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崩传染，民企抽贷，卖房还债，金融去杠杆下的众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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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宁愿不赚钱，也不要踩雷。
来源：寻瑕记（ID：xunxiajun）摘要：宁愿不赚钱，也不要踩雷。01、被错杀的民营AA债6月12号一早，小邱接了一个上市公司客户的电话，放下电话就想骂娘。小邱在一家小券商的投行部工作，刚入行就赶上了IPO堰塞湖，公司看并购重组很热闹，鼓励大家做并购重组，又赶上自己做的一个项目被人举报了，查了个底朝天。接触的上市公司多了，被天马、保千里、中安消、神雾、凯迪、东旭等等市场网红都忽悠过。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入行这几年，正经项目一个没有，擦屁股的破事儿一个没落。给小邱打电话的，是上市公司A，从IPO、再融资、并购重组、发债一路做过来，算得上是一家优质的上市公司。老板比较务实，不瞎并购，不蹭概念，专心的做传统的加工制造业，客户都是世界级的跨国公司，利润最高的时候到过8个亿。80亿的净资产，100亿的总资产，负债率不到20%，账上有10多个亿现金，公司债余额只有不到6个亿。A公司的公司债，今年年底就要到期了，照理说，按照这家公司的体量和实力，这笔公司债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有事的。可偏偏就是这样一个公司，也被要求公司债回售了。按照小邱的说法，这是一个200万现金引发的血案。A公司有一期股权激励计划在实施过程中。按照规则，股权激励授予的员工，如果提前离职，没有行权的部分要被回购注销。回购注销属于减资行为。按照老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因为股权激励回购注销导致的减资行为，不需要触发债券的回购义务。可是，2016年的时候，交易所的监管老师注意到了这个条款，说这个条款与现行的规则违背，建议修改。老实的A公司一想，那就改吧，在2017年进行了修改。但事实上，新发的债券，好多还有类似的条款存在，也就是“由于股权激励回购注销导致的减资行为除外”。问题就出在这个条款的修改。2017年，A公司有几名激励对象离职，因此需要回购注销的金额大概有200万。按照A公司修订后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需要召开债券持有人大会，审议是否回售债券。债券基金当然不会放过回售债券的机会，看到了上市公司公告就立刻给券商打通了要求回售登记的电话。小邱紧急和上市公司开会沟通策略，准备了一份精良的PPT，挨个拜访债券持有人，详细沟通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和资产负债情况，表明公司偿债能力没有问题，也有意愿追加担保。但最终，上市公司的诚意并没有打动债券持有人，持有人坦言说，现在银行委外收缩，债基降杠杆，以前看评级，现在看成色，对于民营AA债，只要能回售，肯定要回售。6月19日，股债双杀的日子，A公司的债跌到了96元。实际控制人无奈的笑着说，“按照现在的价格，持有到期的收益率已经超过10%了，年化收益率达到15%，如果可以，我自己都想买了。”当天，A公司去找了一家银行，咨询发中票的可能性。银行婉拒了，据说银行间协会现在的要求是，不能给交易所的公司债接盘。630大考，去杠杆，AA债何去何从，民营企业的融资又何去何从？02、千股跌停下的爆仓配资盘6月20日9点15分，千股跌停的第二天。上市公司B的跌停板上直接堆积了100多万手的卖盘。B公司的大股东只持有不到20%的股份，从2017年底开始，B公司的前十大股东，除了大股东自己外，全部变成了信托计划股东。大股东意识到，自己被举牌了。打开看这些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背后的金主和劣后方或许都是同一人。面对举牌方的来势汹汹，大股东并没有太多的办法。B公司跌停次天的龙虎榜发现了端倪，一是，和B公司信托股东有重合的几家上市公司同时跌停，跌停时间都是下午一点左右；二是，这几家公司的卖出营业部也高度重合。大股东判断，举牌方的配资盘应该是爆仓了。一个简单的猜测是，几家公司股票同属一个场外配资产品，其中某一只出现爆仓，信托公司在平仓时为了符合警戒止损和单票持仓比例的要求，对其他股票也进行了抛售，所以出现了建仓有先有后，闪崩不约而同的情况。用更形象的例子来说，A上市公司有场外配资，被砸了个跌停，因为技术原因没有停牌，被砸了第二个跌停，同时给A配资的配资方因为85%平仓线和20%的比例限制，被动减持了和A在同一个配资盘里的几只股票BCD，结果BCD都各自有场外配资户，跟风抛盘把这几个票给砸了跌停。ABCD纷纷被砸盘的情况下，谁先停牌，谁就暂时保存了流动性，其他股票则遭了殃，既不能替别人补仓，又不能替别人接盘，想托住自己的股票，还要承受一轮一轮的平仓压力。在市场孱弱时，难度可想而知。看起来，举牌方面临爆仓，市场替大股东兵不血刃的清退了野蛮人，但是，持续的无量下跌，大股东也不免隐隐觉得担心，暗潮汹涌的背后，对方目前在做什么？跌停盘会突然都撤掉吗？举牌方会一举把所有的卖盘筹码都接掉吗？胜负会不会在瞬间反转？大股东唯一庆幸的是，自己并没有进行股票质押，没有被连带强平的压力。无论这次崩盘如何收场，他都反复提醒自己，现如今的市场环境和监管环境，要慎重决策，多看少动，越是快迎来光明的时候，越要谨慎小心，机会也许跟着的是巨大的风险。03、被抽贷的上市公司老板名下有两家上市公司的庄老板最近很烦恼。自从去年11月份，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稿出台之后，他就没有从银行拿到一分钱新增贷款。存续的贷款跟银行说好了还完可以再续，也一直迟迟没有到位。每次腆着脸去问那位平时一起喝酒打诨的王行长，得到的答复都是，“形势紧，再等等”。庄老板名下的其中一家上市公司2016年做了笔兜底定增，当时被券商忽悠费了老鼻子劲装了一个北美的油田资产，毛衣站一打，股价连续阴跌，兜底定增的第二年利息支付迫在眉睫。另外一家上市公司，收了集团的一块核心资产，2017年的净利润7个多亿，重组经历了竞争对手举报和财务核查，兜兜转转终于在2017年底审批通过，还有3个多亿的现金对价这个月底要付完。眼看工厂要开工，工人要工钱，债主接二连三的找**来，银行贷款再不到位，企业的正常经营都要受影响了。“我已经跟老王说了，这笔贷款到期，他不给我续上，我也还不上了，最多还个利息，其他爱咋地咋地。”与此同时，背负着信贷紧缩压力的王行长也很挠头，“总行说要降负债去杠杆，都给各个分行下了明确指标，我们怎么办，手里这些客户，地方国企不能动，关系户不能碰，只能拿这些民营老板下手。”庄老板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流动性充沛的放水周期，各路机构都找**来让企业融资并购扩张，一边快马加杠杆，一边跨行业经营。“我不把规模做起来，金融机构根本不认可，**也不会给支持，但流动性一收紧，这帮孙子跑得比谁都快。都说政策不是一刀切，是啊，是一刀一刀的切。”2015年股灾崩盘，满世界刷脸筹钱，找银行求情，找**支援的场景他还历历在目，好不容易缓过一口气，难道今年又要再来一次？“到8月底，资管新规要是不改，我的庄字把帽摘了，改姓土！”庄老板狠狠的说。04、伺机而动的“有钱人”去杠杆的狂潮下，也不是所有的机构和人的日子都那么难过。某非银机构的总裁，最近已经被各家大小开发商老板挨个拜了山头，纷纷要求在630之际要给点过桥资金支持，有些是合作多年的老伙伴，有些是之前从来没打过交道的新对手，这些平日里很少出面的老板或请托、或登门，房企融资的困难程度可见一斑。虽然公司有募集能力，还有自有资金，但也得掂量着用，宁愿不赚钱，也不要踩雷。某上市公司C，账面现金十几个亿，负债少包袱轻，最近冒出许多资产主动**寻求并购，券商也鼓动C公司抓住机会扩张，但是C公司老板觉得，这些资产，远远没跌透，至少也要等到这些公司的收购价格，和他新建厂房的价格差不多的时候，这事儿才值得干。某IT公司高管老张，属于标准的二套刚改，从2018年3月开始一边卖房一边买房，4月份把房子卖了，进入了持币待购模式，5月份，北京二手房成交18096套，是过去14个月成交量最高的一个月。看身边有四个人先后都在5月买了房，老张不免有些着急。6月19日，老张的朋友圈里，出现了一则广告，当代MOMA南北通透四居，原价3450万，现价2600万，业主急售，有2000万抵押借款要还。老张赶紧去看了看成交情况，之前看房时那几个没谈妥的房子，还依然挂在那没成交，6月份的成交量估计会下滑50%。他又悲观又乐观的觉得，市场资金短缺，房价还会这么疯狂的上涨吗？是不是会出现更多用房产抵押贷款的企业主卖房还债？长远看来，过去几十年高通胀率还会保持吗？ 下半年会不会是一个更好的出手时点呢？远处，传来广播里的新闻评论，“今年以来，债券违约、流动性紧张、汇率下行和股市下泻等相继发生，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加之美联储加息以及中美贸易冲突呈长期化和高度不确定性……”（文中人物均为化名，如有雷同请勿对号入座。）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构成投资意见，并不代表本平台立场。文中的论述和观点，敬请读者注意判断。关于版权：若文章涉及版权问题，敬请原作者联系我们。【电话：021-；微信：hjwh123】理财投资坑很多，如何规避这些骗子套路？关注小黄人读财，小黄人老师给你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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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马上金融买的手机套现四千多我还了十二期了以为还完了谁知道是二十四期的要还九千多，是不是高利贷啊
我在马上金融买的手机套现四千多我还了十二期了以为还完了谁知道是二十四期的要还九千多，是不是高利贷啊今天有一个律师事务所说给我发了律师函让我去派出所拿去，我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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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 我在XX金融按揭了一部手机总共四千多，分二十四期还 还了几期 每期三百五差不多还了一千五左右，最后两个多月因为工作问题 有二个多月到三个月没还，他们前几天发信息说把我起诉了，然后我前几天又还了三千五百块钱，我把钱打到卡上他们没扣就说我没还 ，然而今天早上我又收到信息说让我还款 ，不还就让我拿二到五万去兰州市城关区武都路482号说要坐几年牢 请问我现在怎么办 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虚假的，不必理会
大家都在问的金融证券问题
知道了，以后注意
您好，d可以起诉e,要求e支付货款。。
法律上可以报警处理了。
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建议慎重对待。需要信用卡请自己到银行柜台办理
(09:00:00-20:59:59)
擅长：刑事辩护人身损害合同纠纷
备注：接受全国咨询上海全国性金融要素市场诞生记：多个首创开金融改革开放先河阅读//5b.cdn.sohucs.com/images/afb823a4d468aa6b74.jpeg中国大陆境内第一个自由贸易区是如何诞生的，汽车业对外开放从哪里起航，上海浦东开发区有哪些“全国第一”……改革开放40年来，一批又一批具有原创性的改革开放措施闪耀着首创精神的光芒。
中国大陆境内第一个自由贸易区是如何诞生的，汽车业对外开放从哪里起航，上海浦东开发区有哪些“全国第一”……改革开放40年来，一批又一批具有原创性的改革开放措施闪耀着首创精神的光芒。
2018年，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澎湃新闻6月22日起推出专题报道，展现40年来的改革开放标志性首创案例。
建设成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是怎么做到的？
目前，上海集聚了包括股票、债券、货币、外汇、票据、期货、黄金、保险等各类全国性金融要素市场，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上海已经基本建成了以较齐备的金融市场体系为支撑的、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
金融要素市场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核心，也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最大优势。金融要素市场的诞生、集聚、创新、发展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缩影，也很好地反映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改革发展历程。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本文图片均为 上海市金融办供图
开启金融业改革开放先河
中共上海市金融工作委员会书记、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郑杨表示，上海全国性金融要素市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1980年代是探索阶段，中央酝酿启动金融市场领域的改革开放，已在上海落点布子。1984年新中国首只股票——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上海发行，1986年首个证券交易柜台——静安证券业务部在上海开办，1988年第一家外汇调剂公开交易市场在上海成立，这些都启动了中国金融业改革开放的先河。
1990年代是逐步集聚阶段，全国性的金融要素市场体系在上海初步形成。浦东开发开放后，中央正式提出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构想，赋予了上海当先锋、打头阵的重任。金融市场体系建设一马当先，自1990年末上海证券交易所建立开始，中国外汇交易中心（1994年）、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1996年）、上海期货交易所（1999年）相继成立，上海金融要素市场集聚效应初步显现。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
进入21世纪，上海进一步完善和规模扩大阶段，基本确立了国内金融中心的地位。
在1990年代市场集聚的基础上，上海黄金交易所（2002年）、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2006年）、上海清算所（2009年）等陆续成立，进一步完善了上海金融要素市场体系。郑杨透露，与此同时，上海金融市场规模迅速扩大，上海金融市场成交额由2001年的10.8万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528万亿元。12年增长近50倍，这在全球金融中心城市的发展史上都是罕见的。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党的十八大以来，是提升功能阶段，金融市场功能进一步提升，支撑上海成为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
随着2016年上海保险交易所、上海票据交易所、中国信托登记公司成立，上海形成了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2017年，上海证券市场股票筹资总额位居全球第二，股票交易额和股票市值均位居全球第四，上海黄金交易所场内现货黄金交易量位居全球第一，上海期货交易所螺纹钢、铜、天然橡胶等10个期货品种交易量位居全球第一。
金融市场功能进一步提升，上海金融市场已经成为全国最重要的投融资平台，银行间市场已成为中国市场化的基准利率和基准汇率生成地，以及境内人民币相关产品交易定价中心。上海期货市场已经成为全球三大铜定价中心之一，充分发挥了积极的“稳定器”作用，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增强。
让金融要素市场更发达、更活跃
郑杨表示，伴随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近三十年的建设历程，上海金融市场实现了三个“转变”。
一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转变。金融市场体系逐步齐备，金融市场规模逐步扩大，2017年上海金融市场成交额达1428万亿元，比2001年增长了132倍。2017年直接融资总额达7.6万亿元，占全国直接融资总额的85%。
二是市场功能从单一到多元的转变。上海成功推出了中期票据、国债期货、股指衍生品、利率衍生品等一批有重要影响力的金融产品和工具，从传统的投融资功能拓展到价格发现、套期保值、政策传导等多种功能。
三是市场资源配置从面向国内到走向国际的转变。证券“沪港通”、黄金国际板、“债券通”、原油期货等相继启动，“沪伦通”正在稳步推进，为更多的境外机构和投资者参与上海金融市场开辟了多种渠道。银行间债券、外汇、货币等市场加快开放，人民币海外投贷基金、跨境ETF等试点顺利推出。
下一步，上海金融市场发展的关键领域是国际化。郑杨指出，当前，中国金融市场国际化程度与庞大的资本体量之间不匹配。中国资本市场占全球资本市场的11.3%，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第三大债券市场，但上海股票市场外资持股比例不足5%，债券市场外资持有占比不足2%，且参与者类型过于单一。
郑杨认为，要坚持国际化导向，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逐步解决金融市场的结构性问题，让金融要素市场更发达、更活跃。加强金融要素市场开放的系统性和协调性，进一步完善金融要素市场开放结构。拓宽中外金融要素市场合作领域，大幅拓展境外投资者参与范围、渠道和规模，支持境内外金融市场在股权合作、产品开放、指数编制等方面开展多种形式的深度合作。支持金融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加大登记、托管、清算等金融基础设施之间的合作。同时，营造良好的国际投资环境，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提高跨境风险管理水平。
本文来源：澎湃新闻
记者：陈伊萍
龚浩成、尉文渊口述历史：上海证券交易所是如何创建的？
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时的旧址浦江饭店
1990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创建，是上海、也是全国改革开放中的一件大事。如今27年过去了，它已成为“历史”。回顾这一段历程，像是上了一堂生动的敢于担当、勇于创新的“改革课”，那种不畏风险的改革气魄和为了加快国家发展的远见卓识，令人深感弥足珍贵，它对于我们今天面对种种困难，勇挑担子、深化改革和创新，具有积极的激励作用。
不要怕，大胆干！
龚浩成：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建时有个“三人领导小组”，它是日在上海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由市委领导宣布的。这三个人分别是：时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兼行长李祥瑞，时任上海市体改办主任贺镐圣，时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的我。李祥瑞于1997年1月因病去世。贺镐圣因病记忆力严重衰退。我虽已90岁高龄，但因筹建上交所是件大事，所以至今仍清晰地记得。
龚浩成简历：
1927年出生于江苏常州。1947年就读现上海财经大学前身的上海商学院银行系。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上海财经大学任教，后任副校长。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起担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代行长，1987年任行长。1989年为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三位负责人之一。交易所成立后，任交易所常务理事，后主持理事会工作。
市委的这次会议，是研究如何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与会的有市委常委、市政府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也应邀到会。会议除邀请我们三位外，上海其他银行的行长和市体改办的相关领导也参加了会议。此外还邀请了两位理论界代表，即华东师范大学老教授陈彪如和上海财经大学年轻的金融系副主任刘波。会议由时任市委书记朱镕基主持。主要议题有两个：一是要不要引进外资银行；二是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对第一个议题大家没有不同意见，一致认为已经到了该引进外资银行的时候了。对第二个议题则顾虑较多，认为问题比较棘手，主要是：中国究竟能不能搞股份制？国有企业改成股份制会不会私有化？发展资本市场会不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搞股票交易会不会助长投机，扩大贫富差距，甚至引起社会不安定？老百姓把储蓄的钱拿出来买股票，会不会影响国有银行吸收资金的主渠道作用？等等。
会上，市委领导和我们三位各有一段问答。他们先问李祥瑞：“老李，你看交易所可不可以建？”李祥瑞回答说：“我看还是有点风险。”“什么风险？”老李说：“主要是政治风险。”他们又问我：“老龚，你认为怎么样？”我从经济条件上作了分析，认为建立交易所急了一点，早了一点：“现在有条件上市的公司太少。最好有100家到200家公司具备上市的条件，其中的50家到100家能够上市，到那时建立证券交易所就会水到渠成。”他们又掉过头来问贺镐圣。老贺的回答是：“不要管它，先建立起来再说，在建设中发展壮大。”
在听取了刘鸿儒和与会其他同志的意见后，市委主要领导说，上海要加大金融改革的步子，重现昔日国际金融中心的风采，首要的工作是开放外资银行进入和建立证券交易所，这是改革中两个最迫切的问题。建立证券交易所，发展股票市场这项工作要大胆做，尽管有阻力，有一点政治风险，但是上海如果不采取一些深化改革的措施是搞不下去的。企业资金紧张，负担很重，今年承包基数难以完成，明年将更困难。再不采取措施，上海怎么能为国家多作贡献？所以金融问题的研究意义非常重大。我们要为此作出努力，加快改革的步伐，树立上海新的形象。
最后市委领导拍板决定，成立由李祥瑞、贺镐圣、龚浩成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李祥瑞为组长。老李1928年出生在扬州，1949年到中国人民银行工作，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上海财经大学毕业，曾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是我的前任，后来他奉命重建交通银行，并任交行董事长、总经理。贺镐圣改革开放后一直研究和主抓体制改革，是个改革意识强、有思路、敢负责的改革专家。
当时证券业归中国人民银行管，创建证券交易所又必然会碰到许多改革的难题，将两家形成合力，有利于攻坚克难，把交易所建起来。同时市委领导又明确了两条：一是“三人小组”的工作直接向市长汇报，对市长负责；二是一年之后的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要开业。市委领导还强调，对筹建交易所，对外要大力宣传，对内要低调，多做少说，甚至只做不说，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议，影响工作的开展。他们鼓励李祥瑞和我说：“你们不要怕，出了事由我们负责，你们还在第二线呢。”直到上交所成立了，他们才向我们“交底”，在成立上交所的问题上，向中央请示过，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鼓励我们不要怕难大胆干。
这次会议的背景是，在那年春夏之交后，国外对我国改革开放持怀疑和抵制态度，西方七国集团还对我国实行经济制裁，导致大量外资撤出。面对这样的严峻局面，这次会议的召开表明我们将继续向世界敞开大门，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同时也是为即将宣布浦东开发开放积极做好准备工作。浦东的开发开放，将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体制和机制起到先行先试的作用，是要建成中国的金融核心区。作为金融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创建理所当然地被列入浦东开发开放的大计之中。现在回头看，这些事关国家重大战略举措的提出和实施，是很有改革的气魄，很有政治意义，也是很富有远见卓识的。
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可以利用资本市场
会后，交易所的筹备工作开展起来。“三人小组”的办事机构设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管处。具体工作分四个方面：一是统一思想协调工作；二是制定法规和制度；三是交易场所的建设和运行机制的设计；四是为交易所运作准备人才。筹备工作后期，时任上海市体改办副主任的楼继伟也参与了进来。
自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姓社姓资”的争论没有断过，但争论归争论，摆脱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束缚、探索市场化配置资源的脚步没有停止过。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国务院成立了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刘鸿儒任组长，制订的金融体制改革初步方案中第一次提出要建立证券交易所，还提出允许企业用发行股票、债券的方式直接融资等。
此后，在全国的一些地方，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转换成股份制企业、内部集资发行股票、有价证券柜台交易、信托投资公司和证券公司创立等都陆陆续续迈出了一些步子。到1988年全国有61个大中城市开放了国库券流通市场；到1989年有100多个城市的400多家交易机构开办了国库券转让业务；1990年全国累计发行各种有价证券2100多亿元，累计转让交易额318亿元，中介机构网点达到1600多家。这些资本市场的嫩芽在顽强地顺势破土萌发。主管这项工作的中国人民银行也因势利导，1986年刘鸿儒组织央行在全国的13家分行的行长专门到日本野村证券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学习，我是学员之一，很开眼界。回国时，我从野村证券要了两箱子相关书籍和规章制度等文本，还撰写了6篇论文。这些都为上交所的筹建作了一定的铺垫和准备。我们还得到了一套中国台湾证券市场的法规汇编，对我们的工作也有诸多帮助和启发。
更值得一提的是，日发生的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来参加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的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在接受客人赠送给他的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证章和证券样张后，邓小平将一张能在上海静安证券业务部柜台交易的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回赠给客人，还对范尔霖说：“美国在投资方面有足够的知识。”邓小平的话，尤其是赠送股票，大大出乎范尔霖的意料，敏感的国际社会更是迅捷地发出了“中国与股市握手”的惊呼，评论邓小平的举动表明股票市场并非资本主义所专有，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可以利用这一有效工具发展自己的经济。
重温小平同志的这一幕，对我们筹建上交所是很大的激励和鼓舞。
用“Securities”还是“Stock”
与此同时，一批留美归来的年轻学者带来了他们对中国建立证券市场的意见和建议。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王波明和高西庆。王波明就读哥伦比亚大学国际金融系，获国际金融硕士学位，后到纽约证券交易所经济研究部做经济师。高西庆获得杜克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后，在华尔街一家著名的律师事务所工作。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在华尔街的耳濡目染，使他们对在中国建立资本市场充满热情，认为改革开放的中国同样需要股市，需要证券交易所。1988年4月他们回国后向有关部门提交了《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并引起重视。9月8日，“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在北京万寿宾馆召开，王波明、高西庆受邀参会。当时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国家计委、体改委、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外经贸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部门的领导到会参加研讨。会议的成果是，会后编写的《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把中国证券业结构的整体框架勾勒了出来。11月9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以及财政部、体改委、原国家经委等有关领导，听取了研讨会情况的汇报。之后，以这些归国学者领衔，组建了“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即后来被称作的“联办”。他们提出的在北京建立证券交易所的设想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被搁置了，但他们的智慧对我们筹建上交所很有帮助，我为此专门到北京拜访过“联办”，受益匪浅。
上海的专家学者围绕建立上交所也开过几次研讨会。上交所筹建工作启动后，还组织过一次国际研讨会，在更大范围内听取意见和建议。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交易所的规划和管理办法的制订比较顺利，先后共出了13份文件的初稿，但水平怎样，心里还不太有底。在香港政界和金融界的一些朋友，如全国政协委员、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中国业务主席方黄吉雯女士，爱立信中华区总裁、上海市长咨询会议筹备组成员、英国友人麦克来伦先生等对此都很关心，让我们把文件发给他们，他们翻译成英文后请一些发达国家证券交易所的资深人士提意见，再把意见翻译成中文反馈给我们，对我们帮助很大。
其间有个细节值得一提，就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中“证券”这个词的英文翻译费了一番心思，按理翻成“Stock”就是了，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是用这个词，可在我们当时的社会环境，这个词还比较敏感，加上交易所成立初期交易的股票只有8只，国债、企业债等交易品种则有20多个，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我建议用“Securities”这个词，以减掉点锋芒。结果这个留有时代痕迹的、不甚规范的表述，一直到日交易所搬到浦东新址时才改过来。
尉文渊来主动请缨
在部分工作进展较为顺利的同时，交易所选址、建设和股票交易运行的实际操作制度和程序设计等方面，推进则比较迟缓。恰在这个时候，1990年6月，市领导率领上海市政府代表团访问美国、新加坡等地宣传浦东开发开放。最后一站抵达香港，在会见香港贸发局主席邓莲如女士时，她说将在12月率领一个大型经贸代表团访问内地。市领导很高兴，说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12月成立，届时请邓莲如和代表团成员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开业仪式。邓莲如欣然应允。
接着在记者招待会上，市领导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年内成立。这重磅消息一出，立即引起轰动，外电纷纷评论说，这“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不会变”。但把我们弄得很紧张，因为这个时间表没有公开过，没有公开意味着万一筹备工作没有做好，成立时间还有往后延的余地，现在公之于世了，没有退路了，到时间非成立不可了。也正在这个当口，负责交易所建设的筹备组组长的工作发生变动。只剩半年时间了，谁接着干？到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负责金管处工作不久的尉文渊找到我，主动请缨接手这项工作。金管处的职责之一是管理证券市场，尉文渊正是分管证券的。“三人小组”研究后同意了。
我对尉文渊很了解，他是我的学生，恢复高考后他考进上海财经学院（上海财经大学前身）财政金融系，我是系党总支书记，他是学生会干部。这是一个满怀激情的年轻人，有想法，有点子，不怕困难，有自信心，是想干事、也能干成事的人。我们相信他能挑起这副重担。
离开业只剩下5个月
尉文渊：1990年我不到35岁。1983年毕业分配到北京，在国家审计署干了六七年。成家后因两地分居调回上海。当时在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担任代行长的龚浩成把我安排到分行金管处工作。一切从头开始，想做出点成绩。这时浦东开发开放已经宣布，交易所筹建组又需要人，觉得是施展的机会，就“毛遂自荐”了。但说实在的，当时我是个“股盲”，对做好这件事的难度有多大，证券交易所是怎么回事，怎样把交易场所建起来并有序地运转，并不是很清楚。记得是7月3日接手交易所筹备组组长，接手后才知道好多工作还没有理出头绪，如什么样的公司可以上市、股票交易如何进行、交易模式是什么样的、交易清算应有怎样的程序等，一系列实际操作的规范性条文，以及交易员培训、会员和席位的明确等都还没有眉目。虽然我大学毕业论文写的是股份制，在马克思的著作里也读到过通过发行股票筹集建设铁路资金的阐述，但基本上还是概念上的，对实际工作很难起到作用。懵懂地面对这一切和只有5个月的时间，顿觉压力很大。不过眼前的这么一大摊子事中，有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是明确的，那就是要尽快找到一个宽敞的、合适的场地进行设计、装修、布局，建成股票交易大厅，否则再拖下去很有可能到时交易所开不了业！
尉文渊简历：
1955年12月出生于山西孝义一军人家庭。1970年至1975年在新疆伊犁当兵。197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复员回上海后，在普陀区工作。恢复高考后考入上海财经学院(现为上海财经大学)财政金融系。1983年毕业分配到北京，参加组建国家审计署，后任审计署教育培训处处长。1989年调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管处任正处级副处长。1990年7月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建，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被聘为首任总经理。1995年辞去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职务，自主创业至今。
找交易大厅花了一个多月
我马上把手下的6个人分成两路，一路找房子，由我负责；另一路围绕公司上市和股票交易运行等制订各种文件和规章制度，由吴雅伦负责。晚上全体会合交流情况，商讨工作和修订各种文件。与此同时，我借用万国、海通和申银三家证券公司的力量，请他们帮着研究一些问题和起草一些文件，还从他们那里借了一些人到筹备组工作。这样，把繁杂的工作摆布开，人员调配好，以便能够有条理地推进。
当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壮观的红马甲席位
当时正是大热的天气，那时哪有小车，出门就挤公共汽车，东跑西颠地找房子。我到汉口路旧上海交易所旧址看过，结果发现已被分割出租；到黄浦江和苏州河沿岸的旧仓库寻找，面积倒够大，但装修工程量太大，时间根本来不及；到火车站售票大厅和邮政局的分拣车间也去看过，均失望而归。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房子还没着落，那个焦急啊！
选不中，和头脑中对交易所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没有概念有关。到有交易所的国家去考察是个办法，但当时出国还是件比较敏感和复杂的事情，不容易办到。于是我“走捷径”，把在旧上海证券交易所里工作过的一些老人找来询问情况，听他们描述，又看了一本书的封面上印的香港联交所交易大厅的照片，头脑中有了一些印象。这时有人建议到北外滩浦江饭店的“孔雀厅”去看看。跑去一看，眼前顿时觉得一亮，不禁兴奋地脱口而出：“就是它了！”大厅不但够宽敞，而且够气派。这是一家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欧洲建筑风格的涉外宾馆，地处黄浦江和苏州河交界处，位置很好。
那时涉外宾馆生意不景气，作为宴会厅的孔雀厅常常处于闲置状态。我当即拍板把孔雀厅租了下来。随即把上海最好的华东设计院请来设计，并向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借了500万元用于装修和其他开销。从交易大厅的色调、交易柜台的位置、显示屏的安装到各种管线的铺设等，我发动大家群策群力，集中大家的智慧，同时也事必躬亲不放过每个细节。我上小学时学过素描，有点美学概念，为了和大厅的色彩相配，确定场内交易员穿红颜色的马甲。没想到派去买布的人看到黄颜色的布料质量很好，把黄布买回来了。我说，既然买回来了不要浪费，就让场内管理人员穿黄马甲；再去买红布给交易员做红马甲。作为交易大厅一景的“红马甲”、“黄马甲”就是这样来的。交易现场需要安装50门电话碰到了困难。那时电话不像现在这么普及，是“稀缺资源”，电信部门回复说“无能为力”。后来市领导闻讯后，几经协调才解决问题。
作为管理者理念一定要先进
交易大厅装修期间我每天必到，同时也有时间坐下来，一份份研究、修改和审定各种文件，以确保开业后交易活动能够规范、有序地运行。每签发出去一份文件，就组织相关人员学习，进行培训，各种条款不仅落在纸上，更要落实到每个相关人员的实际操作中。股票交易用什么方式引发了争议。我提议运用电脑技术进行无纸化交易，遭到不少人的反对。他们说，美国这么发达，从电视上看纽约交易所的交易还用“打手势”的方式，现场很热闹，有气氛，也有可看性。一些见识过资本主义国家证券交易所的人也主张保留一部分场内报价、手工促成的交易系统。
再说，我们现在只有8只股票，国债、企业债和金融债券加起来也就二十几种，哪用得上电脑技术？银行月末结账靠的还是人工打算盘，电脑能行吗？安全可靠吗？我坚持自己的看法，说眼光要远一些，交易所成立后股票肯定会增加，交易量会增大，不用电脑技术肯定会落后，跟不上形势，满足不了投资者的需求。我在审计署负责教育和培训，接触过电脑技术，虽然那时这些技术还处在起步阶段，但已能感受到电子科技带来的便捷和高效，也能感觉到它的发展潜力。最后两种意见争执不下，便确定电脑和“手势”都做准备，一些人对交易员进行手势培训，我负责组织人员进行电脑软件开发。我把上海财经大学从事计算机教育的年轻教师谢玮请来攻关，他又把在复旦大学搞计算机教学的夫人拉来出谋划策。当时深圳黎明工业公司的计算机技术在全国领先，便把他们也请来加入。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没有先例可循。我让他们先帮银行的金管处设计计算国库券交易数据的软件。几经探索取得进展后，再设计股票交易软件。在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后终获成功。
试运行表明，无纸化交易快捷、高效、安全，效果很好。于是手势培训停止，转入电脑交易培训。软件开发花费的100万元，是从装修款中挤出来的。我还把万国、海通和申银三大证券公司的负责人找来，动员他们购置电脑设备。由于价格比较高，有人有些犹豫，在我分析了发展趋势后，他们的顾虑打消了，上下的步子协同起来。
市领导访问香港的时候，专门到访香港联交所，并请联交所指导即将成立的上交所的管理工作，这就促成了我们到香港联交所的学习和考察。我们总算第一次看到了交易所的模样，看了两天，感觉他们的做法和我们有很大的不同，不免紧张起来，会不会我们的做法有问题？但是琢磨来、琢磨去，我明白了，他们的做法里面有很多传统留下的东西，而我们是全新的，尤其是把电子科学技术运用到股票交易中，比联交所的交易系统先进。当时带队的是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罗时林。我和罗行长说了感想，罗行长说：“你话说得这么大，是不是骄傲了？我们还没开张呢！”我说：“不是骄傲，是信心更足了，因为我们顺应时代，设计逻辑没有错！”
后来一些发达国家的证交所高管看了我们的交易系统，都认为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是具有领先意义的创举。他们评价说，如果没有电子交易的技术基础，中国证券市场不可能发展得这样快。我因此多次获得“金融电子交易奠基人”之类的褒奖。其实我不懂计算机技术，但我心里一直在问自己：“你的‘己任’是什么？假如你是投资者，你要什么？”我清楚，交易所是为投资者服务的平台，因此一定要想投资者所想。投资者要的是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是交易的公平、公正、方便、快捷和安全。而这些单靠人工是难以做到的，一定要借助先进的科学技术。因此作为一个管理者，理念一定要先进，要适应时代的发展，这样才能把事情做好。
在推进电脑技术的同时，我还考虑要办一张证券信息类的报纸，也是出于这样的理念。因为投资者要作出投资决策，首先需要的是政策信息、公司信息等等。但这张报纸是什么样的、证券信息应该怎样写等并不很清楚，只是觉得应该有这样一个传递信息的媒介。交易所成立半年后，我们以“交易所内刊”的形式推出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专刊》，很受投资者的欢迎和好评。后来这份内刊成了由新华社主办的全国第一张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的前身。这当是后话，但对这件事的思考和决策是在筹建上交所期间。
“你敢不敢大胆管理？”
随着交易所各项筹备工作取得进展，9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上海市政府提交了《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请示》。9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和上海市政府联合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请示》。“请示”中称：“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条件和时机基本成熟，建议国务院予以批准，以进一步树立我国改革、开放良好形象，加快浦东开发、开放的进程，促进我国现已开拓的证券市场进一步发展，更好地为国家和企业筹集融通建设资金服务。”过了不到二十天请示获批。11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复同意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1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举行成立大会。绝迹四十多年的证券交易机构又重回上海滩。来自上海、浙江、安徽、江西、山东、辽宁、海南等地的25家证券经营机构成为交易所会员。会议先选举理事，接着召开理事大会选举常务理事，再选举理事长和副理事长。根据市里的提议，李祥瑞当选理事长，申银证券公司总经理阚治东当选副理事长（兼）。我被理事会聘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大家议论说34岁的小尉，是世界上最年轻的证交所总经理。
因为香港贸发局主席邓莲如一行最终确定12月中旬到访上海，上海市委、市政府于是决定上交所开业仪式于12月19日上午举行。12月3日，市领导到交易大厅装修现场视察。一下车，见交易大厅门外建筑垃圾堆得一片狼藉，领导们的神情不禁严峻起来。走进布置就绪的大厅一看，才舒缓下来。他们问我：“你敢不敢大胆管理？”我说：“敢！”他们笑了。
那些天我们从早忙到晚，完善开业的每个细节。开业前一天的晚上，我在搬桌子时不小心桌腿砸到了左脚面，脚面很快肿了起来，疼痛难忍。过了不长时间还发起了高烧，细一看，原来伤口被皮鞋摩擦已经发炎，因忙忙碌碌竟没有察觉。当时头脑昏沉，浑身发冷，直打哆嗦。和我一起搬桌子的殷叶亮马上把我背到楼上浦江饭店的客房里。我让小殷不要告诉别人，倒头迷糊了两三个小时，熬到天亮。
19日上午，开业仪式即将举行，小殷又悄悄把我背到现场。小殷的脚大，鞋子也大，我让他委屈一下，和我交换左脚的鞋子，让我肿胀的左脚好受一些。我就这样一只鞋大、一只鞋小地倚着墙迎接贵宾。9点钟，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率上海市高层领导，与来自国家体改委、中国人民银行等部委的领导，来自香港贸发局、香港证交所、香港金银业贸易场、新加坡证交所、马来西亚吉隆坡证交所、东京证交所的负责人，以及来自美国、英国、法国的政界人士和金融家先后入场。龚浩成主持开业仪式。朱镕基发表讲话，并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接下来是理事长李祥瑞授权我敲锣开市。敲锣地点在二楼，小殷又护着我上去。为了不让别人看出“异样”，我硬着头皮挺着身子。我举起棒槌用力“咣”地一下敲响了那面铜锣———国际上证交所开业有敲钟的，有摇铃的，我想中国证交所开业要有自己的特色，就敲锣吧，这面铜锣是我花了六百多元从城隍庙旧货市场淘来的。可没想到的是，当锣声响起的一刹那，我眼前突然一黑，晕倒在地，啥也不知道了。好在大家都喜气洋洋地在一楼交易大厅参观，看电子交易大屏幕上滚动的数字，没人注意上面发生的意外。小殷他们急忙把我从旁边的通道扶出去，就近送到了长征医院。这一住竟住了一个来月。医生说我脚面感染很严重，感染的时间又长，不好好治疗怕会出问题。可我惦记着交易所的运行状态，悄悄溜了回去，见一切正常，心才放了下来。
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世界。我国的证券事业就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我为此吃的那点苦算得了什么呢？以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发展大大超出了我们当初的预想，作为一名拓荒者，这是让我深感欣慰的。
本文来源：上海证券报
口述：龚浩成 尉文渊 整理：张持坚
图片均为记者 徐汇 摄
编辑：张晓光
上交所28年：从“老八股”到1426家上市公司
40年前，一场变局如是启幕。开放是风，改革为浪。这一襟起于匮乏年代青萍之末的风，成于动荡时势微澜之间的浪，最终成风起云涌、浪奔涛啸之势，历经40年冲刷，形塑了我们如今所处的时代截面：无论是持续数十年的“经济奇迹”，还是人们日益丰盈的内心；无论是改变360行的“互联网+”，还是走入寻常百姓家的快递外卖、新“四大发明”；无论是关乎宏旨的“高质量增长”，还是关涉民生的“消费升级”……都标记着改革开放40年后中国社会的“日日新”。
见微可知著，见端能知末。虽然时间给了我们答案，但我们仍需要在历史之树的粗壮躯干上，截取几圈年轮，找寻微处的纹路，进而窥探从前的风云，预言未来的旱涝。
我们用文字打捞那些“可昭示未来的过去”，用图片言说那些被打上了年代烙印的人、事、物，而这一切，只为给“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绘制一幅历史底本。
对照历史底本，继续改革图治，四十自当不惑。
本期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第12期
上午9点30分，主持人开始倒数“5，4，3，2，1”。接着是一声清脆的锣响，交易大厅的大屏幕上跳出红色的数字，显示该股票的代码、发行价、开盘价等信息。
人群中发出欢呼声，大家不约而同地起身鼓掌。
这是5月28日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五楼证券交易大厅，来自苏州的一家机器人研发公司上市。
敲锣开市，是中国上市公司登陆上交所的标志性环节。主持人在这场上市仪式上宣布，这是上交所今年上市的第29家公司，也使上交所的上市公司数量达到1426家。
▲5月28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一家企业正在敲响“上市锣”，正式上市。截至6月8日，上交所的上市公司数量达到1426家。
上世纪90年代上海滩的一声锣响，在宣告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的同时，也象征着新中国证券市场的开端。28年弹指一挥间，上交所完成了从八家上市公司“老八股”到1426家上市公司的成长。此间，上交所经历过“姓资姓社”的质疑，也经历过小平南巡讲话的振奋人心。
在改革开放的潮水中，上交所不断推陈出新。到现在，已近“而立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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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开始了
沪上，细雨，外白渡桥畔的浦江饭店。
灰色的英式建筑里传出装修工人作业的声音，这里曾是上交所的所在地。迎门进入，孔雀厅前摆着一面深黄色的铜锣，上书“中国证券交易第一锣”。
“中国证券交易第一锣”敲响的时间，是在日。上交所在浦江饭店正式开业。
当年27岁的章玲是上交所外联部的工作人员。她回忆，那会儿的上交所只有20多个人，一切都还没就绪。当时的章玲不懂股票，而上交所的第一任总经理尉文渊也称自己和筹备组的同事为“股盲”。
章玲和另一个同事负责开业当天的会务工作，她们在豫园商场寻找开业要用的铜锣。最初找到的几个铜锣，不是太轻就是太薄。直到这个，敲一下发出厚重的声响。
开业前一晚，章玲忙得没顾上合眼。她要准备接待开业当天的来宾。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要来，时任香港贸发局主席邓莲如也要来。到现在，章玲还保留着那天的来宾名单。
不巧的是，这时的尉文渊，因脚疾无法正常走路。开业当天上午10点多，尉文渊被背上了浦江饭店二层。
尉文渊日后回忆，上午11点，来宾还未完全到场，交易大厅显示屏上已经跳出交易数据。情急之下，他连忙敲响了铜锣。
资料记载，上交所是在11点整正式鸣锣开市的，11点半前市收市。后市是下午2点整开市，3点半全天收市。全天共成交93笔，成交金额为万元。其中股票交易的笔数为17笔，交易金额为49.4311万元。其余成交的都是企业债、金融债和国债。
与沪市在日出现的单天破1万亿元的成交量相比，1000余万元的日成交量微乎其微。
但这一步的迈出，需要极大的勇气。
▲上交所28年：从老八股到1426家上市公司。新京报“我们视频”出品
上世纪80年代，“姓社姓资”的争论依然在社会上弥漫。80年代后期担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的龚浩成曾回忆，对于很多从“文革”思维中走出来的人而言，设立股份制公司、发行股票、成立股票交易所，简直是天方夜谭，甚至是会犯政治错误的冒险之举。
1989年12月，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在一次市委扩大会上决定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当时的龚浩成，是上交所筹建“三人小组”之一。
1990年四五月间，朱镕基访问香港时，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将于年内开业。这个决定，加速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开端。
1990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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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纸化交易
日，上交所开业当天，8家公司在上交所上市。
当时在上交所上市部工作的沈翼虎回忆说，这8家公司被称为“老八股”，开业前他就已经将“老八股”的相关材料审核完毕，只等当天上市。
老八股包括上海飞乐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延中实业有限公司等8家。
▲飞乐音响的实物股票。1984年，飞乐音响向社会发行一万股，成为改革开放后，上海市第一只公开发行的股票。翻拍自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滩的第一代股民应健中对老八股记忆犹新。80年代末，他就开始投资股票。
“1986年左右就有股票柜台交易，那时是实物券的交易。”应健中说。
如今，上交所仍在展览区保留着八只股票实物券的票样。以延中实业为例，这张股票上写有股份总额、每股金额，以及股东和董事长姓名等信息。不同公司发行的股票大同小异，每股金额为50元或100元。
应健中买的第一只股票，正是延中实业。那时延中实业每股金额50块钱，他买入的价格是57块。
“这个是走势最差的。”应健中说，那时上海只有五六家股票，最火的是在1992年成为万元股的豫园商城，自己当时闲钱不多，就买了延中实业。
没过多久，这些股票的实物券就消失了。上交所成立后，大胆地在上海推行了股票无纸化交易。
在上交所多年从事技术工作的王勇说，“尉文渊决心推行无纸化交易，用计算机来做交易系统，这个决定当时在全行业都非常大胆。”
章玲记得，当时从股民手中回收已经卖出的股票实物券并不容易，“那个时候很多人来吵，说不行，你把股票放哪儿了？为什么就说股票写的是我的名字？我如果卖的话找不到怎么办？”
为了让股民打消顾虑，尉文渊亲自向股民解释，在电脑前演示如何将股票存入网上的个人账户。就这样，随着上交所的成立，中国证券市场的股票交易方式也随之变化了。
▲5月24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因为证券交易网络化，大厅里许多用于股票交易的终端机器已经停用。
事后证明，尉文渊的决定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计算机的快速发展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决定了无纸化交易成为日后股票市场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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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密麻麻的“红马甲”
从1990年年底成立到1992年，是上交所最初的成长期。
资料显示，到1992年末，上海市场有上市公司29家，还有已公开发行股票但尚未上市的公司34家。
有受访者用沉寂来描述1992年前的上交所，那时门可罗雀，普通百姓对于上交所鲜有了解。
变化发生在邓小平1992年南巡之后。
小平南巡讲话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当时，上交所的年轻人薛钧从讲话中捕捉到一个讯息：改革开放要一直走下去，那就意味着，上交所也会一直办下去了。
时隔多年，坐在上交所的证券交易大厅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50多岁的薛钧用振奋来形容听到邓公讲话时的感受。
改变很快发生。日，上海股市对延中实业、飞乐股份试点放开股价，取消涨跌幅限制，到5月21日，全面放开股价。
股价甫一放开，股民的热情像是泄了闸的洪水，真正充满冒险精神的股市也随之而来。
▲1992年11月，上海文化广场内聚集大批券商，解决投资者委托买卖之难。翻拍自上海证券交易所
王勇最初感受到股票市场的狂热，是在1993年，是从交易所外蜂拥而至的股民开始的。
当时，股民通过证券公司开设的营业部购买股票，营业部通过派驻到上交所的红马甲（即场内代表）获取股票交易行情。
关于股市最常见的场景，是上交所证券交易大厅内，不断接听电话和在电脑上录入买卖指令的红马甲。
由于通讯手段跟不上和传输速率的限制，那时的证券营业部接收到的实时行情与上交所交易大厅现场大屏幕显示的相比，有明显延迟。
王勇记得，浦江饭店门外，股票交易繁忙的时候常有股民骑着自行车飞奔而至。
上交所股票交易大厅的行情屏幕是正对着黄浦路的，股民们站在马路对面，拿着望远镜看股票行情。
一有变化，股民马上拿起像板砖一样的“大哥大”与在证券营业部守候的伙伴沟通行情信息，作出买入卖出的决断。
大厅里的红马甲更是忙得不可开交。王勇说，当时一家券商派驻两名红马甲到交易所，“一个接电话，一个打电脑”。电脑打得飞快的女孩子，被称作“鸡爪疯”。
与王勇一样，章玲也在1993年直观地感受到了一些变化。
“到了年，证券交易大厅不够用了。”章玲说，大厅里的座位不断增加，开始变得拥挤起来。再后来，随着券商营业网点的不断增加，派驻到交易所的红马甲也不断增多。上交所从1993年到1996年扩张到8个交易大厅。
章玲说，“中午吃饭的时候，一条街上密密麻麻的都是红马甲，那个场景还是蛮壮观的。”
那一年，股市先是暴涨，继而不断下跌，迎来沪市的第一轮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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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浦西到浦东
1997年，上交所从浦江饭店搬到浦东南路528号，上海证券大厦。
▲1997年，上交所从浦江饭店搬到浦东南路528号。
这一年，中国证券市场的体制机制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当年8月，国务院决定，将上交所和深交所统一划归中国证监会管理。也是在这一年，上交所从区域性市场转变为全国性市场。
与此同时，股票交易的方式也在继续发生转变，当年熙熙攘攘的有形席位，随着技术的发展，转为无形席位。
站在证券大厦5楼的证券交易大厅中，依稀可以想象当年的盛况。
在上交所工作了28年的章玲介绍，大厅中央是一个圆形的池子，这里曾是身穿黄马甲的交易所工作人员的工作场所。刚搬来时，工作池四周都是红马甲的座位，各家券商的场内代表密密麻麻地坐在一起。
如今，上交所的证券交易大厅，平时只有十来个从事B股交易的红马甲坐在现场，而他们也习惯于便装，不再身着马甲。
章玲说，上交所的发展由两个轮子驱动，一个是上市公司，另一个是会员单位，即证券公司。
股市的热络，是在上市公司和会员单位的规模不断扩张中发生的。
沈翼虎曾长期负责上市公司审批工作，他记得，上交所上市公司数量突飞猛进的一个时期，是在1997年左右。
当时，沈翼虎兼任证监会股票复审委员会委员。最忙的时候，他一周要去三次北京，每次都要审核一沓上市公司的申报材料。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需要从大量的财务数据中判断一个公司的各项指标。那时，到京出差是家常便饭，他正读初中的儿子很难见到他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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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交所的新机遇
当时间跨入21世纪，随着证券市场的规范化与国际化，上交所走入一个新的阶段。
《上海证券交易所史》记载，月间，中国证监会查处了包括银广夏、张家界等在内的多达40余起上市公司违规案件，2001年因此被顺理成章地称为“证券监管年”。
张晓京曾长期担任上交所市场监察部负责人，负责上交所市场交易行为监管工作。用他的话来说，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自己的工作主要就是和行情与数据打交道，发现、处置异常交易行为，向证监会上报涉嫌股票市场操纵、内幕交易，以及老鼠仓等案件线索。
计算机专业出身的张晓京，深信技术带给人类社会的进步。他说，上交所的第一代监察系统，是靠手工输入指令进行事后的统计分析，在2000年上线了第二代监察系统，通过预先设置的若干种预警指标，对市场交易出现的异常交易行为进行了实时监控，在2009年上线的第三代监察系统中，又增加了对海量交易数据进行智能分析的功能。对于内幕交易、老鼠仓等在常规交易监管中不太容易发现的问题，他们主要通过智能化大数据方法，对投资人的交易行为进行分析，也就是“给不同的投资者画像”。
对股票市场内幕交易等行为的严格监管，正是保证股民投资安全的重要手段。
在5月18日的一次公开讲话中，上交所理事长黄红元重点谈到了监管问题。他说，上交所将持续加大以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为重点的市场监察力度，强化市场重大系统性风险预研预警预判，加强投资者保护和教育，坚决防止股市大起大落、暴涨暴跌，确保资本市场行稳致远。
对股票市场进行规范的同时，上交所也在寻求改变。
2014年，沪港通启动，目前平稳运行。
中国与英国金融合作的沪伦通也在筹备当中。4月11日，央行行长易纲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内地与香港互联互通每日额度将扩大4倍，沪伦通有望年内开通。
本文来源：新京报
记者：贾世煜 实习生 郑洁
编辑 胡杰 图 尹亚飞
联结全球资本文化纽带 打造国际金融中心文化高地——中国证券博物馆首展今日揭牌
中国证券博物馆首次展览在第十届陆家嘴论坛上正式亮相。上海市副市长吴清、上海证券交易所党委书记理事长黄红元为此次展览揭牌，上海证券交易所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蒋锋主持此次揭牌仪式。上海市金融办主任郑杨、上海证券交易所副理事长张冬科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此次仪式。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此次金融文化展的揭牌将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添上底蕴深厚的一笔。
（左起：上交所副理事长张冬科、上海市金融办主任郑杨、上海市副市长吴清、上交所理事长黄红元、上交所总经理蒋锋）
此次首展共有两个主题，分别是“世界与‘一带一路’交易所文化展”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展览。“世界与‘一带一路’交易所文化展”是“为了宣传“一带一路”倡议、配合世界交易所联合会董事会会议在沪召开而筹办”，张冬科介绍道，“为了彰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脉络和成就，我们并筹办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展览。”
在中央编办、中国证监会、国家文物局、上海市委市政府、上海市金融办的高度重视和有力领导下，今年1月上交所获批加挂了“中国证券博物馆”牌子，并将上交所创立初期的营业场所上海浦江饭店作为中国证券博物馆的场馆。此次首展作为金融文化国际交流的载体，通过“看得见的资本市场”，彰显“一带一路”重大倡议下世界交易所合作共融的风貌、展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成就与展望，为打响国际金融中心文化名片、打造国际金融中心文化高地热身。
本文来源：上交所发布
中国证券博物馆举办首堂公开课 并聘请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为中国证券博物馆顾问
6月23日晚，中国证券博物馆首堂公开课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正式拉开帷幕。本次公开课由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主讲，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中国证券博物馆筹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姜洋同志主持，上海证券交易所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蒋锋致欢迎辞。交易大厅内座无虚席，来自上海金融界的三百余位听众分享了一场来自故宫的文化盛宴。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为现场听众主讲公开课。
一座博物馆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社会公众？又如何将有趣的历史信息与当代的人生活勾连对接？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以《匠者仁心：故宫博物院的追求与梦想》为题，向现场听众讲解了故宫博物院近年来整体修缮、规划改造、文物修复、数字化管理、文化交流等领域的精彩故事。两个多小时的演讲，行云流水，荡气回肠，单院长对故宫内馆藏的数百万件珍品如数家珍，侃侃而谈，不时引发现场满堂掌声笑声。
“一座博物馆要让走近她的人感受到人文关怀”。单院长讲述了故宫博物馆为游客增设休息座椅、进行“厕所革命”、使用高科技照明手段“点亮”百年大殿、拆除临时建筑、整改参观标识、实现垃圾不落地等一系列整治措施。单霁翔院长表示，博物馆是凝结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是记录中华文明的重要见证，更是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源泉。“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交给下一代，是故宫博物院每一个工作人员的使命和职责。”
“一座博物馆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服务好每个观众。”据单院长介绍，故宫已成为世界上每年接待观众人数最多的博物馆，去年突破1600万人大关，远远超过第二名法国卢浮宫的800万人。如何解决观众数量与观展质量之间的矛盾？对此，故宫实行了淡季旺季调配、每日限流、时段分流等“消峰”措施，全面实行网络预定购票。经过一年半的努力，观众控制在每日8万人，并实现了分时参观，既满足了观众参观的心愿，又保证了观展的质量。
“做一个开放的博物馆”，是演讲中不断传递出的信息。“修复文物，就是一个科普的过程。要让公众知道我们用什么态度和技术来修复故宫内的文物，让社会公众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受益权。”为了全面修缮馆藏文物，故宫成立了世界上第一所故宫文物医院，以开放的姿态汇聚全球顶尖科学家，招募社会志愿者共同参与，为故宫馆藏文物科学诊断并定制修缮方案。如今，故宫开放区域已达到80%，未来还将继续开放，不断为观众带来惊喜。“真正的开放，是把文物纳入到公众的视野中，让全社会来认知故宫，认知中华文化，共同参与故宫的保护。”
如何把线下千万观众变为在线亿万观众？据统计，故宫官网去年访问量达到8.91亿人次，180多万件馆藏珍品全部实现了在线展示。单院长介绍，通过端门数字博物馆、数字地毯、数字书法、数字绘画、数字长卷、数字屏风、数字织绣、数字养心殿、数字御膳房、VR虚拟剧场、故宫社区等数字技术和网络互动社区，将故宫这座巨大的文化宝库演绎成令亿万人触手可得、身临其境的“数字故宫”。“一系列故宫出品的APP，如《韩熙载夜宴图APP》蕴藏着220个知识点，可以携带每一位触摸她的观众回到历史长河中；《每日故宫》这款应用，每天推送馆藏珍品知识，观众可以建立一个属于个人的掌上故宫博物院”……单院长演讲清单上精彩纷呈的数字项目、创意迭出的文创产品、遍布海内外的培训基地、跨越时空的国际文化交流，令大家对故宫的未来充满更多的期待。
姜洋同志在总结中指出，筹办中国证券博物馆，既是为了反映中国改革开放和资本市场建设发展成就，也是为了记录、传承和普及金融证券知识文化，这是博物馆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把传播中华文化的责任扛在肩上，把为观众服务的使命放在心上，这是我们办好中国证券博物馆应该坚守的原则。”
中国证券博物馆筹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姜洋（右）为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左）颁发聘书。
为把中国证券博物馆建设成为国家级博物馆、具有国际水准的博物馆，进一步得到更为全面、专业的指导，中国证券博物馆筹建工作领导小组决定，聘请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为中国证券博物馆顾问。姜洋同志为单霁翔院长颁发了聘书。
本次公开课的举办，也意味着中国证券博物馆的筹建工作进入全面推进和逐步实施的重要阶段。不久的将来，中国证券博物馆的正式开馆，将向社会展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丰硕成果，打造彰显中国资本市场“四个自信”的证券期货文化高地
本文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