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位置： & &&&
[城乡中国]经济发展中农业的地位与作用
作者：秦中春　来源：城乡中国网　发布日期：
在工业革命之前，农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一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由Arthur Young发明的科学（保护）农业方法曾引起英国18世纪的农业革命（林毅夫，2008），农业的高生产率和发达的工业促进了早期的城市化和商业的发展；在工业革命后，农业的增长方式和地位发生一些重要变化，随着现代要素的投入、农业制度与组织变迁、农业结构变化、人口与土地的关系以及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农业逐步从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社会结构也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化、城市化社会。农业在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学术界对于经济发展中农业问题的研究也相当丰富，本文即从研究经济发展中农业问题的主要视角、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农业的定位、不同类型国家发展过程中农业的地位、功能及演变等三方面对相关的理论、实证文献进行综述。
一、理论研究
关于经济发展中农业的角色以及农业与其他部门之间关系的讨论，最早可以追溯到重农学派。18世纪后半叶开始出现在法国的重农学派，面对由于封建剥削的加强和重商主义政策的推行而造成的法国农业的衰落，提出了反对重商主义，提倡重视和发展农业的经济思想。重农主义者正确地认识到靠牺牲农业而发展的工商业是难以持久的，农业的凋敝反过来必然会阻碍工商业和整体经济的发展。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以及托马斯&马尔萨斯等人也对农业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的所用进行了相关论述，认为农业中存在不可避免的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可能阻碍工业的扩张，从而导致整体经济的停滞，这一观点的局限之处是低估了农业技术进步的作用。古典经济学的批判者和继承者，马克思也非常重视农业的作用，他曾在《资本论》中指出&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的生产和一切生产的首要条件&，在任何时候、任何发展阶段，&最文明的民族也同最不发达的、未开化的民族一样，必须先保证自己的食物，然后才能去照顾其他事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关于经济发展中农业问题的研究内容日益丰富，视角也渐趋多样（张培刚，1984）。
（一）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
关于农业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角色问题的研究，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给出了经典的论断。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指明了资源会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部门流动，例如在工业化初期，农业劳动力会向工业部门不断转移，当转移超过了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后，农业生产开始萎缩，如果人口不变，将有可能出现食物供应不足，粮食价格上涨，最终导致工业化进程受阻，这就是所谓的&李嘉图陷阱&。李嘉图陷阱解释了低收入国家在农业停滞的状态下进行工业发展必然受到自然资源制约的问题，如果工业化初期的人口迅速增长和食品供给的增长不相匹配，食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扬，会使低收入居民的生活费用飞涨，作为结果而发生的工资上涨，可能会严重地打击依赖于劳动密集技术的工业化初期的工业。速水佑次郎（2003）指出，当今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这种李嘉图陷阱，仅仅靠开放食品进口是无法解决的，对于这些发展中国家，除了在工业化的同时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外，似乎没有其他办法来摆脱李嘉图陷阱。历史已经证明，随着应用科学来解决农业生产问题，农业技术进步的速度已经加快，在发达国家工业化国家中，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已经超过了工业生产率的增长率。显而易见，发展中国家只要遵循发达工业化国家以往的以技术进步带动农业生产率增长的方式，就能摆脱李嘉图陷阱。发展中国家经常被描述成二元经济体，包括一个传统的农业部门和一个现代的资本部门，著名的二元经济模型由Lewis（1954）提出，刘易斯模型强调了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转移对现代部门积累资本及扩张的重要意义，从而把经济发展当作二元结构一元化的结构转变过程。受刘易斯二元结构发展模式的影响，当时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认为，既然经济增长长期有利于结构转变，那么资源快速由农业向工业转移，就是恰当的经济发展战略（张培刚，1984），这种早期观点的局限在于没有认识到农业生产要素大量流入工业部门会导致农业发展迟滞，农业的衰落不仅无法使经济发展到达二元经济一元化的&刘易斯拐点&，还会使其掉入&李嘉图陷阱&，阻碍工业化的进程。刘易斯本人在其后来的著作中认识到了农业在促进工业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如1958年《无限的劳动力：进一步的说明》一文中，刘易斯指出了保持工农业间平衡发展的重要性，并且把农业发展的相对落后视为阻碍现代部门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认为&小农经济增长的失败很可能是抑制世界上大多数不发达国家工业部门扩大的主要原因&（刘易斯，1989）。刘易斯模型指出的二元经济增长过程有可能在到达转折点之前避免不了李嘉图陷阱而存在发展停滞的危险，在扩展了刘易斯理论的拉尼斯-费模型中，清晰地表明了这种可能性。Ranis and Fei（1961）在刘易斯模式上发展了费-拉模式，拉尼斯和费模型中的短缺点相当于李嘉图陷阱的另一种系统阐述：如果发展中国家不努力提高农业生产率，试图靠强行把资源从农业配置到工业来实现经济现代化，就有可能掉入李嘉图陷阱，因此该模型强调了工农业的平衡发展及其对二元经济一元化改造的意义，他们认为农业不仅为工业提供劳动力，而且还要提供农产品剩余（粮食和原料），如果农业不发展或发展缓慢，就不能为工业提供所需要的足够的农产品剩余，从而使工业扩张受到阻碍。在同一时期，Johnston and Mellor（1961）也研究了农业和工业发展中的相互关系并分析了农业产出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对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文章指出农业剩余的增长是工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并认为在农业没有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工业化从一开始就必须依靠农业技术进步的支持，以制止食品价格和生活费用的急剧上升。其他的先驱，如Schultz（1953），指出了农业部门食物剩余的重要性，在舒尔茨的观点里，农业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体现在农业为整个社会生存提供食物保障。对于工业化进程中粮食问题的制约强调更多的是Jorgenson（1961），他与费景汉&拉尼斯一样构建了工业和农业的两部门模型，但是他否认农业中存在剩余劳动力，认为农业工资与工业一样也是根据新古典学派的边际原理决定的，因此，在乔根森的模型中，只要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转移，农业生产马上就会减少，从而产生粮食问题，而为了避免这一问题的产生，乔根森指出应在工业起步时就必须推动农业技术进步。速水佑次郎和拉坦（1985）同样认为农业发展对工业化进程有重要影响，他们更进一步地指出，在各种理论分析中，无论制定何种假设，如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部门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或者应用哪种分析方法，如农业劳动力的工资决定是以古典原则还是以新古典原则为基础，有关的相同结论是：如果不能在增加食品生产方面做出努力，以避免陷入李嘉图陷阱的危险，工业化是不会成功的。
改善了刘易斯模型，Johnston and Mellor（1961）明确地将农业作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活跃部门，认为农业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并提出了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粮食、外汇、劳动、资本和市场等五大贡献理论。首先，粮食贡献表现为农业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剩余农产品，Johnston and Mellor认为经济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会有相当大的增长，如果农产品供给无法满足经济增长对增加农产品的需求，经济增长就会严重受阻；其次，作者认为，扩大农业出口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外汇储备，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农产品出口的扩大可能是增加收入和外汇的最有效方式；第三，农业的劳动贡献体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部门转移，作者认为工业和其他部门扩张所需要的劳动力往往来自于农业；第四，农业可以对资本积累做出贡献，Johnston and Mellor指出，在欠发达国家中农业产值可以占到其总的国民生产总值的40%&60%，因而是欠发达国家经济的主导部门，欠发达国家要想实现经济转型，就必须积累大量的资本，除了拥有丰富的可供出口的自然资源或者可以得到大量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其余国家就必须依靠农业为其资本积累和第二产业的扩张做出贡献，而实现这一资本积累的方式往往是对农业征税和压低农产品价格；最后，农业还可以为经济增长做出市场贡献，作者认为，农业通过生产和消费环节在整个经济增长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农业中较高的生产率能够增加农村人口的收入，而农业净收入的增加是工业化的一个促进因素，因为农业能够为现代部门提供产品市场。同一时期，Kuznets（1961）发表了题为《经济增长与农业的贡献》一文，对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重新概括，认为农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包括产品贡献、市场贡献、因素贡献和外汇贡献，并对此作了定量分析。1984年，加塔克和英格森特在《农业与经济发展》一书中，继承了库兹涅茨的观点，又将农业的基础性地位概括为四大贡献：产品贡献、市场贡献、要素贡献和外汇贡献。首先，农业的产品贡献包括食品贡献和原料贡献，其中食品贡献体现为在多数欠发达国家，农业部门是非农业工人消费食品的主要来源。国内食品生产者所生产的超过他们自身维持生存所需要的剩余要足以保证不断增长着的非食品生产者的需要。在理论上，虽然国内食品供给不足可以通过扩大食品进口加以弥补，但实际上，这种进口经常受到外汇不足和高成本的严格限制。由于食品在生活必须品中居首要地位，食品价格的迅速上涨经常导致一系列有害于经济增长的社会与政治的严重动荡。除此之外，食品价格上涨对经济的不利影响还体现在价格上涨增加了雇主的压力，要求他们提高工人工资，而这种提高并不伴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工业的交换条件恶化了。由于利润下降和较低的再投资，工业发展速度显著降低。另外，农业的产品贡献还包括原料贡献，在许多欠发达国家，工业化的早期阶段是以&农业原料加工业占主要地位&为标志的，虽然随着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农业部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对份额会下降，但农产品加工企业对农产品原料的需求弹性通常大于农产品自身的需求弹性，因此农产品原料贡献的相对重要性的下降速度要缓慢得多。第二，农业的市场贡献也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农业为国内工业品提供消费市场，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农业部门的绝对规模，最初它必然成为国内工业品的主要市场；另一方面农业的市场贡献表现为农业部门出售给非农业部门的食品或其他农产品的市场活动，库兹涅茨（1964）将前者称为&生产过程的市场化&，而把后者称为&农业净产品的市场化&。第三，库兹涅茨（1961）指出农业的产品贡献来源于农业生产剩余，农业的市场贡献来源于农业与其他部门的交易，而农业的要素贡献则来源于农业资源向其他部门的转移。农业向其他部门转移的资源是资本与劳动，因此农业的要素贡献包括资本贡献和劳动贡献，经济发展初期的资本积累主要来自农业生产剩余、农民净储蓄，获取资本积累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价格控制、间接税、汇率调整以及对农业直接征税；劳动贡献主要是指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当非农业部门已经占总劳动力的相当大的比重时，一个国家要想达到农业劳动力的零增长，比农业部门在就业中仍占统治地位时要容易得多，因此就大多数欠发达国家来说，在经济发展达到较晚时期以前，农业劳动力增长的转折点是不大可能出现的。最后，农业的外汇贡献体现在欠发达国家，特别是那些谋求较高的经济增长与发展速度但工业技术范围有限、天赋资源不足的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农产品出口换汇来满足其进口其他必需品的需求。
Timmer（1988）指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农业的角色在四个基本的方面进行演变：早期的&Mosher&阶段，那个时候&让农业发展起来&（getting agriculture moving）是主要的政策目标（Mosher，1966）；&Johnston-Mellor&阶段，这一阶段农业通过一系列的联系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如粮食贡献、外汇贡献、劳动贡献、资本贡献和市场贡献（Johnston and Mellor，1961）；舒尔茨阶段，这一阶段农业收入的增长落后于快速增长的非农经济部门，工农收入差距扩大，相对贫困问题随之出现，国内政治压力不断增加（Schultz，1978）；以及Johnson阶段，这一阶段为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将农业经济全面融入到经济的后续发展当中，经济实现整体可持续发展（Johnson，1997；Gardner，2002）。Dethier, J. and A. Effenberger（2011）指出那些想要跳跃早期阶段直接进入现代工业经济的尝试往往会带来如社会收入两极分化、政局动荡等灾难性的后果。
虽然大部分文献认为经济发展中的农业的角色是活跃而重要的，但是有一些学者持不同的观点。张培刚（1984）在其《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中指出，对于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有一些学者持农业消极论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农业不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工业才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发展被理解为现代工业不断吸收传统农业的资源而得到扩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农业只是工业化的被动的工具，它被当做只是能从其中榨取食物、劳动力和资本等的黑箱，无须考虑这一落后、被动的部门的发展问题。由Rosenstein-Rodan、Nurkse、Hirschman等人倡导的，大部分早期的发展战略强调工业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并对农业部门存有偏见（Schiff and Valdez，1998）。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许多新兴的独立国家发展缓慢，挑战了这一观点（Tiffin,R. and X. Irz，2006）。Johnson（1993）认为，那种从两部门经济模型得到的结论，与关于农产品真实价格变化趋势的悲观看法相结合，共同为进口替代政策提供了依据，这种政策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制造业部门，并将其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在这一战略中，农业的发展被政策制定者所忽略，然而当前已经看到，采用这种进口替代性政策的国家成绩平平。
1982年世界发展报告（WDR，1982）农业和经济发展（Agricul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一书发表后，农业发展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2008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以农业促发展》（Agriculture of Development）更是燃起了全球对农业政策研究的兴趣。该报告指出，农业具有多功能性，对发展具有多方面贡献，作为一项经济活动，一种谋生手段，一个环境功能或环境服务的提供者，农业成为促进发展的独特工具。特别的，该报告指出了农业在三类经济发展不同程度的农村地区发挥着的不同功能：在传统的农业国，农业是增长的主要源泉，农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平均达到32%，这类国家总计有4.17亿农村居民，主要居住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在转型中国家，农业不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农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仅为7%，但绝大多数贫困人口滞留在农村，农业发展是减贫的重要手段，这类国家总计拥有22亿多农村居民，主要分布在东亚、南亚、太平洋地区以及中东和北非；对于已经城市化的国家，农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率更低，平均为5%，贫困人口主要是在城市，这类国家共有2.55亿农村居民，大部分分布在拉美、加勒比地区、东欧和中亚。由此可以看到，对于经济发展处于初期阶段的传统农业国，农业在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在转型国家和已经城市化国家中，虽然农业的直接经济贡献不断降低，但农业在减贫、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有发挥着重要的社会效益，在发达国家中，农业的环境功能也越来越得到重视。Dethier,and Effenberger（2011）认为，在发展中国家，通过农业收入的提高、就业的增加以及为城市部门提供价格合理的食物，农业不仅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整体收入的提高还可以为减贫做出重要贡献。在低收入国家，60%的劳动力都受雇于农业，农业产值在GDP中所占比例达35%，而在中等收入国家这一比例为9%，高收入国家为1%。全世界有55亿人生活在欠发达国家，30亿人生活在农村地区，农业是86%的农村居民的生计来源，75%的穷人居住在农村地区且他们的收入主要来自农业以及与之相关的活动。农业在低收入国家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可以成为国家发展的引擎并担当转型国家减贫的有效工具。
由此可以看出，人们对农业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与经济的发展阶段有关，在经济发展初期，经济发展理论主要偏重于早期的倡导工业发展优先、不均衡发展战略（Nurks，1952；Hirschman，1957），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经济理论也转变为越发注重农业的作用，倡导均衡的发展战略（Johnston and Mellor，1961；Johnson，1997）。目前，农业在经济发展中长期居于基础性地位的观点在理论上达成了共识，除了农业对经济发展的四大贡献：产品贡献、市场贡献、要素贡献和外汇贡献外（苏布拉塔&加塔克、肯&英格森特，1987），农业的多功能性，如社会功能、环境功能等（WDR,2008），亦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二）农业与其他经济部门间的联系
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还体现在农业与其他经济部门之间的联系上。关于农业与工业相互依存关系的分析，最早是由我国经济学家张培刚（1984），在其1945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中指出，在任何经济社会中，农业与工业总保持着一种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首先，粮食作为农业与工业之间重要的联系因素，随着工业化的进展，粮食供求的数量和结构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其次，农业是农产品加工业的供给来源，这种原料供给在工业化初期显得尤为重要；第三，张培刚分析了联系农业与工业的劳动力因素，指出农业为工业提供劳动力，但并不排除在短期内，因工商业扩张不利或萧条而形成人口的回流现象；第四，分析农民作为消费者，为消费目的购买工业品及作为生产者，为生产目的购买工业品的能力及农业与工业制成品消费市场之间的联系；第五，指出了农业可以通过出口农产品赚取外汇，帮助发动工业化。Adelman（1984）也强调了农业与工业之间联系的重要性，并将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关系总结为&以农业需求为主导的工业化&（ADLI），文章指出在度过了工业发展的最初阶段后，农业政策的重点应当由强调获取农业剩余转为创造农业剩余以及建立农业与其他经济部门的需求联系。作者运用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CGE Model）进行模拟实验，比较了出口导向型和农业需求导向型（ADLI）这两种发展战略的优劣，实验设计了一个小的、低收入的、半工业化的、类似于1963年韩国的开放经济体，将其放在未来十年的国际进口需求增长率为年进口需求增长率一半的国际环境中进行模拟，结果是采用农业需求引导的工业化发展战略（ADLI）在各方面都优于出口导向型战略，因此作者认为由于农业与工业之间存在着生产和消费的联系，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应该是&农业驱动型&而不是&出口导向型&，认为提高农业生产率可以促进工业化。特别的，作者指出农业需求主导的工业化（ADLI）在那些还未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的低收入国家中发挥的作用最佳。另外Adelman还指出，需要重点关注中小型农户，这是因为中小型农户更可能使用本国生产的中间产品，而大型生产者则更可能进口机器和其他投入品，进而会弱化农业和其他部门间的联系。Delgado, Hopkins and Kelly（1998）指出农业部门具有显著的乘数效应，通过农业和其余国民经济部门的联系，农业增长的影响可以扩散到其他部门。
虽然大部分文献认为农业与其他经济部门间及与整体经济发展间的关系是重要的，但一些学者得出的不同结论仍值得注意。如Gollin（2010）所指出的，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农业占据的较大比重并不能直接表明整个经济的增长是基于&农业引导的工业化&战略，实际上，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业的效率要低于其他经济部门，扩大一个低生产率的部门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不利的。作者认为对于那些拥有庞大人口和对外开放有限的国家，农业的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而对于其余的市场开放的国家，&农业引导的增长&的重要性取决于进口食物的成本和相对可行性。Matsuyama（1992）指出农业增长和整个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依赖于一个国家对外贸易的开放程度。在小的、封闭经济中农业增长与经济增长共进退，但是在开放经济中这种关系可能就会发展转变，如果这个国家在农业中具有比较优势，贸易开放将会把资源从现代部门吸引到比工业部门效率低的农业部门，其他部门经济的增长速度有可能放缓。当然也有学者持农业悲观主义的观点，如Dercon（2009）从Eswaran和Kotwal（1993）的两部门模型中得出了他的结论。他认为，在一个开放经济中，农业和现代部门的产品都可以展开对外贸易，存在于两部门间的连接对整体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有所降低，结果就是没有必要提高农业生产率来促进整体经济增长和减贫，依靠进口可以弥补农业低效率带来的农业产品短缺。因此该作者认为在两部门都可以促进增长的情况下，如果农业较其他部门的生产率低，进口粮食并将注意力集中到其他部门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是更有益的。Dercon的观点在理论上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现实中忽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往往会带来一系列社会和政治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的人口大国，通过粮食进口来保障国内的粮食安全是有风险的，这种因为农业效率低就放弃发展农业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不均衡发展战略的提出者赫希曼在其《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提出&联系效应&理论，赫希曼认为工业品、特别是制造品产业的联系效应强，比如汽车制造业，其前向和后向联系可以带动诸多产业部门，因而可以高效的带动经济增长；而初级产品，特别是农产品产业的联系效应弱，极端情况下的自给自足的农业部门往往与其他经济部门不发生联系，因而其产业带动能力弱，不利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赫希曼指出，发展中国家应当把稀缺资金集中投入到联系效应强的工业部门，特别是制造业部门，通过不平衡增长方式促进经济快速发展。不均衡发展理论在20世纪中期对拉美等地的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初期也带来了经济发展的高速度，但是由&极化效应&带来的种种弊端，这种政策往往带来了后期经济发展的迟滞。张培刚（1984）指出，不均衡发展理论无疑强化了发展中国家优先发展制造业而完全忽视农业发展的倾向。毫无疑问，成熟的工业体系确实具有最大的前向和后向联系，而落后的传统农业有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倾向，但是我们应当看到，现代化的农业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应有较大的前向和后向联系效应，农业的专业化、市场化和社会化能推动农业投入品工业和农产品加工、储运、销售业的发展，能推动专业化的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组织的建立和运转，因此不应该过分看重制造业的联系效应而过分轻视农业的联系效应。
由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农业与其他经济部门存在广泛的联系，特别是在工业化起步阶段，农业通过与工业间的食品、原料、劳动、市场、外汇等联系帮助发动工业（张培刚，1984），而当工业化发展一定程度，工业又会通过为农业提供先进的机械设备、优良的植物品种以及高效的农药化肥反过来促进农业的现代化并推动农业生产率的增长（速水佑次郎，2003），至于国际贸易可以削弱农业与工业之间联系的说法（Dercon，2009），只能说明国际贸易有可能减弱本国农业与工业之间的联系，实际上，一国通过进口农产品来满足国内需求实质上是加强了本国经济与世界其他国家农业之间的联系，站在世界市场的角度看，农业与工业的联系仍然是日趋紧密。在市场经济未出现之前，农业往往有着自给自足的倾向，而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业与工业之间的联系日趋密切，以至最终融为一体，实现二元经济的一元化，正如许多发达国家所经历的一样，农业已经实现了市场化和现代化。
（三）农业技术变迁与农业制度变迁
农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业技术的进步，那么是什么因素驱动着低收入的农业产生新的有效率的技术？这是技术经济学关注的问题，其中最著名的理论当属Hayami and Ruttan（1985）以及Binswanger and Ratten（1978）的诱导技术变革模型。速水佑次郎和拉坦（1985）认识到在经济文献中，关于农业发展和工业发展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的认识，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从早期的&工业基础论&转向强调农业生产增长和农业生产率增长对总的经济发展过程的意义。但是他们认为这种认识的转变是不够的，因为这只认识到了农业部门在经济发展过程的作用和贡献，还没有认识到农业发展过程本身，或者说农业自身的增长过程仍然处于多数经济学家的关注之外。速水和拉坦没有把农业技术变化看作是科学技术进步的自发产物，农业技术变迁被认为是在经济力量或价格机制诱导下实现的，不论一个国家的资源条件如何，农业技术的进步大都是在经济力量的诱导下实现的。两作者认为，农业技术变迁与两个方面的因素有关：一个是国家或地区的初始资源禀赋状况，一个是现代农业要素的相对价格。首先，一国的初始资源禀赋主要指两种初级资源，即土地和劳动的相对量和存量，这是决定农业技术变革实际方式的主要因素，农业与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比起来，在生产上以受土地更大的制约为特点，因此可以把农业生产看成是不断消除缺乏弹性供给的土地和劳动对生产施加制约的一个过程；其次，为了解决土地和劳动初始资源形成的生产瓶颈，人们发明了化肥和机械等替代性要素，这些非农部门提供的人工替代要素相对于土地和劳动价格的下降，是推动农业技术变迁的重要经济力量。据此作者提出著名的诱导技术变革模型，即一个国家农业生产的增长受其资源条件的制约，但这种制约可以通过技术变迁来突破。初始资源相对稀缺程度和供给弹性的不同，在要素市场上表现为资源相对价格的差异。相对价格的差异会诱导出节约相对稀缺的、价格相对高昂的资源的技术变迁，以缓解稀缺的和供给缺乏弹性的资源给农业发展带来的限制。土地供给缺乏弹性或土地相对劳动价格昂贵会诱导出节约土地的生物化学技术的进步，如日本；劳动供给缺乏弹性或劳动相对于土地价格昂贵则会诱导出节约劳动的机械技术的进步，如美国。在这一诱致性变迁假设下，技术创新由相关激励的变化所引导。当投入项变得昂贵时，便有激励研发一种技术使得投入要素更为便宜。但是，现实中也发现，许多农业技术突破&&特别是在20世纪60-70年代绿的色革命&&不是出现于以利润为导向的诱致性变迁，而是由科学家、政府主导的非营利性的科学研究产生。
对于农业技术的这种投资以创新的巨大的正外部性证明了投资的正确性。首先表现在农业技术的溢出效应，因为农业研究产生的是非竞争性且经常是非排他性的知识，它能产生典型的公共物品的利益。虽然许多可应用的农业研究是高度专业化的只针对一种农作区的技术，但是技术研发相关的基础研究却有着相当大的全球范围内的溢出效应（Alston et al.2000; Evenson and Gollin 2003）。第二个农业技术创新的外部性表现在这种技术变化的福利分配上。因为大部分农产品展现出来的是需求无弹性，从技术变化的长期均衡来看，生产者没有在这一趋势中获益。农业领域技术变迁的实证证据表明大多数福利的获得源自低价格给消费者带来的剩余，而不是生产者剩余（Evenson and Gollin，2003；Minten and Barrett 2008）。当然，如果农业技术变化的收益以低价格的形式带给了消费者，那么通过对消费者征税来获得农业科技研发的资金将会是最优的选择。
毋庸置疑，农业技术对农业的发展具有关键的作用，但问题是为什么同样的农业技术在不同的地方发挥的效果差异很大，如绿色革命的技术对中国和印度的农业生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对非洲农业的影响相较之下要小得多；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技术水平没有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农业的生产效率又有可能获得非常大的提高，如1979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业发展；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无法回答上述问题，而制度经济学对此做出回答，并认为是制度因素影响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技术水平以及经济运行的效率，如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斯（1988）在其《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指出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诺斯认为制度因素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种能够对个人提供有效激励的制度是保证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其中产权最重要。林毅夫（2002）在其《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一书中还指出，制度具有促进节约、规避风险、促进再分配的重要功能，且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清晰的双向关系：一方面，制度会影响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进程；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可以而且确实经常导致制度变迁。
从整个经济从低级到高级阶段的发展过程来看与之相应的制度变迁，林毅夫（2002）指出，在经济发展初期，特别是收入水平徘徊在生存线附近，制度的节约功能及风险减免因素就可能是制度安排的主导因素。正是这个因素为一些重要制度比如家庭、部落、宗族提供了基本的存在理由。在这种背景下，比如让村民友好相处并让每个个体相互加深了解的制度对减少机会主义行为非常有效，因为当生产技术简单，大部分交易发生在个人之间并重复进行时，机会主义行为很容易被上述制度察觉。但当经济发展起来时，生产和交易变得日益复杂，经济的制度结构也随着变化。每一项制度安排趋于更加完善，执行的功能更加专门化，因而传统的制度将不再是最优的。由于不同制度安排适应社会环境和执行各自任务的能力是不同的，所以尽管它们有相同的功能，但对于效率、经济增长和分配的影响却是不同。
由此可以看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制度发生改变以适应日益复杂的交易现状并继续发挥其促进经济良性运转的功能，而农业制度也必须遵循上述规律，同样需要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适应现状，不断创新，才能够保证发挥现代农业应有的效率。在当前的研究中，经济学家指出了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由于产权不明晰、市场制度不完善所带来的农业生产的低效率的问题，如Binswanger and Deininger（1997）指出了发展中国家存在于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保险等领域内的制度不完善，如存在于小农户和批发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企业改变生产模式可能带来与小农户间的高交易成本，采取效率工资还是利用分成耕作模式可能带来的劳动力市场扭曲，以及由于农业保险缺失、土地市场扭曲带来的农业收入极端的动荡等，并认为这些存在于交易中的产权不明晰、信息不对称等制度问题，会带来市场的扭曲，阻碍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舒尔茨（1991）从政策层面指出了良好的农业制度安排，如适宜的生产和经营方式，合理的价格政策，便利的金融信贷服务和信息技术服务队农业发展和农民利益保护的重要作用，并指出一些国家农业之所以停滞不前，原因不在于资源禀赋，而在于宏观经济政策和农业政策的扭曲和失误。盖尔&约翰逊（2005）在肯定我国实施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的成功的同时也指出了我国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时所需要注意的问题，那就是要进一步深化制度改革，包括土地产权改革，以及完善农村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制度安排。Binswanger and Deininger（1997）还提出了对于促进农业发展所应采取的制度措施，具体包括：正确的价格、税收和贸易政策，直接或间接的对农业科研、推广、技术创新、质量管理、信息提供、基础设施投资、人力资本发展以及出口潜力的方面的制度支持。世界银行（2008）年《以农业促发展》的报告也指出，要通过制度创新提高农业的竞争力，具体措施包括改进价格激励，提高公共投资的质量和数量；使产品和生产资料市场更好地运行；提高信贷可得性，推动农业保险制度建立；提高生产者组织的绩效，减少交易成本，提高生产者组织的市场能力等。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一般以发达国家的市场制度作为理论的给定前提，并把技术作为外生变量来研究。然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要经历从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转型过程，其本身就是一个同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受到经济发展阶段影响有对经济发展具有反作用的制度和技术变迁的过程，如果把发达国家的市场制度和技术条件当作是经济学理论模型的给定前提和外生变量，那么也就放弃了对经济发展的过程和原因的分析。我国既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国家。因此，运用建立在完善市场制度基础上的主流经济理论来分析中国问题时不能简单套用，而应把技术和制度当作经济体系的内生变量来研究（卢锋，2004）。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技术变迁和农业制度变迁也应作为农业自身发展的内生变量来研究，应当看到在经济发展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转型过程中，农业自身也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速水佑次郎和拉坦（1985）还发现越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其农业技术越先进，农业制度越完善。因此可以说，先进的农业技术和农业制度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而经济越发达越能够带动农业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
上述文献主要涉及经济发展中农业问题的理论研究，接下来的内容主要关于农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二、实证研究
对经济发展中农业问题的实证研究有很长的历史，早期的贡献者，如库兹涅茨、钱纳里等关注经济增长过程中各部门的变化。1966年，库兹涅茨观察到随着经济发展，农业部门在国内总产出和雇佣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库兹涅茨表达式说明，农业部门产值增长占国内总产值增长的份额与农产品在国内总产值中的初始份额以及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净产品的相对增长率的乘积有关，也就是农业产值增长占国内总产值增长的份额与国内总产值中部门份额的比率和部门间增长率比率的这二者的乘积成反比关系，这在之后的实证数据中被证实。另一个早期的贡献包括Chenery和Syrquin（1975），他们利用了1950年-1970年的20年间101个国家（地区）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揭示了部门的产出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关系，钱纳里等发现，发展中国家通常会经历一段结构加速转型的过渡阶段，在此之前是一段几乎没有结构变化的时期，而在过渡之后，变化的速率会明显放慢，他们将这三个阶段定义为经济发展的初级产品阶段、工业化阶段和发达经济阶段，反映在图形上表现为一条自下而上的S型曲线。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最重要的是S曲线上的过渡阶段，也即工业化阶段。钱纳里等（1989）进一步提出，在工业化阶段，农业部门的指标表现是就业比例持续下降，且大致从人均1000美元开始，农业就业发生绝对下降，一旦现代产业部门吸收了农业中大部分的剩余劳动力，农业的资本的密集度就迅速提高，农业发展表现出的重要特征为单位产出所需要的资本量不断提高，而所需的劳动量明显减少。
除了上述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部门自身的发展变化外，实证研究文献关注的经典问题还包括在实证数据中检验农业的增长与其他部门经济或整体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以此来探讨农业的增长是否是经济发展的引擎问题。在近期的研究中，Timmer（2002）使用年6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证明了农业GDP及其附加值的增长与非农GDP的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他认为这种相关关系可以被解释为农业增长在降低粮价、劳动力转移以及资本积累等方面产生的一阶影响，同时二阶影响为改善了的营养，提高了工人的生产率，由此说明了农业的增长对非农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同样地，Self和Grabowksi（2007）通过对年国家农业生产率和人均真实GDP的研究，表明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同人均真实GDP的增长之间具有正向关系，即农业生产率增长的同时伴随着人均GDP的增长。
虽然上述实证研究建立起了农业和GDP增长之间的关系，但是并没有指明二者之间因果关系的方向问题。究竟是农业的增长促进了GDP的增长，还是由于GDP的增长促进了农业的增长，这一问题没有交代清楚就无法有力的证明农业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引擎；更为重要严重的是，如果两个部门相互独立于对方而增长或者是由于一个共同的第三方因素影响的结果，那么这种关系可以被看作是伪造的，因此那些认为农业增长带动经济增长的研究受到了质疑。为了解决这一实证工作中的内生性问题，Tiffin and Irz（2006）使用二变量格兰杰因果检验证明了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附加值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即发展中国家农业附加值的增长带来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但这一因果关系在发达国家的数据中不显著。Bravo-Ortega and Lederman（2005）同样使用面板数据利用GMM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来重新计算农业增长对整个增长率的影响，使用年的面板数据，他们发现在发展中国家农业GDP的增加促进了非农GDP的增长，但是在发达国家是非农GDP的增长带动了农业GDP的增长。
DGE模型（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同样也可以用于解释农业消费与低收入国家增长动力之间的关系。Steger（2000）建立了新古典经济转型时期动态增长模型，他在恩格尔定律发挥作用的前提下建立了这一内生增长的两部门模型，得出的结论是农业部门生产超过人口生计需求的物质的能力对农村综合储蓄率的增长有显著影响，而这有助于工业化的发生。另外，还可以利用DGE模型研究农业的多功能性，以此来理解农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Wichman（1995）通过经验证据发现营养和生产力之间有着显著的正向关系，在他的分析框架中，农业增长可以增加食物消费、提高营养并且最终提高所有部门的劳动生产率。Pineres（1999）将内生增长人力资本模型拓展为多部门模型，以此来研究农业部门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支持能力，通过对哥伦比亚的实证研究得知，非传统出口农业部门的增长要比制造业增长对长期经济增长率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最后，Matsuyama（1992）认为在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中农业生产率提高的影响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外贸体制，在一个封闭经济的框架中，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导致了劳动力在农业中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带动了经济增长。相反，如果是在一个开放经济框架中，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强化了国家在农业领域的比较优势，则会引起劳动力从制造业中重新分配，由于劳动力从生产率更高的制造业部门流向农业部门，因而有可能会降低未来经济增长率。但不管假设条件如何，DGE模型文献增强了一个观点，即低收入国家农业增长在促进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应同时强调其他部门生产率的重要性。
实证文献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为农业进步对减贫的重要作用。Mellor（2001）认为并不是发展中国家整体经济的增长减少了贫困，而是农业的增长直接或间接的减少了贫困。在Datt and Ravallion（1996）关于印度35年的贫困研究中，发现农业生产率越高，相对和绝对贫困减少的就越多，其中的原因这部分是由于短期内农户收入水平提高的直接影响以及长期内收入增加、粮价降低的间接影响。上述研究同样表明农业是主要的减贫渠道，而非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向其他部门，这也加强了农业带动增长的观点。同样地，Loayza and Raddatz（2010）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横截面数据的研究表明在劳动密集型的部门，如农业的发展较之劳动力集约型部门的发展对减贫有更大的作用。Christiansen and Demery（2007）计算出1%的人均农业增长较相同比例的工业增长能够减少1.6倍的贫困人口，较相同比例的第三产业增长能够减少3倍的贫困人口。
关于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及贡献问题，虽然上述理论模型提出了相当不同的观点，但是它们相互间不是必然矛盾的。这些模型都是在不同的经济假设下得出（例如是否是开放经济），因此，它们得出不同的政策便不足为奇。正如2008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的，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环境不同，农业在发展中的角色应该根据具体的环境给予重新评估，在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中，农业可以成为增长的主要引擎；但是在转型国家，农业作为一项经济活动的重要性有所降低，但仍然是减少农村贫困的主要工具；在城市化的国家，农业扮演着与那些拥有比较优势的可交易部门一样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角色。
三、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农业的定位、功能及其演变
通过对上述经济发展中农业问题的研究文献进行分析和总结，笔者认为农业的发展及其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地位和作用的演变具有一般规律性，而从各个国家发展历程来看，其农业地位和功能的演变在遵循一般规律的同时又由于各国的资源禀赋、社会制度、历史传统等因素而各具特色。本部分首先总结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农业地位和作用的演变规律，继而介绍不同类型国家发展中的农业。
（一）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农业地位和功能演变的一般规律
当一国经济从低收入阶段经中等收入直至高收入阶段的发展过程中，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逐渐缩小，这一现象是经济学中广为人知的配第&克拉克法则（Clark，1940）。那么农业在国民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逐渐缩小是否意味着农业在经济中的地位逐渐降低呢？答案是否定的，原因为农业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其关键的、促进经济向更高阶段迈进的独特功能和作用。
从不同的发展阶段来看，一国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直至高收入阶段会出现三种农业问题，分别为低收入阶段的粮食问题，中等收入阶段的相对贫困问题，以及高收入阶段的农业调整问题（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2003）。具体表述为，在工业发展的初期阶段，农业生产赶不上随人口和收入增长而增加的粮食需求，粮食价格上升，这又促使工资上涨，从而制约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早在李嘉图研究产业革命时期英国的问题时就已经指出，舒尔茨将其称为&粮食问题&（舒尔茨，1991）；而当一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农业政策目标往往要经历由低收入时期&如何廉价提供农产品&的&粮食问题优先阶段&向高收入时期&如何防止农民收入相对减少&的&农业调整问题优先阶段&的过渡，而这一过渡阶段往往会出现相对贫困问题。速水指出这种相对贫困问题与工业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二元化现象密切相关，经济结构的二元化会造成农业与非农业、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经济差距，因而导致过渡阶段的相对贫困问题；从低收入阶段向中等收入阶段跃升时期农业劳动相对收入下降的趋势，在经济发展阶段接近高收入阶段时开始发生转变，高收入国家面临的是农业调整问题，政策目标是&如何防止农民收入相对减少&。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要想顺利完成从低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的转型，就无法回避发展过程中的粮食问题、相对贫困问题和农业调整问题，而在不同发展阶段中，农业的发展可以为这三个问题的解决做出重要的贡献，而农业在各发展阶段所呈现出的地位和功能的变化也就构成了不同发展阶段农业地位和功能演变的一般规律。通过总结之前各部分的文献，笔者提出了一个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农业的地位和作用的发展变化图（见图4-1）。
图4-1 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农业地位和作用发展变化示意图
在经济发展的低收入阶段，一国面临的是启动工业化的艰巨任务，而任何国家，在产业革命发生以前，食粮是工业、商业、及其他各种经济活动确定区位的主要因素，19世纪以来，欧美国家若没有农业的先期发展或至少伴随的发展，工业化的启动乃至于任何重大的工业增长都是不可能的。法国之所以工业化起步晚于英国，一个重要原因是法国虽有较长的工业传统，但农业发展水平、农业生产所能提供的剩余农产品远远落后于英国（张培刚，1984）。根据经济史，现今的发达国家在19世纪是农业强国的，其发展都比较迅速（Adelman and Morris，1988）。许多学者都认为在欧洲诸国、日本等国家，绿色革命是与工业革命同时或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发生了（Lipton,1977; Rostow,1960）。历史的记录表明在工业化的早期发展阶段，一些国家特意为农业部门制定的工业化政策是成功实现农业主导增长的必要条件。所有的欧洲经济发达国家以及东亚成功的工业国包括中国，都实施了政府导向的农业转型政策来促进农业发展和非农经济的增长。他们中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朝鲜和我国台湾地区，通过土地革命开始国家的发展之路，而农业通过为工业化提供产品和资金，为工业化的启动做出了重要贡献（World Bank ，1993； Bezemer, D. and D. Headey，2008）。张培刚（1984）指出，当一个国家已经明显开始工业化了，农业在为整个经济提供粮食的同时，其要素贡献（资金和劳动力）也会变得更为突出，按照加塔克和英格森特（1984）总结的农业在经济增长中的四大贡献说法，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农业的产品贡献、要素贡献、外汇贡献对启动和促进工业化发挥着重要的经济作用。由此可以说，在经济发展的低收入阶段，农业为一国的现代化发展做出了重要的经济贡献。
在经济发展从低收入阶段迈向中等收入阶段的过程中，要想顺利实现转型，就必须要避免陷入&李嘉图陷阱&，而如果一个国家要想解决其工业化初期发展阶段的粮食短缺问题，除非可以获得长期、稳定、充足的粮食进口，否则就必须提高本国农业的生产率，实现粮食的稳定供应，而在这一环节中，农业技术进步对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速水佑次郎，2003），因此当经济从低收入阶段向中等收入阶段过渡时，农业技术的进步对经济的成功转型起着重要作用。
当一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由于农业收入明显低于其他经济部门的收入等原因，一国不可避免的会产生相对贫困问题，而贫富差距过大又会带来政治上的动荡。从长期来看，农业劳动力进入非农部门，包括城市和农村的非农经济，这一收入差距会很快减小融合，但这一融合需要较长的时间，这一过程在美国也是20世纪80年代才真正完成（Gardner 2002）。可见，相对贫困问题是一国在迈向高收入阶段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而解决的办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业的发展，世界银行（2008）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在转型国家，虽然农业作为一项经济活动的重要性有所降低，但仍然是减少农村贫困的主要工具。鉴于农业对减贫的重要作用，因此在中等收入阶段促进农业发展拥有缩小社会收入差距，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
缓解相对贫困，缩小收入差距的关键是要提高农业人口收入，而如何解决农民增收问题是一国由中等收入阶段向进高级阶段迈进以及进入高收入阶段后都需要关注的问题。Lindert（1991）指出，农业部门落后的收入水平会在结构转型阶段给国家带来沉重的政治压力，而这些压力又会由于农业部门持续的落后变得越来越严重，对于此，一个合格的政府面对这种压力必须采取相应的制度措施提高农业人口的收入，而其所做的制度调整往往是保护农业部门免遭国际市场的竞争以及直接为农民提供收入补贴。Timmer（2009）也指出，由于工农生产力之间的差距仅仅通过农业技术进步带来经济增长很难减小，因此还需要采取其他制度上的安排来帮助农民增收。盖尔&约翰逊（1997）同样指出，农业是一个正在衰落的行业，这是无法逃避的事实，政府应该做的是帮助农业和农村人口做出调整，以适应农业就业机会的减少。这意味着政府干预的重点应从产品市场转移到要素市场（尤其是劳动力市场），农民福利的增加更加依赖于劳动力市场而不是产品市场，在农业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应进行制度创新，采取适合劳动力市场的行动，例如出台信息和教育方面政策措施等。由此可以看出，经济学家们为解决经济从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阶段过程中的提高农民收入问题开出的药方是进行农业制度调整，通过制度安排提高农业人口收入。
当经济发展进入高收入阶段以后，在制度和政策上进行调整以防止农民收入减少的做法还需继续（速水佑次郎，2003），因此农业的社会贡献还在继续发挥，而与此同时，农业表现出更多的是其多功能性。首先，发达国家的农业有着重要的生态功能，如日本在其1999年颁布的《粮食、农业和农村基本法》（新基本法）中提出的注重农业生产活动带来的自然环境的保全、良好景观的形成等农业附加贡献，这是对农业生态贡献的肯定（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2003）；其次，发达国家的农业还拥有更多的服务功能，如当前流行于欧美的CSA（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农场，这种食物消费体系体现了发达国家居民&回归自然、吃在当季、吃在当地&的价值观，而农业使消费者的这一需求得到满足，从而发挥了重要的服务功能；另外，虽然发达国家的农业发挥了更为多样的功能，但农业最基础的产品、要素、市场和外汇四大功能依然在发挥作用，特别的，在工业化的高级阶段，农业的产品贡献在四大贡献中更为突出。这是由于发达国家工业部门已经发展壮大，并具备了自我积累的能力，农业部门的相对规模越来越小，而且农业剩余劳动力也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对工业发展的要素贡献和外汇贡献会进一步削弱，而农业的市场贡献也在逐步减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农业失去了其基础性地位，相反，随着工业规模日益扩大，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农业部门对经济发展的产品贡献将再次突显出来（黄泰岩、王检贵，2001）。
综上所述，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农业地位和功能演变的一般规律可以表述为在低收入阶段，农业为工业化的起步和发展做出重要的经济贡献，表现在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产品、资本、劳动力、市场和外汇贡献；在经济从低收入阶段迈向中等收入阶段的过程中会面临经济发展的&李嘉图陷阱&，而避免这一陷阱的根本做法为依靠农业技术进步提高农业生产率，为本国的工业化提供足够的粮食；在经济发展至中等收入阶段时，一国往往面临严峻的&相对贫困&问题，而农业作为减贫的有效工具，能够很好的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在这一阶段农业又有着重要的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当经济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过程中，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提高农业人口收入&，而由于工农生产力之间的差距仅仅通过农业技术进步带来经济增长很难减小，因此进行农业制度创新是促进农业人口增收，缩小贫富差距的必要举措，也是促进经济持续向上发展的前提；当经济最终进入高收入阶段，农业的贡献则表现的更为多样，农业的产品贡献将再次凸显，除此之外，农业的多功能性，如生态功能、服务功能也将得到充分的发挥。
（二）不同类型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农业
由于每个国家的国情、文化积淀、历史发展不同，农业在各个国家的发展状况各具特色。在诸多国家中，本文选取有代表性的六个国家，对其工业化过程中农业的角色功能进行分析，分别是英国、德国、美国、日本、韩国和巴西。
1．英国工业化中的农业
英国的工业化历史为1650年至1850年，作为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其农业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英国的农业革命伴随着工业革命进行了一个世纪或更久，其农业革命的核心是增加每英亩的谷物产量（Overton,1988）。在1700年，英国农业对GDP的贡献大约占到43%，而到了1880年左右下降到了10%；1700年，约有75%的英国人口依靠农业为生，但是到了19世纪晚期，城市人口占据了总人口的绝大部分。
在18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谷物价格急剧上涨，推动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是人口的大量增长，特别是大量的非农人口（1801年占到总人口的64%）；拿破仑战争（）；以及《谷物法》的保护（）。到了19世纪50年代，小农场已经很少了。在农村，由于需要不断购买工业投入品，对农业投资业不断增加，农业生产力也不断提高，自年，农业部门为城市部门提供的食物数量增加了265%。O&Brien（1977）认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在没有大量增加粮食和原材料的前提下完成了。多亏了农业革命，英国才成功的躲避了&马尔萨斯陷阱&和&李嘉图陷阱&顺利实现了工业化。农业消极论的观点认为工业扩张可以不依赖的农业发展，这一观点没有得到英国工业革命历程的支持，且在许多经济史学家眼里，工业革命离开了农业的贡献是无法成功的（Tsakok, I. and B. Gardner,2007）。
2．德国经济增长中的农业
德国与英国、法国等欧洲工业发达国家一样，农业发展走的是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并重提高的道路。除了注重农业科学技术，注重工业支持农业，发展绿色农业和生态农业，德国的农业发展还得到了政府财政和信贷的大力扶持，二战后，德国政府采取农业低息贷款、直接资助、间接农业补贴等一系列措施，有力地促进了现代农业的发展；德国建立了系统的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几乎所有农业都是合作社成员，合作社组织农民进行专业化的生产经营，提高了农业的综合生产率；为了提高农民收入，协调经济增长过程中工农收入的差异，德国建立了完备的农民教育和培训系统，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德国还建立了多层次、多元化纵横交错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这些服务组织通过提供科研信息、技术推广、质量认证、售后及跟踪等服务，有效的促进了农业的现代化进程。（戴小枫、边全乐、付长亮，2007）
3．美国经济增长中的农业
1830年，美国还有超过90%的人口居住在农场里，而对当时的农业生产力状况也没有详细的记载。在历史学家眼中，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农民被困在粗陋的农业耕作方式、低产量、仅能糊口的农业生产中（Rothenberg，1995）。
在解释19世纪经济加速发展的原因时，技术和大规模的投资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大型水利设施的修建，公路铁路的建成，通讯系统的建立都为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而直到19世纪后期，农业才被认为对经济转型有所贡献。Mundlak（2005）计算了美国年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年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为0.2%，年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为0.56%，年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为0.15%。Mundlak的分析表明，农业对经济发展有正向影响，农业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关键因素。到了19世纪后期，随着一些列农业机械的发明，如轧棉机、收割机、钢板犁等，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虽然直到20世纪初农业才实现现代化转型，但农业也对美国接下来整体经济的转型做出了贡献，例如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出口农产品以及为城市提供粮食（Tsakok, I. and B. Gardner,2007）。
美国的案例体现了工业和农业之间相互促进的双向关系，美国的工业化既得益于也贡献与农业的成功转型，这是一个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关系。
美国农业的发展也与其各个时期经济发展的状况有密切联系。美国独立初期，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当时农产品在对外贸易出口总价值中占95%以上，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也在70%左右。到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美国的农业从半机械化转向全面机械化，年间，美国经济活动总人口中，农业仅占19%（库兹涅茨，1989），但年的大危机以及20年代和30年代两次严重的农业危机，使美国农业受到了打击，1933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农业调整法&，用政府给予奖励和补助的办法来缩减耕地面积，以减少农业产量和提高农产品价格（成玉林，2005），以此来达到调整农业结构的目的。政府采取的促进农业生产稳定发展的政策包括限耕补贴、价格支持、信贷支持、科技支持政策等，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的农业、畜牧业已经实现了全面现代化。1996年美国出台了《1996年联邦农业完善与改革法案》，推翻了六十多年来的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规定在7年内完全取消政府对农场主提供的收入和价格补贴，但这并不等于美国放弃了对农业的支持，相反美国通过其他方式，如农业税费优惠、生产灵活性合同补贴、休耕补贴以及加大对农村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发展农业基础教育，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等对农业发展进行有力的支持（徐更生，1991）。综观美国农业现代化历程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在不同时期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通过调整农业结构，协调农业与其他经济部门的联系，推行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农业政策，有力地保护、扶持和推动了农业的发展。
4．日本经济增长中的农业
日本人多地少，其农业是以家庭生产为主的小农经营，2004年，日本全国户均经营耕地达1.5公顷，农业人口人均耕地为0.97公顷，分别为中国的3倍和5.7倍（农业部课题组，2005）。从农产品生产结构来看，日本农业具有种植业尤其是大米比重较高，而畜产品的比重较低的特点。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2003）指出，包括二战期间生产暴跌的时期在内，日本农业总产出的增长趋势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增长较为迅速的阶段，可以称之为初期发展阶段；第二阶段为两次大战之间的缓慢增长阶段，可称为战时停滞阶段；第三阶段从二战结束后到1960年代末为止，经济高速增长，农业增长率也再次提高，被称为战后增长阶段；第四阶段则从1970年前后开始至今，此阶段农业生产再次出现停滞，可以称之为进入经济成熟期后的停滞阶段。在初期发展阶段，农业总产出的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都在上升，而且农业的加速度增长与工业发展的趋势相互一致，但到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的一致性逐渐丧失，工业产出的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而农业产出的增长率却大幅度下降（速水佑次郎等，2003）。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日本政府一直致力于耕地的流转和农户经营规模的扩大，以改变小农经营模式。如1961年出台《农业基本法》，试图通过扩大农户经营规模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1962年新修改的《土地法》废除了农户拥有耕地面积的限制；1970年对《土地法》进行了修改，废除了对农业租佃的限制，鼓励出租和承租土地，发展核心农场以及协作经营、委托经营等多种方式的耕地使用权流转，以扩大农户经营规模（关谷俊作，2004），与法律相配套，日本在各个时期的有关农业方面的税收、财政补贴和投资、信贷等政策都着力促进农业发展，鼓励农户经营规模的扩大（田中景，2004）。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的第四发展阶段以后，日本农业出现了大米生产过剩，随着水稻面积调减政策的实施，农业总产出的增长速度明显慢了下来，但由于劳动力继续从农业流向其他产业，土地装备率进一步改善，因此劳动生产率持续上升，这一时期农业总产出与劳动生产率的变化相背离（速水佑次郎等，2003）。
在日本农业的发展过程中，农业技术的进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经济发展初期，日本农业人多地少，劳动生产率很难大幅度提高，为此日本着力提升土地生产率，研究农作物新品种和化肥等农业生产要素，农业产出大幅提高；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劳动力从农村转向城市，日本继而进行劳动节约型技术的研究，推广小型农作机械，实现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Hayami and Ruttan）。
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期间，曾几度出现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快速向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大城市集中的现象（祖田修，2003）。为了追求城乡的均衡发展，实现全面现代化，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政府便着手实施工业和城市分散化战略。这一战略的主要内容是：在农村地区通过村町合并，建立中小城镇（宋杰、赵韩强，2001）。为此日本先后颁布了《向农村地区引入工业促进法》、《新事业创新促进法》、《关于促进中心小城市地区建设及产业业务设施重新布局的法律》等，提出了利用大规模建立新据点的方式，扩散城市工业来振兴地方经济、缩小城乡和地区差别的方针（卢善荣，2007）。工业和城市在空间上的重新布局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的产业结构，使农村非农产业的就业岗位迅速增长，从为农民的就近兼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对提高农民的收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以日本经济增长与其农业发展的联系为例，在经济高速增长之前，也就是日本还没有跨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时候，劳动生产率的低下却不一定意味着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低下。在低收入国家，劳动相对价格较低，在狭小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和肥料，提高土地生产效率是一种劳动集约和土地节约的技术。在经济高速增长以前，这还是一种具有很高效率的技术体系，同时支撑这种技术体系的也是一种有效率的&小农制度&。大量零细且经营规模较为均匀的家庭经营，作为日本农业结构的主要特征，为解决粮食问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以后，随着工资水平向发达国家靠拢，日本这种传统的农业结构也就变得越来越没有效率。如果想要在高工资水平的经济体系中达到降低生产成本的目的，就必须促进大型机械化，必须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然而，日本的农业政策制定者并不是没有注意到农业结构改革的必要性，1961年制定的《农业基本法》把农业的从业者的收入和生活水准与其他产业的从业者均衡作为政策的首要目标，这个目标的达到主要是通过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来实现。在该法中，明确提出了&农业经营的规模扩大和农地的集团化&等&农业结构改善&内容作为必要的政策措施。但是《农业基本法》以经营规模的扩大来消除农业与非农业之间的生产力的差距的企图以失败而告终，之后不得不采取价格支持等保护手段以达到收入差距矫正的目的。然而WTO协议基本内容是削减具有刺激生产和扭曲贸易效果的价格支持和补贴，朝这个方向努力，日本于1999年7月颁布了《食品、农业、农村基本法》（新基本法），《新基本法》除了强调粮食等农产品的生产外，对农业生产活动带来的附加贡献（多功能性），如自然环境的保护、良好景观的形成等也非常重视，最终立足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2003）。
5、韩国经济增长中的农业
韩国是在过去50年中发展较快的国家之一，其人均年收入从1962年的100美元，增长到20世纪90年代的10000美元，并且即使是在东亚金融危机的阴影下，韩国依然在2005年实现了人均收入16000美元。韩国仅仅在一代人多一点的时间就实现了转型，那么这一发展过程中农业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在多年的战争之后，韩国在20世纪40年代是世界最穷的国家之一。农业占到GDP的46%，农业人口占到占到总人口的63%，到2005年，农业对GDP的贡献缩减到4%，并且城市人口占到总人口的85%。虽然有美国的援助，但韩国的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一直停滞不前。但是在朴正熙将军（）上台以后，韩国实行出口导向型战略，自1962年至1994年，韩国的GDP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出口以20%的速度增长，且投资拉动超过了GDP的30%。韩国的发展战略强调宏观经济稳定，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出口导向、人力资本的大量投资和私人工商业友好的环境，韩国在海外有大量的贷款，农业在当时并不是投资的主要来源。朝鲜战争结束后（），由于有美国大量的贷款和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农业发展和投资并不在韩国五年计划的重要位置上（）。在这期间，种大米的农民得到远远低于世界市场的价格。这一歧视政策直到1971年才有所扭转并且对农业的高保护在那时开始实施。20世纪60年代早期农业土地税占到政府税收的40%，在1970年之后便减少到不足10%（Tsakok, I. and B. Gardner,2007）。
学者们对农业在韩国经济转型中的贡献意见不一。Ban, Moon and Perkins（1980）认为虽然农业在20世纪30年代有加速增长（1-2%），但是生产力在在年期间几乎保持不变。Kang and Ramachandran（1999）并没有否认低生产率但是认为&一个农业革命确实在殖民地的韩国发生了，而且是因为日本的殖民政策直接导致了韩国农业的现代化&，这之中包括对农业相当数量的投资：土地集中化，在灌溉和农村基础设施上的投资，以及化肥的使用和高产的各类种子。Ban, Moon, and Perkins关注经济增长的阶段（），指出&没有很多的净储蓄或者税收从农村地区流向城市部门。就所发挥的最大作用来说，是农业从工业和出口繁荣中获利而不是相反&农民通过城市部门需求的扩张获利并且农民还以进入有力可图的农村非农和城市就业领域中。农业产出和生产率增长（s）每年分别介于3%-4%和1-2%之间。另外产出的增长率比2.6%（）以及1.7%（20世纪90年代）。
虽然农业增长和生产率在战后的时期内有所加速，但是却远不及非农部门的高增长率。因此认为，韩国的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并不是由农业转型驱动的，而是出口带动的，并且农业从这种高增长中获益。。坚持这一观点有以下原因：1、在经济发展期间，韩国的工业和农业增长率不一致；2、美国给予韩国相当大的农业援助；3、20世纪50年代来，农业只提供了微弱的金融支持；4、韩国自1971年始对农业进行补贴（Tsakok, I. and B. Gardner,2007）。
6. 巴西经济发展中的农业
巴西是世界上国土面积居第5位的大国，农业在其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从殖民地时代开始，巴西经济一直以农业为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巴西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钢铁、采矿、汽车制造、飞机制造等工业得到飞速发展，而农业在GDP中所占比重下降。尽管如此，巴西政府仍重视农业的发展，农业在巴西经济中的地位不仅没有削弱，反而不断加强。农业对巴西经济发展的作用也越来越引人瞩目（吕银春，2002）。巴西有着农业生产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其农业展现出巨大的农业生产力的同时还具有相当大的可开发潜力。巴西农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主要在于出口创汇，吕银春指出正是由于农牧业产品的出口顺差才使巴西近年来的外贸赤字、经常项目赤字和国际收支赤字有所减少，使巴西外债偿还能力得到加强，通货膨胀率保持在经济发展能够承受的水平上。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巴西的农业是殖民地时代遗留下来的单一农业，没有进行过土地改革，依旧是大地产制，这表现为农业土地高度集中，大量农民没有土地。失地农民流入城市，形成大量的贫民窟，不仅使得国家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贫困加剧，也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综上所述，对于经济发展中的农业问题的研究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了经济学家极大的关注。虽然有些许不一致的声音，但大部分研究文献都认为农业在促进一国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农业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还可以在减贫等领域做出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Adelman, I., & Morris, C. (1988). Comparative pattern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Irma. 1984. . World Development 12 (9): 937 - 949.
Agricul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198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lston, J.M., C. Chan-Kang, M.C. Marra, P.G. Pardey and T.J. Wyatt. 2000. A Metaanalysis of the Rates of Return toAgricultural R&D: Ex Pede Herculem?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Anderson, K. 1986. Economic Growth, Structural Change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tection. In K. Anders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icultural Protection. Boston:Allen and Unwin, pp. 7&16
Ban, S.H., P.Y.Moon, andD.H. Perkins. 1980. Studies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Republic of Korea:
Rural Development.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Cambridge, England: Published by th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arrett, C.B., M.R. Carter and C.P. Timmer, A Century-long Perspective on Agricutural development. Amer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 p. 447-468.
Bates, R. H. 1981. Markets and States in Tropical Africa: The Political Basis of Agricultural Policie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ates, R. H. 1998. The Political Framework for Agricultural Policy Decisions. In C. K.Eicher and J. M. Staatz, eds.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3rd ed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p.238&9
Bezemer, D. and D. Headey,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and urban bias. WORLD DEVELOPMENT, ): p. .
Binswanger, H., and V. W. Ruttan. 1978. Induced Innovation: Technology, Institutions and Developmen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ravo-Ortega, Claudio and Daniel Lederman. 2005. Agriculture and National Welfare around the World: Causality and International Heterogeneity since 1960.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3499,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Chenery, Hollis and Moises Syrquin. 1975.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ristiaensen, Luc J. and Lionel Demery. 2007.& Down to Earth: Agriculture and Poverty in Afric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Clark, C. The Condition of Economic Progress. Macmillan, 1st ed. 1940.
Dale W. Jorgenson, The Dvelopment of a Dual Economy, Economic Journal, June 1961.
Datt, Gaurav and Martin Ravallion. 1996. How Important to India&s Poor is the Sectoral Composition of Economic Growth?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0 (1): 1-25
De Gorter, H., and J. Swinnen. 2002.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icultural Policy. InB. Gardner and G. Rausser, eds. Handbook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Vol. IIA. Amsterdam: North-Holland, pp.
Delgado, L. C., Hopkins, J. & Kelly, V. A. Agricultural Growth Linkages in Sub-Saharan Africa[J]. IFPRI Research Report No.107,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Washington DC,1998.
Dercon, Stefan. 2009. Rural Poverty: Old Challenges in New Contexts.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4 (1): 1 & 28.
Dethier, J. and A. Effenberger, Agriculture and development:A brief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11(WPS5553).
Eswaran, Mukesh and Ashok Kotwal. 1993. Export Led Development Primary vs. Industrial Export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41 (1): 163-172.
Evenson, R. E., and D. Gollin, eds. 2003. Crop Variety Improvement and Its Effect on Productivity: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Research. Wallingford,UK: CABI.
Gardner, B. L. 2002. American Agricul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ow it Flourished and What it Cost.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ardner, B. L. 2002. American Agricul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ow it Flourished and What It Cos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Douglas. 2010. . In Handbook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Vol. 4, ed. Robert Evenson and Prabhu Pingali.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Hayami, Y., and V. Ruttan. 1985.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Rev., exp. ed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Hirschman, Albert. 1957. Investment Policy and &Dualism& in Undeveloped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
Irz, Xavier, Lin Lin, Colin Thirtle and Steve Wiggins. 2001.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19 (4): 449-466.
Jorgenson,D. W. The Development of a Dual Economy, Economic Journal, June 1961.
Johnson, D. G. 1997. Agriculture and the Wealth ofNations (ElyLectur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7: 1&12.
Johnston, Bruce F. and John W. Mellor. 1961. The Role of Agricultur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1 (4): 566 -593.&
Kang, K., and V. Ramachandran. 1999.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Korea: Rapid Growth without an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47:783&801
Krueger, A. O., M. Schiff, and A. Valdes1991.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icultural Pricing Polic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notes on measur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rarian Affairs, 1961
Kuznets, Simon. 1964.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Agriculture. In Eicher, C.K. and Witt, L.W.(eds), Agricultur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McGrraw-Hill, New York.
Kuznets, Simon. 1966. Modern Economic Growth: Rate, Structure, and Sprea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Lewis, W. Arthur. 1954.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y of Labour.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22 (2): 139 & 191.&
Lindert, P. H. 1991. Historical Patterns of Agricultural Policy. In C. P. Timmer, ed. Agriculture and the State: Growth, Employment and Pover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 29&83.
Lipton, M., & Ahmed, I. (1997). Impact of structural adjustment on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Working Paper No. 62.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Brighton: University of Sussex.
Lipton,M. Reviving global poverty reduction: what role for genetically modified plan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823-846.
Loayza, Norman V. and Claudio Raddatz. 2010. the Composition of Growth Matter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3 (1): 137-151.&
Matsuyama, K., 1992.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economic growth. J. Econ. Theory 58(2), 317.
Matsuyama, Kiminori. 1992.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58 (2): 317-334.
Mellor, John W. 2001. Faster more Equitable Growth- Agriculture, Employment Multipliers and Poverty Reduction.& Research Report prepared for USADD.
Minten, B., and C. B. Barrett. 2008.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Productivity and Poverty in Madagascar. World Development 36:797&822.
1966. . New York: Praeger
Mundlak, Y. 2005. &Economic Growth: Lessons from Two Centuries of American Agricultur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3:989&1024.
Nurks, Ragnar. 1953. Growth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Some International Aspects of the Proble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O&Brien, P.K. 1977. Agricultur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0:166&81.
Olson, M.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Overton, M. 1998.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grarian Economy .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ineres,A.D., 1999. Externalities in the agricultural export sector and economic growth: a developing country perspective. Agric. Econ. 21, 257&267.
Ranis, Gustav and John C.H. Fei. 1961. 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1 (4): 533 & 565.
Rostow, W. W. (1960). The stages of economic and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thenberg, W.B. 1995. &The Market and Massachusetts Farmers, .& In R. Whaples and D. Betts, eds.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American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chiff, M., Valdez, A., 1998. Agriculture and the macroeconomy. In: Gardner,B., Rausser, G. (Eds.), Handbook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Elsevier Science, Amsterdam
Schultz,T.W. 1953. 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Agriculture. New York:McGraw-Hill.
Schultz,T.W. 1978. Distortions of Agricultural Incentiv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Self, Sharmistha and Richard Grabowski. 2007.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Role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gricultural Economics 36 (3): 395 -404
Simon Kuznets. 1961.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Agriculture. Agricultur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McGraw Hill.
Steger, T., 2000. Economic growth with subsistence consumption. J. Dev. Econ.62, 343&361.
Stringer, R. How Important are the &Nontraditional& Economic Roles of Agriculture in Development? Discussion Paper 8, Adelaide University, ):89-110.
Tiffin, R. and X. Irz, Is agriculture the engine of growth?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6(35): p. 79-89.
Tiffin, Richard and Xavier Irz. 2006. Is Agriculture the Engine of Growth? Agricultural Economics 35 (1): 79 & 89.
Timmer, 2009. A World without Agriculture: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Henry Wendt Lecture,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2008
Timmer, C. P. 1988. The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n H. Chenery and T.N. Srinivasan, eds. , vol. 1. Amsterdam: NorthHolland, pp. 275&331.
Timmer, C. P. Getting Agriculture Moving: Do Markets Provide the Right Signals? Food olicy,):455-472
Timmer, C. Peter. 2002. Agricul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Handbook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Vol. 2A, ed. Bruce L. Gardner and Gordon C. Rausser.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Tsakok, I. and B. Gardner, Agricultur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Primary Engine of Growth or Chicken and Egg?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 p. pp. .
Wichman, T., 1995. Food consumption and growth in a two sector economy. Working Paper, Technical University Berlin.
World Bank (1993). The East Asian miracle: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 160&161.
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版
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
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著，沈金虎、周应恒、张玉林、曾寅初、张越杰、于晓华译 《新版农业经济论》[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9月
速水佑次郎著，李周译，《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
西奥多&舒尔茨著，郭熙保、周开年译，《经济增长与农业》.[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
盖尔&约翰逊著，林毅夫、赵耀辉译，《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著，张炳九译，《西方世界的兴起》.[M]北京：学苑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
H&钱纳里，S&鲁宾逊，M&塞尔奎因，《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2月第1版
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谭崇台主编：《西方经济发展思想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4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5卷，第715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9卷，第347页
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中下卷，1984，第157页
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中下卷，1984，第158页
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第24页
：《农业与经济发展》，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艾伯特&赫希曼 著，潘照东、曹征海 译，《经济发展战略》[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2月第2版
世界银行，《以农业促发展》，世界发展报告，2008
黄泰岩、王检贵，《工业化新阶段农业基础性地位的转变》.[J]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戴小枫、边全乐、付长亮，《发达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若干作法》.[J]中国农学通报，2007年4月
徐更生，《美国农业政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11.
成玉林，《美国农业发展的历程及对我们的启示》，[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8月
吕银春，《农牧业在巴西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及巴西的农牧业政策》.[J] 2002年第4期
农业部课题组，《新时期农村发展战略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
关谷俊作，《日本的农地制度》（中译本），[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
田中景，《日本经济&&过去&现状&未来》，[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
祖田修，《农学原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宋杰，赵韩强，《战后日本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东北论坛，2001(4)
卢善荣，《经济学视角：日本农业现代化经验及其对中国的适用性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月刊），2007年第2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版权所有 京ICP备号
国研网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