抽血致死17人,投进煤窑致死五人。在连锄沟村烧毁民房44间。杀害39人,其中用枪杀死22人,用刺刀杀死六人,抽血致死五人,投进煤窑致死六人。在杨家坪村杀害八人,其中用枪杀死四人,用刺刀杀死四人。在前庄村:杀害11人,其中用枪杀死四人,用刺刀捅死四人,投进煤窑致死三人。在三交村用刺刀捅死五人。在田家沟用刀砍死六人。在石家沟烧毁民房24间,杀害七人。在金家庄杀害六人。在留誉杀害四人。在薛村用刺刀捅死三人。在柳林镇的十个自然村,日军共残杀无辜村民159人。

  临县大屠杀。1942年9月16日拂晓,日伪军打死群众10余人,随后又当场杀死群众18人,一时血流成河。

  日寇三进县城。1943年农历八月十五,驻方山县开府、马坊、圪洞的日伪军1000余人第二次进犯临县城,在城内烧杀、抢劫,把一座宏伟的普化寺庙宇烧为灰烬,把商店抢劫一空,杀死居民8人。在城外东峁村,将来不及躲走的老年人、妇女集中在一个戏台大院,被扒光衣服,供日本人取乐。有些妇女羞愧难当,用毛巾遮住脸面, 被敌人当场用刺刀捅死,有的老人不甘受辱,当场自尽。

1941年2月间,侵占汾阳的日军宪兵队“灭共”主任石上保曾派人到仁岩村查访,对仁岩、冀村、罗城、小相等村的村长、村副、闾长、教员等爱国人士的言行进行搜集和试探。11月11日,伪区公所按照日军的布置给各村发出通知,要求各村村长、村副、闾长、文书、教员以及有文化的部分村民于12日到仁岩村受训七天。受训的人一报到,身份证即被收缴。当日,日军召集受训者开会时让便衣徐自生当众宣布“检举信”:冀村村长曹世仁、冀村学校校长王殿钰、罗城村村长樊生源、仁岩村村长李毓堂、艾子村村长郭奉恩、裴会镇女教员马桂文以及五区区长王维三等13人当即被捕,并被连夜审问,受尽了各种酷刑。在以后的几天中,不断有人无端遭到毒打和辱骂。16日上午,日军五区指挥官柳田通知受训的人下午请客吃饭。宴间日军川烟和柳田恶狠狠地拿出一张“告密名单”,凡念到名字的人转眼便由“坐上客”变成了“阶下囚”,被关进铁佛寺内的大殿。夜里,日军又从裴会镇、狄家社等村抓来一批人关在别处,其中还有带孩子的妇女。

直到1942年1月,日军陆续对被捕者进行处理,处理有四种情况:一,被列为所谓“共产党首要分子”的。如:刘赓佑、王殿钰、郭奉恩、樊生源、王维三等23人被押往太原,这些人中有19人惨遭杀害。二,有70余人在汾阳被就地杀害。杀人现场在县城西门外干河、白石村、洪南社村等地。大多数人被用刺刀杀死,当时尸横遍野,群狗争食。三,被判处徒刑住一至三个月看守所,期满时还要交伪钞30到100元,有许多人不堪折磨死在看守所。四,有些人侥幸生还,但由于受尽酷刑,骨瘦如柴,回家不久也相继死去。在这次事件中,死于日军手中的人中国村民、干部共160余人。

  1941年2月18日拂晓,日军3000余人突然包围了乔日成军占领的小石口据点。经双方激战,于中午11点左右,据点被日军攻陷。日军冲进,对无辜村民展开了血腥屠杀。村民冯天善一家六口全部被杀,大儿子冯进科在街上被日军一枪杀死,其余五人,从地窖里出一个杀一个,全家无一幸免。这天死在日军屠刀和枪弹下的无辜百姓共27人,加上乔军阵亡将士,整个小石口尸横遍野,血染城关。

  1941年2月18日早晨,侵占大同的日军黑田师团将乔日成军占领的有12个堡子的下社村铁桶般地包围起来,双方展开激战。傍晚,日军除紧围新堡外,在其余11堡挨门逐户抓鸡杀猪,掠夺财物,奸污妇女,残杀村民。赵堡赵广大的院内住着灵邱人任养德一家,一个日兵进入院内,将任养德的妹妹强行奸污,任养德与其妹夫忍无可忍,将这个日兵捆绑起来,和他父亲三人一起押着日兵向丰寨逃去,半路上三人都被路遇的其他日军士兵杀害。日军闯进丰寨堡的铁匠铺后,将财物抢掠一空,将躲在该院的本村九人及外地许多商人全部杀死,并将19间房子付之一炬。李堡的福星布店及各堡的商号都同样遭劫。在日军烧杀抢掠之际,乔日成带其亲卫10余人从西北堡墙的出水道内突围出去。

  1941年1月28日下午,日军五架战斗机为掩护日军军运汽车队,向南追击八路军雁北支队,追至东上寨不敢再追,恐复受挫,飞机便在上空发射机关炮、炸弹,扫射轰炸,响声震地。日军步兵在护村坝上架机枪扫射,对准村子上下夹攻。顿时村中大乱,人们四散奔逃。两小时后,天近黄昏,日军临走前纵火。村中火焰熊熊,村民的财物均被烧毁,山绵羊亦被烧死,村民侯旺林等三人被炸弹炸死。

  1941年2月17日凌晨,日军突然包围了罗庄,驻扎在罗庄村的乔日成部下张朴组织战斗,坚持到午后,乔军死亡70多人,撤出罗庄。日军侵占罗庄村时,东门领班康维其,拉车迎接日军,被杀于门前。东小寨村一青年住岳父家,碰上日军,亦遭残杀。日军进了杨希哲的院子,杨出来迎接,被日军一枪杀死。有许多妇女在小南门外的沈瑞院内躲藏,两个日兵进院搜查,兽性大发,轮流奸污,并让她们赤身裸体以取乐。沈的妻兄上前阻拦,被日军枪杀。三元宫古庙里住着一贫苦的杨乐老汉,正在做饭,日兵一进庙门立即用刺刀杀死了他。戏班的杨甫成被刺伤七天后死去,妇女杨恒云也中弹死去。日军在逐户搜查时放火烧掉各户房子。之后把全村百姓赶到一处,一部分被抓去清理战场,另一部分被强迫跪在地上,周围架着机枪,半小时后,一军官命令六个日兵闯入人群,把11名身穿绿色军衣的青壮年拉出去杀害,还有5人被押走。日军认为这16人是乔军。这次日军围剿罗庄,共杀死徒手村民34人,负伤受害者难以计数。

  朔县城位于山西北部的内长城外,是雁门关外的一座历史名城。它南控阳方——宁武关隘,北固洪涛山要塞,西靠管岑山脉为屏,东连广阔的大同盆地。古今以来,朔县一直为塞上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和兵家必争之地。1937年9月28 日(农历八月二十四),侵华日军踏破朔县城,屠城三日,有3800多名父老姐妹惨遭杀害,制造了一起灭绝人性的“九·二八”重大血案。日军在朔县城连续三日的大屠杀,仅当地居民就被惨杀了3600 多人,约占当时城内总人数的一半,其中绝户的有160 家,加上被杀的探亲的亲朋好友和外地进城做买卖的商贩,以及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总计被惨杀者达3800 多人,成为山西全省的一起最大屠城案。原来,朔县城人丁兴旺,生意兴隆,市面繁华,建筑整齐,经日军这次野蛮的血腥洗劫,一下变得千疮百孔,破烂不堪,各街各巷尸骨遍地,死人头颅比比皆是,悲惨景象活象一座人间地狱。

  右玉县战地动委会和第七支队百余人,在县战地动委会主任、中共和右县委宣传部长吴秉周的指挥下,从后榆岭村出发,向南转移。行至山阴县老洼沟时,同何柱国部队相遇,待部队通过老洼沟后,天已大亮。这时,仍停留在老洼沟的右玉县战地动委会和第7支队遭到敌机的轰炸和地面的射击。共产党员、右玉县妇救会主任刘银凤,地方绅士、动委会三区原区分会主任王安义等53人壮烈牺牲。

  王老沟惨案 1938年6月22日,日、伪军向洪涛山根据地进行“扫荡”在王老沟村屠杀百姓145人。

  1938年9月,日军在下喇叭村百姓7人。

  1939年5月初,西雁北各县的日军大举出动,向晋绥边抗日根据地进行第六次“围剿”。19日,八路军第一二O师独立第六支队所属卫生队搀扶着伤病员,转移到山高沟深、地势偏僻的下立羊泉村。

  山阴县双窑子村惨案

  1937年11月13日清晨,驻新广武日军50余人,突袭山阴县长城脚下仅有十余户人家的小山村双窑子。50多岁的逃难者郭密桂夜晚回到新广武探家后,正往双窑子走,刚过澄草口,被日军发现,一阵乱枪射击,郭密桂身中十余弹倒在山沟里。在山林里劈柴的彭八岁,被日军搜出后,横竖两刀砍死。大部分村民拖儿带女顺着村旁的一条小山沟逃走,没来的及逃走的人被日军围住。乔枝佯装挑水想寻机逃出,刚到井边,就被日军一枪打死。日军闯进村后,边烧房子边搜人。谷长长、郭举会、姚三小眼和杨振晨与四儿子等5人被搜出,押在村后的沟边上,一一枪杀。全村的房子全部被烧毁,双窑子村从此再无人居住。双窑子村共被日军惨杀8人。

  银皂洼惨案 1937年11月14日拂晓,驻新广武日军突袭山阴县银皂洼。赵来顺、赵来锁兄弟俩被日军砍了头。杨补顺被枪杀在院中。刘来宝被两个日军用刺刀捅了七八下,惨叫着死去。没有躲藏好的村民被日军枪杀、刀劈、刺刀捅死的共计11人。第三天,日军再次突袭银皂洼。日军残杀了留在村中年愈古稀的张四老保和久病卧床的张刚林妻子后,放火烧毁了村中所有房屋。银皂洼这个仅有30余户人家的小山村从此消失

  1945年6月15日凌晨,盘踞盂县牛村镇、河底镇等据点的日伪军l00余名,由盂县城的日伪警备队二中队中队长彭天柱、警备队班长高志中、副班长崔四毛带领,避开大道,抄山路突然包围了大西庄村,妄图报复既不向日军缴小麦、又不送情报的大西庄村民。除一部分村民在民兵掩护下突围出去外,部分未突围的村民躲进了地道。日军进村后,由叛徒崔四毛指引;很快找到洞口。日军向洞内村民喊话,见无回音,便命令伪军将洞口的麦秸点燃。又找来许多柴草,加在火上,找来扇车,对准地道口往里扇烟。结果使躲在地道中的村民全部遇难,有的被烧得紫黑一团,有的被熏烤得皮肉脱落。全部尸体抬出来后,经反复辨认、核对,共死难55人,其中大西庄村45人,来大西庄探亲者10人。日军还抢走牲口43头,小麦7000多斤,土枪六枝,以及村民的大量财物。

  孟县上扑头、赵家庄惨案

  l944年8月15日,盘踞在西烟镇和原进圭社的日军约200余人,杀气腾腾地向上扑头村进犯。他们沿途杀人放火,搜捕抢劫,无恶不作,先后抓捕了侯润海、杨省如、杨顺昌等20名村民,对他们进行百般拷打和折磨。日军将一名村民剥光衣服,摔死在10米多高的石崖底下。其余l9人当晚被扣押在铜炉村。第二天上午,日军将这19人押解到上扑头村。上扑头村的村民早已都躲到村外,日军扑了个空,一怒之下就将这19人关押到村中一个大庙内。日军把庙内桌凳、隔扇等一切能搬动的木器都堆放在西禅房内,然后又把抓来的19人捆绑住手足扔入房中,一桶汽油泼向他们,然后用火点燃,19人立即被涅没在火焰中。两名乡亲艰难地从火中爬了出来,正在狂笑的日军见后,扑上去用刺刀朝他们的胸腹部就是数十刀,将其活活刺死。其余17人都被大火夺去了生命。

  1941年5月27日清晨5点多,盘踞在东郭的日伪军出动200余人,突然包围了西烟镇。这次日伪军在西烟镇屠杀了无辜村民42人,砍伤7人,抢走粮食财物无数。

  1941年9月1日晚,神朔偏关县的32名赶着驴骡给八路军送粮食的村民,在从河曲返回途中,在高卵梁村附近被埋伏的日伪游击队(李岗圪旦队)围困捉获,连夜解送“红部”。护送送粮群众的三名八路军战.士在反包围中壮烈牺牲。9月7日下午3时左右,遭受严刑拷打的送粮群众被用麻绳串着,由荷枪实弹的宪兵队特务工作队和菊地修一大队日军押到东沟鬼门沟一块平坦的地堰上。日军先强迫这些村民挖了三个大坑,并逼迫他们站在大坑的周围,然后举起刺刀朝他们的后心窝刺去,随即蹬入坑内,活活埋掉。

  1941年9月7日,日军教官和田带领已伪军侵袭到山底村,抓住游击队长李公斗,枪杀后用石头砸烂其头颅并割去生殖器,又放火烧了他家25间房子。与此同时,日军绑打村民李敬和李润润;把放羊的段三聋当活靶子打死;李双双在逃跑中被打死;把柳三疤用大石头压住,幸免未死。临走时把村里抢劫一空。10月间,和田又率日伪军来山底,日军用木棒打死李太青,将李明老人刺了一刀;抢走骡羊20头(只),砸锅毁屋不计其数。1942年2月16日,日军高桥队长带队从山后迂回而来,将村民赶到一个约六丈高的齐崖上,强迫跪下,依次往崖下投掷,推下八九人之后,用刺刀在每个人头上乱砍乱刺,40多人的头被刺得鲜血直流。临走时,将李新民的三间廊房烧毁,烧死柳步春的一头毛驴。

  l941年7月6日凌晨,距崞县(今原平县)下神头仅有10多里的中庄据点日军小队长山本、翻译樊耀和伪警备队中队长郭明,带领日伪军70余人和民夫多人,突然将下神头村包围起来。日军一进村就开枪杀死了该村农民杨正堂、杨挨堂二人。村民们听到枪声纷纷转移或躲藏起来。日伪军一面放火,一面将未走脱的村民抓到村中的西坡头上,再三拷问区、县干部和共产党员是谁。被抓村民始终以冷漠的目光鄙视日军。日伪军气急败坏,便开始施暴,先将村民宁章存的嘴用刺刀捅了几刀。这时村南梁上我区小队打了一枪,日军慌忙将宁章存、宁腊和、宁二虎、杨存保、宁根绪、杨来栓、杨进居、杨五堂、杨登高、杨白斗等l0人枪杀。与此同时,下神头村妇救会主任史改娥(共产党员)被抓住,日军企图奸污她,改娥愤然反抗,日军连开两枪,史负重伤倒地,两天后牺牲。四区区干部苏尔昌被日军抓到中庄据点后,也遭杀害。这次日军在下神头村共杀害徒手村民13人,烧毁房屋300余间,抢走牲畜20余头。

  1941年6月15日凌晨,日军包围枪杆村。进了张姓院里,关起大门,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格杀。他们刺死了张生元夫妇、张贵元夫妇、张万红及从五台来走亲戚的一人。

  1941年4月15日,日军和警备队共20余人,到楼房底村扫荡。跑不动的年老体弱者被其杀害的有王公、牛化成、牛化青、马增寿之妻吴氏,王义之妻常氏。日军还打伤了王反计。同年秋天8月间,日军又来扫荡。日军进村后找不到人,就到山沟寻找。日军发现往东崖堂山顶跑的有一青年妇女张树林,就追上去企图奸污。树林大骂日军,然后跳崖自尽。

  1944年11月l0日,日军抽调侵占神池、宁武、偏关的约200余人对神池县的长畛、万家洼村一带的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在长畛村,一掉队日兵被民兵用手榴弹炸死,埋在长畛村外。第二天(11月11日)日军得知后,命抓12名百姓抬日兵尸体到万家洼村,砸下村民汤世杰的两间正房门窗和一些木料家具,将日兵的死尸火化。然后日指挥官命令放掉抬尸体的12名村民中向日军通报情报的傻子绞齐,其余11人被拉到村中的水井旁,两个日兵拉住胳膊、一个日兵用刺刀从背后刺挑,挑死一个就扔下井里。其中一个叫金旺的井匠不等日军刺刀挑,就挣脱日军,从井口自己跳了下去,得以逃命。日军共挑死扔下井10人。

  1945年2月11日拂晓,日军百余人,包围了老汉坪村,对这个仅有40户人家、146口人的村子进行血腥屠杀。日军将民兵战斗英雄任忠捆起来,一刀一刀地从他身上剜肉,直至肢解。这次惨案中36名村民被日军杀害,50人受重伤,二户成为绝户。

  1941年5月8日,日军侵占了安窝村,村民四散躲逃。10日下午,日军在村附近的山沟里搜出三四十名避难的村民,用枪托打,用脚踢,把他们逼到上岭西道赵英楼的窑内,然后在窑口堆放大量的柴草,点燃后又推进窑内。窑内顿时黑烟滚滚,烈火熊熊。除安窝的文贤达一人从烈火中逃出外,青崖底的崔文辉,上岭的王立仁和他的孙子等30余人,全部被烧死在窑内。同日,山头村的常德池、常有才、常万选、王福保、常小法也被日军杀死。冯家沟的赵胡芹、赵浪娃和赵陈喜的儿子也被杀害。樊家山樊四毛一家七口,无一幸存。

  1941年5月21日,一小股日军向坡底窑进犯,路经杨家贺家沟时,有一部分百姓没来得及躲藏,被日军发现,当场用刺刀戳死了七人,然后直奔坡底窑。坡底窑村民闻讯后,便四散躲避,有11人逃到村东南的东沟一孔破窑中,连早几日躲到此处的张景文一家五口,共16人。张苍海和张景文觉得这么多人藏在一块儿不太保险,走出窑洞,另寻避处。不料被日军发现,当即用机枪扫射,他俩迅速钻进麦田,借着麦子的掩护逃走。但日军在沟峪发现了张庆山的爹、张科科和他的妹妹,便开枪杀死这三人。日军返回,旋即找到了那孔窑,冲进去用刺刀乱刺,村民们愤而拼搏,尽皆受伤。日军用棉被和衣物把他们蒙住,退出后向窑内扔进了燃烧弹,立时窑内黑烟滚滚,烈火熊熊。除张苍海的妹妹小明幸免于难外,其余全被烧死。这天被日军杀害的无辜村民,坡底窑16人,杨家贺家沟7人,共计23人。

  1945年5月29日夜晚,日军突然进犯冯家庄。他们挨门逐户用枪刀往外逼人,把村民赶到庙前东场上。日军端枪举刀逼村民们交出八路军、游击队。村民们没人回答,气得他们又打又骂,最后下令将房子全部烧掉。日军把桌椅板凳、箱、柜等架起来用棉被、柴草引火点燃。霎那间,全村浓烟滚滚,火舌冲天,变成一片火海。被逼到庙前的村民,看到日军的野蛮行径,不顾一切地冲破其围墙,喊着、骂着拼命地往自己院子奔去。但日军事前把辘轳、井绳全部撂在井里,村民们只好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房屋、财物全部化成灰烬。全村36户人家,170多间房子,除大庙和四间平房、三间窑末烧外,其余全部烧毁。

  1941年7月31日夜,日军共杀害沟西庄近1/3的村民74人,使占全村2/3的34户人家失去了亲人。杜未娃一家六口,除末娃一人躲避及时幸免外,其母亲;妻子和三个孩子全被日军杀害。日军在血洗沟西庄后还派了40辆大马车,将各家所有的粮食、家具及其它物品全部抢走,将村中的大庙和村民的房子大部分烧毁。

  1941年5月,日军疯狂地对这个仅有20户人家、80口人的马泉沟村进行报复。青年农民王居才目睹日军奸污妇女、烧毁房屋,义愤填膺,用木棒奋起与日军搏斗被残杀;张富生等青壮年被抓住后,被当活人靶捆到树上用刺刀刺死;杨登高、成业病卧在床也被杀害;青年妇女罗凤英因反抗日军奸淫被活埋。该村被残杀的男性村民共24人,女性一人,烧毁房屋40间,羊牛被抢光。这一暴行使23名妇女失去丈夫,平泉沟一时成为"寡妇村"。

  1941年麦收季节,日伪军近万余人,对中条山进行大扫荡。防守在里册峪东西桑坪的中国军队十五军六十五师张可大团撤离,安文斌、孙德洪(东荆人)在里册峪逃难被日军所抓,扣留于东桑坪姓徐的一家院内,里边约有30余人,周围用绳圈住。日军荷枪实弹,重兵看守。当天晚上,日军对他们进行严刑拷问,迫问中国军队临走时,枪支弹药及粮食藏在什么地方。日军对这些难民挨个儿审问,不说的就用刺刀杀死。经过一夜的审问,30多个难民只剩下11人还活着,但也都是遍体鳞伤了。第二天一早,几十个日兵押着这些幸存的难民搜山。在东桑坪西北雨竹坪坐西向东的地方,难民们看见两孔窑门用篱笆堵封住。日军命他们挖刨,挖开后,发现两个坑里有20多具尸体都是用烟火熏死的。他们又走到邻近一个院里,看到被枪弹和刺刀杀死的有18人;转到北边又发现有七具妇女死尸,其中一具年纪约有20岁上下,全身裸露,两个乳头被刺了八九刀,**内插进一很长约三尺的柴棍。在西边拐弯处的一个小窑洞里,发现一个婴孩,因母亲被杀,被活活饿死。

  l941年夏天,日伪军200余人,在程山化峪镇周围各村抓人。共有九人被抓,有化峪镇的冯临庆、薛玉太;化峪南堡村的龚九鼎;化峪西堡村的王心安;吴嘱村的卫福林、位林村的牛甲寅;另三人不知姓名,都是百姓。这九人被日军五花大绑,用大车拉到西段村附近一条沟沿上。日军命令汉奸们两个押一个,将被绑的九人从大车上拉下,一个个跪到沟沿上,又用绑腿带捂住他们的眼睛。日军抽出长长的洋刀,一口气将九名农民砍杀而死,尸体推到沟槽里。被日军胁迫到那里围观的群众,一个个流着眼泪,咬紧牙关,回过头去不忍目睹。

  1941年六七月间,阎锡山"军政干部学校"游击第四纵队的青年学生兵约200余人,在孤山南麓埝底一带与日军激战,终因孤军无援,除少数突围外,其余七八十名官兵被日军所俘。这些学生兵被押到万泉县(今万荣县)县城西门外关帝庙内。日军在庙后的涧沟壕边万泉古刑场上,设了杀场,杀场上放清水一担,茶壶一把。日军从关帝庙内拉出一个学生兵,推到壕边,抡刀砍下头颅,踢下壕沟;然后用茶壶水洗屠刀,再拉第二个,继续砍杀。接着一一推出杀掉,直到最后一个。名叫西川的日军军曹屠杀得最凶狠。一个叫杨振河的学生兵,未被砍死即被踢入壕内,他佯装已死,待到夜深入静,得以逃脱。这次被日军杀害的学生兵战俘共计75名。

  1941年9、l0月间,日军酋长钱均带领百十名日军侵占黄龙村东北角的大庙,对周围百姓实行残酷统治。日军每天从周围村庄要民工、抓苦力,赶修碉堡炮楼。在修筑炮楼过程中,死在工地的中国村民有多少,无法统计。舜帝村的民工赵××在桥板上碰上一日兵,被日兵有意推下桥,立刻折断肋骨,刺破肚皮,流出肠子,死在壕内。另一次,几个民工给日军搬运东西,路过洗澡塘,偷看了一下日军洗澡的情景。日军大发雷霆,出澡塘后,拖住最高的一个民工胡尔定,一阵痛打,把木棍打成了几节,又把胡尔定举得高高的,多次摔打,然后把他丢在沟壕里冻饿了一夜。还有碱庄一个叫张随忍的,路过日军碉堡被抓住,硬说他是八路军探子,严刑拷打后,拉到河西岸刺死。驻黄龙日军还到周围村庄杀害百姓。北阳村胡乐昌老人的儿子因过黄河跑陕西,被汉奸密报,日军突然到北阳村把胡乐昌抓住打得半死,老人支持不住,倒在院内的煞碱锅上,脑袋碰在锅沿上,摔出脑浆,当场死亡。他妻子和女儿又急又气,先后染病而亡。儿子听到噩耗,连夜渡河,焦急不慎溺于水中。一家四口都死在日军之手。

  芮城"惠民壕"事件

  日军侵占芮城后,为了防止河南沿河一带中国军队的进攻,于1941年期间,开始在沿河一段修筑防御工事,美其名曰"惠民壕"。县城沿河一带,东起大禹渡,西至沟渠头,全长30余华里,东段刀斩齐崖,西段筑起高墙壁垒,中间一段20华里挖成四米宽四米深的壕堑。此工程十分浩大,历时一年之久。日军前后用逼、打、绑方式逼迫十八九万民工施工,致伤、致残民工5000人之多,致死民工200余人。"惠民壕"修成后,日军威逼民众参加典礼,时逢大雨,日军将民众从坡上.赶到坡下,又从坡下赶到坡上,如此反复数次,民众在洪水交流满路泥泞中跌跌撞撞,浑身是泥,不少人衣服被扯掉、裤子被撕烂,日军看着张口大笑。

  日军第二次"扫荡"了历山。一股日军牵着狼狗冲进历山,在文堂村、五里坡盘踞下来,村民们见状,拖儿带女远奔他乡。日军在汉奸的引导下,抓住我抗日干部车守信,民兵王风林(中共党员)、张小山,村民王风明等23人,用绳子把他们捆绑起来,囚禁在一个天窑里,整整四天水米未进。11月27日,日军将其拉到村南地里,先剥去全身衣服,然后挖掉眼睛,他们疼得忍不住乱蹦乱跳,东冲西撞。日军20余人,端着上了刺刀的枪站立四周,受害者撞到哪边,哪边的日军便用刺刀刺杀。继而放狼狗撕咬,他们浑身的肉一块块被撕下,血流如注,但他们仍骂不绝口。就这样他们被活活折磨而死。死后血肉模糊,父子夫妻都无法辨认。

  夏县杨家窑头、赵家岭惨案

  1943年2月14日拂晓,盘踞堡尔炮楼的几十个日军包围了杨家窑头村。日军把全村男女老少村民集中在一个窑洞里,在洞里架起两挺机枪向村民扫射。110多名村民非死即伤,全部倒地。窑洞内顿时发出一片惨叫声、啼哭声、怒骂声。日军的机枪在死尸堆上不停地扫射着,鲜血汇集成溪从窑洞口流了出来。直到日军认为村民全被打死才停止扫射。

  1942年日军为了对中条驻军和游击队进行经济封锁采取在平原和山区交界处挖遮断沟和设无人区的办法进行围困日军称之为“惠民壕”群众称之为“毁民壕”。在新绛、稷山、河津的北山脚下就挖了一条一百多华里的封锁壕宽七米深五米壕南筑的围墙有两米而且每隔二里半筑一座炮楼壕外数十里是“无人区”。为了修“遮断沟”抓苦力数万人拆民房无数仅在新绛境内拆毁的庙宇就有吴岭庄龙王庙、泽掌龙王庙、北社坞普照寺和三官庙、西庄三官庙龙王庙、南北行庄东岳庙北张东岳庙、北黄村龙王庙等八九座工期达一年时间。日军为了制造无人区烧毁村庄数十座。使许多村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残酷扫荡疯狂屠戮制造了十多起惨案日军武力侵占全区后起初只是占据交通沿线的村镇大部分乡村及边远山区还是中国驻军和游击队占据。

  1941年,日本鬼子在河津修筑了许多碉堡、挖了许多纵横交错的战壕,以巩固侵略战争的火焰。为了进一步打击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薛忠信经常带领民兵用洋铁筒和鞭炮,在晚上到吕梁山角西磑口日本碉堡附近,先放枪、再点炮,鞭炮在洋铁筒里噼里啪啦地响,如同打机关枪一样,吓得敌人魂飞胆丧,通夜不得安宁,天不黑,就收起吊桥,晚上再也不敢出来骚扰老百姓了。

  日本鬼子为了加强对河津人民的统治,在固镇村建立了据点。他们占着固镇村的城墙防御工事,镇压抗战人民。

  1939年9月13日晨8时许,日本侵略者破南门进入山西闻喜裴社村。日军坦克先在村中乱闯一阵,以震慑群众,然后便分兵四出搜寻,开始野蛮屠杀徒手村民。杀人手段多是射杀、刺杀、烧杀和熏杀。日军最先在村民刘永惠家的地道口杀人,接着朝刘伟英家的地道里扔了几颗手榴弹,所藏的10多人被迫走出地道后,发现了多厦坡上趴着日军,他们遭到一顿拳打脚踢,刘永元和贾振元等4人被当场枪杀。开盐店的贾振亭父子3人被刺刀戳死。日兵在挨户搜索过程中,从贾朝敬院墙上挖了个小土门,发现他家的地道口后,立即将其喊出来杀掉,这个地道里共藏着7个人,被杀6人。钻在另一家地道里不出来的王存礼等2人被熏死。青年贾德功被日兵抓住后,在一个场院里用铁丝捆在石滚上,浑身洒满汽油点燃,又逼其母亲目睹焚身的惨状。躲在自己房屋棚板上的贾金宝等3人也被日军放火烧死。日军还将抓到的19名村民,押到南街的一个场院里,排成一行,用机枪扫射,然后开着坦克在死者和末死者的身上反复碾压。仅4、5个小时,93名无辜群众惨遭野蛮杀害,占村里人数的三分之一。此后,日军又到处放火,使300多间民房被焚毁,财物和牲畜等也大部遭劫。

  1938年猗氏沦陷后,县政府在孤山脚下的焦家营建立了根据地。

  1938年9月至1939年5月,日寇三次扫荡三次火烧仅有来户人家多口人多间窑洞、房子的焦家营房屋被烧,还被打死余人。

  县政府驻的马家窑也两次遭扫荡,两次被火烧。

  程润喜回忆起当时的惨状,仿佛那一幕就发生在昨天。“那时,偏墙村属于共产党领导的霍县二区,也是游击队的根据地,偏墙没有维持会。在特殊的年月偏墙村的社会安全得不到保障。”

  1942年农历九月初九的晚上,夜深人静时,人们都在熟睡,日本鬼子悄悄地从观堆村出发,他们一改往日扫荡做法,不走大路进村,而是斜插村外,悄悄地由外向里包围偏墙村。“那时偏墙村人每到夜晚都在村子外边‘野营’,村子成了空心村。”日本鬼子与伪军分三路纵队由北向南,行动中惊醒了毛月仁家中的看门狗,日本人循声紧追其后,将村子西边的程顺生家、范狗男家和村北的毛月仁家、朱武生家扫荡了个遍,这四家人中的21名男丁无一幸免,全成了日本人的案板之疽。“范狗男是村里的‘美男子’,生的最好,但死的最惨,日本人用扫帚蘸煤油点火烧身,手段极为残忍。”

  “受害者约有37人,能记起名字的有义城与清乡大队的接头人闫吉娃和杨洪喜、毛月仁、范狗男、民兵刘赵喜等。那天晚上,我与郭秉生在村西靠近大沟村附近,听到狗吠声音,侥幸逃脱。鬼子走后,我与母亲发现大哥程顺生的头颅被日本人砍下,只连了下巴处的一点皮。在村民们帮助下,母亲含泪掩埋了大哥。”程润喜回忆道。

  “囤子院至今是啥样,仍然忘不了。”程润喜说,“日军将抓住的人全部集中在‘囤子院’的窑顶上,有一个窑洞顶上有一个窟窿,日本人杀一个,用脚往下蹬一个,做法卑劣,残忍无比。”

  据了解,1942年10月,侵占霍县的日军增田部队长,集中日伪军500余人向抗日二区沿山地带进行残酷扫荡。日伪军从霍县城内出发,途经南堡据点,在日军小头目外号叫“箍漏锅”的导引配合下,于10月18日拂晓将偏墙村团团包围。日军和汉奸由村外到村内步步搜索前进,被日伪军搜捕到一批百姓,当即在村外被残杀。

  1941年12月26日下午4时许,北侯村西门楼内躲藏的12个人,除三人趁机逃生外,曹森茂、曹小根等九人均被日军用刺刀刺死。另外还把段虎虎、高旦娃刺死于南门外。刘海丁、刘海儒均被刺伤,刘槐槐被烧死。被抓走未生还者有段巨财等五人。日军在该村用汽油加燃料烧毁房屋208间。日军进入东侯村见房就烧,该村西门内王小儿全家14口人全部葬身于火海之中。另有卢守常、巨可禄等15人被日军杀害。抓走的杨贵家、杨全家、赵常喜、崔炳文四人均未生还。日军在该村烧毁房屋156间。南侯村被掳去的有高其母、高甲寅等七人。烧毁房屋425间。日军这次在三个侯村共烧死无辜村民15人,刺死26人,刺伤2人,抓走16人,烧毁房屋789间、粮食40万斤,村民被抢的生产、生活衣物杂物等用品未计,损失折合人民币599.2万元。

  从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2月19日,日军首次进攻并占领长治,到1945年抗战胜利,日军侵占期间,长治平均每年减少13095人;

  1941年1月22日,日军搜山中抓到l00多名村民,关押在遭家沟村下院中。1月23日,日军又抓回100多名村民,也关在曹家沟下院中。24日晚上,日军军官指挥士兵将上院楼房的地上、楼板上铺满谷草,在院子四周垛上玉米杆、柴禾,上木料,又在院子前的高地上架起了机枪。日军从人群中挑选出30多名青壮年和10多名青年妇女,另押到一边。走在前面的村民看到上院的情况不对,便哭喊着往后退,日军就用刺刀捅、枪托砸,威逼着人们进入上院。一名中年妇女抱着孩子倒在路边,一个日兵一把夺过孩子扔进火堆,孩子被活活烧死,另一个日本兵用刺刀把这名妇女捅死。还有一名妇女见状抱着孩子急步逃走,被迫上去的日兵一力砍死,孩子趴在母亲身上大哭,被日兵用刺刀挑得肚破肠出,声断命绝。日军把人们驱赶到上院的楼上后,用铁丝把楼门紧紧拧住。接着日军往楼房周围浇上汽油、点燃。霎时,浓烟滚滚,烈火吞没了整座楼房。站在周围的日军,一边狂笑取乐,一边往烈火中胡乱射击。一小时后,楼顶开始坍塌,楼内微弱的呻吟停止了。日军才押着挑选出的青壮男女,赶着驮有抢掠来物资的牲口往县城撤走。24日晚上,被日军关押在曹家沟的村民,除郭贵全、史玉花等少数几人拼命逃脱外,其余120多人均被日军烧杀,其中大都为老弱妇孺,有的全家被杀绝。日军还烧毁房屋17间、粮食50余担,抓走男女青壮年50多人,赶走牲畜10多头,抢走财物无计。

  l941年4月12日夜,日本侵占沁县之一部300余人,从沁县城出发,企图对在县城西部l5公里处伏牛山山腰郭家庄一带活动的抗日决死一纵队三八团二营进行夜袭围剿。因二营提前发现后迅速转移,日军也于4月13日上午撤离郭家庄。在归途中,一名日军军官被冷枪击中,当即日军掉头分五路围剿郭家庄,进行疯狂的报复。日军冲进村后,首先将前来接待的三位老人霍贵、王才旺打死,将郭万福打伤。村民听到枪声后纷纷躲避,躲在羊湾窑洞内的五人,被刺死四人,郭根林倒在尸首下幸免于难。挤在猪圈圪道的妇女孩子们也遭毒手,被杀死五人,2岁的郭伟义在母亲被杀时将他压在身下才死里逃生。郭锦震的母亲和怀中1岁的女儿,被日军一刀刺穿而惨死。郭应德的母亲被身刺18刀,郭在奇的二奶奶被刺8刀,血染全身,但都因未中要害侥幸生存下来。日兵连正在春耕的农民也不放过,杀死在村庄周围耕种的农民19人、其中年纪最大的是郭惑有80余岁的老伴。日军在郭家庄的暴行一直持续到下午4时左右才告结束。一个百十户的村庄一天共计被日军杀死无辜村民30人,重伤4人。

  1943年5月,日军最后一次侵袭黎城,在各地抓捕了许多青壮年,仅东长垣村即被抓去25人。除沿途杀害外,日军败退时,把这些村民一一绑起来,驱赶到县城城隍庙西边仓谷园内一口古井边,用绳勒、刀刺、砍头、挖眼、割鼻、削耳、剖腹、割生殖器、掏肠摘心肝等种种惨绝人寰的手段杀害,然后抛尸井内。五丈深的水井填入尸体130余具,井筒几乎填平。

  1945年4月26日晨,日军抓了30多名村民押回村来,逼着他们提供"土八路"的行迹。日军把年逾七旬的连金印拖出,捆住双脚,倒挂在槐树上,点燃锯末,边熏边打边问,老人强忍痛苦,只字未吐,被浑身浇油,点了"天灯"。日军把村民贾双喜拖到槐树跟前,指着燃烧的老人,问他是不是民兵,他闭口无声。日军就把酒瓶底打掉,将瓶口倒插在他嘴里,往肚里灌水,再把木板放在肚上,站上四五个人,水又从口、鼻中流了出来,这样反复折腾,直到死去。村民连俊兴拒不回答日军的问话,四个日军就把他拖到一个没了轴心的碾盘上,头朝下举起来,像打夯一样,将头硬戳进了四寸见方的轴心孔里致死。接着活埋了区干部连金云(当时在家养病),杀死了连臭孩、连先孩。最后,把两个十二三岁的男孩也杀掉,抛到深沟。日军这次暴行共残杀了l0名村民,又把15名妇女关在连财则的房内,轮流奸污。出村时,烧房七间、窑三孔,抢走粮食25石,牲畜35头,并把15岁的少女抢回虒亭据点。

  1945年4月27日夜,正当坛坡村举行香会演戏时,盘踞壶关县城内的日军包围了戏场。除突围跑出去一部分村民外,留下的300余人被押解到河口村。第二天上午10点左右,日军将这些村民每人捆一只胳膊、一同押到县城,分别扣在日军"红部"和西街警备三中队。经过严刑拷打和审讯放了一部分,剩下近百人。4月29日午,由伪县长周吉昌亲自持刀,在西南城角杀害了九人,他们是:陈忠弟(坛坡村)、张士达(乌集头村)、秦全忠和秦满喜(王家河)。还有三名不知姓名,有两名是八路军嫌疑。在杀害这九人时,日伪还将坛坡村的陈大扁、姜成章、姜永山、原金城、陈仁孩和坛上村的王长根、王光法等近百人,捆绑到法场陪斩。

  1941年3月8日,侵占分水岭的日军和自警团,勾结沁县、壶关日伪军300余人,对峪口进行了三天清剿。拂晓时分,日军包围了峪口村,接着挨门逐户捕人掠财,把全村人赶到一块叫十亩小塔的低洼地里,将其中青壮年与老弱妇孺分开,日军用机枪对排成一行的24名青壮年进行扫射。除黄云、巩福柱因未击中要害侥幸脱险外,其余22人全被射死。其他村民被关到一个院子里。日军血洗峪口后,从8日到10日对却净、王海峪、石科、大有一带村庄进行搜捕,将各村被抓的人带回峪口村的场房院关押起来。10日晚上,日军将三天里抓来的102人用军刀全部砍死。仅峪口村就有80多人被杀。区干部魏书堂的二叔被日军用军刀砍了头颅,四岁的女儿随奶奶逃难途中被日军用枪打死,他母亲又被日军用刺刀刺得昏死过去,其妻被日军轮奸,几天还神志不清。青年妇女王认珍和一个刚过门的媳妇浑身衣服被剥得净光,身上被刺刀刺穿10余处,身首异地,血肉模糊。一个从邢村逃难出来的十七八岁的姑娘和一个从马家沟去峪口走亲戚的老人被日军抓住后捆到树上,用刺刀豁开胸膛,让狼狗来扯吃他们的心肺,两人被扯咬而死。日军驻峪口三天,共杀害无辜百姓129人,掠夺粮食200余石,宰杀抢走牲口30余头。

  1942年10月,盘踞长子县的日军干叶大队,收到敌伪密探情报之后,将我草坊、岚水等乡的14名抗日干部和游击队员绑至县城南门外松树坟,土埋半身,当作练迫击炮的活靶,当即被炸死12人,余生两人也被杀害。其中大京村游击小组成员赵全金虽被炮弹溅起的灰土染成了土人,但他从死亡中挣扎出来跑回大京村,当日军发现其不在靶场时,随即追到大京村,又把赵全金抓回县城北门外烧死。

  西火东城门里有个东城阁,村公所就在东城阁上。三个附村的“维持会”都有一个“维持人”。“维持人”其实就是派人给日伪军“支差”修炮楼、给老百姓摊派要钱、要粮的角色。日伪军会不定时给“维持人”下任务。当时,谁也不肯干这种差事,西火三个附村的“维持人”都是瘸子,没一个健全人。

  据1941年10月统计,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人口只剩1300余万人,抗日根据地县城只剩涉县、黎城、平顺、范县、观城、阜平等6个,八路军由1940年的40万人减少到1941年的30万人。

遁去”。最后是因为柔然内部起讧,其伯父和兄都被擒,才撤退的。因此,崔浩对太武帝说:“蠕蠕(柔然)数入国,民吏震惊。太宗之世迄于今日,无岁不惊,岂不汲汲乎哉!”
明元帝和太武帝统治时期,北魏也对柔然发动了几次大的攻势,取得了很大成果,但始终没有解除柔然这个后顾之忧。这是因为柔然为了躲避北魏的军事打击,积极向西域发展势力,这是北魏鞭长莫及的地方,因此,柔然往往能在遭受沉重打击之后又卷土重来。
为了防御柔然的南侵,从道武帝时起,北魏政权先后三次大规模修筑长城。长城的修筑表明北魏战略重心已经由塞北转向中原。对北主要采取守势,对南采取攻势。
《魏书·天象志三》载:泰常“八年春,筑长城,距五原2000余里,置守卒,以备蠕蠕(柔然)”。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六月丙戌,“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畿上塞围,起上谷(今北京延庆),西至于河(黄河),广袤皆千里。”
《魏书·高车传》载:天兴二年(399年)二月丁亥朔,太祖拓跋珪命诸将分东西两道,自率六军从中道,诸军云合,破高车杂种30余部,获7万余口,马30余万匹,牛羊140余万头。骠骑大将军卫王拓跋仪督3万骑从绝漠千里,破其遗迸七部,获2万余口,马5万余匹,牛羊20余万头,高车20余万众,并服玩诸物。于是高车大惧,诸部震骇。太祖还次牛川(今兴和),及薄山,并刻石纪功。南引,大校猎,以高车为围,骑徙遮列,周700余里,聚杂兽于其中。因驱至平城,即以高车众起鹿苑,南因台阴(今山阴),北距长城,东包白登,属之西山,广轮数十里,凿渠引武川(州)水(源出今左云西山和南山谷中),注之苑中,疏为三沟,分流宫城内外,又穿鸿雁池。同年秋七月辛酉(初七),大阅于鹿苑。
又太宗明元帝拓跋嗣泰常六年(421年),发京师六千人筑鹿苑,起自旧苑,东包白登(今马铺山),周回30余里。太武帝拓跋焘神麚四年(431年)十一月丙辰(初十),北部敕勒莫弗库若干,率其部数万骑,驱鹿数百万,诣行在所,帝因而大狩以赐从者,勒石漠南,以纪功德。
太延二年(436年)冬十一月己酉(初一)帝行幸棝杨,驱野马于云中,置野马苑。当时附近州郡为媚上,也都争相建立猎狩的苑囿,以备魏主驾幸后校猎。
太武帝时国力强盛,必然要兴建更大的畿上塞围,以供狩猎之用。太平真君九年(448年)罢塞围作。为什么要罢塞围呢?据《魏书·古弼传》:时上谷郡民上书,说苑囿过度,民无田业,迄减太半,以赐贫人。古弼(代人,时为尚书令)览后,认为建议很好,便进宫陈奏。正遇太武帝与给事中刘树下围棋,“弼侍坐良久,不得申奏,乃起,于帝前揪刘树头,拽下床,以手击其耳,以拳殴其背曰:‘朝廷治理不好,都是你等之罪!”帝失容放下棋曰:“不听奏事,实在朕躬,树有什么罪,放开他。’古弼具状以闻,帝奇弼公直,皆可其所奏”,罢塞围作,把土地还给百姓。可见,塞围之作并没有全部建完。
畿上塞围的走向。有关北魏在京畿一带修筑的塞围,其走向因史书没有详细的记载,至今有三种说法:第一,入山西后由广灵县西部向北到天镇县附近,折向西经大同北,在左云五路山前折向西南入右玉境……;专家考证我县五路山下有一条像墙又像堑的长城,疑为北魏塞围,也有学者认为是北魏金陵围墙,但史书没有记载。第二,自今昌平县境向西南经灵丘县到宁武县,转西北抵河曲县;第三,环绕平城四周的说法。第一种说法的大体意思是:建塞围是为防柔然的入侵,因为当时柔然在北魏的北方,所以塞围不可能建在京畿的南面。同时,按传统的说法,上为北,如上房一般坐北向南,既然叫畿上塞围,理当在京畿之北面。第二种说法是,北魏前几代皇帝都爱好且善长狩猎,建塞围主要是用于养野猪、野马和鹿。(因当时在魏的北边已有一道长城和魏南长城畿上塞围刚好密闭)。古弼曾上书曰:“今秋谷悬黄,麻菽布野,猪鹿窃食,鸟雁侵费……”又“车驾畋(打猎)于山北,大获靡鹿数千头,诏尚书发车牛五百乘以运之”。为什么要动用军队大举畋猎呢,是因为当时京畿一带人口稠密(北魏建都平城后经过多次大举移民于京师),粮食供给明显不足。畋猎可以补充和改善饮食。还有学者认为塞围建于畿南是为了防御叛军。因当时山西中南部爆发山胡、吐京胡、河东蜀的反叛。第三种环绕平城四面的说法似乎也有道理,因当时北魏多次将战败国的人口徙往京师,将牲畜赶回京畿。如果不设围是很难管理这些大批量的人畜的。因此建立围绕京师的塞围到也恰当。
左云从鲜卑轲比能之后,一直战乱不断,使得人烟稀少,到了晋怀帝时,鲜卑拓跋氏占据左云,左云成为代之云中地,并且迎来了一次较大规模的移民。《魏书·序纪》云:“晋怀帝进帝大单于,封代公、帝以封邑去国悬远,民不相接……乃徙马邑、阴馆、楼烦、繁峙、崞五县之民于径南,更立城邑,尽献其地。东接代郡、西连西河、朔方,方数千百里,帝乃徙十万家以充之。”10万家每户至少5口计,人口在50万人以上,也就是说,在今大同市以西、河套以东的沿长城一线,共充实移民50多万人。
到了北魏建国后,魏主拓跋珪、拓跋嗣、拓跋焘等都进行过大规模的移民,其中拓跋珪时有15次;拓跋嗣时有22次,拓跋焘时有27次,移民主要来自山东、高车部、山胡、昌黎、辽东、河东、河南、东北、陇西,共涉及鲜卑、汉、匈奴、羯、氐、羌、宾、高车、柔然、高丽等10多个民族,计有百余万人,这些人全部被安置在平城及其周围的京畿一带。可以想到,时属西郊左云的武州之地,移民数量当不会少于5万。大量的移民,使北魏前期社会经济呈现出奴隶制性质的畜牧经济和以“计口授田”为标志的封建性经济并存的两种经济形态,并且奴隶制经济成分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当时在我县,此两种经济模式并存,首先有畜牧就有农业,因为大量牲畜越冬需要草料。魏书载拓跋珪“既定中原,分徙吏民……十万余家以充京都,各给耕牛,计口授田。”其次由于我县土地瘠薄,肥力不足,农业发展也客观上需要大量的禽畜粪便作基肥。在这两种经济模式中,畜牧业的发展规模当不会低于农业,一方面牧坡广阔,一方面北魏政府善长于牧业,支持牧业的发展。太武帝时,太武帝“赐羊千口”于于什门。于什门,左云人,因出使北燕,被拘长达22年,不辱使命。后北魏灭北燕,于什门才回到平城,被太武帝“比之于苏武”。一次性赏赐臣子这么多数量,于什门不可能全部屠宰,一定会在家乡建立牧场。由此可见,奴隶性经济下的畜牧业在我县占居着主导地位。这里有两点需说明:一、为什么说是“奴隶性经济“呢?因为在当时,复杂的经济形态导致了北魏前期复杂的阶级结构。除了将在战争中掠夺的一部分人口赏赐给大臣做奴卑外,大部分人被充作隶户、杂户。这些隶户、杂户其地位一般世袭,不准迁徙改业,身份低于佃客。他们主要服务于不同的行业,如牧业。这些人统一由杂营户帅管理。
二、为什么说畜牧业占主导地位呢?《魏书·高车传》载:天兴二年(399年)二月丁亥,太祖亲征高车部,“诸军云合,破高车杂种三十余部,获七万余口,马三十余万匹,牛羊百四十余万头。”骠骑大将军拓跋仪,“破其遗迸七部,获两万余口,马五万余匹,牛羊二十余万头。”如此丰厚的缴获,北魏政府全部将其带回京畿和云中之地。除奖给有功之臣外,置各种苑囿和牧场饲养了起来,这仅仅是征战高车一族之收获。太延二年(436年)冬十一月,驱野马于云中,置野马苑。也就是说除了家畜外,还要养殖野马、野鹿等,可见当时畜牧业之发达,也就不难想到为什么要迁移上百万的人到京畿了。
在北魏初期,有两名较为出色的使者——朱长生和于什门,他们都是左云人。朱长生官至河内太守,于什门官至治书侍御史,晋升为上大夫。
朱长生 朱长生生卒年月不详,在孝文帝拓跋宏时,为员外散骑常侍。据清光绪本《左云县志》载:“与同郡于提俱使高车,其王罗兵胁之降。长生、于提不屈,拘3年始还,拜为河内太守。”
北魏太和十一年(487年)是个大灾之年,先是京城一带的雁门、代郡大饥,后是柔然豆仑侵犯北边塞,时仑部内因高车的阿伏至罗对豆仑的犯塞行为不赞同,并强行谏阻不成,遂将自己所带的10万骑兵撤回高车自立为国主。豆仑得知消息,急忙撤兵西追,经过多次战斗,被阿伏至罗打败东逃。
十四年,阿伏至罗为了彻底打败柔然国,于是派商人胡越到北魏京师平城(今大同),向孝文帝奉上两支箭,说:“蠕蠕(柔然)为天子的心腹大患,我主愿与天子共除之。”孝文帝听后,将信将疑,就派使者于提前去探听虚实……
于提回来时,还带回了阿伏至罗派来朝贡的使者,为了表示大国天子的诚意,孝文帝派出以员外散骑侍郎朱长生为代表的使团,与于提一同出使高车。赐高车绣裤褶一具,朵綵百匹。
至其庭,高车主阿伏至罗强行要朱长生行跪拜大礼,长生拒绝地说:“我为天子使,怎能跪拜属下诸侯。阿伏至罗于是就对朱长生等不加礼遇。朱长生等一看这样也不是个办法。怎能既不失国体,又能得到阿伏至罗的接见呢?他们经过一合计,就把随身所带的金银宝器奉上,阿伏至罗接受了馈赠,认为朱长生已有悔意,愿意下拜了。就对长生说:”这就对了,做为臣子的来到我这里尽到做臣子的礼仪,为啥来拜见而又不跪拜呢。于是出了庭帐;命长生等当众下拜,然而长生等仍不行下拜之礼。阿伏至罗认为朱生长是在大众面前玩弄羞辱他,就十分气恼地将长生所献之物仍在草丛乱石之中,以兵胁迫地说:“你能成为我的臣子就可以活,如其不降就杀了你。”长生和于提怒目圆睁,高声责骂说:“那有天子使臣拜你小小诸侯的,我宁为魏鬼也不为你的臣子。至罗大怒,断了他们的饮食。几日后,从行者30人都因饥饿而被降服。至罗就给酒肉奶酪吃,只有长生和于提不从,于是被分别关押。一直关押了3年多才被放回。
孝文帝认为长生等不辱使命,远同苏武,十分赞赏,拜长生为河内太守,于提为陇西太守,并赐爵位五等男,随从之人都为令长。
史书赞曰:太义重于至闻,自曰人慕之者,盖希行之者实寡,至于轻生蹈节,临难如归……自非耿介苦心之人,郁怏激气之士,亦何能若斯!
于简 于简字什门,生卒年月不详,北魏明元帝拓跋嗣的使者,他在明元初出使北燕,面谕刚刚自立为燕王的冯跋,结果被冯跋扣留,长达24年。冯跋死后,其弟冯弘(字文通)篡位,上表称臣,才将于简放归平城。太武帝拓跋焘下令褒奖,比之苏武。
魏明元初,北燕内乱,刚刚登基不久的高云为左右所杀,于是权倾一时的武邑公冯跋自立为燕王,立定年号,整顿好朝纲后,便安抚和接纳契丹等诸部落前来归附。魏明元帝看到北燕势力迅速强大,就想杀一杀他的锐气,于是,于神端元年(414年)八月辛丑派使者于什门诏谕冯跋。
不几日,于什门就来到了北燕都城和龙,他在官外就近寻了一家客店住下,故意不去见冯跋,而是派人对冯跋说:“大魏皇帝有诏书下达,须冯跋亲自出宫接受,然后才能入见。”冯跋听后很是生气,便派人强行将于什门拉入宫中来见他。于什门虽然被拉入宫中,但对高高在上的冯跋毫无拜见的意思。燕主冯跋一看于什门不拜见自己,就命人按其脖颈,强行下拜之礼。于什门说:“燕主拜受了大魏的诏书,我就以宾主的身份致敬,为啥要苦苦相逼呢?”就这样和冯跋你一言我一语地争执了起来。吵到后来,冯跋就无理地不让于什门开口说话。于什门于是在群臣之中回过身来,背对燕主,厥起屁股,像玩童般污辱冯跋。冯跋大怒,将于什门打入监牢关押起来。后由于关押日久,于什门随身穿戴的衣裳都已破烂,且虮虱满身。一日冯跋忽心血来潮,想起当年与自己叫劲的大魏使者于什门,就到监狱里看望他。当他看到于什门蓬头垢面满身衣服破烂如乞丐,心里也不是滋味。于是燕主冯跋派人送给他一身新衣服,结果被于什门拒绝了。这件事就连和龙人都赞叹地说:“就是古代的烈士都不如他坚贞啊!”
太常三年(418年),自前半夜到次日的晚上,和龙城内有赤气遮天,冯跋的太史令张穆认为,这是兵气,劝冯跋赶快归还魏使于什门,并修书上贡北魏。冯跋没有答应。几日后,魏明元帝诏征东大将军长孙道生讨伐北燕,因冯跋早有准备,坚守城池,没有攻入。神鹿二年(429年),冯跋病死,其弟冯弘勒兵自立。延和元年(432年),太武帝亲征北燕冯弘。后冯弘战败乞降,才将于什门送还。于什门在燕被拘历时24年,回国后,被拜为治书侍御史,太武帝拓跋焘下诏褒奖说:“什门奉旨和龙,值狂竖肆虐,勇志壮厉,不节屈节,虽昔苏武何以加之”。赐羊千只、帛千匹,晋升为上大夫,策告宗届,颁示天下,这样高的奖赏在以前是没有过的。
《易》称,“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盖士之成名在斯二者,故古人以天下为大,云:身则轻,生为重矣,比义则轻。然则,死有重于太(泰)山,生有轻于鸿毛……然至临难忘身,见危授命,虽斯文不坠而行之盖寡……,于什门能做到这样,真可谓“内怀铁石之心,外负凌霜之节”,“岁寒见松柏,疾风知劲草”,非一般之为也。
北魏金陵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的皇陵,在魏书上有三种提法:即,盛乐金陵、云中金陵和金陵,是北魏早期的皇陵。为什么叫“金陵”呢。据史学家考证,北魏金陵始葬之地在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其地当时有一条河叫金河,于是皇家之陵也就称为金陵。葬入北魏金陵的仅《魏书》有明确记载的就有7位帝王,10位皇后,6位宗室,18位功臣。而实际葬、礻付 葬或陪葬于金陵的帝王、皇后、宗室、王妃、名臣显贵的数字远远大于志书所载。其中盛乐金陵共葬3位帝王,他们是始祖六世祖拓跋力微、昭成皇帝什翼犍、太祖道武帝拓跋珪。道武帝之后至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葬于长陵以前的6位帝王葬于云中金陵,后统称为金陵。据《魏书》记载,北魏最早葬于金陵的是平文皇后王氏,于建国十八年(355年)入葬,最晚一个葬于金陵的是孝文贞皇后林氏,葬于太和七年(483年)。在我县,也有北魏墓葬。据文联同志调查,在宁鲁村发现石棺,原有两副,其中一副被人卖掉。据考,北魏墓葬一般都建于高处,如山顶或梁顶。棺椁多用石棺。今北魏洛阳景陵,发掘后,发现其棺由15块方形大青石板拼成。另外在我县五路山上的太子梁发现有疑似北魏墓葬。详情如下:
2007年,县文联主席刘志尧组织编写《三屯文化图志》一书,在三屯乡作过一番文化遗迹调查,当他们来到太子梁上时,发现太子梁墓冢被人盗过,经测盗洞深有10多米,所幸没有被盗走什么,因为墓葬太坚固了,盗贼根本就进不了墓室。他们询问山上的老人,回答说是一位皇帝哥哥的墓子。笔者以为,既然叫太子梁,此墓当是一位皇太子的陵墓了。因为地名流传在考古学上也是一条重要依据,有一定的准确度(北魏宣武帝景陵在洛阳北的冢头村,冢头村原名就叫宣武村)。后经有关专家来我县实地考察,认为:这一带很有可能是北魏金陵,如果是金陵,那么困扰当今中国的考古难题——北魏金陵之谜也就迎刃而解了。而如果是金陵,应当是道武帝之后的云中金陵了。据清光绪《左云县志》载:魏于什门、朱长生均为云西人。云西即云中西部或今云西村人。依据是“残碑断简”,想来写志的人也不敢胡诌。而《魏书》载:于什门、朱长生为代人,代人也不为错,因为在他们出生时,北魏还未建立或刚建立不久,左云当然属拓跋代国。左云既然是云中之地,云中金陵理当在左云有大部或一部分,今在左云西山和北山上,有许多疑似太子梁墓封土的大锥,其规模可与北魏方山冯太后墓,洛阳的长陵、景陵墓相比,由于是疑似北魏金陵墓葬,故还有待于将来考古部门的挖掘证实。那么太子梁墓是北魏那位太子的呢?它为啥修建的和帝王墓一样高的规格呢?经翻阅史料,笔者初步肤浅地认为:它如果是北魏墓,应该是恭宗拓跋晃的墓子。拓跋晃是世祖拓跋焘的长子,432年被立为皇太子,在他年长后,太武帝经常放权,让他监国视政。451年,由于宦官宗爱陷害,杀了许多太子宫的属官,拓跋晃惊惧而死。他死后,被追谥为景穆太子。次年,其子文成皇帝拓跋浚即位,追尊为景穆皇帝,庙号恭宗。虽然拓跋晃没有当过皇帝,但死后却以皇帝的规格葬他于云中金陵。后民间才逐渐传出太子梁墓的所在。
云中金陵 公元398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由盛乐迁都于平城,“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完善祖制。随着京都东移,其祖陵也逐步向东发展,一直东建到冯太后方山陵墓。笔者以为,北魏金陵早期即道武帝拓跋珪身前的叫盛乐金陵,位于盛乐古城以东,左云五路山以西;而道武帝之后葬于左云西北的五路山和北部的摩天岭、马头山一带,直至到了冯太后百年后葬于方山(今大同北),这统归为云中金陵。
云中金陵共葬六位帝王,他们是:太宗拓跋嗣,生于公元392年,409年至423年在位,太祖长子,天赐六年十月(409年11月)杀拓跋绍即位。死后谥明元帝,首葬云中金陵。世祖拓跋焘,生于408年,423年至452年在位,太宗长子,泰常七年五月(422年6月)立为皇太子,正平二年二月甲寅(452年3月11日)被宦官宗爱所杀,谥太武皇帝,葬云中金陵、拓跋余,在位时间为452年的3月至10月,世祖少子,正平二年二月(452年3月)宦官杀世祖,立其为帝;承平元年十月丙午(452年10月29日),被宗爱所杀,谥“ 隐”。恭宗拓跋晃,世祖长子,立为皇太子,追尊景穆皇帝。高宗拓跋浚,452年至465年在位,恭宗长子,太平真君元年六月(440年7月)生,正平二年十月(452年11月),源贺等杀宗爱,立其为帝,谥文成皇帝,葬云中金陵。显祖拓跋弘,生于454年,465年至471年在位,高宗长子,兴光元年七月(454年8月)生,太安二年(456年)立为皇太子,和平六年五月(465年6月)即位,皇兴五年八月丙午(471年9月20日)传位于太子拓跋宏,自为太上皇;延兴六年辛未(476年7月20日)被冯太后鸩杀,谥献文皇帝,葬云中金陵。他是北魏葬于云中金陵的最后一位皇帝。其子拓跋宏乃北魏中兴的大改革家,即孝文帝,京城迁洛后,改姓汉姓元,叫元宏,因之北魏在历史上也称元魏。他死后葬于洛阳临汝的长陵。而在大同北的方山上只建了一座虚陵。他迁洛后规定:“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北还,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同时“诏曰:‘迁移之人,自兹厥后,悉可归骸邙岭,皆不得就茔恒代’”,恒代即今大同一带,说明北魏皇陵和大臣陵墓确实在大同一带。
北魏有几位非常重要的皇太后,她们是开国国母——献明皇后,死后葬于盛乐金陵;千古奇闻——乳母皇太后,死后葬于云中金陵;中华第一女皇——文明太后,虽然她没有举行过登基大典,但在北魏大臣的心目中,早已是皇上。她死后葬于大同北的方山,其陵墓建制或级别按皇帝规格,比其他葬于金陵的太后墓大得多。
而葬于云中金陵的大臣也很多,仅史书中有记载的就有18位,这还不算葬于代西善无界(今左云、右玉交界地带)的大臣。如代人庾业延,后赐名岳。被道武帝拜为安远将军,迁升为司空,功勋卓著。庾岳死后,就葬在今左云和右玉的交界地带。后太武帝西征赫连氏,经其墓宅,怆然改容,遂下诏为其立庙,令一川之人四时祭祀。
在北魏初的平城时期,北魏佛教、道教都很兴盛,据《魏书·释老传》:“承明元年(476年)八月,高祖在永宁寺设大法会,剃度良家男女僧尼100多人,皇帝为他们剃发,施给他们和尚衣服,让他们修道守戒,为显祖求福。”“太和元年(477年)三月,在方山建造思远寺,从南城门到这所佛寺,京城内佛寺新旧有将近100所,僧及比丘尼2000多人。而全国的寺庙此时已达到6478所,有僧及比丘尼77258人。”“而到了正光己亥(519年),天下多乱,征役尤其多,于是所在教编户齐民,都一起入佛为僧,假借仰慕沙门,实际是逃避征调兵役。总略计算,僧尼共有200万人,佛寺也多达3万多所。”由上所述,可见魏时佛教的兴盛及其发展的迅猛。
北魏开始建国在北方地带,风俗淳朴单一,没有谁听说过“把浮图作为宗教”,太祖平定中山,经营统治了燕赵地区,所辖之地有不少佛寺,经过研究和大量阅读佛经,太祖喜欢上佛教,回到京城,他敕令百官在京城中建立庙宇。
太宗即位后,遵从祖业,也喜欢上黄老之学,崇尚佛法,京城及四方建立佛图佛像,命令沙门宣传教化民众。那个时候,在我县也建有佛寺,今焦山寺、睡佛寺都是那个时期的产物,其中焦山寺在郦注中就有。《水经注》云:“武州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祗洹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
而到了世祖初登基,也遵从太祖、太宗的遗训,经常召见有高德的沙门。在每年四月初八的这天,世祖皇帝亲自登上城门高楼,向抬着佛像,行进在大街上的人们散花,以示对佛教的礼敬。虽然世祖皈依佛法,礼敬沙门,却没有阅读过和考求过佛经的教义。等到得到寇谦之的道法,世祖皇帝认为道教清静无为,有登仙化羽的证验,于是就信奉他的方术。当时司徒浩,博学多闻,世祖经常向他咨询国家大事。而崔浩更是信奉寇谦之的道教,不喜欢佛教,遂在魏主面前说佛教虚空妄诞,给世上带来浪费和危害(当时全国寺庙较多,沙门用地也较多)。正赶上盖吴在杏城造反,关中骚动,世祖皇帝亲征到长安。在长安的寺庙内发现藏有兵器,就认为这里的沙门和吴盖是同伙,下令将全寺院的人都杀掉。经查,在寺内又得到许多酿酒的酒具以及州郡官和富人寄存的藏品数以万计。又制作暗室,和贵族家的女子私自淫乱。世祖十分震怒,崔浩在一旁又火上浇油。于是怒不可遏的世祖皇帝拓跋焘,下诏诛杀长安的所有沙门,传檄四方,全国都按长安的办法办理。
当时太子拓跋晃监理国政,他一向笃信佛法,再三上表,设法拖延时间,使得远近的沙门闻风遁逃。就这样国境内的寺院塔庙仍无一幸免,史称这一事件为“太武灭佛”。
废佛后,继之而来的是道教的兴起,作为法师的寇谦之被魏主尊为“天师”,在平城东南设立天师道场,建造静轮宫,该宫要求建得很高,高到不闻人间鸡犬之声,其目的是想与上天相接。此项工程耗资巨大,建了几年都没有完工。
等到了高宗登上皇位,又极力弘扬佛教之道,将以前所有毁掉的浮图佛寺,都还原修复,史称“文成复法”。这一年,命执事的人雕一个石像,形象像皇帝身体一样。雕成以后,眉毛和脚下各有一块黑石,和皇帝身上的黑痣位置相同,论说的人认为是真诚所感动的缘故。兴光元年(454年)的秋天,命管事的人在五级大寺内,替太祖以下五位皇帝,铸造5个释迦的立像,每个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25万斤。
和平初年,昙曜在恢复佛法的第二年,从中山受命到京城。昙曜经过考察,告诉皇帝:在京城的西面武州塞内,开凿一座山的石壁,开凿五所石窟。现云冈第16至20窟就是“昙曜五窟”。现存洞窟大部分凿于太和十八年(494年)迁都洛阳前。当时迤西还开凿了吴官屯石窟,焦山石窟,洞山石窟。明清时期这些石窟都归我县管辖,今只有马道头洞山石窟在我县境内。
北魏自天兴中定都平城,置司州代尹,治代郡平城,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3000家于代郡。并“诏有司……制郊甸”,划定京畿范围:“东至代郡(今河北蔚县暖泉镇西),西至善无(今右玉南古城村),南及阴馆(今朔城区东南20公里的夏官村),北尽参合(今内蒙古凉城县西北);西至河(黄河),南至中山隘门塞(今灵丘县东南),北至五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地方千里”。又设四方四维,置八部帅统兵镇守。武州(左云)之地被划入京畿范围,为平城之西郊。
延和元年(432年)改平城为万年尹,左云之地仍为畿内之西郊。
到了太武帝真君元年(440年),北魏统一了北方,便着手重新规划县治,武州之地因汉末以来一直没有设县,故拟设立县治,名曰:武周县,因原武州县南迁定襄大洛城一带,为了避免地名上的重复,遂改武州为武周。一说,太平真君七年(446年),置大朔一带之州县,以汉之武州地置武周县。因已将“州”字讹传为“周”字,“武州川”讹作“武川”、“武州山”讹作“武周山”,故将县名亦讹为“武周县”。仍归属于万年尹。据高鼎臣先生《左云县乡土志·沿革考》:“惟旧城早已圮废,县令驻都城摄县事。”即武周县时寄治在京都万年尹,县令在京城办理县事。
太和七年(483年)京都万年尹复名平城。武周县复归代尹。
太和十八年(494年),北魏迁都洛阳后,改司州为恒州,代尹为代郡,武周县改为武州县,筑县城于武州山之阳(故址在今旧高山村)。至今该村可随地捡拾到北魏时期的碎瓷片,烂砖瓦等遗存物。近年来,在该村还出土了一对护法像,经专家鉴定为北魏之物。
据《魏书·地形》载,恒州,天兴中置司州,治代都平城,太和中改,孝昌中陷;天平二年置,寄治肆州秀容城(今忻府区西北12.5公里的河管村),领郡八县十四。其中,代郡治平城,领县四:平城(治大同东北)、太平(治大同西15公里,今云冈)、武周(治今旧高山村)、永固(治大同北,今镇川堡)。
据高鼎臣先生《左云县乡土志·沿革考》:“太和十八年,武州县隶恒州后,其疆域为善无东境,平城西境,桑干北境(桑干今之山阴)。怀仁、马邑之地皆附入武州县。
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在今旧高山村筑起新县城,县令才回到武州办公。
孝昌二年(526年),大同北边塞六镇发生“叛乱”,史称“六镇之变”。武州陷废。六镇是指怀荒、柔玄、抚冥、武州、怀朔、沃野。是北魏为防柔然所设的北部沿长城一带的六个军事重镇。六镇军籍户和流民起义后,恒州、朔州一带的流民也纷起响应。这次变故,使得昔日繁华的京畿一带又恢复到拓跋建代时期的荒凉。
东魏,武定元年(543年),分置昌国,安平二县,隶齐郡;三年仍置武州治焉(高鼎臣乡土志沿革)。但此时的武州已由县升格为州,迁徙到雁门川,领郡三县四。
武周川水即武州川水,把武州称作武周始于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年),终于太和十八年(494年)北魏迁都洛阳,因此,一提到武周就成了北魏称我县的专有名词。清人戴震在校注郦道元的《水经注》时,凡“周”字皆校正为“州”字。
《水经注》是公元6世纪北魏时郦道元所著,是我国古代较完整的一部以记载河道水系为主的综合性地理著作。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不仅把武周的几条水系都提到了,而且记载的较为详细,它不光记述了川水,也附带记述了山岳、丘阜、风物。今我县的五路山西溪水,县南诸水,十里河、淤泥河几条河流,这在郦注中都有涉及,如今十里河还被作了完整的记述。
即原陈家窑乡各村、汉圪塔乡的乔家山、蔡家窑、赵恩窑众支流西汇入右玉的苍头河,该河经杀虎口最后注入黄河。苍头河乃古中陵水,发源于平鲁的祁家窑。五路山西溪水在《水经注》中称吐文水,是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它由乔家山河、蔡家窑河、石头窑河、陈家窑河、郑门窑河、同井沟河、六墩沟河等溪流组成,属黄河水系。《水经注》曰:“中陵水,水出中陵县西南山下,……东北流,经中陵县故城东,北俗谓之北右突城。王莽之遮害也。……其水又西北,右合一水,水出东山,北俗谓之贷敢山,水又受名焉。……中陵水又西北流,经善无县故城西,王莽之阴馆也。《十三州志》曰:旧定襄郡治。《地理志》雁门郡治。其水又西北流,右合一水。水出东山下,北俗谓之吐文水,山又取名焉。北流经锄亭南,又西流经土壁亭南,西出峡。”
县南诸水 县南诸水是指发源于鹊岭、洞山、睡佛寺山、截口山等县中部山岭的几条向南和东南流出境的大河,其中源子河发源于小京庄,南流,有酸茨河注入,西南流入右玉境,又折南流经山阴、朔州,汇入桑干河。大浴河,发源于马道头,经吴家窑入怀仁境,汇入桑干河。
桑干河是海河的重要支流,其上游有源子河、恢河两条河流。主流恢河发源于宁武县的管涔山分水岭村,源子河发源于我县的截口山西南山岭。两河在朔州朔城区马邑村会合后始称桑干河。《水经注·漯水》曰:“漯水又东北流。左合桑干水。……桑干水自源东南流,右合马邑川水。干宝《搜神记》曰:昔秦人筑城于武周塞内,以备胡,城将成而崩者数矣。有马驰走一地周旋反复。父老异之,因依以筑城,城乃不崩,遂名马邑。……王莽更名之曰章昭。桑干水又东南流,水南有故城(马邑城)。……桑干水又东,左合武周塞水。水出故城(今东古城),东南流出山,迳日没城南:盖夕阳西颓,戎车所薄之城故也。东南日中城;城东又有早起城,亦曰食时城,在黄瓜阜北曲中”。从《水经注》所载来看,郦道元误将大浴河当成源子河。
十里河即北魏时期的武周川水,古称白羊水,汉之武州川水,明清一直到民国时期的肖画河水。解放前夕俗呼“大河”,至今仍叫县城北一段为“大河湾”。解放后,该河被通称为“十里河”。十里河之名来源于大同附近的一段河流。在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笔下,武周川水被作了很生动的描述。《水经注·如浑水》云:如浑水又南,与武州川水合,水出县西南山下,二源翼导,俱发一山,东北流,合成一川,北流经武州县故城西,王莽之桓州也。又东北,右合黄水,水西出黄阜下(今孤山),东北流,圣山(今老梁山)之水注焉。水出西山,东流注于黄水。黄水又东注武州川。又东历故亭(今旧高山)北,右合火山西溪水(今七磨河)。水导源火山,西北流,山上有火井,南北六十步,广减尺许,源深不见底,炎势上升,常若微雷发响,以草爨之,则烟腾火发。东方朔《神异传》云:南方有火山焉,长四十里、广四、五里,其中皆生不烬之木,昼夜燃,得雨猛风不灭。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长二尺余,细如丝,色白,时时出外,以水逐而沃之则死,取其毛绩(织)以为布,谓之火浣布。是山亦其类也,但卉物则不能。然其山以火从地出,故亦名荧台矣。火井东五六尺,又东有汤井,广轮与火井相状,热势又同,以草内之,则不然,皆沾濡露结,故俗以汤井为目。井东有火井祠,以时祀祭焉。井北百余步有东西谷,广十许步。南崖下有风穴,厥大容人,其深不测。而穴中肃肃,常有微风,虽三伏盛暑,犹须袭裘;寒吹陵(凌)人,不可暂停。而其山出雏鸟,形类雅(鸦)乌,纯黑而姣好,音与之同,缋采绀发,觜(嘴)若丹砂,性驯良而易附,丱童幼子,捕而执之,赤嘴(嘴)乌亦曰阿雏乌(今俗称红嘴鸦儿)。按《小尔雅》,纯黑反哺,谓之慈乌;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谓之雅乌;白脰而群飞者,谓之燕乌;大而白脰者,谓之苍乌。《尔雅》曰:斯,卑居也。孙炎曰:卑居,楚乌。犍为舍人以为壁居。《说文》谓之雅。雅,楚乌。《庄子》曰:雅,贾矣。马融亦曰:贾,乌也。又案《瑞应图》,有三足乌、赤乌、白乌之名,而无记于此乌,故书其异耳。自恒山已(以)北,并有此矣。
其水又东北流,注武州川水;武州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祗洹舍(今焦山)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经灵岩(今云冈)南,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川水又东南流出山。《魏土地记》曰:平城西三十里,武州塞口者也。自山口枝渠,东出入苑,溉诸园池。苑有洛阳殿,殿北有宫馆。一水自枝渠南流,东南出,火山水注之,水发火山东溪,东北流出山。山有石炭,火之,热同樵炭也。
又东,注武州川,经平城县南,东流注如浑水。
淤泥河古称羊水,发源于我县管家堡乡,东流入破鲁乡,经新荣区政府所在地,在北羊坊村东南注入御河。御河古称如浑水,明改为饮马河。《水经注·如浑水》云:“(如浑水)右合羊水,水出平城县之西苑外武州塞,北出东转,经燕昌城南。按《燕书》:建兴十年,慕容垂(宝)自河西还,军败于参合,死者六万人。十一年,垂众北至参合,见积骸如山,设祭吊之礼,死者父兄皆号泣,六军哀恸,垂惭愤呕血,因而寝疾焉,舆过平城北四十里,疾笃,筑燕昌城而还,即此城也。北俗谓之老公城。
羊水又东,注于如浑水,乱流经方山南,岭上有文明太皇太后陵……
谈到云中古道,须从雁门古道说起:雁门古道是贯穿山西南北的大通道,而云中古道是大同通往河西的一条呈东南、西北向的通道,这两条古道交汇在我县的红砂岩口。《山西通志》载,“雁门古道北通云中”。
雁门古道号称中国四大古道之一。古道上曾留下过昭君山塞的车辙,也留下过汉武帝横扫匈奴的铁蹄;著名的和田玉就从这里流向中原,富甲天下的晋商就从这条道上走往漠北……
据先秦古籍之一的《穆天子传》载:周穆王率领七萃之士,驾上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骅骝、绿耳(古八骏,乃名马)等骏马,由造父赶车,伯夭作向导,从宗周出发,越过漳水,经由河宗、阳纡之山、群玉山等地,西至于西王母之邦。其中宗周,经学者研究,认为是指洛邑(今河南洛阳)。那么,穆王的西行线路,当是从洛阳出发,北行越太行过雁门,经由河套,然后一路向西穿越今甘肃、新疆,最后到达帕米尔地区(西王母之邦)。《穆天子传》载:“癸未,雨雪,天子猎于邢山之西阿……,北循滹沱之阳(滹沱即今滹沱河)。乙酉,天子北征于犬戎。甲午,天子西征,乃绝隃之关邓(隃雁门山,在今右玉西北,非陉岭之雁门山)”。可见周穆王当年西征走得正是雁门古道和云中古道。准确的路线是从滹沱河北上,过今雁门关、入大峪口,由左云的红砂岩口折西出杀虎口……
到了战国的赵时,李牧驻守雁门,行军常走此道。汉时,昭君出塞,北伐匈奴也走此道。而最活跃时莫过于拓跋代时和北魏时期。西晋永嘉四年(310年),拓跋猗卢进驻今雁北一带。不久,猗卢助西晋伐前赵有功,被加封为代王,食代郡和常山郡,以盛乐(今和林格尔的土城子)为北都,平城(今大同东北)为南都。大同——左云——右玉——和林格尔这条云中古道就成为拓跋猗卢常来常往的主要途径。到了代王拓跋什翼犍身后,葬在盛乐的金陵,因此,在太祖道武帝建立北魏后,虽然迁都于平城,但常回盛乐祭祖、畋猎,最多时一年从平城回过3次盛乐。永兴二年(410年)九月甲寅,葬太祖道武皇帝于盛乐金陵,三年夏四月戊寅,车驾谒金陵于盛乐。此后北魏在平城的几任皇帝年年都要谒盛乐金陵和云中金陵(云中金陵今说就在左云西北的五路山上),所行的路线都是云中古道。此外车驾西巡、西猎等也走的是云中古道。可见北魏时我县的武州塞及其红砂岩口是魏主车辇常走之地。此道不光魏主常幸,每年西域各国的使者、佛教的传入、贸易往来、兵伐柔然、高车等国,无不使用此道。惟其出名,到了唐朝,《新唐书·地理志》对其还有记载:“……三日夏时塞外通大同云中道……”
为什么说云中古道必经我县呢?因为此道是一条捷道,虽然说走此道需征服红砂岩口和参合口两处山岭,但此两口的山势并不挺拔,适当开凿修理后,即可行车走马。至今在红砂岩口还能看到古时修筑此道的痕迹。从平城到红砂岩口有两条道可供选择,一是走今新荣区——破鲁——管家堡——威鲁——红砂岩口一线,如当年北燕太子慕容宝兵伐拓跋代和燕主慕容垂为太子报仇血恨时所走的路线就是此道。慕容垂在病重撤退时,以防敌兵的追击,在今新荣一带还修筑了燕昌城,希望尽快康复,燕国昌盛。一是在云冈石壁开凿通行后走云冈——武周县城——红砂岩口,后者路程近于前者,故平城后期的几位魏主常幸武周塞西出云中。
在北魏末年,暴发了北部六镇镇民为主的反魏起义。在这次起义中,我县之民也纷起响应,投入到起义队伍的行列。
北魏迁都洛阳之前,首都在平城(今大同东北)。当时塞北柔然强大,经常骚扰魏的北部边塞。为了防御柔然的入侵,从皇始至延和年间(396——434年),北魏先后自东而西设怀荒(今河北张北),柔玄(今内蒙古兴和西北),抚冥(今内蒙古四子王旗东南)、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怀朔(今内蒙古固阳西南)、沃野(今内蒙古五原东北)六个军旗,史称北镇或六镇,并在其沿线修筑了长城,以此拱卫京都。北镇不设州郡,以镇、戍领民,因此号为镇民。这些镇民,主要是鲜卑拓跋部民,地位较高。随着北魏疆域的扩大,逐渐将其他族的大族豪强,部落酋帅徙边。特别是文成帝以后,又不断发配囚犯戍边,从此镇民地位逐渐下降。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北镇失去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军镇的统治者失去了以往优厚的待遇,对北魏政府产生不满,再加上镇民中贫富差别悬殊,军镇的统治者、豪强对镇民的压迫和剥夺,镇民的生活困苦不堪。这些镇民中,有不少人来自高车、山胡,他们和居住塞内的本族人保持联系。因此上六镇一但发生“叛乱”就很容易得到塞内人民的支持。而这些山胡人常承担着繁重的租调和徭役,有时还要被强行迁徙。因此对北魏政府最不满。而高车时分为两部,一直保留部落组织,居住在六镇边塞一带,也承担着兵役和纳贡义务。
正光四年(523年),怀荒镇民愤恨镇将于景不发粮廪,杀景率先举起义旗。不久,沃野镇民破六韩拔陵,聚众杀镇将,攻占沃野镇,改元真王。并率众南下,又遣别帅卫可孤围武川,攻怀朔。五年三月,卫可孤克武川、怀朔。七月,拔陵大败魏将崔暹于白道,魏将李崇也兵败退守云中。八月,东西两部高车叛魏归附拔陵,义军大盛。魏孝明帝即忙下诏改镇为州,以求安抚人心。十月,李崇被免去官职,元渊代总戎政。贺拔度拔父子及武川宇文肱等纠合乡里豪强,袭杀卫可孤。孝昌元年(525年),柔然主率众10万,自武川西向沃野,为魏镇压拔陵。六月,拔陵围元渊于五原,渊走朔州。时云州刺史费穆弃云中投尔朱荣于秀容(今忻州一带,因此前秀容契胡酋长尔朱荣也反魏)。元渊遣于谨说降已经起义的西部高车酋长乜列河,与柔然主一起败拔陵于五原。拔陵被迫南下,在南下途中,在柔然主和元渊的夹击下,义军20万为元渊截降,拔陵失去主力。北魏政府分徒降户于冀、定、瀛三州就食。然而,几个月后,起义在河北地区再发。同年八月,柔玄镇兵杜洛周,聚北镇流民反于上谷,年号仍用真王。率师西上,十二月至黄瓜堆,击败降魏高车酋长斛律金。是年洛周据有燕、幽。洛周起义的第二年,原怀朔镇兵鲜于修礼等率北镇流民反魏,改元鲁兴,率师赴中山。魏以杨津为定州刺史、行台,守中山;又遣长孙稚偕河间王元琛率军来援。四月,修礼大败长孙稚等。五月,魏又以元渊为大都督,督元融、裴衍来援。八月,修礼被害,修礼部将葛荣代修礼领义众坚持斗争。九月,葛荣趋瀛州,击败魏左军都督元融,又俘杀元渊,义众大振。葛荣遂自称天子,建国号齐,改元广安。据《六镇起义图》:鲜于修礼起兵左人城后,恒州(左云时属恒州,治今大同)朔州流民纷起响应。四月,朔州(此朔州指怀朔镇)城民鲜于阿胡据城反,率流民南下。七月,攻克平城。尔朱荣在晋中袭魏肆州,杀刺史,得贺跋胜,军力大增。
武泰元年(528年)二月,葛荣杀杜洛周并其众。三月,克沧州。至此,葛荣拥有燕、幽、冀、定等七州之地,兵力极盛。
葛荣义军发展的同时,尔朱荣势力也急剧扩大,高欢、段荣、尉景等怀朔豪强先叛洛周,后背葛荣,投奔秀容。尔朱荣器重高欢,常参军谋。并州刺史元天穆与尔朱荣勾结,劝其袭取洛阳。武泰元年三月,尔朱荣以胡太后鸩杀孝明帝为借口,自晋阳出兵向洛阳。四月契胡酋长尔朱荣为首的北镇豪强、酋帅集团控制了北魏政权,立元子攸为帝,沉太后于河,杀朝臣2000余人。七月,葛荣围邺,众号百万。九月与义军展开会战,葛荣兵败被俘。到永安二年(529年)九月,六镇起义才被全部镇压下去。六镇流民坚持武装斗争达6年之久。
北魏正光四年(523年)怀荒镇民忿镇将于景不发粮廪,杀景反,从而拉开北方六镇流民群起反魏的序幕。
北魏孝昌元年(525年)十二月,汾州稽胡首领刘蠡升借北方群起反魏、中原板荡之机,在云阳谷(今左云县城西北之河谷,即鹊儿河至右玉的云阳村一带)聚众举兵反魏,自称天子,建年号“神嘉”,置署百官,建立起地方民族政权。他以云阳谷为根据地,不断遣兵四出,骚扰北魏的边境,魏廷深以为患,诬之为“胡荒”。但当时北方大地叛乱四起,北魏朝廷剿不胜剿,一时也腾不开手来征剿威胁并不算太大的刘蠡升,刘蠡升也没有太大的野心,只是在山西中北部搞些小打小闹以维持自己的小朝廷。因而得以偏据北方一隅,一晃就是10年。
北魏孝昌二年(526年)四月,朔州城(即怀朔镇,六镇之一,正光五年八月孝明帝改镇为州)人鲜于阿胡、厍狄丰乐据城反。起义后,在鲜于阿胡的率领下,向东南方向进入到今山西北部一带。这个厍狄丰乐原来也是云阳人(今牛心山前厍上村人)。他们的到来,使得这一带的起义力量有所加强。
公元534年,称雄北方、立国149年的北魏王朝被一分为二,高欢立清河王元亶之子元鄯为帝,迁都于邺城,是为东魏;宇文泰毒杀魏孝武帝,立南阳王元宝炬为帝,定都长安,是为西魏。
东魏建立的第二年正月,东魏丞相高欢发兵攻打刘蠡升。虽遇战乱,十年没有挨打的稽胡人早已失去了应有的警惕,神嘉天子刘蠡升也是高枕无忧,疏于戒备,结果被高欢突袭成功,大破毫无防备的稽胡人,刘蠡升只得率众退守云阳谷中。高欢见云阳谷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遂使用了和亲的策略。高欢遣使与刘蠡升约和,并许诺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刘蠡升太子为妻,结为儿女亲家。刘蠡升就相信了高欢的诚意,遂派太子到邺都迎亲。高欢对这个“女婿”是厚礼相待,却借故拖延婚期,暗中调兵遣将图取云阳谷。
刘蠡升见双方讲和,又结成姻亲,便失去了戒心,高欢见刘蠡升中计,出其不意举兵攻打刘蠡升,结果刘蠡升被打得大败,只好率轻骑外出调兵,就在外出途中,其部将趁刘蠡升不备,斩其首级,投降了高欢。
刘蠡升虽死,但其余众仍然坚持斗争,复立其三子为帝。高欢继续进兵追剿,生擒了继任皇帝,并俘获了皇后、诸王、公卿以下400余人,得汉胡5万余户,建立10年之久的稽胡政权灭亡。
42年后,其孙刘没铎再举兵自立,称圣武皇帝。不过这是后话,这里不再赘言。
据史书载,刘蠡升非云阳人,但举兵在云阳谷,云阳北魏时属云中郡。《魏书·地形志》云:云中郡领延民、云阳二县。延民在明元帝永兴年(409—413年)间置,其地即西汉定襄郡城,考址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云阳县建置较迟,在北魏末年孝武帝永熙(532—534年)间始置,可见在刘蠡升反魏时云阳县还没有建立,因此称云阳谷。又据丰洛墓志铭:“□公讳洛,字丰洛,云中云阳人也。……三年(指北齐武成帝河清三年,即公元564年)闰九月十五日薨于晋阳,春秋五十有七。”由此推知,这个云中云阳字丰洛的人当出生在公元507年,时为北魏宣武帝正始四年,可见“云阳”一地名在刘蠡升举兵前确已存在,是云中之地。但也有学者依据“汾州稽胡首领刘蠡升的‘汾州’二字和孝武帝永熙间(532—534年)侨置朔州、云州于并州界”认为,云阳县应在今文水县以东的云周村。笔者以为,永熙间侨置朔州、云州于并州界,刘蠡升已在云阳谷起兵七八年了,可见此说不能成立。查中国古代地名大词典:“云阳谷在山西左云县,明于此置云阳堡。后魏稽胡刘蠡升自称天子,居云阳谷,为高欢击杀。”今该村在左云县城西北,距左云县城不足8公里。
我县自古为边塞弹丸之地,因此能够封邑到我县的王侯伯子男很少,能够见诸于史书的就更难觅到。史海钩沉,近日还真被笔者给钓到一个,他就是元魏末高齐初的王怀。
据《北齐书·列传》载:“王怀,字怀周,不知何许人也。少好弓马,颇有气尚,值北边丧乱,早从旅。韩楼反于幽州,怀知其无成,阴结所亲,以中兴初(531年)叛楼归魏,拜征虏将军,第一领民酋长、武周县侯。”
“高祖(指高欢)东出,怀率其部3000余家(此3000余家多数为长期居住在左云的少数民族人),随高祖于冀州。义旗建,高祖以为大都督,从讨尔朱兆于广阿,破之。除安北将军,尉州刺史。又随高祖攻邺,克之。从破四胡于韩陵,进爵为侯。仍从入洛,拜车骑将军,改封卢乡县侯。”
从上文分析,虽然不知王怀是什么地方的人,但他是元魏北边一带的人无疑,他既然被任命为第一领民酋长,说明他是一位少数民族将领。他从分封在我县的食邑侯,到改封到卢乡的正式侯爵,其间随高祖高欢南征北战,攻勋卓著。后担任使持节、广州军事,卸任后随高欢攻克西夏州。得胜归,为镇守下馆的大都督,仪同三司。元象初(538年),为西征大都督,中途病逝于建州。死后赠定幽恒肆四州诸军事、刺史、司徒公、尚书仆射。皇建初(560年),配飨帝庙。
说到这里,有必要简略地交待一下古代的封爵制度。
中国古代封爵制度起源于何时,学术界尚无定论。文献中有关爵制的记载,主要见于《孟子》所举周代爵称,有天子、公、侯、伯、子、男。其中“侯”是西周春秋时代行用最普遍的爵称。西周所封公、侯等爵,对周天子称臣,在封国内就是君主,俗云:土皇帝。这个时候官和爵是一致的。此后,总的趋势是官与爵逐渐分离,但在某些时期例外。爵禄在古代往往连称,受爵必得禄。西周时,公、侯是封国内的君主,封国内的财政收入全归其所有,但公、侯是要对周天子承担一定的防守等义务的。以后封爵都有一定的食邑。
秦时,秦则从商鞅变法以后,实行奖励军功的二十等爵。积累爵级到十九、二十级的,可食租税;此以下“则如吏职”。
两汉封爵的爵级主要是王、列侯两等。王的封授对象是皇子,列侯主要封授异姓功臣。列侯在西汉时就多以县立国,也有食乡亭者,但并无乡侯、亭侯之称。到东汉后,列侯正式分为县、乡、亭侯。功大者食县,功小者食乡、亭。
咸熙元年(264年),即将代魏的司马氏设立过五等封爵,采用《周礼》中公、侯、伯、子、男之名,每等又分大、次两级,共五等十级,每级封爵都有封疆里数和户邑数,以方5里和食邑200户为差,井然有序。
到南北朝时期,五等封爵不再划定封疆里数,大、次两级也合二为一,皆以郡或县立国,并在爵称前冠以“开国”字样。
中国古代诸侯封赐所属卿、大夫作为世禄的田邑(包括土地上的劳动者在内),叫食邑,也称采邑、采地、封地。卿、大夫在自己的食邑内享有统治权和征调赋税权,但这种权利在各个朝代是不尽一致的。如秦汉推行郡县制,承受封爵者在其食邑内渐无统治权利,食禄也改为以征敛封邑内民户赋税拨充,其数量按民田产出计算。
王怀受封我县,实际上是一种虚封,即“设爵无土,署官不职”,只有第一领民酋长才是他的实职。等到了改封为卢乡县侯,他才积功至真正的侯爵,才能凭爵位获得永业田。
公元439年,北魏消灭了“五胡十六国”,解决了长江以北历史上的混乱局面。然而又经过100多年,在公元534年,北魏帝国被一分为二,史称东魏和西魏。不久,东魏被北齐取代,西魏被北周取代。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但很快又被隋所取代。
在这种北朝争战烟云的笼罩下,我县先后隶属于东魏、北齐、北周和隋。
北魏孝昌二年(526年)六镇之变,平城(大同)陷废,位于今旧高山村的武周县被义军占领。东魏天平二年(535年),复置恒州,寄治肆州秀容郡城(今忻府区),武周县治名存实亡,也随州治南迁秀容城。《魏书》载:六镇兵乱,北边沦弃,侨置部分恒、燕、云、朔、蔚、显郡县于并、肆、汾三州。
东魏武定元年(543年),分置昌国、安平二县,隶平齐郡。三年,仍置武州治。东魏武定七年(549年),东魏大柱国高欢之长子高澄一心想谋取帝位,但还没等实现愿望就一命呜呼。其弟高洋继掌朝政。次年五月(即天保元年),禅代称帝,国号齐,史称北齐。北齐取代东魏后,经拓土开疆,在今大同之地设北恒州(治今云冈一带),属县没有大的变化。高鼎臣先生《左云乡土志》云:“后齐,分置安阳(远)、临塞、威远、临阳等县,隶北恒州”在下文中,高鼎臣又进一步提到,北齐于平城置北恒州于助马;置临塞,辖武州及边外之地。武州县治从此在我县再没有设置过。
高洋统治时期,北齐与北周关系比较平稳,因而得以集中兵力、财力向北方和南方扩张。同时,于天保三年(552年)自西河总秦戍(大同西北)筑长城,东至勃海(山海关)200余公里,天保六年(555年)发夫180万人筑长城,自幽州夏口(居庸关南口)西至恒州(大同西)450余公里。此长城今专家考证“经过凉城的杀虎口”,但不知经过我县否?
北齐传位至后主高纬时,生活荒淫无道,政治腐败,高齐政权已经风雨飘摇。尤其是听信谗言,诛杀名将斛律光(今朔州人),使得北齐失去抗击北周的得力干将。在北周来攻时,齐军大败,周军很快就攻破北齐京师邺城。这样高齐政权在历史上仅维系了28年,就匆匆地走下历史舞台。
建德六年(577年),北周灭北齐后,州县并废,不久在大同置恒安镇,改朔州置北朔州总管府,改太平县为云中县(治由今云冈西移旧高山村),辖平城及武州之地。而1999年版《左云县志》载:“北周为北朔州云中县地”。
然北周政权也是一个短命王朝。北周灭北齐仅仅3年时间,就被左丞相杨坚篡夺了帝位,改国号为隋。
隋开皇元年(581年),“改诸州为郡”,左云之地属马邑。马邑郡治善阳(今朔城区西北),辖善阳、神武(神池东北)、云内(今大同史学家力高才论证治今旧高山)、开阳(阳高)。其时,恒安镇隶属马邑郡云内县。大同史学家认为,隋改云中为云内州,辖今大同、左云之地。新版《左云县志》载:“大业二年(606年),武州县地置于云内县内”。为什么要改云中为云内呢?开皇元年(581年),因避讳文帝杨坚之父名(忠)而改“中”为“内”。
开皇五年(585年),又在今大同一带置代州总管府。
大业元年(605年),废诸州总管府。
大业三年(607年),隋为防御突厥侵扰,“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大同西北),一旬而罢”。
谈及云中,必先溯其源而明其概理。大同史学家力高才先生考云中之名最早见于《战国策·燕策》中的《苏秦将为从(纵)》。该文谈到苏秦北说燕文侯,说辞中有“燕东有朝鲜辽东。西有云中九源”。
《元和郡县图》曰:“云州、云中郡,《禹贡》冀州之域;虞及周,为并州之地;春秋时为北狄地;战国时,其地属赵,其后属秦雁门郡;汉雁门郡之平城县也”。该文明确地指出,汉雁门郡平城县是古云中之地。解放前夕曾有专家论证说,秦时所置的云中郡统阴山以南今大同、左云、右玉及其以北绥远各县、鄂尔多斯、喀尔喀右翼、四子部落各旗,皆为其地。汉分秦云中郡之东北部置定襄郡,而西南部仍为云中郡,治云中县(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亦即赵故城也。
清光绪年《左云县志》载:“左云迨秦置云中郡,汉因之。元朔四年,卫青出雁门塞,渡兔毛河,杀掠退敌,置丰州,而云右砥定”。该书“人物志”云:“裴遵,汉云中人……”依据是“人物志”前言中所说的“断碑残简”,由此看来,汉时武州塞原也是云中古地,而这个“云中古地”只是一个泛指。又《清一统志》云:“古云中,在阴山之南,黄河自西来抵南流之处。汉时,云中郡治云中县,定襄郡治成乐县,两地相距止八十里,初不相混也,后汉始以成乐定襄等县属云中”。《魏书·地形志》:定襄,前汉属定襄,后汉属云中。高鼎臣先生民国《左云乡土志·沿革》云:“左云后汉属定襄”。可见,云中在汉时和我县确实存在着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十三州志》:汉末大乱,匈奴侵边,自定襄已(以)西尽云中雁门之间遂空,建安中丞相曹公集荒郡之户以为县,聚之九原界(汉末九原已侨置今忻州一带),以立新兴郡。这时的云中、雁门、定襄干脆合为一县,左云之地为匈奴所占,曰“云西”。如清《左云县志·人物志》云:“晋,鲁胜,云西人”。
北魏孝文时在平城置司州代尹(语自《太平御览》引《元和郡县图》)。原话是“孝文改为司州牧,置代尹”。代尹领四县:曰平城(大同)太平(云冈)武周(左云旧高山)永固(大同北)。魏迁都洛阳后,司州改为恒州,六镇之乱,侨置恒州及其郡县于肆州秀容郡。
到了北齐,力高才先生认为:天宝七年(556年)于故代都置恒安镇,寻改为北恒州,移州治于故都西三十里之太平县。北恒州下设安远、临塞、威远、临阳四郡。1981年,市博物馆在武州山东口的小站村发掘出一方北魏墓志铭,上有“卜兆武州界”一语,证明北魏武州县东界就在小站村。北齐人将太平县治设于云冈附近,已经打乱了北魏武州疆界,难怪北齐根本不设武州县。
北周灭北齐,力老说:将县治西移,改称云中县,与恒安镇并隶于朔州。北周人这样做(即恢复云中古县名),为的是传承历史文脉。
隋改云中为云内。大业二年(606年),又易朔州为马邑郡,云内县和恒安镇又隶属马邑郡。北周和隋云中、云内县治在哪里?力老说:“在今左云县旧高山古城”。
《隋书·地理志》曰:“云内县,后魏立平齐郡,寻废。后齐改曰太平县,后周改曰云中,开皇改曰云内”。
李唐开国,在武德六年(623年),于故恒安镇置北恒州,云内为县如故。天宝元年(742年)改云中县为云中郡,治今旧高山村。力老说:“直到云州设立大同军的乾符三年(876年),云州和大同军才都设于恒安镇,而云中县仍留故治”。
北周时改朔州置北朔州总管府,改太平县为云中县,治废武州县城(今旧高山村);隋开皇初,改云中县为云内县,治所不变,隶马邑郡,下辖恒安镇(今大同市)。
隋朝时,隋与突厥战事频繁,突厥每次由玄塞入掠马邑,多由云内而入;而隋征突厥,也多出马邑之白道。
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年)六月,隋将李充在马邑打败突厥的进攻;三年三月,卫王爽带领李充等在马邑破突厥于白道(此白道即今绿道坡村的白道坡,非北魏位于大青山一带武川之白道)。
四年十一月,隋任吐万绪为朔州总管,镇守云内一带的边境,代郡是吐的故乡,任内他尽职尽责,多次击败突厥,使之闻风丧胆。
四年至十八年,隋将吐万绪、源雄、杜彦都两次担任朔州总管之职,直到十九年二月才易并州总管长史宇文弼为朔州总管。
隋开皇十九年(599年),隋派左仆射高颍从朔州出兵攻打突厥。高颍派赵仲卿领兵3000为前锋,在族蠡山与突厥相遇,交战7日,大败突厥。战后突厥启民可汗归顺隋朝。隋派长孙晟带领5万人在朔州筑大利城,安置启民可汗所属突厥部落。隋又派代州总管韩洪带兵1万守卫云内县的恒安镇,结果被突厥达头可汗打败。
是年,突厥达头可汗犯塞,隋派行军总管李义臣率步骑3万出白道(今绿道坡)与敌骑相遇,一战大破突厥军。
明年突厥又寇边,雁门、马邑多被其患,义臣击之,并逐出塞,因而追之,至大斤山,与突厥相遇。时太平公史万岁军亦至,义臣与万岁合军围击,大破之。战后,史万岁为杨素所陷害,李义臣虽立功但没有封赏。仁寿初,被拜为朔州总管。
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年),突厥达头可汗带兵进攻隋朝,隋派柱国韩洪领兵出击,结果在云内的恒安镇被突厥重兵包围,正赶上李景送义成公主与启民可汗联姻来到恒安镇,于是李景率领所部援助韩洪,战斗一直进行了3天,第4天,隋军突围而走,但死亡大半。战后,代州总管韩洪被废为庶人。
隋炀帝大业十一年(615年)八月,杨广由代郡至马邑巡视塞北,突厥始毕可汗率领数10万大军南下,启民可汗之妻、隋朝义成公主得到消息后,派人报知杨广。杨广即忙起驾回到雁门,就在这时突厥兵已赶到,把杨广包围于县城。隋军连续突围都失败了。后来,齐王杨谏占据崞县(今原平市崞阳镇)的有利地势,并命各地派兵增援,相持月余,突厥见一时难以取胜,主动撤兵北去。明年复寇马邑,唐公李渊领兵击退。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五月,突厥兵经马邑南下攻打太原,结果被唐公李渊领兵击退。
因篇幅所限,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但须向读者简要介绍一下突厥这个部落,以方便阅读。
突厥之先,是平凉杂胡,姓阿史那氏。后魏太武灭沮渠氏,阿史那以500家投奔了柔然,世居金山。因金山状如兜鍪,俗称兜鍪为“突厥”,因以为号,当后魏之末,该部逐渐强盛起来,其伊利可汗以兵击铁勒部,收降铁勒部5万家。后又打败柔然,称雄于北方。
清光绪《左云县志·地理志·形胜》载:“南古城,有刘武周行宫之迹”。至于南古城在我县的什么地方,待考。既然志书有载,一定是有其“迹”了。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各地起义,蜂起云涌。仅雁北一带就有3支:隋炀帝大业六年(610年)六月壬辰,雁门起义领袖尉文通聚众3000起义后,“保于莫壁谷”。大业十二年(616年)正月甲午,雁门人翟松柏起兵于灵丘,众至数万,转攻傍县。次年二月己丑,马邑校尉刘武周杀太守王仁恭,举起义旗。
刘武周,河南景城人(今河北景县人)。父刘臣,徙家马邑。出生于马邑的刘武周,自小就跷勇善骑射,性豪侠、广交结。其兄刘山伯劝导他说:“像你这样不加选择的乱交朋友,迟早要给全家带来杀身之祸”。后来为此还经常骂他。终于有一天,刘武周赌气出走,南下洛阳,投身到太仆杨义臣军中,不久随军征辽东,以军功授建校尉。回马邑郡(左云时属马邑郡)后,任鹰杨府校尉。太守王仁恭认为他是朔州的英雄,对他很是亲近和看重,因此,他就可以很随便地出入太守的府宅。很快他就和王仁恭的贴身丫环私通起来。眼看事情要败露,刘武周在天下群雄蜂起的大环境影响下,家乡又遭连年大旱,民不聊生,于是决定在王仁恭得知事情真相前先下手为强。他在郡中扬言说:“今百姓饥饿,死人相枕于野,王府尹闭仓不恤,岂忧百姓之意乎!”以此激怒众人。他见众心摇动,遂称病不起。乡闾豪杰前来问候,他设宴于庭,端起酒杯,对众豪杰说:“盗贼若此,壮士守志,并死沟壑。今仓内积粟皆烂,谁能与我取之”?结果得到众豪杰一致响应。刘武周因此与同郡张万岁等10多人假借入府议事,斩王仁恭于郡厅。并开仓放粮,赈救百姓。很快郡属的云内等县归附刘武周。
刘武周自称太守,派人到突厥,要求归附突厥,突厥可汗同意了他的请求。刘武周在马邑一反,隋雁门郡丞陈孝意,虎贲将王智辩因职责所在,一面上报情况,一面合兵讨伐刘武周,很快将刘武周的起义队伍围在桑干镇。正赶上突厥大兵赶到,里迎外合,将隋兵打败。陈孝意带领残兵退守雁门,被手下人杀掉,以城降于武周。于是袭破楼烦,直接攻下汾阳宫。获隋宫人以赂突厥,始毕可汗则以战马回报给他,这使得武周兵力大增。及攻陷定襄,复归马邑。突厥立武周为定杨可汗,送给他标有狼头的大旗。武周因自称皇帝,以妻沮氏为皇后,建元为天兴。在马邑建皇宫。为了便于和突厥联系,在特殊情况下又能得到突厥的保护,刘武周又在云内的大峪山一带建造了行宫。在突厥人的支持下,又并入宋金刚农民起义队伍,刘武周很快就占领了山西。然而好景不长,在隋军和唐公李渊队伍的夹击下,很快败北。其手下大将尉迟敬德、寻相、张万岁投靠了李世民,刘武周和宋金刚各带残兵北逃突厥。李世民进平并州,收复故地。不几日,宋金刚又背叛突厥,被突厥追骑所斩。刘武周也谋归马邑,事情败露,在返乡途中,被突厥杀害在白道。刘武周自初起至死,凡六载。
刘武周死后,突厥以刘武周手下之将君璋为大行台,统其余众,继续占据马邑。
唐朝时,在我县先后置云中县、定襄县兼云州治,后又置云中郡、云州都团练使等治。在此其间,还发生过大大小小的战斗10多次,现简要摘登如下:
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于故云内县(旧高山)置定襄县(由朔州北界之定襄城移治)兼云州治。
贞观十五年(641年)正月,突厥利苾立为可汗,建都于故定襄城(今和林格尔)。十一月,薛延陀部进攻唐朝,利苾可汗抵挡不住,带领部落退守朔州。唐朝以兵部尚书李世绩为朔州道行军总管,带兵6万北征;十二月,李世绩在诺真水打败薛延陀。当时,天下着大雪,天气极寒,人畜冻死十之八九。后来,李世绩还军定襄(今旧高山村)休整。
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年)七月,突厥围攻云州(治旧高山),被唐朝代州都督窦怀哲、右领军中郎将程务挺带兵击败。
唐高宗永淳元年(682年)十月,突厥余部阿史那骨笃禄、阿史德元珍召集散亡兵马,叛离唐朝,进攻唐朝北境。唐朝派薛仁贵带兵,在云州大败突厥兵。
是年,位于今旧高山古城的定襄城,被东突厥默啜所破,州县(指定襄县和其兼治的云州)俱废,南移我县百姓于朔州。
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年),在今旧高山的古城复置县,改定襄县为云中县,同时废北恒州为东州城(今大同),复置云州。
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改云州为云中郡。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禄山造反。十二月,唐朝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带兵东进,击败安禄山手下大将高秀岩的叛军,收复静边军(今右玉),乘胜攻下云中(今左云、大同之地)、马邑(今朔州),开辟东陉关。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复改云中郡为云州。
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年)八月,回鹘发生饥荒。乌介可汗随同太和公主到塞上求食。之后,回鹘兵从把头峰(今马头山)南下,进攻云州、朔州。唐朝以刘沔为招讨使,驻兵于雁门。
第二年,刘沔从云州出兵,以泥石雄袭击乌介牙账,大破回鹘兵,直向西追到杀胡山(今右玉北),太和公主从云州过太原回到唐都。
是年,以云尉诸州为大同道,罢属河东,置都团练使,治云州。
唐懿宗咸通十年(869年),置大同军节度。
唐僖宗乾符三年(876年),云州和大同军都设于东州城(大同市),云中县仍留故治。
从唐贞观初的公元627年到唐乾符元年的公元876年的250年间,左云兼为州治或郡治,境域辖今大同、左云及边外之地。
“脱帽退万敌”是唐初唐军与突厥军的一次对决,是唐初名将薛仁贵身前的最后一战。此战就发生在我县长城岭一带。
唐朝建立初期,位于唐朝北部的突厥兵经常南下云中、朔州进行骚扰。尽管突厥多次骚扰,但唐与突厥仍还保持着友好往来的关系。贞观元年(627年),突厥遭受雪灾,颉利可汗害怕唐朝乘机袭击,引兵进入朔州和我县一带,名义上是打猎,实际是预防唐朝的进攻。之后,突厥表面与唐和好,但又暗地里支持梁师都。于是,李世民加紧练兵备战,做好战争的准备。此后,唐与突厥多次交锋,先后发生了定襄(今和林格尔)之战、白道之战、碛口(集宁南)之战、云中之战等。其中白道之战和云中之战都发生在我县。
唐永隆元年(680年)七月,突厥围云州(今旧高山古城),被唐代州都督窦怀哲、右领军中郎将程务挺带兵击败。
唐开耀元年(681年),已经68岁高龄的薛仁贵开始了他人生最后一场光辉的战争。
薛礼字仁贵(614—683年),山西绛州龙门修村人(今属河津市),一生战功卓著,创造了“良策息干戈”、“三箭定天山”、“神勇收辽东”、“仁政高丽国”、“爱民象州城”、“脱帽退万敌”等诸多军事奇迹。关于薛仁贵的传奇故事,至今在我县广为流传,如:“薛仁贵身量大、饭量重,一顿能吃三盆十笨碗”、“薛仁贵自幼家贫娶妻寒窑,妻子拉扯一双儿女,等他十八年,吃尽了人间之苦,后传说薛仁贵已死亡,但妻子坚信他还活着……”
开耀元年,薛仁贵被拜为瓜州(治晋昌,今甘肃安西东南锁阳城)长史。永淳元年(682年),东突厥默啜大举进兵云中定襄,使治在今旧高山古城的州县俱废,唐王朝移我县之民于朔州(按《旧唐书·地理志》载,当时我县有户3169,人口7930)。为了抵御突厥的进攻,唐朝拜薛仁贵为右领军卫将军、检校代州(治雁门)都督。是年,突厥酋长阿史那骨笃禄召集突厥流散余众,扩展势力,自称可汗,在黑沙城(今呼和浩特东北)反唐。同时,单于都护府(治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检校降户部落大人阿史德元珍(因犯罪被囚),听说阿史那骨笃禄反唐,便诈称检校突厥部落以自救,趁机投奔了阿史那骨笃禄。阿史那骨笃禄因阿史德元珍熟知唐朝边疆防卫的虚实,即任命阿史德元珍为阿波大达干,统帅突厥兵马,进犯唐并州(治晋阳)与单于府北境,杀岚州(今岢岚)刺史王德茂。
同年冬,69岁高龄的薛仁贵奉命带病冒雪率军进击,以安定北边。他带兵来到云中一带,遇到了据守在此的阿史德元珍。突厥人问道:“唐朝的将军是谁?”唐兵说:“薛仁贵。”突厥人不信,说:“我们听说薛仁贵将军被发配到象州,已经死了,怎么还能活过来?别骗人了!”薛仁贵于是脱下头盔,让突厥人辨认。因为薛仁贵名声太大,以前曾经打败过九姓突厥,突厥中有职位的人大多认识他,乃至一提起他的名号都腿肚子打颤,今一看果真是薛仁贵,立即下马跪拜,并把部队撤回去。薛仁贵说:“我来了就是为打仗,哪有受了几拜就轻易放过的道理”!于是挥师随后掩杀过去。此一仗薛仁贵斩获颇丰:共歼敌1万多名,俘虏了2万多名,缴获牛马3万多头。
永淳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即公元683年的3月24日,薛仁贵因病在雁门关去世,享年70岁。唐高宗追赠他为左骁卫大将军,幽州都督。
翻开北魏、隋、唐等史书,多见发生于白道的战役和事件。然而北魏云中之白道和隋朝朔州之白道以及唐、五代云中之白道并非是同一个白道。前者位于大青山一带的武川镇,又称白道川,是古出兵之路。北魏时,魏主在白道山上建有狩猎的行宫,魏初的几位皇帝常幸大青山武川之白道,因此那时的白道很出名。如“泰常四年(419年)十有二月癸亥,西巡至云中(治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逾白道,北猎野马于辱孤山”(见《魏书》)。同时武川镇白道又是北魏北边上的重要塞口之一,柔然(时称蠕蠕)入云中塞骚扰,多由白道而入,北魏与柔然之战也多发生在白道。而后者白道则位于今我县绿道坡村,该村原叫白道坡,因山上有出兵之路——白道而得名。到了隋朝,准确地说在北周建德六年(577年)后,北周灭北齐,州县并废,复置恒安镇(今大同),改朔州置北朔州总管府,改太平县为云中县(治今旧高山古城),我县就改属朔州管辖。此后发生在白道上的战争或事件都称作朔州之白道、或马邑白道。如《郡国志》曰:“马邑白道齐坂有土穴出泉。”《琴操》谓:“饮马长城窟”也。此“土穴出泉”当是今五路山上饮马泉村之山泉。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年)六月,隋将李充在马邑打败突厥的进攻。第二年四月,隋朝派杨爽带领李充等四将,从朔州道出兵,大败突厥于白道(见《资治通鉴》卷175)。
隋武德三年(620年),秦王李世民率军征讨刘武周,刘武周兵败,率500骑弃并州北走投奔突厥。不久,因欲谋归马邑,事情泄露,被突厥骑兵追杀至白道。
唐时在左云置云中县兼云州治,其间又置定襄县,发生在白道坡的战争或事件史书都称为云中白道。
据《旧唐书·李世绩传》:“贞观三年(629年),(拜李世绩)为通漠道行军总管。至云中(治今旧高山古城),与突厥颉利可汗兵会,大战于白道。突厥败,屯营于碛口(在今乌盟境,即集宁南),遣使请求继续和好。唐廷派鸿胪卿唐俭等前往安抚,并令李靖、李世绩等前往招降。于是刚刚指挥定襄之战获胜的李靖将军东入云中,在白道与李世绩相会。两人商议说:颉利可汗表面请求投降,实际是想以此作为缓兵之计,等到了草长马肥的季节,再到漠北草原发展势力,那时再消灭突厥就困难了。现在趁唐使刚刚赶到,颉利必定不加防范,我军随后袭击,可获全胜。他俩把计策又说于张公瑾,张公瑾说:“诏书已答应突厥的请求,我们的使者已去了碛口,怎能再袭击呢?”李靖说:“这正是韩信灭齐国的计策(注),时机不可错过呀!”计谋已定,他们兵出白道,由李靖带领1万精骑,偷偷地沿山谷向碛口逼进,李世绩等率军随后增援。果然不出所料,颉利可汗放松了戒备,直到唐军运行到离颉利的大帐只有15里时,突厥前哨才发现敌情。当快马报知颉利时,唐军已杀到阵前。颉利仓猝应战,部下纷纷溃败。结果突厥被唐军杀死1万多人,俘虏了颉利的儿子叠罗施和突厥人民10余万口,颉利的妻子隋朝义城公主也被唐军在混乱中杀死。颉利带领万余人准备逃往漠北,李世绩带领部队早已将碛口堵住。一战,又俘虏5万多突厥人。颉利一看无法逃走,只好率领部下投降了唐朝。从此,云中、恒安、定襄以及漠南之地尽归唐朝。战后,晋封李靖为代国公、晋升李世绩为光禄大夫、行并州大都督府长史。
注:汉高祖三年(203年),刘邦派郦食其说服齐王归顺汉朝,齐王听从了郦食其的话,派使者与汉讲和。后韩信听从蒯彻建议,趁齐不备,攻破历下城,一举灭掉齐国。
公元755年的阴历十月,拥三镇节度使于一身的安禄山在范阳发动了武装叛乱。安禄山亲率15万步骑兵向南进发,一路上烟尘滚滚,鼓声震地。此时的唐朝,已有100多年没有发生战争,老百姓好几代人没有见过打仗。因此,沿路上官吏和百姓望风而逃,有不少将官一兵未发就投降了安禄山,叛军几乎没遭到什么抵抗。
范阳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唐玄宗认为是有人造谣,还不相信,到后来警报一个个传来,他也慌了起来。他召集大臣商议,满朝官员没有经过这样的大变乱,个个吓得目瞪口呆,只有杨国忠出班奏道:“陛下尽管放心,他的将士虽然被迫和他一起叛乱,但决不是真心的,不出10天,一定有人把安禄山的头送来”。
唐玄宗听了这番话,有些安心了。但是,哪里知道,没过多久,叛军长驱直入,渡过黄河,占领了洛阳,进逼潼关。潼关是京都长安的门户,唐玄宗派大将哥舒翰带重兵把守,叛将崔乾炳在潼关外一直打了半年都没有打进潼关。然而宰相杨国忠听信谣言,说现在重兵都在哥舒翰手里,如果哥舒翰打胜后回到长安,你的宰相的位置就不保了。杨国忠很是害怕,于是上言出兵。昏庸的唐玄宗就接二连三派使者到潼关,逼哥舒翰出兵。无奈,哥舒翰带兵走出潼关,结果一出潼关就中了叛军的埋伏,被叛军几乎打了个全军覆没。20万人马只剩下8千,连哥舒翰也被俘虏。
潼关失守,关内就无险可守,唐玄宗十分害怕,召集大臣商议对策,大臣都无计可施,杨国忠就劝玄宗逃到蜀地去。在逃往蜀地的途中,将士们没吃没喝,都将怨气集中到杨国忠身上。当走到马嵬驿时,终于发生了兵变,杀了杨国忠,并逼唐玄宗处死了杨贵妃。
经过这场兵变,唐玄宗像惊弓之鸟一样,急忙躲到成都去了。太子李享被当地百姓挽留下来主持朝政。李享从马嵬驿一路收拾残余队伍北上,在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即位,是为唐肃宗。他任命郭子仪为卫尉卿、灵武郡太守,并充任朔方节度使,率领本军向东讨伐安禄山。
安禄山获悉唐兵东进,急忙派大同军(驻地马邑)使高秀岩进占振武军(驻地和林格尔)城,在该城唐与叛军展开了争夺战,结果叛军被郭子仪的朔方军打败东逃。于是诏子仪本军东讨,遂举军出单于府(今和林格尔西北),收静边军(右玉),斩贼将周万顷,传首阙下。禄山遣大同军使高秀岩寇河曲,子仪击败之,进收云中、马邑,开东陉(雁门关),以功加御史大夫(据《旧唐书·郭子仪传》)。
据《册府元龟》载:“仆固怀恩为左领军大将军、同正隶安西节度使。天宝末,从郭子仪讨高秀岩于云中(今旧高山)破之。又败薛忠义(大同兵马使)于背度山下,坑贼七千骑,生擒忠义,袭下马邑郡,进军与杨光弼合势,及史思明战于常山、赵郡、沙河、嘉山,皆大破之”。进取河北道十余郡县,次年,李光弼在太原一战,击杀史思明10万精锐,郭子仪很快收复两京。
郭子仪在收复静边军,占领云中、马邑,开东陉关,如嵌进一枚楔子,使得安禄山叛军首尾不能相顾,最后被各个击破,可见郭子仪当时进军路线是正确的,掐准了敌人的要害部位。
五代时,有一位至今没载入我县新旧县志的人叫李存璋,他戎马一生,最后死在云州(今大同)任上。
李存璋,字德璜,生年不详,卒于后梁龙德二年(922年),为五代云州云中县人(今大同左云人)。唐晋王李克用养子,著名的军事将领。
唐僖宗乾符二年(875年),当李克用由云中牙将改任云中(治今旧高山古城)守捉使时,李存璋就已跟随了李克用,任将校,负责带兵、巡边等军事事务。乾符五年正月,因云州防御使段文楚削减军粮,引起诸军将士不满,李存璋等借机纠集万余人,在云中发动兵变,他们率兵一直杀奔到云州城外斗鸡台(今新荣区得胜口)。此时城中李尽忠杀死段文楚,攻下云州,共同拥李克用入云州。唐中和二年(882年),李克用率部协助唐朝廷镇压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李存璋便随军南下,离开故乡。因战功授国子祭酒,同时兼管万肚、雄威等军。为他一生写下最不光彩的一笔。
唐乾宁元年(894年),李存璋随李克用讨伐反叛的幽州节度使李匡俦,平叛后改任为义儿军使,唐光化二年(899年)任泽州刺史。唐天复二年(903年),云州都将王晖杀云州刺史,李克用派李嗣昭前往讨伐,李存璋随同。事后,李存璋被改任为教练使、检校司空。后梁开平二年(908年),李克用军攻打围困驻扎在潞州(今长治)的梁朝军队时,李存璋率伙夫烧寨,破梁军夹营,开出两条通道,因功转任检校司徒。后梁乾化四年(914年),改任李存璋为汾州(今汾阳)刺史,在刺史任上,带兵战败攻打慈州的大将尹皓。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后梁太祖趁晋阳空虚,派大将王檀率兵5万,自阳地关奇袭晋阳。李存璋闻讯率兵从汾州驰援,入晋阳城固守,因功改任大同防御使,应(今应县)、蔚(今河北蔚县)、朔(今朔州)等州知兵马使。是年秋,契丹发兵攻打蔚州,同时,契丹主耶律阿保机派使臣前来索取钱物,李存璋不吃那一套,下令斩其来使。耶律阿保机大怒,派兵紧逼云州。李存璋固守城池,武器不够用,就把城中的古铁车熔铸为兵器,分给军士。契丹兵退后,李存璋因抵御之功,加授检校太傅,大同军节度使,应、蔚等州观察使。
李存璋不仅长于征战,而且善于辅政。李克用临死前,嘱托宦官张承业与李存璋辅佐其子李存勖。李存璋不负重托,尽心辅政。因李克用部下多为边地部民,恃功自傲,难以约束,再加上李克用为笼络军心,一贯姑息纵容,以至“蕃邦人多干扰廛市,肆其豪夺,法司不能禁”。李存璋时任河东马步都虞侯兼军城使,他抑强扶弱,严明军纪,“执其暴横者戮之,旬月间城中肃然”,同时,他“弭群盗,务耕稼,去奸宄,息佞门,当时称其才干”。此外,他献计献策,消除内患。李克用之弟李克宁,倚重权势,阴谋废李存勖自立,以河东(今闻喜一带)之地降梁。事情败露后,李存璋与张承业等及时捕杀了李克宁及其党羽。
后梁龙德二年(922年),李存璋积劳成疾,病逝于云州任上。
后唐建立后,庄宗李存勖不忘李存璋辅政征战之功,追赠太保,平章事。后晋高祖天福初(936年),追赠为太师。
史彦超是五代时期的名将,生年不详,卒于公元945年,史书记载为云州人,清光绪《左云县志》载为云西人。其父名史敬思,有“拖肠救主”的英雄壮举。
唐朝末年,晋王李克用在和胡人作战中兵败于平城北门外,李克用身边的大将已相继阵亡,只有史敬思一将守护着李克用。然而史敬思此时肚上已中了一枪,肠子外露。为了救主,史敬思咬紧牙关,忍着剧痛,拼命杀开一条血路,将李克用从吊桥下救回平城。战后,晋王恩赐,在平城为史敬思建规格极高的豪宅一所(现地址在大同市东史宅街32号)。
史彦超自小随父习文练武,他身材魁伟,有胆有识。成年后初仕北汉,骁勇善战,被晋升为龙捷都指挥使。
周太祖郭威起兵边外,入关后,遇伏被围,是彦超及时赶到,使周太祖化验为夷。由此,他被周太祖所看重,任命他为虎捷都指挥使,令他前往驻守晋州。就在这时,河东的北汉将刘崇和契丹合兵围攻晋州城。然而此时的晋州城还没有主帅,知州王万敢是个文弱书生,不会带兵打仗,是彦超及时赶到,与指挥使何征协力固守,屡次打败攻城的敌人。他们砺志军民共同守城,严防死守长达一月之久,使全城居民不遭涂炭。后朝廷派枢密使王峻任总兵前来援救,敌兵才退去。太祖表彰他的善守之功,赏赐甚厚,还授予他龙捷右厢都指挥使。不久,又任他为郑州防御史。
公元954年,后周太祖郭威去世,晋王柴荣继位,改元显德。
显德元年二月从潞州传来奏报,说河东刘崇与契丹大将军杨衮举兵南下。三月周世宗派遣天雄节度使符彦卿领兵从磁州固镇赶赴潞州,命郑州防御使史彦超带兵奔赴泽州拒敌。
是月十一日,周世宗亲自出征,十九日王师与河东刘崇、契丹之杨衮大战于高平,大败敌军。
起初,銮驾行到河阳时,听说刘崇已从潞州向南进兵,于是就昼夜兼程、马不停蹄地在十八日准时赶到史彦超刚刚驻防的泽州。十九日周先锋与敌军相遇在高平县南的高塬上。这会儿,有敌中来的人说,刘崇自将骑3万和契丹近10万骑严阵以待官军。世宗认为:狭路相逢勇者胜,虽然我军此时人马不足;但全军将士发扬背水一战的精神,敢于冲锋陷阵,一定能够战胜强大的敌人。于是,世宗亲自跃马督阵,催兵主动出击,而对方刘崇则东西列阵,队伍严整,也不含糊。世宗知道这是一场硬仗,便有意派马步军都虞侯李重进,郑州防御使史彦超等强将以精骑突其中。两军交锋,王师个个奋勇,人人争先。特别是大将史彦超,一马当先,率先突入敌阵左右冲击,一下子使敌阵大乱,周兵越战越勇,敌军终于败退下去。战到日暮,敌纠集残兵万余人以沟为险固守起来。这 时,周军刘词领援兵赶到,大军一到,敌人又溃败下去。诸将分兵追击,僵尸弃甲填满了整个山沟。二十六日,世宗嘉奖高平之战的有功人员,任命郑州防御使史彦超为华州节度使。二十八日,世宗在潞州又任命华州节度使史彦超为先锋都指挥使,领步骑2万进讨河东。
四月二十六日,世宗从潞州起驾,再征刘崇,五月初二到达太原城下。这时,契丹大营扎驻在忻代之间,与太原的刘崇互为呼应。初六,世宗遣符彦卿、郭从义、史彦超等率步骑万余前往忻州攻打契丹军。这夜大风毁屋拔树,一种不好的征兆笼罩在周营上空。次日,彦超以先锋军与契丹军战于忻口。敌且战且退,彦超越战越勇,不觉中已远离自己的大营,当追至石岭关时,彦超预感到不妙,急忙策转马头,但为时已晚。此时,契丹大军从四面杀出,将彦超围了个水泄不通。他左冲右突,打退一拨,但很快又围上一拨。敌人死死地咬住他,他一连战退四拨敌人,最后终因寡不敌众,英勇战死在石岭关。
其时,世宗也在围打太原,由于诸将意见不统一,打了很久都不能攻克,世宗觉得疲累,想撤围而去。正在这时,忽报彦超战死,世宗惊愕之下,没有多想就急令撤兵,结果撤退时被敌追击,伤亡很大。
回来后,世宗感念彦超这员猛将,嘴里不住地念叨:为啥不等到胜利的那一天呢?他整日忿忿不已,一连几天都饮食不进。遂加级特赠彦超为“太师”,优厚地抚恤彦超一家,为其在平城建造了西史宅。
五代十国时,武夫专权,政权频繁更替。五代即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在整个五代时期,左云先后归晋王李克用、后唐、契丹、辽等所辖,是否归属过后晋、后汉等辖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
公元907年,即唐天祐四年,朱温废唐昭宣帝,改元天平,建后梁。
后梁代唐后,山西仍由晋王李克用管辖,成为后梁所要对付的头号劲敌。开平二年(908年),李克用死,其子李存勖继为晋王。他厉行改革,整肃队伍,使晋军上下同心,屡次打败后梁的进攻。
公元913年,朱温被他的儿子朱友珪所杀,友珪称帝于洛阳。不久其弟在洛阳兵变,杀友珪,在汴梁即位,是为后梁末帝。后梁内部形势的恶化,为晋军灭梁提供了有利时机。然而令晋王担忧的是,不久契丹大举南下,在晋王的后院烧起一把火。
神册元年(916年)八月,契丹阿保机南经我县攻占朔州,擒晋振武军节度使李嗣本,乘胜向东,又攻陷蔚、新、武、妫、儒五州,自代北至河曲,越阴山,都被契丹占有。
公元923年,晋王李存勖在魏州称帝,改元同光。他以唐室后裔自称,故建国号为唐,史称后唐。即位后,他交好契丹,稳定后方,然后率兵大举伐梁,是年梁灭。
到了后唐闵帝应顺四年(934年),李从珂以清君侧为借口,杀闵帝自立,是为后唐末帝。他即位后,为了满足骄兵悍将的贪欲,极力搜刮百姓,遂使民怨沸腾,叛乱起义不断。
清泰二年(936年),石敬瑭在晋阳叛乱,末帝以张敬达为都部署,率兵平叛。石敬瑭于是向契丹求助,自愿为臣子。耶律德光亲率5万骑逾雁门来援,解晋阳围,并封敬瑭为晋皇帝,史称后晋。敬瑭接受册封,于是与契丹结为父子之国。不久石敬瑭率军进逼洛阳,末帝自杀,后唐灭亡。
后晋天福三年(938年),石敬瑭派使节向契丹送去《幽云十六州图籍》。燕云十六州从此归入契丹。燕云十六州中的云州,治今大同,我县时属云州云中县。
天福七年(942年),后晋高祖石敬瑭死,其侄石重贵继位,是为晋出帝,他只向契丹称孙,拒不称臣。于是契丹大怒,连续三次大举南侵。晋以高行周为北面行营都部署,沿黄河设防。在晋契丹的交锋中,中原军民团结一心,奋勇作战,契丹兵进攻屡屡受挫。耶律德光急于取胜,便听从赵延寿的主意,亲率大军10余万,在澶州城北(今河南清丰县)列阵,欲一战取胜。晋以高行周为先锋击契丹,结果双方皆有损耗,契丹军分两路北撤。此后晋与契丹又有过两次大的交锋,但最终被契丹打败。开运四年(947年),耶律德光攻入开封,贬出帝为负义侯,并将皇室押往辽国。耶律德光既占开封,就干脆在开封称起帝来。在耶律德光称帝后不久,占据晋阳的刘知远也在晋阳称帝。刘知远称帝后,以迎晋出帝到晋阳为名出兵抗辽。河东境内及其他地方的民众也纷纷组织起义军,到处攻杀辽的守军,抢占城镇。公元947年末,辽太宗终因中原地区民众起义此起彼伏无法控制、以及契丹人不习惯中原水土等原因仓惶撤军北返。刘知远知辽兵已撤,仅用了21天便占领了洛阳,下令改国号为汉,即后汉,仍续用后晋石敬瑭天福年号。次年,刘知远将后晋末陷入契丹的州县全部夺回。
公元950年十月,后汉隐帝密诏谋杀郭威,激起了郭威的反叛。十一月,郭威留义子柴荣守魏州,自率大军渡河,7日后杀到开封城外,后汉隐帝被部下溃兵郭允明杀死,郭威入开封城。十二月,郭威兵进澶州,被部下黄旗加身,拥立为帝。公元951年正月,郭威即位建元,是为后周。
郭威死后,义子柴荣继位,是为周世宗,周世宗大胆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使得国内兵精粮足,并开始了统一中国的战争。显德六年(959年)三月,他平定南部后,开始北征辽国,收复了燕云十六州中的瀛、莫二州。就在这次北伐契丹的战争中,他得了重病,没有完成统一大业,但他为恢复北方地区的农业生产,为北宋统一中国打下了基础。
后周到宋初,我县又涌现出一位杰出的将领,即云州云中县人李汉超,他不但指挥才能卓越,还是一名为政清廉,为民请命的好官。
李汉超,字显忠,生于五代后梁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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