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连载之一 目录【法家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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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连载之一 目录
　　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
　　——21世纪中国人应当怎样变得聪明起来
　　黎鸣&著
　　人学原理篇
　　1文化　人性的外衣
　　2人性本善与本恶
　　3人性原恶与原欲——永恒的实在
　　4中西古代圣哲与人类元精神
　　5人性禁忌与文化需求
　　6圣哲的精神原则与现代人类的精神症
　　7元精神与三个世界性民族
　　追问历史篇
　　8为什么中国人如“一盘散沙”
　　9为什么中国人难以合作
　　10为什么中国人不能首先兴起近现代自然科学
　　11为什么中国人的“中世纪”如此漫长
　　12为什么中国人缺乏真信仰精神
　　13为什么中国人缺乏真求知精神
　　14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只靠复兴传统来振兴民族文化
　　15为什么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缺乏文明进步的动力——中国传统文化“琴声”中最弱的一根“弦”是什么
　　16为什么中国文人难以承担现代知识分子的大任
　　17为什么说中国文人“非常卑鄙”
　　18为什么中国人具有这么强大的生命力
　　19为什么中国人孝而不忠
　　20为什么中国人的祖国愈来愈庞大
　　21为什么中国人的历史既悠久又连续
　　22为什么中国人必须继续珍惜孝的精神传统
　　23为什么中国文人最需要深刻的反省
　　24为什么中国人讲“礼”而不讲“理”
　　25为什么中国人重做人而不重做事
　　26为什么中国人欺善怕恶
　　27为什么现代中国儿童多不听话
　　28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
　　瞻望未来篇
　　29中国人，告别过去
　　30为什么说中国文化一定可以在21世纪兴起
　　31为什么说西方文化在21世纪会逐渐走向低落
　　32为什么说21世纪人类进入道德真空的时代
　　33为什么说西方哲学已经死了
　　34为什么说20世纪是西方哲学走向死亡的最后历程
　　35《巨变》人类向何方
　　36从人学的观点呼唤人类的第三等级制
　　37天才黄金律
　　38垂暮者的“童话”青春者的精神“白面”——也谈使年轻人愚昧的“金庸热”
　　39问题片论
　　40在垃圾文字的环境中成长——就少儿读物、少儿教育、人学和人性教育等问题答记者问
　　41“不合时宜”的演讲
　　“思想狂徒”黎鸣(代跋)………………………………赛妮亚&
顶~~灌水：）
黎，鸣的文章似乎不错
【内容提要】中国历代专制统治者为什么要坚持愚民政策，垄断一切思想，及至迫害一切标新立异的思想家、大兴文字狱、思想罪呢？儒家以及道家的传统学说能辞其咎吗？&& 回答这个问题与回答为什么中国人不能首先兴起近现代科学的问题有很大的类似性，但毫无疑问，缺乏真求知精神的问题比未能首先兴起近现代科学的问题更根本，科学只是求知的一个方面，尽管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 &&&& 此外，缺乏真求知精神的问题与缺乏真信仰精神的问题是并列的，对前者的回答极可能从对后者的回答中获得启示。&&&& 首先，我们来确定一下，什么是真求知精神；然后，我们来确认一下，中国人是否真是缺乏这种精神；最后，我们才来求解为什么缺乏真求知精神的根本原因。&&&& 我认为，真的求知精神用一句话来回答，即是人类由于知欲的极度的不满足而促使形成的一种人类为求知而求知的精神。这是一种永远求活知识、新知识并以至于终极知识的精神。&&&& 前面我们曾谈到人类的三种原欲：食欲、性欲、知欲。三者在一个人身上是不可分的。但三者在它各自的需求上又是应当可分的。吃饭，满足食欲是为了生命的存在；性交，满足性欲是为了生命的再生（不只是生儿育女，也包括个体自身生命精神的再生）；求知，满足知欲是为了人类生命的升华，文化的创造。一段时期以来，我们曾把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为科学而科学，总之为知识而知识的思想和人，统统看作是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东西。殊不知这简直像狂犬吠日一样不自量和可笑。先不问问，中国什么时候何曾有过这种思想和人，如果真是有，他（她）们又是本应当多么值得人们尊重、宝贵，何以还会遭到人们如此莫名其妙的污蔑和诋毁呢？&&&& 对于那些反常时代的人们的反常的呓语，我们大可不必去计较，但现在我要向人们肯定地指出的却是，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为科学而科学，总之为知识而知识，为求知而求知正是人类真正的求知精神的真实体现。是人类不断求得活知识、新知识乃至终极知识的生命力之源。&&&& ①《论语•季氏》。②《论语•述而》。③《论语•学而》。④《论语•述而》。⑤《论语•卫灵公》。⑥《论语•里仁》。⑦《论语•颜渊》。⑧《论语•颜渊》。⑨《论语•学而》。⑩《论语•颜渊》。《论语•里仁》。《论语•里仁》。《论语•颜渊》。11《论语•里仁》12《论语•里仁》13《论语•颜渊》&&&& 中国古代圣人孔子的最高理想“仁”主要是在“行”，要求“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①。而在力行的次序上，首先在“孝悌”：“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②。“行有余”才“学文”求知。孔子的“求知”主要在“学而知之”，但他却承认有“生而知之”者，并认为“生而知之者上也”③。孔子自己认为“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④。可见，孔子的求知，实际在求复古，而且宁愿“述而不作，信而好古”⑤。把自己当作古人知识的忠实传播者。孔子的“学”也包括“多闻”、“多见”：“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⑥。孔子一方面同意“多学而识”，另一方面又强调“一以贯之”⑦，何为“一以贯之”呢？孔子的回答是“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⑧。曾子为之总结：“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⑨。“仁”在“爱人”，“知”在“知人”。“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近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通观一部《论语》，人们显然会很失望，圣人没有为培养中国人的求知精神奠定好真实有益的基础。这里只是一种对求知精神存在与否的判定，决不是苛责于古人。圣人把他的“知”的对象全都落实在做人的道德上，更具体落实到礼仪的学习上，因为他认为“克己复礼为仁”⑩，更认为“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仁”是孔子最高的善，“知者利仁”，“知”的目的即在为实现“仁”这个最高的善，“好仁者无以尚之”，而“仁”又在“爱人”、“立人”、“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最后变成了仁者“修己”、“治人”。孔子为中国人提出了一个类似柏拉图《理想国》的仁者“修己”、“治人”的理想。这个理想以《大学》中的话来说，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用孔子的学生子夏的话来说，即“学而优则仕”。知在学，学的目的在于入仕，当官。求知在学习，学习在学古、学做人，在于“修己”、“安仁”，然后仁者可以治人。这个从“求知”始，到“治人”终的中国人的求知模式，在中国历史的2000多年中，甚至至今都在被人们乐此不疲地继承着，坚持着。关于这一点，只要稍微知道一点中国的历史常识的人，恐怕都无法不承认。中国历代的读书人热衷于科举所为何来？他们求知的目的多么鲜明！儒家的“内圣外王”实从孔夫子的“修己”、“治人”而来。
凡有点野心的求知者，莫不以“澄清天下为己任”（北宋范仲淹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语），个个都希望成为帝王之师，或者至少为殿堂之臣。一直到近几年，还有人公开表白这种志向，要在中国提倡“新权威主义”。再联想到毛泽东在世时中国推行的教育、科研、文艺（以及其他一切活动）均为现时政治服务的方针政策，我们不难看到，孔夫子及其儒家的求知模式作为一种传统，在中国人的心中是多么深厚，而在中国人的实践中又是多么顽固地被一而再、再而三地重重复复。&&&& 孔夫子的原意是在希望“知者利仁”，“仁者爱人”、“立人”、“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知”在“行”。殊不如，后来中国人的“知”全都在面上。孔夫子的理想全变成了中国读书人的“面子”，而“面子”之下全都是“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李贽语）。真正把孔夫子的“知”，即令是对礼义廉耻、政治道德的“知”，不断深化下去，不断问为什么以求得终极答案的人，2000多年来基本上没有。中国的历代士大夫文人几乎全在孔孟以及儒家经典面前，把自己本该不断求新知的脑袋“割”下来当祭品了。2000多年来，中国人只会重复圣人、大人的言语。除了弄权术，捣鬼计，在争权夺利中迸发出一点智慧的火星之外，中国人的求新知的思想的脑袋长期以来等于报废了。&&&& 中国人在自然科学，尤其在理论自然科学方面基本上没有建树，这一点有目共睹。&&&& 中国人在社会理论方面，在政治、经济、法律、道德、文学、艺术等等各个领域的理性知识的创造方面，又留下了多少值得我们今天的后人不能不继承并加以发扬而光大的成就呢？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很少。&&&& 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传统知识，在条理性知识方面最薄弱，在经验性或可操作性知识方面次之，而在直觉性知识方面最丰富。中国古代圣贤留给我们的教训，经典中所述的内容，基本上都属于直觉性知识，它们的可操作性固然很差，它们的理论性（或者说逻辑性，概念的结构性）更差。中国人为什么自古以来不讲理，而只讲礼、讲情？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即是中国传统的知识本身就没有多少理。中国人与人辩论最重要的便是征引圣人之言，圣人说过的一定是不错的，这种“理”是圣人的独断；中国人还有一种“理”就是大人之言，有权力的人说的也一定是不错的，这种“理”是“有权便有理”的“理”。孔夫子早就说过，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依此顺序，大人尚在圣人之前，可知有时圣人也不得不听大人的。至于“天命”，它是什么谁也不知道。所以，到头来中国人只有一种“理”，这种“理”就是由权力的大小所决定的“理”。中国迄今还有人问：“究竟是权大还是法（律）大”？这明显是由于中西两种不同文化相撞击而对人们所造成的困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传统的中国人会肯定权大，而倾向于接受西方文化的人则会肯定法律大。&&&& 为什么西方文化会导致人们肯定法律大呢？因为西方文化的理性知识使然。在西方人看来，科学规律是理，是真理，法律也是理，也是真理，凡是成了理和真理的东西都应该高于一切人的意见。任何人的意见，即令总统的意见也必须服从理，服从真理。为什么在西方人的意识中，总统，甚至国王的权力的地位也不能不低于真理的地位呢？这就不能不回到前面的一个问题，也即关于真信仰的问题。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只有上帝才是真理的化身、才是诫律、法律的最高裁判者。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很自然地发展到人人在诫律、法律面前平等。在西方中世纪的历史中，即令世俗的王权也往往不得不在教皇面前屈尊，这很容易使人想到，世俗的权力必须服从信仰的权力，或者说精神的权力高于世俗的权力。精神的权力的象征或现实中的表现，即是人人赞同的真理和法律。前面已论证，中国人缺乏真信仰精神，加之这时又提到中国人缺乏真求知精神，由此可以说明，何以中国人有世俗的权力，但没有精神的权力，中国人有情有礼，但没有理。由此我们似乎可以悟及：真信仰精神与真求知精神是互相发明，互相支持的两种人类精神。缺少了信仰精神，求知精神也必感到匮乏。
&&&& 具体回到中国人为什么缺乏真求知精神的问题，仅仅借中国人缺乏真信仰精神来回答是不够的，但我们继续分析下去却不难发现，两个问题均具有共同的根源，即均与中国古代圣人对人性善恶的判别以及对善本身的界定密切关联。&&&& 人类最初的求信仰、求知识，以及求道德、求忠恕之心，莫不发源于人心的求善。为什么求善呢？在西方人是因为他们认定人性本恶，大家都恶，无法生存，不能不求善。只不过在西方人又分两类。一类来自古希伯来人的传统，古希伯来人先知认为善就是信仰上帝，大家都畏惧上帝，遵守上帝的诫律（最初是摩西十诫），如此便可以求得善。另一类来自古希腊人的传统，古希腊哲人认为善就是求得知识，人类的本性之恶，是因为人类生来的无知，无知即是恶的根源，即是恶本身，因此善是知识。在中国人是因为中国圣人认定人性本善，孔孟是人性本善的始作俑者。有人为孔子辩护，说孔子未如此说过，只有孟子才如此肯定，这是不对的。明明孔子说，“我欲仁，其仁至矣”，①“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②（①《老子•３章》。②《老子•６５章》。）“仁”是孔夫子的最高的善，“好仁者无以尚之”③，能说孔子没有明显的人性本善的倾向吗？西方人由信仰上帝和求得知识以求善，均为向外求，孔夫子“为仁由己”，既“由己”哪有半点外求之意？显然在这点上，孟子最得孔子心传，荀子的人性本恶则异于圣教，所以荀子的地位和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远比不上孟子。&&&& 事实上孔孟的人性本善的观点在中国长盛不衰，中间尤其得到宋明理学、心学的传承，关于这一点，人们还能否认得了吗！“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自宋代以来，这《三字经》起首四句就像用金钢钻在人们的脑海里钻出了4个永远不可磨灭的深洞，让人们终生念念不忘。尽管中国圣人认定人性本善，但人间的恶并不因圣人的观点而有丝毫改变。既然善在人心，恶便是人们向外求满足欲望所造成，于是圣人把求善规定为“克己复礼”、“忠恕之道”、“孝悌”、“礼让”便是自然而然的了。显然可见，孔孟为中国人最初选择的求善之路大异于西方人“二希”传统的求善之路。换言之，孔孟已不自觉地忽视了信仰和求知对于求善而言的最基本的意义了，而最多只是把信仰（在孔子是对天、地、祖先的祭祀）和求知（在孔子只是求德性之知，更主要的是求复周礼）当作是求“忠恕之道的”工具，而且是不具备多少实质意义的工具。这从孔子对天命、神鬼只存而不论的态度，以及孔子对具体的生产知识的轻视和对理论知识的漠无所知便可足以证实。由于从汉代以来，官方把儒家放到垄断中国人思想的吓人的地位，更由于学习儒家经典成了人们获取世俗利益的必由之路，而且这种势头2000年来只见盛不见衰，从而使孔孟对人性善恶的判别和对“求善之道”的选择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几乎惟一的逻辑的和历史的起点。纵观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这个观点基本上是合乎事实的。中国人缺乏真求知精神，以及前一篇文章所论及的中国人缺乏真信仰精神，其中最本质的原因都与这里所说的“几乎惟一的逻辑的和历史的起点”密切相关。&&&& 除此之外，道家的出世思想也同样是不利于中国人具备真求知精神的。&&&& 道家在主张愚民这一点上与儒家、法家都是一致的。“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①，“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②只要老百姓会吃饭，不要老百姓会思想，这基本上是中国2000多年来所有统治者们的最重要的统治术。这种统治术大大损害了中华民族的求知精神，并使真求知蜕化为假求知，真知识为伪知识所淹没。中国儒家经典以及2000多年来中国的大部分历史文献，其中所记载的基本上都是这种伪知识。&&&& 道家对知识的否定更为一种“无为而无不为”的“理论”所支持：“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知识越少越可无为。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学无忧”②，“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③。（《老人•２０章》。《老人•２８章》。②③①《老人•４８章》。）在道家看来，老百姓都像婴儿那样无知无欲，天下即可大治。在这点上，中国统治者既是儒家、法家，又是道家。只可悲了中国的文化千百年来难有寸进。&&&& 中国历代专制统治者为什么要坚持愚民政策，垄断一切思想，及至迫害一切标新立异的思想家、大兴文字狱、思想罪呢？儒家以及道家的传统学说能辞其咎吗？&&&& 长期以来处在这种社会生态中，中国人能不缺乏真求知精神吗？
最好侬本电子书看看。！~~写的不错，很好利用21世纪全球化竞争剖析了如果在继续用儒家意识管理集体，必然造成阉割上的太监和历史的“印第安人”。
但黎明的发言有些问题。1、不应该完全西化和放弃法、儒、道、佛，因为这四者在全球都拥有很多信徒，其次有些东西还是很有用途2、黎明博客是剖析儒家弱点的，但文章确实包括法、佛都反对。其次道家思想在国内并不是主流，更多是民间使用，所以可以忽略，但全面西化是存在很大问题。3、法家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法家和儒家不太一样。法家具有国际性特色，其次术、势、法都很符合一个企业管理家、商人的谋略准则，而且法家符合黎明的“逻辑”，而不是文人思维。这点黎明教授没有分析清楚或者有点激动了。4、日本是菊花和刀，但我们呢？所以放弃儒学意识控制的阉割意识第一，转从商业、经济扶持法家崛起，是当前一种方式之一。&&& 国家的发展不能简单概括为西化就是 崛起。中国人还是有自己的智慧的。其次黎明忘记了华裔的存在。他应该总结一下民国时期的救国历史，华裔除得力可不少呀。人人心中有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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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中国民怨的根源在于政府不讲理
中国据说是已经崛起。这并不是空穴来风，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的经济成就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中可说是首屈一指的。中国彻底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不再是穷困和饥饿，不再是受人欺侮，也不再是东亚病夫。在世界历史中很少有这样的大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变化得这样快的。特别是中国从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的独裁统治，变成了全面开放，人民享有很大自由的国家。和世界上不论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比起来，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就是值得大家羡慕的。和俄国，日本，东欧，拉美比，更不用说和非洲国家比，我们都比他们强。在生活的提高上，在政治的进步上，在国际地位的上升上，谁也比不上我们。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很好了，已经是先进国家了，我是说，我们进步的速度确实是叫人瞠目结舌的。三十年前任何人做梦也想不到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可是同样叫人丧气的是，社会的怨气特别大，社会的矛盾也特别多。百姓在互相交谈中，在网上的评论中，很少有人感到满意，倒是牢骚特别多，似乎中国社会很快就要崩溃。马路上吵架的人也多，火气大，动不动就想打架。政府的领导人大概也有同样的感觉，很怕社会不稳，把稳定视为压倒一切的目标。每逢国家有庆典，比如十一阅兵，奥运开幕，人大开会，北京就成了警察国家，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连老太太都动员出来巡逻，商店里连菜刀都不许随便卖。这使我们想起在中学读历史时，异族统治的元朝有过类似的规定。政府这样的恐惧感在全世界恐怕也可算是独一无二的。一方面大家生活都改善了，另一方面怨气又这么大。到底是什么原因？外国人对此觉得无法解释。我们自己也说不大清。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贫富差距造成民怨。这不能说没有根据。贫富差距到处可见，而且给人的眼球和神经很大的刺激。民怨加剧是和经济成长同时发生的，它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结果。收入的不平感随着经济增长而加剧，因此不平造成的不满也同样在加强。当前全国上下都注意如何缓解贫富差距，把克服收入不平看成缓解民怨的一个最主要的方面。可是客观地比较一下，这个结论经不起检验。收入分配的不公固然可能引发怨气，但是也未必，这同时取决于一系列其他因素。最可比的是香港。香港同样是中国人，文化传统是一样的。相距不到一百公里，每天都有几万人出出进进。香港的基尼系数比大陆还高，2002年时是0.45，现在上升到了0.5。中国大陆的基尼系数是0.45，分配比香港还更公平一些。大陆相对较高的基尼系数主要是城乡差别造成的，仅仅看城市或仅仅看农村，各自的基尼系数都不到0.4.但是把二者合起来，不平等就特别大了。香港没有农村，它是一个城市地区，不存在城乡差别，可是收入差距比有城乡差别的大陆还要大。香港的面积又非常小，没有地区间的差别。不像在大陆，东西之间自然条件非常不同。这说明香港的收入不公完全是人为的。而大陆的分配不公部分地是自然造成的，基尼系数大是可以理解的。在香港，距离很近的人之间收入的差别这样大，比起远隔千里之外的人同样的差距，引起的感受是极不相同的。可是在香港收入差别并没有引起社会的不稳或很大的民怨。的确，香港也有它自己的问题，曾经发生多次几十万人的大游行和静坐示威。但主要不是因为收入分配，而是政治原因。民怨大的另一个说法是贪污腐化。政府官员化公为私，钱权交易，引起大众的怨恨。可是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远不是最腐化的国家。政府腐败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全世界最腐化的国家集中在非洲，其次是南美洲。比较起来东南亚算好一点的。就拿我们的近邻来看，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尼泊尔，泰国，柬埔寨，越南，俄罗斯等，他们在透明国际的廉洁排行榜中除了马来西亚比我们好，其余的都不如中国。中国排行第七十多位。印度，泰国排在八十多位。印尼，菲律宾，越南，尼泊尔，柬埔寨，都排在第一百位以后(2009年的数据)。这些国家有没有民怨，我不知道，也很难调查。但是从国际上大部分学者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可知，中国的确是问题最多的国家之一。经济虽然很好，前景很不确定。问题不在经济上，而在社会中。中国的民怨来自何处？我的直感是社会正义的缺失。正义缺失是什么意思？简单讲，就是不讲理。古语说有理走遍天下。可是在中国，不跟你讲理，所以有理没用，有武力倒是有用的。政府有最多最强的武力，黑社会有武力，力气大的人有武力。弱小的人就很难活了。不讲理的人什么社会里都有。中国的特点是政府不讲理，政府不主持正义。所以不讲理变成了民怨。一个社会是需要有正义的，大家都要讲理，不要动武。讲理能讲得通，大家都服理，而不是服从武力。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如果讲理讲不通，必须动武，这个社会就非常危险。正义从哪儿来？政府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有许多功能，但是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正义的服务。政府自己要讲理，带头讲理，政府还要帮助别人讲理。这就是正义的服务。共产党能够打败国民党，主要因为大家相信共产党是讲理的。国民党几百万大军溃败了，原因是道理讲不过共产党。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是千真万确的。可是现在的共产党不大讲理了，社会就陷入了危险。从孙志刚案件的揭发过程中充分看出官官相护，牺牲正义的丑态。以后又有周正毅案，郑恩宠案，躲猫猫案，一系列的事情说明政府不能主持正义。中国每年有成千上万件民告官的诉讼，但是胜诉的不到百分之十。法院明显偏袒政府。司法的公正完全没有保障。法院和检察部门还有权不受理百姓的诉讼或检举。更有甚者，政府还抓上访求诉正义的人，关他们，打他们。政府还要打压帮助百姓维权的律师，找他们的茬，罚他们的款，甚至抓他们的人，给他们判刑。百姓诉诸正义的道路非常艰难，成功的机会非常微小。社会陷入正义无望，邪恶当道的黑暗之中。于是民怨迭起，百姓也不再信任政府。每当官民发生矛盾时，民众不分是非，一概认为政府是错的。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得不说假话，就要反对说真话的人。说真话的人就得冒风险。社会的秩序靠假话来维持。假作真时真亦假，假话说惯了，忽然政府改说真话了，百姓也不信，搞得政府百口难辨。社会没有了是非的区分。更由于政府讲理讲不过百姓，只好封锁舆论，把说真话的人抓起来，给他们判刑，社会进一步陷入黑暗，民怨一步步在上升。百姓没有武力，希望政府能够讲理。甚至用自焚来要求。但政府不予理睬。事情搞到这个地步，百姓只有用武力抗暴。所以每有群体事件百姓就翻警车，烧警车，甚至烧公安局，烧县政府。中国的百姓越来越倾向于暴力，这不是百姓的本性。百姓没有武力，他们希望讲理。只有面对一个不讲理的政府才会走上暴力之路。两方面都已经养成了不讲理，比武力的规则。这个国家越来越难治理了。其根源就是政府自以为有武力，不讲理。这样一个社会恐怕很难长久，必须赶紧找出办法，改变现状。收入差距和贪污腐化是社会矛盾的重要方面，但不是民怨的根源。把根源看错了治理就不能见效。我认为问题的根子在政府不讲理。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尤其是政府必须带头讲理。应该说，政府也很想讲理。所以有巨大的，法术无边的宣传部门。每天从电视到广播，从学校到机关，无时无刻不在宣传党的政策。这种宣传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调整到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可是一旦党的利益和百姓的利益矛盾的时候，破绽就显露出来了。所以一位干部不小心问记者，你是代表党说话还是代表百姓说话。证明二者的立场是不同的。立场不同渊源于利益冲突。党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和百姓的利益不同。要想帮助党恢复讲理，必须回到党章中所说的，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私利。放弃私利，恢复讲理，这是解决民怨的唯一道路。可是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说明当局不这样看。政府在进一步限制百姓讲理的渠道，堵塞正义的发挥，企图一手遮天，用武力控制社会的方向和步伐。即使武力能够见效于一时，事物终究要回归到正义上来。因为百姓相信正义，不愿臣服于武力。当今最相信武力的国家恐怕是北朝鲜了，武装是国家的最高目标。可是这个国家也是被认为是最不稳定的国家。不要再迷信武力了。中国号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谓共和(republic)从字面上看就是共同的和平，就是大家都讲和平，放弃武力。用共和来翻译republic非常恰当。大家都讲理，矛盾通过说理来解决，这是一个先进社会的基本标志。反之，一个落后的社会就是一个不讲理的社会，凭武力解决问题。比较各国的发达程度，只要看武力在国家活动中的作用，就能判断得差不多。最发达的国家，武装力量只用于警察和国防，绝不参与国内的政治。管理国家的武装是一门很专门的学问，是由专业人士来做的。很少有哪个国家领导人是部队行伍出身的，因为他们需要的知识不同。越是欠发达国家，领导人越是依靠武装力量。即使是文官出身，也得时刻防备武装政变。讲理的作用在最不发达国家里几乎等于零，事情的决策全靠武力。但是在最发达国家里，必须通过讲理才能定板。中国政府讲理讲不过百姓，手里又有武力，所以倾向于用武力解决问题。这一倾向慢慢变成了习惯，也用到了对外关系中。凭着手里有两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财大气粗，敢于说粗话。国际社会中讲理，用的标准是普世价值，是人权，平等，自由，民主，法治。尽管各国的文化，历史，传统，文字，语言都不相同，但是有共同的东西，那就是普世价值。可我们不认这一套，我们有自己的标准。或者用我们自己建立的逻辑来解释这些概念。慢慢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成为一个格格不入的另类，处处跟别的国家发生摩擦。在国内，动用专政力量确实是无敌的，立马能够解决问题。但是在国际上，这样发展下去最后会怎样，确实叫人担心。百姓是没有武装的(有些国家的百姓可以拥有武装，如美国，百姓可以持枪对付政府)，他们只能靠讲理来生存。如果他们的生存受威胁，讲理又讲不通，国家就不稳了。国家的领导人或政府也希望稳定，于是也不得不和百姓讲理。为什么从讲武力到讲理这么困难？主要因为有武力的一方(就是政府)相信武力能够解决问题。当谈不拢的时候就用专政机关抓人判刑，甚至开枪成为最后的手段。可见要想建立一个讲理的社会，需要一些最基本的条件。首先是最有武力的一方认识到讲理的必要性，愿意放弃武力，提倡讲理，将社会引向善治。这是从讲武力转变到讲理的第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其次要建立一套规矩，使通过讲理一定能解决问题，不会回到讲武力的状态。这需要双方都有彼此尊重的习惯，有让步的思想准备，有遵守法律的意识。这时候民众是不是讲理，愿意妥协让步，达成协议，成为关键。我们现在只感觉政府不讲理，其实百姓同样存在不讲理的可能。一些民主国家虽然有全民投票的规则，可是失败的一方不承认自己的失败，继续上街闹事，最后不得不靠动武解决问题，“共和”又走远了，社会回到了起点。的确，两派人谈判未见得总能达成协议。所以必须有最后的不动武的解决办法。那就是通过全民投票解决问题。比如决定国家领导人，往往两派相持不下，那就由投票解决。有了这样一套规矩，社会就能讲理，就一定能稳定，民怨也就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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