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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润国等：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农村社区治理创新研究
作者:李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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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内容提要 &社区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贯彻政策措施、提供公共服务和实现社会改革的“最后一环节”。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视野下审视当前农村社区治理存在的弊端和未来出路，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就当前情况而言，社会矛盾叠加的激增、基层政府行政的内卷化、社区治理的制度化不足、社区治理资源保障不足、社会组织力量薄弱是制约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挑战，创新社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实现政府管理与自治的有效衔接、提高社区治理的规范化与制度化水平、加强社区治理体系运行的资源保障、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能力是必由之路。
& & & 关键词 &治理现代化 &农村 &社区治理
& & &&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践困境，使得原有乡村治理体制的服务和整合功能逐渐弱化，农村社区建设成为新时期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方式的重大变革和制度创新（项继权，2008）。从中共十七大明确提出“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以来，我国农村社区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运行机制不断完善，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阶段，农村社区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构成单元，仍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其治理模式的优劣程度决定了农村各项事业发展、政治社会稳定以及城乡统筹的水平。因而，在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加强对农村社区治理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 & & 一、治理现代化与农村社区治理
& & &在治理的语境中，治理现代化不是单一主体“统治”或“管理”的结果，而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等多元主体共同治理过程中的化学反应，本质是治理系统的进化与升级，其理想状态是“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从这种意义上讲，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的实施为农村社区治理转型升级提供了契机，而农村治理则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动力，两者相辅相成。
& & &&其一，在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社会力量开始发育、政府职能调整、“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变的情下，基层政府管理和服务中心不断下移，农村社区所承载的功能越来越广泛。在这一过程中，农村社区被视为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创新社会治理和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力量，以及政府吸纳和整合社会资源进而推进国家基层政权建设的基本载体。这些政策“红利”无疑会增加国家对农村社区建设的投入，是当前农村社区治理结构升级的重要外部动力。
& & &&其二，农村社区治理的政治功能不断凸显。从各国实践来看，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之初是解决政府资源不足而发动社区力量改善人民生活的策略，但往往也会带来另外一种效果，即创造一条走向政治过程平民化的道路（潘泽泉，2014）。在我国，城乡流动和信息传递的加速冲击了乡土社会的“稳定守序”，计划经济时代压抑的权利意识逐渐苏醒，农民对政府的依赖和畏惧已大大降低，要求政府分享信息、资源和权威的呼声不断提升。在其他参与渠道不畅的情况下，自治组织作为“代理人”承担了农民的大部分利益诉求，农村社区也成为政府、农民、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的主要利益交织点。因此，要想真正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农村社区建设和政治发展是绕不过去的议题。在“渐进式改革”和“局部试点改革”等政策创新偏好的影响下，社区治理是设计未来公共事务治理模式、完善政治体制的最佳“试方”与突破口，是国家治理体系升级和政府“行政吸纳社会”的关键。
& & & 可见，农村社区治理创新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亦如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农村社区治理创新也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它既会受到对原有体制“路径依赖”的影响，也会受到农村现实社会环境的制约。因而，准确把握当前农村社区治理转型的挑战，在国家与社会关系调试、经济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提升农村社区自治能力，是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
& & & &二、农村社区治理创新的挑战与不足
& & &（一）环境刺激：社区内社会矛盾的叠加
& & & 我国当前社会的发展已呈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诸多表征，即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社会矛盾集中爆发，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传统缺失等乱象不断发生，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了临界状态。在这一大背景下，当前我国农村社区亦不再是孤立存在的自然状态，它已成为各种利益关系的交汇点、社会问题的聚汇处和矛盾冲突的高发地（程又中和李增元，2011）。在利益分化和冲突加剧的刺激下，社会矛盾呈现出频发、突发、多发和高发的态势，不同性质和类型的矛盾叠加交织对社区治理造成了较大的冲击。从分布来看，基层社会矛盾已从传统的婚姻家庭、分家析产、邻里纠纷扩展到土地承包、征地拆迁、企业改制、劳资冲突、医患纠纷、涉法涉诉、政策待遇、环境保护、医药安全、食品安全等各个方面；从特征来看，社会矛盾出现了类型多样化、主体多元化、内容复合化、规模群体化、调处疑难化、矛盾易激化、影响扩大化、矛盾诉求对象行政化等特征；从本质上讲，这些矛盾纠纷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当下阶段的具体反应。农村社区治理者需要面对复杂多样甚至相互矛盾的
需求，这给社区治理创新提出了源源不断的新挑战。
& & &（二）体制之痒：基层政府行政的内卷化
& & & 基层政府对社区的操控及其过度自利的行为损害了社区治理，因而在国家控制能力的削弱及政权合法性的意义上导致了国家政权的内卷化（石发勇，2013）。所谓政权的“内卷化”，是指国家机构不是靠是高旧有或新增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来扩大其行政职能（杜赞奇，2008）。长期以来，农村自治组织虽有自治之名，但实际上是基层政府的“执行部门”，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领导者―被领导者”的逻辑关系已渗透于农村社区治理生态中。近些年来，虽然不少地方出台了增强村委会自主性、优化村委会组织结构的举措，但仍延续了原有的运行机制，基层政府管控社区自治组织的局面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譬如，在农村社区治理创新中，不少地区增设了“公共服务站”、“群众工作站”、“社区维稳点”等机构，以求通过组织机构重组来提升工作效率。但这些机构仍是基层政府主导下改革的产物，是其行政职能的延伸和控制农村社区的主要通道，未突破管控的治理逻辑。当基层政府难以完成上级交代的事项时，社区依旧是各种事项的最终承担者，这严重影响了社区运
行的效率。
& & & 就目前实际情况而言，基层政府行政内卷化给农村社区治理带来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农村社区委员会“行政化”。在公共事务治理中，基层政府承担了大量工作任务。在各种压力下，基层政府往往将各类社会管理事务分解到农村社区，从而使农村社区治理系统不堪重负。农村社区委员会在实际工作中更多地是扮演政府“ 派出机构”的角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和自我监督的功能发挥不够。其二，社区内组织机构关系不清。在现行的条块结合体制下，同一领域的社会事业分属于相应层级的政府，同时又分属于上级主管部门，这种双重从属制带来了低水平重复和条块之间的矛盾冲突等弊端。不少政府部门在社区设置了诸多对口机构，在延伸服务与管理职能的同时也造成了农村社区多头管理、职责不清等问
题。其三，机构间事权与财权不清。农村社区虽然是国家治理的“最后一环节”，但实质上不是一级政府，承担了大量“ 从上面压下来的任务”，却没有足够的来自政府的财政支持。不少地方基层政府自身资金尚且捉襟见肘，也就更难对农村社区建设提供太多的财政支持。同时，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就目前情况来看，大部分投入农村社区的资金不是为了应承上级政府下派的繁冗任务，就是为了集中力量打造新农村的模板，真正流向支持社区长远发展的财政供给非常少。
& & &（三）规则缺失：社区治理的制度化不足
& & &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保障，也是农村社区管理治理有效开展的基础。首先，农村社区治理的相关规定存在盲区。目前，中央层面关于农村社区治理的相关规定主要是1999 年中组部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和2010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随着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农村社区在工作对象、工作任务、机构设置、职能和人员编制诸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上述规定已有不适应新情况和新问题之处，不利于社会矛盾的化解和社区工作的展开。以村民自治权利保障机制为例，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不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法定义务的，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责令改正”，但仍未突破行政救济的单一渠道。同时，基层政府与农村自治组织“上级”与“下级”的实质性关系，也使得村民自治权利救济的公正性大打折扣。因而，相关法律法规仍需在细节上逐步加以规范和改进。其次，地方层面上虽然制定了不少关于基层社会建设的文件，但这些文件和精神并未形成约束力。村务公开、财政预算、村干部选拔等方面都存在规则缺失的情况。尤其是在监督机制方面，农村社区治理中普遍缺少科学、合理的约束机制，即便建立了也往往在实际操作中流于形式，近些年频发的村干部腐败案件就证明了这一点。对农村社区监督来自于上一级的镇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社会组织和基层群众并未完全纳入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的监督中，内部监督不力、外部监督缺失的问题较为突出。此外，不少地区的农村社区缺少关于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的法规政策，对于基层干部、社区专职志愿者的管理没有相关的政策文件，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
农村社区管理作用的发挥。
& & &（四）资源欠缺：社区治理运行缺乏保障
& & &人力、财力、物力是农村社区治理运行、创新的保障。虽然国家近些年不断加强对农村社区人、财、物的投入，但在诸多领域仍缺乏坚实的物质保障，这制约了一些新模式的有效运
& & & 其一，社区治理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事业，需要大量的受过专门训练的社会工作人才。然而，农村精英的流失使得大部分社区管理队伍力量不足、年龄结构整体偏大，不少管理者在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上还带有浓厚的传统色彩，对现代化技术、新方法的接受能力和掌握能力不强，难以有效回应城乡居民诉求。此外，激励机制不健全使得不少工作人员“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工作主动性不强。以湖北社区“网格化治理”为例，不少网格员的工资虽然纳入到当地预算，但实际上很多地方专职网格员的月工资只有1200 元，兼职网格员每月则仅有50 元的补贴。同时，专职网格员虽然采取“镇聘村用”的办法，但仍未纳入当地编制，这不仅导致其身份不明，更带来了“ 同工不同酬”等问题，难以保障网格员的工作积极性和网格化治理的高效运行。出于对现实工作环境的失落和对未来前景的预期，不少年轻人才不愿意呆在基层，这加剧了农村社区治理的人才困境。
& & & 其二，农村社区建设投入不足。农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和建设需要充足的财政支持和物质保障。但就实际情况而言，当前社区建设缺乏资金支持、城乡社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凸显。首先，大部分村委会的资金来源主要靠上级补贴或者专项拨款，自筹资金渠道非常窄，生产、生活基层设施建设尚不能满足，更不用说为群众提供更高层次的服务了。其次，城乡社区建设投入差距较大，政府主要着力于城市社区建设，农村社区建设仍以集体经济、农民投工投劳、社会捐赠等方式为依靠，造血功能较差。许多农村社区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支撑，建设规划不到位，造成了“抓一块是一块”、“拆东墙补西墙”、“刚建成就过时”等问题的出现。
& & & 其三，管理技术难以满足管理需求。管理方法和管理技术直接影响管理水平。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在给农村社区治理变革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虽然大部分农村社区已经安装互联网设备，但却没有充分挖掘现代科技和互联网的潜能。社区干部信息化素质整体不高，对现代媒体的使用技能、运作规律的认识和研究不足。另外，信息化管理在提高管理效率、节约管理成本上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村民信息的采集、筛选到数据库的建设都需要有一套完整的流程。这一技术还未在农村社区普及，相关信息化平台建设中也存在粗放、分散的现象，难以实现信息资源的有效整合。
& & （五）社会缺位：社区社会组织力量薄弱
& & &&市场化改革和城镇化发展，打破了原有的乡土社会的管理结构，社会碎片化、原子化不断加剧，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个体利益，“个人→集体→国家”的价值链被打破，政府对农村社会的控制力变弱。与此同时，处于国家和社会交界处、传统而封闭的农村自治组织又不可避免地出现分化和异质化进而解体（项继权，2009）。在这种情况下，由社会组织填补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空缺成为必然。然而，农村社区过度行政化压制了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的发育和生长，直接影响到非政府组织治理主体功能的发挥。就农村社区社会组织的分布及功效来看，经济发展型组织所占比例较大，利益代表型组织作用发挥有限，社会服务型组织发展整体落后。能够深入社区有效开展活动的多是休闲娱乐类组织，如书法协会、门球协会等，一些涉及法律、生态环境、教育、卫生等领域社会组织的服务很少能够沉淀到社区中，这导致社会组织对社区治理创新的意义有限。
& & & 此外，从现有社区社会组织的活动实践来看，其参与能力还有待提高。在参与运作的过程中，社会组织存在着诸如治理结构不规范、财务不透明等问题。近年来关于社会组织参与腐败的案例不断增多，有的社会组织甚至成为新的腐败主体，严重削弱了社会组织的社会公信力。也正因此，在“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的过程中，居民仍倾向于向各自的单位或政府而非社会组织表达利益诉求。在一次对农村社区治理的调研中我们发现，当村民权益受损时，近四成的村民会选择村委会和政府的干部解决，三成多的村民会通过私人渠道解决，而通过社会组织解决的则几乎没有。
& & & 三、农村社区治理创新的路径选择
& & &可以肯定，农村社区治理创新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多种因素相互整合、协同发力的结果，难以毕其功于一役。这要求我们立足长远，注重提升创新活动的现实针对性、系统性和有效性，在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下不断探索农村社区治理的创新之路。
& & &（一）创新社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
& & & 面对社区内矛盾叠加丛生的局面，必须强化源头治理，建立科学的排查与化解机制。
& & &&其一，拓宽和畅通群众利益诉求的表达渠道。在社区委员会设立“一卡一栏一表一箱”，即便民服务卡、调解公示栏、群众满意度测评表、人民调解意见箱。同时，建立矛盾纠纷反馈纠错建议机制，开展安全感测评活动。社区委员会要将搜集到的群众合理诉求和建议整理后，及时呈送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受理部门要在规定期限内予以回复。此外，县乡政府可以考虑通过设在基层社区的“ 社区政策观测站”，更广泛地搜集社情民意，从而更富针对性地完善社会政策、化解社会矛盾。
& & & 其二，全面推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将维稳关口前移，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突出矛盾和重大群体性事件，实现经济效益、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对于征地拆迁、企业改制、招商引资等热点问题，要实行事前风险评估和听证对话制度。对可能存在隐患的重大工程项目和重大政策措施，各主管部门除落实风险评估外，还应制定应急处置预案。
& & & 其三，建立常态化的矛盾排查研判机制。按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左右协调、多方参与”的要求，整合公安、信访、社区委员会等组织资源，建立常态化的联席会议制度；对社会治安重点地区和突出问题进行滚动排查、集中整治。社区委员会要建立“每日一排查，每日一上矛盾的类型、特征和防控重点。
& & & 其四，健全多元化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完善由政府主导，政法综治委牵头、司法行政部门
为主、各方共同参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无缝对接的大调解工作机制。同时，构
建第三方调解机制，探索实行调解奖励机制，调动调解员的积极性，将人民调解向矛盾易发
领域拓展和延伸。
& & &（二）实现政府管理与自治的有效衔接
& & &健全、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是提升农村社区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条件。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应明确基层政府与农村社区的职责权限，理顺社区内不同组织机构间的关系。
& & & 其一，从转变基层政府职能入手，对乡镇职能进行全面梳理和移交，按照“权力下放、资金下拨、服务下沉”的思路，把社会性、群众性的工作交由农村社区承担。同时，大力推行社区公共服务事项准入制度，保证不由社区承办的事项不转嫁、交由社区管理的事项有支持、委托社区办理的事项“权随责走、费随事转”。
& & & 其二，完善社区自治体系，建立领导层（社区党委会）、决策层（社区代表大会）、执行层（社区委员会）和监督层（社区监督委员会）“四位一体”的职能分工体系，形成职责明确、系统协同、相互制约、管理规范的自治格局。
& & & 其三，按照“条 块结合、权责明确、上下联动、资源整合”的要求，归并职能相同或相似的机构，探索构建“一委两站”的综合性管理服务平台和整体性综合协调机制，实现社区自治与政府管理服务的有效衔接。“一委”指社区委员会，是社区代表大会的常设管理机构，负责办理本村自治范围内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两站”指公共服务站和群众工作站，属于社区委员会的下设机构，负责协助基层政府开展工作。其中“公共服务站”承接政府下沉到社区的公共服务，提供社会保障、社会救助、计划生育、劳动就业、环境卫生等便民服务，接受街道或乡镇公共服务中心的指导；“群众工作站”整合综治工作站、网格管理站以及警务室等机构的职能，承接综合治安、人民调解、信访、维稳、网格化管理等事务，接受街道或乡镇群众工作中心的指导。按照“专干不单干、分工不分家”的原则，社区委员会、公共服务站、群众工作站在职能和经费上要相互分离，人员和场地等方面要统筹调配。
& & （三）提高社区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水平
& & &&法治具有稳定性、全局性和长期性的特点，有利于从根本上调整社会关系、分配社会利益、规范社会行为。要建立井然有序的社区治理机制，就必须完善各项法规制度。
& & & 其一，调整过时的法规制度。对于不符合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要求、与上位法相抵触，或者
相互间不协调的规范性文件等，要及时修改或废止。
& & & 其二，加快关键领域的立法工作。对于涉及社区群众呼声较高的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问题，应当尽快出台相应的制度规范，为形成全覆盖的社区管理网络提供制度支持。
& & & 其三，加强社区组织建设的立法工作。通过制定政府部门规章或其他规范性文件，明确党支部、社区委员会、社区社会组织等各主体之间的法律属性、职能
& & &&其四，加强对社区管理行为的规范。通过出台规范性文件，明确社区管理的对象、内容、方式和程序，建立社区管理监督机制，保证各类组织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
& & & 此外，在日常管理中，还应大力推进农村社管理和服务，其关键在于规范和协调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为此，应将现代契约精神引入社区管理，把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容易引发矛盾纠纷、产生不稳定因素的事项，通过合同、协议、纪要等书面形式规范化、制度化。
& & &（四）加强社区治理体系运行的资源保障
& & & &其一，建立稳定化、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农村社区工作队伍。具体而言：加强培训和培养力度，提升社区工作人员应对复杂情况的能力，优化社区管理队伍的内部结构；改善社区工作、生活、发展环境，完善绩效考核、薪酬福利、职务晋升办法，建立吸引和凝聚优秀社工人才的激励制度，保证其“ 服务在社区，发展在社区”；出台各种政策，鼓励、引导和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建设，使之成为社区管理服务的有益补充。
& & & 其二，建立“政府投入为主、农村社区自筹为辅、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多元化经费保障机制。这可从以下几方面协同发力：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将社区建设经费列入各级财政预算并逐年增加，提升社区建设支出的比重；通过以奖代补、以物抵资、先建后补等形式，探索“社区自筹、政府托底”的财政支持新模式；采用公开招标、委托管理、项目外包等途径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将市场力量引入社区建设和发展之中，实现财政支持与市场调节的有效配置；成立社区非公募基金，动员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为社区建设捐赠资金。
& & & 其三，建立科学、合理、无缝隙的社区基础设施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固定性强，必须建立合理的规划机制。首先，要按照人口比例和服务需求建设相应的公共服务设施，防止出现“建了废、废了拆”的怪圈；其次，提升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做到“短期不落后，长期可使用”，满足居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再次，拓宽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运营方式，鼓励多种经营方式并用，提升基
础设施的使用效率和投资效益。
& & & 其四，建立覆盖面广、兼容能力强的信息网络平台。信息化建设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有计划、有步骤地扎实推进，保证“横向到边、纵向到沿”；统筹规划、整体设计，建立统一的社区管理数据中心，实现信息“分头采集、关联使用”，避免各自为政、重复建设；注重人性化设计，简化操作难度和程序，方便社区工作人员和居民使用；利用QQ 群、微信等社交平台畅通民意诉求渠道，拓宽社区治理的参与路径。
& & &（五）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能力社会组织是促进社会良性运转的重要力量，在整合社区资源、满足群众需求、维护社会稳定中起着桥梁和纽带作用。针对当前社区社会组织能力不足、分布不均、公信力不强等问题，应按照“三个统一”的要求加大对社区社会
组织的引导和扶持力度。
& & & 其一，“松绑”与“规范”相统一。降低社会组织注册登记的门槛，对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分别采用“批准”、“许可”、“备案”的登记方式，探索注册登记与监管相分离的模式，对有助于社区发展的社会组织，要降低准入标准，简化登记程序。同时，加强监管工作，规范社区社会组织的内部运行和外部服务，促进社会组织运行和活动的标准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 & & 其二，“赋权”与“增能”相统一。政府部门尽快将宜于由社会组织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能转移出去，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行业协会、学术型组织、职业及从业者组织在社区管理服务中的作用，探索建立“ 枢纽型”社会组织，对同类型、同性质、同领域的社会组织进行联系、管理和服务。同时，为社会组织提供财政补助、税收优惠、人才交流、项目对接等支持，按照“十有”标准（即有牌子、有章程、有场地、有资金、有机构、有人员、有制度、有活动、有单独账户、有党的基层组织）推进社区社会组织
建设，切实增强社会组织的社区参与能力。
& & & 其三，“制度建设”与“理念培育”相统一。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除了制度环境的改善和政府的支持外，社会舆论还应倡导“ 法治、平等、诚实、互信、互助”的理念，引导公众有序参与公益事业，让社区社会组织在共建共享的文化氛围中运转起来。
参考文献：
& & & ①程又中、李增元：《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在变迁中重建》，《江汉论坛》2011年第5期。
& & & ②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 & &&③ 潘泽泉：《行动中的社区建设：转型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 & & ④石发勇：《准公民社区――国家、关系网络与城市基层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
& & & ⑤项继权：《农村社区建设：社会融合与治理转型》，《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2期。
& & &&⑥项继权：《中国农村社区及共同体的转型与重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2009年第3期。
& & &（作者单位：李润国：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黄大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姜庆志：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李国锋：黄大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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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面临的挑战与对策——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
社区治理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日 15:47
| 作者:于瑞林
创新的第二个模式就是共治、共享社区治理模式，通过社区共享、共治模式，激发社区居民的主动性，房山区有13万登记在册的志愿者，大批参与社会服务和社会劳动。共产党员应成为社会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和引领者。通过社区文化、法制、道德、精神的培养与营造激发居民关心社区、热爱社区的主动性，使他们有发自内心的归属感，自动参与社区治理和服务。我们为社区的老百姓义务理发到今年已满27年，无论是男是女，一代一代传承，激发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主动参与到社区活动中来社区治理是现代社会管理中遇到的普遍性问题，尤其是在我国城市迅速发展和居民快速增长的形势下，我们遇到了很多挑战。我认为，主要挑战有三个，一是社区治理精细化遇到的挑战。二是共享、共建、共治，新理念遇到的挑战。三是基础设施、公共活动空间等资源不足遇到的挑战。我想就这三个挑战一一做阐述。第一，社区治理精细化遇到挑战。我们治理精细化投入很大，房山区投入了几千万元建立了网格化管理系统，去年已经把城管的网格管理系统接入到全区的大系统，但是依托这个网格化打造智慧社区平台才刚刚起步，服务资源的大数据还没有跟智慧社区平台完全有效对接。另外，人、地、事、物、组织，它的信息更新与调整变化，特别是社区居民个性化需求如何用大数据显示出来，反映到我们的智慧社区平台上，这个工作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开发。针对这种现象，我们提出要打造智慧社区的治理新模式。我们采取了几个办法，一是以智慧社区为抓手，每年以项目的形式向政府申请专项资金，投入到这个智慧社区的平台建设中。二是以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为服务的基本平台，把智慧社区的网络系统打造以后，对接到网格化上。三是以强大的后台服务资源为后盾。如果智慧社区的平台建好了，后边没有服务平台、没有服务的资源，老百姓也不能用，所以必须落实。四是政府要有意识地把智慧社区和现有社区管理平台与市场无缝连接，实现个性化需求，集约化服务；并在上海、北京等地先行推广。我在四年前就提出来要建设区域性综合服务社区，并且抓了试点。个性化服务要起到桥梁作用，大家看到智慧化社区，我们下载一个APP，居民需要医生上门来服务，打一个电话，这个平台就可以把医生派到家里；老人病了，在手机上发一个短信，医生在10分钟之内就到他家了。我们社区服务主线是“一老、一小、一环保”，其实就是老人、孩子和环保。环保，现在已经确定了示范化社区，推行垃圾不落地的无害化处理。每个家庭按照要求，在智慧社区里，把垃圾分类装在每一个桶里，如果装错了，传感器后台马上知道，立刻用手机提醒，这样志愿者把垃圾拉走后，分门别类进行处理，比如说我们燕山建了一个专门处理厨余垃圾的加工厂，厨余垃圾到那以后经过发酵、分馏、消毒，就变成有机肥，玻璃垃圾、酒瓶、铁，不容易化解的垃圾，我们都会分类处理。第二，共建、共治、共享这个新理念，应该是未来社区建设的方向。我国的社区传统上说，绝大部分都是封闭式管理，一个社区就是一个小的单元，它的道路都有围墙，有大门，门口还有个卡子，进门还要刷车牌号，我们的居民小区绝大多数都是这种封闭式管理的，很难做到共建，社区里的银行、学校、机关单位也都自我封闭。我们提出共建，首先就是要敞开大门，当然这是我们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很多新型社区，买房的主要是外来人，本地人占不到多大比例，所以新型社区大部分都是陌生人社区，社区的归属感和对社区治理的参与感不强。单位服务设施不开放，资源不共享，小区里的机关、银行、厕所都不会让外人共享，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共治、共享社区治理模式，通过社区共享、共治模式，激发社区居民的主动性。房山区有13万登记在册的志愿者，大批参与社会服务和社会劳动。共产党员应成为社会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和引领者。通过社区文化、法制、道德、精神的培养与营造激发居民关心社区、热爱社区的主动性，使他们有发自内心的归属感，主动参与社区治理和服务。要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我们社会办的工作还有一项内容，负责区政府每年向社会组织购买社会服务的财政拨款、项目评审和绩效考核。我们对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主线就是一老、一小、一环保。居家养老是核心，因为我国已经全面进入老年社会，居家养老已经成为我们社会服务、社区服务的主体。对零岁出生至30天的小孩，我们创办了亲亲代属早教社会组织，即早教中心，出生30天就可以送到中心直至满三周岁，该上幼儿园为止。我们实行会员制，让小孩健康成长。低碳环保，我们提倡低碳社区，从垃圾处理到出行，尽量减少开车，我们朝阳镇搞了一个养老中心，群众出行提供电动汽车，在市区上班的人从社区接到地铁站。这里占地12000平方米，可以接收350名各种类型的老年人。第三是基础设施、活动空间不足所遇到的挑战。在座的各位可能都有感受，我们新建小区都是20年前起步、30年前起步，30年前我们没有预料到经济发展的这么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这么快，所以当时买汽车还觉得很奢侈，现在北京已经是平均3.5个人就有一辆汽车。我的家庭5口人，除了上幼儿园的小孩子没有车，共4辆车。所以北京现在已经拥有将近600万辆的机动车，在社区停车成为最大的难题。社区服务机构活动空间、办公场所不足，我们投入5.1亿元人民币，解决了房山区121个社区的办公用房问题，每个社区不低于350平方米。停车难、社区办公场所问题初步得到解决，我们现在正在想办法开发地下空间，把那些地下空间都变成社区居民活动的场所。我们大力倡导开放式美丽社区，社区内的所有机关、学校、企业单位都是开放式的，都要参与社区美好环境的建设，我们已经在北麓院建立了综合性的试点，银行、医院、公安都有，把开放式的社区打造成最美的城市家园。实现社区范围内各单位资源共享：办公室、厕所、食堂都可以共享。引入高科技手段开拓可利用空间，我们原来的供暖方式是锅炉房烧煤，为了改善北京的空气质量，我们把锅炉房都去掉了，改烧燃气。我们还建了一个立体停车场，这个停车场可以解决周边居民几百辆停车问题。加强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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