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樟里注册过商标注册需要的材料吗?还有哪些分类可以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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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有三个内存版本:16GB、32GB、64GB。
iPhone5具体参数:
HSPA+,联通3G(WCDMA),联通2G/移动2G(GSM)
网络模式:GSM、CDMA2000(仅美国支持)、联通3G(WCDMA)、GSM。
网络类型:单卡多模。
外观设计:直板。
主屏尺寸:4英寸 像素。
触摸屏:电容屏,多点触控。
摄像头像素:前:120万像素,后:800万像素。
电池容量:1440mAh。
蓝牙传输:支持蓝牙4.0。
GPS导航:内置GPS,支持GLONASS。
内存:1G。
iPhone5s和5之间的差别:首先在外观方面,除了HOME键、闪光灯、增加金色版外,在外观上5和5s并没有任何变化;而配置方面,iPhone5s由原来A6处理器升级至A7处理器,运行速度一定会有提升;在拍照方面,虽然5s为800万像素摄像头,但光圈和夜拍能力都有一定提升;新功能除了双闪外,也只有指纹识别了。可以根据喜好选择购买。热门问答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查看更多21222324252627282930免费验房免费设计黄道吉日建材优惠家具定制日 00:23 信息编号:430b369aa7c81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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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生科院的学生,以前其实并没有过多关注转基因的相关辩论,转基因技术在生命科学的研究中实在太普遍了。高中课本里就已经介绍过大量相关知识,网上科普的文章也很多,说得都很好,这里就不对转基因技术进行科普。这是一项非常好的技术,而大众真正关心的并不是科学界拥有了的技术多么高超,再高超的技术和自己生活无关那也就无所谓。可毕竟人人都要吃饭,这太重要了一点都马虎不得,于是转基因食品的引来大量关注与讨论也是正常。
  从个人角度,我是很支持这个技术的,但是技术归技术,当今社会转基因作物是否应该被推广就是另一回事了。有的事情辩论辩不出结果,比如上帝是否存在一类的,但是现实时事类的问题放到当今现实中其实都是有最优解的,只是人类不一定能摸索到那个标准答案罢了。
  现在从网上有一大圈人几乎是死挺一切转基因相关内容,大致意思就是“转基因就是好,转基因就是对,反对的人都很无知,因无知而反对多么的愚蠢啊,看我多聪明,我支持转基因,比你们这些反转的low逼不知高到哪里去了。”
  但其实吧,这些挺转的人中也有相当一大部分人搞不清转基因到底是什么,只是跟风站队,因无知而支持,在我看来比因无知而反对更加愚蠢。我都不知道是什么让那些人如此确信地支持转基因食品,即使是在武大的生科院里,各个教授们对转基因食品也持有对立的观点,毕竟大家都缺少决定性证据,实际上要是有决定性证据也不用一直辩下去了。而有的人也不拿出什么生物知识,只看到反转的人很low就认为自己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就一定高明了,这并不好。
  我个人是不太支持今天大力推广转基因食品的,它其实面临着许多问题,研究要大胆,推广要慎重,这应该才是常识。这种问题还是要具体看看,转基因作物到底有那些利弊。
  追本溯源,为什么要搞转基因作物?这答案很简单,满足食物需求嘛。为什么要用转基因作物满足需求?因为传统作物无法满足呀。为什么传统作物无法满足?因为传统作物有局限性啊,没法直接对抗杂草,没法应付虫害之类的,只能通过除草剂、农药等手段来解决,未必有用不说,还搞出一大堆环境问题。现在有转基因作物,直接把抗虫的基因导入作物中不就行了嘛。听起来的确是这样,然而再问下去,传统作物为什么就饱受虫害侵袭呢?我们去神农架野外考察时就有非常多种类和数量昆虫,可是我们也看到漫山遍野的植物其实被虫子啃烂的非常少,找被虫咬噬的痕迹反倒还要花些力气,那么足量的食物怎么就没引起虫灾把它们吃光呢?因为农作物结出的果实有营养(淀粉含量多一点)所以就被吃?不对啊,害虫多是以叶片为食的(看它们的口器就知道了),像水稻小麦一类作物也经常是叶片出问题,淀粉都被厚厚的纤维素包裹着,不易被吃的。
  那么,为什么自然界其他植物即使在森林里长那么密集,也没像作物那样被严重虫害困扰呢?是虫子也知道作物好吃专挑农作物吃不成?原因很简单,作物是人种的。
  从古至今人们有着固定的种植模式,即大面积连续耕种同一种作物,我曾在江南看过连绵十里的水稻田,也在华北平原见到过一望无际的小麦。看起来壮观,其实并不是什么好事。那些吃植物的害虫也不是所有植物都吃的,他们也挑食,有自己更偏向的口味,在同一种中偏好也不一样。作为一只虫子,大面积同种作物简直就是天堂,我只需找到自己爱吃的作物,吃完了这株走十厘米就是另一株,省的我奔波觅食啊,这么好的环境不多繁殖简直对不起自己啊,生!生!生!生出来也立刻有足量的食物,继续生生生。所以说呐,这种种植模式其实就是在养虫子,人们也只能做做打农药这类强行对抗虫子生命力繁殖力的事了。我们经常能听到说什么小麦主产区水稻主产区玉米主产区一类的,主产区这词听起来简直excited,但成片成片的同种作物却是吃这种作物的害虫繁殖成长的天堂。
  在古代这或许可以理解,毕竟就那几种作物,而且劳动力有限,再加上每个地方都有适合自己的作物,只能种某些东西,《战国策》里就有“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的记载,不是不想种其他东西,而是没那条件啊。今天却不然,作物种类大大增加,生产条件比古时不知好到哪里去,可我们今天仍保持着大面积种同种作物的习俗。从理论上看,如果在一片田上种各种作物,或者这一片都是不同种类的作物,这对虫子来说就陡然增大了它们觅食的压力,我是一只有尊严的虫子,只吃这一种或几种作物,现在你们把作物种的乱七八糟可真让我头大,吃了这一株费好大劲才能找到另一株,难啊难啊。实际上森林里那么多植物提供那么丰富的营养给虫子也没闹大虫害也是这原因,植物种类多嘛。这样还可以招来不同的虫子,不同虫子在同一片地方即使食物不同也存在竞争,便限制了虫子的发展。
  这方法不一定百分百有效,操作起来想见效也有一定难度,却是从自然界的根本原理上解决问题,比起转基因抗虫方法哪个更高明?不好说。转基因作物抗虫的原理也很简单,现在推广的大多是导入苏云金芽孢杆菌的基因,在作物中产生Bt毒蛋白毒死来吃它的昆虫。对于Bt毒蛋白在药理毒理上的认识其实并非难事,人类很快就做出成果,它的靶向性非常强,对虫子有效,对大多哺乳动物危害不明显,要说完全无害也不对,毕竟有一个确切的致死剂量放在那。实际上Bt毒蛋白的作用机制是这样,在碱性环境下降解成有毒的活性肽,与昆虫特定受体结合穿破细胞膜杀死昆虫。昆虫的肠道是碱性的,所以作用很明显。有人说人的胃里装的是盐酸,是酸性,Bt毒蛋白起不了作用,而实际上胃里虽然是酸性,但人的小肠内pH值在7.8左右,也是碱性的啊。有人说Bt毒蛋白并不耐热,80℃加热20分钟以上就失去活性了,按理来说加热煮熟能让它失活,但你敢保证人人做饭都能把它煮足够长的时间?80℃加热20分钟还是实验室条件,它藏在淀粉中被加热,淀粉这么大的东西会不会提供保护?保护它通过了强酸性的胃直到肠道里才释放出来,Bt毒蛋白在你碱性的肠液降解为有毒的肽,虽说这种肽也是有靶向性的,和昆虫肠道中细胞的特异受体作用,但哪能保证那种受体就那么“特异”只出现在昆虫肠道?那种肽的靶向性就那么专一不对其他受体作用?它会不会影响人体肠道内的正常菌落?待求证的东西太多了。
  而且现在已经出现了抗Bt毒蛋白的虫子,这就像你滥用抗生素杀菌一样最后活下来一些什么药都不怕的细菌,没有其他细菌与其竞争,愉快地分裂出一大堆抗药细菌,人就尴尬了。虫子也是,自然界充满了变异,总有那几只奇葩虫子不怕Bt毒蛋白的,同伴死了没有种内竞争,他们也很开心的繁衍,于是很快都成了抗Bt毒蛋白的虫子,你的努力就白费了。现在似乎是在作物中加多种毒蛋白,虫子能抗一种抗不了第二种,能抗两种抗不了第三种……这就像我直接用多种广谱抗生素去对对细菌,可能看起来有效,但如果真有细菌存活下来繁衍开,那或将是所有药物彻底失效的超级细菌,后果不堪设想。有人说不用担心,毕竟细菌繁殖的周期短,虫子繁殖周期长,比它变得慢得多,我们人类的科技研发能追上虫子变异的速度。我是想说研发药弄出来了试验完了就可以用,但是粮食这种东西动辄以年算周期,你发现虫子变异抗新的Bt毒蛋白了就立刻研发新的,研发出来也不能让人把土地里的作物拔出来换成新研发出的呀。
  还有抗除草剂草甘膦的转基因作物,并不是直接抗杂草的生长,而是让它抗草甘膦这种除草剂,既然作物不怕除草剂,那我就放心大胆地洒除草剂呀,杂草都去死吧。这样看起来是有效去除了杂草,但是,这样使用除草剂并不比传统方法少,甚至远远多于传统除草方法。肆无忌惮的使用也催生了不怕草甘膦的超级杂草,挺麻烦的。
  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它对生态造成的影响。前几个月新闻报道,在美国,亚洲鲤鱼泛滥成灾,对当地生态造成很大破坏,美国政府投入上千万美元进行治理都没能完全控制。许多人戏谑着说派中国人过去就可以啦。我是怎么看这则新闻呢,我们说亚洲鲤鱼入侵美洲,这都不是在说亚洲鲤鱼本身不好,哪里不好了,那么好吃又没什么毒,当然好。但是,当它放在生态系统中时就不一定了,它成了北美生态的大麻烦。而现在,引入过强的物种很有可能造成一场来自实验室的物种入侵,不是说粮食在漫山遍野泛滥成灾,而是破坏了原有的生态平衡。再加上植物界的生殖隔离不是那么严格,一棵禾本科的转基因作物当然有可能和禾本科的狗尾巴草杂交,他们的后代长得像狗尾巴草也没有食用价值,却抗虫抗寒抗药,什么都抗,很快漫山遍野长满了这种屌炸天的狗尾巴草,这才是灾难啊。
  有人说其实转基因早已走向千家万户的餐桌,我们吃的豆油几乎全是转基因大豆的。这么多年证明了转基因食品没问题。这是一个事实,但是豆油毕竟是大豆经过一系列加工出来的产品啊,油还算是比较纯粹的东西,即使有其他成分含量也不高,经历了那么多道工序也估计没什么活性,再煎炒烹炸加热就更不用说了。不能把这种特例当做普遍的证明,豆油经过时间检验没问题说明不了其他转基因作物也没问题啊。
  其实我一直是在用一种“可能性”的危害去审视转基因,说成风险更恰当,毕竟现在没有见到的的确确证明其有危害,当然这有可能是更多转基因食品还没普及的缘故。别说可能的风险不算风险,我们应该比的是与传统作物相比,它有没有更多的风险。毫无疑问,有!Bt毒蛋白毕竟是苏云金芽孢杆菌的东西,传统作物是没有的,你在食品中引入这么一个东西说没有加大风险,鬼才信。
  传统作物怎么培育也好怎么杂交也好,有一条线拦着他们,那就是生殖隔离,不同种之间是不能繁育后代的,也有个别的例子,马和驴生出骡子,但骡子无法生育,老虎狮子可以生出狮虎兽,狮虎兽和狮虎兽也可以再生一代,但生不过第三代。当然,植物界更随意一些,橘子家族被称为“乱伦家族”是有原因的,它在家族内无视和其他种的生殖隔离随意交来配去,但橘子家族毕竟是少数,而且乱伦范围也仅仅到“域门纲目科属种”中的末端。生殖隔离保证了物种的稳定性。但现在,转基因彻底无视了这规则,可以跨域(Domain)地打破物种界限,在实验室里为了研究这自然没什么问题,但作为作物推广这是务必要慎重的。我们今天虽然已经完成了许多生物的基因组测序,但也仅仅就是完成了一些生物的基因组测序而已,只知道那串长长的基因是这样的,但每一段基因到底分别代表什么还远远没有破译。会不会多个基因段共同作用才表达出某种性状,而你只导了其中一个进去?这还算好的,最多失败。可是会不会那段基因表达出的是另一种不利性状,被其他基因影响才结果了一个好的性状,你不知另一个基因,只把那个可能有危险的基因导入,这会不会产生恶劣后果?还有,对生物界前沿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现在火热的表观遗传学,同样的基因也会表达出不一样的性状,这种同基因的不同表观还可以遗传,发展转基因作物时有没有考虑到表观遗传因素的影响?基因与性状对应的规律人们真的掌握了么?
  有人反对“自然”(或天然)这概念,觉得提“自然”很Low,但其实“自然”真的有它的道理。“进化算法”是很了不起的东西,人类中第一个领悟到的绝对是天才,许多精妙的设计也比不上进化算法的产物。进化算法也算从生物进化中得到的启发,生物进化也就是繁殖、变异、竞争、选择这些事,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设计不出好的怎么办?很简单,用随机蛮力制造一个个或优或劣的东西,通过随机蛮力进行变异,在特定规则下劣的被淘汰了,剩下来的就是好的。多么精妙的算法!凭借人类的“精妙思维”,设计再久也未必能设计出一个智慧生命,可是没有“精妙思维”甚至没有思维的自然却做到了,这正是自然的力量。今天的我们做转基因有点像用精妙思维去对抗进化算法的随机蛮力,认为我凭借精妙思维设计出的东西就是比你自然界的随机蛮力要好。可能的确是这样,但我保留意见,未经历过进化算法的竞争淘汰,只靠设计出来的真不一定能玩过自然的随机蛮力,会出现什么情况,只能用不知道来回答。这有点玄乎了,但生命本就是玄之又玄的事情啊,生化课上讲酶动力学那一章时甚至引入了量子力学对酶动力学的影响,连酶这么大的东西作用机制都可能涉及量子力学。今天我们远远没有破译基因的密码,今天那么多新的反应被发现,前沿生物教材不停更新,这时你要说生命体是我们今天完完全全可以预测可以控制的东西,我是不能相信的。
  最后,我想谈谈究竟为什么不支持今天推广转基因作物。以上举了一些风险,但是这并非主要原因。毕竟渴口水还可能有呛死的风险呢,那索性不要喝水好了,我们可以慎重,可以小心,但这种因噎废食是不可取的。而且在目前的实验中,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还是有一定保证的。
  真正原因在于今天转基因受到了太多的抵制,在大规模的抵制下,推广任何事都极危险,这将造成许多不必要的冲突。我们平时在微博上朋友圈上看到的那些属于一种情绪化的抵制,就和当年以铁轨会破坏风水为由而抵制铁路的人差不多。抵制群众未必真的知道转基因是什么&,只知道现在政府没拿出靠谱的证据,不能拍着胸脯保证转基因作物肯定无害。对于未知的事物,人们总不会不假思索贸然地全盘接受。他们毕竟还没饿着,要的不是吃进嘴的粮食,是一个说法,是一种安全保证。因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今天要做的并非推广,而是充分的检验,去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别说转基因的的确确具有潜在风险,就算它百分百安全也要高调做检验。这种检验不光是做给科学家让他们研究用的,更是做给大众看的。多招募些志愿者,让他们试吃转基因作物,科学实验和媒体报导一起上,不断把结果公布给大家,请几个有影响力的明星政客或其他公众人物也来当志愿者吸引大家关注。让大家看到,哦,原来这么多人都吃转基因了呀,吃了转基因照样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
  或许有人认为科学技术是很严格的东西,有些实验在科学上没必要做,技术怎么运行需要展示给那些不懂科学的大众看?当然需要!科学技术就是为这个社会服务的,社会大众大多数都是不明所以的外行,你为人家服务就不能做出高高在上的样子,否则人家不吃你这套,你推广不出去又骂大众蠢,能怨谁呢。伽利略当年还在比萨斜塔上做过那个著名的大球小球谁先落地的实验,也算一桩美谈。你要是说不需要,这种东西纸面上算一算,最多在实验室里证明一下不就好了,在比萨斜塔上兴师动众做那实验对科学研究没有帮助啊,这就太理葱了。
  大力推广还是遇到了阻碍,别急着卯足了劲强行推广,去化解那些阻碍就好了嘛。
  另外的阻力来源于政治经济等因素。转基因作物的出现得罪了既得利益者,比如国外进口的转基因大豆价格低于国产的传统大豆,出油率也比传统大都更多,很快挤占了市场份额,让国内种植大豆的人大受损失,黑龙江大豆协会一度抹黑转基因大豆,说转基因大豆与肿瘤发病高度相关,虽被证实是虚假不负责任的,但从中也能看出些端倪,黑龙江大豆协会副会长就说了,进口转基因大豆会对当地种植传统大豆的农民造成巨大损失。站在他们的立场,肯定是要抵制的。其实也没错,先进的新事物取代旧事物的确是几乎必然的过程,但是,不能太快,否则原先那些过时了的,追不上时代的人怎么办?强行抛弃他们只会带来社会不稳定因素。小时候读爱迪生传,书里说爱迪生改进电话后试图推广时传统电报业想杀了爱迪生的心都有,电报业就给电话推广增加了不少阻碍。但毕竟电话太屌,爱迪生也太强,开始电话受到打压,但很快大家都发现电话的确好用,还是逐步推广开了。这其实算成功的事例,也有些失败的比如尼古拉特拉斯这样的天才,那么早发明交流电,但毕竟玩直流电的爱迪生活着呢,把尼古拉特拉斯的交流电扼杀在摇篮里。对于这种阻碍就更加急不得了,只能一步一步慢慢来,推广新事物本来就是很难的一件事啊。
  还有,今天推广转基因后谁真正获利?你如果说是那些吃不饱饭的贫困国家获益我不太相信,实际上在转基因推广中,由于些大国家大公司的垄断,与发展中国家进行的并不是平等的交易。通过售卖转基因作物而压榨了那些贫穷国家本就少得可怜的钱财。技术推广的最大受益者永远是持有技术的人而并非接受技术的人,更何况技术持有者那么大那么强,我国转基因种植业也还没有做大,没一家能和孟山都抗衡的公司,远达不到说推广就能在世界市场上呼风唤雨的程度,这时说推广转基因那推广的是谁家的转基因?
  转基因作物这东西吧,不是爱吃吃不吃滚的问题,对于这种还存在诸多未知与可能风险的东西,“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慎重推广”本来就是最好的方法,那些盲目挺转的人,其实和盲目反转没本质区别。我是希望每个人都能仔细审视转基因作物可能存在的风险,仔细审视今天的形势,弄清楚现在究竟是不是推广转基因的时机。
  实际上,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仍是更多的试验更多的研究,把相关检测标准、检测手段完善好,高调地把检验结果公布给大家,并且缓慢消除对传统种植可能造成的冲击,避免产生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同时做好充足准备蓄势待发,而不是急于推广让更多转基因食品走向农田,走上餐桌。推广转基因作物,技术或已成熟,时机仍未到来。
  我很久不见那圈浓密的香樟树了。你呢?
  还记得那段时间,我一心烦就会从现实中“逃离”出来,跑到那家奶茶店,然后捧着一杯奶茶出来,含着一根吸管大摇大摆地从奶茶店下孤独的路灯旁走过,走进墨绿的香樟里。每每如此,都有一种冒险的快感强烈刺激着我几近麻木的躯体,于是,我重获新生!
  直到有一次,我遇见了你。一个同样孤零零的身影。
  各自孤零零地走出奶茶店,各自孤零零地走进那团墨绿。我们仿若两个平行世界里的人,却因为时空错乱而捕捉到了彼此身上发出的光芒。也正因如此,我们不必交谈,不必对视,更不必微笑。
  一见倾心,数见钟情。可是人们总是习惯着诉说、传播“一见钟情”的美好童话故事,这些行为的前提是人们接受、相信这种可能。然而,扪心自问,你相信一见钟情吗?反正我是不信。不过,我觉得“一见倾心,数见钟情”的说法更加贴切,也更加真实。惊鸿一瞥,心中的天平上留下了一根极轻极轻的羽毛,它悄悄地打破了原有的平衡,让你我的内心世界开始倾斜;然后再见,抑或重逢,一些奇怪的东西开始降落在这座天平上。它有可能还是羽毛,也有可能是装满羽毛的枕头,还有可能只是一阵带走这根羽毛的风。于是,有的时候,数见,钟情。这才自然。
  我们就这样在香樟树下走着。走过轻风拂面的春,走过树影斑驳的夏,走过落叶飘零的秋,走过清冷明亮的冬。你一定很好奇我为什么用明亮这个词吧?那是因为雪啊。状似秃头的树枝拦不住飞扬的雪花,于是,你我的小小世界被纯白点亮,被安静覆满。在这个静谧的世界里,我们依旧默然地一起走着。除了胸膛心脏剧烈撞击身体的声音,我什么也听不见。
  但是,我不经常碰见你。我想,最多两三天一次吧。
  在那些你不在的日子里,我一个人孤独但自由地行走着。可不知从何时开始,我的内心逐渐生成一种奇怪的豁达与惬意。这些感觉随着时间的积累而愈发的强烈,以至于在那些你在的日子里,我渐渐感觉到了大脑的空白、呼吸的沉重与脚步的凌乱。我想,我是病了,我需要去看医生。
  我急匆匆地跑到校医院,可他们在听了我的描述之后都表示束手无策。然而,“病症”愈发严重了。我想,过不了多久,我就要死了。
  很快地,我们又相遇了。那是一个温暖的午后,地上洒满了星星点点的阳光。我拖着笨重的躯体,努力追赶你轻盈的脚步。突然,你停下了。你抬头,闭上了眼睛。于是,从香樟的枝桠间漏下的点滴阳光滴落在你的脸上,在你的脸上绽放,开出了一朵朵灿烂的花。
  “你听,树上有小鸟的叫声。”
  循着你那看不见的目光,我也抬头,却只看见了刺眼的太阳。
  “我好累啊,你离开好不好?”
  恍惚间,照在你脸上、身上的阳光悄悄地弯曲、环绕、把你包围。伴随着一道亮眼的光,你化成了一只巨大的青鸟。你轻轻张开柔美的翅膀,撞碎了头顶高大的樟树,永远地离开了这里。无数的树枝坠落,却在我的周围变成了飘扬的羽毛,就像那纯白的雪花一样。
  我不再感到劳累。我的呼吸变得均匀,我的脚步变得轻盈。只是,我什么都听不见了,连同曾经胸膛那有力的心跳声。我伸手触摸我的胸口,感受不到任何有力的搏动。于是,我昏了过去。
  当我努力睁开双眼,我发现自己躺在了纯白的世界里。我还以为我又回到了那年冬天,可周围酒精的味道告诉我这是医院。我的眼睛还看不清任何东西,眼前有一团白色的雾,我想一定是医生。一个熟悉的声音从白雾中传来,“你是在自习室昏倒的,有一个女孩打的急救电话”。我正想询问那个女孩的信息,却看到白雾中间出现了点滴的亮光,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奇怪的微笑……
  后来,我也永远地离开了那里,来到了我现在所在的地方。
  有一天,我翻开我那段时间写的日记。我看到一句稚嫩的笔迹——“你说我爱自由”。于是,我笑了,和那个医生的笑一模一样。我拿起笔,在那句话的后面接着写着,“我”,“说”,“我”“爱”……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停下了。突然,很奇怪地,这四个字消失了。于是,好似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我重新写道——
  “我很久不见那圈浓密的香樟树了。你呢?”
  舅爷爷身上有股泥土性儿。
  他在乡下住了一辈子,家中有两亩薄田,三间瓦房,一个老伴,两只猫,一群鸽子和六只白鹅。他说,乡里春夏时节很热闹,屋后的河水都活泼。有时候,能看到尺把长的大鱼跃出水面,扑通一声,惊得岸边芦苇哗哗响。秋冬也不冷清,自家种了玉米红薯,天冷的时候,往灶膛里一埋,黑黑的灶膛,红彤彤的火苗,映得眼睛亮堂堂的,满屋子都是甜香。
  他偶尔进城来看我们,但从来不坐汽车。他喜欢骑车。他有一辆黑色的自行车,车杠上缝着一只大布兜。每次进城,他清早就起身,拾掇上自家的鸡蛋、南瓜,布兜里再装上一只老母鸡或者白鹅,推着车就出了家门。
  车轱辘转得飞快,日头越升越高,布兜里的老母鸡或者白鹅,咕咕咕、嘎嘎嘎地叫……天地间自在欢畅。
  他在城里总也呆不住。住上几天就要走。他姐姐,也就是我奶奶怪他:难得来一次,多住几天怕什么。
  他就笑:家里的鸽子没人喂食呢。或者,地里没人浇水啊。
  他说,过个把月我再来玩。
  如果不是因为癌症,他不会在城里呆这么久。吃东西咽不下去,过来找他当医生的外甥,一检查是贲门癌。开了刀,人像一片单薄的树叶子,挂在枝头摇摇欲坠。
  从没见过那样的他,拢着暖炉坐在沙发上,依旧觉得冷,看着电视机里热热闹闹的唱戏,笑得却虚弱。
  勉强撑了两年,慢慢开始,只能喝点水,什么都吃不下。他不喜欢鼻子里头插根管子,也拒绝往血管里头输牛奶一样的营养液。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他像他侍弄的田地里拔出的秧苗,对自然有着近乎神秘的顺应。
  有一天,天气很好,他和姐姐坐在沙发上晒太阳。窗外的河面上,阳光安安静静,随波逐浪。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乡里的事情,聊小时候,聊爸爸妈妈,聊去世的大姐。
  他说,姐姐,我想今天回家去。
  姐姐说,忙什么,身体养养好再回去。
  他说,我想家去看看。今天天好。
  姐姐拄着拐杖送他到楼下,从楼道出去,阳光扑面而来。
  他不敢回头看,哑着嗓子说:姐姐,我走了啊。说完,眼泪就掉下来。
  ——姐姐,以前家里老人常讲,天下无不散的筵席呢。
  那天,坐在摇摇晃晃的大巴上,陌生的视角将熟悉的世界怪异地拉扯着,他一句话也没说。
  回到家里,很多人来看他。他是信耶稣的,村里很多人都信耶稣。因为他无儿无女,他们对他说,不要紧,主会照应你的。他就和老太婆一起信耶稣了。那些兄弟姊妹们对他说,信教的人不用怕,主会在天上接引你。
  他走得很平静。教里的信徒帮着他的外甥和侄儿们操持葬礼,但是不许他们烧纸,也不许他们磕头。我们不兴这个。他们说。
  趁着教里的人不在,他侄儿跪下来,对着他通通通磕了三个头。
  不知道信仰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接引他的,到底是从前的菩萨还是如今的主。可他分明安睡在尘土里,像一粒种子,等着被春风唤醒……
  我的阴历生日向来是同爸妈一起过,这回他们又冒了风雪不管不顾的过来,给我带了一兜子吃的,像是准我去参加小学生运动会。中途出了点状况,我怎么也找不到他们所在的位置,爸爸埋怨起来:“真是的,三个人都能走散了。”
  车上妈妈把从家里带来的手套拿给我。这个手套跟了我七年了。皮质,松软,去年还带着它打雪仗(我让爸妈带来就是为了用它打雪仗的)然后匆匆吃饭,告别,我一个人等公交车。
  及至上了车,才发现手套掉了一只。当时不知怎的,本来若我及时下车,可以找回来,我却一时脑子短路——算了,失去的就失去了,我也不会回头。这样的想法。我真是那种千里迢迢背着一个壶宝贝的不行,但壶碎了却不会回头看的人,像一直如此。
  可是,现在只剩下一只手套,时时刻刻提醒着失掉的那只的存在。我心里忽然很难受,忍不住对着司机喊下车。但没有回应。车缓慢固执的开着。我下定决心,到了下一站我就走回去找它。可这一站竟无比漫长。冬天车速很慢,晚高峰的车流迅速将道路拥堵。我的决心却更坚定:从来是对失去的东西过分洒脱的人,但这次我想争取一下,即使只是为了一只手套。我想找到它。
  车开出很远,我知道走回去肯定来不及。但我的决心如此坚定,我想着,索性再坐回去。
  于是刚到站我就下了车,往外走了几步,忽然我意识到,时间已经过去20分钟。这么长的时间,那只手套一定已经被清洁人员扫走了。即使我再回去,也肯定找不到了。
  在城市里生活就是这样,你掉了什么东西,是不可能原路找回了。
  是啊,原本我奉行着“失去就失去,毫不挽留”的信条,这样渡过了这些年的人生。即使偶尔遇到难以割舍的东西,也总令自己快速放下,并不纠结,也不拉扯,或停在原地耍赖。
  或许在从前,那样的我,心中也是有不舍的吧,而另一边却冷酷的告诫自己:舍不得也没用,失去就是失去了。
  到这次我忽然想要尝试下新的法则——即使什么失落了,只要努力去挽回,就还有复归的希望时,现实交给我这样一个图景:真的,其实你原本就是找不回。你什么都找不回,即使是一只手套。
  失去的东西永远无法挽回。无论你是故作洒脱地向前看,还是期期艾艾地往回找,抑或不甘心地留在原地等谁给你送来。
  但是,你总是找不到它。
  那些被遗落的东西就那样隐没进另一个宇宙,连同我们和它们在一起的岁月,连同那段岁月里对失去东西的念想,连同不切实际的祈求和不能停止的欲望,一起被缄默封存,并且,不可开启。
  于是我只能带着唯一的一只手套回来。天黑了,12月非常冷。我踏在冰上,连一只手套都无法找回。
  我知道自己找不回什么,也知我即将失去许多。来时的路程不可回转,我也只能梦想着在拥有的时候,尽情尽兴。
  就算只有三个人,但也不要走散吧。
  我从小想当一名科学家。
  六岁的时候外公给我买了一套百科全书,四部头,加起来比我很大的头还要大。外公说我这么大的头肯定聪明,就适合做科学家。他还告诉我只要把这个看完了,就是一名科学家了。那时候我抬头呆呆地望着他,问他什么是科学家,他指着书中未来科技那一栏对我说,科学家就是造这些东西的人。
  八岁时外公一个人在外地办事时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去世了。外公出殡那天我一滴眼泪也没掉。
  伤心欲绝的妈妈给了我一耳光,哭着说我是个吃里扒外的白眼狼。我不知道这两个词什么意思,只能怯生生地回去看百科全书,未来科技那一栏里说未来人类可以把抢救无效的人冷冻起来,等到未来再进行救治。
  十岁那年我拿了省里的数学竞赛一等奖。那天妈妈把弟弟的鸡腿也分给了我,笑着夸我以后一定能成为大科学家,爸爸在一旁附和。弟弟说科学家有什么了不起的,企业家才牛,等我长大了做商人给你们买金山大厦。所有人都笑了,除了我。
  那时的我已经把百科全书看完了,书里说科学家是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一群人。是对真实自然及未知生命、环境、现象及其相关现象统一性的数字化重现与认识、探索、实践、定义的专业类别贡献者。
  十岁的我不知道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我只知道周围所有人都告诉我我可以成为一名科学家。
  那时的我画了一幅画,画上是一个长长长身体的人。老师问我这是什么,我说这是我脑海里的四维虫子。
  十二岁时我考上了全省最好的中学,却没能成为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那一年我渐渐开始明白科学家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因为从小的耳濡目染,所以每当别人问起来,我还是会说:“长大我想当一名科学家。”我的朋友在旁边大笑着说我这么笨肯定成为不了科学家,我转头,对他比了个姿势说:“反弹。”
  最好的中学里的学生家境都颇为殷实。他们说什么,我都听不懂。
  我只能和物理老师讨论时间简史。可是物理老师是一个年轻的姑娘,刚从师范大学毕业,她什么都不懂。但她还是摸着我的头说我一定可以成为一个科学家。
  十六岁时所有人都有了自己的理想。那时候我有个朋友,因为一场高烧智商停留在10岁的水平,不考试,整夜整夜地看武侠小说。
  有一次语文老师上课问我们大学想填什么志愿,以后想做什么。
  朋友说他左手有9条龙,右手有9条龙,合起来就是降龙十八掌,他想做一个大侠。班上笑成一团。
  轮到我时我说我想当一名科学家。我的这句话被记录进了班级语录,成为了当月最佳银奖。金奖则是我男性朋友说的:“我怎么没感觉到我有产前抑郁症。”
  十七岁时妈妈表示如果不接受这个保送机会就和我断绝关系。我哭着问她不是说我可以成为科学家的吗。妈妈不可思议地反问我什么时候才能不这么幼稚,当时的我头痛欲裂,想向她解释我脑海里的四维虫子是什么样的,但她没有理我。
  二十岁时拿到我第一本书的样书。有人问我为什么我翻译德国人的书没有一点翻译腔,我没告诉他其实这本书是我重新写的。和那个奥地利出生的德国作家的原文没有任何关系,只是笑着说原文写的好,好翻。我想我和他都心知肚明现在的翻译界有多水。
  后来我如约拿到了稿费,我开始在翻译,广告,公关等领域崭露头角。稿费越来越多,甚至拥有了自己的粉丝。他们什么都懂,甚至有人和我谈人和宇宙的起源,但我觉得他们所有人加起来都不如我的第一个物理老师。
  我常常和他们说现代社会存在着其实是为科学家服务的。科学家负责帮我们找到人进化的道路,人之所以存在的意义。而我们为他们提供吃穿住以及娱乐设施。他们常常骂我是傻逼,净扯些鸡巴玩意儿。
  二十二岁时我向一家普通员工加班费也有一天一千块的公司递交了辞职信。他们都用看傻逼的眼神看着我。我说一直板着脸对你们对不起,我其实是个段子手,现在我要走了,我说个笑话给你们听吧:
  “费曼刚在大学做教授时还很年轻。一次舞会,他和一个女学生跳舞。舞间女孩问他几年级,他说我是教授。女孩说:教授?你还做过原子弹吧?费曼说:是的,我是做过原子弹。女孩留下一句骗子,甩头而去。&”
  他们说哈哈哈这个教授真逗真能吹。
  于是我灰头土脸地离开了。回头望了望原来让我觉得自己很牛逼的地方,觉得自己其实只比地面高了一厘米。
  二十八岁时我成为了一名作家,专门写一些小故事,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
  然后我在知乎上认识了现在的妻子田胜男。胜男不工作,但她总是在我指着电脑说把我手机给我一下的时候递给我IPAD,也许她也整天整天的有心事吧。
  我不让胜男做事,家里饭是我烧,家务是我做,钱也是我来赚。来稿费了就给她买一件她喜欢的奢侈品,让她不用再像以前那样拼死拼活地为了生存工作。
  她常说谢谢我让她过上了真正少女般无忧无虑的日子。说那话的时候她26岁,脸上有点化妆过度的痕迹,苦笑着,就像是要哭出来了一般。
  婚礼那天来了很多人,爸爸笑的开心,想必这就是他想象中我最好的生活。妈妈则在和亲戚朋友聊天,估计是在说她从小就觉得我能成为一名成功的作家。
  同学们围坐了一桌,非要起哄要我上去给大家来一段演讲。
  于是已经醉的不省人事的我大步走了上去。
  “大家好,我叫雷斯林,今年28岁,长大了想成为一名科学家。”
  抄送朋友的一句评价:献给所有怀才不遇的发胖了的家禽,献给那些曾经幻想过翱翔万里的心,献给渐行渐远的梦想。
  对,我们就是吃饱了撑的。
  (三)身世
  年少的时候拉拉小手或者临别像好哥们一样拥抱一下互拍肩膀,已经足够心跳半天。我和姚望顺利考上省里排名数一数二的高中,漫长的暑假无事,尝试了接吻爱抚和口交,才知世上竟有如斯之美事。
  我们这所学校以自由而著名,其实就是比较散漫的意思,学校自然不会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自由,父母也不会教给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除了要尽力摆脱来自父母在三观和教子方式上的不良影响,一切意义都需要自己去探寻。不能断言散漫的生活和自由的思想之间是否有必然联系,但年轻的时候过得散漫毕竟很幸福。上大学之后,听闻各地竟然有如此变态的高中,我给同学们讲起当年自己的高中是如何过的,总是得到难以置信的表情。顺便提一句,虽然大学里众人的高考成绩差不多,但找到一个像我和姚望这样有趣的人却是千难万难。
  我们毕业之后几年,这所高中已不复当年的传统,上学时间不再能大摇大摆从开着的校门出去,还规定晚自习不能上厕所。听闻已败落至此,我和姚望扼腕叹息。我和他都是懒惰之人,一件事情如果能花一分的力气做到九分,那是绝不肯花五分的力气做到九分半的。
  “这叫边际效益递减。”十七岁的姚望咬着笔杆道。几年过去,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从没比我高多少,柳枝抽条般长到了一米八十多。这天是星期日,我们来学校自(yue)习(hui)。
  我在他旁边画着漫画,内容包括小伙伴们如何在课堂上说笑看杂书、调侃体型偏胖的老师、还有一张叫做《人才之路》。我把这张递给他看。中间是一条康庄大道,但是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人,他们面容模糊,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远离正路的山野中有一棵树,一个双马尾、长着猴子尾巴的少女坐在树上晃着双腿。画面的另一端也是远离正路的地方,一个棕色头发的少年正从下水道里爬出来。
  姚望看着我这么黑他,只是温柔地笑笑。
  我望着窗外的蓝天白云发呆,突然想起了什么,将MP3的公放打开,走到讲台上,将它放到老师讲课用的话筒下面。
  悠扬的小提琴声顿时通过扩音器传遍了整个教室。
  后来我们在教室里实在坐不住了,就跑到教学楼的顶楼。那里除了形形色色的涂鸦,还有一个不知道谁放在那儿的破旧的沙发,地上散落着烟灰。夕阳渐渐沉落,晚霞在天空中燃起,从窗子中望见对面的苏联式建筑,已经成为巨大的方形黑影,这层楼又没有灯,一切显得艳丽而诡异。
  人生中的第一次就这么发生了。进入的时候,姚望低声唤了一声“姐姐!”
  事后,他点起一根烟,也递给我一根。那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根烟。我抽了一口,被呛得咳嗽。他抚摸着我的后背,娓娓道来他家里人的故事。
  20世纪初,犹太人在欧洲各国遭遇到严酷的反犹浪潮,居住在俄国的俄籍犹太人,大多从远东的海参崴出走。那是一段惊心动魄的日子,资本家安德烈&雅可夫列夫(就是姚望的曾祖父)关掉工厂,收拾起细软,用两块金条雇了一辆不起眼的马车,连夜举家出逃。出逃者们昼伏夜行,风餐露宿,以从未表现出来的勇气和体力穿越西伯利亚险恶的莽林,涉过人烟罕至的荒原、沼泽,朝着能够得以生存的哈尔滨逃去。不久,十月革命爆发,沙俄灭亡,哈尔滨又迎来一波资本家和贵族的移民潮。1920年以后,在哈尔滨街头,到处都可以看到俄籍犹太人和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犹太人。在当时的哈尔滨48万城市人口中,以犹太人为主的外国人多达12万人,已经占到了全市人口的四分之一。那时,每到清晨或日落时分,教堂都会传出祈祷的钟声。
  也是20世纪初,中国的山东与河北一带,有大量为生计所迫的人口外流。那些翻山跨河,战胜了无数艰难困苦、疾病饥饿与死亡的威胁,一路北上抵达中俄边界的“关里人”有一部分索性继续北上越过界河进入俄境内。另有一部分人从山东老家沿海地区乘船走上茫茫海路直接抵达俄远东港口海参崴,同“闯关东”一样,他们把进入海参崴叫“闯崴子”。闯崴子的人群中间,就有一位是姚望的曾外祖父,他在当地与一位俄籍女子结了婚。好景不长,后来斯大林统治期间,城内的几十万中国满族、汉族几乎全被杀或强制迁移,他们一家于是也开启逃亡模式,刚生过孩子的这位俄籍女子连娜,把孩子牢牢地包裹起来,走过冰封雪盖的黑龙江江面,长途跋涉,来到了哈尔滨。
  (笔者在此友情提醒:不要相信吕不为的话,冬天在江面上行走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松花江每年都得收几个人。)
  那时,中央大街上到处都是俄文的招牌,俄侨建起的哈尔滨交响乐团则是中国第一家交响乐团,可以与欧洲的一些乐团比肩,这是沙皇俄国宝贵的遗产。苏联建立之后,不久日本入侵,那是尚未展开的黄金年代的末尾。日本战败,苏联红军出兵东北,生灵涂炭。此后共党接管,几十年来一蹶不振,文物也严重损毁。
  姚望的祖父外祖父那一代结婚的对象既有当地华人,也有流亡至此的俄裔。(据他的祖父说,某个家庭里曾经出现过犹太教、伊斯兰教、无神论同处一个屋檐下的奇迹。)姚望说,我从来不算我自己的血统,我父母都是混血,算不明白的。
  到了50年代末,有外国血统的人再次遭受严重的迫害,于是这两个家族,不得不再次踏上流浪的征程,远至澳大利亚——一个新的海量移民聚集区。姚望的父母,出生在澳大利亚,并在那里认识。
  “我基本上已经乱套了。那你们家为什么要回来这里?”
  “因为我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的青少年时期全在这里度过,一直对这里有很深的情结。所以92年的时候,眼看形势好转了,全家就一块搬了回来。”
  “你脖子上带着十字架,平时会跟他们去教堂?”
  “我……只是为了好看,去教堂都是装装样子。”
  两个人抱在一起,谁都不说话。
  暮色四合。
  匆匆那年,只要一起全力过,不后悔,就值得了
  文/李尚龙
  陈寻和方茴的爱情最终没有走到最后,就像所有的青春期恋爱,男女主人公都会分道扬镳,留下郁郁葱葱的匆匆那年,留下了一个能让人回忆一辈子的爱情故事,留下安静的夜晚值得让人回味的一个个热泪盈眶的故事。
  很多人怪陈寻不够努力,怪方茴太轻易放手。可是,却不知道,他们真的努力过,只是在不同的时间,分道扬镳了。就像最后陈寻跟方茴说,除了一个孩子,该有的我们都有了。其实,该做的,他们也都做了。
  影片的几个情节让我很感动,陈寻在一切都结束的时候跟方茴说,你可以骂我,但是不要说我没有努力过;而方茴却在陈寻投出最后压哨三分的时候,努力地挣脱了父亲的束缚,只是为了看到陈寻最辉煌的时候。陈寻在大学最骄傲的时候依旧会当众牵方茴的手,对所有人宣布方茴是自己女朋友;而方茴也会在醉醺醺的时候拒绝别人的拥抱,对所有人呼喊着陈寻对他说我爱你。的确,他们努力过,可是,既然都如此努力过,为什么还是会分手呢,为什么,还是最后没有在一起呢。
  很多人认为,最美的爱情是两个人从高中开始,经过大学,然后毕业结婚生孩子,然后生活,这个过程,才是一个善终。却不知道,这看似简单的几个步骤,需要战胜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它包含着太多的不确定因素:时间、空间、两个人成长的速度和思维高度的不同或者是其他人的插入。而他们的努力这些,都随陈寻和方茴进入大学,随着这一切不确定的到来,忽然,变了。
  其实青春就应该是这样,即使两个人有多么努力,都抵挡不住时间的冲击,空间的剥离,成长速度失衡的侵蚀。很多人看完电影,默默流下眼泪,想起了那些年发过的誓,想起了那些年给出的承诺,想起了那些年他们拉着小指说的“永远”。想着想着他们后悔了,想着想着,他们忽然想穿越到当年,再过一次青春。可是,只要足够努力过,就不应该后悔。而你之所有后悔,是因为内心深处清楚的知道,明明当年可以更努力,但青春,是一只不会回头的箭,后悔是没用的,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下次再遇到一个好的对的,别犯同样错误,别同样的矫情犯贱就好,狠狠的爱,不计得失的爱,这样做或许仍旧没结果,但是会让自己过得更安心一点,不后悔自己的青春。
  我想起了最好的朋友东,在他还在读军校的时候,他爱上了我们剧组的作曲小姑娘,两个人一见钟情,在最美的年纪邂逅,很快在一起了。
  不久,东被分配到了安徽,而小姑娘留在了北京。两个人正式开始异地。异地的每一天,他们都在打电话,说着甜言蜜语却够不着对方;传递着爱,却碰不着彼此。东还一直给小女孩寄礼物,还会每天发晚安早安,不定时的飞回来看看她。可是,最终,两个人还是分手了。
  那天晚上,我接到东的电话。
  我问他为什么,他说,那天晚上她要晚上陪别人喝酒,我不让她太晚出去。她说,你连关心都没关心我,有什么资格管我。我说,凭什么没资格管你,我怎么没关心你了。她说,我哭的时候你在吗?我说,我说过会回来陪你的,我难过的时候你呢,也不在啊!然后越吵越凶,最后分手了。
  我沉默了半天,跟东说,既然打不过距离,至少你努力过对吧。
  东说,是。
  我说,后悔吗?
  东想了半天,说,至少,用尽全力过,不后悔了……可是,难过……
  几天后,东的生日,小姑娘发了一个短信给他,说生日快乐。那天,东再次电话我说了他们很多的故事,我才发现,其实,小姑娘她也努力过,而且很努力。
  我感动的说,既然都努力过,为什么不重新在一起,回到当年。
  东笑了笑说,不可能了,如果还能回头,就不是青春了。
  每次我写完这样的故事,总会摇摇头,其实身边多少人都是这样的。两个人用尽全力了,但是因为时间空间不在一个维度,或者现实太强大,最终导致最美的爱情没有开花结果。可是,这样没有结果的恋爱,或许更是永远,它存在记忆里,在夜深人静面对自己内心的时候,会安静的蹦出来,微笑着。而对于自己的青春来说,只要自己努力过,不后悔就行了,最青葱的日子,只要全心全意的爱过,剩下的,交给老天就好。
  文字的最后,我想起陈寻在回忆的时候跟方茴在球场上假设的说了一句话:我后悔了。可是,如果再给一次机会,该来的沈晓棠还是会来,可是,再选择一次的陈寻会选择浩瀚的天空还是平静的地面?或者,如果再给陈寻一次机会,又能改变什么呢?
  但是如果我是陈寻的话,至少我会爱的更努力一些,这样直到有一天现实的魔咒到来的时候,我可以含着眼泪说一句,我不仅努力过了,而且用尽了全力。我想,陈寻之所以后悔,是因为他虽然努力过,但是还没有尽全力吧。
  其实,青春的美好就是没有那么多如果,是啊,如果乔然当时在黑板上写下来那句话就好了;如果赵烨早点抓住嘉沫的手就好了;如果苏凯不出现就好了;如果陈寻没有遇见沈晓棠就好了。可是,那样的青春,或许,就不再是永远了,也不再是青春了。
  青春恋爱,往往没有结果,可是,遇见了,都是上天安排的缘分,用心对待对方,努力为未来拼出血路,两人一起朝着一个地方使劲儿,淋漓尽致过、汗流浃背过,剩下的结果,也就并不重要了,那些匆匆那年,才是永远。
  所以,最后想说,不悔梦归处,只恨未尽心。感谢九夜茴送给我们的一个好故事。
  现在的小三这是越来越猖狂了,近日有报道说一小三遭抛弃后竟咬伤情夫打昏原配,扬言让原配守寡,个人认为国家应该出台一些针小三的法律,要不然现在小三横行,小三自己都不觉得自己做的有损道德,理直气壮地耍不要脸,照这么发展下去,以后还不成了小三的世界,这里也要说说那些出轨的男人,没事喜欢偷腥,惹上一个甩不掉的小三,难受的是自己。
  据台湾媒体报道,一名龙姓男子要与小三黄某分手,结果却惹来了大麻烦,小三因不满男子甩了自己,居然上门大闹。
  彪悍的小三居然咬掉男子的手指,还把其妻子打昏,警方调解时,原配骂小三“千人抱,万人压”,而小三则扬言要让其守寡。
  世道变了,以前的小三行事很低调,因为小三是不道德的,破坏别人家庭,造人唾骂,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小三居然明目张胆的欺负原配,现在男女比例失调,很多男人找不到老婆,这么多的男人不要,非要抢有妇之夫,简直是厚颜无耻,再说说这个男人,对于这种男人还是乘早离婚的好。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现在天气越来越冷,很多人为了风度不要温度,穿的特别少,这不就有一例因穿的太少而被冻晕的案件,你可能就会问了,还能冻晕吗?其实是因为穿的太少了导致免疫力下降,诱发了肝炎。
  1日,岛城气温骤降,一名男子在公交车上突发疾病,驾驶员及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将其送往医院。目前,男子已脱离危险。
  “司机快停车,有人生病了!”1日一早,当交运温馨巴士609路公交车快行驶到总站汽车东站车站时,市民李先生只听“嘭”地一声,回头一看,最后一排座位上一名身穿黑色夹克、头发凌乱的男乘客不停地呻吟着,用手紧紧捂住腹部从座位上跌落下来。
  驾驶员王珍熙闻讯急忙停下车,跑过来查看情况。只见这位男乘客全身已经浮肿,紧闭双眼,捂着肚子痛苦地蜷缩在地上一动也不能动,王珍熙赶紧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在将车上乘客送到车站后,王珍熙将发病的男乘客载回了场站,看到他犯了病,还冻得哆嗦,赶紧打来热水让他喝了暖暖身子,等候急救车的到来。
  等候的过程中,王珍熙提出要帮这位男子联系家人,可男子有气无力、断断续续地告诉王珍熙,自己一直患有肝病,在青岛没有亲人也没有工作。王珍熙再追问其家在哪儿时,男子闭口不言。120急救车到达后,王珍熙和温馨巴士工作人员帮助救护人员将他抬上救护车送到医院。
  据医生介绍,男子患有慢性黄疸型肝炎,由于天气变冷,该名男子穿着较少,免疫力下降,诱发肝炎。经过急救,男子已经脱离危险期。
  男子发病送医后,一直没有家人露面,热心的王珍熙很希望能帮助这名乘客在病情好转后早日与家人取得联系,在寒冷的冬天感受到家的温暖。
  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角落里,农夫望着远去的车驾发出“大丈夫当如是”的慨叹;地中海的暮雨与大洋的季风交汇之处,浪漫主义者正用鹅毛笔一丝不苟地写下“天赋人权”的字样。照亮他们的月亮终将照亮我们,我们立下的界碑亦终将被他们看见。我们处于怎样的时代中?如果用一个词汇总结过去的一个世纪,那么舍“革命”无他。在这里与那里的我们与他们,或置身于革命中,或置身于革命的阴影下,概无例外。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是领袖在宏观上为我们下的定义。对游吟诗人来说,革命则具备更深广的内涵,它同时意味着女学生与绞刑架,它因女学生而起,又因绞刑架而终,它因求绞刑架者而起,又因求女学生者而终。无论如何,追求女学生者,将得到女学生;追求绞刑架者,将得到绞刑架。前者是1949年初秋时分在五星旌旗照耀下东野、华野数以千计,如群蚁般南下接管大城市的高级干部们,在那里,在大学中受过良好教育的新妻子们在等待着他们;后者是阿普里亚战役结束后罗马城到加普亚的驰道上的六千具十字架,寒鸦来回飞舞,不时发出喜悦的呼声,庞培麾下的将军默默取下头盔,沉默地面对公元前的残阳。
  若武断地说女学生和绞刑架本是殊途同归,那必将是某种污蔑。毕竟世界上既有陈其美,也有切格瓦拉,将前者心肺五脏做最细致的解剖,亦断不至挖掘出一具结构精巧绳索坚固的绞刑架,将后者推到撒旦前细细拷问,也断看不出任何如花似玉的女学生从思绪中经过的痕迹。说他们的追求本是殊途同归,上海滩的头牌金花和玻利维亚的原始丛林也不会答应。但从另一层次来看,这样的判断又似乎有某种可举之处,至少他们都不曾辜负过自己所在的时代,求绞刑架者不愧于始,求女学生者不愧于终。若无求绞刑架者的墓碑铺路,求女学生者无以到达长征终点,若无求女学生者为之张本,求绞刑架者无以名垂丹青。
  在女学生与绞刑架之间的人们走投无路,这里没有三岔口这回事,如果不在左右两条路中选一条走下去,那么必将辜负这个时代。但悖谬的是,一旦选择了两条路中的任意一条,都必将与初心渐行渐远:结束这个时代最有效率的方法是不辜负这个时代。那么,保持理想纯真的唯一方式似乎就是转头远去。请务必辜负这个时代,这是来自他们内心深处的呼声,因为只有如此,理想主义才不仅仅成为一颗划过天边灿烂的流星。这是多么荒谬,又多么明显的道理。
  1935年的瞿秋白在福建被捕获,被处以极刑前夕,他写下一系列《多余的话》,官方党史在这里遇上了一个大难题——它发现,似乎很难用“叛徒”或“英勇就义”这样单纯的成分来定性瞿在此刻的思想与行动。说他是叛徒,可他结结实实吃了花生米,结结实实献出了最珍贵的事物,说他英勇就义,可他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呈现出的一种个人思考,却和理想中的那种大义凛然烈士出现了荒谬的偏差。
  毫无疑问,瞿是一个典型的辜负时代者。若他是见风使舵者,大可如主席指示一样,“风物长宜放眼量”,组织已弃其西去,追之不及,若能稍识时务,难保日后不会如龚楚一样衣锦还乡。若他是坚定信仰者,大可大呼豪迈口号就义,不必全盘接受宋希濂狱中的优待条件,更不必发出以下这段议论:“雾里看花的隔膜的感觉,使人觉得异常地苦闷、寂寞和孤独,很想仔细地亲切地尝试一下实际生活的味道。譬如“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已经有三四年,农民的私人日常生活究竟有了怎样的具体变化?他们究竟是怎样的感觉?我曾经去考察过一两次。一开口就没有“共同的语言”,而且自己也懒惰得很,所以终于一无所得”。
  “一无所得”!这是耐人寻味的表态,既非肯定,也非否定,仅是犹疑和若有若无的感伤而已。如果说这还只是小资产阶级的软弱的话,那么接下来瞿对于阶级论的再思考则更加撼人心扉:
  “……你从这些著作中间,可以相当亲切地了解人生和社会,了解各种不同的个性,而不是笼统的“好人”、“坏人”、或是“官僚”、“平民”、“工人”、“富农”等等。摆在你面前的是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虽则这些人都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一定的阶级之中。”
  瞿在此并未明确否认阶级及生产关系的存在,但显而易见,他的思想所止之处已与生硬的阶级论渐行渐远,从而也远离了这条路尽头必将引向的暴力革命之路。革命符合人们内心的召唤,但革命本身的坐标上却没有人性,这必定意味着一场革命成功之日,亦即下一次革命的重新开始之时,只是这一回革命者变成了被革命者。从此意义上来说,杀死革命的正是革命者自己,因此最坚定的革命者(准确地说,是理想主义者)所选择的唯一道路并非女学生,亦非绞刑架,而是向革命的反方向慢慢隐去。
  另一个例子是1968年游荡于东京街头的渡边彻。最荒谬可笑之事,莫过于文艺青年们将《挪威的森林》视为与现代都市爱情小说无异的出版物,咀嚼着里面的情爱描写,却对故事的布景板懵然无知,这无异于观《颐和园》而只欣赏郝蕾的优美身材。那是1968年,撞击世界的年代,铁幕愈加森严,日美安保条约已笔墨渐干,机动队队员们的警棍依旧镫亮如新,图书馆的桌上却放着反美的传单。人们走出校园,走上街头,一如他们的同龄人在巴黎、波士顿、墨西哥城、布拉格与北京所做的一样。
  但悖谬如阴影般随之而生。当革命成为了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行动,成为了一种时髦,那么革命本身的意义从源头上就随之缓缓消解,如同理想这个肥皂泡的破灭一样悄不可闻。不是真正发自内心敏锐的理想主义者,是无法体察到这种理想在理想主义行动中的消解的。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永远是辜负这个时代的,当人们都紧随着反抗而蜂拥而去时,反抗就成了新的阴影,成了人们用来向世俗索取的手段,人们通过反抗世俗而走入世俗。
  布拉格之春的灵魂人物哈维尔成了一本正经地坐在庙堂之上的总统大人,在1968年在波士顿街头高呼口号的希拉里则官拜国务卿,继续站在时代的巅峰。同样的事也发生在中国,最早走上街头闹革命的一群由高干子弟组成的老红卫兵在1978年后又一跃成为商品经济时代的宠儿,他们永远引领着浪潮,只不过从被批斗的父亲衣柜里偷出来的老军装变成了人模狗样的西装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东京大学生渡边的观察则更加引人哂笑:“罢课被制止后,在机动队的占领下开始复课。结果首先出席的竟是曾经雄居罢课领导高位的几张嘴脸。他们若无其事地走进教室,做笔记,叫到名字时也当即应声。咄咄怪事!”他对后来自杀的挚友木月抱怨道,“这帮家伙一个不少地拿得大学学分,跨出校门,将不遗余力地构筑一个同样卑劣的社会!”当反抗成为顺从的另一面,成为可以炫耀的资本时,真正笃信革命的人应该做的事只有反抗这样的反抗。于是一次也没有上街的渡边决定复课后上课不答到,如此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为坚守理想主义,渡边付出的代价是学分,在遥远彼方的中国,北京青年遇罗克则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对遇罗克其人的理解常失之符号化,若将他简单处理为反抗暴政的英雄,则正如将渡边彻解读为1968年世界街头千千万万的反叛青年一般,既毫无建设意义亦不合事实。更可怕的后果是,这样脸谱化之后,我们便难以触及其后真正打动人心的某种本质。实际上北岛祭奠遇的诗是议论的最精辟的,“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我没有留下遗嘱,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遇罗克不可能成为英雄,正如渡边不可能在街头革命失败后随联合赤军们上山打游击。绞刑架固然令人肃然起敬,但那本身就意味着杀戮,是否还记得1972年血腥的“浅间山庄事件”发生后,日本的残存左翼革命马上失去了同情?这样的杀戮与中国革命中的历次“肃反”何其相似乃尔!无论是从狱友张郎郎的回忆中,还是遇罗文的《我家》里,我们看到的遇罗克从来都不是一个横眉怒目的革命者,他仅仅是一个坚守常识,懂得爱为何物并知道怎么去珍视它的人,他关爱父母,尊敬兄弟姐妹,即使在狱中,他还对张郎郎一本正经地分析他们罪不至死的原因,想像着出狱后继续研究马克思主义。一万个像宋彬彬这样的“革命者”只会留下一地狼藉,然后“不遗余力地构筑一个同样卑劣的社会”,而一个遇罗克却会将理想主义微弱却不间断地传承下去。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是在大家上街闹革命时与小林绿子在能看见火灾的阳台上亲吻的渡边彻,而非那些混在学生群中浑浑噩噩的上街,又浑浑噩噩的回到学校,拿到学分,浑浑噩噩地成为一名中产阶级的人们。
  可惜的是,在虚构的世界中我们知道渡边彻最后成了独来独往的跨国记者,却难以想像如果遇罗克活下来会发生什么,难以想像这样永远逆时代而行的人在光怪陆离的八十年代中将何以自处。一个可以参考的例子是史铁生,许纪霖对他的思想总结的一针见血,“一种个人的、开放的、宽容的、注重过程的、充满爱心的理想主义”。
  史铁生最重要的作品《我与地坛》初稿写于1989年春,并于次年春天重新改定。这中间的时代布景板,不言而喻。时代的大幕缓缓落下,新的时代拉开序幕,追求女学生的得到女学生,如那些痛快地跳入商品经济大潮中的知识分子们,一个经典笑话说,一个也曾在八十年代热血沸腾地走上街头的高校老师在九十年代说道:“为了筹集革命经费,我们一起筹资炒股票吧!”追求绞刑架的则得到绞刑架,如那些口干舌燥地一遍遍重申着那些带有六十年代气息的口号的张承志、张炜们。但对于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来说,两边都不是出路,正如成为东京的中产阶级与去当联合赤军都不是出路一样,区别只在于是自己屠杀自己的理想,还是请别人屠杀。世界上没有多少切格瓦拉,但却不缺绞刑架。
  于是,只有第三条若隐若现的路可以保存下理想的火种,那便是承认我们并没有改变世界的能力,但我们至少可以保留住自己身上的理想和爱,只有先承认了一场场革命的徒劳与荒谬,在废墟上进行重建工作才成为可能。这是1989年史铁生推着轮椅面对寂寥的天坛时心中的所思所想,他也是这么把自己的想法记录下来的。“看来差别永远是要有的。看来就只好接受苦难——人类的全部剧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看来上帝又一次对了。”
  只有承认苦难的不可避免与意义的虚无,理想才不会是杳然一现的流星,而是永远在我们身边,陪我们前行的旅伴。完美的理想是不存在的,我们只能带着裂痕生活下去,如果不承认这一点,那么再轰轰烈烈的理想,也终将分化为两个极端——那些为女学生而来的人们投入他们曾经反抗的事物的怀抱,那些为绞刑架而来的人们则不断用血腥的方式净化着自身,最终也消弭无踪。
  史铁生基于个人命运的言说带来的震撼远胜于放开嗓门大喊,精神内核却无比干瘪且了无创意的余杰们,后者的言辞不过是逆向的革命语言而已。八十年代的精神坐标前,真正的守护者是平和安宁的史铁生而非撕心裂肺的余杰们,正如真正的1968之子是渡边彻而非重信房子们,是遇罗克而非宋彬彬们。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会永远伏在你耳边用情话的口吻说:“嘿,请务必辜负这个时代”,而非用大嗓门高喊着口号,拉着你一起加入时代的浪潮,等到浪潮退去后,他们或得到女学生,或得到绞刑架,前者把理想主义一脚踢开,后者的理想主义则随着肉身一起永远消失,唯有辜负这个时代的人们永远记挂着他们,将他们写入历史,为他们铭刻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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