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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90后是垮掉的一代？对此我想说：没错！确实是！被压垮的一代！如今的90后成为了房奴主力军。和80后不一样，现在的90后无论是“”还是“不买房”都是最难的一代。
首先来看90后“买房”一族。90后们相比80后来说，买房积极性已经不是很高了，很多甚至放弃买房，连结婚的欲望都没有。为啥？只要想一想，90后买房之后将要面对什么样的生活就知道了。
90后买房风光的背后是掏空了夫妻双方两代人近30年的积蓄和改革红利。买完房之后，需要还20年或者30年房贷。到了中年，要赡养2个60后老人、一到两个20后，父母养老、子女上学，同时还要攒出来近百万的工资用于支付房贷，可能吗？如果你感到困难，想也不行，因为子女需要一个家。而且父母的积蓄都给你买房了，养老的重担几乎全压在你身上了。还有人异想天开：我投资房子不行吗？不行！因为你没有资本投资。资产变现之后才能算资产，没有变现就叫消费，你的房子不能卖，所以投资也行不通。
再来看看90后“无房”一族。“无房”一族更惨，在现在这个物质时代，没房你能娶到媳妇吗？即使，你六根清净，佛系青年，打算不买房结婚，可是总要吧。目前，国内各大城市房价几乎年年在涨，房贷利率也在涨，这种情况下，租价不可能不涨。如果租价不涨，就没人愿意租房了，这又导致供小于求，租价就不可能不涨。不过无房一族生活水平肯定要比有房一族要高很多，但想要结婚生子除非回农村生活了。但话说回来了，回农村怎么给孩子更好的教育，对象愿意跟你回农村吗？
综上，90后“买房”一族和“无房”一族，就像分别买了卧铺和站票的乘客，当火车脱轨的时候，下场是一样的。如今房价泡沫已经完全成为金融性泡沫，即使再降数倍也难以回归正常水平，这不是针对一线城市，而是全国所有热点城市。房价正逐渐掏空人们的消费力，90后想要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明知前面是悬崖，但却不得不跳，因为你没有选择未来的权利，无疑90后是最悲催也是最难的一代！
暂无评价，快来抢沙发吧～史的温情和敬意，也看到了时间的无情和冷酷。
三十年河西过去的世代无人记念？
我们富裕，我们繁华。我们网络了，我们国际了。这个时代太在乎它得到的东西，却想不起来正在消失
　　在奔跑的年代，怀念是件很艰难的事。小学同学的名字，通常会忘记一大半。三姑六婆的辈分，也记不确实。30年过去了，就连历任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也难免在民族的记忆里淡去。就像多年前，红遍大陆港澳的歌星谭咏麟唱的那样，“风雨的街头，招牌能够挂多久；爱过的老歌，你能记得的有几首；交过的朋友，在你生命中，知心的人有几个？”人一辈子，核心的朋友圈总有一个量。看其他人出没在一个人生命中的K线图，就知道这个人一路奔跑，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国家也是如此。时代高唱进行曲，将一些人献给他们的观众，将另一些人移往幕后。政府、媒体、公众；政治、文化、潮流，都充当着舞台调度。多少事物崛起，多少事物消失。20多年前，崔健第一次替时代发出嘶吼，“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西谚说，过去的世代，无人记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记念。因为繁华如烟，过去就拉倒，一些人我们忘了，一些人我们不知道去了哪里，还有一些我们死活想不起来，另一些我们不愿想，不能想，或不敢想。
　　每年有多少书籍，刚一出版就被遗忘；多少电影，还没公映就转到电视的某个频道去了；多少言语，还没说出口就被屏蔽；多少小摊小贩，走着走着就不见了；多少夜市，灯一亮就成了聊斋；多少邻居，还记不住名字，就被拆了；多少平民，还没来得及喊一声，就变成了穷人；多少人去了，钱还没挣够；多少人走了，钱还没花完。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高歌猛进，推陈出新，是这个时代带给所有人的梦想。更快、更高、更强，教会人们不再回头，大家都学会了这样说，我最好的作品是下一部，我最爱的人是下一个。
　　民族理想的变迁
　　三十年河西，是从1978年一个伟大的目标开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四个现代化”列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新时期的主要任务。和“五讲四美三热爱”一样，这个已消失多年的短语，曾经出现在数亿中小学生的作文结尾里，“我决定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终生”。
　　伴随着这一理想的英雄人物，是越高尚越快乐的曲啸叔叔、李燕杰叔叔，和越残疾越美丽的张海迪姐姐。他们的“思想境界”，将整个时代的理想主义情结，以另一种方式点燃。更令人心潮澎湃的，是红遍大江南北的香港歌星张明敏。“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海外华人这样掏心窝子，带给时代的自豪感，不亚于2个点子的GDP。
　　那时候没有偶像一说，这些昙花一现的灵魂人物，在20世纪80年代，既吻合了主流的思想解放，又部分切合了民间的启蒙浪潮。尤其是发出人生意义拷问的潘晓，跳入化粪池抢救老农的大学生张华，将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思想教育，以旧瓶子装新酒方式，悄悄扭向人文主义的萌发。
　　当穆铁柱、朱建华，以及中国女排，在身体上成为世界巨人、掀起亚洲雄风时，他们也成了寄托全民族巨人梦想的LOGO。这是与今天的李宇春和刘翔们不同的。英雄和偶像的区别就在于，所谓英雄，就是国家主义的偶像；所谓偶像，就是个人主义的英雄。
　　就像庞中华如日中天的钢笔字，连同他的名字，都是一个大写的民族自强之梦的投射。在庞中华那里，人人练好钢笔字，是一个民族理想与个人奋斗的充满形式美感的契合点。这和以后在李阳那里人人学好英语的意味，也是完全不同的。
　　直到80年代末，前10年的文化英雄开始大批失踪。在民间，诗人和报告文学作家，是两个大众化的文化集团军。他们如潮水一般地来，然后一个一个被遗忘。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民族的危机与未来的思考，往往具有轰动效应。最轰动的一本书，是1988年何博传的《山坳上的中国》。也许30年来，没有第二本专著可以超过它当初的洛阳纸贵。但几年以后，何博传就迅速消失在中国知识界和舆论的视野中。
　　90年代初以后，我们中间的公众人物，开始出现一个最大的嬗变，就是从英雄到偶像。一方面，国家理想与个人理想开始剥离；另一方面，国家理想也开始与文化理想对峙。于是像张海迪这样的、将意识形态与道德价值融于一身的人物，几乎不可能再出现了。官方树立的英雄，不再成为民间的偶像。而民间的偶像，也不太可能成为官方认同的英雄。这样带来两个结果，一是公众人物越来越多元化，人也越来越有意思了；二是民间的理想和舆论，开始独当一面，形成了一套稳定的、并开始具有市场价值的人物评价系统。所以崔健这样的人物，可以从不在主流意识形态那里获得承认，民间也有本事长达20年不将他遗忘。换句话说，在谁被遗忘、谁被记住这一点上，市场化使老百姓拥有了比以往更多的影响力。
　　文化理想的破碎
　　1993年，“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出任国家副主席，与2004年的“私产入宪”遥相呼应，显示着民族理想的多元糅合。“弄潮儿”一词，也迅速成为对层出不穷的改革家和企业家最体面的称呼。但从步鑫生到禹作敏，从牟其中到胡志标，各领风骚三五年，谁个不曾红极一时。在老百姓用电饭锅取代米汤滤饭、用空调取代火炭、用卫生纸取代草纸的岁月里，这些人物如走马灯转，象征着我们摸着石头过河的代价。
　　其实市场从来没有成为过一个完整的理想，所以市场也从来没有诞生过一个完整的偶像。尽管有钱人大不同，人人都向往，但迄今为止，真正站得住脚的偶像仍然是文化性的，而不是财富性的。换句话说，财富性的偶像仍然比文化性的偶像，失踪的比例更大，消失的速度更快。
　　我们忘记的人越来越多，是因为无数的人加起来，才能算一个完整的人。其实我们忘记的，只是一个破碎的文化理想的片断。我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却不知道时代往哪里去。瓦房消失了，院坝消失了，弯曲的街道消失了，旧书摊和担挑的货郎消失了，整整一代人失去了他们的弟兄姊妹，“表哥”和“舅舅”在今天的儿童那里，正在成为文言文。当拆迁的速度超过了人际交往的速度，堕胎的速度超过了爱情的速度，疾病的速度超过了社保的速度，立法的速度超过了执法的速度，民间就一边继续生长，一边继续消失。
　　今天，仍有年轻人在读三毛和席慕容的诗。但90年代初红极一时的明星诗人汪国真，却已花果飘零，甚至如某部肥皂剧，消失在了千万读者的记忆里。文化理想的破碎，市场理想的残缺，和国家理想的缺席，使80年代后期以来的公众人物，一度迎来了文化上的粗鄙化和怪力乱神。当政治人物逐渐被祛魅，在从政治偶像、文化偶像走向市场偶像的青黄不接的过程中，新的“造神运动”带着对理性主义的一种民间宗教式的反弹，开始崛起。一个象征性的神话，就是80年代名震宇内的“海灯法师”。这位老人号称“少林主持”，却得不到少林寺认同，以“二指禅”绝技名震天下，却没人真的见过。海灯声名鹊起，任全国政协委员，生前受万千弟子膜拜，有电影、电视剧为其立传，首开30年来气功、特异功能和民间宗教浪潮的先河，直到1998年《海灯神话》一书出版，揭露其神话的记者敬永祥在2000年获得反伪科学奖。此时，人们早就忘了当年那位始作俑者的“法师”。
　　失踪的三十年
　　民间对三十年河西的记忆，是从改革之后的一份对前三十年盖棺定论的文件开始的，即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加上几次宪法修正案，就构成了这三十年一个宏大叙事的边框。
　　所有的人与事都在里面装着，装不下的或者被人扔掉，或者自己走开。时代变得越快，忘记和消失的就越多。如果说，在民间和文化的意义上，这三十年最伟大的成就就是重新发现了个人，重新寻找和捍卫人的自由和尊严。那么，留在我们记忆中的，和没能留在我们记忆中的人物，就是三十年河西交给每个公民的一份答卷。到底谁留下了，谁失踪了。谁永垂了，谁蒸发了。就像数一数自己身边的朋友，就知道岁月带给了我们什么。
　　“精神污染”消失了，“靡靡之音”也无人再提；“投机倒把”消失了，东北的君子兰、广东的兰花和四川的海狸鼠也消失了。1993年，轻工业部消失了；1998年，邮电部也消失了；1997年，“反革命”终于从中国的法律文件中消失了。
　　国有企业不断消失。一座座古城不断消失。2003年，孙志刚消失了，连“收容遣送”也消失了；2006年，“农业税”消失了；2007年，更多的死刑判决消失了。
　　以及痰盂消失了，大碗茶消失了，面的消失了，夜市也消失了。一切底层的生活方式都在城市里不断失踪，连蔚蓝色的天空也跟着失踪了。文化意义上的邻居消失了，四海之内皆弟兄的家庭原型也消失了。最便宜的药物失踪了，最昂贵的贞操也失踪了。最短的诗歌消失了，最长的爱情也消失了。
　　曾经的先锋小说、第三代诗人；曾经的海鸥相机、乐凯胶卷；曾经的苏小明，曾经的校园民谣；曾经的劳模，曾经的三八红旗手；曾经的大型团体操，曾经的启蒙读物《青年生活向导》，一一在我们的记忆里消失了。时代在进步在发展，观念在变化在更新，于是有的被替代，有的是被扼杀，有的是被抛弃，有的被隐藏。
　　我们富裕，我们繁华。我们网络了，我们国际了。这个时代太在乎它得到的东西，却想不起来正在消失的一切。没有少年人知道20年前的事，没有青年人了解30年前的苦难。人死了有一座墓，时代死了却不肯修一座博物馆。于是人们想起来说，你要重新去拜孔子。如果说，人衰老的一个标志，就是离得越近的事越想不起来，越远的事反而记得清楚，那么三十年河西，我们是正在成熟呢，还是正在衰老？如果说，人的自由和尊严，一定是与记忆有关的，那么仿佛没有昨天地活在今天，到底是正在自由呢，还是正在成为时代的囚徒？
　　最兴奋的，是到处充满崛起和复兴的盼望。
卢新华：伤痕文学注定是短命的
　　1978年初，24岁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新生卢新华写出了他的第一篇小说《伤痕》。他将自己的作品交给朋友和老师阅读，反响平平。之后，在一次班级策划的墙报上，卢新华贴出了这篇小说。令他毫无思想准备的是，在复旦校园，这篇小说被迅速传抄。墙报栏前人潮涌动。
　　这年8月11日，在反复酝酿和修改以后，《文汇报》冒着一定的政治风险，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这篇7000余字的学生作品。因为《伤痕》，当天的《文汇报》加印至150万份。一夜之间，“卢新华”这个名字为国人所熟知，“伤痕”一词很快成为追溯“文革”记忆的文学思潮的名称，“伤痕文学”也经由这篇小说发轫、命名。
　　这位务过农、当过侦察班长的老兵，刚刚从柴油机厂的油漆工转变成大学生，从此被写入当代文学史。他很快成为“文革”后第一批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文代会代表……《伤痕》之后，他写过十几个短篇和一个名为《森林之梦》的长篇。“都被《伤痕》的光芒掩盖住了，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赌场里面看佛经
　　大学毕业后不久，卢新华辞去《文汇报》记者一职，下海经商。1986年，在当时的“出国热”中，卢新华去了美国，用两年时间，攻下加州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在美国的卢新华经历了事业和生活的多次起落。他跟人合伙开过公司，也曾做过金融投资，但都不成功。学生时代，他就曾靠在有“小巴黎”之称的小镇西木村踩三轮车补贴家用，后来一度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以发牌为生。
　　“实际上，我在美国的生活并没有文字描述的那般悲情。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在加州大学附近的旅游区踩三轮车，对学生来讲是一项颇为划算的工作。‘小巴黎’一到周末就封锁道路，只有三轮车才能通行，干这份工作的人几乎是清一色的来自我们学校的大学生，而且基本上都是白人。他们踩三轮车固然也是为了挣钱，但好像更是为了锻炼身体，所以，他们干起活来通常都笑容满面，风度翩翩，一举手，一投足，一声吆喝，姿态也很优雅，因此我渐渐地也爱上了这一行。既然做一个中国人心目中的三轮车夫我也不以为意了，我觉得再也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东西了。”
　　凭着踩三轮车赚出来的生活费，卢新华拿到了硕士学位，把妻子和女儿从上海接到了美国。不久，第二个孩子和第三个孩子相继出生。
　　7年赌场发牌手的生活，也不像国内想象的那么凄凉。“在美国做发牌手，要读专门的职业学校，拿到资格证以后才能上岗。工作轻松，且收入不错。”当时卢新华在金融、期货和股票生意上赔光了所有积蓄，必须以“短、平、快”的方式补回损失。“上海《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我，初稿中曾说我去赌场发牌是为了丰富创作阅历。我说这不对，我去赌场发牌主要是为赚钱，因为我需要养家。但我的确喜欢从赌桌上看人生。民间有句俗语，叫‘赌桌上选女婿’，意思是说一个人的品性尽管平时不容易看清，但一到赌桌上，因为有切身利害冲突，很容易就会暴露出来。”
　　每个GAME间歇的那半个小时，这位发牌员常常摸出一本书来读，现在说话满口佛语禅机的他，就是靠这些零碎时间读了大量的佛经。
　　我不想再谈《伤痕》
　　2004年，卢新华带着他的新作《紫禁女》回到国内，小说讲述的是一位天生的“石女”与3个男人的情感故事。
　　评论者普遍认为，在小说表面的情爱故事之下，“紫禁女”沉重地表达了一个打破先天封闭限制、走向自由开放的生命体所遭遇的无与伦比的痛苦历程。学者分析，卢新华以“石女”隐喻半封闭状态下的中国这一意图非常明显。如石女的初恋情人吴源象征着儒家，他入世、积极，作者对这个人物批判居多；另一个恋人常道则是道家的代表，以天地和谐为理想，以退隐无为看人生，看似能够达到最高的人生境界，其实却缘自生理上的缺陷；石女的“假丈夫”大布鲁斯则是典型的基督教文化象征。女主人公与这3个人物的纠葛，揭示了多种文化在互相激荡、碰撞中对中华民族的影响。
　　重新回到祖国的文坛，卢新华依然绕不开《伤痕》。许多记者找他访问，谈《紫禁女》者甚少，谈《伤痕》者甚多。他一再对记者“申诉”，“我已经不想再谈《伤痕》。”他甚至公开“自我革命”：《伤痕》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伤痕文学”必然是短命的。
　　为了《紫禁女》一书，他辞去了工作，在上海购买的寓所住了半年多，等小说弄完，他还得回到美国，重新找职业谋生。
　　“这些年关于我的传言基本属实，又基本失真。我不奢望大富大贵，但还是会想办法赚点小钱来养我的文。目前我的生活方式是，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往返于中美之间，‘此岸、彼岸且跋涉，空花水月浑不觉’，但可以肯定的是，今后我的生活中，写作的比重比起从前会要大一些。”
　　人物周刊：《伤痕》当时“让全国人民泪流满面”，你自己哭了几次？
　　卢新华：我能够记忆得出的是写《伤痕》时曾大哭过，《伤痕》最初在学校墙报上登出来以后，许多围观的读者都是一边读一边流泪。
　　人物周刊：客观地说，现在回过头来看《伤痕》，不管它在当代文学史上地位多么卓著，它依然只是一篇青涩的、有点牵强的学生习作。它的意义在于，在时代最需要的时候喊出了第一声，全国人民哭，其实都是在哭自己的遭遇。你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能够比较独立和批判地看待你的《伤痕》的？
　　卢新华：我并不认为《伤痕》是一篇“青涩的、有点牵强的学生习作”。它可以说是“稚嫩的”，但并不“青涩”和“牵强”。它能够打动那个时代的千千万万读者，靠的是“真实”和“真情”。你可以说当时全国人民都在哭，都在哭自己，但你得承认，人们首先还是在为作品主人公的悲惨遭遇而一洒同情之泪。比如，我的母亲、北京的表姐，还有身边的许多朋友，他们都明知作品是我虚构的，而他们自身也没有类似《伤痕》主人公那样的遭遇，但他们还是忍不住“热泪盈眶”。对于它的“稚嫩”，我一直是心知肚明的。而且，我也知道，它的影响力和震撼力其实来自当时的天时、地利、人和的众缘相助。
　　人物周刊 ：据说中国文人下海，你也是第一个，当时离开《文汇报》去经商的真正动因是什么？
　　卢新华：就我所知，在我之前肯定还有别人，比如女作家黄宗英那时就在蛇口开办有“都乐文化娱乐公司”，因为赵丹先生生前曾计划过拍摄《伤痕》，我和她一家都很熟，初到深圳时还常去拜访她。但黄宗英之前还有谁，我就不甚了然了。
　　我是1985年辞去《文汇报》的记者职务，和上海的几个作家朋友一起到深圳办公司的。最初的想法觉得自己一生中“工农兵学”都经历过了，惟独“五行”缺“商”，从文学写作需要生活体验的角度出发，觉得也应该补上这一“行”才行。此外，也有赚一些钱获得经济上的自由后，可以不必再看“领导者”、“审查者”的眼色，随心所欲，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想法。
　　人物周刊：说说当时经商的经历吧？
　　卢新华：最早是和云南省农场局在深圳开办的一家“深圳云兴公司”合作，创办了“新亚洲实业有限公司”。开业不久，因为与几位作家朋友为人事问题发生一些分歧，我就主动辞去了原来内定的董事长和总经理职务，转而去上海外国语大学出国培训班进修英语，预备出国留学。其时，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森林之梦》正由浙江文艺社出版，我是先预支了一千多元稿费去交培训费的。此后大约半年多时间，我一直处于无工资可领的窘境，只能在学习之余每周为《文汇报》写一篇千余字的文学评论文章，得30元左右的稿费聊补家用。
　　人物周刊：在国外，你也办过公司，做过投资，但似乎你并不是一个出色的商人？
　　卢新华：出国主要是为了“行万里路”，开阔自己的视野，继续获取经济和精神上相对的独立和自由，同时也为了能放下身上因《伤痕》而积聚的荣誉光环。到美国后，我踩过三轮车，与人合伙办过公司，做过期货和股票，去赌场发过牌，也回国内投资办过服装厂。如今，合伙办的公司早已注销，做期货和股票赔光了当时所有积蓄，在国内办的服装厂仅存在了4年多即已倒闭。可以肯定地说，我决不是一个出色的商人，甚至不是一个合格的商人。我的性格和血液里始终有一种东西让我在经商时不能全身心地投入。赚钱对我诱惑力自然很大，但我的精神层面又常常会涌起一种冲动去抵制这种诱惑，去认识到财富如同一切浮名一样，也是“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所以，对自己经商的失败，虽然有些遗憾，却也不至于耿耿于怀。
　　人物周刊：你少年时候的理想是什么？
　　卢新华：我年少时的理想是长大了开汽车，这个理想我20多年前就实现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理想早已改变了。但我可以对你说，商人从来就不是我的理想，当作家也不是我严格意义上的理想。所以，经商打零分也不要紧，当作家能及格就行。
　　人物周刊：在离开母国，转换文化背景后，跳出一种时空再来反思中国这几十年的政治与社会的流变，你的思想又经历了怎样的转变？
　　卢新华：我不习惯于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发表直接的意见，而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艺术地含蓄地表达出来。如果你读过《紫禁女》，一定可以注意到，我对我们仅用了一二十年时间，就将我们祖上用了几千年达成的信条“存天理，去人欲”(尽管这大可存疑)改变成“存人欲，去天理”，是很有些“痛心疾首”的。
　　人物周刊 ：《紫禁女》面世以后，反响如何？
　　卢新华：《紫禁女》推出后的市场反响我还是很满意的，一方面专家的评论比较多、且比较正面，另一方面读者的信息反馈也比较热烈。《紫禁女》好读，也不好读，可以说能真正读懂的人并不多，因为通篇充斥了隐喻，文化的负载比较多。但仅就表层的情爱故事而言，证明还是可以吸引相当的读者的。
　　人物周刊：如果一定要做一道选择题，你希望中国的人们：A.记住《伤痕》，忘记卢新华。B.记住卢新华，忘记《伤痕》。你怎么选择？
　　卢新华：“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们所说《伤痕》，其实非《伤痕》，是名《伤痕》；我们所说卢新华，其实非卢新华，是名卢新华。如是，我希望无论“我”或者“众生”都不必执着和拘泥于“伤痕”和“卢新华”这样的名相，还是“无所住而生其心”吧。
宁铂：远去的少年天才
能不能不再提宁铂——在谈论少年班或神童这类题目时？不可能。这个少年的出场及其中年时的谢幕都饱含戏剧性，符合中国人的集体心理，符合他们对神化和传奇的永不餍足的需求。他们，在那个特定年代共同参与了神话的缔造和后来的“伤仲永”。
　　“百废待兴”和少年俊杰
　　1978年，全中国的报纸、杂志、电视聚焦一位名叫宁铂的少年天才。20多年后，有人把他与张华、朱伯儒并列为那一年的“时代人物”。
　　1964年，宁铂降生在江西赣州市一个普通家庭。这个没上过幼儿园的孩子，很早就表现出一些天赋：两岁半，能背30多首毛泽东诗词，3岁能数数到100，4岁认得400多个汉字。5岁，他在赣州提前进了供电局子弟小学，没多久随父母下放，去了于都县梓山公社河坑大队第4生产队。
　　那是“文革”岁月。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宁铂当时没学可上，在家待着“乱翻书，翻大人的书”。他翻中医书，很快就会开药方；翻围棋书，没多久就能与大人对弈，还能授三五子；他看唐诗宋词，即能吟诗作对，时年9岁。父亲宁恩渐意识到儿子智力超常。
　　还有一个有待确认的说法：宁铂六七岁时生过一场大病，吃过一些滋补品，据说营养补剂促他早熟，他在11岁就进入青春期。他显得比同龄孩子“沉静、坐得住，自控能力强，学习更自觉”，另一方面，他确实较早对异性产生兴趣。采访中，一位培养了近20位“少年班”大学生的退休教师说，宁铂的基础其实打得并不扎实。
　　1976年“文革”结束前，李政道教授给中科院写信，要求快速恢复发展科技、教育，获当时兼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的赞同。
　　1977年10月末，宁恩渐的朋友、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倪霖，给方毅副总理写了一封10页长信，举荐天才少年宁铂。11月3日，方毅副总理将此信转给当时的中科院下属单位中国科技大学，上有批示：“如属实，应破格收入大学学习。”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了，“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成为一句口号，少年班的气候初步形成。
　　信寄出10天后，中科大两位老师抵达江西，到宁铂就读的赣州八中面试。考的是数学，同时参加的还有两位早慧少年，宁铂得了67分，排名第二，第一名80多分，第三名64分。宁铂90年代末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如果当时抽考物理他肯定最差。他不明白比他分别大几个月和1岁的两位同学为什么没被录取。
　　1978年初，宁铂受到方毅副总理接见，两局对弈，宁铂全胜。当年最吸引读者的新闻之一，就是江西“神童”宁铂的传奇，配有他与方毅副总理下围棋的照片。
　　1978年3月，14岁生日还没过的宁铂走进中国科技大学校门，成为中国第一批少年大学生中声名最响的一个。同一批进校的少年大学生还有20人，如谢彦波(入学时仅11岁)，申喻(当年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有这样的报道：年仅14岁的初中生申喻参加高中数学竞赛，提前1小时交卷，却夺得第一名。科大三年级时，发现并修正了大学线性代数教科书中一类定理证明的错误，引起教授和校方重视，此事由新华社报道，并附申喻与教授们手捧书本的照片，后为各地报纸转载)、谢旻(现执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郭元林(现任清华紫光集团总裁)。
　　1979年，年仅11岁的张亚勤入校。他后来回忆说，1978年，他在《光明日报》上读到一篇报告文学，讲的是“神童”宁铂的事迹，看完后他激动了整整一天，整晚睡不着；几天后，他跳了级；6个月后，他也考入中科大少年班。他在科大默默无闻，后来赴美留学，获华盛顿大学电子工程博士学位，担任过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科学家，如今是微软全球副总裁。2004年，他与科大校长朱清时一起出现在上海，应对自如，只是早生华发。
　　值得注意的是，年，中科大试办两届少年班都采取学校派人亲自面试，自出考题、破格录取的模式，没有参加高考。到1980年，少年班选拔一律通过高考，然后学校复试筛选。“这等于说，对于那些有天赋、有专长的孩子，最后还是用应试教育这一套，用高考这把尺子去衡量。”那位培养了近20位“少年班”苗子的老教师说。
　　1984年，邓小平接见华裔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丁肇中，谈及前3届少年班学生的优异表现：70%读了研究生，其中有16岁就获博士学位的。丁肇中赞叹道：“这在国外是少见的。”
　　“破格提拔”在1984年下半年面积扩大：从中科大一所高校扩展到13所高校，其中有北大、清华、华中工学院、吉林大学等等。与之配套，全国省级重点中学开始为少年班输送优秀学生，当时比较突出的有北京八中、人大附中、天津耀华中学、沈阳育才中学、无锡天一中学。后来逐级向下，触角伸至小学。
　　于是，挂着红领巾的小学生跟中学生一起竞赛，个子短小的中学生跟大学生进一个课堂成为美谈，舆论异口同声，社会积极响应，恨不得家家出个神童。
　　“仔细想想，这种‘不拘一格降人才’跟当年的‘大干快上’、‘放卫星’、‘三年赶英超美’有相通之处，跟现在有些人抱怨的‘这国家跟打了鸡血似的’也是有血缘关系的。直到这几年科学发展观提出来之后，平衡、理性才纳入国家和人们思考的范围。但是在当时，舆论是一边倒的，就算基层教师发现了一些类似‘拔苗助长’的问题，提出过一些质疑，也被大环境的声音淹没了。”一位当年给少年班学生开过小灶的中学物理老师说。
　　如果宁铂成为一位高僧
　　当年所有的大报、杂志上都发表过这样一张照片：宁铂在中科大校园葡萄架下读书。这个葡萄架有段时间成为科大新生和来宾必瞻仰之处。
　　80年代，所有被归入“少年预备班”或“实验班”的神童苗子都记熟了宁铂这个名字和他的事迹，此外还有谢彦波、申喻、干政……许多家长也时不时拿一张珍藏的剪报出来吓唬自家天资平平的孩子：“你看看人家！”
　　事实上，宁铂入校后并不愉快。1年后他就告诉班主任汪惠迪：“科大的系没有我喜欢的。”当时他被安排攻读理论物理——中国科学界最热门的领域，而他在赣州八中时就不喜欢物理。汪惠迪打了一份报告，请求按照宁铂本人的兴趣将他转到南京大学去学天文。“但是科大不愿意放走这个名人。”多年以后，退休的汪惠迪告诉记者。从正面理解，科大将宁铂看成本校的“荣耀”，实际上已经将他当作“棋子”——尽管这些词语可能有失厚道，或者也有违主事者的初衷。
　　从1978年入校到2004年元旦后离开科大，25年里宁铂做过许多次“离开”的挣扎，无一成功。
　　他必须服从人们安排好了的事，父母、师长、学校、国家，满足媒体围观一位神童的嗜好，譬如他的“七步成诗”；他必须压抑16岁甚至更早即已到来的青春期的骚动，不能说，也无处求教，因为他是宁铂；他还必须无数次与“分数不理想”的现实搏斗，他确实聪明过人，但他的分数与神话不符，这让有些人觉得“宁铂已经不行了”。
　　一面陷入自卑的痛苦，一面又不得不武装成一个天才的样子——在对天文学的求学之路阻断之后，他转向了对神秘的“星象学”的研究。有老同学反映，“当时他就神叨叨的。”
　　1982年，宁铂本科毕业留校任教，“19岁成为全国最年轻的讲师”又是一则抓眼球的新闻。同年，他第一次报考研究生，但报名之后就放弃了考试；第二次，他前进了一步，完成了体检，随后又放弃了；第三次，他又进一步，领取了准考证，但在走进考场前的一刻退缩了。后来他对别人解释说，他是想证明自己不考研究生也能成功，那样才是真正的神童。但汪惠迪老师和许多人一致认为：他只是过分地惧怕失败。
　　如果一个人被反复告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那么这种选择属于正当防卫。事实上，没有人能够还原宁铂当时承受的那种“光荣”之下的压力。
　　1998年，宁铂与程陆华结婚，然后生子、给儿子喂奶、烫尿片、去菜场买菜……婚姻生活似不和谐，于是他醉心于研究佛学。2002年，他前往五台山出家，很快被学校领回去；一年后，他“成功”遁入空门。在此之前，他引高尔基一句话形容自己：“我的心眼，是皮肉上熬出来的。”
　　宁铂曾经说，自己是时代需求的产物，如果青春可以重来，他决不会再读少年班。
　　“我的那些同学，今天有的很棒，有些很平常，还有的不怎么好。”张亚勤认为现在就为这些当年的神童下定论为时过早。“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失败？大家的标准不一样。我们这些人才30多岁40出头，这个年龄很难讲是成功还是失败。如果宁铂以后成为一位高僧呢？”
　　2004年校方公布了这样一组数据：“中国科大少年班创办27年来，共招收1134名少年大学生，在已毕业的942人中，85%以上的应届毕业生考取国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生，300多人获得博士学位，并涌现出如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张亚勤、被授予美国‘青年科学家总统奖’的卢征天、被誉为‘纳米博士’的秦禄昌、世界上第一位认知学博士张家杰等国际知名的杰出人才，说明少年班的成才率和成才度都是很高的。”
　　现在，中科大的校史陈列室里，已是微软全球副总裁的张亚勤位居醒目位置，在几张有宁铂等人出现的图片下方，他们被统称为“少年班同学”。
28年“潘”＋“晓”
　　寒意潜入。星巴克的玻璃旋转门再一次被推动。
　　一位女士进入，张望片刻，迟缓地走到跟前，起初，脸上挂起应酬的笑容：“您是那位《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吧？我就是黄晓菊。”
　　口气如同电话里，“采访时间一个小时够了吧？”
　　尽管如此，应酬中也暗藏着她的精心：整齐打理的发型、两道描绘过重的眉、一抹浅浅的唇红，还有，她眼中的精气。
　　不远处，80后侍应生陌然看着。咖啡店里，青春洋溢与年过五旬，交相对映。
　　80后，又有多少人知道黄晓菊“红”在1980？
　　28年前，她也曾推动过一扇“门”——一代青年的思想闸门。
　　起因是1980年第5期《中国青年》杂志上，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这封信的主要执笔，便是黄晓菊。
　　“一个关于人生观讨论的选题”
　　1980年第5期《中国青年》。封面上，湛蓝天空下，一枝白玉兰春意盎然，蜜蜂在花瓣上飞舞。干净、朴素，没有“导读”与“要目”。
　　“我敢断言，至今仍有上百万人珍藏这期杂志，‘潘晓来信’代表了他们的青春与共鸣。”《中国青年》杂志社编委会副主任彭明榜笃定地说。
　　2000年，他参与编辑《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潘晓讨论’》一书，从而查阅了大量关于“潘晓来信”的讨论档案，采访了一个个当事者：
　　“组织讨论是《中国青年》抓重大思潮，让青年自己教育自己的一种传统方式。当时，青年中流行的口号是‘一切向钱看’，‘讲实惠’成为一种时尚。于是，它成为杂志的选题，交由编辑马丽珍主持。那时，领导干部特殊化正是群众议论的热点，‘讲实惠’搞不好就牵扯到这上面，比较敏感，不好收场。所以，她不想做。
她想到从群工部收集来的一摞信，多是青年人述说人生苦恼，看透社会，找不到出路等，模糊感到有一个新话题要产生。”
　　《中国青年》杂志社早期办公地点在北京三里屯，马丽珍和时任总编关志豪住在同一单元，回家路上，马向关表示想开展一个关于人生观的讨论。
　　《中国青年》思想教育部主任郭楠柠让马丽珍和另一编辑马笑冬共同完成，接下来，“二马”每天奔走于北京的机关，学校，商店，工厂，召开各种层次的座谈会。
　　座谈会上，青年人的思想充满困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虽在1978年被确立，旧的意识形态已受到了怀疑，但仍然占据统治地位；青年人穿喇叭裤，被批判成学西方颓废派，有些单位直接在门口设岗，见谁穿就把谁的裤腿剪掉；穿衣、夫妻关系，再到就业、离职，政府无不干预；政府一方面说青年人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而现实生活却是日复一日地毫无生气；政府宣传要忘我的精神和大公无私，但生活中人人都为自己着想。
　　在一次座谈会上，马笑冬认识了第五羊毛衫厂的青年女工黄晓菊。通过几次交谈，她觉得黄晓菊的经历和思想很有代表性，问她愿不愿意毫无隐瞒地写出来供青年讨论，黄表示同意。
　　也在这前后，“二马”到北京经济学院去开座谈会，经济学院的团委书记李庆堃向她俩推荐了二年级学生潘祎。李庆堃说，这个学生很灰，不久前刚寻过短见，可以和他聊聊。
　　“潘晓”出炉
　　“一系列座谈会后，马笑冬她们从中选了十多人写稿，我是其中之一。”黄晓菊说。
　　小钢勺在咖啡杯中舒缓搅动，回忆如涟漪泛起。
　　“那会儿，我因为严重的关节炎正在小汤山疗养院养病。人在生病时，容易思考人生，十几间病房就我一人，静极了。”
　　她拉上病房的窗帘，跪在地上，把病床当桌，“‘掏心掏肺’地写呀写，早忘了约稿的要求，一个劲在那儿倾诉。”
　　“我母亲响应号召，远赴内蒙支边，与当地一名解放军结婚。身为长女，我从小患上小儿佝偻病，被送回北京，在外祖父家长大。什么是血缘？什么是家庭？什么是亲情？虽然后来结婚生子，在形式上，我完成了一个女人应有的过程，但感情和心理上，我始终没有找到‘有家’的感觉。”
　　“我天生就没有所谓的‘正常’，天生就有无以宣泄、无以倾注的情感缺憾，天生就有一种‘叛逆’性格和无以名状的‘愤怒’，有一颗敏感而近乎神经质的心。”
　　她痛感：同龄的好朋友对我的痛苦给予过真切的同情，但说不上真正理解；社会的说教空洞而虚伪令人徒生反感；从小学五年级就赶上“文革”爆发，更没机会从知识的海洋中汲取豁达与智慧；严重的关节炎，使我步履维艰；低陋的街道小厂里与一群命运对之不公的残疾人为伴……这些就是我当时所处的主客观环境。”
　　缠线球是“主客观环境”里的具体工作。对于生存能力，黄晓菊特别自信，“不管多难的活，我保准干得又快又好。”
　　干完活后，她就跑去问同事，如果让你选择，你是愿意让毛主席接见你，还是看一眼演佐罗的阿兰·德龙？
　　你说，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难道你打算一辈子就这样织下去，扎下去？
　　领导对她忍无可忍，她偏干让他们堵心的事。
　　“有一次，眼瞅着变天了，暴雨即将来临。离下班还有几分钟，车间主任拍板放我们早点回家。一个厂领导却偷偷躲在暗处，把早走的人记在本上，在月底贴出大布告，宣布扣发我们的当月奖金。”
　　在场的工人敢怒不敢言，“就我犯傻啊，我觉得这事不对，在开厂会的时候，我站出来说，我能说两句么？”
　　最后，她索性越级，一状告到领导的上级那儿，6元钱的奖金发下来了，她却从此成了厂子里“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主儿。
　　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的原因……
　　我求助友谊。可是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说的知心话悄悄写成材料上报了领导……
　　我寻找爱情。我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受“四人帮”迫害，处境一直很惨。我把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扑在他身上，用我自己受伤的心去抚摸他的创伤……可没想到，“四人帮”粉碎后，他翻了身，从此就不再理我……
　　为了寻求人生的意义，我观察着人们。我请教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初出茅庐的青年，兢兢业业的师傅，起早摸黑的社员……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
　　我求助于人类智慧的宝库——拼命看书，希望从那里得到安慰和解答。我读黑格尔、达尔文、欧文的有关社会科学方面的著述；……可是，看书并没有使我从苦恼中得到解脱。……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
　　3天后，一篇8000字的长文，分“灵魂的鏖战”、“个性的要求”、“眼睛的辨认”和“心灵的惆怅”4部分，一蹴而就。
　　不久，黄晓菊和潘祎的稿子送到了编辑部。
　　记者一直无法联系到潘祎。彭明榜说，“他的个性不太好打交道。也不喜欢记者采访。”
　　于是，我们只能从潘所写的《那场讨论改变了我几乎全部的人生》，寻找当日行踪。
　　潘祎的父母都在青海，上中学时，他寄居在北京亲戚家，“总体上不舒服，性格也因之而变得孤僻乖张。”1980年，他考入北京经济学院经济数学系。
　　1979年春节，是我上大学后的第一个春节，除夕之夜，校园墙外的爆竹声响成一片，而墙内漆黑一团，偌大个校园，只有我在的宿舍亮着鬼眼似的灯火，那时，极度的孤独和绝望充斥了我的所有，于是便在雪茄烟和烈性酒里昏昏沉沉地熬过了那个春节，寒假和灰白的春光——上了大学又怎么样？于如此环境会有什么前途？这样杳渺昏暗生不如死的未来之路，何去何从是也？……直至是年五月，到处歌舞升平，我却情绪越来越恶化。31日，我在黑暗一片的学校操场里喝下了那深棕黄色的浓缩来苏水。
　　日午休后，一个杂志社想了解青年的思想状况，到校召开座谈会，每个班指派一个学生，系里让我去参加……可就在会议要开之际，团委书记李庆堃来把我叫了出来，说杂志社的编辑要找我单独谈谈。
　　在办公室里，《中国青年》的编辑马丽珍问我对中国的现实怎么看。这样，天南地北，古今中外，语不惊人死不休地，我跟她直说得口干舌燥，从下午不到两点说到六点多钟。
　　周日，潘祎被马丽珍请到家中，马让他把自己的人生观转变过程写一下，他答应了。
　　“再到她家，她说，编辑部已决定搞人生观讨论，看了我写的那个玩艺，认为比较具有普遍性，问我敢不敢拿出来让青年们评论和探讨。我说，死都不怕，还怕什么评论？拿去便是。……不久后，‘潘晓’出笼了。”
　　大讨论
　　3年前，马笑冬罹患老年痴呆症，已无法与人交流。
　　她曾告诉彭明榜，看到黄晓菊的稿子时，她大吃一惊，特别是那段“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
　　“我的天哪，我们怎么讨论啊？没想到她感悟力这样好。”她以黄的来稿为主，糅进了潘祎的一些话，还有座谈会上听来的一些东西，再将潘黄二人的名字，各取其一，合成“潘晓”，就这样“潘晓来信”完成了。
　　“全国多少青年和潘晓一样，在希冀着心灵的甘露，在渴望着点燃青春的炬火。”
　　“真实，有时虽然是丑恶的，但它要比那些粉饰和虚伪的东西有力一百倍！”
　　“一个诚实人的心声，能唤起一大群诚实人的共鸣！”
　　出刊不久，编辑部开始收到读者参与讨论的来信。17日上升到100件，27日突破了1000件，不足一个月就收到了两万多封信。
　　同年6月，时任中宣部部长王任重在《读者来信摘编》上批示，让《中国青年》杂志社编辑部“向书记处写一个情况反映”。6月18日下午，时任党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来到了杂志社。
　　胡乔木针对潘晓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作出评价：“一个人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为别人，在法律上经济上是允许的。在工厂劳动，劳动得好，得了奖励，受了表扬，他也为社会增加了利益。他可以是一个善良的公民，他客观上是为了别人的，因为他做的不是坏事，不是损人的……对上述这种人不能耻笑，不能否定。”
　　8月20日，中央电视台播放采访黄晓菊的专题报道。“‘潘晓’这一下被具体化了，成为了实实在在的黄晓菊。”
　　“那期杂志发行了397万份，算是《中国青年》的高峰。”办公室内，彭明榜颇是感喟。
　　此后，他不再作声。环顾四周，90年代的黄漆家具，老式的布面沙发，破旧的背椅，地上的脚印斑斑驳驳。
　　日，工人日报社的内刊《情况参考》第212期刊登了两封群众来信。一封是“山西娘子关电厂宁翠荣”写的《此种做法弊多利少——有感于潘晓上电视》，另一封则是“北京石月”写的《邻居眼里的潘晓》——“各类刊物以大幅大幅的版面对她的这篇‘天才成名之作’大加评论、吹捧，使她从一个‘无名小卒’一下子成了全国人人瞩目的‘风云人物’”；“黄在生活中，‘主观为自己’是做到了，‘客观为他人’还差得很远”。
　　几天后，中宣部《宣传要闻》第74期转发了这两封信。胡耀邦在其上作了批示：“请有关部门查查这件事，报刊、电台有个猎奇的思想，没有解决好……”10月7日，中宣部在有各主要新闻单位参加的例会上传达了该批示。
　　一时间，“‘潘晓讨论’出事了”，传遍北京城。
　　1983年12月，华中工学院党委向中央有关部门送上一份题为《〈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关于人生意义讨论散布大量错误观点必须澄清的材料》。对此，胡耀邦说，“这件事用不着再大肆翻腾，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虽然不再“大肆翻腾”，但“提高认识”的检查还是要做：原社长关志豪已被调离，1984年第1期《中国青年》上发表了《“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错在哪里？》的专文。在“编者按”里，编辑部向社会公开检讨：“……由于我们工作失误，这场讨论的效果不好，在青年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我们要认真吸取教训。”
　　“参与‘潘晓讨论’的6万多封来信，全被当成废纸，化为纸浆。”直到2000年，《中国青年》纪念“潘晓讨论”20周年，“算是自己给自己平了一个反”。
　　“潘”“晓”的命运
　　“当年袒露的思想观点，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不算什么。但在80年代初真会被看成异端、另类、大逆不道，还真得需要点勇气，犯点傻，才能豁得出去。”黄晓菊微笑说。
　　那封信让她“一夜成名”。大学生们纷纷请她参加活动，和她共同讨论“费尔巴哈”、萨特的“存在主义”。
　　“厂门口每天站着陌生人，口口声声说要见‘潘晓’，要和她谈人生，谈理想。”
这让厂里很为难，“放进来不行，可老待在门口也不是个事。”
　　她想到一个“书多，读书人多的地方”去工作，《中国青年》帮她调进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发行部。
　　但很快，她就发觉，在这里她并没有得到认可和接受，“我似乎是作为‘有越轨思想’的人被安置在出版社的主流之外，时刻被人‘关注’。我没有可以表现或发挥一下自己的可能，甚至没人可以交流，我不想只求一份工资或一个饭碗，我又开始不安心了。”
　　一次，她在报纸上看到了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招聘图书资料员的广告，她去应聘并通过了考试。
　　“这样，我从一个‘有学问人’的地方，挪到了另一个‘有更大学问人’的地方。”
　　“在展开人生观讨论以后，黄晓菊在各大学做报告。在北京化工学院做报告时，她结识了台下很崇拜她的一个大学生，后来，这男生成了她的丈夫。”
　　潘祎记道，1980年5月末，他被人带去了北京安定医院检查。
　　“一个实习医生在听了他人对我病状的描述，并与我交谈了不到五分钟后，让我出诊室。很久以后，我才看到诊断证明，上面这样写着：重型精神病，精神分裂症。”
　　学校据此诊断，勒令潘祎休学1年。其后他一直为复学，“陷入与校方复杂而艰苦的纠缠里不可自拔”。
　　日，潘祎正式收到了学校发来的退学决定。“就这样，我在不知情下，被学校推荐到了那场讨论当中，又在不知情下，被学校轰出校门。”
　　得知退学是父母与学校的共谋，他异常愤怒，宣布与家庭脱离关系。
　　他只身回京，到处流浪。“黄晓菊曾为我介绍到三里河铁二区一个残疾人自建的窝棚里居住，那个残疾人又瘸又瞎，正用盲文写作，我去住的条件是帮他将盲文改写成普通文字。”
　　“潘祎是来找过我。他总说我们是‘潘晓’，应该如何如何。可我不这样想，有没有‘潘晓’，我都是我。”在社科院当图书管理员，黄晓菊依然“个性”。
　　“大知识分子们”都觉得她“不太听话，喜欢自作主张，按自己认为对的办，不能不折不扣地服从上级”。
　　自然而然，当所里第一次实行人事制度改革时，她第一个被解聘。
　　比她小4岁的丈夫也离开了她。“生活是现实的。生下儿子后，他常问我，你不是‘潘晓’吗？怎么和其他妇女没两样？”
　　生计陷入困境，半夜里，她常从焦虑中惊醒。她暗忖，先把儿子全托，然后下海南自谋生路。
　　1988年，黄晓菊到达海南。在《海南特区报》，除了写稿，她还要去拉广告。“我那种跟‘学问人’一起便能提升自己品质的谬想已荡然无存。”
　　“拉广告应求着人家吧？我不。被人晾在一边，我就直接上前问他，你是怎么回事啊？到底行不行啊？”拿到700元业务费后，黄晓菊一度回到北京。
　　儿子在幼儿园里天天盼她，攒着两块糖舍不得吃，放在口袋里都化了，说要留给她。想想自己从小远离父母，儿子又步了她的老路，黄晓菊心如刀绞。
　　“我真的不应该再离开孩子，可为了生存，我必须离开。”这一次，她去了深圳。
　　在深圳找工作，跑烂两双鞋后，黄晓菊在一个日本人家里做起了“女佣”。
　　“女佣”在当地叫“搞家”，“我长这么大，从没一片属于自己的安稳的屋檐，婚姻也没给过我一个家，我哪里会‘搞家’？”
　　怀着满腔无奈，她走进了日本人的家。男主人是一家工厂厂长，有位韩国籍太太，叫索荣花。
　　“这是一个性格极其坚韧的韩国女人。为了养家，她没有名分地跟着腿部残疾，比自己年纪大一轮的老男人。并且，真心诚意地爱他，照顾他。她知道我不会干家务，却没有告发过我，而是手把手地教我。”
　　索荣花让她对自身有了反省，“我觉着自己过去空谈理想，骄矜而浮躁。”
　　“我每天跟着索荣花，一丝不苟地做好每件家务，内心开始变得诚实，情感变得纯朴，人也变得平和。”
　　1年后，日本人被炒鱿鱼，台湾人顶了他的职。
　　“得到他们夫妇恩惠的女工，纷纷辞职，表示不满。只有我左思右想，最后选择留下。丢了工作，儿子怎么养？生活怎么办？”
　　索荣花走了，再也没联系过她，“我这一生，从没一个人像她那样无条件地对我好。”
　　转眼间，她的眼圈红了，“真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她噙着泪，苦笑着重复当日的“经典话语”。
　　1993年，黄晓菊结束了“漂泊”生活，回到北京，捣腾起服装生意。做生意，她依然故我，只进自己喜欢的货，若有人不懂欣赏，她还忍不住跟人争论不休。
　　“我不算成功，不会赶流行，不爱与人套近乎。”若要出面应酬，她勉强答应后，走在半路中，又会折回去。
　　有时，她坐在店里某个角落，安静地看点书，“年轻那会，读到可心的句子，会使劲抄啊，与人分享。现在兴奋了，也想拿起电话，可打给谁呢？”
　　另一个主人公潘祎1983年在马丽珍的帮助下，在前门联社做起了装卸工。8月，全国“严打”开始，“同去提货的司机拿了一块放在货场上的焊锡，并要求我保密。”
　　9月，司机被抓，10月，潘祎被传讯，这一关就是4年。出狱后，他刷过瓶子，当过编务，做过发行。90年代后，他曾一度频繁跳槽，在许多公司做过“人事广告部经理，副总，总裁助理”。
　　90年代末，潘祎做起了自由撰稿人，“他在网络上，取名‘大侠’，发表一些关于经济方面的观点。”彭明榜说。
　　在彭的记忆里，潘的最后一份职业是在“中华英才网”主持“老潘信箱”，“专门解答求职者和职场中人的种种问题。”
　　“以前，我因为讨论人生而被迫改变了人生之旅。如今，在互联网上，我又与那些年龄18到24岁的年轻人继续着人生的话题。我不知道这对于我是不是一个难以打破的宿命。”
　　“后来据说，他出国了，大约去了挪威。”彭明榜不敢肯定。
　　“如果真是这样，那他就是找他妻子去了。”黄晓菊猜测道。这又是一个谜。
那时候，李燕杰比李连杰火
外地偶有李连杰的仰慕者，不知偶像地址，信封上写着“北京李连杰收”就往首都寄。邮局的同志看到“李连杰”仨字：不认识！敢情是李燕杰吧？啪啪啪，转寄北京师范学院(首师大前身)。
　　李燕杰当然是付诸一笑——1980年代著名的青年导师、教育家、演讲家、哲学家、经济学家(最新统计，他的社会头衔已经超过720个)……寄给他的信太多太多了。“最多的时候一天125封！”他回忆。
　　事实上，回忆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以至于描述二十多年前的事情，用的是现在完成时。你需要不断地提问：这是什么时候？有时是1980年代，有时是1990年代初。
　　他穿白衬衣，戴黑框眼镜，对着成千上万的大学生，挥舞左臂，“不管母亲多贫穷困苦～～儿女们对她的爱～～绝不含糊！”
　　高举双臂，掌声响起，顿了顿，“我们只喊一声：祖国万岁！强烈的爱～～在那感情的深处啊！”
　　“那几千人群情激昂的，要是有个汉奸在那儿，得把他的脑袋给拧下来！”忆到兴起，他说。
　　与时俱进的演讲主题
　　刚解放时，李燕杰曾在北大露天广场看过郭沫若的演讲，这给他的印象很深。“郭沫若先生一上台就说：‘今天我沐浴在金黄色的党的阳光下，沉浸在轻怡的海洋当中，我也变得年轻了许多。’立刻吸引了很多人。”
　　他自己的第一次公开演讲是日。当时他是北京师范学院讲师，北京市运输局请他做一个批判江青的报告，他创造性地从“江青女士为什么喜欢《红与黑》、《简爱》、《飘》、《基督山恩仇记》、《红字》这五本书”出发，进行了演讲，引发一时轰动，并由此——按他自己的话说——走出象牙塔外，奔向十字街头。
　　日，新华社的一篇通讯在探讨“政治性很强的大道理，怎样才能让青年学生乐于接受”时总结了李燕杰的经验：在讲理论时，有点哲理；在授知识时，有点新意；在语言表达上，有点趣味。
　　李燕杰自己则说，自己的报告老受欢迎，不出大错，是因为抓住了这三条：坚持原则不僵化、坚持改革与开放绝不搞自由化、宣传教育绝不简单化。
　　李善于把握时代特征。媒体报道，他每隔几年就提出一个新的演讲专题。譬如年“粉碎旧的枷锁”；年“迎接新时代的挑战”；年“投身改革大潮”……
　　最新思考的题目则是“大爱大智大美”，“这到哪儿都受欢迎，你说这谁会反对？……每天生活都得向高标准看齐，胡锦涛想什么我得注意，普京、布什想什么，我也得注意……”他研究了十七大报告，认为“大爱”在现阶段就是“以人为本”，而报告精神则可归纳为“根、变、度、效”四字。
　　日，李燕杰在北大百年大讲堂完成了自己的第4078场演讲，同时度过了自己的78岁生日。“三天前党的十七大闭幕，一天前嫦娥一号上天，”他笑着说，“开好十七大的同时，让嫦娥一号顺利上月球，两者互为作用，这说明他脑子里有宇宙全息论，也有大成智慧论……”
　　在德国讲贝多芬把他们讲哭了
　　他总结自己的优势，第一，学问是基础，第二，走的地方多，“每到一个城市，准写诗，准写哲理性散文”。
　　他拿出最新出版的散文集《生命在高处》，逐字念目录：“那题目，一看就知道不是一般人能写出来的：《伊尔库茨克之鹰》《从红河谷到感恩节》《伊甸园中的散步》《西雅图怀想》……”
　　李燕杰去过全球680个城市，“小小的美国，本人去了48个城，83所大学”。1980年代，一位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曾多次鼓励他：“做青年工作，不仅要靠党、团组织，还要靠一批专家学者，要有一批志士仁人关心这件大事。”
　　李在1982年当上了“巡回大使”，连续三年出国作报告。当时的
“中央慰问留学生代表团”，他是首席团员，“每年11月集中在中南海，圣诞节前出国，在国外过新年，一直讲到农历正月十六七左右才回国。”
　　“中央当然希望我们讲爱国主义，讲改革开放，但我会用自己的语言表述出来，”他每到一地便会研究当地文化，找贴近性，“在德国我就讲贝多芬，一讲完外国人都哭了，他们说，那一瞬间，李燕杰就是贝多芬……”
　　1982年，慰问团到美国，美国人问他们为什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要联合起来，“团里没人敢回答，我说，我来回答！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都变成有产阶级！”他哈哈大笑。
　　李燕杰没有去过台湾。记者问他，若有机会，他希望在台湾讲什么？“我不说你陈水扁。我说中国的历史上，南宋以后中国人给人起名字爱叫岳飞王飞刘飞孙飞，没人愿意起名叫秦桧是不是？我不说陈水扁，下面就知道我说什么呢，对不对？”
　　现在的李燕杰太少了
　　上海一位文化学者曾说，于丹就是21世纪的李燕杰。李燕杰听罢点头，“全国叫XX李燕杰的太多了，演讲不错的，马上就叫‘李燕杰’，还有人说呢，易中天走的路，就是李燕杰的路。”
　　他们的共同点？还是那句话：走出象牙塔，奔向十字街头。李燕杰觉得，现在的“李燕杰”，不是太多，是太少了，社会上那么多人自杀，“要是有‘李燕杰’给他们做报告，他们至于吗？”
　　他忆起当年，杭州一女孩因失恋自杀。“都跳了西湖了，被人救起来。我说了三句话，她不死了。第一句，给她一个宏观的，成得大事业者往往不是幸福中的宠儿，而是遭受诸多困难的人，”他语速极快，极流利，“再给她一个中观的，失恋不能失智，有失必有所得，得到的往往比失去的多。最后给她一个微观的，男孩不爱你，你去告诉他，我还不爱你呢！”
　　“这算不算救苦救难啊？”他反问。
　　他给记者看他的另一本书，里面多是语录体的短句，他翻着：“任何事情啊，这里边都有一个哲理的思辨，关于爱情，关于婚姻，关于理想，关于命运，也就是说，你查什么，我这里都有。你研究与时俱进，我这里也有一大段。”
　　“一般中文系教授都不买”的《于丹&论语&心得》，他买来看，觉得很好，因为敢于联系实际，把孔夫子的话说活了；“一般教授都不看”的《读者》《青年文摘》，他看得很早，“刚一出现就注意了”，他承认受到这类杂志的启发，新近的《智慧》，“也和我思路一样”，“还有那一本，对对对！《格言》！也很好。”
　　李燕杰说“我也关爱于丹，也关爱方永刚”，眼里充满慈祥；他的口中偶尔会蹦出一些时下流行的词汇，比如“粉丝”，他也关心超女的命运，强调“现在的社会不是一元化，是多元化，有些小女孩就是喜欢李宇春，喜欢周笔畅，有什么不可以？现在跟她们讲思想教育，她们能听得进吗？”
　　我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革派
　　整整20年前，日，李燕杰、曲啸、彭清一，作为中国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的报告员，曾在改革开放前沿蛇口与当地青年有过一场辩论，并引发了一场“蛇口风波”。
　　辩论的导火索是“淘金者”。曲啸将“淘金者”与“创业者”对立，认为淘金者“为了个人利益，特区不欢迎”，引发青年反感乃至当场反驳。其后，一封以北京师范学院青年教育研究所名义起草的《“蛇口座谈会”始末》，被报送中央和有关单位，一位起草者说“我有责任把个别青年的错误言论实事求是地反映出来”，而蛇口方面则认为，这是一个不光彩的“小报告”。事后有人投书《人民日报》评论这场“风波”：“新时期在纠正了思想政治工作只讲‘义’不讲‘利’，只讲‘天理’无视‘人欲’，要人人都做圣人的‘左’的倾向之后，整个思想政治工作跟不上改革的步伐，一时间瞻前顾后无所措手足……”
　　那场辩论，李燕杰并非主角，他也否认对《始末》一文的发表知情，“就算我是所长，这必定是我的意图吗？”
　　他说，这件事过去太久了，你们了解到的都是盲人摸象。他强调：“从中央到地方，都一贯认为我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革派，我要是保守派，能走到今天吗？”
　　我们是李向阳
　　改革开放30年，李燕杰是亲历者，他说，三十年来自己的使命不曾改变，那便是“铸魂育才系统工程”。
　　他说自己不想上电视，也拒绝过凤凰卫视的邀请，“精力不够”，而上电视影响太大，“到时候(社会反响)波涛汹涌形成了以后，挡也挡不住。”
　　所以他“最近有一个转向，从演讲转向著书立说”。
　　现在，他所编所著的书，有50种。
　　40岁以下的人，知道他的不多。他说，这是事实。他自己分析，一是“时代大背景使然”，“你琢磨琢磨，现在人想的是什么？钱，当企业家。八十年代有‘下海’的么？”二是新闻媒体“成天忽悠”恋爱凶杀琼瑶金庸，“我不是说这个不好，琼瑶要是找我，我也跟她聊，但应该适当研究一下人的教育，思想道德教育是永恒的教育……”三是演说家都老了，后继乏人。
　　有人问他，现在社会上这么多伪劣产品，为什么？他回答：因为社会上存在着一帮伪劣人！继续问：为什么有伪劣人呢？他答：因为我们存在着伪劣教育！
　　在一次演讲中，他打开一幅写有“鸡”字的书法条幅，教育大家：“公鸡报晓不误时，搞市场经济，履行合同要守时。鸡会自己寻食，我们自己得去找市场。老母鸡下蛋孵小鸡，搞公司应像下蛋那样发展起来一大群，形成集团公司。养鸡投入少，产出多，做生意也应该如此。另外鸡就是鸡，实事求是，从不说自己是凤凰，办公司、做买卖，也要做到实事求是……”
　　“我一场报告下来，可能很多人就不干坏事了。”他说。
　　“打个比方，我们就是雨伞，下雨时才想起来，不下雨就扔犄角旮旯里了……关键是领导的思路和水平，当然，我也体谅他们，日理万机，容易顾此失彼。”
　　“我们啊，也是李向阳，不支持我们也照样干革命，但对事业不好……”
张军钊：众目睽睽下的消失
　　2002年，法国《世界报》影评部负责人、著名影评人米歇尔·傅东在巴黎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时候，冷不丁问了一句：“那个拍了《一个和八个》的张军钊现在到哪儿去了？”傅东一直记得当年看到《一个和八个》时的震动。
　　近几年，媒体关于张军钊的零星消息也都会首先谈到他“近20年的消失”，答案是：生病和沉默。
一个失踪的人和一部失踪的电影，就这样一边被铭记，一边被遗忘；一边名垂史册，一边石沉大海。
　　事实上直到今天，人们对张军钊的形象还很陌生，经常有人把他和吴子牛弄混。一张被转载次数最多的照片是这样的：浓黑的头发遮住了半个额头，连腮的胡须从下巴一直围到两鬓，双眉微立，双眼如漆。这带有浓郁的80年代气息的形象可以是任何一个诗人、画家或导演。日，张军钊在央视《东方时空》“东方之子”
栏目现身，已经看不出当年胡须满腮的愁绪万千和剃成光头的激情万丈。
　　2007年4月，一本叫《飞》的杂志刊载了一篇关于张军钊的访谈，同样谈到他20年的销声匿迹，让我们确信这是一次众目睽睽下的消失，因为这些年他一直没有停止拍电影和电视剧，《一个和八个》之后他又拍了6部电影和近10部电视剧。就在接受采访前不久，他还在新疆拍摄一部电视剧，这也是对他的新疆情结的一次抚慰(他曾在新疆服役和工作9年)，采访中张军钊说他从没有重复过自己，他不会停留在一种题材、一种类型上。他把电视剧当电影拍。
　　张军钊曾尝试各种类型的影片和电视剧，体育、武侠、伦理、言情、心理。其中1987年的心理悬疑片《弧光》给人印象深刻，但在当时风起云涌的娱乐片大潮中，这是一部另类而不合时宜的影片：白灵扮演的神秘少女景唤，在灵光闪耀的冰湖上，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玄幻、紧张的情感故事。那个爱着她的男人走了，她被治愈了吗？怎样学会遗忘？
　　2004年5月，一条不起眼的消息出现在报端——《张军钊“叫板”陈凯歌》。张军钊到云南元谋为电视剧《铁色高原》选景，巧遇也在当地拍摄《无极》的同班同学陈凯歌。当地媒体说“凯歌走了，军钊来了”。这种“狭路相逢”让媒体兴奋，但这种兴奋找不到燃料可以升温，很快淹没在其他的热闹中。不久，《无极》里的“生死爱欲”引起轩然大波，成为媒体报道的中心，却很少有人知道，张军钊在高原因高血压和糖尿病住进丽江的医院，《铁色高原》中途换了导演。据说，张军钊近20年的“消失”，也缘于他的健康状况。
　　1982年9月，4个刚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已经不再年轻的年轻人，分别从不同的城市——西安、杭州、北京、乌鲁木齐——出发，奔赴边远偏僻的广西电影制片厂。他们是导演张军钊，摄影张艺谋、肖风，美术何群。广西电影制片厂，在广西省会南宁，南宁，距北京2576公里。这个在1958年大跃进期间匆忙上马的电影制片厂，似乎一度与电影没有太大关系。1982年夏，张军钊一行4人服从国家分配，无奈而悲壮地来到广西。半年后，这4个年轻人剃光了脑袋，组成了“青年摄影组”，为了能够独立拍片，在全厂大会上宣誓：“万一失败，甘当10年助理，……军令如山，立誓为证。”
　　他们拍摄的第一部作品，是根据郭小川倍受争议的同名长诗改编的电影《一个和八个》。这部作品虽然因为审查问题，被删节修改了107处之多，但今天看来仍然力透银幕：雕刻般的人物造型，昏暗险的影像与构图，大段的寂静配合低沉的男声哼唱，使这部革命战争影片获得了纪念碑式的庄严与凝重。
　　张艺谋多年以后谈到：虽然我后来也多次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不过，要说内心最激动最兴奋的时候，还是《一个和八个》初次放映的那一夜，那是一辈子的第一次。
　　一部电影可以捧出多少人？摄影张艺谋、肖风，美术何群，编剧张子良，主演陶泽如、陈道明、谢园、陈小锐，20多年过去了，这8个名字在今天仍然非常响亮，影片的导演却越来越沉寂。
　　《一个和八个》成功了。很快，人在北京的陈凯歌也来到南宁，极不情愿地接手了一个名叫《深谷回响》的剧本，并在1984年把它拍成了《黄土地》。这是“青年摄制组”的第二部片子。当《一个和八个》还在根据审查意见修改的时候，《黄土地》已经制作完成并且名满天下了。3年后，张艺谋在《一个和八个》的拍摄地宁夏镇北堡拍摄了《红高粱》。自此，“青年摄制组”成员各奔东西，只有一个人留在了广西，他就是张军钊。
　　2002年，距“第五代”1982年毕业整整20年，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李少红等欢聚一堂，纵酒狂欢。有消息说，那年，张军钊出现在一个江南小镇上，被一群扇面美人围绕着，正在拍一部名叫《玲珑女》的极具东方神秘主义色彩的电视剧。
　　2008年，距北京电影学院“78班”入校整整30年了。在这个寒冷的岁末，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沉浸在雨雪之中，我们辗转寻找一个叫张军钊的导演的消息，却只得到一些零星的往事的碎片。
迟志强：我要撕掉罪犯的标签
　　迟志强把沙滩黄色的本田吉普车停在自家车库门前。这是杭州某度假村附近的连排别墅。他笑着过来了，见了姑娘，一律叫“妹妹”，见了男同胞，都是“兄弟”。他给妹妹倒咖啡，给兄弟拿香烟，听说其中一个来给他拍照的妹妹是浙江某影视公司的摄影师，他马上来了兴趣，问最近拍了些什么戏，戏里都有谁。
　　妹妹报了一串名字，他听得很入神：认识，都认识，李幼斌嘛，我俩同岁，他出道比我晚，我俩好着呢。
　　他接着打听李幼斌这部电视剧的片酬(“大概几百万吧。”)，打听明年影视公司还有什么拍摄计划(“明年我们要拍《东方红》，在央视播。”)，打听该影视公司老板的姓名和家乡……“你回去跟你们老总说，就说强哥祝贺他新戏拍摄成功，强哥现在也在杭州，以后看有没有机会合作。”
　　他有戏瘾，兜兜转转，戒不掉。陈佩斯问他，“强子，拍了那么多戏，不腻啊？我是拍得够够的了，你还拍不够？”他笑，“够了，够了。”但是心里，夜深人静，老有一个声音跳出来，“不够，我不够！一个人的演艺生命不该就这么完结。”毕竟，他是在最高点上戛然而止的。
　　“我老吗？我看起来是不是很胖？”他坐在你对面，抚着自己略略松弛的两腮，有点焦虑地咨询你对他的感受。他的眉眼，依然有英俊的影子，但他毕竟是50岁了。常州有家影视公司找他出演电视剧，大约年后开拍，他演其中一个知青，因为形象跟不上，得找个年轻演员演他的青年期，他演回城后艰苦奋斗那一段。对他的角色来说，他稍微胖了点，他现在常常省略午餐，希望能迅速减掉20斤。
　　老大姐比我大10岁
　　迟志强的名片颜色很鲜艳，名片下方印着一排电影胶片，每张胶片上都是他的脸，名片上的头衔是：“朋友：迟志强”。名片反过来：“长春电影制片厂”。
　　这是他最在意的两个标签：长影厂，朋友。
　　他生性和善，重情义，熟悉他的都知道，此人心软，软得不行。很小的时候，在外面看见要饭的，他跑回家，把锅上蒸的一屉馒头都端出去，“给你吃吧。”回家自己挨一顿揍——那是个吃食金贵的年代，自己家兄弟4个都吃不饱。班上的同学家境苦，他把自己的铅笔双手捧给人家，“送给你吧。”他妈妈从小给他起了个外号，“中央不是有领导人叫宋任穷吗，我看你是‘送人穷’！”
　　到现在，“送人穷”脾气没改，歌舞团里的小年轻打麻将，输了1万，垂头丧气，他把人叫过来，训一通，“你自己一个月就800工资，你有什么资格打那么大的？”训完了，心软，“算了算了，这钱强哥给你拿上吧，下次不许赌了。”迟志强拿了1万5千块，小青年领受了，诺诺而去。
　　团里两个跳舞的小姑娘一起汇款回家，其中一个的钱寄丢了，急得直哭，他又心软，“别哭了，丢了多少？强哥给你们补上！两个人都给！”一人给1000。周围人知道他这习惯，有难都愿意跟他诉。“在一起工作，我总觉得我挣的比别人多，能帮得上的就帮点。有结婚等用钱的，给！家里有啥难处的，给！好家伙，就最近这4个月下来，给了好几万。”
　　“送人穷”自己每月在外面连唱若干场演唱会，可得收入10来万，但是，不够他手这么宽地撒。太太也没少跟他生气，但是他照旧，谁让他是“朋友”，是“强哥”呢，他得有个当哥的样子。
　　第一次“流氓罪”，说到底，起因也是为朋友。那时，他才24岁，已经大红大紫。
　　《创业》完了我就一发不可收拾，紧接着拍《锁龙湖》、《暗礁》、《希望》、《最后八个人》、《济南战役》、《响铃公主》、《小字辈》、《彩桥》、《顾此失彼》、《浅影》、《夕照街》，电影院每个月都有我的戏，《大众电影》上月月有我。《夕照街》拍完了，82年去南京电影制片厂，拍《月到中秋》。当时我跟外界都不接触，很少外出，因为名气非常非常大了，走到哪里，人们都认识你，那时候人淳朴，也没签名合影这一说，就是围着你，跟着你，看你，看猴一样，指指点点，“看，电影明星，迟志强！”
　　有一个事件导致了我后来一生的转变，刘晓庆、张连文(《艳阳天》中萧长春的扮演者)、赵联……都是特别好的朋友，来南京演出，我特高兴，弄了两瓶茅台大家一起聚聚，他们演出结束要走的时候，跟我说，“小迟，找几台车，送送。”他们人多，有去机场的，有去车站的。那时候没私车，我上哪给他们整车去啊？可是我这人又热情，重朋友，就一口答应了。
　　我找到当时给我开车的司机，他是省委小车队的。可是光他一辆车不够，他说，肯定有人愿意送，我介绍你认识一个朋友，南京军区领导的女儿。就这样，我认识了比我大10岁的老大姐。
　　老大姐30多岁，是个营职军医，大高个，很帅气。一说这事，她说哎呀，就想跟刘晓庆见面拍个照片，能见上么？我说没问题，马上带着她和她妹妹去见，这可把她高兴坏了。回来就落实了一辆红旗轿车，一辆上海轿车，两辆面包车，浩浩荡荡，气气派派，把人送走了。
　　我特别感谢老大姐，要请她吃饭，老大姐也很豪爽，说不用客气，认识你迟志强，很荣幸！大姐请你！拉着我和司机到她家吃饭，我们3个人，喝了一整瓶洋河大曲。
　　我是个特别不能喝酒的人，但是逞强，也是为了表达谢意。人家请咱们吃饭，虽然咱们是演员，但人家也是大军区首长的女儿啊，这就喝多了。老大姐是离过婚的人，家里就她一个，看我喝得也实在是走不了，就不让走，非留我住她家。她把我扶到她的房间，我只记得司机朝我挤眉弄眼半天，他先走了。我也没多想，眯眯瞪瞪就睡着了。谁知道没多久，老大姐钻我被窝里了。
　　那一个星期发生了什么
　　许多年过去了，迟志强与老大姐再没见过面，他一直羞于告诉她，那一次，是他的第一次。他当时开不了口，因为“说起来太丢人了”。关于老大姐，他后来知道的只是，在他以流氓罪判刑以后，老大姐也被军事法庭审判，同样判流氓罪，服刑1年。
　　说句心里话，我心里又新鲜又渴望，因为我没有经历过这种事，又在醉中，一开始完全不得要领，只觉得怎么那么难受，她就捶我，后来还给我热了杯牛奶，安慰我。
　　发生了这件事情以后，我跟老大姐就拉近距离了。她们有一伙人经常在一起跳舞，都是军区、省委、市委的高干子女。那时候的风气还不允许跳舞，但他们经常跳，贴面舞，今天他家明天你家，到了就说：“跳舞吧。”音乐一放，窗帘一拉，邓丽君的《甜蜜蜜》就飘了出来，就跳上了。后来我听说邻居的举报里把我们说得很难听，说我们借跳舞群居、一大堆男男女女拉着窗帘，乱搞不正当男女关系、跳光屁股舞等等。但我可以发誓，我们只是跳跳贴面舞，千真万确。
　　跳舞的时候，有一个姑娘，姑且叫她小C吧，比我小一点，也是部队领导的女儿，她一直跟我说，没想到能跟电影明星一起跳舞。两支舞跳完，她借贴面在我耳朵边说：明天上我们家去吧，我家没人，就我自己。
　　我到现在都记得我当时听到后面这句潜台词的感受，我的心突突突突在胸腔里狂跳不止，随时就要跳出来。在跟老大姐发生过那一次以后，我已经不再是懵懂无知的少年了，我知道这一去大概会发生什么事，心里又渴望又害怕，一个晚上都没有睡好，第二天早早醒了，我坐立不安，盼着约定的中午时间赶紧到来。
　　背着剧组所有的人，我像特务一样，来到我们约定的鸡鸣寺附近的公交车站，她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了。一见面，她把我的手一拽，三拐两拐就到了她家，一路上两个人一句话都没有说，我紧张得连她家是什么样的房子都不记得了，她的紧张程度也不亚于我，两只攥在一起的手，都在发抖。
　　门一开，一进房，她就把我抱住了，当然，我也抱住了她。我不知道我们后来是怎么滚到床上去的。我现在回忆起当时，没有幸福，全是紧张，脑中一片空白，当时有什么过程完全回忆不起来，感觉非常快，完了以后就像不认识一样，非常不好意思。我不敢看她了，就要走，就是一个字：走。
　　“不行，不能走，我给你做饭吃。”她抱着我。
　　我心里特别难受，特别别扭，我们之间也只有那一次。我像逃跑一样走了。我现在开始懂得男人，过去了，后悔了，不敢面对，只能逃跑，我又不能跟她谈恋爱，又不知道该跟她说什么。她哭，不让我走，她是真喜欢我。最后她放我走了，要我晚上再去跳舞，我答应了。可是到了晚上，我就是不敢跟她跳，不敢瞧她的眼睛，紧张，尴尬，好像怕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有什么事一样。
　　迟志强跟这些高干子弟在一起混了一个星期，老大姐和小C，都发生在这一个星期里。他后来管这一个星期叫“黑色星期”。为了这一星期，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隐隐有点谴责自己，但也对这种上层的生活感到羡慕和向往，那是一个新生事物不断进驻、但周围环境依然保守的年代：交际舞、邓丽君、红旗车……这些不是普通百姓生活中可以够到的东西，当时的社会意识中，交际舞就是耍流氓，邓丽君是靡靡之音，但是对一颗青年的心来说，他又分明感受到这种生活方式带来的那种自由而新潮的愉悦。
　　你问我，撇开这一个星期不谈，其他时间我是个风流的人吗？我不风流。我挺朴实，比较善良，但我在感情上不太把握得住自己，不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不懂得坚定地拒绝。另外特定年龄段，生理上确实也有一些刺激和需求。我内心有很绵软的地方，会随波逐流，我到了某个场合，就会顺应这个场合，让自己置身其中。
　　这个星期里头，还有一次，我们3个男青年一块儿，开着红旗轿车，到紫金山，一人带一个姑娘，都是跳舞时认识的舞伴，牵着手，抱上车，在红旗轿车里，一人腿上坐一个。不过是坐了一下大腿——这就是后来报纸渲染成的“聚众淫乱”。
　　因为用车，跟这些人在一起“鬼混”了一个星期，可是我有工作，我要拍戏，我很快就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了。我们拍戏是半封闭的，比较严格，甚至是半军事化的。那是什么年代？那时候谈恋爱要向单位打报告，组织不同意，就不许谈恋爱，不到22岁也不许谈恋爱。
　　这个星期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惊喜，我感觉自己有了一点幸福，又有点恐慌，一个声音在脑子里说：“赶快停止，不要往下发展。”得到了，就行了，就像我们现在说的，有点艳遇。所以，这个星期结束以后，我就再也不去了。又过了一个多月，戏拍完了，我离开了南京。
　　强行搂抱叫猥亵，男女跳舞叫流氓
　　迟志强刚进长影厂时拍的第一部片子，第一次出外景是在河北涉县，这是他“涉”足影坛的起点，最后他被捕时，也正在河北出外景，这一次，是完县。他再三强调：“完蛋”的“完”！
　　当时正值1983年的全国“严打”，电影演员迟志强从来没想过严打会跟他有什么关系。这一天，拍戏之余，他正和同事在宾馆房间打牌，完县当地协助他们拍戏的派出所干警来敲门，平时和蔼客气的干警，此时完全换了一种态度。
　　因为跟这个警察平时很熟悉的，我还开玩笑，咋了？谁得罪你了？他也不搭茬，只说，你出来一趟。
　　我还没出门，就这么一探头：一走廊的公安局警察！齐刷刷的蓝制服红领章一大排！这是干什么？我脑子一下子闪现到南京。果然，干警告诉我，他们接到南京方面的电话：拘捕迟志强。
　　当天就把我投到完县看守所：一个小土房子，里面已经关了两个人，地上都是草，一个戴着手铐，另一个在地下坐着，到处都是臭烘烘的。我从那么高档的宾馆，一下子就被投到这里。他们俩一看见我很兴奋：迟志强！你不是迟志强吗？你怎么进来啦？！你都可以想到我当时多丢人。我再一问，这两个人：一个偷看女厕所，判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另一个，强行搂抱了一个女青年，叫猥亵，判了4年。
　　说句心里话，把我跟这样的人关在一起，我都恶心，可是一想，我还不如他们呢，他们还没跟女的发生实质性的关系呢就这样了，那我还不得死罪枪毙啊？你别笑，那时候男女关系问题太高压了，而且你不知道严打那会儿，天天枪毙人，那都是我们亲眼看见的：用枪指着，一大排胸前的牌子，什么强奸犯抢劫犯杀人犯流氓犯，死刑！立即执行！大叉子嚓嚓一划！
　　那时候，我心里真没底。不像现在，人都有法律意识了，要是犯罪，你得有侵犯的客体，我侵犯了谁呢？她主动，你愿意，两厢情愿，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些词今天全懂了，可当时哪有啊？完县的警察也不知道我具体是犯了什么事，问我，我能好意思说吗？我就说，打架吧。我怎么好启齿跟人谈男女关系！
　　公安对我挺好，回宾馆拿来了我的牙刷，把宾馆的被子褥子也带来了，铺在地上，那两个囚犯都看傻了，没见过待遇这么特殊的犯人吧。不一会，送进来一大桶地瓜煮稀饭，是我们3个人的。两个囚犯马上跳下来吃，我却一口都咽不下，最后他俩全吃了。我跟公安要了一颗烟，就伸在小铁窗边抽着，就这么熬了两天。
　　第三天，南京来人了，持枪的武警，押解去南京，我还带着铐。这一路上你哥哥我丢人丢大了！众目睽睽，都认识我啊！武警还说，我们从来没押解过名人，这次算见识了。到天津上火车，他们3个武警把钱给弄丢了，最后还是我出面。我跟车长说，我们出差，钱丢了。车长一看：迟志强！赶快安排卧铺，4个人的火车票都不要钱。就这样，他们才给我解了手铐。到了南京，一下火车，马上铐上，推进警车，呜啦呜啦把我带走了。
　　后来才知道，被抓是因为跳舞，跳舞就是流氓。我们一起跳舞的全被抓了，要命的是，每次问到跳舞的还有谁，大家也不知出于什么心理，第一个准说迟志强，我成了领头的了！公安局的同志跟我说，你要主动交代，要是等别人说了，你就被动了。前几天你爸爸来了，你不讲实话你能对得起你爸爸？我也老实，心想着坦白从宽，说得一干二净，全交待了我心里也轻松了。
　　又过了若干天，《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谎称是公安局的上级来了解情况。我听说是上级，心想就怎么贬自己怎么说吧，做了一大堆深刻的检讨和严厉的自我批判：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资产阶级享乐，向往奢华的生活……没想到我这汇报思想、狠斗私字一闪念，到了记者手里，全变成了我的罪行。
　　报纸出来，大标题“银幕上的新星，生活中的罪犯”，文章里写我如何把姑娘们带到红旗车中，集体淫乱，轮奸、强奸。报道一出，举国哗然：这样的人，还留着干什么？赶快枪毙！
　　文章出来以前，公安局给我单位打电话，迟志强这个案件没受害者，顶多就是生活作风不好，让厂子接出去教育。我们厂保卫处处长刘世荣，《英雄儿女》里演王成的，星夜兼程，往这赶，当时长春到南京要两天，就这么巧，就他们来接我出去的途中，新闻报道出来了，短短一天的时间，全国各地多少个电话打到南京公安局：像迟志强这样的败类、退化分子，这样肮脏的人，还留着干什么？我们在等待公审枪毙！这样的电话，打到公安、打到省委、省政法委……公安局对我们单位的人说：现在不行，不敢再提放人的事情了。
　　还是我们厂长水平高，他给公安打电话：“你们既然已经决定要放人，就说明事情不严重，怎么能受舆论的左右呢？”对方的回答是，不行，现在政法委很为难：迟志强暂时不能放。后来又追加了一条：迟志强红案(红旗轿车案)按流氓罪处理，要不然全国人民不答应。
　　所以，我们这群在一起跳舞的男女青年，全部以流氓罪论处，红旗轿车里那些女孩子也无一幸免。小C判得比我还重，她判了5年。我上诉，被驳回，维持原判。
　　“犯人新生艺术团”
　　很多事情，迟志强都是后来到了劳改队才知道的。那张报纸，他也是后来才看到，读完他就把它扯了个粉碎。法院专门为他写了个内参：“《中国青年报》严重干扰法院审判司法程序，在法院判罪之前，报纸无权定性强奸、轮奸。”但这有什么用呢？那个时代的民众心理：报纸就代表着官方立场。老百姓搞不清楚法院最后的判决，他们已经给迟志强贴上了“强奸犯”的标签。
　　邓颖超也出来帮他说过话，1980年的时候，迟得过当时国家最高的文艺奖项“文化部优秀青年演员创作奖”，这奖项一共颁过两次，第一次是赵丹、白杨、秦怡他们，第二次就是陈冲、迟志强、刘晓庆和唐国强这一拨。这一次恰是邓颖超颁的奖，她接见了他们，合影时迟志强就坐在她身边。对红案，她说了一句：“迟志强的事情不要再渲染了，一个演员搞那么大的动静干什么。”
　　在劳改队，迟志强干起活来像一块沉默的石头。煤矿的采石厂，把山上巨大的石头运下来，砸成小石块，砸到虎口震裂。他一边干活一边掉泪，煤黑的脸上刷出两道白的泪痕。刨地、果园、茶场、大田……“我是真干哪！”他希望通过高强度的苦役，来摆脱内心的痛苦。
　　一开始，真是想死的心都有。我已经有了一个空姐女朋友，这下，不用说，也吹了。她的父母找我父母要求赔偿损失，大骂我父母：你们家就是养了个畜生！
　　我当然不怪她，在这件事情中，她也是受害者。对我，她该有多伤心多失望啊，而且周围的人都知道她和我在处对象，这对她的名誉也是一种影响。我入狱后半年，她就嫁了，嫁的原因是那个追求她的小伙子表态：我不追究你跟迟志强谈过恋爱。
　　一次劳改队带我去煤厂，两边人山人海，都在对我指指戳戳：强奸犯！在这种巨大的耻辱下，我泪流满面。我已经这样了，就不多说了，我就服刑。我这辈子当公民、当演员没记过功，在劳改队我记了3次大功！
　　当时还有一个信念，要回到演员队伍中去。80年代，一个工人的职位都很珍惜，别说是个演员。我坚信我迟志强是个好人，我要回到工作岗位上去。
　　在牢里面，领导要我组织一个“犯人艺术新生团”，过年给犯人和家属表演。我一听，这个我是专业啊。严打被抓进去的演艺圈里的人不少，杂技团的、会翻跟头的、跳舞的，都有。我常常不睡觉，连夜赶排节目。
　　有一个节目是我的朗诵，配音乐，狱里有一个体操运动员，我让他编了一个舞。“妈妈过去我是你的骄傲，今天我是你的耻辱，看着你蹒跚的背影出现在铁窗前，我无言以对……”声音朗诵出来非常好听，配上舞蹈，背景是铁栏杆，一个老太太的形象，追光剪影。我要求那个会翻跟头的演员在这里直接一个腾空翻，双膝跪地，咣当，砸地，静止。“妈妈，我一生无法弥补给你的创伤！”
　　哎呀，那个效果真是太好了，当时他“咣当”一声从空中直接砸地跪下的时候，台底下许多人惊呼，然后就是静止——“哗哗”长时间的鼓掌！一下台我就把他抱住了，我说好兄弟，真是好兄弟！在舞台上，作为一个演员，我在社会上，没有听过这么真诚、隆重的掌声，现在作为一个囚犯，在囚犯和干警家属中间，我听到的这个掌声，真的是世界名牌的掌声。
　　因为演出效果太好了，我们开始到社会上去巡演，南京各区都去了。南京广播电视局当时想拍一部叫《迟志强》的电影，剧本都写好了，我不答应拍。我迟志强又不是英雄人物。但我还记得那个剧本的开头：摇晃的镜头——推啊推啊——“迟志强犯人艺术新生团”，有人捏着钱：有票没有？有票没有？一票难求。
　　因为这个艺术团，我立了功。有个老太太，儿子在狱里，为了儿子能进我们的艺术团，到处集资给他买了一把吉他——因为当时劳改队也穷，有个不好的规矩，凡是自愿参加艺术团的，得自带一样乐器。老太太一见我就跪下了。我心里老难受了，我说：“大娘你放心，你儿子我收定了！”其实他啥文艺特长也没有，有个节目，“三句半”，我就让他说那半句，半句也说不好，说不好我就骂他，很凶，我说，你对得起你妈妈吗？我那时候脾气暴躁，都是犯罪来的，不用强硬的东西，威信树立不起来。我挺欣慰的一点，那时一起服刑的狱友，很多现在都出息了，都是几百万几千万的老板。我呢？我4年徒刑减刑一年半，提前出狱了。
　　我又是长影的人了
　　出狱前是狂喜，盼着重新获得自由。真到出狱那一天，我茫然得不知怎么办好了！我走不动，两条腿一条都迈不开，铁门出不去。我去哪？回家？多丢人哪！我见我爸爸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