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评论员：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后劲足的基本面，意味着作为世界第二大经
[公布时间：日 00:51]新华社评论员：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后劲足的基本面，意味着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具有强大的抗击打和抗风险能力，为应对经贸摩擦提供了较大回旋余地和广阔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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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合作：中国经济为何韧性如此之强
2017年中国GDP实际增长达到6.9%，扭转了此前连续6年的持续下滑态势，其中四季度单季增长6.8%，持稳于三季度，且仅较上半年6.9%增速微降，也打破了很多人对2017年内季度增速“前高后低、逐季下行”的判断。在持续不断的悲观疑虑中，经济运行的韧性超乎预期，这种韧性的来源是什么，2018年是否可以持续？这里尝试从产能周期以及产能利用率的角度给出解答。
产能利用率是驱动产能周期的决定性力量
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其所著《经济学》中强调：“整个经济学界已经相信：宏观的变化必须以微观经济学的原理为基础，经济学的理论只有一套，而非两套。”在我们看来，宏观经济的分析和判断，也需要建立在微观的供需分析基础之上，供需力量对比，即产能利用率，决定商品价格和企业盈利，进而决定企业家的产能投资决策，而产能投资的自然时滞及其自身“从需求向供给跳跃式转换”的特征，导致供需之间的阶段性失衡，成为经济周期性摆动的根源。
具体来说，当企业产能利用率逐步走高时，企业首先可以不用提高产品价格而提高盈利，因为单位产品中分摊的固定成本和管理费用都在减少（这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解释为何2017年PPI大涨但CPI依然温和，而企业利润仍能大幅增长），对应宏观经济中的复苏阶段。但是当需求持续提高并推动产能利用率达到一定的阈值之后，企业就会做两件事，一是提价以保证交付的公平性，二是扩产，而扩产阶段会在自然的终端需求之外叠加出产能投资的需求，也即投资的“加速”原理，将使供需更加失衡即产能利用率进一步提高，表现为宏观经济的过热。伴随持续且高涨的价格，调控机关会提高利率并放缓财政支出，对应终端需求的降温，但供给能力释放需要时间，CPI更是滞后于PPI，故调控初期价格仍有惯性上涨，表现为滞涨。调控后期产能逐步释放，而产能投资的需求会在投产的那一瞬间“跳跃式”地转化为供给能力，这种跳跃式的变化经常会导致供过于求并拉动产能利用率持续走低，商品价格和企业盈利能力亦同步下滑，表现为衰退。直至价格下滑到一定水平后政策再度开始刺激，需求逐渐改善，进入下一个周期中的复苏阶段。
由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从2013年才开始，不足以覆盖整个周期，我们利用1531家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6年来的“固定资产周转率”近似替代，比较其与GDP平减指数和名义GDP增速之间的关系，发现三者间匹配良好，GDP平减指数和名义增速，在方向和变动幅度上都与企业固定资产周转率趋于一致，验证了产能利用率对经济周期摆动的决定性作用。在短周期内，2013年以来统计局的产能利用率数据，与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固定资产周转率方向和幅度也非常接近，说明这种替代是可行的。
产能利用率与新增产能的“高-低”搭配是经济韧性的根源
国家统计局自2017年11月开始，公布了2013年来工业企业的季度产能利用率数据，近5年来分别为：75.8%、75.6%、74.3%、73.3%、77.0%，可以看到2017年（分季度数据为2016年三季度）以来，产能利用率触底回升，2017年四季度更回升到78.0%，为5年来的最高水平。产能利用率的持续回升正是2016年以来经济韧性的根本原因，如前一章所述，产能利用率的提高会带动商品价格和企业盈利回升，而2016年来工业企业与上市公司的运营结果，也与这一结论相符。
但疑问依然存在，首先是2017年GDP实际增速仅较2016年的多年来低点轻微回升了0.2个百分点，为什么产能利用率出现了明显回升？其次是从目前来看，房地产和地方债务控制措施十分严厉，如果2018年的房地产和基建投资都明显减速，经济的韧性是否还能存在，尤其是对建材、化工、钢铁、有色等周期品来说，如果需求减速，这些行业产品的价格是否会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并拖累相关行业企业盈利再度下行甚至亏损？
要理解和回答这些疑问，核心是理解产能利用率的概念，如果不考虑存货和运营效率改进，产能利用率等于当年的需求与企业年化生产能力的比例，后者近似等于企业存量的产能加新增产能，而新增产能来自于二至三年前的产能投资。产能利用率变化的结果取决于供给与需求两者变化的速度差值。
2016年中期来，伴随国内政策宽松后的房地产需求回升，外需的回暖，整体需求确实明显企稳，但变化更大的是供给端，即新增产能的大幅减少。具体来说，在供给端即产能投资方面，2010年以来经历了明显的三个阶段，以制造业投资为例，2010年起受益于“四万亿”对企业盈利的巨大提升，制造业投资高位加速，2010年和2011年分别为26.9%和31.8%，2012年虽然有所下滑，但依然惯性保持在22.0%的高位，这三年是企业产能“投资的高峰期”。以2-3年时滞来看，年进入“投产的高峰期”，从结果看，尽管这三年间实际GDP增速分别为7.8%、7.3%和6.9%，工业增加值增速分别为7.7%、7.0%和6.0%，需求总体并不弱于2017年（GDP和工业增加值增速分别为6.9%和6.4%），但由于新增产能太多造成供给增幅更大，所以产能利用率持续下滑，对应PPI分别为-1.9%、-1.9%和-5.2%。而与此同时，因果循环，正是由于2013年之后企业产能严重过剩，盈利大幅下滑，所以此期间的产能投资大幅放缓，年间的制造业投资增速分别为18.5%、13.5%、8.1%、4.2%和4.8%，这也就意味着自2017年起，新增产能的冲击大为缓解，进入“新增产能低迷期”，这才导致尽管2017年需求恢复比较温和，但产能利用率仍然显著回升。
有意思的是，年这三年的制造业投资增速大幅下滑到单位数，建材、化工、钢铁、有色等行业更是已经连续两年甚至三年固定资产投资负增长，这也就意味着从2018年开始的两三年，新增产能更是微乎其微。由是我们可以推测，即便2018年需求有所减速，但只要不出现绝对量的明显负增长，产能利用率仍有望保持稳定甚至提高，商品价格和企业盈利亦不会出现明显下行，经济韧性仍存。事实上，依据我们简化模型的测算，哪怕2018年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大幅减速1/3，降至4%左右，工业产能利用率也有望持平，换言之，如果2018年的工业需求增速超过4%，那么产能利用率就很可能继续提高。必须说明的是，模型高度简化了相关影响因素，所以具体的数值本身可能会有出入，但其基本原理扎实可靠，数据所显示的趋势值得高度关注。从直观的角度来看，2017年的工业增加值增速较2016年回升，在通胀温和提高、外需旺盛的局面下很难想象2018年需求大幅下滑，而在供给端，新增产能对应的年制造业投资增速均值为6.15%，较2014年和2015年增速均值大降4.7个百分点，所以2018年供给相较于需求的紧张程度在逻辑和趋势上都很容易理解，而这种紧张局面或者说经济的韧性，在2019年依然有望持续。
更为重要的是，伴随企业以产能利用率为代表的谈判能力回升，企业的现金流状况也将持续改善，进而有能力偿还银行贷款，修复资产负债表。而企业作为经济生态中最为重要的微观主体，其整体运营状况的改善，还将提高员工的收入以及消费能力，增加政府部门的税收，改进银行的资产质量和放贷信心。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便2018年需求小幅放缓，经济仍将表现出相当的韧性，而如果外需或者企业的资本支出继续改善可以对冲房地产和基建的下滑，经济甚至能够表现出颇为可观的向上弹性。
来源于：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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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搜狐热点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风险总体可控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风险总体可控第一财经百家号近期，我国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全球贸易摩擦尤其是中美贸易争端加剧，美联储加息引发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流出压力；国内结构性去杠杆引发对风险暴露的担忧，各方对中国经济未来走势出现一定的分歧。我认为，当前中国经济金融运行中呈现的一些问题，是新常态下迈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阵痛，中国经济潜力大、韧性强、内需足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挑战，关键是推动国内改革特别是财税体制改革，着力改善营商环境，完善产权保护。只有加快关键领域改革，才能真正激发市场主体的信心，稳定市场预期，也才能有效对冲外部风险，巩固高质量发展良好势头。一、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内需足当前我国经济基本面良好，经济增长保持韧性，总供求总体平衡，增长动力加快转换。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不断上升，外贸依存度显著下降，消费的贡献度持续在60%以上，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增强。一是国内消费体量增长、结构优化，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升必然形成巨大的消费需求。不完全统计，中国已有4亿多人的中等收入群体，而且还在迅速增长中。富裕家庭（4.6万美元以上）以及富裕中产阶级（年可支配收入在2.4到4.6万美元之间）的增长，必然形成中国经济的巨大内需。精准扶贫成效卓著，社会保障覆盖面持续扩大，都会对居民消费有显著的拉动作用。总量扩张的同时，消费结构升级步伐加快，2018年前二个季度，吃穿基本消费比重继续下降，服务消费比重继续提高，人们对于医疗、教育、养老的消费需求显著增长，服务将成为消费增长的主要引擎。二是产业链完整，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中国具备完整的工业体系。在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举的全部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都能在中国找到。完整的产业链一方面带来了产业集聚、低成本的优势，另一方面可以有效地分散风险，抵御外部冲击。单个产业面临外部冲击，不会对经济整体产生系统性影响。近年来，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外部冲击时暴露出脆弱性，相当一部分与产业结构单一、“偏科”有关。同时，我国不断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是全球供应链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全球经济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也较高。近年来，尽管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有所下降，但大量企业仍将中国作为重要的生产基地，这表明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地位难以替代。三是中国是一个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的大国，西方不亮东方亮。中国地域广阔，不同地区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发展水平上存在差异，在国内统一市场下能优势互补、梯度发展、优化资源配置，在面临外部冲击时有较大回旋余地。近年来，一些地区（如东北）经济发展遭遇暂时困难，但也有一些地区（如长三角、珠三角）表现出较强的经济活力，中西部地区发展势头也日益强劲。在坚持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地方探索的积极性，就能充分发挥大国优势，有效抵御外部冲击。四是改革红利潜力巨大。随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生产要素的成本优势降低。但近年来，中国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体制性结构性矛盾，解放生产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质量不断改善。事实上，我们测算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2016年以来已止跌回升，只要下决心推动一些关键领域改革，就能在高水平上持续释放增长潜力，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二、去杠杆进展顺利，杠杆压力主要在政府及相关部门，总体风险可控2017年之前的一段时期，我国宏观杠杆率上升较快，年年均提高13.5个百分点，债务风险“灰犀牛”引发各方关注。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将“去杠杆”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之一。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经济稳中向好及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2017年我国宏观杠杆率上升速度明显放缓，全年上升2.7个百分点至250.3%。其中，企业部门杠杆率为159%，比上年下降0.7个百分点，政府部门杠杆率为36.2%，比上年下降0.5个百分点，住户部门杠杆率为55.1%，比上年高4个百分点。杠杆压力主要在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风险总体可控。单纯从数字看，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较高，但实际上大量非金融企业的债务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国有企业的债务。据IMF测算，2016年如果考虑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中国广义口径政府部门杠杆率为62.2%，已经超过欧盟警戒线标准。但需要指出的是，与美国次贷危机源于次贷等基础资产质量恶化不同，我国政府部门拥有国有企业股权、土地等大量优质资产，偿债能力较为充分，只是因为体制机制没有完善，才可能出现“政府风险企业化，财政风险金融化”的风险。此外，尽管目前去杠杆过程中一些金融风险正常暴露，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仍保持稳健，不良率较低，剔除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国有企业的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逐渐下降，前一时期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较快的势头也得到初步遏制。总体看，风险是可控的。三、对冲外部风险关键在于深化改革作为大国，我国经济韧性好、潜力大、内需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关键是要深化国内关键领域的改革，维护消费者、投资者的信心，才能避免外部冲击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去杠杆应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入手，硬化预算约束，从而推动资源优化配置，进而推动新动能不断发展壮大。第一，要下决心推动财税体制改革。我国高杠杆风险的根源在于财税体制改革滞后。无论是政府本身的隐性债务，还是高杠杆的国有企业，以及近年来居民杠杆率上升较快，财税体制的缺陷是重要原因。中央地方财政关系一直没有理顺，地方政府融资“正门未开、后门难堵”。省级政府代市、县政府发债，中央审批额度，举债、支出权责不对等，催生中央财政兜底幻觉，导致“刚性兑付”和道德风险。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实践看，无论是之前平台大量替政府负债，还是近年来平台债务置换为政府债务之后，各类隐性债务仍大量泛滥，包括近期在最严厉的23号文下，我们调研发现，一些地方仍有不少新的改头换面的隐性债务冒头，这些事实都一再证明，央地财税关系不理顺，地方收支缺口过大，特别是没有稳定的税收来源，单靠简单厘清政府和企业债务边界，单靠行政手段控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结果必然是按下葫芦起了瓢，差别只是债务在形式上，从政府转到了企业，由财政转到了金融，表面上政府杠杆率下来一些，实质上整体债务风险反而更为严重。如何理顺央地财政关系的目标，十九大报告说得很清楚，就是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权责清晰并不容易做到，区域均衡主要靠转移支付，财力协调的改革，很大程度上就要靠健全地方税收入体系和发债体制。其中的关键改革，就是要设法将一部分土地出让金，用房产税来替代。房产税要搞起来，关键是两点，一是在改革路径上，应当试点先行。试点既可积累经验值，又能避免出大的风险。二是更为关键的，要有激励措施。可以考虑将房产税收入规模与地方债发行额度挂钩，甚至房产税偿债收入不足部分，中央可以发行特别国债给地方配资。这样一笔房产税，实际相当于数倍于土地出让金的举债能力。这在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负担较重，相当程度上需要借新还旧解决债务风险的情况下，房产税作为能否举债的关键因素，激励力度较大。除了将房产税试点作为地方政府未来举债的重要依据外，还可考虑发行特别国债，帮助地方政府化解债务风险。但凡在限期债务清理中申请中央财政救助的，都要对地方政府进行审计、问责，同时大幅消减其财政性融资权利，采取类似上级财政接管的特别措施；凡在限期内自主解决债务问题的，通过出售国有企业股权等优质资产化解债务风险的，可以减轻问责，也不限制其财政融资权利。在采取以上过渡性措施的同时，相应的事权支出责任划分、预算体制改革也要加快进行。从而逐渐形成“一级政府、一级财政、一级预算、一级税收权、一级举债权”新体系，各级政府的财政相对独立、自求平衡，放松中央政府对债务额度的行政性约束，由地方人大自主决定发债额度、期限，彻底打开地方政府规范融资的“正门”。同时完善治理体系，提高债务信息透明度，更多发挥金融市场约束作用。第二，深化放管服改革，改善营商环境。世界银行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尽管近年来中国营商环境大幅改善，但中国在全球190个国家和地区中仅排78位，创业营商便利排名93，建设许可排名172，税收排名130，这显然跟大国的地位是不相称的。特别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贸易摩擦等外部环境冲击极有可能成为常态，更需要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在改善营商环境上下功夫，以稳定投资者预期和信心。第三，财政政策应在去杠杆中发挥更大作用。财政政策结构调整的核心政策。当前去杠杆过程上暴露出的结构性问题，归根到底要靠财政政策解决。事实上，今年中央财政赤字率为2.6%，低于往年3%的水平，无论是从中央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还是从赤字率看，均有较大空间，一些地方财政也盈余较多。在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宜稳健中性，财政政策应相对积极、不宜紧缩，而是要发挥其结构调整的核心功能，既防止总需求下滑过快，又在去杠杆的同时优化杠杆结构，补齐短板。第四，需要进一步明确解决体制性结构性问题不能过度依赖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不能包打天下，尤其是在外部冲击日益增大的环境下，货币政策内外平稳的压力较大，回旋余地越来越小。尽管货币政策在引导资金流向上能够发挥一定的暂时性作用，但毕竟是总量政策，在解决结构性矛盾上天然不具备优势。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很可能会以流动性掩盖信用风险，以低利率掩盖低下的投资回报率，最终除了越来越倒逼货币环境宽松外，对既有的结构性问题未必真正有效，还可能“火上浇油”。要留下好杠杆，去掉坏杠杆，货币政策最大的作用，仍是维持稳健中性的货币环境，至于解决结构性问题，只能通过供给侧性结构性改革。此外，对影子银行要严控增量，逐步化解存量，存量化解可通过证券化以及金融机构补充资本金的同时有序回表，保持或增强支持和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作者：徐忠，央行研究局局长）本文由百家号作者上传并发布，百家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第一财经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第一财经官方百家号，可靠又有趣。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韧性强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韧性强海外网百家号制图：沈亦伶又到年中，中国经济亮出喜人“半年报”。7月16日，国家统计局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6.8%，其中二季度增长6.7%，连续12个季度稳定运行在6.7%—6.9%的中高速区间。“上半年，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结构调整深入推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质量效益稳步提升，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起步良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说。运行平稳，结构优化，质量效益向好“平稳”是中国经济“半年报”的总特点。从宏观调控的主要指标来看，我国经济运行呈现出增长平稳、物价温和、就业向好、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良好运行格局。增长平稳。“中国经济增速在0.2个百分点的狭窄波动区间运行了12个季度，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韧性更强了，而这样的韧性又为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说。物价温和。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2%，呈现温和上涨的态势，市场供求基本平衡。就业向好。6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4.8%，比上年同月下降0.1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低于5%。“这个水平是2016年国家统计局建立全国劳动力月度调查制度以来最低的水平。”毛盛勇说。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上半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进口增速继续高于出口增速，顺差有所收窄，外汇储备保持基本稳定。“优化”是中国经济“半年报”的关键词。在经济运行平稳的同时，我国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发展协调性提高。产业结构在优化。上半年，第三产业增长速度较快，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继续提高，达到54.3%，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5%，比上年同期提高1.4个百分点。“说明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作用继续巩固。工业转型升级加快推进，农业种植结构不断调优。”毛盛勇说。需求结构在完善。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8.5%，比上年同期提高了14.2个百分点，高于资本形成总额47.1个百分点，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在不断巩固。此外，民间投资、制造业投资也呈现改善的趋势。“向好”是中国经济“半年报”的大亮点。能耗降了，排放少了，发展的质量更好。上半年，我国清洁能源消费在整个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1.5个百分点；万元GDP的能耗同比下降3.2%，降幅高于3%的预期目标。利润涨了，钱包鼓了，发展的效益更高。上半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6.6%，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且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快于人均GDP增速；1—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6.5%，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利润增长9%，企业利润保持比较快的增长；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10.6%，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过10万亿元。改革红利持续释放，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市场预期总体向好“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稳中向好的态势在持续发展，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态势良好。而且，这种成绩的取得，是在当前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多、国内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扎实推进的大背景下实现的，应该说来之不易。”毛盛勇说。好成绩来源于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破除无效低效供给，为新动能孕育留足空间。去产能效果初显。上半年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6.7%，比一季度提高0.2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去库存成效突出。6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14.7%。企业杠杆率和成本继续下降。5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6.6%，同比下降0.6个百分点。1—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4.49元，同比减少0.31元。短板领域投资快速增长。上半年，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农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35.4%和15.4%，分别快于全部投资29.4和9.4个百分点。“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上涨了3.9%，产能利用率比去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1—5月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成本减少了0.31元，这3个指标共同作用促进了企业盈利的增长，提升了企业的信心，也使企业投资意愿增强，形成了良性循环。”潘建成说，上半年民间投资同比增长8.4%，不仅比上年同期加快1.2个百分点，也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2.4个百分点，说明经济的内生动力在增强。此外，6月综合PMI产出指数为54.4%，持续在扩张区间运行，也意味着市场预期保持景气。好成绩也来源于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优化创新生态，使新动能快速成长。市场新主体不断涌现。随着“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入推进，创业创新不断发展。上半年，我国日均新登记市场主体达1.81万户。市场新供给喷薄而出。上半年，代表技术进步、转型升级和技术含量比较高的相关产业和产品增长快，高技术产业增加值、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1.6%、9.2%和8.7%，明显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市场新消费加速成长。上半年，消费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限额以上单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通讯器材类和化妆品类同比分别增长10.6%、10.6%和14.2%，分别比上年同期加快0.2、0.5和2.9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在加快增长，旅游、健康、养老、教育、文化增长比较快，非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30.9%，成为增长新亮点。支撑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积累增多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表现良好，下半年，面临的挑战也依然复杂。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经济有何影响，引起各界广泛关注。“总的来说，在世界经济深度融合的当下，由美国单方面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对中美两国经济都会产生影响，也会影响全球经济的复苏和世界贸易的持续增长。”毛盛勇说，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居民消费价格的影响有限，进口大豆价格可能会有一定的上升，会带来豆制品及相关产品价格的一些变化。但大豆及豆类相关产品在CPI的权重比较小，对整个CPI的影响非常有限。从下半年趋势看，居民消费价格有望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总的看，上半年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支撑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积累增多，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主要发展目标打下良好基础。消费仍是顶梁柱。“从今年上半年主要的数据来看，经济增长的格局中，内需是决定力量，内需里面消费又是顶梁柱。从下半年来看，消费还是有条件延续平稳较快的增长态势。”毛盛勇说，消费保持较快增长有四大理由：一是消费本身是刚性增长；二是居民收入总体保持较快增长，而消费是收入的函数；三是基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只会加快；四是不断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加大了进口，丰富了供给，也会促进市场销售的活跃。投资保持稳定性。从投资的三大领域看，制造业投资连续3个月增速加快，良好的增长势头有望延续；上半年房屋新开工面积在加快，土地购置面积和土地购置费增长加快，这两个先行指标向好预示着下半年房地产投资有望保持较快增长；此外，随着项目清理完成，合规项目加快落地进度，基础设施投资下半年也有望保持基本稳定。“我国当前正处在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攻关期，下一步，要坚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扩大内需，使经济始终平稳运行在合理区间。”毛盛勇说。《 人民日报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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