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传销“捞人”生意的是与非：自称两小时能找到人
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　
　　最近一段时间，在全国对于传销的关注下，刘李冰率领的12人反传销团队也因此迎来了求助和咨询的井喷。从曾经传销组织的A级头目，到专职反传销，刘李冰与传销的“较量”已有8个年头。　　现在，刘李冰的团队每次出动救助，都会额外收取求助人每人1000元至2000元的费用作为补贴。　　除了刘李冰这样的民间反传销组织外，还有各种帮助寻回误入传销者的组织，他们是以此为生的职业反传销人，收费从一两千元到八九万元不等。　　对许多急于寻回家人却毫无线索的传销受害人家属来说，他们或许是救命的稻草；但对更多的人来说，职业反传销者与传销者一样，都是难以被理解的。自称能找回受害者的“反传销救人群”　　职业反传销“捞人”要价2万　　胡慧(化名)与男朋友都在武汉上大学，今年刚升大三。正值暑假，有学长联系男友说洛阳那边有专业相符的暑假工，6月下旬男友就动身去了洛阳。　　“最初两天我们打电话过去，他总是不能及时接听，倒是也没问家里要钱，就是询问家里的情况”，胡慧说，男友刚到洛阳时表现还算正常，但7月31日的一次联系却让她意识到男友可能出事了。　　胡慧介绍，因为担心一个人打工遇到意外，她和男友早有约定，“如果在外边出了事，我就问一些我们俩知根知底的事，如果出了事或者不方便，男友就乱回答。”　　31日那天，察觉到电话里男友说话支支吾吾不正常，好像旁边还有其他人教他怎么说的声音，胡慧猜测男友可能是被威胁了。　　为了确定，胡慧主动问男友要怎么过生日，男友回答说等胡慧9月过生日的时候，自己就回来了，一定给她买礼物，“但其实我们5月就在学校过了生日”。　　这次通话后不久，男友就跟父母打电话要钱。8月4日，男友父母打过钱后，所有人就都联系不上胡慧男友了。胡慧猜测，男友很可能是被拉入传销组织了。8月，她与男友父母一起前往洛阳当地报案，然而由于缺乏实际证据，警方并未予以立案。　　心急的胡慧只好上网求助，有不少人主动为她出谋划策，更有人提出：“我有办法可以救出你男朋友。”胡慧联系后得知，对方原来是一个职业反传销人，开价就要两三万，“也没有告诉我们具体要怎么救”。受害者家人在“反传销救人群”里求助　　反传销协会自称两小时能找到人　　联系胡慧的人是一个反传销寻人救人QQ群成员，记者以求助人身份加入该QQ群后，当即被告知该群体的救援行动是要收费的。　　“收费分情况，要看地区，是在哪里找人，大概是什么范围。如果难度是非常大的，费用要七八万元。”一位群成员解释说，费用中除了一些人工费、车费和住宿费外，“主要还是看当事人有没有用一些社交软件，我们要通过一些手段去定位，还要收取一部分技术费用。”　　记者检索发现，各大网络平台上，提供寻回受害人服务的反传销组织不在少数。　　记者随后以受害者家属身份联系了一位自称是京津冀反传销协会成员的职业反传销人张松(化名)。张松介绍说，他所在的反传销协会是几个人自发成立的一个民间反传销组织，已经干了三四年时间。　　在寻找和解救受害者时，需要家属先把受害者的“姓名、照片、家庭住址、大概在什么地方、来了大概多长时间”这些基本信息发给他们。　　“如果是在整个河北，那就需要一段时间，但如果是在廊坊、燕郊这两个地方，我能确保在两个小时内确定他在什么方位。”张松说，确定方位后，他们会直接进那个村子里，找到该传销组织的领导，要求对方放人。　　据张松介绍，他们有很多种办法来保护受害者的安全。　　“比方说我们一帮小伙子一起进去，威胁这些传销的人必须把孩子交出来。这些搞传销的人都认为他们是正规组织，怕我们这些人经常去捣乱，干扰他们经营，所以一般都会乖乖把孩子交出来，有时候还会给我主动打电话说要把孩子送过来。”　　至于收费标准，张松表示，好找的一般1.5万元左右，最多不超过两万元。“我们找到人后，把孩子送到亲人跟前，然后再收费。”　　收一两千元的反传销志愿者　　与张松这样的职业反传销人士不同，刘李冰对自己的定位更多偏向志愿者身份。　　2007年，刘李冰被同学以找工作为名骗到南宁，并加入了传销组织，甚至当上了“传销老总”。但不久刘李冰就意识到，传销是一场骗局，并成功逃离，后来还顺利解救了同样加入传销骗局的同学。　　作为曾经数次加入传销组织的亲历者，刘李冰自2009年起，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组成了专业的反传销团队，全职处理传销求助事件。　　一开始，他们都是义务开展救援，除了收取基本的路费和食宿费用外，不再收取任何费用。但随着求助的人越来越多，团队入不敷出。　　还有一些求助者，在听到团队不收费后反而对他们产生了怀疑。现在刘李冰的团队每次出动救助，都会额外收取求助人每人1000元至2000元的费用作为补贴，有时被救出的受害者家属出于感激，也会额外支付团队感谢金。　　刘李冰介绍说，最近由于传销受到广泛关注，每天他本人收到的求助信息从原来的三四条增长到十余条，整个团队接到的咨询和求助信息更是多达百余条。　　据他介绍，接到亲属求助之后，团队会首先向知情者确定受害者误入的传销组织属于哪一种类型，具体所处地点以及受害者的精神状况、有无被洗脑等，再针对具体情况派出对该类型传销组织熟悉的成员。　　他们陪同亲属一起前往受害者所处地区，并联系当地警方共同展开救助，劝导受害者断绝与传销组织的联系，跟随亲属回家。每次行动时间大约在一周左右。　　饱受质疑的职业反传销“生意”　　虽然自认为是在做好事，但刘李冰也坦承，其实他们的工作经常会不被理解，甚至很多被救出来的受害者在离开传销组织后也不会领他们的情。　　刘李冰告诉记者，因为反传销工作的特殊性，他们在寻人时常常要自己当卧底加入传销组织，平时的工作也都在跟各种传销人员打交道，“大家都不敢直接告诉家里我们的工作是什么。”　　刘李冰说，由于反传销类型的组织在工商等部门并没有相关注册，自己所在的组织只能以民间团体的形式存在。“注册成公益组织要求完全不收任何费用，但大家都有自己的家庭，都得生活，完全免费根本做不下去。”　　与刘李冰不同，张松则更多把解救受害者看成是一个简单的生意，“肯定不合法，但是我觉得它也没犯法。我们帮家长找被骗进传销的孩子，又没偷又没抢又没骗人。这就是周瑜打黄盖的事，我帮你把孩子找到，完好无损地送到你面前，你再给我钱。”　　律师：民间有偿反传销存在法律风险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易胜华介绍说，在传销屡禁不止的情况下，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反传销、及时提供举报线索肯定是值得鼓励的。　　但所谓的反传销组织大多没有在有关部门进行登记，并没有收费资质，因此有偿提供解救被困受害人的服务肯定是不合法的。　　易胜华律师还指出，民间组织的反传销行动中，常常会涉及跟踪、破门而入等行为，但由于他们并不具备相应资质和条件，有可能造成误伤等麻烦，甚至触犯相关法律。多地警方打击传销违法行为　　近日，打击传销成为大家最关注的话题之一。事实上，为防范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安徽、山东、湖南等地公安、工商等部门一直在开展针对传销的专项整治行动。　　其中，湖南警方在经过五个多月的缜密侦查后，于8月1日在哈尔滨、沈阳等地公安机关大力配合下，成功破获了“中券资本”、“国盟资本”特大网络传销案，冻结银行卡300余张，扣押现金及财务折款5亿元，抓获主要犯罪嫌疑人25人，并缴获现金7000万元。　　山东省工商系统自2016年以来共立案查处了传销案件61件，取缔传销窝点、活动场所230多个。合肥市也组织31支打击传销专业队和1400名队员对全市传销窝点进行了清理，并针对逐个小区进行巩固，拉网清剿。　　来源｜北京青年报　　题图｜新华社　　责编｜崔文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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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传销“捞人”生意的是与非：自称两小时能找到人
　　最近一段时间，在全国对于传销的关注下，刘李冰率领的12人反传销团队也因此迎来了求助和咨询的井喷。从曾经传销组织的A级头目，到专职反传销，刘李冰与传销的“较量”已有8个年头。　　现在，刘李冰的团队每次出动救助，都会额外收取求助人每人1000元至2000元的费用作为补贴。　　除了刘李冰这样的民间反传销组织外，还有各种帮助寻回误入传销者的组织，他们是以此为生的职业反传销人，收费从一两千元到八九万元不等。　　对许多急于寻回家人却毫无线索的传销受害人家属来说，他们或许是救命的稻草；但对更多的人来说，职业反传销者与传销者一样，都是难以被理解的。自称能找回受害者的“反传销救人群”　　职业反传销“捞人”要价2万　　胡慧(化名)与男朋友都在武汉上大学，今年刚升大三。正值暑假，有学长联系男友说洛阳那边有专业相符的暑假工，6月下旬男友就动身去了洛阳。　　“最初两天我们打电话过去，他总是不能及时接听，倒是也没问家里要钱，就是询问家里的情况”，胡慧说，男友刚到洛阳时表现还算正常，但7月31日的一次联系却让她意识到男友可能出事了。　　胡慧介绍，因为担心一个人打工遇到意外，她和男友早有约定，“如果在外边出了事，我就问一些我们俩知根知底的事，如果出了事或者不方便，男友就乱回答。”　　31日那天，察觉到电话里男友说话支支吾吾不正常，好像旁边还有其他人教他怎么说的声音，胡慧猜测男友可能是被威胁了。　　为了确定，胡慧主动问男友要怎么过生日，男友回答说等胡慧9月过生日的时候，自己就回来了，一定给她买礼物，“但其实我们5月就在学校过了生日”。　　这次通话后不久，男友就跟父母打电话要钱。8月4日，男友父母打过钱后，所有人就都联系不上胡慧男友了。胡慧猜测，男友很可能是被拉入传销组织了。8月，她与男友父母一起前往洛阳当地报案，然而由于缺乏实际证据，警方并未予以立案。　　心急的胡慧只好上网求助，有不少人主动为她出谋划策，更有人提出：“我有办法可以救出你男朋友。”胡慧联系后得知，对方原来是一个职业反传销人，开价就要两三万，“也没有告诉我们具体要怎么救”。受害者家人在“反传销救人群”里求助　　反传销协会自称两小时能找到人　　联系胡慧的人是一个反传销寻人救人QQ群成员，记者以求助人身份加入该QQ群后，当即被告知该群体的救援行动是要收费的。　　“收费分情况，要看地区，是在哪里找人，大概是什么范围。如果难度是非常大的，费用要七八万元。”一位群成员解释说，费用中除了一些人工费、车费和住宿费外，“主要还是看当事人有没有用一些社交软件，我们要通过一些手段去定位，还要收取一部分技术费用。”　　记者检索发现，各大网络平台上，提供寻回受害人服务的反传销组织不在少数。　　记者随后以受害者家属身份联系了一位自称是京津冀反传销协会成员的职业反传销人张松(化名)。张松介绍说，他所在的反传销协会是几个人自发成立的一个民间反传销组织，已经干了三四年时间。　　在寻找和解救受害者时，需要家属先把受害者的“姓名、照片、家庭住址、大概在什么地方、来了大概多长时间”这些基本信息发给他们。　　“如果是在整个河北，那就需要一段时间，但如果是在廊坊、燕郊这两个地方，我能确保在两个小时内确定他在什么方位。”张松说，确定方位后，他们会直接进那个村子里，找到该传销组织的领导，要求对方放人。　　据张松介绍，他们有很多种办法来保护受害者的安全。　　“比方说我们一帮小伙子一起进去，威胁这些传销的人必须把孩子交出来。这些搞传销的人都认为他们是正规组织，怕我们这些人经常去捣乱，干扰他们经营，所以一般都会乖乖把孩子交出来，有时候还会给我主动打电话说要把孩子送过来。”　　至于收费标准，张松表示，好找的一般1.5万元左右，最多不超过两万元。“我们找到人后，把孩子送到亲人跟前，然后再收费。”　　收一两千元的反传销志愿者　　与张松这样的职业反传销人士不同，刘李冰对自己的定位更多偏向志愿者身份。　　2007年，刘李冰被同学以找工作为名骗到南宁，并加入了传销组织，甚至当上了“传销老总”。但不久刘李冰就意识到，传销是一场骗局，并成功逃离，后来还顺利解救了同样加入传销骗局的同学。　　作为曾经数次加入传销组织的亲历者，刘李冰自2009年起，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组成了专业的反传销团队，全职处理传销求助事件。　　一开始，他们都是义务开展救援，除了收取基本的路费和食宿费用外，不再收取任何费用。但随着求助的人越来越多，团队入不敷出。　　还有一些求助者，在听到团队不收费后反而对他们产生了怀疑。现在刘李冰的团队每次出动救助，都会额外收取求助人每人1000元至2000元的费用作为补贴，有时被救出的受害者家属出于感激，也会额外支付团队感谢金。　　刘李冰介绍说，最近由于传销受到广泛关注，每天他本人收到的求助信息从原来的三四条增长到十余条，整个团队接到的咨询和求助信息更是多达百余条。　　据他介绍，接到亲属求助之后，团队会首先向知情者确定受害者误入的传销组织属于哪一种类型，具体所处地点以及受害者的精神状况、有无被洗脑等，再针对具体情况派出对该类型传销组织熟悉的成员。　　他们陪同亲属一起前往受害者所处地区，并联系当地警方共同展开救助，劝导受害者断绝与传销组织的联系，跟随亲属回家。每次行动时间大约在一周左右。　　饱受质疑的职业反传销“生意”　　虽然自认为是在做好事，但刘李冰也坦承，其实他们的工作经常会不被理解，甚至很多被救出来的受害者在离开传销组织后也不会领他们的情。　　刘李冰告诉记者，因为反传销工作的特殊性，他们在寻人时常常要自己当卧底加入传销组织，平时的工作也都在跟各种传销人员打交道，“大家都不敢直接告诉家里我们的工作是什么。”　　刘李冰说，由于反传销类型的组织在工商等部门并没有相关注册，自己所在的组织只能以民间团体的形式存在。“注册成公益组织要求完全不收任何费用，但大家都有自己的家庭，都得生活，完全免费根本做不下去。”　　与刘李冰不同，张松则更多把解救受害者看成是一个简单的生意，“肯定不合法，但是我觉得它也没犯法。我们帮家长找被骗进传销的孩子，又没偷又没抢又没骗人。这就是周瑜打黄盖的事，我帮你把孩子找到，完好无损地送到你面前，你再给我钱。”　　律师：民间有偿反传销存在法律风险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易胜华介绍说，在传销屡禁不止的情况下，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反传销、及时提供举报线索肯定是值得鼓励的。　　但所谓的反传销组织大多没有在有关部门进行登记，并没有收费资质，因此有偿提供解救被困受害人的服务肯定是不合法的。　　易胜华律师还指出，民间组织的反传销行动中，常常会涉及跟踪、破门而入等行为，但由于他们并不具备相应资质和条件，有可能造成误伤等麻烦，甚至触犯相关法律。多地警方打击传销违法行为　　近日，打击传销成为大家最关注的话题之一。事实上，为防范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安徽、山东、湖南等地公安、工商等部门一直在开展针对传销的专项整治行动。　　其中，湖南警方在经过五个多月的缜密侦查后，于8月1日在哈尔滨、沈阳等地公安机关大力配合下，成功破获了“中券资本”、“国盟资本”特大网络传销案，冻结银行卡300余张，扣押现金及财务折款5亿元，抓获主要犯罪嫌疑人25人，并缴获现金7000万元。　　山东省工商系统自2016年以来共立案查处了传销案件61件，取缔传销窝点、活动场所230多个。合肥市也组织31支打击传销专业队和1400名队员对全市传销窝点进行了清理，并针对逐个小区进行巩固，拉网清剿。　　来源｜北京青年报　　题图｜新华社　　责编｜崔文灿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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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反传销救助中心网,打击传销、当面反洗脑劝说、救助受害者,无假日 。　　24小时救助热线：010-或者010-。　　遇到传销组织，应该注意以下行为：　　1、冷静面对，不要急燥害怕，控制自己的情绪，利用技巧与传销人员周旋。降低传销人员对本人的防惫心，找理由逃离传销组织。　　例如：假装相信传销组织谎言，身上没钱参与，回家取钱为由离开。　　2、如果遇到24小时有人“跟踪陪伴”软监视自己，你可以借机向路人求助，或者见到当地执法单位，交警、巡警、派出所、工商局、检查院、立即躲进寻求帮助或者在钱币或者纸条上写上求助原因扔向窗外。　　3、中国目前传销组织多数都是以“人性化”操作，不强迫威胁你参与，你可以随时退出，要充份开动脑筋与传销人员周旋尽快离开，不要轻信他们的谎言，导致被“洗脑”。　　4、如果亲友“邀约”你，你同时想解救你的亲友，那就向当地的工商局公平交易处举报。如果没有效果，自己先离开，回家后找反传志愿者帮助，再展开解救。前提必须是自己安全的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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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传销组织都是从传销里面出来的受害者，没有官方的，网上查找下，比较多
努力改变自己12
努力改变自己12
擅长：暂未定制
我想请问我朋友进去啦，太原传销里！现在自己不愿意出来！他觉得那里面能挣几千万！每天就是打牌，听课，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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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反传销志愿者 揭秘传销组织如何“洗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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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走近反传销志愿者 揭秘传销组织如何“洗脑”）
“小伙子刚才已经坐火车离开太原了，他朋友帮他买了11点半的火车票，没法改签。”近日，网友“希望”给本报打来电话，反映一个广州小伙子在太原陷入传销窝点，希望能得到帮助。记者正联系相关部门时，他又打来电话说事情已经解决。“希望”是一名反传销志愿者，经常利用业余时间，通过QQ给被骗到传销窝点的人进行答疑，劝说他们脱离传销组织。从5月份加入反传销队伍到现在，“希望”已经帮助了十几名被骗入传销组织的年轻人。
反传销志愿者是一个怎样的群体？他们是如何为他人提供帮助的？他们为何走上反传销道路？近日，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希望”：曾两次被骗入传销组织现帮大家认清传销真面目
“我今天又帮助了一个长治的小伙子。”12月18日，记者的手机微信响了。发微信的是“希望”。“希望”是一名29岁的小伙子，从11月初到现在，他已经劝解了6名被带入传销窝点的人，有广州的，有西安的，有长治的，还有大同的、古交的、石家庄的。
“广州的是位26岁的小伙子，是被网友骗到传销窝点的。”“希望”说，小伙子是被以旅游的名义骗过来的，来了之后就被带到一个睡地铺、吃白水煮土豆、听不同人讲发财课的地方，还交了2980元。小伙子觉得情况不对，但又不敢确定自己是否陷入传销窝点了，还好传销窝点现在还没没收手机，就用手机上了QQ，加了反传销群咨询，“我主要就是帮大家认清什么是传销，让他们明白，传销是不能发财致富的。”
“希望”说，他帮助的大同人是个22岁的女孩，被一个大同本地男网友骗到了广西；西安的也是个22岁的女孩，女孩是被男朋友拉过去的，更让人揪心的是，女孩的男朋友已经是第二次被骗入传销窝点了；而刚刚帮助的长治小伙子同样也是22岁，是被两个中专同学骗到了广西。
是不是被“传销”的都是年轻人？“不是，年龄大的也不少。这几个人里有个50多岁的师傅，被一个年轻时就认识的人给骗了。”“希望”说，年龄大的人因为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给别人讲课时，更有说服力。
“希望”对传销人员的帮助，主要是在QQ上解答疑问，帮人们甄别传销组织所讲事情的真假等等，如果求助者被骗来太原，“希望”会抽时间与其见面，帮他们脱离传销组织。“咱热情一些，他们也不会对太原太失望。”
为什么会从事反传销？“希望”说，他曾两次被骗入传销组织，尤其是第二次被骗，让他深刻体会到了传销的危害，再加之经常会有朋友咨询他关于传销的问题，今年5月份，他正式加入反传销队伍，成为一名志愿者。
第一次被骗是2007年，当时他刚上大二，假期时被上中专时的女同学以去电脑公司打工为由，骗到了河北保定的一个传销窝点。去了那儿，“希望”发现根本没有什么电脑公司，而且，自己的人身自由、通讯自由都被限制了。待了五六天后，他交了2980元后以要赶回学校上学为由，回到了太原。
第二次被骗是2014年底，骗他的是前女友小丽（化名）。2013年，在铁路部门上班、工作稳定的“希望”，经人介绍认识了在太原某事业单位工作的小丽。“我俩认识后，可能觉得我并不是她的菜，和我的联系并不很密切，去年12月，小丽突然给我打电话，说自己在广西找到特别好的工作，让我跟她一起去广西发展。”还好，“希望”没有被突如其来的热情冲昏头脑，而是请了几天假。到广西后，“希望”很快发现自己是被骗去传销了，而小丽是在两个月前被家人拉过去的。“小丽在太原的工作挺稳定的，一个月能挣3300元，对于女孩子来说，也不算少了。但是，小丽被家人叫到广西后，待了一个礼拜就被洗脑了，回太原花3天时间办完辞职手续，立马又去了广西。现在，他们一家人都在广西做传销。”
意识到是被骗去传销后，“希望”交了1万元的入门费，以放松小丽的警惕，随后又以假期结束为由，返回太原。“刚回来时，我并没有打算反传销，但之后的几个月时间里，先后有十几个朋友咨询我关于传销的问题。再加上之前的经历，我觉得如果能帮助一个被拉去传销的，就是拯救一个家庭，于是在5月份加入了反传销队伍。”
如今，“希望”工作之余，时间都用于反传销事业。让他遗憾的是，虽然太原的反传销志愿者说起来有100多人，但实际做事的只有不到10个人。
梁星：在传销组织做到B级意识到害人害己赶紧脱离
梁星是个24岁的小伙子，去年8月份加入反传销，而在此之前，他在传销组织里已经做到了B级，有了自己的小团队，“我做的是那种吃大锅饭、睡地铺的传销，开始时叫了自己的一个同学和一个好朋友，他们又通过自己的人际关系，发展了其他同学、朋友，做了大半年的时间，就成为了一个小团队。但是，不做到高一些的级别，你是不知道内幕的。当我做到B级以后，我发现自己就是个垫背的，钱赚不到，有了问题，上面的人还会推给我。”意识到传销可能害人害己后，梁星就开始查询资料，想办法了解更多内幕，最终在去年8月份解散了自己的团队，“很多人陷得比较深，有卖房去做传销的，还把亲戚朋友都带过去，他们有家都不敢回了。”梁星庆幸自己是醒悟比较早的。
梁星离开传销窝点时，是带着骗他去传销的女友一起出来的，但女友出来没几天又自己跑回去了。这时，梁星认识了中国反传销志愿者联盟创始人之一的利剑。因为痛恨传销，又想帮女友彻底摆脱传销，梁星就加入了反传销志愿者联盟，“又过了两个月，才把女友又带出来。这次她是彻底醒悟了。”
中国反传销志愿者联盟的总部在江西抚州，下设救助部、网络部等多个部门。梁星隶属于救助部，专职从事一线解救工作。他告诉记者，像他一样的专职解救人员有20多个，多数都是在传销里做到一定级别的，还有做到A级老总级别的。
虽然总部是在抚州，但专业解救人员很少待在那里，他们经常是上午刚回来，晚上因为接到求助又跑到外地去了，“我们20多个人见面的机会都很少。”
说起工作，梁星笑称自己不是在劝解，就是在前往解救的途中，“全国各地跑，有时候是家属把人叫回家后，让我们去劝说，有时候是直接到传销窝点进行解救。另外，我们还会协助工商部门，对传销进行打击。”梁星大概计算了一下，自己一个月平均能帮到10人左右。
就在12月初，梁星还来了一次太原，目的是劝解被传销洗脑的一家人。“向我们求助的是那家人的一个亲戚，那家人除了父亲没有被洗脑外，其他人都深信传销能让他们发家致富。”梁星告诉记者，那家人里，在传销窝点的是三个女儿，母亲虽然没加入传销，但非常支持女儿，“经过我们的劝解，三姐妹中的老大和老三已经认清了传销的真面目，但老二还在传销窝点。过几天，我们还要去广西解救老二。”
走在反传销的路上他们也有困惑与无奈
“虽然做的是帮助他人的事情，但我们的身份经常得不到认可。”梁星说，中国反传销志愿者联盟是个民间团体，虽然是非营利性半公益机构，虽然他做反传销是怀着一颗善良的心，不想更多的人陷入传销魔窟，但经常有人对他的身份表示怀疑，问他“你为什么要帮我们”？再加上有一些反传销的人会向求助者收取赞助费，这让他们的解救更多地受到质疑。其实，记者在网上搜索反传销时，也看到很多人提到了费用问题，认为反传销打着公益的旗号，做的却是营利的事情，还有人直接说反传销者是骗子。
虽然困惑，但梁星说还是要坚持做，因为很多人虽然知道传销的危害，但传销究竟是怎么骗人害人的，却并不清楚。他们就是要告诉人们其中黑幕，让更多的传销人员醒悟。
像“希望”一样的反传销志愿者也有困惑。他告诉记者，在太原，说是有100多反传销志愿者，但真正做事的不到10个人。他觉得这样一个能帮助人的事情，应该有更多人来做。
12月19日，记者在采访中国反传销志愿者联盟创始人之一利剑时，他表示，以前，志愿者确实挺多的，“一开始，这些志愿者因为自己被骗或者亲朋好友被骗，就会比较积极，但事情处理完以后，热情就没有那么高了。”
作为中国反传销志愿者联盟的创始人之一，利剑已经做了近十年的反传销。对于反传销的公益之路，他有自己的想法。
据介绍，志愿者联盟成立于2006年，一开始是纯公益的，不管是去哪里解救，都是全免费的。但纯公益之路确实不好走，因为解救是需要成本的，志愿者自己的存款以及家庭的支援都无法长久支撑下去，所以，从2010年开始，包括志愿者联盟在内的反传销机构，在进行异地解救时，包括吃住行在内的差旅费用都由求助者承担，另外，解救成功之后，求助者多多少少还会有一些赞助。“其实，哪怕家属只是承担差旅费用，我觉得还是没有做到我们想要的公益。”他认为，如何探索一条合理的反传销道路，一直是反传销界存在的问题。国内的反传销团体，有的走商业化，有的靠类似收费的“强制捐助”支撑，他们这些年也被迫使用半公益性的方式发展，这些方法虽然能在短期内缓解资金压力，但从长远来看，势必造成很多求助者无法享受到反传销组织的帮助。
为了实现想要的公益，利剑说，他们在2013年成立了聚优网络传媒有限公司，专门去给一些正规直销企业做一些法律咨询，跟一些地方的相关部门合作打击传销等。公司有了收入以后，就可以反哺反传销这边。今年10月份，他们已经成立了聚优公益基金会，因为规模还不大，现在只能是有选择的、对家庭特别困难的群体进行全免费解救。
在中国反传销志愿者联盟的未来五年规划里，记者看到，他们打算在100所高校进行反传销公益讲座、在100个县区市铺设反传销公益广告、公益解救100名传销受害者家庭等等。利剑说，他们还是希望能尽可能公益，帮助更多人远离传销。
本报记者　滑艳兵
作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本文来源：山西新闻网-山西晚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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